前段時間，特首發布2024年《施政報告》，其中一章提到未來政府將會投入更多發展數字經濟，尤其是貿易數字化。具體措施包括會加快建成貿易單一窗口、及在金管局內部成立工作小組研究從人才和基礎建設方面如何建成香港的數字貿易生態圈。

《施政報告》一經發布，便引起坊間的廣泛討論。筆者曾經多次在文章中及坊間倡議發展香港貿易數字化。數字貿易不但是未來貿易的趨向，更是香港發展的大好機會。因此，除去投入貿易單一窗口等硬件建設的準備，香港更應重視貿易模式的轉型，對數字服務業及跨境電子商貿的貿易發展做好充足的準備。

無紙化貿易

數字貿易其中一個重點是無紙化貿易，通過將貿易過程中所涉及的所有步驟電子化、自動化，包括將紙本文檔變成數字文檔，人力審核的步驟變成電子審核，從而降低人力，物力和時間的成本。《施政報告》中提及的貿易單一窗口（Trade Single Window）相當於數字化的海關。將貿易需要的各項手續，包括報關，填寫或提交文件以及繳費等集成于一個單一的數字平台，以簡化進出口的手續。

貿易單一窗口並不是近年才出現的新概念。貿易單一窗口已於很多國家存在多時，並且已經投入廣泛應用。聯合國數字及可持續貿易調查報告顯示，截至2023年，全球已有超過40個國家建成了完整的貿易單一窗口。其中既有歐美、日本等發達國家，也有秘魯、泰國及巴西等發展中國家。目前香港貿易單一窗口前兩個階段的建設已經結束，政府計劃2026年將會完成最後一個階段的建設。

除海關以外，國際貿易還包括發貨，取貨，貸款，保險等很多環節。目前仍然有很多環節當中必須使用紙本文件。世界貿易組織（WTO）2022年的一份報告估計，每一筆跨境貿易涉及至少36份文件的240份副本。若然可以將所有文件的提交、審核和處理全部電子化，不但可以節省紙張，保護環境，更會簡化程序，節省很多時間和人力。香港在發展貿易單一窗口的同時，也應該盡快完善其他貿易相關部門的電子化，包括更新關於電子文檔法律效力的條例，及處理電子文檔的數碼基建，令香港有能力處理更大的貿易量。

電子商務

無紙化可謂是數字貿易乃至數字經濟的基礎，但數字貿易不止是將傳統貨物貿易流程電子化。WTO及世界銀行將數字貿易分成兩大類別：通過數字渠道購買的貿易（digitally ordered trade）以及可以通過數字渠道交付的貿易（digitally deliverable trade）。前者的主要代表就是電子商貿，而後者則包括金融、法律、諮詢等大部分服務。香港市場對兩種數字貿易都有很大的潛力，電子商務在香港仍然處於初步發展階段，仍然有很多機會有待開發。而服務業進出口更是香港的長處，將服務貿易數字化必定可以為香港繁榮的服務業帶來更大的機遇。

電子商務已經是一個全球收入超過四萬億美元的巨大市場，且預計至少在下一個十年將會持續快速增長。香港近年的電商市場也正在迅速發展。據政府統計，2023年全港電子商務銷售額已超過300億港元，而且有明顯的繼續上升的勢頭。相信讀者在日常生活中也有直觀感受，無論是本土的友和、HKTV Mall、或是大陸的淘寶及京東，甚至海外的亞馬遜，在網上平台或者銷售，已經成為我們生活中愈來愈重要的一部分。

香港的電商市場仍然有很大的發展空間。目前電子商務銷售約佔全港零售額的8%，不單遠低於電商發達的市場如中國大陸、英國及韓國（三者均超過25%），也低於亞洲鄰近地區如日本、中國台灣、新加坡等。目前較低的市場佔比意味着還有很多可以發掘的消費潛力未有得到開發，同時也意味着還有很多企業及商戶有機會從電子商務中分一杯羹。

目前香港的電子商務市場有兩個亟需改善的方面。首先物流配送及網絡平台等電商相關的硬件建設不夠完善。當大陸、日韓已經可以做到隔日送達、當天送達甚至配送速度按小時計算的時候，一個從九龍到港島的訂單可能也需要三日才能送達。而當消費者在購物後遇到問題，從售後服務和溝通到退貨退款等步驟也都相當繁瑣，種種不便之處令網上購物失去了便捷性這個最大的優點。對於追求效率的香港人而言，可能直接出門購買甚至北上深圳購物的效率更高。

另外，對於有意發展電子商務的商戶而言，沒有合適的人才也是難題之一。香港本土電商領域的人才不足，大企業招聘尚且不易，中小企業更是難上加難。Fedex 2022發布的報告表明，香港有60%的中小企業表示難以招聘到具有電商相關技能的人才。電商在管理、銷售、營運推廣等方面與傳統零售有所不同，因此對於很多商戶而言，專業的電商人才是發展電子商務必不可少的因素。香港政府應該加大對本地院校或企業的人才培訓計劃的支持，盡快提升人才儲備以助力本港的電子商貿行業。

服務貿易

服務貿易中可以通過數字渠道交付的有很大部分屬於專業服務，包括金融、法律、教育、醫療、和資訊科技等。2023年全球數字服務出口量已經超過4萬億美元，其中美國、中國大陸、日本及印度是最大的服務出口地。

香港是全球服務業主導程度最高的地區，服務業對GDP的貢獻超過九成，其中有超過60%是可以通過數字渠道交付的服務。去年全港服務業生產總值超過2.5萬億港元，單是金融一個行業也超過5500億。若然要談論競爭優勢，香港有多元的服務、完善的法規制度、及充足的專業人才，完全不輸上述幾個服務出口的大國。然而實際上的香港的數字服務出口，完全沒有體現這些顯而易見的優勢。2023年，香港所有服務的出口值僅有7000億港元，其中數字服務出口更是僅有3000億港元（約450億美元），而同期新加坡的數字服務出口則接近香港的五倍（1800億美元）。

在數字貿易時代，香港未能發揮服務業的巨大優勢，有以下幾個原因。數字服務出口首先受制於香港尚未完成的貿易無紙化進程。海關、銀行及政府所需的各項手續若未能完全數字化，數字服務出口自然就無法大規模進行。此外，與貨物貿易不同，服務貿易還受到網絡安全、跨境數據傳輸以及跨境電子支付的多種限制。這些問題無法單方面解決，而需要香港與貿易夥伴協商後決定，因此與數字貿易相關的貿易協議不可缺少。在今年的《施政報告》中，政府也已經承諾將在磋商雙邊及多邊貿易協議時加入數字貿易和跨境數據流通相關條款。

最後，所有行業要發展海外市場都需要平台和機會，服務業也不例外。服務業當中的大型企業出口或許可以自己探路，但是中型甚至小型企業若只能靠自己探索海外市場則會困難重重。這些企業需要政府的幫助，為他們提供資訊以及搭橋牽線。正如商品貿易的各種展覽、交流活動。政府不妨考慮採取類似的措施，為服務業界提供外出考察及與海外商家交流的機會，或在香港主要貿易夥伴地區設立辦公室，為服務業提供幫助，令更多服務業的企業有機會拓展海外的市場，從而使香港本已蓬勃的服務業更上一層樓。

鄧希煒教授
港大經管學院副院長（對外事務）、馮國經馮國綸基金經濟學教授

龍淑儀女士
為亞洲環球研究所研究員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四年十月三十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今天當我們戴上耳機聆聽音樂時，會否意識到超過30%的音樂已經是由AI生成的？從去年一首AI生成歌曲Heart on My Sleeve在Spotify上一舉獲得逾2000萬的點擊，到今年年初，最大唱片公司環球唱片（Universal Music）因為AI音樂泛濫，而把旗下所有音樂從最大手機短視頻平台TikTok上撤銷，再到今年年中環球唱片和TikTok達成協議，後者同意在所有AI音樂視頻上加上「AI音樂」的標籤，AI技術對音樂產業的影響來勢洶洶。

是喜還是憂？

隨着AI技術的發展，各大科技公司的觸角已經深入到音樂行業。比如，Meta公司去年推出的MusicGen模型可以根據用戶輸入的文字生成音樂，而另一家公司Stability AI在今年推出的Stable Audio 2.0模型更允許用戶上傳現成的音樂，從而生成風格迥異的新音樂，音效甚至堪比黑膠唱片。

喜的是，AI讓非音樂專業出身的普通人不僅可以輕輕鬆鬆「創作」音樂，甚至還可以利用這些「創作」獲得額外的收入。美國一家初創公司Boomy允許用戶將其利用AI模型生成的音樂上載到Spotify等音樂串流平台，從而賺取佣金。

