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上台後，白宮摒除了特朗普時期誇誇其談、不幹實事的作風，各種政策重上軌道，特別是應付新冠肺炎和處理肺炎帶來的經濟後遺症，都顯得積極進取。也許由於壓制疫情和提振經濟是當務之急，其他政策都要讓路。以外交政策為例，拜登在上任約兩個星期後才在國務院作簡單的闡釋，但其中有關外貿方面着墨不多。不過，我們仍可以從拜登在競選時對有關問題的論述、和他上台後執行的政策，了解他的政府怎樣處理美國的外貿問題。

去年11月美國大選投票結束後，著名的外交政策智庫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即發表了一份名為《使美國外交政策更好地幫助中產階級》（Making U.S. Foreign Policy Work Better for the Middle Class）的報告。報告的一個結論，是數十年的全球化沒有很好的促進美國的生產力，反而加劇了美國的貧富懸殊和去工業化。在這個過程中，美國的中產階級和工人的利益被嚴重忽略。報告建議拜登政府先鞏固美國的競爭力、並大量投資在教育、能源和基礎建設上。國內經濟和外貿，並不是割裂的兩種經濟活動，而是互相促進。

這份報告作者之一，是現任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傑克．蘇利文（Jake Sullivan），早在奧巴馬時期已經是時任副總統拜登的顧問。另一名作者則是現任國務院政策研究部門的一名高層。因此，這份報告可視作拜登政府外交政策的一份藍圖，而為中產階級服務，也是拜登外貿政策的一個基調。事實上，早在競選時，拜登已提出他的外交政策是為美國中產階級制定，並揚言不會簽訂任何既沒有創造就業、也不促進基礎建設或提高勞工權益和推動環保的貿易協議。

美國新的貿易代表戴琦在上周被國會確認就任的諮詢會上，亦作類似的論述，指美國的外貿政策應以工人的利益為中心。當被問及會否減少或取消特朗普留下來對其他國家徵收的關稅時，她沒有正面回應，但承認關稅是幫助貿易談判的一件工具。

帶有濃厚保護主義色彩

總的來說，拜登政府的貿易政策帶有濃厚的保護主義色彩。這並不奇怪，傳統上民主黨因支持者的成份比較多是勞動階層和工會，並不擁抱自由貿易，對提高自由化的貿易協議抱懷疑態度，認為只有利於資方。拜登本人算是民主黨內比較傾向自由貿易的，他當參議員的時候，曾支持美國和加拿大、墨西哥的北美自由貿易協議，也贊成中國加入WTO。但時移世易，在目前政經環境下，拜登在上任後不到一周，便下令聯邦政府採購物資時優先購買美國產品，一時令人側目。

以貿易政策來爭取選民，並非民主黨的專利。特朗普也以此策略在2016年當選。但兩者背後的理念不同。民主黨不一定否定貿易帶來的好處，只是對一個發達經濟體而言，在自由貿易下收入分配不利於勞動階層，因而採取政策保護勞工利益。特朗普的則是基於貿易是零和遊戲的錯誤觀點，以「美國第一」為號召，挑撥選民仇視外國來爭取支持。

這個分別，可能影響着民主共和兩黨在貿易政策上的分歧。特朗普雖然已經下台，但在共和黨內仍有相當大的影響力，也有相當多的選民支持。他上周末在保守政治行動會議（Conservative Political Action Conference）上作壓軸演講，是搬離白宮後的首次公開演講，暗示會在2024年捲土重來。雖然有不少人、包括前國務卿蓬佩奧、都對共和黨提名的總統參選人席位虎視眈眈，但到目前為止，特朗普仍是共和黨中最大的政治力量，除非他在隨後的稅務及其他訴訟中被拖垮。

中美兩國為全球最大的兩個貿易國，美國的外貿政策，自然很大程度地涉及中美貿易。拜登在入主白宮後，並沒有調整中美貿易戰中的對華政策，但卻採取了好幾方面的行動。一是責成有關官員在100天內對美國所有供應鏈作全面檢討，最終目標是減少美國 對外國供應鏈的依賴。雖然美國官員說此舉並非針對中國，但中國是全球100多個國家的最主要貿易夥伴，美國若有什麼政策改變，自然直接影響中國。

拜登的另一個舉措，是要和美國盟友組成統一戰線針對中國，但並不得逞。約兩周前的慕尼黑安全會議（Munich Security Conference）中，德國總理默克爾對中國的態度，明顯和美國不一致。美國將中國看作是威脅全球經濟的問題，但默克爾卻認為以中國目前的能量和地位，是解決全球問題的一個力量。在這之前，法國總統馬克龍在大西洋議會（Atlantic Council）上也表示，不贊成歐盟與美國結黨對付中國。

特朗普並不僅僅對中國掀起貿易戰，也對歐盟產品徵收大幅度的關稅，如開始時對鋼材和鋁材的25%關稅，以及本年1月他離任前生效的對法國和德國空中巴士的15%關稅等等，造成美歐之間不少芥蒂。拜登上台後，並沒有就這些關稅作任何表示，難怪歐盟也對拜登政府在全球經濟的角色採取觀望態度。況且，歐盟剛與中國簽訂了全面投資協議 （Comprehensive Agreement on Investment），期待和中國的進一步經濟合作，自然不會作為美國對華政策的棋子。有趣的是，在中歐簽訂這個協議之前約一個星期，上面提到的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傑克．蘇利文（Jake Sullivan）在推特引用了路透社有關消息的報道，並且表示拜登團隊希望和歐盟早些討論有關中國經濟行為的共同關注問題。當時拜登團隊仍未上任，這似乎是想歐盟延後和中國簽約。當然，一個推特訊息起不了任何作用。

遲到的「美國已經回來」

拜登和他的幕僚，多次強調美國要在制定全球貿易規則上扮演領導角色，以針對中國的貿易措施。現時最主要的多邊貿易協議平台是WTO，但經過特朗普政府的刻意制裁後，WTO已難發揮功能，希望新上任的總幹事有能力扭轉乾坤，使WTO能重新推動全球貿易。不過，所有會員均須尊重協議規則。去年9月WTO裁定特朗普的關稅違反規定，美國政府須取消有關關稅。那拜登政府會不會遵從？若美國遵從世貿的裁決，美國可以在國際舞台上重拾公信力，鞏固其全球領導地位。但共和黨及特朗普的支持者會願意接受WTO的制約嗎？拜登又會不會冒這個國內政治的風險？若美國選擇不遵從世貿的裁決，又奢談什麼領導制定全球貿易規則？

現時全球貿易的格局現正處於一個大轉折時刻，各種變化雜亂紛陳，包括新冠肺炎對貿易和供應鏈的衝擊仍未全面呈現、拜登上台後中美貿易戰如何收場、英國脫歐後還得和各貿易夥伴談判新的協議、美國會否加入CPTPP又或者如其貿易代表戴琦所說先重新談判內容才加入、地理位置離亞太區甚遠的英倫三島卻申請加入CPTPP、中國在簽訂RCEP之後也曾提及加入CPTPP、WTO在新的總幹事履新後能否發揮功能、數碼化和技術進步如何影響全球貿易、各國的貿易政策又怎樣配合應對氣候變化、等等。拜登多次提及「美國已經回來」（「America is back」），但相比時代的步伐，顯然有些姍姍來遲了。

陸炎輝 港大經管學院榮譽副教授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一年三月三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冠狀病毒病疫情初期，一眾經濟學家預測，2020年全球將陷入1930年代大蕭條以來最嚴重衰退，但後來則修訂為與2007至2009年金融海嘯情況相若。例如根據2020年5月《華爾街日報》的調查，美國經濟學家普遍預測，同年美國經濟將收縮6.6%，屬大蕭條以來之最；聯邦儲備局官員隨於6月預測，收縮幅度為6.5%。

但到9月，聯儲局則將經濟收縮率下調至3.7%；隨着新冠疫苗陸續面世及美國總統大選塵埃落定，12月再次修訂收縮幅度為2.4%，遠低於金融海嘯結束時4.3%的水平。12月27日，美國國會通過2.3萬億美元的《新冠病毒援助、救濟和經濟安全法案》，提供9000億美元刺激性援助，同時為截至2021年9月30日為止聯邦政府財政年度提供1.4萬億美元資金。事實上，全球多國去年都採取了相類的擴張性財政政策，預計有關政策方向在2021年仍會持續。

國際貨幣與貿易

2021年伊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發布的最新一期《世界經濟展望》，預測本年環球經濟增長為5.5%，較去年10月預測上調0.3個百分點。刺激增長措施固然重要，但如要復甦穩健，還須管理好疫情，並有賴國際貿易周期反彈的助力。

