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着時代發展，學校裏學到的知識容易變得過時，同時互聯網的普及化，又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學習機會，未來的教育會是怎麼樣的？由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出版的Back to the Future of Education: Four OECD Scenarios for Schooling一書中，提出了四個不同的假設情景給我們思考。第一是假設未來形勢基本不變，正規教育繼續擴張，配合其他方面的轉變。另外三種假設情景就較為新穎，甚至帶點天方夜譚的感覺，包括「教育外判」（education outsourced）、學校轉型（schools as learning hubs）及隨時學習（learn-as-you-go）；這意味着傳統的學校制度瓦解，學習變得多樣化、個人化。到底香港未來的教育會變成怎樣？這是一個與當前社會息息相關的問題。

5月14日，香港大學經管學院與香港經濟及商業策略研究所合辦「香港經濟前景展望」研討會，內容涵蓋五大範疇，筆者負責主持最後有關教育、社會平等及流動性的討論環節，由黃英琦女士、程介明教授、陳易希先生和院長蔡洪濱教授先後發言。雖然歷時短短一個小時，內容卻極其豐富，筆者在這裏作一個扼要的介紹，並分享一些個人感想。

時代變了

黃英琦女士指出，過去和未來的不同之處，可以歸納為下列四點：第一，生育率下降導致老年化，社會的需求隨人口結構改變，人要為壽命延長後的日子妥作安排。第二，氣候突變改變全球。第三就是我們將永遠處於beta狀態，猶如電腦軟件的試用版（beta version），許多事情都變動不居，難以定格。第四，舊工作消失，新工作隨之出現。

黃女士提出應該尊重學生的好奇心，教育要多元化，要培養學生的創業精神，以後大學聯招的名額應該大為削減，騰出名額招收來自不同學習背景的學生。要發展出多樣性的教育，還須靠相關活動帶動，目前她就正在進行一項由賽馬會贊助的項目，培訓一批休學10星期的老師，讓他們回到學校之後，在教學上加以創新。

程介明教授補充解釋學習和教育的區別，學習（learning）是人類與生俱來的天性，而教育（education）或教育制度，則是西方工業化後的產物，是社會為個人而設的。時代變了，教育也應該改變。現在教育有待改進的地方，首先是沒有保護和鼓勵學生的好奇心。他打了一個比方，說我們需要的是二十一世紀的教育，可惜大學當局和老師抱持的卻仍是二十世紀的思維，而家長的想法更停留在十九世紀！

知行之別

陳易希先生介紹了他自己的個人經歷，小時候學業成績十分差勁，但是特具好奇心，對發明很感興趣。在開明的家庭和友善的老師鼓勵下，參與各種比賽，一步一步自我提升。他又分享了自己的學習心得，包括怎樣通過親身經歷去提高能力，例如在發明過程中發現自己在數學方面的不足，或如何努力鍛煉溝通技巧，把腦海中的意念清晰向別人表達等等，而不是僅僅學習學校規定的課程，這也許就是程教授所說的「知」（knowing）和「行」（doing）的分別，教育應要幫助學生提高「行」的能力，而非只幫他們「知」，畢竟今時今日，同學用谷歌在網上搜尋一番，就已幾乎無所不知。

蔡洪濱院長表達了他對本地教育和整體社會的樂觀看法，不過他也慨嘆作為金融中心，香港在教育和研究發展方面仍遠遠及不上國際水平。2016年，香港花在教育的公共開支僅佔本地生產總值（GDP）3.3%，低於OECD平均5.1%和以色列5.8%的水平。研發開支更只佔GDP的0.8%，反觀以色列的相應佔比高達4.5%。鑑於以色列與香港相比，同樣天然資源不足，人口規模亦相若，他深信若當局能增撥教育和研發經費，定當有利於本港經濟的長遠發展。

筆者對於當日各嘉賓表現出的熱誠十分佩服，也極為贊同他們的看法，這裏補充幾點個人的意見。第一，多樣化是好的，但這些改變往往對資源充足者裨益較大。互聯網的發達，的確讓一些有準備的人更方便更好地學習知識，但是對於條件不足者，這些變化會否拉闊貧富學生之間在學習表現的差別？通過12年學校教育，再經香港中學文憑考試（HKDSE）進入大學，仍然是家境清貧子弟最可靠而又力所能及的出路，若把基於HKDSE成績取錄的大學名額大幅縮減，是否有違公平原則？這些問題都是在教育改革中所必須考慮的。