但憂的是，如果音樂可以被AI模型「創造」出來，那專業音樂人會否就此失業？從去年荷里活演員和劇作家對AI持續了5個月的抗議，不難看出這種憂慮已迫在眉睫。

事實上，這種憂慮也並非空穴來風。2017年Spotify上播放的音樂中，有87%是來自唱片公司的簽約歌手，但是到了2022年這個比率下降到了75%。截至2023年，AI已經生成了超過一億首樂曲，大概佔據了我們30%傾聽音樂的時間。業界人士預計，AI音樂的市場收益將會在2026年達到70億美元；到2030年，AI音樂將佔據50%的音樂市場份額。

數量抑或質素？

目前AI生成音樂的優勢在於速度和數量。美國初創公司Boomy聲稱，短短幾年AI生成樂曲已多達1800萬首；相比之下，Spotify上縱貫古今的曲目也只有一億首。可是，AI生成的音樂質素是否可以媲美專業音樂人的創作呢？目前AI的「創作」是基於過去的音樂，隨着數量的迅速增長，其質素會回歸平均（Regression to the mean）；而當大眾對新技術的新鮮感退潮後，對AI生成的音樂會否感到厭煩，轉而追捧音樂人的創作？又或者，AI生成音樂和音樂人的原創音樂是否可以「科學分工」，比如AI生成音樂可以作為成本較低的背景音樂，而音樂人的創作則在演唱會舞台上熠熠生輝。

人們對於數量和質素的要求，從來都不是捨此棄彼，如何優勢互補，值得AI公司和音樂人共同探索。

對AI生成音樂感到頭痛的，不僅僅有音樂人，更有靠音樂版權為生的唱片公司。AI模型之所以可以「創造」音樂，依賴的原材料就是現有唱片公司旗下的音樂。模型學習了這些音樂的特點，從而「創造」新的音樂。但是AI公司是否需要為這些原材料付版權費？AI創造出來的音樂，是否也應該受版權保護？

近年來，對這些問題的挑戰層出不窮。比如去年，環球唱片指控一家由亞馬遜和谷歌投資的AI公司Anthropic非法使用旗下的音樂，來訓練AI模型。Anthropic公司則聲稱使用現有的音樂訓練AI模型，不屬於盜版侵權。

挑戰還是機會？

由於AI技術的發展速度遠遠超過了現行知識產權法例的進展，這些無法迅速解決的問題，就成為了灰色地帶，為唱片公司和AI科技公司既帶來挑戰，也提供機會。回顧歷史，這不是唱片公司第一次遇到科技對版權的挑戰。早在二十世紀末，當音樂從CD變成MP3電子檔案，加上Napster等共享檔案平台的興起，盜版音樂泛濫讓不少唱片公司幾近關門大吉。唱片業花了10年時間，才開發出比傳統售賣CD更加有利可圖的商業模式，並最終與音樂串流平台在音樂版權上達成協議。

以史為鑑，隨着AI音樂勢不可擋，唱片公司不再視其為洪水猛獸，而是努力尋找新的商業模式，讓音樂版權在AI時代可帶來更大收益。華納音樂集團CEO Robert Kyncl曾表示：「我們不會簡單粗暴地拒絕阻止AI。」在推動音樂版權的法律界定和保護措施的同時，積極利用AI，一方面協助專業音樂人以更低成本、更快速度創作音樂，比如運用AI將播客（Podcasts）內容轉換成不同語言，讓不同國度的聽眾一飽耳福，甚至利用機器學習模型將披頭四主唱John Lennon在1973年留下的一首模糊音樂demo提取出來，不僅在50年後的今天「復活」了這首Now and Then，還讓披頭四的經典歌曲重新火了一把；另一方面，也訓練AI模型來精準定位侵權音樂，在必要時提出法律訴訟。更有甚者，使出「蘿蔔加大棒」的策略，一邊抗議AI公司侵權，一邊推進與AI公司合作，利用其版權優勢搶佔市場先機。

兩百年前，一曲《命運交響曲》讓我們感受到雙耳失聰的貝多芬對命運的抗爭；兩百年後的今天，如果貝多芬復活，AI是否可以化為他的耳朵，促發他的靈感，為我們帶來更多傳世佳作？兩百年前，貝多芬用音符吶喊出：「聽！命運在敲門！」兩百年後的今天，希望AI敲開的是人類創造力之門！

本欄逢周三刊登

范亭亭博士
港大經管學院市場學首席講師

互相指摘或卸責，也許只是個人沒擔當的怯懦行為，但放大到社會層面，就足以產生混淆公眾視聽的惡果。政治人物往往透過彼此指摘來轉移視線，力求貶低對手而抬高自己。在競爭白熱化的選舉中，不惜一切推卸責任已成政客的慣技，或對選舉結果以至未來管治和政策帶來難以想像的衝擊。

民主黨敗選背後

本月美國總統選舉結果塵埃落定，共和黨特朗普以壓倒性姿態勝出。賀錦麗慘敗後，其所屬民主黨內隨即出現大舉卸責現象，矛頭直指拜登，歸咎他未能及時退選，陷賀錦麗於尷尬境地。不少黨內成員亦認為拜登年老退化，不受選民歡迎，雖然他及後宣布退選，賀錦麗仍因受選民支持度不足，未能於明年入主白宮。

與此同時，民主黨在國會改選中失去參議院和眾議院的控制權，較4年前表現更糟。根據《紐約時報》的分析，自拜登在2020年出任總統以來，美國3100多個縣的選民大都轉向右傾。民主黨向來標榜的支持墮胎權和民主立場，無法像經濟和移民等迫切議題引起選民共鳴。

儘管美國失業率現正維持在歷史低位，股市暢旺，但物價高、房租貴也是事實。拜登任內，物價上漲超過20%。康奈爾大學的經濟學家巴蘇（Kaushik Basu）指出，各種經濟指標之中，通脹對政治影響最大。一般人無需數據，也對通脹有切身感受。再者，《金融時報》的分析顯示，在今年舉行選舉的10個國家中，執政黨的表現都不如上屆選舉，相信也與高通脹有關。

根據民調，三分之二的美國選民對經濟給予劣評，收入較低的一群傾向於支持特朗普。2020年，他以15個百分點的差距失去收入介乎5萬至10萬的選民，但在這次選舉中卻逆轉獲勝。民主黨人似乎忽略了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Maslow’s Hierarchy of Needs）：基本需要（如財務穩健和身心健康）必須先行，然後再滿足其他方面。在競選活動中，民主黨聚焦於民主等議題而忽略經濟。曾經是該黨核心的工人階級選民不再予以支持，因愈來愈多人按自身的經濟利益來投票。黨內對敗選結果莫衷一是，更出現互相指摘。如此反應，是否就能把選票贏回來？答案不言而喻。政治指摘伎倆層出不窮，皆因政黨或領導人藉此進行政治操弄，以便大權在握。

企業卸責文化

在商業環境中，互相指摘確也頗為普遍。譬如一家公司面臨存亡危機，責任的分配將直接影響其股價和投資者的信心。假使管理層只管找替罪羊，哪怕是象徵式的代罪羔羊，公司亦難逃衰敗的厄運。從管理學的研究可見，將公司失敗歸咎於外部因素的管理層，其整體表現往往不及承認自身責任並自我反省的公司。在瀕臨破產的企業中，可以看到不少經理將業績欠佳委過於其他部門。相反，管理層若有責任感，則有可能轉虧為盈，讓業務重上軌道。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只有汲取教訓，才能避免重蹈覆轍。

此外，互相指摘也足以助長風險規避文化，員工因害怕受責備而不敢主動行事，或礙於不願分享想法而窒礙創意。眾所周知，成功的企業有賴暢順的運作；管理層必須致力培養團隊合作精神，以解決公司內部的分歧。

「無過失」調查的啟示

反觀一些行業早已認識到指摘的弊端，例如航空業所以在降低意外事故一環取得成效，很大程度上受惠於「無過失」調查的程序。在美國，負責調查有關事故的國家運輸安全委員會明確表示，調查目的並非追究責任，而是找出問題並提出建議，以防同類事件重演。航空業不進行追責的事後調查，為現代航空安全奠下重要基石。

這種調查方式有助於建立開放的安全文化，鼓勵業界報憂，最終目的是確保減少意外事故。英國的航空監管機構在誠實錯誤和其他錯誤之間劃界線，也是個好的起點。航空公司致力於營造一種文化，使機師不會因為與其經驗和培訓相符的決定或疏忽而受到懲罰。這種做法並非完全免責，只是將責任範圍收窄而已。