自2020年3月中至年終，美元對一籃子貿易加權貨幣的匯率從117下跌至102.6，短短8個月間跌幅超過12%，處於過去兩年多的最低水平【圖1】。美元與主要貨幣的利率差異在疫情期間也大幅縮小。

美元走弱雖可提升美國出口的競爭力，但同時會因進口商品較昂貴而輸入通脹。美元持續走弱的因素不外三項：第一，有效疫苗面世並在各國廣泛接種，有助減輕疫災對經濟造成的不確定性及風險，而美元作為避險貨幣的作用減低，則導致美元需求下跌。第二，美國針對公共衞生危機及經濟衰退提供了非常積極的擴張性貨幣及財政開支政策，大大增加了貨幣供應。第三，美國仍受財政預算和貿易的雙重赤字困擾。

因此，預期美元今年將繼續偏軟，對該國經濟來說無疑是一項利好因素，對全球經濟也有積極作用。原因是多數大宗商品（如石油）以美元計價，美元走弱將使一些商品價格下降。此外，全球尤其是新興經濟體的債務，由於大部分以美元借入，償還債務成本也會隨之降低。

疫下各大股市表現

去年投資市場出現一個有趣現象，就是各國經濟因疫情而萎縮之際，股票市場反而持續上揚。觀乎股市主要反映預期中的經濟表現，短期而言，與經濟實況的相關性卻甚低。以恒生指數和香港特區經濟為例，從【圖2】可見兩者在30年的相關性一直並不穩定。

2021年2月初，各大股市表現已勝過去年1月冠狀病毒病尚未蔓延全球之時。從2019年1月至2021年1月，標普500指數的兩年回報是46%，日經指數為42%，上證指數為41%，德國DAX為26%，而恒生指數則只有8%【圖3】。其實從2019年第一季度起，恒生指數已落後於環球大市，突顯出香港內部爭拗和社會動盪的影響。

經濟復甦的曙光

大多數經濟體預期要到2021年中後期，方能恢復到疫前的實質本地生產總值水平，失業率則維持在平均線上。因此，儘管實施進取的刺激措施，繼續擴張，亦會在較後時間才呈現通脹壓力。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曾預測，37個發達國家在2020年內的經濟收縮為5.5%，全球經濟增長則下調4.2%。衰退困境近百年一遇，令人憂慮。

拜登政府上場剛過1個月，美國能否在世界經濟重拾領軍地位，驅動各國邁向經濟復甦，仍是未知之數。反觀中國因能有效控制疫情，生產力和經濟活動恢復得最快。國家統計局公布的多項數據顯示，2020年中期國內經濟已呈現V形反彈，5月份消費物價指數按年上漲2.4%。加上國內國外雙循環的經濟策略，中國經濟可謂一枝獨秀，有望帶領全球經濟向上。

重重圍困有待突破

聚焦本港，根據特區政府統計處在上月底發布2020年的本地生產總值（GDP）估計數字，第四季較上年同期實質下跌3%，全年GDP則按年實質下跌6.1%【註1】。政府去年先後推出多項紓困措施，總值逾3000億元，以致財政儲備降至約8000億元，相當於政府13至14個月的經常開支，接近2003年「沙士」後的水平。預料財政刺激方案將逐步撤除；為減輕財政壓力，政府亦應設法開源。

按統計處資料，失業率由2019年12月的3.7%飆升至2020年第四季的6.6%，失業人數超過24萬；2020年10月至2021年1月，失業率更達7%，失業人數25.3萬，創16年來新高。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估計本年第一季失業率或會升至7.2%才見頂，這將低於2003年8.5%的頂峰；失業率預計在下半年經濟好轉後才會回落。

另一方面，貧窮問題持續惡化。統計處指出，2019年香港整體的貧窮人口為149萬，比2018年增加了9萬，貧窮率由20.4%升至21.4%。縱使這或與人口高齡化有關，但2016至2018年間，青年貧窮率卻連續3年錄得升幅，為數90100人，佔總貧窮人口8.8%。

新部署扭轉乾坤

放眼國際社會，歐美政府紛紛實施低利率量寬政策，不排除會產生資產泡沫爆破而觸發金融危機，加上保護主義和單邊主義乘勢興起，國際貿易和投資大幅萎縮，全球經濟、科技、政治均面臨巨變。

環球經濟短期內能否避免衰退，取決於以下因素：疫情的衝擊會否持續下去？各經濟體能否重建供應鏈以改善世界貿易？疫情會否結構性削弱勞工市場或對經濟需求造成永久結構性損失？

當前中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在國內國際雙循環策略下，香港經濟復甦則取決於以下幾個因素。當新冠疫苗廣泛接種後，預期經濟可快速恢復，市民消費可望彈力反彈。健康碼及檢疫措施若能全面落實，則可望在第二季末至第三季初與內地重新通關，而令零售及服務行業復甦。經濟重拾正軌有助特區政府解決貧富懸殊等老大難問題，正如筆者在本欄為文分析【註2】，政府必須重建置業階梯，以改善社會不均現象。

經歷兩年來內外交困，雖然外資未有明顯撤離香港的跡象，但西方國家以至鄰國如新加坡，均銳意吸納香港的人才、技術和資金。雖然本地的簡單低稅制、自由營商環境、完善的司法制度，仍然是吸引外資留港的重要元素，但特區政府不可掉以輕心。資金能否自由進出，也是外來投資者的重要考慮因素，畢竟國際金融中心定位取決於「信心」二字。如何鞏固跨國企業和國際投資者對香港作為亞洲國際都會的信心，實乃特區政府當務之急。

資料來源：Trade Weighted U.S. Dollar Index: Broad, Goods and Services (DTWEXBGS) | FRED | St. Louis Fed（檢索於2021年2月16日）

資料來源：^HSI 30,792.85 148.12 0.48% : HANG SENG INDEX – Yahoo Finance（檢索於2021年2月16日）

資料來源：Yahoo Finance – Stock Market Live, Quotes, Business & Finance News（檢索於2021年2月16日）

註1： 2020年第四季及全年本地生產總值及選定主要開支組成部分的預先估計數字按年

註2：2020年1月29日〈新年新象 逆境自強〉，2019年10月23日〈重建置業階梯 收窄貧富差距〉，謝國生，《信報》

謝國生 港大經管學院金融學首席講師、新界鄉議局當然執行委員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一年二月二十四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冠狀病毒病疫情初期，一眾經濟學家預測，2020年全球將陷入1930年代大蕭條以來最嚴重衰退，但後來則修訂為與2007至2009年金融海嘯情況相若。例如根據2020年5月《華爾街日報》的調查，美國經濟學家普遍預測，同年美國經濟將收縮6.6%，屬大蕭條以來之最；聯邦儲備局官員隨於6月預測，收縮幅度為6.5%。

但到9月，聯儲局則將經濟收縮率下調至3.7%；隨着新冠疫苗陸續面世及美國總統大選塵埃落定，12月再次修訂收縮幅度為2.4%，遠低於金融海嘯結束時4.3%的水平。12月27日，美國國會通過2.3萬億美元的《新冠病毒援助、救濟和經濟安全法案》，提供9000億美元刺激性援助，同時為截至2021年9月30日為止聯邦政府財政年度提供1.4萬億美元資金。事實上，全球多國去年都採取了相類的擴張性財政政策，預計有關政策方向在2021年仍會持續。

國際貨幣與貿易

2021年伊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發布的最新一期《世界經濟展望》，預測本年環球經濟增長為5.5%，較去年10月預測上調0.3個百分點。刺激增長措施固然重要，但如要復甦穩健，還須管理好疫情，並有賴國際貿易周期反彈的助力。

自2020年3月中至年終，美元對一籃子貿易加權貨幣的匯率從117下跌至102.6，短短8個月間跌幅超過12%，處於過去兩年多的最低水平【圖1】。美元與主要貨幣的利率差異在疫情期間也大幅縮小。

美元走弱雖可提升美國出口的競爭力，但同時會因進口商品較昂貴而輸入通脹。美元持續走弱的因素不外三項：第一，有效疫苗面世並在各國廣泛接種，有助減輕疫災對經濟造成的不確定性及風險，而美元作為避險貨幣的作用減低，則導致美元需求下跌。第二，美國針對公共衞生危機及經濟衰退提供了非常積極的擴張性貨幣及財政開支政策，大大增加了貨幣供應。第三，美國仍受財政預算和貿易的雙重赤字困擾。

因此，預期美元今年將繼續偏軟，對該國經濟來說無疑是一項利好因素，對全球經濟也有積極作用。原因是多數大宗商品（如石油）以美元計價，美元走弱將使一些商品價格下降。此外，全球尤其是新興經濟體的債務，由於大部分以美元借入，償還債務成本也會隨之降低。