第二，筆者設想，未來的香港教育界仍將有一批主流學校，其中雖然都會注入新元素，但其大部分課程和教授方式大概與以往相近，而同時增加的非主流學校，其課程和辦學方式，卻可能會與主流學校相當不同。筆者認為教育改革宜「貪新不忘舊」，「貪新」指勇於大膽嘗試，「不忘舊」就是不必一窩蜂革新，值得保留的舊方法就應該加以保留，同時認真研究怎樣在已有的基礎上做得更好。

第三，筆者十分認同好奇心的重要，但是認為也應該重視培養健全人格。生命中難免遇到或大或小的逆境，其中只有部分純屬不幸，而一般來說，希望愈大，挫折愈大。如果沒有應付逆境的能力，就不能走得遠。此外，我們也須具備知難而退的智慧，雖說天生我才必有用，但是大多數人從定義上來說都是平庸的，舉例說我是一個五音不全的人，卻有成為偉大音樂家的心願，要社會上設法成全我這個夢想，就是一種浪費，對我也是一種誤導。如果好奇心是人的一條腿，那麼健康的心理質素和智慧則是另一條腿，我們靠兩條腿才能走路，一條腿是走不遠的。

未來的教育將會是怎樣的？筆者認為它很可能是目前教育制度的延伸，但是一定會加入很多新成份，社會各界人士的參與也肯定會增加。程教授根據自己的發現，呼籲與會者思考如何在這個過程中作出貢獻，本文讀者也不妨細想他的心聲。

趙耀華 港大經管學院副教授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一年五月十九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隨着時代發展，學校裏學到的知識容易變得過時，同時互聯網的普及化，又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學習機會，未來的教育會是怎麼樣的？由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出版的Back to the Future of Education: Four OECD Scenarios for Schooling一書中，提出了四個不同的假設情景給我們思考。第一是假設未來形勢基本不變，正規教育繼續擴張，配合其他方面的轉變。另外三種假設情景就較為新穎，甚至帶點天方夜譚的感覺，包括「教育外判」（education outsourced）、學校轉型（schools as learning hubs）及隨時學習（learn-as-you-go）；這意味着傳統的學校制度瓦解，學習變得多樣化、個人化。到底香港未來的教育會變成怎樣？這是一個與當前社會息息相關的問題。

5月14日，香港大學經管學院與香港經濟及商業策略研究所合辦「香港經濟前景展望」研討會，內容涵蓋五大範疇，筆者負責主持最後有關教育、社會平等及流動性的討論環節，由黃英琦女士、程介明教授、陳易希先生和院長蔡洪濱教授先後發言。雖然歷時短短一個小時，內容卻極其豐富，筆者在這裏作一個扼要的介紹，並分享一些個人感想。

時代變了

黃英琦女士指出，過去和未來的不同之處，可以歸納為下列四點：第一，生育率下降導致老年化，社會的需求隨人口結構改變，人要為壽命延長後的日子妥作安排。第二，氣候突變改變全球。第三就是我們將永遠處於beta狀態，猶如電腦軟件的試用版（beta version），許多事情都變動不居，難以定格。第四，舊工作消失，新工作隨之出現。

黃女士提出應該尊重學生的好奇心，教育要多元化，要培養學生的創業精神，以後大學聯招的名額應該大為削減，騰出名額招收來自不同學習背景的學生。要發展出多樣性的教育，還須靠相關活動帶動，目前她就正在進行一項由賽馬會贊助的項目，培訓一批休學10星期的老師，讓他們回到學校之後，在教學上加以創新。

程介明教授補充解釋學習和教育的區別，學習（learning）是人類與生俱來的天性，而教育（education）或教育制度，則是西方工業化後的產物，是社會為個人而設的。時代變了，教育也應該改變。現在教育有待改進的地方，首先是沒有保護和鼓勵學生的好奇心。他打了一個比方，說我們需要的是二十一世紀的教育，可惜大學當局和老師抱持的卻仍是二十世紀的思維，而家長的想法更停留在十九世紀！