醫療保健領域也面臨類似情況。一旦發生醫療事故，世界各地對病人的補償制度各有不同。例如英國依賴找出過失的訴訟程序，而紐西蘭則是全球最早實施醫療事故處理制度的國家。紐西蘭率先以「無過失補償」的程序來處理醫療事故，並於1974年成立意外補償局負責，接受因工作、交通或醫療事故導致的傷害賠償申請。在這一制度下，無論醫療措施或副作用造成的傷害是否可以避免，病人均可向補償局提出申請。只要問題與醫療診斷或決策相關，申請便可獲批准。該制度推行後，除非醫療人員的行為嚴重違法，否則紐西蘭患者幾乎無法向醫療機構提出訴訟。

在航空和醫療領域，從錯誤中學習的動機特強，因為從業員在工作中生命隨時受到威脅，安全無疑至關重要。因此，軟件工程師和開發人員經常進行「無過失的事後分析」，以調查網站失靈或伺服器故障等問題。一般人不易理解這種不追責的思維，心理學家James Reason在1990年代為此提出一個框架，以釋除大眾對無能和犯錯者逃避責罰的疑慮。

問責而非卸責

要逃避指摘其實並非易事。一、當事人為了避責往往要大費心力，但指摘別人反而是毫不費力的快速反應，而且容易令人入信。至於記錄錯誤並確保流程得以改進，則難免涉及結構性的變化。例如無過失事後分析長期以來已屬谷歌企業文化的一部分，該公司為此提供模板、反饋和討論小組。二、企業管理層既然大權在握，指摘屬下僱員也就輕而易舉。

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和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的學者最近合作發表一篇研究論文，指出當權者往往認為其他人會將失敗歸咎於他們。在一項實驗中，參與者被隨機分配為主管或工人，然後檢視有關錯誤的紀錄。參與者都收到道歉信，聲明網絡連接不穩定，以致任務無法正常完成。結果扮演主管者每多認定抄寫員應為失誤負責，主張剋扣其報酬。由此可見掌權與施罰之間的因果關係。

指摘別人似乎也具傳染性。2009年，心理學學者David Sherman 和 John Klein發表合著論文【註】，其中一個實驗要求參與者閱讀有關政治失敗的新聞，然後寫下政客的過失。讀到關於政客將失敗歸咎於特殊利益的報道時，參與者更可能將自己的失敗責任推卸給別人。至於讀到政客承擔責任的參與者，則更可能肯為自身的不足負責。同理，管理高層若輕易指摘別人，公司員工也會有樣學樣。如此一來，不難衍生出一種推卸責任的指摘文化。

不同文化對於失責和指摘的容忍度不盡相同。例如集體主義可能導致共同指摘，而在個人主義的文化中，個人指摘則較常見。相互指摘的經濟學強調人類行為與經濟結果之間的相互作用。了解這些動態關係當有助於機構創造出更具建設性的環境，減少諉過於人，以鼓勵問責和合作。

註：Sherman, D. K. and John M. Klein, “Failure to Blame: The Effect of Collective Blame on Self-Attributio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09.

謝國生博士
港大經管學院金融學首席講師、新界鄉議局當然執行委員

何敏淙先生
香港大學附屬學院講師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互相指摘或卸責，也許只是個人沒擔當的怯懦行為，但放大到社會層面，就足以產生混淆公眾視聽的惡果。政治人物往往透過彼此指摘來轉移視線，力求貶低對手而抬高自己。在競爭白熱化的選舉中，不惜一切推卸責任已成政客的慣技，或對選舉結果以至未來管治和政策帶來難以想像的衝擊。

民主黨敗選背後

本月美國總統選舉結果塵埃落定，共和黨特朗普以壓倒性姿態勝出。賀錦麗慘敗後，其所屬民主黨內隨即出現大舉卸責現象，矛頭直指拜登，歸咎他未能及時退選，陷賀錦麗於尷尬境地。不少黨內成員亦認為拜登年老退化，不受選民歡迎，雖然他及後宣布退選，賀錦麗仍因受選民支持度不足，未能於明年入主白宮。

與此同時，民主黨在國會改選中失去參議院和眾議院的控制權，較4年前表現更糟。根據《紐約時報》的分析，自拜登在2020年出任總統以來，美國3100多個縣的選民大都轉向右傾。民主黨向來標榜的支持墮胎權和民主立場，無法像經濟和移民等迫切議題引起選民共鳴。

儘管美國失業率現正維持在歷史低位，股市暢旺，但物價高、房租貴也是事實。拜登任內，物價上漲超過20%。康奈爾大學的經濟學家巴蘇（Kaushik Basu）指出，各種經濟指標之中，通脹對政治影響最大。一般人無需數據，也對通脹有切身感受。再者，《金融時報》的分析顯示，在今年舉行選舉的10個國家中，執政黨的表現都不如上屆選舉，相信也與高通脹有關。

根據民調，三分之二的美國選民對經濟給予劣評，收入較低的一群傾向於支持特朗普。2020年，他以15個百分點的差距失去收入介乎5萬至10萬的選民，但在這次選舉中卻逆轉獲勝。民主黨人似乎忽略了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Maslow’s Hierarchy of Needs）：基本需要（如財務穩健和身心健康）必須先行，然後再滿足其他方面。在競選活動中，民主黨聚焦於民主等議題而忽略經濟。曾經是該黨核心的工人階級選民不再予以支持，因愈來愈多人按自身的經濟利益來投票。黨內對敗選結果莫衷一是，更出現互相指摘。如此反應，是否就能把選票贏回來？答案不言而喻。政治指摘伎倆層出不窮，皆因政黨或領導人藉此進行政治操弄，以便大權在握。

企業卸責文化

在商業環境中，互相指摘確也頗為普遍。譬如一家公司面臨存亡危機，責任的分配將直接影響其股價和投資者的信心。假使管理層只管找替罪羊，哪怕是象徵式的代罪羔羊，公司亦難逃衰敗的厄運。從管理學的研究可見，將公司失敗歸咎於外部因素的管理層，其整體表現往往不及承認自身責任並自我反省的公司。在瀕臨破產的企業中，可以看到不少經理將業績欠佳委過於其他部門。相反，管理層若有責任感，則有可能轉虧為盈，讓業務重上軌道。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只有汲取教訓，才能避免重蹈覆轍。

此外，互相指摘也足以助長風險規避文化，員工因害怕受責備而不敢主動行事，或礙於不願分享想法而窒礙創意。眾所周知，成功的企業有賴暢順的運作；管理層必須致力培養團隊合作精神，以解決公司內部的分歧。

「無過失」調查的啟示

反觀一些行業早已認識到指摘的弊端，例如航空業所以在降低意外事故一環取得成效，很大程度上受惠於「無過失」調查的程序。在美國，負責調查有關事故的國家運輸安全委員會明確表示，調查目的並非追究責任，而是找出問題並提出建議，以防同類事件重演。航空業不進行追責的事後調查，為現代航空安全奠下重要基石。

這種調查方式有助於建立開放的安全文化，鼓勵業界報憂，最終目的是確保減少意外事故。英國的航空監管機構在誠實錯誤和其他錯誤之間劃界線，也是個好的起點。航空公司致力於營造一種文化，使機師不會因為與其經驗和培訓相符的決定或疏忽而受到懲罰。這種做法並非完全免責，只是將責任範圍收窄而已。

醫療保健領域也面臨類似情況。一旦發生醫療事故，世界各地對病人的補償制度各有不同。例如英國依賴找出過失的訴訟程序，而紐西蘭則是全球最早實施醫療事故處理制度的國家。紐西蘭率先以「無過失補償」的程序來處理醫療事故，並於1974年成立意外補償局負責，接受因工作、交通或醫療事故導致的傷害賠償申請。在這一制度下，無論醫療措施或副作用造成的傷害是否可以避免，病人均可向補償局提出申請。只要問題與醫療診斷或決策相關，申請便可獲批准。該制度推行後，除非醫療人員的行為嚴重違法，否則紐西蘭患者幾乎無法向醫療機構提出訴訟。

在航空和醫療領域，從錯誤中學習的動機特強，因為從業員在工作中生命隨時受到威脅，安全無疑至關重要。因此，軟件工程師和開發人員經常進行「無過失的事後分析」，以調查網站失靈或伺服器故障等問題。一般人不易理解這種不追責的思維，心理學家James Reason在1990年代為此提出一個框架，以釋除大眾對無能和犯錯者逃避責罰的疑慮。

