機械人技術 人工智能和就業的未來

自資訊革命以來，許多關鍵技術已經取得突破。電腦和機械人曾經只能取代簡單和重複性強的職位，例如電話總機操作員，流水線工人和倉庫搬運工，但現在人工智能已經開始取代需要大量培訓和經驗的職位。例如，傳統上，糖尿病患者需要眼科醫生檢查是否有糖尿病引發的視網膜病變，但根據《自然》雜誌最近的報道，人工智能已經能夠協助醫生檢測這種眼部病變了。即便是需要創造力的領域（很多人認為是人類擁有絕對優勢的領域），人工智能也開始發揮其作用。例如，美國流行歌手Taryn Southern就使用了包括IBM，Google和Amper在內的多個人工智能軟件來製作她名為I AM AI專輯中的音樂。

經濟預測和定量分析公司牛津經濟（Oxford Economics）的研究報告指出，自2000年以來，已有170萬個職位被自動化技術取代。受疫情影響，企業和員工都擔心疫症在人與人之間互相傳染，勢必加快自動化的進程。我們不禁擔憂失業問題惡化，也會疑惑隨着愈來愈多職位被人工智能和機械人取代，世界經濟會如何發展？

兩種影響有憂有喜

討論人工智能和機械人技術對就業的影響時，經濟學家會提及兩種效應：第一種效應令不少人感到擔憂，稱為取代效應（displacement effect）：人工智能和機械人將以其優越的生產力取代人手工作。根據普華永道（PWC）的預測，到2037年，英國現有的兩成職位和中國現有的兩成六職位都會被人工智能和相關技術取代。

第二種影響則令人感到欣慰，稱為生產力效應（productivity effect）：人工智能令生產成本下降，導致企業產量增加。為了應對增加的產量，企業需要僱用更多工人從事沒有被自動化的工作，因此，人工智能創造了更多就業。

目前沒有人能確定哪一種效應更為顯著。普華永道表示，人工智能對於英國總體就業淨影響大致是中性的，而對中國的淨影響則是輕微負面。 但是一些經濟學家，包括麻省理工學院的達倫．阿西莫格魯（Daron Acemoglu）和波士頓大學的帕斯誇爾．雷斯特雷波（Pascual Restrepo）在2019年發表於《劍橋地區經濟與社會雜誌》的文章，卻表達了較為悲觀的看法，即取代效應可能大於生產力效應。兩位學者更在2020年《政治經濟學雜誌》發表的文章中估算，若每千名工人中再增加一個機械人，就業人口的比率就會降低約0.18至0.34個百分點，平均薪酬則降低0.25至0.5個百分點。牛津大學經濟學家丹尼爾．蘇斯金德（Daniel Susskind）甚至更悲觀地指出，就算生產力效應創造出的新職位，可能更適合交由機器或人工智能工作，所以生產力效應不會大幅增加職位，甚至乎增加的職位並不存在。

機械人稅難以落實

對於減緩人工智能和機械人造成的取代效應，以及隨之而來的收入不均，已有不同人士提出相關建議。2017年2月，比爾．蓋茨（Bill Gates）在一次採訪中提出對使用機械人的企業徵稅。該提議引發了不少爭論，一方面，他的提議有一定依據：對擁有機械人的企業徵稅，增加機械人的使用成本，可以減緩人工智能和機械人技術取代人類勞動力；再把所得收入分發給因機械人和自動化失業的人，可以同時緩解收入不均的情況。

然而，以經濟學家兼美國前總統奧巴馬國家經濟委員會主席勞倫斯．薩默斯（Lawrence Summers）為代表的人士則批評，這個提議難以落實。一方面，實際操作時，如何判斷機械人應否被算入納稅範圍將十分困難，另一方面，對機械人和人工智能徵稅會減緩科技創新。

其他方案包括透過全民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俗稱派錢），保障因人工智能和機械人而失業的人，可是，提議的財政成本不菲，也會削弱員工工作的積極性，繼而退出勞工市場。第二，員工選擇不去工作，可能會失去之前積累的人力資本，即使以後返回工作崗位，生產力也不如以往。第三，當更多人選擇退出勞工市場時，也會加快人工智能取代人手工作的速度。

筆者也對因人工智能帶來的職位流失感到擔憂，亦認為過渡期間會為失業者帶來巨大痛楚。但筆者也想指出在相關討論中常被忽略的兩點：首先，人工智能只會搶職位，而不會搶產品。其次，市場最終會被結清，產品的供需關係將會達到平衡，即所有市場上的產出都會落到消費者手中。

減少工時帶動就業

企業用人工智能代替工人的主要原因是人工智能擁有強大的生產力，也易於規模化。企業使用人工智能從事生產時，可以更低成本生產更多產品。這些產品和服務需要消費者，由於人工智能和機器並不購買這些產品，因此產品最終將落入人類之手。普通人每天消費的大多數產品，一般不會被富裕階層大量購買：即使有錢人的財富是普通人的一百倍以上，也不需要一百部智能手機，不需要每餐吃一百碗飯，更不會一個人買幾百部汽車（就算買，也不會是中產或低收入家庭所使用的型號）。結果，企業仍須依靠大眾市場來售賣產品，而大眾市場中的主要購買者就是普通人。換句話說，即使普通人的名義工資非常低，但對應的商品和服務的價格將會更低，使得產品最終會被賣出。

為了解決自動化造成的技術失業問題，筆者提議，政府可以考慮立法減少標準工時。員工可以將每天的工作時間減少至6小時，或者每周工作4天。這樣，同樣的工作量就需要僱用更多員工來完成，因此本來會因為人工智能而失業的人可繼續工作，從而減緩人工智能對收入不均的負面衝擊。即使普通人因為工時減少，導致收入降低，只要人工智能和機械人在新的市場均衡中增加產品和服務生產的數量，這些產品和服務的均衡價格就會調整到收入較低人士也能夠負擔的水平。

房育輝教授
港大經管學院教授（管理及商業策略、經濟學）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零年九月十六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香港經濟轉型升級迫在眉睫

近一年來，外有中美貿易摩擦和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內有社會事件發酵，香港備受不利因素的影響，面臨空前的經濟衰退。特區政府正積極應對當前的經濟困難，特別是與旅遊業及餐飲業相關的失業問題。我們更需要考慮的是香港經濟長期競爭力，特別是四大支柱產業（金融服務業、貿易及物流業、旅遊業、專業及工商業支援服務業）的未來發展。

在帶動就業方面，貿易及物流業的貢獻要遠高於金融服務業，且能夠助推專業及工商業支援服務業。貿易及物流業競爭力取決於香港繼續擔當內地貿易的中介角色。然而，自中國於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世貿）以來，香港幫助內地出口的中介地位正在快速下降。

出口中介優勢今非昔比

特區政府統計處有關香港從內地進口及隨後轉口的數據顯示，轉口回輸（即香港先從內地進口商品再轉口回內地）佔頗大比重。若從原產於內地的香港商品轉口貿易總額中，減去再出口回內地的貨值，作為香港轉口到海外的數據，可用來評估以香港為中介的內地出口情況。從內地進口的商品中，部分作為最終消費品在本港消費，或者作為本港出口的原材料投入；由於缺乏內地進口商品在本港使用的數據，上述估算可能會高估香港對內地出口的中介作用。此外，香港從內地進口再轉口的商品價格通常有一定漲幅，這也會放大香港的出口中介作用。