知行之別

陳易希先生介紹了他自己的個人經歷，小時候學業成績十分差勁，但是特具好奇心，對發明很感興趣。在開明的家庭和友善的老師鼓勵下，參與各種比賽，一步一步自我提升。他又分享了自己的學習心得，包括怎樣通過親身經歷去提高能力，例如在發明過程中發現自己在數學方面的不足，或如何努力鍛煉溝通技巧，把腦海中的意念清晰向別人表達等等，而不是僅僅學習學校規定的課程，這也許就是程教授所說的「知」（knowing）和「行」（doing）的分別，教育應要幫助學生提高「行」的能力，而非只幫他們「知」，畢竟今時今日，同學用谷歌在網上搜尋一番，就已幾乎無所不知。

蔡洪濱院長表達了他對本地教育和整體社會的樂觀看法，不過他也慨嘆作為金融中心，香港在教育和研究發展方面仍遠遠及不上國際水平。2016年，香港花在教育的公共開支僅佔本地生產總值（GDP）3.3%，低於OECD平均5.1%和以色列5.8%的水平。研發開支更只佔GDP的0.8%，反觀以色列的相應佔比高達4.5%。鑑於以色列與香港相比，同樣天然資源不足，人口規模亦相若，他深信若當局能增撥教育和研發經費，定當有利於本港經濟的長遠發展。

筆者對於當日各嘉賓表現出的熱誠十分佩服，也極為贊同他們的看法，這裏補充幾點個人的意見。第一，多樣化是好的，但這些改變往往對資源充足者裨益較大。互聯網的發達，的確讓一些有準備的人更方便更好地學習知識，但是對於條件不足者，這些變化會否拉闊貧富學生之間在學習表現的差別？通過12年學校教育，再經香港中學文憑考試（HKDSE）進入大學，仍然是家境清貧子弟最可靠而又力所能及的出路，若把基於HKDSE成績取錄的大學名額大幅縮減，是否有違公平原則？這些問題都是在教育改革中所必須考慮的。

第二，筆者設想，未來的香港教育界仍將有一批主流學校，其中雖然都會注入新元素，但其大部分課程和教授方式大概與以往相近，而同時增加的非主流學校，其課程和辦學方式，卻可能會與主流學校相當不同。筆者認為教育改革宜「貪新不忘舊」，「貪新」指勇於大膽嘗試，「不忘舊」就是不必一窩蜂革新，值得保留的舊方法就應該加以保留，同時認真研究怎樣在已有的基礎上做得更好。

第三，筆者十分認同好奇心的重要，但是認為也應該重視培養健全人格。生命中難免遇到或大或小的逆境，其中只有部分純屬不幸，而一般來說，希望愈大，挫折愈大。如果沒有應付逆境的能力，就不能走得遠。此外，我們也須具備知難而退的智慧，雖說天生我才必有用，但是大多數人從定義上來說都是平庸的，舉例說我是一個五音不全的人，卻有成為偉大音樂家的心願，要社會上設法成全我這個夢想，就是一種浪費，對我也是一種誤導。如果好奇心是人的一條腿，那麼健康的心理質素和智慧則是另一條腿，我們靠兩條腿才能走路，一條腿是走不遠的。

未來的教育將會是怎樣的？筆者認為它很可能是目前教育制度的延伸，但是一定會加入很多新成份，社會各界人士的參與也肯定會增加。程教授根據自己的發現，呼籲與會者思考如何在這個過程中作出貢獻，本文讀者也不妨細想他的心聲。

趙耀華 港大經管學院副教授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一年五月十九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疫情已經肆虐了一段時間。儘管部分國家和地區的新增感染個案下降，但仍然有部分國家和地區的形勢令人擔憂。若要復甦經濟和消滅病毒，我們必須依靠疫苗。僅靠戴口罩和保持社交距離來壓制病毒的傳播，既不現實，也難以讓市民無限期接受。