問責而非卸責

要逃避指摘其實並非易事。一、當事人為了避責往往要大費心力，但指摘別人反而是毫不費力的快速反應，而且容易令人入信。至於記錄錯誤並確保流程得以改進，則難免涉及結構性的變化。例如無過失事後分析長期以來已屬谷歌企業文化的一部分，該公司為此提供模板、反饋和討論小組。二、企業管理層既然大權在握，指摘屬下僱員也就輕而易舉。

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和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的學者最近合作發表一篇研究論文，指出當權者往往認為其他人會將失敗歸咎於他們。在一項實驗中，參與者被隨機分配為主管或工人，然後檢視有關錯誤的紀錄。參與者都收到道歉信，聲明網絡連接不穩定，以致任務無法正常完成。結果扮演主管者每多認定抄寫員應為失誤負責，主張剋扣其報酬。由此可見掌權與施罰之間的因果關係。

指摘別人似乎也具傳染性。2009年，心理學學者David Sherman 和 John Klein發表合著論文【註】，其中一個實驗要求參與者閱讀有關政治失敗的新聞，然後寫下政客的過失。讀到關於政客將失敗歸咎於特殊利益的報道時，參與者更可能將自己的失敗責任推卸給別人。至於讀到政客承擔責任的參與者，則更可能肯為自身的不足負責。同理，管理高層若輕易指摘別人，公司員工也會有樣學樣。如此一來，不難衍生出一種推卸責任的指摘文化。

不同文化對於失責和指摘的容忍度不盡相同。例如集體主義可能導致共同指摘，而在個人主義的文化中，個人指摘則較常見。相互指摘的經濟學強調人類行為與經濟結果之間的相互作用。了解這些動態關係當有助於機構創造出更具建設性的環境，減少諉過於人，以鼓勵問責和合作。

註：Sherman, D. K. and John M. Klein, “Failure to Blame: The Effect of Collective Blame on Self-Attributio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09.

謝國生博士
港大經管學院金融學首席講師、新界鄉議局當然執行委員

何敏淙先生
香港大學附屬學院講師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特朗普在成功當選下屆美國總統後，迅即籌組內閣。從人選來看，差不多每個任命都是要顛覆原有建制，這為未來數年的美國及國際社會增添濃厚不確定性。明年1月，美國各政府部門都有新主管上任，然而有一個重要職位不會因總統換屆而改變人選，那便是聯儲局主席。現任主席鮑威爾由特朗普提名和參議院確認，但隨後因加息引起特朗普的不滿。看來若法律或政治成本低的話，特朗普也會以親信取代鮑威爾，並將聯儲局來個翻天覆地的改動。

聯儲局與貨幣政策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這次總統選舉中更清晰可見。不少調查都顯示經濟是選民最關心議題，而40年來首次出現的高通脹，正是民主黨失敗的一個主要原因。這次通脹在2021年中已明顯呈現，但聯儲局在翌年3月才首次加息，未能先發制人，通脹因而冒升至2022年6月的9.1%。雖然通脹在今年中已放緩至約3%，惟物價水平仍高企。由2021年4月至本年10月，消費者物價指數上升了18.3%，這都被選民算在拜登和賀錦麗頭上，同期間工資雖然有增長，卻被看為個人努力的成果。

面對通脹，拜登政府也有一些應對措施，例如出售40%的戰略石油儲備以紓緩能源價格，但畢竟不若貨幣政策之有效。同時，民主黨被傳統思維限制，在經濟議題上一貫重就業輕通脹，看見失業率徘徊於歷史最低水平的4%以下，便認為已贏得民心，忽略了40年來通脹都處於低水平，約50歲以下選民都是首次面對無端失去大幅購買力的困境，而把通脹歸咎於企業提高價格以謀取暴利的論述，實際上並沒有解決問題。聯儲局這次對通脹反應過慢，加上其他政治經濟因素，使一些政客產生把貨幣政策收歸政府行政部門的意圖。諷刺的是，特朗普這次勝出的一個原因是兩年多的通貨膨脹，但他二進白宮後迅速推行的高關稅，將大幅提高美國物價。

美國大選結果揭曉後不久，剛好是聯儲局議息會議結束，鮑威爾在記者會上被問及，如果特朗普要他辭職會否接受，他只簡單回應一個「不」字，然後是好幾秒鐘的冷場，無聲勝有聲地道出他與特朗普之間的張力。特朗普2017年以鮑威爾取代耶倫任聯儲局主席；其後聯儲局在2017及2018兩年加息7次，每次0.25厘，把2008年金融海嘯後接近零的利率提高至較正常水平，但特朗普認為提高利率會影響他任內經濟，公開稱鮑威爾是敵人，他和他的團隊是笨蛋（bonehead）等。這次競選期間，特朗普數次提過總統要有權決定利率，認為自己賺錢很多，也很成功，在很多情況下比聯儲局決策人和聯儲局主席有更佳直覺。其後他又自辯，說不是要直接控制利率，只是認為總統可如其他人一樣就利率政策表達意見。他警告在競選期間減息有助民主黨競選，但又多次提及當選後會減息，儘管在目前框架下，他沒有這個權力。

鮑仍可掌FOMC 誕兩權力中心

聯儲局成立的法律依據，是1913年國會通過的《聯邦儲備法案》（Federal Reserve Act）。聯儲局有3個主要組成部分，分別是聯邦儲備理事會（Federal Reserve Board of Governors）、12家聯邦儲備銀行（Federal Reserve Banks）和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Federal Open Market Committee，簡稱FOMC）。嚴格來說，《聯邦儲備法案》中沒有聯儲局主席一職，只有聯邦儲備理事會主席。理事會有7位成員，都由總統提名和參議院確認，任期14年，原則上不能續任，而且任期平均分布，大約每兩年委任一名新成員。此外，理事會主席及兩位副主席也是由總統在7人中提名及參議院確認，每個任期4年。現時鮑威爾作為理事會主席任期到2026年5月，但作為理事會成員，他的任期到2028年1月才結束。

至於那12家聯邦儲備銀行，分別對全國12個區域提供服務，主席則由該銀行的董事物色及委任，不在總統權力之內。聯儲局的貨幣政策由FOMC制定，FOMC設有12位成員，包括理事會的7位成員及紐約聯邦儲備銀行主席，其餘4位則由餘下11家聯邦儲備銀行的主席輪流擔任。其他聯邦儲備銀行主席可以出席FOMC會議，但沒有投票權。《聯邦儲備法案》沒有說明誰是FOMC主席，傳統上，FOMC的12位成員都會推舉理事會主席為FOMC主席及紐約聯邦儲備銀行主席為FOMC副主席。也就是說，FOMC的正、副主席並非由總統提名委任。

現時鮑威爾在聯儲局中有幾個職位，分別是理事會的主席和成員，以及FOMC的主席和成員。特朗普要辭退鮑威爾，須先從他理事會成員職位着手，但要解除理事會成員職務，必須要有一個合適和有力的理由，如瀆職或玩忽職守等。若以政策看法與總統或白宮相左為理由，自然難以服眾。如果只解除鮑威爾理事會主席職務，仍然留他為理事會成員，程序或許較為簡單或阻力較小，不過他仍可被推舉為FOMC主席，和今天一樣在每次議息會議後面對傳媒。若總統另外提名理事會主席，會使聯儲局內出現兩個權力中心。無論是解僱的過程或結果，都會帶來金融市場震盪。

和這點有關的是，目前可能出現的一個政策矛盾。FOMC是合法制定貨幣政策的單位，如上所述，它包括了7位理事會成員和5位聯邦儲備銀行主席。前者由總統提名委任，後者的委任和總統無關。與此同時，法律又把銀行在聯儲局儲備金的利息決定權授予理事會。在一般情況下，銀行儲備的利息與FOMC制定的聯邦基金利率步伐一致、相輔相成。但假如FOMC認為應該提高聯邦基金利率，較容易受總統影響的理事會卻降低銀行儲備金利率，政策矛盾便出現。

特朗普若不能或不想付出太高成本辭退鮑威爾，那他仍可以等到有空缺時委任志同道合者為理事會成員或主席，去影響聯儲局的貨幣政策，不過這有一定的困難。他在第一任總統期內提名了3人，均過不了參議院，其中女經濟學者謝爾頓（Judy Shelton）因主張美元與黃金掛鈎及對聯儲局獨立性置疑而失去一些共和黨參議員的支持。