儘管如此，從內地進口本港再轉口到世界各地的商品價值與內地的總出口額之比，依然是香港作為內地出口中介地位的合理衡量指標。就該指標而言，1999年香港從內地進口再轉到海外的貨值，佔內地總出口額高達43%，但到2007年已跌至約10%，更於2019年降至6%。雖然同一期間絕對價值大幅增加，但香港作為內地出口中介的時代可說已成過去。

筆者在特區政府前中央政策組支持下開展的一項研究發現，香港作為內地出口中介地位急劇下降的原因眾多，其一是廣東省製造業佔全國的份額下降。由於珠江三角洲地區生產成本提高，且其他地區有更多的市場發展機會，以低成本主攻海外市場的製造業企業逐漸撤離廣東省。筆者和香港大學王于漸教授曾於2003年對2400家長江三角洲企業進行一項調查【註1】，結果顯示長三角地區的企業可以同時瞄準國內及海外市場，而珠三角地區的企業則以出口業務為主。

其二是內地私營出口企業崛起，同時國有企業出口下滑。相比其他所有制企業，私營企業最不傾向使用香港作為出口中介。因此，內地出口商所有權結構的變化，不利於香港的出口中介地位。

其三，也可能是最重要的因素，就是1949至1978年內地計劃經濟時代，香港是內地與世界接軌的最主要窗口，國有貿易公司普遍在港設立出口業務辦事處，但隨着2001年中國加入世貿，私營企業可以直接出口，國有貿易公司從此失去壟斷地位，從而削弱了香港在內地出口中介業務上的優勢。

香港作為內地出口中介地位的大幅降低，亦與第一次鴉片戰爭（1840-1842年）後廣州的發展軌跡相似。1757年，清政府將粵海關（今廣州）定為唯一對外通商口岸，廣州十三行更是其指定專營對外貿易的壟斷機構。但在第一次鴉片戰爭後，其他4個通商口岸（包括香港）被迫開放，廣州十三行對中國出口的壟斷結束了。此後不到10年，中國半數以上的對外貿易轉移到了上海港。第二次鴉片戰爭後，長江流域通商口岸開放，上海擁有更多發展優勢，得以輻射至長江流域和沿海地區的對外貿易，對廣州外貿經濟造成更嚴重的打擊。為免重蹈廣州覆轍，香港須為應對新挑戰及時籌謀對策。

從「世界工廠」到參與內地經濟內循環

其實，香港承擔內地進口中介角色的表現向來不算突出，並已呈現同樣的下滑趨勢。基於統計處資料可評估香港在內地進口中的作用，方法是檢視香港從其他國家進口、再出口到內地的貨值佔內地進口總額的比重，1999年為25%，2007年跌至10%，再於2019年降至7%。

值得注意的是，直到最近，香港幫助內地進口（從海外進口再轉口到內地）的商品價值，仍遠低於其幫助內地出口（從內地進口再轉口到海外）的商品價值，皆因香港一向以歐美市場為目標，而自我定位為內地向海外出口的中介。由於地緣優勢，改革開放後，向內地遷移的港資企業大多落戶在廣東省，憑藉當地的低成本優勢進行大規模生產，經香港出口到世界各地，為廣東省贏得了「世界工廠」的美譽。

近40年來，國內本地消費及其從世界各地的進口持續高速增長。筆者發現，香港幫助內地進口主要屬企業投資和營運，而甚少（略高於3%）與消費有關。2003年以來，香港吸引了大批富裕的內地人前來旅遊（四大支柱產業之一）和購買奢侈品，這一趨勢能否持續，取決於香港與內地關係的改善及內地遊客的回歸。隨着內地經濟內循環的發展，香港應致力成為內地進口商品的中介。

轉口回輸面臨政策風險

上文提及香港與內地之間一種特殊轉口貿易──轉口回輸，其可持續性面臨政策風險。此類貿易既涉及從內地的進口，也納入對內地的出口，因此在香港的貿易統計中會被重複計算。在以內地為原產地，或以內地為目的地的香港轉口貿易中，轉口回輸的份額均在1999至2013年經歷大幅增長，至2019年穩定在40%左右。由於內地企業可以同時享受出口補貼和進口原材料的稅收優惠，轉口回輸的動力即源於此，以致產業鏈上游的企業會選擇將其產品出口到香港後，再轉口給產業鏈下游的內地企業。這樣的「產品香港遊」會增加企業交易成本以及在香港的倉儲成本，但出口補貼和進口退稅為企業帶來的收益始終更為可觀。

轉口回輸貿易的可持續性一方面取決於內地政府政策，另一方面則視乎其他與香港相似的自由港的可用性和便利度。由於內地自由貿易區和保稅區等新政策的實施，內地加工企業可以從新的自由貿易區，例如海南轉口，從而以更低成本獲得同等收益。這或導致香港轉口回輸迅即消失，進一步打擊本港貿易及物流業發展。

至於香港的離岸貿易，儘管所涉貨物並無實際通過本地港口，但顯然也與香港的貿易中介服務有關。根據統計處數字，近20年來以內地為目的地的離岸貿易保持高速增長，超過了以內地為付運地，及以內地為原產地的轉口貿易。此類離岸貿易所以興起，估計是源自香港擁有低於內地及其商品原產地的稅率，吸引跨國公司通過公司內部貿易將盈利放在香港，以享受低稅率優惠。這種貿易機制的可持續性，亦取決於內地政府發展海南島作為零關稅、低稅率的國際自由貿易港的成效。

加強科創以拓展內地市場

在香港的四大支柱產業中，貿易及物流業的前景不容樂觀。在中國成為世貿成員國的短短20年間，香港已基本失去作為內地貿易中介的角色，然而本地貿易優勢的消減卻少有人關注，當前亟須汲取第一次鴉片戰爭後廣州的教訓。

本港經濟轉型，無疑刻不容緩，社會各界更宜將目光投向龐大的內地市場，而不再拘泥於出口導向型的「世界工廠」定位；並且把握粵港澳大灣區的機遇，融入灣區經濟一體化，繼續深耕擁有超過一億人口和數千家港資企業的廣東市場。1938年於香港成立的華潤集團就是一個成功範例，曾專門從事與內地的進出口貿易，在高峰時期的出口額曾佔內地總出口額三分之一，被稱為「第二外貿部」。但面對內地改革開放不斷深化，競爭日益激烈，為免在中國加入世貿後優勢不再，集團在2000年以後，兩次推行「再造華潤」企業重塑，擴充業務範疇至飲品、醫藥、科技與金融等，成功從一家貿易公司轉型為全方位服務內地消費市場的企業。參考其成功經驗，香港可通過建設科創中心，提升各行各業的科技應用，以拓展潛力豐厚的內地消費市場，從而推動經濟實現轉型升級。

註1： 王于漸、陸雄文、陶志剛、蔣青雲、邵啟發與孫一民（2007），《重返經濟舞台中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陶志剛　港大經管學院滙豐基金教授（環球經濟與企業策略）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零年九月九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美國貨幣政策新框架