截至2021年4月，以通過第三階段臨床試驗為標準，有14種疫苗獲至少一個國家批准使用，可進行大規模接種（如【圖1】）。數據顯示，幾款疫苗都能達到60%以上的保護率 【註1】：在美國獲批的輝瑞（復必泰）和莫德納疫苗在未感染人群中產生的有效性高於90%；根據這份報告 【註2】，接種率領先的以色列，其R值已經從接種開始時接近1.5，降至0.5附近，即一個感染者在以色列只能平均傳染給0.5個人。這個數字反映，廣泛接種疫苗有助對抗新冠肺炎。但是，如果全世界的疫苗產能無法跟上需求，那麼我們將無法戰勝病毒。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估算，在2020至2021年間，新冠肺炎造成的全球GDP損失達12萬億美元，平均每月GDP損失5000億美元。據卡斯蒂略及其合作者在2021年發表在《科學》雜誌的文章 【註3】表示，目前年產量為30億劑疫苗的產能可為全球帶來17.4萬億美元的經濟效益，平均每劑的效益高於5800美元。如果擴大產能，使年產量增加至10億劑，每劑疫苗的額外效益能達到989美元，遠遠高於只有40美元的疫苗價格。與病毒造成的全球經濟停滯和生產力下降相比，製造疫苗所需要付出的產能和製造成本微不足道。如果可以讓足夠多的人口接種疫苗，實現群體免疫，那麼我們就可以擺脫疫情。筆者認為人類已經有所需的資源對付新冠肺炎，接下來應從激勵供需入手，在保證產量充足的同時，鼓勵市民接種疫苗。

增加疫苗供應

【圖1】新冠肺炎疫苗發展概況

資料來源：Gavi- The vaccine alliance: https://www.gavi.org/vaccineswork/covid-19-vaccine-race

筆者建議，擴大疫苗供應的第一步是放寬疫苗原材料的貿易。疫苗的生產是複雜而全面的，需要多種技術和原材料。目前，超過69個國家已限制個人防護裝備和其他醫療用品出口。雖然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保障國內有足夠的醫療用品供應，但這種做法不僅傷害進出口商，也阻礙疫苗的生產，所以最終仍會損害該國的利益。

第二個重點是，鼓勵廠商開放專利。目前，世貿組織正在就疫苗專利豁免問題進行談判。雖然部分國家支持開放疫苗專利，但部分藥廠則認為疫苗供應的瓶頸並不在於專利本身，所以拒絕開放相關專利。實際上，筆者也理解藥廠憂慮開放專利會帶來損失，因此以「瓶頸不在專利本身」作為藉口拒絕開放疫苗專利。筆者認為有一種解決方案不單可確保製藥公司獲得利潤，同時也願意暫時開放專利。首先，發達國家的政府可提出與藥廠簽訂大規模訂單，為低收入國家換取短期專利豁免權。從【圖1】我们能看大量疫苗臨床研究，據彭博報道，到今年年底，將有六到八種新的疫苗可能會完成臨床研究並接受監管審查。目前在提供疫苗的藥廠應該意識到現時的壟斷局面很快會被新的競爭者打破。新的疫苗會隨着時間逐漸出現，若果現階段的疫苗廠商能未雨綢繆，趁仍有壟斷地位時確保來自高收入國家的大量訂單，則其日後要面對的競爭將會減少。只要少數疫苗龍頭願意開放專利，即可達成這個目標。

增加需求

從需求的角度來講，每個國家或地區面臨的考驗都不一樣。以香港為例，香港的疫苗接種計劃已於2月26日正式啟動，5月7日 【註4】前接種量已達1662100劑。但按比例來計，只有13.41%的市民接種了第一針，遠低於英國的51.46%，也落後於鄰近的新加坡。【圖2】顯示了不同國家和地區接種至少一劑疫苗的總人口比例。因此，對接種的低需求是香港目前的主要挑戰。

【圖2】不同國家和地區接種至少一劑疫苗的總人口比例

資料來源：Our World in Data: https://ourworldindata.org/covid-vaccinations

從福利經濟學的角度來看，大多數接種計劃的目的是建立和維持群體免疫力，這是一重要公共資源，保護相關人群因過敏等原因無法接種（Dawson，2004）【註5】。接種疫苗後，個體的患病率下降，因而整個群體中染病的人數減少，無法接種者接觸到病患的概率因而減低。假設沒有政府干預，接種的費用與副作用將會由接種者承擔。因為當個人在選擇接種時多數只考慮到自己和家人的成本和效益，而不會考慮社會中那些無法接種者，也會忽略疫情對別人造成的經濟損失。因此願意接種的人數可能就達不到群體免疫所需要的最低數目。要增加接種人數，就需要政府介入。