疫下各大股市表現

去年投資市場出現一個有趣現象，就是各國經濟因疫情而萎縮之際，股票市場反而持續上揚。觀乎股市主要反映預期中的經濟表現，短期而言，與經濟實況的相關性卻甚低。以恒生指數和香港特區經濟為例，從【圖2】可見兩者在30年的相關性一直並不穩定。

2021年2月初，各大股市表現已勝過去年1月冠狀病毒病尚未蔓延全球之時。從2019年1月至2021年1月，標普500指數的兩年回報是46%，日經指數為42%，上證指數為41%，德國DAX為26%，而恒生指數則只有8%【圖3】。其實從2019年第一季度起，恒生指數已落後於環球大市，突顯出香港內部爭拗和社會動盪的影響。

經濟復甦的曙光

大多數經濟體預期要到2021年中後期，方能恢復到疫前的實質本地生產總值水平，失業率則維持在平均線上。因此，儘管實施進取的刺激措施，繼續擴張，亦會在較後時間才呈現通脹壓力。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曾預測，37個發達國家在2020年內的經濟收縮為5.5%，全球經濟增長則下調4.2%。衰退困境近百年一遇，令人憂慮。

拜登政府上場剛過1個月，美國能否在世界經濟重拾領軍地位，驅動各國邁向經濟復甦，仍是未知之數。反觀中國因能有效控制疫情，生產力和經濟活動恢復得最快。國家統計局公布的多項數據顯示，2020年中期國內經濟已呈現V形反彈，5月份消費物價指數按年上漲2.4%。加上國內國外雙循環的經濟策略，中國經濟可謂一枝獨秀，有望帶領全球經濟向上。

重重圍困有待突破

聚焦本港，根據特區政府統計處在上月底發布2020年的本地生產總值（GDP）估計數字，第四季較上年同期實質下跌3%，全年GDP則按年實質下跌6.1%【註1】。政府去年先後推出多項紓困措施，總值逾3000億元，以致財政儲備降至約8000億元，相當於政府13至14個月的經常開支，接近2003年「沙士」後的水平。預料財政刺激方案將逐步撤除；為減輕財政壓力，政府亦應設法開源。

按統計處資料，失業率由2019年12月的3.7%飆升至2020年第四季的6.6%，失業人數超過24萬；2020年10月至2021年1月，失業率更達7%，失業人數25.3萬，創16年來新高。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估計本年第一季失業率或會升至7.2%才見頂，這將低於2003年8.5%的頂峰；失業率預計在下半年經濟好轉後才會回落。

另一方面，貧窮問題持續惡化。統計處指出，2019年香港整體的貧窮人口為149萬，比2018年增加了9萬，貧窮率由20.4%升至21.4%。縱使這或與人口高齡化有關，但2016至2018年間，青年貧窮率卻連續3年錄得升幅，為數90100人，佔總貧窮人口8.8%。

新部署扭轉乾坤

放眼國際社會，歐美政府紛紛實施低利率量寬政策，不排除會產生資產泡沫爆破而觸發金融危機，加上保護主義和單邊主義乘勢興起，國際貿易和投資大幅萎縮，全球經濟、科技、政治均面臨巨變。

環球經濟短期內能否避免衰退，取決於以下因素：疫情的衝擊會否持續下去？各經濟體能否重建供應鏈以改善世界貿易？疫情會否結構性削弱勞工市場或對經濟需求造成永久結構性損失？

當前中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在國內國際雙循環策略下，香港經濟復甦則取決於以下幾個因素。當新冠疫苗廣泛接種後，預期經濟可快速恢復，市民消費可望彈力反彈。健康碼及檢疫措施若能全面落實，則可望在第二季末至第三季初與內地重新通關，而令零售及服務行業復甦。經濟重拾正軌有助特區政府解決貧富懸殊等老大難問題，正如筆者在本欄為文分析【註2】，政府必須重建置業階梯，以改善社會不均現象。

經歷兩年來內外交困，雖然外資未有明顯撤離香港的跡象，但西方國家以至鄰國如新加坡，均銳意吸納香港的人才、技術和資金。雖然本地的簡單低稅制、自由營商環境、完善的司法制度，仍然是吸引外資留港的重要元素，但特區政府不可掉以輕心。資金能否自由進出，也是外來投資者的重要考慮因素，畢竟國際金融中心定位取決於「信心」二字。如何鞏固跨國企業和國際投資者對香港作為亞洲國際都會的信心，實乃特區政府當務之急。

資料來源：Trade Weighted U.S. Dollar Index: Broad, Goods and Services (DTWEXBGS) | FRED | St. Louis Fed（檢索於2021年2月16日）

資料來源：^HSI 30,792.85 148.12 0.48% : HANG SENG INDEX – Yahoo Finance（檢索於2021年2月16日）

資料來源：Yahoo Finance – Stock Market Live, Quotes, Business & Finance News（檢索於2021年2月16日）

註1： 2020年第四季及全年本地生產總值及選定主要開支組成部分的預先估計數字按年

註2：2020年1月29日〈新年新象 逆境自強〉，2019年10月23日〈重建置業階梯 收窄貧富差距〉，謝國生，《信報》

謝國生 港大經管學院金融學首席講師、新界鄉議局當然執行委員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一年二月二十四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有留意國際金融事務的讀者，除了知道互惠基金、對沖基金、私募基金、風險投資等概念外，一定也會注意到主權財富基金（Sovereign Wealth Fund）。香港人最熟悉的可能是新加坡的淡馬錫，它亦是渣打銀行的主要股東。本文的目的是介紹主權財富基金，順帶談及香港財政儲備如何增值的問題。

主權財富基金泛指由國家成立的跨境投資基金。雖然那些並非主權地區，但經濟上扮演獨立角色的地區（如香港），其政府成立的投資基金，也應歸類為主權財富基金，讀者請勿單單看到主權一詞，就賦予太多的政治聯想。

主權財富基金世界排名

根據主權財富基金研究所（Sovereign Wealth Fund Institute）資料顯示，全球最大95個主權財富基金的資產總值為82440億美元，其中74%由首十強所佔，價值達59522億美元【表】。第一位是挪威政府退休金基金，第二是中國投資公司，第四則是香港金融管理局（金管局）所管理的外匯基金。第六、第七位均為新加坡的主權財富基金：新加坡政府投資公司和淡馬錫控股，同一個國家就已經有兩個主權投資基金；而中東國家在十大之中更佔了四位（第三、第五、第八、第十）。

【表】十大主權財富基金

(單位：10億美元)

資料來源：https://www.swfinstitute.org/fund-rankings/sovereign-wealth-fund  （檢索於2021年2月13日）

主權財富基金的分類

從資金來源的角度來說，主權財富基金一般分為兩類。第一類資金源於石油、天然氣之類商品的生產，中東諸國和挪威的主權財富基金即屬此類。

第二類是在國際貿易中有經常盈餘的國家，或因某種原因積累了大量外匯儲備的國家，由中央銀行或另一專門管理機構用作海外投資，金管局的外匯基金即屬此類。

由於資金來源有別，以上兩類主權財富基金的投資目標和策略也不一樣。第一類主權基金的資金雖然基本上來自政府或市民，但並沒有規定要把資金或收益定期攤分給持份者，所以投資策略可以進取一點，並以增值為目標。鑑於這類基金透明度不足，投資目標到底以純商業利益為主，抑或有其他策略性考慮，倒是耐人尋味。

第二類主權財富基金由於資金來自外匯儲備，嚴格來說這些資金並不屬於國家或地區所有，因為當其貨幣被出售時，外匯儲備就會減少，因此基金的目標聚焦保本，尤須提防下行風險。

香港外匯基金的使命

根據金管局資料，外匯基金資產分為四部分：第一是「支持組合」（backing portfolio），即「流通性極高及優質的美元資產，為貨幣基礎提供十足支持，並用以履行聯繫匯率制度下的兌換保證」。第二是「投資組合」（investment portfolio），「投資於債券和股票市場（包括已發展和新興市場經濟體），以保障資產的價值及長期購買力」。2019年年終，外匯基金資產總值達4200億港元，上述兩個組合分別佔44% 和48%，合共佔外匯基金的絕大部分 (【圖1】）。

第三是「長期增長組合」（long-term growth portfolio），由金管局在2009年推出，「以審慎及循序漸進的方式投資私募股權及海外房地產」。第四部分是「策略性資產組合」（strategic portfolio），設立於2007年，持有特區政府因應策略性目的而購入的港交所股份。此一組合性質特殊，並無納入評估外匯基金的投資表現之中。

【圖1】 2019年年終外匯基金的主要資產及負債規模

資料來源：https://www.hkma.gov.hk/chi/key-functions/reserves-management/investment-management/portfolio-segregation/（檢索於2021年2月13日）