上周四美國聯儲局主席鮑威爾在美國懷俄明州Jackson Hole的全球央行年會上發表重要講話，就美國運作了多年的貨幣政策框架作出修訂，受到全球金融界的矚目。聯儲局成立於1913年，百多年來，隨着美國經濟的演變、貨幣經濟學的理解和政策工具的發展，美國貨幣政策經歷了各種不同的改變。

貨幣政策可分為政策工具（如公開市場買賣）、中短期的政策目標（如聯邦基金利率）和最終目的（如就業水平）3個部分。這次聯儲局的政策修訂，主要在最終政策目的方面。聯儲局的貨幣政策，最終要達到所謂「雙重使命」，即最高就業水平和物價穩定。按傳統的菲利普斯曲線分析，這兩者之間有一定的矛盾，若要提高就業，便得接受更高的通脹。但聯儲局沒有定下這兩者在貨幣政策中的互相比重。

最高就業水平受到勞動力市場和經濟結構等各方面因素影響，因此很難設定一個數字目標。至於物價穩定，則以2%的通脹率為目的。這裏的通脹是基於個人消費開支指數而非消費物價指數，但兩者的分別並不影響以下討論。

就這兩個美國貨幣政策的最終目的，聯儲局上周都提出修改。有關最高就業，之前的論述是，貨幣政策的制定，視乎目前就業水平和最高就業水平的偏差。若目前就業已高於估計的最高水平，則傾向加息，反之則減息。但在新的框架下，只會考慮在低於最高就業水平時減息。換句話說，當經濟蓬勃發展，就業水平超過估計的最高水平時，聯儲局也可以不必過慮，毋須採取收縮性的政策。

事實上，以前的政策不單是在高於或低於最高就業水平時作對稱式回應，更有先發制人的部署，即在觀察到經濟已差不多充分就業時馬上加息，不等通脹上升成為事實才收緊銀根。最近例子是2015年12月的加息。在全球金融危機和多年的量化寬鬆後，即使當時的通脹率僅1.8%，失業率已下降至5.0%，接近傳統上充分就業的水平。殊不知隨後的失業率持續下跌，達到3.5%的歷史性水平，而通脹並沒有怎樣增加，因而有意見認為2015年的加息政策過早實施了。

上周另一個更改，得到較多媒體報道，將通脹的政策目的定在2%「平均」通脹率，而非本來簡單的2%。之前的2%可理解為通脹上限，但多年來美國的通脹都低於這個水平，平均只得1.4%。但既然如此，為何不乾脆降低目的通脹率至2%以下，如1.5%？這和預期通脹有關。

當名義利率不變，預期通脹低企等於實質利率上升，增加了借貸的成本，也減少了經濟活動和經濟增長，這並非聯儲局樂於見到的。當然，聯儲局可以減低名義利率來調低實質利率。但自全球金融危機後，美國的利息水平已接近零下限，減無可減。同樣，今年3月新冠肺炎在美國大規模爆發後，聯儲局再度將聯邦基金利率下調至接近零水平，若不採取負利率政策，聯儲局便沒有任何空間調整利率。

提高對通脹接受程度

市場對通脹預期基於生活中真正的通脹率。要提高預期通脹，便得容許通脹率上升。基於這個原因，聯儲局便將長遠通脹目的2%，由上限改為平均數值。既然過去一段長時間通脹率低於2%，那將來通脹率便可高於2%而仍然維持2%的平均。至於要追溯過去多長時間、及在將來多長的時間內追補，鮑威爾都沒有說明，並強調不會基於任何固定的方程式。不過，聯儲局在全球金融危機後，特別着重政策透明度和前瞻性指引，估計不會在這方面黑箱作業，日後應該會公布更多有關訊息，或許在兩周後的公開市場委員會議息時便會有進一步交代。由於這裏強調的是市場的預期通脹，因此沒有需要機械式地達到某一段長時間內準確的2%平均通脹率。

總的來說，聯儲局貨幣政策的新框架，提高了對通脹的接受程度，以及進一步將重點放在就業水平。背後的原因，是實質經濟增長長期放緩、及菲利普斯曲線的展平，即一定的失業率導致比以前較為輕微的通脹。

聯儲局這次對貨幣政策框架的檢討始於去年1月，比新冠肺炎的出現早了一年。在今年3月美國的疫情急轉直下之後，聯儲局和財政部迅即實施前所未有的擴張性政策。即使如此，美國第二季度的本地生產總值還是下跌了31.7%（年化）。新冠肺炎對經濟帶來的破壞和不確定性，增加了聯儲局貨幣政策新框架的合理性和認受性。

今年6月公開市場委員會會議中達到的一個共識，是目前的0至0.25%聯邦基金利率水平將會維持至2022年底。在經修訂的貨幣政策下，這個極低的利率水平甚至會維持更長的一段時間。

全球經濟受到新冠肺炎的重擊，各央行和政府部門均採取前所未有的大規模擴張性政策以挽救經濟。這無可厚非，但疫情過後就有關政策收拾殘局，將會是嚴峻的考驗。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後，聯儲局採取了三輪量化寬鬆政策，而聯邦基金利率在0至0.25%區間內徘徊了整整8年，期間帶來了愈趨不平均的收入和財富分配。有關的貨幣政策導致資產價格膨脹，持有資產的投資者身家上升，但只能持有普通銀行存款的小市民毫無寸進。不平均分配財富是當前眾多國際政治經濟議題的主要因素，影響着民粹主義、貿易戰、美國選舉、英國脫歐、種族衝突和移民政策等等。

長期超低利率的另一個後遺症是債務的增加。債務多少不一定是問題，問題在於資金是否作比較合適的運用。在低利率環境下，龐大的資金少不免有些用於不應該的用途，而利率在篩選投資項目的功能也大大減弱。

十年多前當美國首次實施量化寬鬆政策時，聯儲局的資產在3個月內翻了一倍，由約1萬億增加至2萬億美元，引起對通貨膨脹的憂慮，再加上隨後數年另外兩輪的量化寬鬆，將聯儲局的資產提高約4.5萬億美元。但美國沒有較高的消費物價通脹，主要原因是新增加的基礎貨幣，大部分還是作為超額存款準備金留在銀行體系內，沒有轉化為消費者手中的購買力。

相比之下，為了應付疫情，聯儲局的資產由本年2月底的4.2萬億增加至5月底的7.1萬億。增幅之大和速度之快，前所未有。同時，有相當比例的新貨幣供應是以現金形式落入市民手中。因而這次貨幣供應增長的影響較為直接。不過，疫情迫使消費者留在家中，減少消費。貨幣的流通速度慢下來，物價上升的壓力暫時不大。但當疫情過後，消費意願重臨需求增加，而疫情期間因為停工及供應鏈斷裂導致商品供應減少，再加上聯儲局新的寬鬆政策，通脹會否重來，值得關注。

陸炎輝　港大經管學院榮譽副教授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零年九月二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國際調查中的中國人權狀況

1月9日，筆者在本欄回顧了海峽兩岸四地（中國內地、台灣、香港、澳門）的人口特徵、對外關係、經濟發展三方面的近況。本文繼續就法治和人權兩方面再作探討，由於數據所限，將集中討論內地和香港的情況。

新聞自由排名

最近，香港最熱門的話題莫過於《2019年逃犯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法例（修訂）條例草案》（修訂《逃犯條例》），希望下列分析對有關討論會有一點參考價值。