因為個人得益與社會總體利益之間有顯著的差別（經濟學家稱之為正外部性），福利經濟學家建議應該為這種行為提供補貼，以色列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註6】。以色列以補貼的方式鼓勵市民接種，鼓勵措施包括允許已接種的人進入餐廳、酒店甚至出國。除了國家給予獎勵外，地方政府也提供補貼鼓勵公眾接種。例如在耶路撒冷，市長莫西．萊昂（Moshe Leon）發起了一項針對年輕人的接種獎勵計劃，為11至12年級的學生舉行「接種疫苗比賽」，勝出學校可以免費獲得文化體育活動門票。

另一方面，以色列還向拒絕接種疫苗的人「徵稅」，提高其生活和活動成本。雖然接種本應是公眾的自願行為，但一些地方政府對拒絕接種疫苗的人施加了一定的限制，例如盧德市市長威脅使用一系列措施制裁反疫苗者，包括政府停止為他們提供服務，禁止其子女上學，限制他們進入市場。

社交媒體在接種疫苗的議題上也發揮了一定作用。以色列政府一直在努力清除有關疫苗接種的謠言。謠言和誇大的副作用是阻止市民接種疫苗的主要原因，【註7】因此以色列衞生部成立了數位工作組打擊錯誤訊息，防止虛假資訊廣泛傳播。另一方面，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身先士卒，成為全以色列首名接種者。【註8】此後，民意調查顯示，三分之二的民眾希望跟隨總理接種疫苗。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栢良醫生建議政府，邀請流行歌手姜濤呼籲公眾接種疫苗。筆者認為這個建議很好，也希望更多KOL能參與，若社交媒體上每個人都爭做疫苗大使，以通過接種疫苗和分享接種經驗鼓勵親友接種疫苗，我們一定能戰勝疫情。

企業方面，僱主可以通過提供半天有薪假，讓員工接種疫苗；酒店也可向已完成接種兩劑疫苗的民眾提供Staycation折扣，保險公司也可向這些民眾提供續保折扣。這些措施可以創造更安全的工作環境，增加額外營業，讓企業也能從中得益。

政府應盡快加強為市民提供接種誘因，也可以放寬已接種者的社交距離限制。筆者不是醫療專家，不宜提出具體方案。但我堅信如果沒有強而有力的激勵措施，香港就不可能達到群體免疫。何栢良醫生也強調唯有提供誘因令更多人接種新冠疫苗，才可突破疫情不斷反反覆覆的惡性循環。

結論

我們以經濟學提供戰勝疫情的解決方案。在供應方面，透過交換條件說服廠商開放專利，並放寬原材料出口限制，同時擴大產能，向全球民眾公平提供疫苗。在需求方面，政府應該盡快為市民提供接種誘因。此外，商家可以向已接種疫苗的市民提供優惠，KOL可以身體力行，呼籲公眾接種，並鼓勵每個人都成為疫苗大使。

人類能徹底戰勝病毒的時間不多，希望我們能好好把握機會。根據生物學家Sophie Gryseels在《自然》期刊的說法，現時人類大量感染新冠肺炎，病毒有數百萬種渠道從人轉移到動物身上。若病毒擴散到野生動物身上，則人類將無法根除它 【註9】。

【註1】 https://www.yalemedicine.org/news/covid-19-vaccine-comparison

【註2】 https://www.statista.com/chart/24611/estimated-covid-19-reproduction-number

【註3】 Castillo, J. C., Ahuja, A., Athey, S., Baker, A., Budish, E., Chipty, T., … & Więcek, W. (2021). Market design to accelerate COVID-19 vaccine supply. Science, 371(6534), 1107-1109.

【註4】 Official data is collected from the government of Hong Kong: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2105/07/P2021050700867.htm

【註5】 Dawson, A. (2004). Vaccination and the prevention problem. Bioethics, 18(6), 515-530.