筆者認為金管局的資產組合偏向保守，雖然單就「支持組合」而言，其作用既然在於處理外匯問題，可說保守有理，但「投資組合」則不宜那麼保守。從負債方面來看，只有17000億港元是貨幣基礎，其餘包括財政儲備、政府基金及法定組織存款累計盈餘，以及重估儲備等等。依筆者看，外匯基金不宜包括非外匯成份，否則賬目不清，無助於發揮其功效。財政儲備與貨幣無關，不宜納入外匯基金之內，而應另設一個基金，仍可委託由金管局管理。

回顧外匯基金的長期表現

【圖2】是外匯基金1994至2019年的每年表現，其中可見過去10年來的平均投資回報較上一個10年為低，更準確一點說，以2008年為分界線，就會發現之前10年（即1998至2007年）的平均年回報率為7.38%，其後10年（即2009至2018年）的平均年回報率只有2.82%。

外匯基金近年相對較弱的表現，與2008年金融海嘯之後各國實行量寬政策而形成超低息環境有關，由於金管局外匯基金偏重於債券投資，債券收益率下降，導致外匯基金的整體投資表現亦下降。

【圖2】 1994–2019年外匯基金投資回報率（不包括策略性資產組合內的資產）

資料來源：https://www.hkma.gov.hk/media/chi/doc/key-information/press-release/2020/20200123c3a3.pdf（檢索於2021年2月13日）

慎思提高儲備收益的方案

香港財政預算一直奉行量入為出的政策，除了特殊情況之外（如過去一年受到新冠疫情的打擊），每年都有財政盈餘，因而累積了龐大的儲備。坊間對此的討論，大都集中在如何降低稅率，或者用各種方式派錢，鮮有論及如何把固有的財政儲備好好地增值。在金融海嘯發生之前（九七回歸之前尤甚），美國國庫債券的息率一直高企，只需買入這類國庫債券，就有不錯的進賬；但時移世易，如今仍依賴買入此等債券的做法，未免流於消極。

特區政府就像一個有穩定的職業，過去財政紀錄良好的投資者，在現時超低息環境中，只甘於將積蓄存入銀行作定期存款一樣。筆者認為財金官員應考慮到香港作為一大國際金融中心，現在正是時候集思廣益，計劃如何另設具規模而以增值為目標的主權財富基金。

趙耀華 港大經管學院副教授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一年二月十七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有留意國際金融事務的讀者，除了知道互惠基金、對沖基金、私募基金、風險投資等概念外，一定也會注意到主權財富基金（Sovereign Wealth Fund）。香港人最熟悉的可能是新加坡的淡馬錫，它亦是渣打銀行的主要股東。本文的目的是介紹主權財富基金，順帶談及香港財政儲備如何增值的問題。

主權財富基金泛指由國家成立的跨境投資基金。雖然那些並非主權地區，但經濟上扮演獨立角色的地區（如香港），其政府成立的投資基金，也應歸類為主權財富基金，讀者請勿單單看到主權一詞，就賦予太多的政治聯想。

主權財富基金世界排名

根據主權財富基金研究所（Sovereign Wealth Fund Institute）資料顯示，全球最大95個主權財富基金的資產總值為82440億美元，其中74%由首十強所佔，價值達59522億美元【表】。第一位是挪威政府退休金基金，第二是中國投資公司，第四則是香港金融管理局（金管局）所管理的外匯基金。第六、第七位均為新加坡的主權財富基金：新加坡政府投資公司和淡馬錫控股，同一個國家就已經有兩個主權投資基金；而中東國家在十大之中更佔了四位（第三、第五、第八、第十）。

【表】十大主權財富基金

(單位：10億美元)

資料來源：https://www.swfinstitute.org/fund-rankings/sovereign-wealth-fund  （檢索於2021年2月13日）

主權財富基金的分類

從資金來源的角度來說，主權財富基金一般分為兩類。第一類資金源於石油、天然氣之類商品的生產，中東諸國和挪威的主權財富基金即屬此類。

第二類是在國際貿易中有經常盈餘的國家，或因某種原因積累了大量外匯儲備的國家，由中央銀行或另一專門管理機構用作海外投資，金管局的外匯基金即屬此類。

由於資金來源有別，以上兩類主權財富基金的投資目標和策略也不一樣。第一類主權基金的資金雖然基本上來自政府或市民，但並沒有規定要把資金或收益定期攤分給持份者，所以投資策略可以進取一點，並以增值為目標。鑑於這類基金透明度不足，投資目標到底以純商業利益為主，抑或有其他策略性考慮，倒是耐人尋味。

第二類主權財富基金由於資金來自外匯儲備，嚴格來說這些資金並不屬於國家或地區所有，因為當其貨幣被出售時，外匯儲備就會減少，因此基金的目標聚焦保本，尤須提防下行風險。

香港外匯基金的使命

根據金管局資料，外匯基金資產分為四部分：第一是「支持組合」（backing portfolio），即「流通性極高及優質的美元資產，為貨幣基礎提供十足支持，並用以履行聯繫匯率制度下的兌換保證」。第二是「投資組合」（investment portfolio），「投資於債券和股票市場（包括已發展和新興市場經濟體），以保障資產的價值及長期購買力」。2019年年終，外匯基金資產總值達4200億港元，上述兩個組合分別佔44% 和48%，合共佔外匯基金的絕大部分 (【圖1】）。

第三是「長期增長組合」（long-term growth portfolio），由金管局在2009年推出，「以審慎及循序漸進的方式投資私募股權及海外房地產」。第四部分是「策略性資產組合」（strategic portfolio），設立於2007年，持有特區政府因應策略性目的而購入的港交所股份。此一組合性質特殊，並無納入評估外匯基金的投資表現之中。

【圖1】 2019年年終外匯基金的主要資產及負債規模

資料來源：https://www.hkma.gov.hk/chi/key-functions/reserves-management/investment-management/portfolio-segregation/（檢索於2021年2月13日）

筆者認為金管局的資產組合偏向保守，雖然單就「支持組合」而言，其作用既然在於處理外匯問題，可說保守有理，但「投資組合」則不宜那麼保守。從負債方面來看，只有17000億港元是貨幣基礎，其餘包括財政儲備、政府基金及法定組織存款累計盈餘，以及重估儲備等等。依筆者看，外匯基金不宜包括非外匯成份，否則賬目不清，無助於發揮其功效。財政儲備與貨幣無關，不宜納入外匯基金之內，而應另設一個基金，仍可委託由金管局管理。

回顧外匯基金的長期表現

【圖2】是外匯基金1994至2019年的每年表現，其中可見過去10年來的平均投資回報較上一個10年為低，更準確一點說，以2008年為分界線，就會發現之前10年（即1998至2007年）的平均年回報率為7.38%，其後10年（即2009至2018年）的平均年回報率只有2.82%。

外匯基金近年相對較弱的表現，與2008年金融海嘯之後各國實行量寬政策而形成超低息環境有關，由於金管局外匯基金偏重於債券投資，債券收益率下降，導致外匯基金的整體投資表現亦下降。

【圖2】 1994–2019年外匯基金投資回報率（不包括策略性資產組合內的資產）

資料來源：https://www.hkma.gov.hk/media/chi/doc/key-information/press-release/2020/20200123c3a3.pdf（檢索於2021年2月13日）

慎思提高儲備收益的方案

香港財政預算一直奉行量入為出的政策，除了特殊情況之外（如過去一年受到新冠疫情的打擊），每年都有財政盈餘，因而累積了龐大的儲備。坊間對此的討論，大都集中在如何降低稅率，或者用各種方式派錢，鮮有論及如何把固有的財政儲備好好地增值。在金融海嘯發生之前（九七回歸之前尤甚），美國國庫債券的息率一直高企，只需買入這類國庫債券，就有不錯的進賬；但時移世易，如今仍依賴買入此等債券的做法，未免流於消極。

特區政府就像一個有穩定的職業，過去財政紀錄良好的投資者，在現時超低息環境中，只甘於將積蓄存入銀行作定期存款一樣。筆者認為財金官員應考慮到香港作為一大國際金融中心，現在正是時候集思廣益，計劃如何另設具規模而以增值為目標的主權財富基金。

趙耀華 港大經管學院副教授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一年二月十七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過去兩年來，香港經歷了內外環境巨變。社會運動影響下，本港經濟持續低迷，加上中美貿易談判曲折、新冠肺炎疫情衝擊 、世界經濟下行，無疑令本地困局雪上加霜。失業人數不斷攀升，青年失業率更遠高於其他年齡組別。若要走出逆境，年輕一代需要多元發展，而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正好為他們開闢一條發展的新跑道。