美國的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每年都對世界各地的自由狀況作出評估，分為自由、部分自由、不自由三大類。中國內地長期被列為不自由的國家，不過由於自由之家的主要財政來源為美國政府，其公信力或會受到質疑。

加拿大的菲沙研究所（Fraser Institute）每年都對世界各地作出經濟自由排名，也就是廣為香港人熟悉的世界經濟自由指數（The Economic Freedom of the World Index），香港多年來一直位居榜首。最新的2018年度報告涵蓋162個國家及地區，香港、台灣、中國內地分別佔第1、第12、第107位。菲沙研究所也有一個人類自由指數（The Human Freedom Index），在同一年度報告中，香港、台灣、中國內地分別排第3、第10和第135位。

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每年發表《全球競爭力報告》，2018年的報告包括140個國家和地區，香港、台灣、中國內地分別名列第7、第13和第28位；內地表現甚佳，反映國家的經濟實力。同一指數的分項之中，例如司法獨立一項，香港、台灣和中國內地分別排第8、第47和第45位（中國內地在這方面表現竟優於台灣！），在新聞自由一項，內地則屬倒數冠軍！

這個競爭力報告在新聞自由分項的計分和排名，其實源自無國界記者（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每年公布的世界新聞自由指數（World Press Freedom Index）。

附【表】所示，近年中國內地、台灣、香港三地在新聞自由指數中的世界排名，以台灣最前，往往位於所有國家地區中的最頂尖的四分之一；香港稍稍落後，但仍位處最前面三分之一；內地排名則低得多，在三個年度179、180、180個國家中，排名分別為第174、第175、第176位！

法治表現高低

世界公義工程（World Justice Project）針對各地的法治情況而編訂法治指數（Rule of Law Index），每年在各個受覆蓋國及地區，就8個範疇在每國最大的3個城市中挑選1000人進行問卷調查，並訪問當地法律從業員，然後作出評分。世界公義工程於2006年由時任美國律師協會（The American Bar Association）主席William Neukom創立，可惜法治指數只包括中國內地和香港，不包括台灣。

在2011年度、2015年度和2019年度，調查研究分別涵蓋66、102和126國家及地區。2011年度的報告並沒有給予每個國家一個總分，只是就各分項打分數。2015年度和2019年度則有就各國及地區逐一給予總分，中國內地的排名分別為第71和第82位，落後於大部分國家，更大大落後於分別名列第17和第16位的香港。

雖然以上各項調查重點不同，方法各異，但是總的來說，香港和台灣的表現遠勝中國內地。相對於其經濟方面的發展，中國內地人權和新聞自由方面的排名則相當落後，乏善可陳。

有些人往往對這些國際排名作出選擇性取態，亦即排名高就欣然接受，排名低就認為調查方法可疑，甚至認定主辦機構不懷好意。筆者倒認為應以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的態度對待。

事實上，世界公義工程在2011年的報告中，其實也有表揚中國內地：「中國相對於其他同屬中等偏低收入（lower middle-income）的國家，在大多數的分項中其實都做得不錯，更在金磚四國（BRIC；即巴西、俄羅斯、印度、中國）中表現居次，也在好幾方面已作出顯著改善。」

交換逃犯安排

基於上述各項調查研究的結果，就不難了解到香港人對於修訂《逃犯條例》，把內地納入其適用範圍，何以憂心忡忡。特區政府現正急不及待要把條例修訂，其理據不見得充分。為針對某個人而修改法律來對付他，甚至要追溯到修訂條例通過之前的行爲，不論此人是否如此可恨，政府這樣做其實是非常危險的，先例一開，後患無窮，難怪富商劉鑾雄對修例提出司法覆核了。

有人不明白，中國內地和台灣政府既然處於「敵對」狀態，尚且都能夠容忍逃犯互相轉移安排，為什麼香港就不能接受。道理同樣簡單不過，台灣既是中國內地「敵對」的政府，那台灣人就不用怕台灣政府會盲從中國內地的要求。相反，特區政府不僅與內地不是敵對者，特首的產生亦由北京悉心安排，香港人對特區政府抵抗來自中央政府的壓力根本缺乏信心，也就可以理解。

2011年， 正值世界公義工程表揚中國之際，中國還是個中等偏低收入國家；時至今天，中國已跨過中等偏高收入的門檻。如果中國經濟繼續以每年5%的速度增長，到2025年左右，就會成為高收入國家，到時國內的人權狀況與經濟發展水平就更不相稱。知恥近勇，中國是時候急起直追了！

【表】  無國界記者新聞自由指數排名

資料來源：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

趙耀華 香港大學經濟及工商管理學院副教授

（本文同時於二零一九年四月十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貨幣爭霸 花落誰家

近年來，數碼貨幣在世界各地日常經濟活動中已擔當不可或缺的角色，例如中國內地的支付系統，就以微信和支付寶居主導地位，數以億計的消費者已習慣以電子錢包取代現金。臉書正籌備發行新加密幣Libra，標榜為與一籃子官方貨幣掛鈎的「穩定幣」（stablecoin）。在非洲，肯尼亞電訊公司Safaricom亦已推出手機支付程式M-Pesa。

近期媒體報道，中國四大國有銀行由央行牽頭，在深圳等地大規模試驗電子錢包的應用，在正式推出數碼貨幣前進行測試。此舉備受西方媒體關注，發展數碼貨幣或有利於人民幣國際化，透過實現「去美元化」，減少在國際貿易結算上對美元的依賴，從而抗衡美元霸權。

挑戰美元霸權

自1944年以來，美元一直作為全球儲備貨幣，國際貿易大都以美元結算，多國中央銀行的儲備資產亦常以美元計價，反映國際上對美元需求龐大；作為儲備貨幣發行國，美國也在國際上別具金融政策優勢，可藉此大大減輕借貸成本，以支持其巨額財政開支及貿易逆差，以致不少國家產生不滿。

早於上世紀六十年代，時任法國財政部部長德斯坦（Valery Giscard d’Estaing）就稱之為「過高的特權」，但美元的霸權地位至今依然屹立不倒，近年才有個別國家採取措施，試圖挑戰。俄羅斯總統普京的經濟顧問格拉濟耶夫（Sergei Glazyev）可說是「去美元化」運動先驅，為此積極游說各國政府在石油貿易等結算，改用其他貨幣。

格拉濟耶夫更將美國政府濫用其優勢稱為「金融恐怖主義」。自從2018年中美貿易糾紛以來，俄羅斯便一直積極拋售所持美國國債，並游說各國政府效法。

可以想像，愈來愈多國家勢將逐漸減輕美元作為交易貨幣的依賴。鑑於地緣政局緊張、新冠肺炎疫情反覆、金價屢創新高，更有投資大行指出，美元或會被黃金取代。

人幣結算之選

原油主要通過商品期貨市場交易，是世界上最活躍的商品，其價格主要取決於兩大基準期貨合約：一）紐約商品交易所通過實物交收結算的美國西得克薩斯中質（West Texas Intermediate，簡稱 WTI）原油；二）主要在洲際交易所交易的北海布蘭特原油。

兩份合約均以美元定價和結算，主要目的是提高以美元計算石油價格的穩定性。石油美元體系除了將美元提升為世界儲備貨幣，鞏固美國的經濟霸權之外，還通過石油美元「循環利用」，為美國金融市場提供了流動性和外國資本流入的來源。