有趣的是，被特朗普考慮做財政部長的貝桑（Scott Bessent），建議特朗普上任後即提名及爭取參議院提早確認新的理事會主席人選，作為影子主席，架空鮑威爾。影子主席可就貨幣政策發言，在慣常的前瞻指引（forward guidance）做法下，市場會比較聽取影子主席意見而不理會任期只到2026年的鮑威爾。貝桑說這只是他個人意見，而非特朗普的意見，但又說曾和特朗普討論，並有把這個想法與特朗普的顧問分享。未知貝桑這一招會否在未來美國黨爭中被重複使用，導致政壇幻影重重？

陸炎輝博士
港大經管學院榮譽副教授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四年十一月二十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特朗普在成功當選下屆美國總統後，迅即籌組內閣。從人選來看，差不多每個任命都是要顛覆原有建制，這為未來數年的美國及國際社會增添濃厚不確定性。明年1月，美國各政府部門都有新主管上任，然而有一個重要職位不會因總統換屆而改變人選，那便是聯儲局主席。現任主席鮑威爾由特朗普提名和參議院確認，但隨後因加息引起特朗普的不滿。看來若法律或政治成本低的話，特朗普也會以親信取代鮑威爾，並將聯儲局來個翻天覆地的改動。

聯儲局與貨幣政策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這次總統選舉中更清晰可見。不少調查都顯示經濟是選民最關心議題，而40年來首次出現的高通脹，正是民主黨失敗的一個主要原因。這次通脹在2021年中已明顯呈現，但聯儲局在翌年3月才首次加息，未能先發制人，通脹因而冒升至2022年6月的9.1%。雖然通脹在今年中已放緩至約3%，惟物價水平仍高企。由2021年4月至本年10月，消費者物價指數上升了18.3%，這都被選民算在拜登和賀錦麗頭上，同期間工資雖然有增長，卻被看為個人努力的成果。

面對通脹，拜登政府也有一些應對措施，例如出售40%的戰略石油儲備以紓緩能源價格，但畢竟不若貨幣政策之有效。同時，民主黨被傳統思維限制，在經濟議題上一貫重就業輕通脹，看見失業率徘徊於歷史最低水平的4%以下，便認為已贏得民心，忽略了40年來通脹都處於低水平，約50歲以下選民都是首次面對無端失去大幅購買力的困境，而把通脹歸咎於企業提高價格以謀取暴利的論述，實際上並沒有解決問題。聯儲局這次對通脹反應過慢，加上其他政治經濟因素，使一些政客產生把貨幣政策收歸政府行政部門的意圖。諷刺的是，特朗普這次勝出的一個原因是兩年多的通貨膨脹，但他二進白宮後迅速推行的高關稅，將大幅提高美國物價。

美國大選結果揭曉後不久，剛好是聯儲局議息會議結束，鮑威爾在記者會上被問及，如果特朗普要他辭職會否接受，他只簡單回應一個「不」字，然後是好幾秒鐘的冷場，無聲勝有聲地道出他與特朗普之間的張力。特朗普2017年以鮑威爾取代耶倫任聯儲局主席；其後聯儲局在2017及2018兩年加息7次，每次0.25厘，把2008年金融海嘯後接近零的利率提高至較正常水平，但特朗普認為提高利率會影響他任內經濟，公開稱鮑威爾是敵人，他和他的團隊是笨蛋（bonehead）等。這次競選期間，特朗普數次提過總統要有權決定利率，認為自己賺錢很多，也很成功，在很多情況下比聯儲局決策人和聯儲局主席有更佳直覺。其後他又自辯，說不是要直接控制利率，只是認為總統可如其他人一樣就利率政策表達意見。他警告在競選期間減息有助民主黨競選，但又多次提及當選後會減息，儘管在目前框架下，他沒有這個權力。

鮑仍可掌FOMC 誕兩權力中心

聯儲局成立的法律依據，是1913年國會通過的《聯邦儲備法案》（Federal Reserve Act）。聯儲局有3個主要組成部分，分別是聯邦儲備理事會（Federal Reserve Board of Governors）、12家聯邦儲備銀行（Federal Reserve Banks）和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Federal Open Market Committee，簡稱FOMC）。嚴格來說，《聯邦儲備法案》中沒有聯儲局主席一職，只有聯邦儲備理事會主席。理事會有7位成員，都由總統提名和參議院確認，任期14年，原則上不能續任，而且任期平均分布，大約每兩年委任一名新成員。此外，理事會主席及兩位副主席也是由總統在7人中提名及參議院確認，每個任期4年。現時鮑威爾作為理事會主席任期到2026年5月，但作為理事會成員，他的任期到2028年1月才結束。

至於那12家聯邦儲備銀行，分別對全國12個區域提供服務，主席則由該銀行的董事物色及委任，不在總統權力之內。聯儲局的貨幣政策由FOMC制定，FOMC設有12位成員，包括理事會的7位成員及紐約聯邦儲備銀行主席，其餘4位則由餘下11家聯邦儲備銀行的主席輪流擔任。其他聯邦儲備銀行主席可以出席FOMC會議，但沒有投票權。《聯邦儲備法案》沒有說明誰是FOMC主席，傳統上，FOMC的12位成員都會推舉理事會主席為FOMC主席及紐約聯邦儲備銀行主席為FOMC副主席。也就是說，FOMC的正、副主席並非由總統提名委任。

現時鮑威爾在聯儲局中有幾個職位，分別是理事會的主席和成員，以及FOMC的主席和成員。特朗普要辭退鮑威爾，須先從他理事會成員職位着手，但要解除理事會成員職務，必須要有一個合適和有力的理由，如瀆職或玩忽職守等。若以政策看法與總統或白宮相左為理由，自然難以服眾。如果只解除鮑威爾理事會主席職務，仍然留他為理事會成員，程序或許較為簡單或阻力較小，不過他仍可被推舉為FOMC主席，和今天一樣在每次議息會議後面對傳媒。若總統另外提名理事會主席，會使聯儲局內出現兩個權力中心。無論是解僱的過程或結果，都會帶來金融市場震盪。

和這點有關的是，目前可能出現的一個政策矛盾。FOMC是合法制定貨幣政策的單位，如上所述，它包括了7位理事會成員和5位聯邦儲備銀行主席。前者由總統提名委任，後者的委任和總統無關。與此同時，法律又把銀行在聯儲局儲備金的利息決定權授予理事會。在一般情況下，銀行儲備的利息與FOMC制定的聯邦基金利率步伐一致、相輔相成。但假如FOMC認為應該提高聯邦基金利率，較容易受總統影響的理事會卻降低銀行儲備金利率，政策矛盾便出現。

特朗普若不能或不想付出太高成本辭退鮑威爾，那他仍可以等到有空缺時委任志同道合者為理事會成員或主席，去影響聯儲局的貨幣政策，不過這有一定的困難。他在第一任總統期內提名了3人，均過不了參議院，其中女經濟學者謝爾頓（Judy Shelton）因主張美元與黃金掛鈎及對聯儲局獨立性置疑而失去一些共和黨參議員的支持。

有趣的是，被特朗普考慮做財政部長的貝桑（Scott Bessent），建議特朗普上任後即提名及爭取參議院提早確認新的理事會主席人選，作為影子主席，架空鮑威爾。影子主席可就貨幣政策發言，在慣常的前瞻指引（forward guidance）做法下，市場會比較聽取影子主席意見而不理會任期只到2026年的鮑威爾。貝桑說這只是他個人意見，而非特朗普的意見，但又說曾和特朗普討論，並有把這個想法與特朗普的顧問分享。未知貝桑這一招會否在未來美國黨爭中被重複使用，導致政壇幻影重重？

陸炎輝博士
港大經管學院榮譽副教授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四年十一月二十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時至今日，面對紛繁複雜的環境、社會和治理（ESG）指標和日益豐富的ESG實踐，ESG已不再是企業的邊緣議題。如何精準施策、高效管理以提升自身的ESG競爭力，成為擺在眾多企業面前的一道必答題──在資源相對有限的情況下，企業應優先採取哪些ESG策略？

兼顧評級 提升成本收益

以往企業在構建ESG策略時，通常傾向於依據評級機構的指標和權重來制定策略，力求提升評級。這種做法有其合理之處，因為它符合投資者依賴的評級標準，從而有助於企業在合規、融資等方面獲得優勢。

然而，隨着近年ESG評級機構激增、其評級標準多元化，給企業帶來新的挑戰。據不完全統計，目前全球有多達約600家ESG評級機構，它們所選定的指標和權重各不相同。現有研究表明，不同機構的評級結果之間的關聯性較弱【表】，其中在S和G方面的相關性尤其低。