《香港青年就業及大灣區發展指數2020》於去年年底公佈，這是香港大學繼2018年再度參與有關調查研究。2020年調研共收集1370份有效問卷，其中香港特區問卷1009份，廣東省問卷361份；並包括香港青年的焦點小組訪談和不同業界人士的深度訪談。筆者與研究團隊的成員通過數據進行分析，藉此了解青年人（介乎15至39歲的香港永久性居民）的就業情況，對經濟形勢的看法，就業的選擇，以及到大灣區發展的意願，並提出相應的政策建議。

青年就業現況

香港青年失業率在不同行業有顯著分別，在香港問卷中，社會及個人服務業的青年失業率高達8.5%，而金融及保險業的青年失業率僅為1%，這可能因各行業受疫情衝擊的程度不同所致。

即使在職青年同樣對未來的就業情況表示擔憂，超過四成在職者曾經歷或擔心減薪、降職、失業。逾七成的受訪者認為今後一年香港就業或經濟情況會惡化，表示樂觀者則少於一成半。筆者推斷，悲觀預期將會導致他們減少消費，增加預防性儲蓄，有損內部消費，窒礙經濟復甦。近六成受訪者不滿意特區政府在改善經濟、紓緩失業方面的表現，筆者猜測這亦與青年擔憂經濟前景和工作穩定性相關。

針對振興本港經濟，受訪青年最希望政府能夠通過財政支出、刺激和鼓勵本地消費，達到穩定經濟的效果。超過七成受訪者期盼政府再向全民派發現金或消費券，鼓勵市民消費。近六成青年希望與其他國家及地區建立「旅遊氣泡」，恢復國際商貿交流及旅遊業活動；僅三成受訪者支持與內地通關。然而廣東省問卷的結果則相反，65%的受訪者認為與內地政府協調，推行兩地互認的健康碼，恢復通關最有助於振興香港經濟。兩地問卷的受訪者一致認為，資助待業的青年求學深造或參加職業技能培訓亦有利於重振經濟。

青年就業選擇

在薪酬福利水平相同的情況下，受訪者最看重工作與生活平衡，逾八成青年關心晉升機會或發展前景，不到五成受訪者關注僱主的政見理念。創科產業、高新技術、商業分析及金融科技工作最受香港青年歡迎，高達近四成受訪者認為這類工作有吸引力。此外，半數受訪者考慮在香港與內地以外的亞洲地區就業，而兩成受訪者希望前往內地發展。有意離港發展的受訪者主要關注民生因素，即「收入水平高」、「生活成本低」。

赴大灣區內地城市發展意願

至於香港青年對前赴大灣區內地城市發展的看法，香港問卷中，22%的受訪者表示願意，顯然低於研究團隊在2018年發佈的《香港青年粵港澳大灣區發展指數》中36%的比率。不願意的比例則從2018年的三成上升到五成。但是調研也發現，在願意前往大灣區内地城市發展的香港青年中，有超過六成的受訪者比2018年更願意。在廣東省問卷中，65%的受訪者相比兩年前，更願意在大灣區內地城市工作。

通過對香港青年就業選擇的調查和深度訪談，筆者認為兩地目前依然存在的薪酬水平差異，是很多香港青年不願意前往大灣區內地城市發展的重要原因。儘管如此，香港青年還是認為大灣區內地城市有很多發展優勢，近六成的受訪者認為內地生活成本低、工作機會多、薪酬增長速度快、樓價低、晉升機會多、行業選擇多，可以克服薪酬偏低的障礙。在大灣區內地城市中最受香港青年歡迎的行業仍是創科產業、高新技術、商業分析及金融科技。

青年外闖所需助力

此外，研究亦發現受訪香港青年希望得到的政策支持，主要在於下列四大範疇。

第一，就業及創業支援。內地薪酬水平低於香港是青年卻步的重要因素，筆者建議特區政府在一定期間內適度補貼兩地收入差距，使企業願意以高於內地平均標準的工資聘請香港青年，並提升對在大灣區內地城市創業者的資助力度。

政府還應加大投入服務港人的機構和網站，為有意在大灣區內地城市就業、創業、學習及生活的青年提供一站式服務和資訊。

在香港和廣東省問卷中，分別有大約四成和六成的受訪者希望獲受資助的職業培訓。筆者建議有關機構和大灣區內地城市的職業培訓學校（類似香港職業訓練局）合作，資助青年參加職業技能培訓，及幫助青年找工作；並鼓勵有意在創科行業就業或創業的香港青年參加大灣區內地城市的創科訓練營。

 第二是住房。在適應新環境及找工作上，45%的香港問卷受訪者認為提供住房津貼或公屋單位最有促進作用。63%的廣東省問卷受訪者對此措施表示支持。筆者亦贊同特區政府在大灣區內地城市修建公屋，並打造類似「香港城」的社區，提供一定期限的住宿補助，鼓勵居於社區的青年交流就業資訊。    

第三為醫療。香港問卷中，42%的受訪青年希望獲得醫療津貼，或者香港醫院能在大灣區內地城市設立分院；廣東省問卷更有69%的受訪者有此需求。筆者建議特區政府推動香港醫療機構在大灣區內地城市設立分支機構，以提供與本港同等水準的醫療服務；並推出醫療保險互聯互通機制。

第四，交通方面，43%香港問卷和70%廣東省問卷的受訪者希望獲得來往大灣區內地城市和香港的交通津貼。當局不妨考慮推出高鐵、跨境巴士和火車的套票。

內外循環各有天地

中國「雙循環」戰略下，香港將成為重要支點和連接點，年青人應把握歷史機遇，找到適合自己的發展空間。香港青年大致分為願意去內地和有意在本港或海外發展兩類，打算現時到大灣區內地城市發展或對此持開放態度的青年，可以參與經濟內循環。誠如行政長官在2020年《施政報告》指出，「以香港的經濟和市場規模，青年人的失業率可能會維持雙位數字一段時間」，而「有7000萬人口的大灣區發展潛力卻十分巨大，能為香港青年人提供事業發展機會」。特區政府可在剛出台的「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及「大灣區青年創業資助計劃」的基礎上，制訂更多便利措施，幫助香港青年邁出往外闖的第一步，並將其在本港享受的福利轉移到大灣區內地城市。 至於希望留港或前往海外發展的青年，則可參與經濟外循環，特區政府也應鼓勵支持，落實就業支援政策。青年人是社會未來的棟樑，協助他們就業，有助於香港早日重振經濟，增強長遠發展的競爭力。

陶志剛 港大經管學院滙豐基金教授（環球經濟與企業策略）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一年二月十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過去兩年來，香港經歷了內外環境巨變。社會運動影響下，本港經濟持續低迷，加上中美貿易談判曲折、新冠肺炎疫情衝擊 、世界經濟下行，無疑令本地困局雪上加霜。失業人數不斷攀升，青年失業率更遠高於其他年齡組別。若要走出逆境，年輕一代需要多元發展，而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正好為他們開闢一條發展的新跑道。

《香港青年就業及大灣區發展指數2020》於去年年底公佈，這是香港大學繼2018年再度參與有關調查研究。2020年調研共收集1370份有效問卷，其中香港特區問卷1009份，廣東省問卷361份；並包括香港青年的焦點小組訪談和不同業界人士的深度訪談。筆者與研究團隊的成員通過數據進行分析，藉此了解青年人（介乎15至39歲的香港永久性居民）的就業情況，對經濟形勢的看法，就業的選擇，以及到大灣區發展的意願，並提出相應的政策建議。

青年就業現況

香港青年失業率在不同行業有顯著分別，在香港問卷中，社會及個人服務業的青年失業率高達8.5%，而金融及保險業的青年失業率僅為1%，這可能因各行業受疫情衝擊的程度不同所致。

即使在職青年同樣對未來的就業情況表示擔憂，超過四成在職者曾經歷或擔心減薪、降職、失業。逾七成的受訪者認為今後一年香港就業或經濟情況會惡化，表示樂觀者則少於一成半。筆者推斷，悲觀預期將會導致他們減少消費，增加預防性儲蓄，有損內部消費，窒礙經濟復甦。近六成受訪者不滿意特區政府在改善經濟、紓緩失業方面的表現，筆者猜測這亦與青年擔憂經濟前景和工作穩定性相關。

    針對振興本港經濟，受訪青年最希望政府能夠通過財政支出、刺激和鼓勵本地消費，達到穩定經濟的效果。超過七成受訪者期盼政府再向全民派發現金或消費券，鼓勵市民消費。近六成青年希望與其他國家及地區建立「旅遊氣泡」，恢復國際商貿交流及旅遊業活動；僅三成受訪者支持與內地通關。然而廣東省問卷的結果則相反，65%的受訪者認為與內地政府協調，推行兩地互認的健康碼，恢復通關最有助於振興香港經濟。兩地問卷的受訪者一致認為，資助待業的青年求學深造或參加職業技能培訓亦有利於重振經濟。