中國作為全球最大的石油輸入國，為了建立一個非美元計價的石油市場，2018年推出以人民幣結算的原油期貨合約，在上海國際能源交易所交易。這份合約另一特點是其「黃金後盾」，皆因人民幣並非自由流通貨幣，此合約容許投資者在上海交易所以人民幣賣出石油後，可以選擇用其人民幣收益在同一交易所以實時黃金價格購買及收取黃金。此舉的一個重要訊息是石油交易以黃金進行，也就是朝削弱美元在國際商品市場上的地位踏出一大步。

權勢此消彼長

國際美元支付其實需要一種國際支付系統。多年來環球同業銀行金融電訊協會（SWIFT）作為國際電滙網絡，便擔當起促進大部分國際貿易的結算功能，但近年美國政府以之制裁敵國，例如禁止伊朗使用SWIFT進行國際交易，亦威脅用同一手段，迫使委內瑞拉在談判中就範，因而備受俄羅斯和中國詬病，亦構成在國際間展開去美元化運動的誘因。

美國的長期盟友如法國、英國和德國，同樣對美國在外交問題上獨斷獨行的作風甚感不滿。德國認為美元霸權亟待解決；2018年8月，德國外長呼籲歐盟國家自行發展國際支付系統以取代SWIFT，並擺脫對美元結算的過度依賴。對於美元作為國際結算貨幣的地位，這無疑已響起警號。歐盟外交政策負責人更與伊朗外長宣布，合作開發一個新支付系統，以防止美國干涉別國的金融事務。為免環球金融受美國操控，看來重新建立世界金融秩序已是刻不容緩。

加密貨幣原意在於替代政府所發行的貨幣，但隨着各國各自發展數碼貨幣，加密貨幣如比特幣，一度被視為足以取代傳統貨幣。但要具備傳統貨幣系統的一應功能，而且較美元更具成為各大央行儲備資產的條件，恐怕不易達到。

至於美國、俄羅斯和中國在嶄新數碼貨幣爭霸戰中，將會誰勝誰負？

在歐美外交關係轉淡，SWIFT系統地位受到衝擊之際，俄羅斯和中國在國際金融事務上已取得較大話語權，出現漸與美國分權的形勢。其他國家（尤其是歐盟）到底會支持哪一方？目前難以預料。

新貴尚待確立

據英國《金融時報》2020年2月12日的報道，中國央行就其即將推出「數碼貨幣電子支付系統」（DC/EP），已申請了84項相關專利，主要在於設計能夠控制數碼人民幣發行和供應的數據傳遞系統，進行與實體銀行間的結算，以及整合央行數碼貨幣（Central Bank Digital Currency）和零售銀行之間的系統。部分專利更顯示內地已發展成針對通貨膨脹控制的機制程式，可見中國在數碼貨幣的開發和應用技術方面已大幅拋離歐美。

其他主要經濟體（如日本央行）雖亦急起直追，積極創建數碼貨幣化日圓，但隨着中國在國際政經舞台上的影響力與日俱增，不排除友邦國會逐步採用中國的主權數碼貨幣系統，而減少依賴美元作為國際交易貨幣。

數碼貨幣區（Digital Currency Area）既然跨越國界，數碼貨幣難免在全球出現群雄競逐的局面，應用範圍或會受到各國監管架構的限制。與數碼貨幣區相關的電子網絡也可能會採用不同方式來處理數據，涉及用戶私隱一環更尤其如此，例如中國、歐洲和美國就各有不同的監管框架，以至某些電子支付網絡只能用於個別經濟區或司法管轄區等；這可能是數碼貨幣國際化的終極考驗。

鑑於新冠肺炎大流行帶來複雜的風險與變數，數碼貨幣今後能否在國際上加以整合，從而取代傳統貨幣，無疑有待進一步觀察。

謝國生博士
香港大學經濟及工商管理學院金融學首席講師、新界鄉議局當然執行委員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零年八月廿六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Workers against bosses’ is a common theme, but mutual interest is more important in creating value, according to HKU Business School professors.

To be successful, organisations should place employees and employers on par with each other. This is a major challenge in management, and how it is carried out is a high-stakes process for both the life of a worker and their organisation. For any company, money should be simply one employment strategy among many – designing clear goals for communication, rules, and non-monetary compensation is key. The rewards that make people happy might not just be money, but encompass promotion, praise, meaningful work, or simply getting a larger desk or better view.

A simple and timely recognition of a job well done can be enough to motivate employees and may work more effectively than cash incentives.

“Once a reward is paid out, it can no longer be used to reward future behaviour. This explains why employers often hold out on rewards,” says Professor Yuk-fai Fong, Professor of Management and Strategy at HKU Business School. “There is also a limit to how long an employer can hold out – if you keep on promising something bigger in the future, you will renege on it eventually, so at some point it is optimal to pay out,” he adds.

These discussions seem far removed from economics, but are all encompassed under dynamic game theory. “This type of theory allows us to discuss issues that are typically within sociology, psychology or politics. Some of my most exciting work recently is about discussing power and governance, and balancing motivating people versus the abuse of power,” says Professor Jin Li, Professor of Management and Strategy at HKU Business School.

Does money make for a better employee? Maybe not

The younger generations are leaning towards jobs in which they can experience personal growth and match their values. “Consumers and employers are becoming more demanding as our society is able to afford it, economic development has made it possible,” says Professor Fong. This is a move from traditional incentive schemes with money at centre, towards more meaning-based work. “If young workers see interesting work as a reward, you better be giving them that; companies can thus use different methods to reward employees and design organisations that way,” Professor Li adds.

“If young workers see interesting work as a reward, you better be giving them that; companies can thus use different methods to reward employees and design organisations that way”

Simply throwing money at a problem might not get the results you are after. “It also depends largely on what kind of behaviour you would like to induce. Which reward to tie to the behaviour you like, and also some kind of punishment. Don’t use carrot or stick immediately, but rather the promise or threat of either to get what you want,” says Professor Li.

Managing reward and punishment is paramount to healthy and growing organisations. “We want to foster co-operation and generate value, but we don’t want to assume the best about human nature. If everyone is so nice we would have nothing to study,” Professor Li says with a laugh. “This issue is we have self-interest, and sometimes look at what is good for us rather than the team as a whole,” Professor Li adds..

Organisational dynamics under stress during the pandemic

As Covid-19 rages across the global economy, many employers have furloughed workers or compelled them to take pay cuts. While workers may realise the economic uncertainties caused by this global pandemic, they may also be unwilling to repeat the experience in 2021. “The employer’s credibility will become a serious issue if this situation continues, because the future value of their relationship will be in question,” says Professor Li.

The subject is covered at length in “Power Dynamics in Organizations” (Li, Matouschek, & Powell, 2017), which looks at why people co-operate, among other issues. “Why do we co-operate? Because it provides value, and if we see value for the future we are willing to co-operate today, and vice-versa,” says Professor Li. “Covid-19 could be seen as a shock to the future value of the relationship, so companies need to ask what they can do in this environment, such as treating their workers more nicely,” he adds.

Co-operation provides value, and if people see value for the future they are willing to co-operate today, and vice-versa.