【註6】 Israeli mayors offer gifts, incentives, for people getting vaccinated (Mazal Mualem): https://www.al-monitor.com/originals/2021/02/israel-ultra-orthodox-arabs-east-jerusalem-coronavirus.html

【註7】 Israel fights online misinformation on vaccination campaign (Middle East Online): https://middle-east-online.com/en/israel-fights-online-misinformation-vaccination-campaign

【註8】 Israel starts Covid vaccine drive as Facebook groups taken down (Reuters in Jerusalem):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20/dec/20/facebook-takes-down-groups-spreading-lies-about-covid-vaccine-in-israel

【註9】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d41586-021-00531-z

房育輝教授
港大經管學院教授（管理及商業策略、經濟學）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一年五月十二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疫情已經肆虐了一段時間。儘管部分國家和地區的新增感染個案下降，但仍然有部分國家和地區的形勢令人擔憂。若要復甦經濟和消滅病毒，我們必須依靠疫苗。僅靠戴口罩和保持社交距離來壓制病毒的傳播，既不現實，也難以讓市民無限期接受。

截至2021年4月，以通過第三階段臨床試驗為標準，有14種疫苗獲至少一個國家批准使用，可進行大規模接種（如【圖1】）。數據顯示，幾款疫苗都能達到60%以上的保護率 【註1】：在美國獲批的輝瑞（復必泰）和莫德納疫苗在未感染人群中產生的有效性高於90%；根據這份報告 【註2】，接種率領先的以色列，其R值已經從接種開始時接近1.5，降至0.5附近，即一個感染者在以色列只能平均傳染給0.5個人。這個數字反映，廣泛接種疫苗有助對抗新冠肺炎。但是，如果全世界的疫苗產能無法跟上需求，那麼我們將無法戰勝病毒。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估算，在2020至2021年間，新冠肺炎造成的全球GDP損失達12萬億美元，平均每月GDP損失5000億美元。據卡斯蒂略及其合作者在2021年發表在《科學》雜誌的文章 【註3】表示，目前年產量為30億劑疫苗的產能可為全球帶來17.4萬億美元的經濟效益，平均每劑的效益高於5800美元。如果擴大產能，使年產量增加至10億劑，每劑疫苗的額外效益能達到989美元，遠遠高於只有40美元的疫苗價格。與病毒造成的全球經濟停滯和生產力下降相比，製造疫苗所需要付出的產能和製造成本微不足道。如果可以讓足夠多的人口接種疫苗，實現群體免疫，那麼我們就可以擺脫疫情。筆者認為人類已經有所需的資源對付新冠肺炎，接下來應從激勵供需入手，在保證產量充足的同時，鼓勵市民接種疫苗。

增加疫苗供應

【圖1】新冠肺炎疫苗發展概況

資料來源：Gavi- The vaccine alliance: https://www.gavi.org/vaccineswork/covid-19-vaccine-race

筆者建議，擴大疫苗供應的第一步是放寬疫苗原材料的貿易。疫苗的生產是複雜而全面的，需要多種技術和原材料。目前，超過69個國家已限制個人防護裝備和其他醫療用品出口。雖然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保障國內有足夠的醫療用品供應，但這種做法不僅傷害進出口商，也阻礙疫苗的生產，所以最終仍會損害該國的利益。

第二個重點是，鼓勵廠商開放專利。目前，世貿組織正在就疫苗專利豁免問題進行談判。雖然部分國家支持開放疫苗專利，但部分藥廠則認為疫苗供應的瓶頸並不在於專利本身，所以拒絕開放相關專利。實際上，筆者也理解藥廠憂慮開放專利會帶來損失，因此以「瓶頸不在專利本身」作為藉口拒絕開放疫苗專利。筆者認為有一種解決方案不單可確保製藥公司獲得利潤，同時也願意暫時開放專利。首先，發達國家的政府可提出與藥廠簽訂大規模訂單，為低收入國家換取短期專利豁免權。從【圖1】我们能看大量疫苗臨床研究，據彭博報道，到今年年底，將有六到八種新的疫苗可能會完成臨床研究並接受監管審查。目前在提供疫苗的藥廠應該意識到現時的壟斷局面很快會被新的競爭者打破。新的疫苗會隨着時間逐漸出現，若果現階段的疫苗廠商能未雨綢繆，趁仍有壟斷地位時確保來自高收入國家的大量訂單，則其日後要面對的競爭將會減少。只要少數疫苗龍頭願意開放專利，即可達成這個目標。