這種評級的不確定性帶來幾個問題。首先，有些企業哪怕已經在ESG方面進行了大量投入和付出，仍然有可能被某些評級機構給予較低評分；其次，那些只想「洗綠」、做表面工夫的企業，也能找到一些評級機構給他們較高評分；再加上現在很多評級機構每年都會製作各類榜單、獎項，並以此作為盈利的渠道，更是讓ESG評級的公信力逐漸缺失。這種變化給基於ESG評級作出的決策帶來不確定性，這對包括公司和投資者在內的廣大決策者來說都是巨大挑戰。

面對這種問題，筆者認為，一方面需要規範ESG評級市場，增加不同評級機構方法論的透明度。另一方面，企業也應該更多評估每項ESG行動和計劃的具體成本與收益，更加理性地實踐ESG。

具體來說，企業應該積極尋找那些既能帶來顯著社會收益，又能有效控制成本的ESG行動。通過精準識別並優先落實這些ESG措施，企業能確保每一分投入都物超所值，在取得良好市場形象和投資者信任的同時，實現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的雙重提升。

微調介面 餓了麼創典範

具體到執行層面，企業可以考慮通過實驗的方法尋找低成本、高社會收益的ESG行動，與此同時，企業應考慮與學界合作，對具體的ESG行動方案的成本與社會收益做精確評估。這裏，筆者介紹與阿里巴巴的合作案例，說明企業如何通過較低的成本帶來較大的社會收益。

「餓了麼」是阿里巴巴集團旗下外賣平台，也是中國第二大外賣公司，2022年用戶數已經超過7億。與該平台合作期間，我們研究了「綠色助推」對用戶即棄餐具使用的影響。具體來說，「餓了麼」在北京、上海、天津3個城市開展了以下「綠色助推」實驗：在這些城市的用戶下單介面上做了一個微小的改動：將默認選項設置為「無需餐具」，並給予選擇「無需餐具」的顧客「螞蟻森林綠色能量」獎勵。那是一種非金錢的獎勵機制，客戶只要積累足夠的「綠色能量」，阿里巴巴就會以客戶的名義在荒漠地區種樹，或開展其他環境保護行動。

這一改變對於餓了麼而言，成本微乎其微，但能帶來多大的社會收益？我們對2019年至2020年間10個主要城市的用戶訂單歷史進行了分析，發現實施「綠色助推」措施的城市與未實施的城市相比，不使用餐具的訂單份額增加了648%【圖】。如果將這種「綠色助推」措施在全國範圍內推廣，每年可節省超過217.5億套即棄餐具，減少約326萬噸塑料垃圾，並節約544萬棵等量樹木產生的木材。該研究2023年作為封面文章發表於Science雜誌，獲得全球媒體廣泛關注。

這一案例充分展示企業能夠以低成本兌現自身的社會和環境承諾。僅僅通過程序員數小時的工作，就能爆發出巨大社會價值。這種創新的ESG行動不僅提升了企業ESG表現，還為社會創造實質好處，助力國家達成環境目標。

企學合作 驗證策略效果

上面的討論只是企學合作的一個小案例，但其方法論卻可以應用到很多分析很多問題。例如，龍頭企業如何有效進行供應鏈ESG管理（E方面）？在預算有限的情況下，企業應該更多投入到二氧化碳減排，還是聚焦空氣污染物的處理（E方面）？增加員工和管理層的多元性會怎樣影響企業的財務和ESG表現（S方面）？怎樣的考核評價機制，可以更好地提升公司績效，同時提高員工滿意度（G方面）？要找到這些問題的答案，對企業而言可能並不容易，但對學界來說卻不複雜。通過企學合作，企業可以借助學術界的理論支撐和數據分析能力，更加精準地識別ESG機遇，驗證策略的有效性。筆者認為，企業不僅是ESG評級的「考生」，還應該是ESG行動的主導者和踐行者；相信更多的企學合作將成為推動ESG領域革新的強勁動力。

何國俊教授
港大經管學院經濟學教授、香港大學賽馬會環球企業可持續發展研究所所長

崔文小姐
香港大學賽馬會環球企業可持續發展研究所高級經理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四年十一月十三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美國總統競選正進行得如火如荼，共和黨候選人特朗普歷來主張減稅、增加軍事支出及實施經濟刺激措施，勢將大大提高政府財政開支。另一邊廂，民主黨的賀錦麗主張擴大社會計劃，增加對基礎設施的投資，推動經濟刺激計劃；雖然主張加稅，但若沒有相應的收入增長，政府的債台只會愈來愈高。

過去5年，美國政府的財赤持續超過一萬億美元趨勢，其債務水平居世界前列，兩位候選人卻未視之為優先事項，令人不禁懷疑，美國經濟前景是否已受制於債務炸彈，而使「西降」之說應驗？

財政評估國際準則

在評估任何國家的財務狀況時，必須了解債務是政府在任何特定時間點的總欠款，而赤字則指政府入不敷支，以致國債增加。財政赤字和債務通常與本地生產總值（GDP）對照，因為GDP是衡量一個國家還債能力的粗略指標。

美國經濟學家萊因哈特（Carmen Reinhart）和羅格夫（Kenneth Rogoff）收集了來自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和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從1946年至2009年的數據，對44個國家進行研究，發現政府債務比率與經濟增長有重要的負面相關性。在發達經濟體和新興經濟體之中，債務對GDP比率超過90%的國家，其中位增長率相對負擔較輕的經濟體低約1.5%，平均增長率則低近3%之多。

至於政府的年度財赤對GDP的比率持續超過3%，都會令許多經濟學家和國際機構感到擔憂。以歐盟為例，其於1997年制定的「穩定與增長公約」（Stability and Growth Pact），旨在通過監督和限制成員國的預算赤字及公債水平，以維持財政穩定和促進經濟增長，規定成員國的年度預算赤字不得超過其GDP的3%，而公債對GDP的比率應維持在60%以下。若採用此一準則來衡量美國財赤、債務居高不下的現況，難免令不少有識之士對其未來經濟發展憂心忡忡。

受到近10年接近零利率和低債務成本的催化，政府債務不斷上升是全球性問題。2023年6月，美國總統拜登簽署國會通過的《財政責任法案》，暫停了31.4萬億美元的債務上限，直到2025年1月為止。今年年初，聯邦政府整體債務為33萬億美元，其中約28萬億美元由公眾持有。

聯邦政府債台高築

【圖1】顯示，2023年公債與GDP的比率接近100%，總債務已超過120%，是自二戰結束時103%以來的最高水平；但亦曾因強勁的經濟增長和財政盈餘，在1974年降至23%。2001年克林頓總統離任時，該比率為32.8%，此後美國連續23年出現財赤。

事實上，目前債務對GDP的比率近乎100%不一定是問題，棘手的是日後的上升趨勢。國會預算辦公室（CBO）預測，此比率將於2034年達116%，2054年更將升至163%。持續下去，對美國的長遠經濟肯定會構成掣肘。

財政收支嚴重失衡

今年6月，CBO將2024年度財赤預測上調4000多億美元，達到2萬億美元，對GDP的比率為7%【圖2】。新冠疫情形成史上最大赤字，2020年為3.13萬億美元，2021年為2.78萬億美元，對GDP的比率分別為14.7%和11.8%。

根據CBO的數據，美國財政赤字節節上升：1990年代平均為1380億美元，2000年代為3180億美元，2010年代為8290億美元，2020年代更高達2.23萬億美元。過去3年的龐大赤字在一個經濟增長、失業率低、國防開支平穩的環境下產生，CBO認為這些赤字屬結構性，2025年至2034年期間的累計赤字，料將高企於22.1萬億美元水平。

近期財赤源自高開支。自1974年以來，收入平均佔GDP的17.3%，支出比率則平均約為21%，導致年均赤字對GDP的比率介乎3%與4%之間。同期，收入保持在近乎長期平均水平。現時支出對GDP的比率約為24%，CBO預計未來10年將保持在高水平，並於2034年接近25%，財赤對GDP比率則達7.7%。

為了彌補近2萬億美元的收支缺口，必須加稅和節流雙管齊下。按美國稅務局最新的2021年數據，首5%的高收入富裕階層繳交稅款佔所得稅近三分之二，首25%的收入階層繳交近90%的總稅款，而最低收入階層則有半數僅繳納2.3%的總稅款。由此可見，加稅須具針對性，亦不應使經濟投資失去動力。

特朗普在任總統時通過的《2017年減稅與就業法案》，削減了個人所得稅和企業稅。法案中不小部分將在2025年年底到期。假設不會延期，CBO預測未來10年累計財赤22.1萬億美元，但若延期，則會再增加4萬億美元。