Technology advancement has also shifted power within organisations. “You can think of the Me Too movement as an example; in the past if someone were to be bullied there was nothing they could do, now they are able to reach out and this shifts the power balance in firms,” says Professor Li.

Yet full openness can be dangerous for a company. Fong and Li’s “Information Revelation in Relational Contracts” discusses the best way to disseminate information in an organisation. “This is definitely not one hundred percent transparency, you want to obscure information, at least temporarily, to align relationships. This motivates employees and makes sure the employer pays out the promised reward and does not abuse their power, while at the same maximising the overall size of the pie” says Professor Fong.

Enhancing the worker-employer relationship… by withholding information

It is thus important that there is an intermediary (or supervisor) between employers and employees helping smooth the relationship, precisely by controlling the flow of information. For example, if an employee knows management has a poor impression of them they won’t work hard, or on the flip side, if an employee might quit, the supervisor is able to make sure the employer still pays out a bonus and honours their promises.

Doesn’t controlling information sound manipulative? The professors argue the contrary – that this allows “all three parties (owner, supervisor, and employer) to keep their jobs and be productive; furthermore there is no malign influence and no one is asked to tell lies; withholding part of the information temporarily until expected effort is exerted and promised bonus is paid out is with good intentions and results in a win win,” says Professor Fong. 

It is a point built upon by Professor Li: “Once all the information is known, this might not be a good outcome; truth can be tough in some cases and we want to highlight the limits of transparency. The ultimate goal is about elevating the common experience, and making people co-operate better,” he adds.

香港的第二曲線 

年屆88歲的查爾斯．漢迪（Charles Handy）是英國管理學大師，其著作《理解組織》（Understanding Organizations）更是組織研究的經典。近幾年，漢迪在中國內地聲望日隆，原因是他的一本小書《第二曲線》（The Second Curve）。

何謂「第二曲線」？這是一個有關組織存亡的概念。在漢迪看來，無論小如個人或公司，抑或大至城市、國家，所有組織都像生物體一樣，要經歷一個生命周期：從成長到成熟，直至衰亡。一般而言，若以一條曲線來展示組織的生命周期，那是倒U形的曲線，是為「第一曲線」。第一曲線固然無可避免，然而有些組織歷久不衰，另一些卻迅速衰老消亡，原因究竟在哪裏？更重要的是，如何能夠拖慢組織衰老的過程？

重塑社會關鍵

作者的答案是「第二曲線」。簡而言之，當組織的第一曲線還沒到頂，組織就應該尋找新的增長點，準備轉型。新的增長點找出來了，組織能成功轉型，其生命軌跡就會移到一條新曲線上，重新開始成長；而嶄新的生命軌跡就是組織的第二曲線，象徵組織走得更高更遠，延緩衰老。

「第二曲線」這個概念在內地的高科技公司，尤其在有關數碼經濟的公司中大行其道。原因是這些行業變化快，新技術和新商業模式層出不窮。企業若不能順勢而為，迅速找到第二曲線，很快就會被新的競爭者所打敗。這個概念其實對城市國家和社會十分重要。

《第二曲線》一書就有這個副題：〈預見社會與個人新出路〉（Thoughts on Reinventing Society）。漢迪認為，我們整個社會的生活方式也許都需要尋找第二曲線。當然，不同國家和城市情況各有不同。對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香港來說，第二曲線何在？

聚焦知識創新

香港的第二曲線無疑是知識創新，打造以知識驅動創新的經濟模式。香港集天時地利人和於一身，有條件朝這一方向發展。

天時方面，正當科技發展日新月異，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皆然，知識進步一日千里。從生物醫藥到材料工程，量子計算到人工智能，虛擬現實到自動駕駛，電子貨幣到3D列印，知識創新既在重塑我們的生活，創造巨大價值，也是價值鏈中的主要元素。傳統製造業效率和利潤遠遠不及着重知識創新的公司。

以蘋果手機為例，蘋果公司股價在過去10年漲了6倍以上，而其代工商富士康，即使效率高，股價卻變化不大。由此可見，蘋果和谷歌等創新科技龍頭在創造價值之餘，也積累了龐大的財富。

知識創新的價值既然有目共睹，不少城市也想成為知識創新中心，但矽谷只得一個，香港又有什麼優勢呢？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其實是這個城市的比較劣勢，為鞏固金融地位所付出的代價就是生活成本（尤其是房價）太高，況且拜金文化也不利於知識創新。話說回來，香港畢竟有足夠資源發展為知識創新中心；知識創新的核心就是人才。

近40年來，中國崛起，除了GDP大增之外，還孕育了遍布世界的人才。對於吸引這些人才，香港有不少優勢。首先是毗鄰內地，又與世界主要城市有直達航線。其次是法制健全，可讓知識創新者專心致志，做出成績。第三，香港的財經實力有助知識變現，令知識創新者振翅高飛。第四，香港融滙中西的包融文化環境，有利於對知識創新者將天馬行空的奇想付諸實行。這些條件都是香港的地利。

至於人和方面，未來幾年將是香港邁向知識創新這第二曲線轉型的最佳時機。一方面，本地金融業仍然強大，硬軟實力兼備，有足夠的資源轉型。另一方面，在去全球化趨勢下，獨沽一味，單靠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吃老本的固有思維逐漸過時。有心有力，當前正是邁向第二曲線的理想窗口。

更重要的是，去全球化也令不少國家（尤其是美國）降低對移民專才的歡迎程度，導致高科技領域的移民專才萌生去意，另覓更適合自己發展的土壤。這給香港帶來機遇，以其包容的文化和優良的制度吸納這些人才。

階段性三部曲

當然，展開第二曲線殊不容易，香港目前對於創新、創業、新經濟不算積極，也未能邁開步子，例如電子商務就不及其他一流大都會，網上購物不算方便，出行坐車、支付也有些落後。雖然特區政府在鼓勵知識創新一環有不少優惠政策，但創業人士仍面臨一籃子挑戰，人才更尤其稀缺，不少創業者就抱怨難以在本地物色到優秀的軟體工程師。

要解決高科技和知識方面的人才荒，從人才戰略的角度，筆者對特區政府有三項建議：短期靠「買」，中期靠「租」，長期靠「造」。

買，是指吸納環球人才，尤其是頂尖大師級的一群優才來港。1930年馮卡門（Theodore von Karman）加盟加州理工學院，吸引和培養一大批人才，對於南加州航空航太業騰飛發揮舉足輕重的作用。計算機科學家姚期智自2004年起
任職北京清華大學，也大大促進了內地人工智能的發展。假使本港可以在知識創新領域聘請此等翹楚，給予優厚待遇，不但展現海納百川的氣度，對社會促進知識創新也能產生正面效果。

租，是指推出更靈活的人才政策，讓知識創新企業更容易從全球招徠所需高科技人才，在港短期工作。世界各地固有的高科技人才政策，往往要求僱主證明所需人才無法在本地找到，徒令成本大增，對於小型創新公司尤其不利。總之，有關政策不應窒礙創新企業招攬外來專才，能助此等企業一臂之力的才是良策。