增加需求

從需求的角度來講，每個國家或地區面臨的考驗都不一樣。以香港為例，香港的疫苗接種計劃已於2月26日正式啟動，5月7日 【註4】前接種量已達1662100劑。但按比例來計，只有13.41%的市民接種了第一針，遠低於英國的51.46%，也落後於鄰近的新加坡。【圖2】顯示了不同國家和地區接種至少一劑疫苗的總人口比例。因此，對接種的低需求是香港目前的主要挑戰。

【圖2】不同國家和地區接種至少一劑疫苗的總人口比例

新冠肺炎

資料來源：Our World in Data: https://ourworldindata.org/covid-vaccinations

從福利經濟學的角度來看，大多數接種計劃的目的是建立和維持群體免疫力，這是一重要公共資源，保護相關人群因過敏等原因無法接種（Dawson，2004）【註5】。接種疫苗後，個體的患病率下降，因而整個群體中染病的人數減少，無法接種者接觸到病患的概率因而減低。假設沒有政府干預，接種的費用與副作用將會由接種者承擔。因為當個人在選擇接種時多數只考慮到自己和家人的成本和效益，而不會考慮社會中那些無法接種者，也會忽略疫情對別人造成的經濟損失。因此願意接種的人數可能就達不到群體免疫所需要的最低數目。要增加接種人數，就需要政府介入。

因為個人得益與社會總體利益之間有顯著的差別（經濟學家稱之為正外部性），福利經濟學家建議應該為這種行為提供補貼，以色列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註6】。以色列以補貼的方式鼓勵市民接種，鼓勵措施包括允許已接種的人進入餐廳、酒店甚至出國。除了國家給予獎勵外，地方政府也提供補貼鼓勵公眾接種。例如在耶路撒冷，市長莫西．萊昂（Moshe Leon）發起了一項針對年輕人的接種獎勵計劃，為11至12年級的學生舉行「接種疫苗比賽」，勝出學校可以免費獲得文化體育活動門票。

另一方面，以色列還向拒絕接種疫苗的人「徵稅」，提高其生活和活動成本。雖然接種本應是公眾的自願行為，但一些地方政府對拒絕接種疫苗的人施加了一定的限制，例如盧德市市長威脅使用一系列措施制裁反疫苗者，包括政府停止為他們提供服務，禁止其子女上學，限制他們進入市場。

社交媒體在接種疫苗的議題上也發揮了一定作用。以色列政府一直在努力清除有關疫苗接種的謠言。謠言和誇大的副作用是阻止市民接種疫苗的主要原因，【註7】因此以色列衞生部成立了數位工作組打擊錯誤訊息，防止虛假資訊廣泛傳播。另一方面，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身先士卒，成為全以色列首名接種者。【註8】此後，民意調查顯示，三分之二的民眾希望跟隨總理接種疫苗。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栢良醫生建議政府，邀請流行歌手姜濤呼籲公眾接種疫苗。筆者認為這個建議很好，也希望更多KOL能參與，若社交媒體上每個人都爭做疫苗大使，以通過接種疫苗和分享接種經驗鼓勵親友接種疫苗，我們一定能戰勝疫情。

企業方面，僱主可以通過提供半天有薪假，讓員工接種疫苗；酒店也可向已完成接種兩劑疫苗的民眾提供Staycation折扣，保險公司也可向這些民眾提供續保折扣。這些措施可以創造更安全的工作環境，增加額外營業，讓企業也能從中得益。

政府應盡快加強為市民提供接種誘因，也可以放寬已接種者的社交距離限制。筆者不是醫療專家，不宜提出具體方案。但我堅信如果沒有強而有力的激勵措施，香港就不可能達到群體免疫。何栢良醫生也強調唯有提供誘因令更多人接種新冠疫苗，才可突破疫情不斷反反覆覆的惡性循環。

結論

我們以經濟學提供戰勝疫情的解決方案。在供應方面，透過交換條件說服廠商開放專利，並放寬原材料出口限制，同時擴大產能，向全球民眾公平提供疫苗。在需求方面，政府應該盡快為市民提供接種誘因。此外，商家可以向已接種疫苗的市民提供優惠，KOL可以身體力行，呼籲公眾接種，並鼓勵每個人都成為疫苗大使。