青年就業選擇

在薪酬福利水平相同的情況下，受訪者最看重工作與生活平衡，逾八成青年關心晉升機會或發展前景，不到五成受訪者關注僱主的政見理念。創科產業、高新技術、商業分析及金融科技工作最受香港青年歡迎，高達近四成受訪者認為這類工作有吸引力。此外，半數受訪者考慮在香港與內地以外的亞洲地區就業，而兩成受訪者希望前往內地發展。有意離港發展的受訪者主要關注民生因素，即「收入水平高」、「生活成本低」。

赴大灣區內地城市發展意願

至於香港青年對前赴大灣區內地城市發展的看法，香港問卷中，22%的受訪者表示願意，顯然低於研究團隊在2018年發佈的《香港青年粵港澳大灣區發展指數》中36%的比率。不願意的比例則從2018年的三成上升到五成。但是調研也發現，在願意前往大灣區内地城市發展的香港青年中，有超過六成的受訪者比2018年更願意。在廣東省問卷中，65%的受訪者相比兩年前，更願意在大灣區內地城市工作。

通過對香港青年就業選擇的調查和深度訪談，筆者認為兩地目前依然存在的薪酬水平差異，是很多香港青年不願意前往大灣區內地城市發展的重要原因。儘管如此，香港青年還是認為大灣區內地城市有很多發展優勢，近六成的受訪者認為內地生活成本低、工作機會多、薪酬增長速度快、樓價低、晉升機會多、行業選擇多，可以克服薪酬偏低的障礙。在大灣區內地城市中最受香港青年歡迎的行業仍是創科產業、高新技術、商業分析及金融科技。

青年外闖所需助力

此外，研究亦發現受訪香港青年希望得到的政策支持，主要在於下列四大範疇。

第一，就業及創業支援。內地薪酬水平低於香港是青年卻步的重要因素，筆者建議特區政府在一定期間內適度補貼兩地收入差距，使企業願意以高於內地平均標準的工資聘請香港青年，並提升對在大灣區內地城市創業者的資助力度。

政府還應加大投入服務港人的機構和網站，為有意在大灣區內地城市就業、創業、學習及生活的青年提供一站式服務和資訊。

在香港和廣東省問卷中，分別有大約四成和六成的受訪者希望獲受資助的職業培訓。筆者建議有關機構和大灣區內地城市的職業培訓學校（類似香港職業訓練局）合作，資助青年參加職業技能培訓，及幫助青年找工作；並鼓勵有意在創科行業就業或創業的香港青年參加大灣區內地城市的創科訓練營。

第二是住房。在適應新環境及找工作上，45%的香港問卷受訪者認為提供住房津貼或公屋單位最有促進作用。63%的廣東省問卷受訪者對此措施表示支持。筆者亦贊同特區政府在大灣區內地城市修建公屋，並打造類似「香港城」的社區，提供一定期限的住宿補助，鼓勵居於社區的青年交流就業資訊。    

第三為醫療。香港問卷中，42%的受訪青年希望獲得醫療津貼，或者香港醫院能在大灣區內地城市設立分院；廣東省問卷更有69%的受訪者有此需求。筆者建議特區政府推動香港醫療機構在大灣區內地城市設立分支機構，以提供與本港同等水準的醫療服務；並推出醫療保險互聯互通機制。

第四，交通方面，43%香港問卷和70%廣東省問卷的受訪者希望獲得來往大灣區內地城市和香港的交通津貼。當局不妨考慮推出高鐵、跨境巴士和火車的套票。

內外循環各有天地

中國「雙循環」戰略下，香港將成為重要支點和連接點，年青人應把握歷史機遇，找到適合自己的發展空間。香港青年大致分為願意去內地和有意在本港或海外發展兩類，打算現時到大灣區內地城市發展或對此持開放態度的青年，可以參與經濟內循環。誠如行政長官在2020年《施政報告》指出，「以香港的經濟和市場規模，青年人的失業率可能會維持雙位數字一段時間」，而「有7000萬人口的大灣區發展潛力卻十分巨大，能為香港青年人提供事業發展機會」。特區政府可在剛出台的「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及「大灣區青年創業資助計劃」的基礎上，制訂更多便利措施，幫助香港青年邁出往外闖的第一步，並將其在本港享受的福利轉移到大灣區內地城市。 至於希望留港或前往海外發展的青年，則可參與經濟外循環，特區政府也應鼓勵支持，落實就業支援政策。青年人是社會未來的棟樑，協助他們就業，有助於香港早日重振經濟，增強長遠發展的競爭力。

陶志剛 港大經管學院滙豐基金教授（環球經濟與企業策略）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一年二月十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在2018年年中至2019年年底期間，中美貿易戰是全球經濟及金融市場焦點所在。雙方就進口對方產品徵收的關稅，以及輪流在兩國舉行的多次貿易談判，均牽動市場的投資氣氛。經過多番努力，中美最終達成一些共識，並於去年1月簽署第一階段貿易協議。但隨着新冠肺炎的出現和美國的總統大選，貿易戰已不再是重要的議題，媒體亦甚少提及。當然，這並不代表中美經濟摩擦已告一段落，只是轉移到其他戰場而已。

特朗普早在上台前已多番表示對美國的貿易情況不滿，並以此作為爭取選民的議題。他上任後的第二年即發動貿易戰，分別在2018年2月和3月對進口太陽能板、洗衣機、鋼材和鋁材等徵收關稅，涉及多個國家、包括中國的產品。中國遂在4月進行反制，也向一些美國產品徵收關稅。與此同時，美國以違反了其對伊朗和朝鮮的貿易管控為理由，打壓中國電子產品製造商中興通訊。而這些，都只是中美貿易戰的序幕。

特朗普事與願違

正規戰於2018年7月初啟動，美國先對中國340億美元的產品加收25%的關稅，其後分別擴闊至額外的160億和2000億美元的商品，最後的總數高達5000多億，等於2017年貿易戰前一年美國從中國進口的總額，稅率由10%至25%不等。而中國從美國進口的商品總值遠低於美國從中國的進口，因而以關稅回應的空間較小。即使這樣，雙方你來我往，涉及數千億美元的商品和高達25%的稅率，戰況堪稱激烈。

特朗普政府發動貿易戰，以關稅和新的貿易協議為手段，主要目的是減少美國的外貿赤字，並從外國奪回製造業的工作崗位。然而，數年下來，這兩方面的成績都乏善可陳。先說美國的外貿，特朗普上台後，包括商品和服務的貿易赤字都差不多按年增加，其中2019年略低於2018年，但2020年首11個月已經超過6000億，高於歷史上任何一年。去年全球貿易明顯地因新冠肺炎收縮，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在一個多月前的估計，2020年全球商品貿易比一年前減少5.6%，而美國的貿易赤字卻增加那麼多。即使不算12月，去年的美國貿易赤字比2016年特朗普上台前增加了25%，與發動貿易戰以減少貿易赤字的原意背道而馳。

若只看中美貿易，大幅度的關稅施加於大額的進口商品，的確減少了美國對中國的貿易赤字，由2018年的4189億下降至2019年的3452億美元，跌幅達17.6%。但由於美國貿易的總赤字只是輕微下跌，反映出對中國的貿易戰，只是將從中國的進口轉換為從其他經濟體的進口，並不能把製造業的工作崗位從外國帶回美國。

事實上，美國製造業職位的減少，主要是技術進步替代勞動力的結果。

美國的製造業就業人數，早在本世紀初已開始迅速減少，到金融海嘯時進一步下跌。奧巴馬執政時，製造業人數緩慢增加，特朗普時繼續這個趨勢，但也只是增加了約50萬人，改變不多。美國的勞動力約1.65億人，其中製造業約1500萬人，少於10%，即使增加的50萬個職位完全是貿易戰的成果，也難以抵消貿易戰造成的經濟損失。不過，若有關的職位比較集中在政治上的所謂搖擺州份，貿易戰對特朗普便有可取之處。

說到經濟損失，關稅使進口商品價格上升，減少對有關商品的需求，若該商品是原材料，自然會帶動下游產品的價格上升，削弱有關產業的競爭力。若外國實施報復性關稅，影響自然會更大。特朗普政府對進口鋼材徵收25%的關稅，增加美國下游產品如汽車的生產成本，減少它們在國際市場的份額。關稅及特朗普飄忽政策的不確定因素，使密歇根州汽車工業的投資額，在特朗普政府首三年與之前三年相比，下跌了29%。然而，這個州有不少特朗普的忠實支持者，如反對民主黨州政府處理疫情政策的示威群眾，其中有持槍衝入州政府大樓抗議，甚至揚言綁架州長。貿易戰的原意是為這些人爭取經濟利益，起碼表面說法如是，但結果卻是給他們製造經濟困難。