單靠加稅難望收效

拜登總統已承諾不會對年收入低於40萬美元的家庭（佔總數95%）加稅，卻有意向餘下的5%加稅，以應付2017年法案一旦延長所需。然而歐洲的經驗反映，加徵富人稅藉以平衡政府收支效果成疑。

美國政府財政開支目前有80%屬強制性，如社會保障、醫療保健就是首兩項最大開支；只有20%屬可自由支配，例如國防、教育。排除國防一環，真正可自由支配的開支約7500億美元。當前65歲及以上的人口佔比達18%，以致社保和醫療的年度支出有增無已。近20多年來，此兩大項的開支未經國會審查，但預計在10年內同樣面臨資金耗盡的危機，要緊縮開支談何容易。

高債務水平令聯邦政府的利息成本上升，目前已成為政府第三大開支，平均利息成本對GDP的比率超過3%。CBO預測10年後的利息成本將達1.7萬億美元，影響其他政府機構的運作之餘，部分福利計劃難免受到波及。

債務擴張如何收場

眾所周知，美國國債是全球最大的債券資產類別，在金融體系中的角色舉足輕重。財政部每年須把現有債務重新融資約三分之一，加上還須資助現行赤字，因此拍賣國債未必奏效，偶有閃失，更足以動搖整個發行市場的信心。美國國債已被標準普爾和惠譽下調評級；外國投資者擁有約25%的美國債務，因而或會施壓，要求美國改變財政政策。例如在1990年代中期，就曾經有「債券義和團」（bond vigilantes）迫使克林頓總統在其最後任期內實現4次預算盈餘。

國際結算銀行亦在其全球經濟報告中警告，債務水平上升使各國政府面臨類似2022年英國所經歷的危機，當時投資者突然對英國國債敬而遠之，導致借貸成本急劇上升，貨幣貶值，並使股市陷入混亂。

歸根究柢，高財赤的可持續性繫於經濟增長率、利率、整體債務水平及貨幣穩定性。然而，在「東升西降」的形勢之下，美國國力是否足以支撑無限量的債務擴張，當是下屆政府需要面對的一大難關。

參考資料：

1. Annual Economic Report 2024, Bank of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
2. Budget and Economic Outlook, 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 2024

謝國生博士
港大經管學院金融學首席講師、新界鄉議局當然執行委員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四年九月十八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全球矚目的美國總統大選競爭激烈，特朗普和賀錦麗在各民意調查中支持比率你追我趕，到本文執筆時，誰都沒有把對方拋離在統計誤差之外，而且在各種因素影響下，民意調查的準確性成疑。2016年的民意調查表示希拉莉會勝出，兩年前的民意調查又顯示國會中期選舉會出現共和黨大勝的紅色浪潮，但兩者均沒有發生。然而，無論誰當選，都會嚴重改變國際政經格局，特別是常被認為「離經叛道」的特朗普上台。

特朗普的對外經濟政策取向在首個總統任期內就相當明顯，口號是「使美國再次偉大」，具體乃否定合作共贏、退出多邊協議、打擊對美國有順差的貿易夥伴、以關稅為主要武器等。他這次捲土重來，已多番表示，若再當選便會向所有外國產品加徵關稅，中國產品的稅率會是60%至100%甚至更高，其他國家的也會高達10%甚至20%。

從開國到二戰實施保護主義

特朗普特別喜歡以關稅為國際談判的武器，威逼其他國家就範。他在2018年發動貿易戰，恣意以國家安全為藉口，向歐盟及中國等地產品徵收大幅關稅。當時他得意地說自己是「關稅人」（I am a tariff man），並認為「貿易戰很好，並容易取勝」（trade wars are good, and easy to win）。約兩周前在芝加哥競選講話中，特朗普說「關稅是最美麗的單詞」（the most beautiful word）。在另一個場合，他誇口說可以用關稅來爭取和平。若有兩國大動干戈，他可以致電雙方，說若不停戰，美國就向他們徵收關稅，那戰爭自然會終結。

特朗普對關稅愛不釋手，似乎是處理對外經濟事務的萬靈丹，背後或有多種原因和情意結。比較表面的，是從他作為商人的視角來看，貨品可以賣出就是好事，賣不出就是壞事，所以美國有貿易逆差就是個問題，而關稅可以打擊對方的銷售，自然是個好政策。其次，無論是有意或無意，特朗普錯誤地堅持關稅稅款由外國而非美國消費者承擔，同時這些稅款又可以用來減輕美國企業和個人的稅務，何樂而不為？

稍為更深層的，是關稅作為美國對外的重要經濟手段，有着長遠的歷史，而特朗普對關稅的看法和政策，似乎是相關歷史的迴響。美國在二戰後領導及規劃全球經濟秩序，祭出自由貿易的大旗，鼓吹其他經濟體開放市場，似乎自由貿易是美國的一貫國策和思維。但事實上，美國從開國到二戰期間，大部分時間都實施高度的貿易保護主義，而關稅正是其中主要的工具。

美國開國後，對政府在經濟發展的角色，一直存有反覆和爭論，但主要傾向是以政府有形之手推動經濟。

美國當時以農業為主，經濟實力不及英國，但以英國為主要競爭對手，不接受當時英國的自由貿易思想，反而以高關稅保護和促進工業，及以政府補貼來發展基建，試圖追上英國。這種情緒在1812年英美再度交戰後更為強烈。

有助維繫社會和諧促進經濟

美國對關稅的重視，從多年來稅率的高度可見一斑。若單以受關稅影響的進口商品來計算，平均稅率在十九世紀二十年代一度高至60%，該世紀後半部平均稅率也介乎40%至50%之間。即使包括零關稅的進口商品，在整個十九世紀，平均關稅也有30%。到二十世紀初，稅率一度下調，但在該世紀三十年代經濟大蕭條期間通過的《斯姆特-霍利關稅法案》（Smoot-Hawley Tariff Act），又將受關稅影響的進口商品平均稅率回升到約60%。高關稅引致貿易夥伴的報復，各國相繼以鄰為壑，被認為是大蕭條期間經濟陷入極度困境的一個原因。

美國的高關稅除了保護國內工業發展，也是政府的主要財政收入。雖然較高稅率不一定帶來較多稅款，但關稅畢竟佔了美國十九世紀多個財政年度政府收入的90%或以上。

1870至1910年的數十年內，這個比率平均也有50%。關稅佔財政收入的比例這麼高，主要原因是當時沒有所得稅。雖然在美國內戰時已出現個人所得稅，但今天理解的美國企業和個人所得稅，分別只在1909年和1913年才立法設定，隨後關稅在財政的重要性便愈來愈低了。然而，在1913年之前的百多年間，關稅收入賦予美國政府相當多的財政空間，去維繫社會和諧及促進經濟發展。雖然關稅和保護主義在美國歷史上對工業和經濟發展有多少促進作用仍有相當爭議，但關稅的長期和顯著存在使美國人更容易接受它。

然而，作為一個稅種，關稅有一個明顯問題，就是它本質是累退而非累進的，和今天常見的所得稅相反。無論富人窮人，購買同一外國產品，需付的關稅稅款相同，但稅款作為富人收入的比率，低於作為窮人收入的比率，即收入較高稅率反而較低，違反了很多人認為公平稅制該有的原則。

這些考量，雖然不是美國內戰的主因，卻也反映一些情況。當時美國南方收入比北方低，但進口要付同樣多的關稅，然而關稅所保護的工業卻主要在北方。

美國在二十世紀初降低關稅的重要性，一來是當時生產已超過英國，成為全球最大經濟體，工業也達到領先地位，可以承擔減少貿易保護的影響，同時亦考慮到稅制的公平性，因此改為以所得稅為主要財政來源的新制度。此外也有人認為關稅導致貪污腐敗而不可取。世上商品種類繁多，總有些符合豁免關稅的條件。關稅愈高，申請豁免的誘因愈大，行賄者願意付出的賄款也愈多。已有論者擔心，美國若按特朗普的建議對全球徵收關稅，將要付出多少處理申請豁免的行政費用，及貪污行賄案例會上升多少。

特朗普對關稅的看法，或受到他當總統時任命為美國貿易代表的羅伯特．萊特希澤（Robert Lighthizer）所影響。又或因他兩位所見略同，後者是少數能完成四年任期而沒有被特朗普辭退的內閣成員。萊特希澤於去年出版了名為No Trade Is Free的新書，論述他對世界和中國貿易的看法，態度相當鷹派，大致是中國在貿易上「先不仁」，以各種政策造成美國貿易逆差，工人失去崗位，美國才「後不義」，掀起貿易戰等到今天已經是耳熟能詳的論述。