造，是指造就，即在本地學生中多培養日後投身知識創新領域的人才。本地最優秀的學生往往修讀醫學、法律或者商科。學生以待遇優厚行業為首選，乃屬人之常情。但對高材生，政府不妨在學業以至生活各方面給予扶持，讓他們看到知識創新的光明前景，而願意在這領域發展事業。當然，說易行難，這亦非一日之功，但假以時日，隨着香港逐漸建立崇尚知識的文化，知識工作者也通過創新取得可觀的回報，高材生自然會選擇知識創新，社會也能建立一個良性循環。

傳統上，特區政府一向信奉自由經濟市場，採取不干預政策。不過自由市場並非總是有效，前沿的經濟學研究也指出，通過公共政策扶持一些行業，可以幫助經濟發展。除了協助具體的行業，特區政府更可加強扶持人才的政策，打造知識型創新驅動式經濟，走入第二曲線，迎來更好的未來。

李晉教授
香港大學經濟及工商管理學院教授（管理及商業策略、經濟學）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零年七月廿二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如何應對中國企業在一球兩制下的困惑 

近日最矚目的國際新聞，莫過於特朗普總統頒布行政命令，限制美國國民和企業在45天後停止與TikTok和騰訊微信的交易。此前國務卿蓬佩奧已提出了對中國的「清潔網絡」行動。

TikTok讓用戶分享短視頻，其母公司為北京字節跳動科技有限公司，在內地經營抖音和今日頭條。TikTok是抖音的國際版，在美國市場就有一億名用戶。騰訊更是無人不知，作為全球最大的電子遊戲經營商，它的微信集合了臉書的分享和WhatsApp的通訊功能，還可以進行電子支付。由於國內限制使用外國公司開發的社交媒體和通訊工具，在美華人一旦停止使用微信，他們跟國內的家人朋友通訊和生活分享，就會大受阻礙。

網上世界百花齊放

中國有全球最大型、最蓬勃的社交媒體市場，各式各樣的平台都有。舉例說，藍城兄弟公司旗下的Blued於7月初在美國納斯特上市。它是內地LGBTQ同志社群的一個社交平台，創立於2012年，在全球擁有4900萬個註冊用戶，每月活躍用戶數達600萬，其中49%在海外市場。根據英國專營企業顧問兼資產管理業務的公司LGBT Capital的估計，2009年年底，中國內地總人口中，同志數量達7470萬人【註】，蘊含龐大商機，市場潛力非同小可。中國容許這類社交平台存在，實在功德無量。

筆者對bilibili（簡稱B站）亦頗感興趣，它是一家以中國Z世代（1990至2000年期間出生）的年輕人為對象的次文化社交平台，提供內容包括動畫、漫畫、遊戲和小說等等，2018年在美國上市。除了主動製作和購入的內容，平台容許會員成為up主，在網站中上傳影片、音信和其他資源，賺取收入，類似YouTube上的YouTuber。2020年4月「老番茄」成為首位擁有超過一千萬名粉絲的up主。

想成為B站正式會員，須在一定時間內完成100條選擇題問答，到目前為止，測試過關的正式會員數達到8200萬，第12個月留存率超過80%。B站正在努力「出圈」，即在保留Z世代為核心用戶的同時，不斷擴大服務對象；但公司業務仍在虧損之中，若出圈未能收到預期效果，更有兩面不討好之虞。

以開放回應壓制

中國的社交媒體多姿多采，固然可喜可賀，但正當要衝出中國內地，走向全世界之際，卻遇到美國橫加阻撓。

特朗普總統以侵犯美國用戶隱私，危害該國國家安全為由，提出取締TikTok和微信。筆者認為，即使有關公司侵犯隱私的理由得以成立，亦不一定須在短期內賣給美國公司，以免割價求售，既對TikTok的創辦人和股東不公，更可視為對外國投資的侵權行為；倒不如讓有關公司交代如何改善情況，然後再作打算。有報道指TikTok打算為此對美國政府興訟，筆者相信這不失為可行之法，亦是企業在文明社會中解決糾紛的正當手段。

筆者覺得，北京政府可以在兩方面應對。第一，就是開放內地市場，讓外國的社交媒體如臉書、WhatsApp、谷歌等進入。否則美國取締微信和TikTok之舉，將被視為對中國現行政策的反制，也就無可厚非。要是中國開放社交媒體市場，美國卻仍對微信和TikTok設限，那麼道理自然在中方。

無獨有偶，攜程旅行網聯合創辦人梁建章，最近就在一篇在社交媒體中瘋傳的文章中，表達了類似的觀點。這篇題為〈以「開放」對「封閉」可以助贏中美外交戰〉說到：

「試想一下如果中國開放谷歌、臉書、LINE等網站，反倒是美國封鎖了微信，或者TikTok，結論就是中國創造出比美國更開放的媒體環境。這對美國一向標榜的自由、開放和法治的國際形象會形成極大打擊……將為中國在國際形象戰中扭轉局勢，打壓中國的所謂正義性也將蕩然無存。」

利用契機改弦易轍

另一項措施，就是改變國際社會對中國政府缺乏法治觀念，人權保護不足的印象。事實上不得不承認，相對於在過去40年來的驚人經濟發展，中國同期在促進人權與保障法治方面的進展卻遠遠落後，實須急起直追。

近期國內的社交媒體廣泛報道了張玉環的冤案，事緣1993年10月24日，江西省南昌市有兩名小童死亡，當地警方懷疑當時26歲男子張玉環為兇手，1995年初審即判處死刑，緩期執行；張不服上訴，2001年再審，判詞指證據確鑿，沒有疑點，維持原判。然而身在獄中的他仍不放棄，幾乎每周寫一封請願信，前後發出了一千封。最近法院終於重審，8月4日宣判張玉環無罪，當庭釋放。

他在出獄後透露，有一次偵查人員帶了兩隻狼狗，要他簽署認罪書。張不服，竟出現了一場用活人餵狗的酷刑逼供。雖然事過境遷，但談起這番經歷，張玉環依然猶有餘悸，更憤憤不平。

假使沒有堅如鋼鐵的意志，假使身體早已支撐不住，假使欠缺家人的信任和長期支持，這宗26年的冤案就沒有今天水落石出的一日。到底全中國有多少個張玉環呢？又有多少嚴刑逼供的冤案並未獲得平反呢？此事實在值得大家深思。

冤假錯案全世界都有。處理張玉環案件的偵查人員有可能真的相信張是殺人犯，因此用了非常手段對付他。然而，一個國家的執法人員和官員自以為只要目的正確，就可以做事毫無底線，不擇手段，豈不令人極度擔憂？此亦是中國難獲國際社會信任的一個原因。相反，若官員和執法人員能克己守法，尊重人權，自會贏得國際社會的認同。中國政府實在應該在這方面加倍努力。

現在愈來愈多的中國企業要衝出中國，走向世界，卻因為中國自身市場封閉和對人權尊重不足而受到歧視。在「一個地球，兩種制度」之下，這些企業難免要在放慢或停止國際市場發展，分拆國際業務，甚至是離開中國之間做困難的選擇。筆者相信，若中國政府能在以上兩方面努力，則將來一旦再次發生美國壓制微信和TikTok的類似事件，問題亦會簡單得多。中國不能決定外國怎樣相待它，卻可以視逆境為時機，自我提升。

註： “Estimated LGBT Purchasing Power: LGBT–GDP data as of year-end 2019”, LGBT Capital, 2020