美關稅得不償失

特朗普曾多次重複，說對中國商品所徵關稅的稅款是由中方支付。這個說法是否成立，視乎中國出口商會否因美國的關稅而減低售價來促銷，以及減價的幅度。有關這個問題，已有多份研究報告說明，特朗普的提法是錯誤的。其中一份由哈佛、芝大和波士頓聯邦儲備銀行合作研究、即將發表的論文【註】，指出美國徵收20%關稅時，外國企業只把售價壓低1%，亦即美國進口商或消費者要承擔餘下的19%。反過來說，若外國對美國出口加徵15%報復性關稅，美國的出口商要壓低售價5%。這個分別反映出不同商品的需求彈性有異。美國企業從其他經濟體進口取代中國產品的空間比較少，因此中國出口商在關稅下毋須怎樣減價。反過來說，中國進口商購買美國如大豆等產品時，因中國政府的關稅使價格上升，可轉向巴西或阿根廷購買，美國的大豆商便有減價的壓力。

上述研究還有另一個發現，就是在貿易戰中，中國商品在美國零售店舖的售價增加不多。在20%關稅的情況下，消費者付出的價格平均只增加0.7%。換句話說，美國對華的關稅，大部分是美國進口商付給美國政府的。

就誰支付美國的關稅這一問題上，特朗普的助理、白宮貿易與製造業政策辦公室主任納瓦羅還嘗試幫特朗普自圓其說，認為要應付美國的關稅，中國的出口需要減價、人民幣需要貶值，中國的付出是間接的。但中國出口價格只輕微下跌，而人民幣貶值，美國一向的說法是對中國有利對美國有害，因而以貨幣操控國的標籤來刁難中國，但現在又說人民幣貶值是中國在美國關稅下付出的代價，論點前後矛盾。

至去年10月，美國政府從進口中國商品徵收的關稅稅收達660億美元，但中國對美國農產品施行反制關稅，使美國有關產品的農民怨聲載道。特朗普為了安撫民心，曾多次撥款補貼農民。至去年9月，補貼總額達610億美元，接近美國政府從貿易戰所得的稅收。幾年下來，美國對中國的貿易戰沒有減少美國的貿易赤字，也沒有怎樣增加美國的製造業職位，只是將美國進口商的錢間接轉移給農民。雷聲大、雨點小，莫此為甚。

中國在2018年把貿易戰作為個案交給WTO仲裁，理由是美國的關稅稅率，遠高於其對WTO的承諾，而有關稅率針對中國，也違反了最惠國待遇的原則。到去年9月，WTO裁定了中國勝訴，但有關的報道不多，或許因為仲裁沒有實際後果。今天的WTO可說是武功全廢，即使美國的貿易代表上訴，WTO的上訴委員會也沒有人手處理，因為過去幾年所有新會員的提名都被美國否決。

拜登上台後，面對一個撕裂的美國社會，要在兩黨和不同的利益集團中找尋共識，最方便的是製造和面對同一敵人。在特朗普和他的謀臣如蓬佩奧、班農、納瓦羅等經營了四年後，美國人普遍對中國存有戒心甚至敵意，即使拜登及他的內閣都明白中美貿易戰是前朝的亂局，也不會急於收拾。

註： Alberto Cavallo, Gita Gopinath, Brent Neiman, and Jenny Tang,”Tariff Pass-through at the Border and at the Store: Evidence from US Trade Policy,”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Insights, forthcoming.

陸炎輝 港大經管學院榮譽副教授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一年二月三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說特朗普任內以社交媒體治國並不為過，他在推特和臉書就分別有8800萬和300萬的追隨者。1月6日發生示威者衝擊國會山莊事件之後，特朗普被社交媒體封鎖，推特甚至永久封閉其私人賬戶。這些事件都來得非常突然，特朗普作為一個現象，和他任內的作為，特別是在任期的最後幾個月，都是值得歷史學家和政治學家細加研究的課題。

美國去年發生了大規模的示威，暴露了社會的深層次矛盾，兩黨選民之間的對立，也似乎到了史無前例的地步。網上社交媒體有否推波助瀾，令社會更為分化？它們防止危險言論的措施，會不會矯枉過正，成為另一種風險？筆者希望在此對第一個問題，介紹一些新近研究結果，儘管這些研究並不涉及最近的大選。

首先介紹一項關於美國的研究【註1】。論文作者指出，種種量度指標都揭示美國在政治上日益兩極化（polarization）。舉例說，在1960年，共和黨和民主黨支持者僅各有5%，會對自己的子女與另一政黨支持者結婚「感到不快」（displeased）；但到了2010年，則約有一半的共和黨支持者和超過30%的民主黨支持者對此「感到有點不快或甚感不快」（feel somewhat or very unhappy）。投票給自己所屬政黨候選人的比例，從1980至2015年間增加了50%；在1971年有71%受訪選民表示，在總統大選和國會大選中，均會投給同一政黨的候選人，這個數字更在2012年上升到90%。

不同年齡組別兩極化情況

論文作者根據前人研究的8個常用的兩極化指標，整合成一個綜合指標。在數據方面，他們根據一項長期調查（American National Election Studies），把人口分為4組，分別是18至39歲、40至64歲、65歲以上，和75歲以上，並且計算出各個年齡組別在不同時間的綜合指標度。（這個指標為正數，參考的數值定為1，數值愈大兩極化愈嚴重）。此外，作者通過其他調查，整理出這些年齡組別使用互聯網的頻繁程度。

從【圖】中可見，每個分圖中的一條粗黑線，就是該年齡組別兩極化的綜合指標，18至39歲和40至65歲這兩個組別的兩極化程度，不及另外兩個組別嚴重。在過去二十多年，兩極化最嚴重的其實是高齡群組。

圖 18–75歲以上各年齡組別的兩極化綜合指標
資料來源：【註1】

然而數據分析顯示（這也符合常識），高齡群組使用互聯網和社交媒體的程度較低，年輕群組使用互聯網和社交媒體則較普遍。雖然許多作者認為互聯網特別是社交媒體是政治兩極化的一個驅策力量，這篇文章的發現卻不支持此一看法，互聯網和社交媒體對於近年的政治兩極化現象，充其量只能起到有限的作用。

社交媒體和仇恨犯罪

以下介紹另一項研究，關於社交媒體是否增加仇恨罪行（hate crimes）的因果關係分析【註2】。

這篇論文以俄羅斯的數據為依據，俄羅斯幅員廣大，有180個少數民族，很適合進行這方面的研究。VKontakte（簡稱VK）是俄羅斯的最主要網上社交平台，2006年秋天由聖彼得堡國立大學一名學生所創建，其功能和設計與臉書十分相似，2011年在俄羅斯的市場佔有率高達90%。

VK的早期參與者都是該大學的學生，來自全國各地，各自把VK帶回老家，因此至少在VK的早年，其滲透率高低由歷史所決定。這種情況有如對照實驗，提供了理想的研究數據。

文章指出，社交媒體的滲透率愈高，種族仇恨罪案就愈普遍。而在民族情緒本來就較熾烈的地方，這種效果更為明顯，其中VK滲透率每增加10%，仇恨罪行就會隨之增加25.8%。相反，在民族主義情緒最溫和的地方，VK滲透率增加對當地仇恨罪行的數目則絲毫沒有影響。

2018年夏天，作者又通過網上問卷形式，以125個城市的4000名受訪者為對象，探討VK滲透率如何影響市民的仇外心態。對於這類敏感議題，受訪者往往有所忌諱，不願公開承認，因而影響了問卷調查的可靠性。作者於是用了一個巧妙的辦法處理，把受訪者隨機分為兩組，為對照組的受訪者開出四道命題，讓他們回答同意多少道命題。至於實驗組，除了這四道命題，還開出有第五道（以下簡稱為排外命題）：「我對某些種族感到不耐煩或討厭」（I feel annoyance or dislike toward some ethnicities）。

將實驗組同意的命題平均數，減去對照組同意的平均數，就等於受訪者同意排外命題的百分比。由於承認排外情緒的方式並非公開，是作者推論出來的，所以稱之為「引申性敵視態度」（elicited hostility attitude）。

作者接着的計量分析，發現社交媒體的滲透率對受訪者的「引申性敵視態度」有正面作用，對年輕或教育程度較低者尤為顯著。具體說來，VK的滲透率每增加10%，就會令受訪者的潛伏敵視態度加深2%。