憲法授權總統直接改動關稅

和特朗普一樣，萊特希澤很在意美國的貿易逆差，認為美國應回到貿易平衡，而要達到這目的，可以通過美元貶值或迫使其他貨幣升值，若不升值便對有關國家產品徵收關稅，聽起來正是上世紀八十年代《廣場協議》中，美國逼日圓升值的手法。特朗普若重回白宮，萊特希澤或會再受重用，甚至擔任比貿易代表更高的職位。

以特朗普的性格和他首任總統時的行為來看，若再度當選，極有可能對全球大徵關稅，給全球貿易帶來嚴重的衝擊。按照美國憲法，制定關稅的最終權力在國會而非總統手上，但國會授權總統在某些情況下可直接改動關稅，如外國對美國產品有貿易歧視或對美國不公平貿易等，美國總統可以用關稅回擊。

美國長期營造中國不公平貿易的說法，加以打壓中國是共和、民主兩黨的少數共識之一，特朗普或可不受憲法約束，直接對中國產品一律徵收60%關稅。但對其他國家統一徵收10%或20%關稅，則可能受到民主黨的挑戰，那時便要看這次選舉後國會兩院議席的分配了。

陸炎輝博士
港大經管學院榮譽副教授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四年十一月六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前段時間，特首發布2024年《施政報告》，其中一章提到未來政府將會投入更多發展數字經濟，尤其是貿易數字化。具體措施包括會加快建成貿易單一窗口、及在金管局內部成立工作小組研究從人才和基礎建設方面如何建成香港的數字貿易生態圈。

《施政報告》一經發布，便引起坊間的廣泛討論。筆者曾經多次在文章中及坊間倡議發展香港貿易數字化。數字貿易不但是未來貿易的趨向，更是香港發展的大好機會。因此，除去投入貿易單一窗口等硬件建設的準備，香港更應重視貿易模式的轉型，對數字服務業及跨境電子商貿的貿易發展做好充足的準備。

無紙化貿易

數字貿易其中一個重點是無紙化貿易，通過將貿易過程中所涉及的所有步驟電子化、自動化，包括將紙本文檔變成數字文檔，人力審核的步驟變成電子審核，從而降低人力，物力和時間的成本。《施政報告》中提及的貿易單一窗口（Trade Single Window）相當於數字化的海關。將貿易需要的各項手續，包括報關，填寫或提交文件以及繳費等集成于一個單一的數字平台，以簡化進出口的手續。

貿易單一窗口並不是近年才出現的新概念。貿易單一窗口已於很多國家存在多時，並且已經投入廣泛應用。聯合國數字及可持續貿易調查報告顯示，截至2023年，全球已有超過40個國家建成了完整的貿易單一窗口。其中既有歐美、日本等發達國家，也有秘魯、泰國及巴西等發展中國家。目前香港貿易單一窗口前兩個階段的建設已經結束，政府計劃2026年將會完成最後一個階段的建設。

除海關以外，國際貿易還包括發貨，取貨，貸款，保險等很多環節。目前仍然有很多環節當中必須使用紙本文件。世界貿易組織（WTO）2022年的一份報告估計，每一筆跨境貿易涉及至少36份文件的240份副本。若然可以將所有文件的提交、審核和處理全部電子化，不但可以節省紙張，保護環境，更會簡化程序，節省很多時間和人力。香港在發展貿易單一窗口的同時，也應該盡快完善其他貿易相關部門的電子化，包括更新關於電子文檔法律效力的條例，及處理電子文檔的數碼基建，令香港有能力處理更大的貿易量。

電子商務

無紙化可謂是數字貿易乃至數字經濟的基礎，但數字貿易不止是將傳統貨物貿易流程電子化。WTO及世界銀行將數字貿易分成兩大類別：通過數字渠道購買的貿易（digitally ordered trade）以及可以通過數字渠道交付的貿易（digitally deliverable trade）。前者的主要代表就是電子商貿，而後者則包括金融、法律、諮詢等大部分服務。香港市場對兩種數字貿易都有很大的潛力，電子商務在香港仍然處於初步發展階段，仍然有很多機會有待開發。而服務業進出口更是香港的長處，將服務貿易數字化必定可以為香港繁榮的服務業帶來更大的機遇。

電子商務已經是一個全球收入超過四萬億美元的巨大市場，且預計至少在下一個十年將會持續快速增長。香港近年的電商市場也正在迅速發展。據政府統計，2023年全港電子商務銷售額已超過300億港元，而且有明顯的繼續上升的勢頭。相信讀者在日常生活中也有直觀感受，無論是本土的友和、HKTV Mall、或是大陸的淘寶及京東，甚至海外的亞馬遜，在網上平台或者銷售，已經成為我們生活中愈來愈重要的一部分。

香港的電商市場仍然有很大的發展空間。目前電子商務銷售約佔全港零售額的8%，不單遠低於電商發達的市場如中國大陸、英國及韓國（三者均超過25%），也低於亞洲鄰近地區如日本、中國台灣、新加坡等。目前較低的市場佔比意味着還有很多可以發掘的消費潛力未有得到開發，同時也意味着還有很多企業及商戶有機會從電子商務中分一杯羹。

目前香港的電子商務市場有兩個亟需改善的方面。首先物流配送及網絡平台等電商相關的硬件建設不夠完善。當大陸、日韓已經可以做到隔日送達、當天送達甚至配送速度按小時計算的時候，一個從九龍到港島的訂單可能也需要三日才能送達。而當消費者在購物後遇到問題，從售後服務和溝通到退貨退款等步驟也都相當繁瑣，種種不便之處令網上購物失去了便捷性這個最大的優點。對於追求效率的香港人而言，可能直接出門購買甚至北上深圳購物的效率更高。

另外，對於有意發展電子商務的商戶而言，沒有合適的人才也是難題之一。香港本土電商領域的人才不足，大企業招聘尚且不易，中小企業更是難上加難。Fedex 2022發布的報告表明，香港有60%的中小企業表示難以招聘到具有電商相關技能的人才。電商在管理、銷售、營運推廣等方面與傳統零售有所不同，因此對於很多商戶而言，專業的電商人才是發展電子商務必不可少的因素。香港政府應該加大對本地院校或企業的人才培訓計劃的支持，盡快提升人才儲備以助力本港的電子商貿行業。

服務貿易

服務貿易中可以通過數字渠道交付的有很大部分屬於專業服務，包括金融、法律、教育、醫療、和資訊科技等。2023年全球數字服務出口量已經超過4萬億美元，其中美國、中國大陸、日本及印度是最大的服務出口地。

香港是全球服務業主導程度最高的地區，服務業對GDP的貢獻超過九成，其中有超過60%是可以通過數字渠道交付的服務。去年全港服務業生產總值超過2.5萬億港元，單是金融一個行業也超過5500億。若然要談論競爭優勢，香港有多元的服務、完善的法規制度、及充足的專業人才，完全不輸上述幾個服務出口的大國。然而實際上的香港的數字服務出口，完全沒有體現這些顯而易見的優勢。2023年，香港所有服務的出口值僅有7000億港元，其中數字服務出口更是僅有3000億港元（約450億美元），而同期新加坡的數字服務出口則接近香港的五倍（1800億美元）。

在數字貿易時代，香港未能發揮服務業的巨大優勢，有以下幾個原因。數字服務出口首先受制於香港尚未完成的貿易無紙化進程。海關、銀行及政府所需的各項手續若未能完全數字化，數字服務出口自然就無法大規模進行。此外，與貨物貿易不同，服務貿易還受到網絡安全、跨境數據傳輸以及跨境電子支付的多種限制。這些問題無法單方面解決，而需要香港與貿易夥伴協商後決定，因此與數字貿易相關的貿易協議不可缺少。在今年的《施政報告》中，政府也已經承諾將在磋商雙邊及多邊貿易協議時加入數字貿易和跨境數據流通相關條款。

最後，所有行業要發展海外市場都需要平台和機會，服務業也不例外。服務業當中的大型企業出口或許可以自己探路，但是中型甚至小型企業若只能靠自己探索海外市場則會困難重重。這些企業需要政府的幫助，為他們提供資訊以及搭橋牽線。正如商品貿易的各種展覽、交流活動。政府不妨考慮採取類似的措施，為服務業界提供外出考察及與海外商家交流的機會，或在香港主要貿易夥伴地區設立辦公室，為服務業提供幫助，令更多服務業的企業有機會拓展海外的市場，從而使香港本已蓬勃的服務業更上一層樓。

鄧希煒教授
港大經管學院副院長（對外事務）、馮國經馮國綸基金經濟學教授

龍淑儀女士
為亞洲環球研究所研究員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四年十月三十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