趙耀華 港大經管學院副教授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零年八月十二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經濟洗牌   以創為進 

創業可帶動經濟更上層樓，在低迷時期亦有助刺激經濟復甦。投資推廣署的《2019 年初創企業統計調查》顯示，相對於2017年，去年全港初創企業增至 3,184 家，增幅達42.8%；僱員12,478 人，增幅更高達 97.4%。

除本地以外，此等初創企業亦非常國際化，創辦人來自世界各地：包括美國15.4%、中國內地14.0%、英國12.5%、法國7.0%及澳洲6.3%。一如其他發達經濟體，創業活動已漸成本港經濟結構的重要一環，在當前備受疫情左右的經濟局面下，更尤其如此。

成王敗寇定律

創業家可以擁有獨到知識或專業技能，而被視為創新者、冒險家、不甘受僱於人而但求當老闆者，甚至賭徒。皆因確實有生意失敗、傾家蕩產的風險，創業家亦往往以冒險精神見稱。

賭徒固然心存僥倖，但創業者確實須承擔較高債務風險，並非一般人所能承受，在經濟逆境更會隨時破產；化解風險的能力無疑是成功企業家不可或缺的質素。創業風險的回報包括物質和精神兩方面，而獎勵則側重情感和心理上的收穫。

不少歐美經濟學統計分析的研究顯示，創業回報一般低於中位數值，而呈兩極化現象：創業家只有極少數盈利可觀，絕大多數回報微薄。Scott  Shane在2009年出版的著作，分析510,654家在1996年成立的企業，截至2002年的業務，發現期間超過一半 企業生意失敗；每年銷售額超過 100 萬美元的企業不及10%，超過 1,000 萬美元的低於1%，銷售額超過1億美元的表表者，更僅得0.03%（為數175 家）。

一貫冒進作風

創業的資金來源與規劃可說舉足輕重。2010年，Hall 和 Woodward 對 1987 年至 2008 年期間，靠風險資本（venture capital）資助的美國初創公司所得投資回報進行分析，發現此等公司多屬新技術或產品增長較高的企業，佔每年初創企業不到1%，而高增長的初創企業中，近四分之三公司的退出價值（exit value）是零，只有極少數成功例子的價值高達10億美元。

就創業風險承受能力而言，創業成功率既低，零退出價值的比率也就偏高。大部分初創企業工資都低於市場水平，因為風險資本與創業家之間的典型契約，通常在於企業家收取低於市場的工資和股權份額，以換取資金投資，這也意味着創業容易虧本，而上述研究亦顯示，由於所須承擔的高風險與實際回報不相稱，不少初創企業在營運上都有違一般經濟原則。

此外，由於創業者在業務經營上須較具韌力，若把其股份價值，扣除非流動性風險溢價，則其股份的波動不低於同一行業內的上市公司，而其收益卻低於公共股份的回報率。Astebro、Jeffrey和Adomdza分析了820名受加拿大滑鐵盧大學研究中心資助的創業家，發現即使該研究中心就其營運項目進行效益評估，而建議應停止項目運作，然而繼續不惜在此等項目上花錢的比率仍接近三分之一，而甘願繼續花時間的比率更達一半。

有趣的是，儘管創業風險高，而成功、回報與工資極低，為何甘當企業家仍大不乏人呢？

鋒芒畢露架勢

事實上，高度自信是創業家的必要條件。企業家在評估其營運項目時，主觀上亦傾向認定其效益回報分配絕對有利。例如Cooper、Woo和Dunkelberg早於1988年完成的調查，以3,000名企業家為對象，其中33％認為自己的創業成功率為百分之百，而其他類似企業的實際成功率卻低得多。從2008年一項全球創業監測報告的調查可見，美國創業家認為自己的銷售額至少達1,000萬美元的比率，比其他具相關經驗的企業高出5倍。輕視風險和憧憬過高，每每導致過度自信。

從行為經濟學層面來說，過度自信足以產生種種反效果。第一是高估自己的能力和表現；第二是低估競爭對手的實力；第三是礙於偏見，過度樂觀。樂觀者通常被視為較有可能成為創業家，過度樂觀者則較易接受高風險的投資抉擇，甚至是不明智的財務選擇。

過度高估自己及低估對手，足可解釋為何不斷有人爭相進入競爭已趨激烈的市場創業。新進場者對自己的技術或產品看高一線，自然以為可在芸芸競爭者中脫穎而出。

自視過高亦會容易堅持己見，對創業成效產生負面效應。從經濟學角度而言，堅持己見者傾向於低估自身信息的差異，從不懷疑自己的眼光，更因自己「永遠是對」的心態而變得因循守舊，缺乏動機另闢發展方向，最後反而落伍，甚至漸受淘汰。

新舊價值取捨

創業艱難，何以投身者眾？有別於傳統經濟學以金錢報酬及閒暇衡量職業價值，自主權、決策權和控制權則為創業家首要考慮，收入高低倒屬次要。

美國就有一籃子學術研究指出，工作中的獨立性和自主性可提高個人的幸福感。大多數企業都從小規模開始，例如律師、餐館老闆等。對他們而言，非金錢利益是自僱的首要動機。

然而，根據Astebro and Chen2014年的研究結果，25個經濟合作及發展組織的成員國中，除了俄羅斯和智利以外，自僱人士的平均工作時間比受僱人士長2至14小時。因此，非金錢利益未足以反映出自僱者對閒暇的偏愛，真正原因或在於創業者在分配個人工作時間方面，享有更大自主權。創業者更因在公事上不需受他人干預，而在生活上獲得更多控制權和目的感。其他非金錢利益，還包括將一己的經營理念，透過在市場上付諸實行而帶來的自豪感。

本月中由李克强總理主持的國務院會議，為應對疫情困境而部署深入推動社會創業創新，特別支持高校畢業生創業就業；本地也不乏鼓勵大學生加入創業大軍的計劃，例如本月初由投資推廣署主辦的2020 StartmeupHK創業節，就首度以虛擬模式舉行。不過，創業要訣哪裏可尋？

大學商學課程一般著重向學生灌輸四大營商範疇的知識：一、產品及服務；二、團隊精神及建立；三、管理工具（包括經濟金融、市場營銷、財務會計、企業及人事管理）；四、文化及營商環境。在這些硬件基礎之上，DHL亞太區創始人兼香港大學亞洲創業精神及營商價值研究中心創始成員鍾普洋先生，提倡創業五大要素（The Five Dynamics of Entrepreneurship），認為創業家作為商業領袖，務須具備「個人作業系統」（電腦沒有作業系統根本無法運作）；要是創業家的「個人作業系統」動搖，任何企業管治和監管框架都難以發揮作用。

此一內置系統也就是創業家奉行的價值觀，涵蓋儒家傳統道德觀念，可為企業領袖護航而使之立於不敗之地。試想想，即便在新經濟中，誰願意跟不仁不義、無信無恥的企業家合作？最終只會慘淡收場。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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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mas B. Astebro, Scott Jeffrey, and Gordon K. Adomdza, “Inventor Perseverance after Being Told to Quit: the Role of Cognitive Biases”, Journal of Behavioral Decision Making, 20: pp. 253–272,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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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國生博士
香港大學經濟及工商管理學院金融學首席講師、新界鄉議局當然執行委員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零年七月廿九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