社交平台須用得其法

在這裏介紹了兩篇論文，表面上有不同的結論，筆者覺得它們各有其意義。第一篇說明美國以至一般國家的政治矛盾才是根源，完全歸咎社交平台只會治標不治本，並非解決問題之道。

推特和其他社交媒體封鎖特朗普的賬戶，應該能夠減少他對世界所造成的負面作用，但若不正視美國國內的深層矛盾，反而會加強特朗普支持者對拜登當選是一場陰謀的想法，而通過封鎖賬戶言論自由的做法，如果處理不慎，更可能後患無窮。

第二項研究則告訴我們，採用科學方法，借助合適數據，確實可以證實社交媒體滲透率上升，足令仇恨罪案和仇外情緒變本加厲，還可以量化其作用。這個結論不但符合一般人的認知，更值得所有人，特別是決策者深思。網絡上的社交媒體不收分文，讓我們免費使用，但是世上並沒有免費午餐，我們的消費行為和生活習慣的資訊被廣告商掌握之餘，我們付出了寶貴的時間和專注力，更可能誤入歧途而不自知。

註1： Boxell, L. M. Gentzkow, and J. M. Shapiro, “Greater Internet Use is Not Associated with Faster Growth in Political Polarization Among US Demographic Group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2017, 114 （40）, 10612

註2： Bursztyn, L, G. Egorov, R. Enikolopov, and M. Petrova （2019）, “Social Media and Xenophobia: Evidence from Russia,” NBER Working Paper 26567

趙耀華 港大經管學院副教授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一年一月二十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香港一向高度依賴來自物業市場交易的地價收入和印花稅，作為政府主要財政來源，但兩種稅收均與經濟周期掛鈎，波動性高，長遠難成穩定收入來源。面對2019冠狀病毒病威脅下的嚴峻經濟環境，筆者認為當局應另闢蹊徑，透過破格思維力求財政穩健均衡。

給庫房收支把脈

【圖1】顯示，稅收為公共財政最大收入來源，自2014/15至2019/20年度期間，在政府總收入中，利得稅佔22.44%至31.16%；薪俸稅佔8.42%至12.86%；地價收入佔13.53%至26.59%。

圖1 2014–2020年香港特區政府收入組合

資料來源：香港特區政府統計處、作者計算

財政預算收入主要來自地價收入，波動性最高，2003/04年度總值為54億元，2017/18年度則高達1648億元，難怪高地價政策備受非議，亦令人懷疑地價收入能否充當穩定可靠的收入來源。整體收入中另一重要來源是印花稅，從【圖1】可見，近6年來佔政府收入10.8%至15.64%；其餘則為投資收入及其他收入。庫房收入有大約七成來自稅收，較為單一，在公共開支日增的情況下，可持續之道在於開源。

根據2020/21年度的開支預算，教育方面開支為996億元（20.5%）、社會福利939億元（19.3%）、衞生871億元（17.9%），合共佔政府經常開支總額2806億元（57.7%）。公共開支即政府開支加上房屋委員會及其他基金的開支，每年佔本地生產總值（GDP）約15%至22%，最近已臻高位，預料更會在短期內進一步提升。

至於儲備，回歸後香港特區雖然屢有財政盈餘，但2019/20年度則出現赤字，約相當於同年GDP的1.3%。上次出現財政赤字是在2000年代初，亦即亞洲金融危機之後及2003年沙士爆發之前【圖2】。2003年10月，香港財政儲備只有0.234萬億元，處於史上低位，而在2019年1月則為1.2萬億元，達歷史高位。

圖2 香港特區政府財政盈餘

資料來源：香港特區政府統計處

截至2020年3月底，本港財政儲備高達1.16萬億元，以全港人口計算，每人平均15.4萬元，佔2019年GDP的40.5%或政府開支191%。由此衍生出連串問題：如何投資有道，以確保妥善管理儲備？怎樣維持財政高效和透明度？釐定財政儲備水平準則何在？財政政策應否改革，以平衡收支？要利民紓困，應否動用財政儲備？

上兩個財政年度，特區政府在管理累積財政盈餘方面都採取較具前瞻性的策略，其中包括提供稅項寬免，以增強企業的競爭力；投資未來；投資預防措施，如防患醫療護理、培訓、再培訓，以及社會企業。此等措施旨在提升社會和經濟發展的競爭力，並確保公共財政健全。

為財政開源鋪路

當前疫病肆虐，加上中美在貿易、經濟發展方面摩擦持續、英國脫歐以及中東和亞洲地緣政治風險，本港短期內仍面臨經濟下行帶來的重大挑戰。基於中美關係惡化，世界政治、經濟形勢今後更為波詭雲譎，香港作為中國內地及世界其他地區的門戶角色，難免受制於各項不確定性。

針對新冠肺炎大流行，特區政府透過「防疫抗疫基金」，已先後推出多輪紓困措施，又以擴張性開支提供經濟援助，財政儲備跌至約8000億元。踏入2021年，世界各地相繼推行疫苗接種計劃，但疫前的經濟「常態」未必能夠迅速恢復。

《基本法》規定香港特區的財政預算量入為出，政府須審慎理財，同時力保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筆者認為解讀《基本法》不宜墨守成規，因為要應對前所未有的新冠疫情，即使財政赤字維持數年也無可厚非。為達財政穩健和維持國際競爭力的目標，具體措施包括提高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和國際航空樞紐地位，強化全球離岸人民幣業務、國際資產管理中心及風險管理中心功能，推動金融、商貿、物流、專業服務等向高增值方向發展，以及發展創新和科技事業等等。

公共財政方面，針對特區未來財政赤字或會持續此一難題，務須藉破格思維制定長遠財政策略，在不同範疇開源，以增加穩定收入。可行方法之一，在於推動「明日大嶼」以配合可持續發展的方向。要解決房屋問題，填海是治本的方法。按「明日大嶼」規劃及工程研究的建議，東涌擴展計劃將會提供約49600個住宅單位，既可增加房屋供應及土地儲備，亦可為政府帶來可觀的長遠財政收入。根據香港測量師學會的估算，交椅洲人工島的私人住宅及商業地的賣地收入已達7070億至11430億元，足以應付首階段發展工程的開支。

新發展三大動能

首先，創業可帶動經濟更上一層樓，使經濟活動多元化，在低迷時期有助刺激經濟復甦。投資推廣署的《2019年初創企業統計調查》顯示，相對於2017年，2019年全港初創企業增至3184家，增幅達42.8%；僱員12478人，增幅更高達97.4%。

除本地以外，此等初創企業的創辦人亦來自世界各地，包括美國、中國內地、英國、法國及澳洲。一如其他發達經濟體，創業活動已漸成本港經濟結構的重要一環，在當前備受疫情左右的經濟困局下，更尤其如此。特區政府應以寬鬆包容的政策，推動及支援各年齡組別人士創業，令本地經濟結構更多元化。

其次，長者潛力不容忽視。按特區政府統計處2016年公布的人口預測，本港人口老化在未來20年將加快步伐。2018至2038年，老年人口的數字和比率將分別從127萬和17.9%增至244萬和31.9%。換言之，在2038年，幾乎每3個香港人中，就有1人為65歲或以上的長者。

香港作為一個知識型經濟體，長者繼續工作的潛能和對經濟的潛在貢獻，無疑較一般傳統勞動力市場為高。若要釋放年長人口的生產力，則需要利用相應的基礎設施及前瞻性政策加以配合，務求達到《聯合國老年人原則》中確立的5項標準：獨立、參與、照顧、自我充實和尊嚴。為長者謀求福祉之餘，可讓他們在新經濟中繼續發揮所長，甚至參與創新活動。

2017年10月，林鄭月娥以行政長官身份發表其任內的首份《施政報告》，提及「在安老方面，我們不會把人口高齡化視為威脅公共財政的問題，反之藉此契機開拓更多有效照顧長者的服務。」事實上，新一代長者中不乏健康且活力充沛的一群，整體教育程度也較高，自然可為社會繼續貢獻力量。當局若能推動支援長者就業和終身學習的計劃，將有助本地經濟復甦。

第三，由香港社會服務聯會成立的「社會創新及創業發展基金」因應高齡人口，在2017年建立了一個容納各方參與的樂齡科技平台，從而檢視了多項具廣泛應用潛力的樂齡科技產品及服務，以推廣樂齡科技在本港的發展及應用。

歐美各國和日本近年也在樂齡科技的研究投放大量資源，當中涉及綠色環境、能源、保健和醫療等領域，以改善老齡化社會的生活質素為最終目標。面對世界人口持續老化，香港憑藉本身的基礎科研，結合深圳的創新及科技，在有關產品及服務市場上定能大有可為。

謝國生  港大經管學院金融學首席講師、新界鄉議局當然執行委員

趙耀華  港大經管學院副教授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一年一月二十七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