人類能徹底戰勝病毒的時間不多，希望我們能好好把握機會。根據生物學家Sophie Gryseels在《自然》期刊的說法，現時人類大量感染新冠肺炎，病毒有數百萬種渠道從人轉移到動物身上。若病毒擴散到野生動物身上，則人類將無法根除它 【註9】。

【註1】 https://www.yalemedicine.org/news/covid-19-vaccine-comparison

【註2】 https://www.statista.com/chart/24611/estimated-covid-19-reproduction-number

【註3】 Castillo, J. C., Ahuja, A., Athey, S., Baker, A., Budish, E., Chipty, T., … & Więcek, W. (2021). Market design to accelerate COVID-19 vaccine supply. Science, 371(6534), 1107-1109.

【註4】 Official data is collected from the government of Hong Kong: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2105/07/P2021050700867.htm

【註5】 Dawson, A. (2004). Vaccination and the prevention problem. Bioethics, 18(6), 515-530.

【註6】 Israeli mayors offer gifts, incentives, for people getting vaccinated (Mazal Mualem): https://www.al-monitor.com/originals/2021/02/israel-ultra-orthodox-arabs-east-jerusalem-coronavirus.html

【註7】 Israel fights online misinformation on vaccination campaign (Middle East Online): https://middle-east-online.com/en/israel-fights-online-misinformation-vaccination-campaign

【註8】 Israel starts Covid vaccine drive as Facebook groups taken down (Reuters in Jerusalem):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20/dec/20/facebook-takes-down-groups-spreading-lies-about-covid-vaccine-in-israel

【註9】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d41586-021-00531-z

房育輝教授
港大經管學院教授（管理及商業策略、經濟學）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一年五月十二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新冠肺炎肆虐已逾一年。若以每日新增案例為指標，全球情況並沒有好轉。最近的80、90萬宗，是2月時30、40萬宗中的兩倍多。一些國家如美國和英國，由於疫苗接種計劃順利展開，新增案例自年初起大幅減少。但在其他國家，情況並沒有穩定下來，稍有不慎，便會出現如印度最近的慘況。現時全球都寄望於疫苗，但疫苗的供應有先後之分。高收入國家已購買的劑量，是成年人口的兩倍半，但中收入和低收入國家購買的劑量，只及成年人口的1/3 【註1】。

本地人口結構正經歷人口老化的轉變，特區政府估計20年後，每3個香港人中，約有1人是65歲或以上的長者，而長者人口增長的一個特點就是，80歲及以上的增幅在未來40年間尤為顯著。2021年80歲及以上人口約為40萬（5.3%），到2040年會倍增至接近99萬（12.2%），2060年更將跳升到125萬（16.3%）【表1】。

資料來源：香港特區政府統計處

由此衍生不少經濟問題，包括勞動市場受壓、生產力下降、納稅基數下跌、工資上漲、競爭力減弱等。

由於邁向高齡階段，長者雖具備豐富工作和人生經驗，但卻往往不獲認同，反而與弱勢社群混為一談。究竟銀髮族是香港社會的資產抑或是負資產？高齡化社會對資源運用及經濟發展有何影響？政府該如何應對相關挑戰？

提升家居支援

毋庸置疑，65歲及以上長者快速增多，將對社會、經濟甚至政治方面產生莫大影響，有關當局為因應所需加以支援，可從以下幾方面着手。首先是居家安老，也就是在所選擇的住所中安享晚年，參與社區及個人社交活動。中國傳統一般認為多代同堂可以增加長者的生活意義，把長者隔離到退休社區（如老人院）則難免被視為憾事。

長者得以安全、自主生活，並盡可能長時間維持促進身心健康的各類活動，以建立社會聯繫、自主感和家庭舒適感。晚年生活的質素與他們可控制及熟悉的家居環境有不可分割的關係。

但是，長者可依靠什麼資源來實現這個目標呢？

由於安老院舍宿位嚴重供不應求，居家安老預計將成為今後趨勢。但若靠家人護理，既易生摩擦，亦會產生勞動無償、經濟生產力低、工資損失、時間分配失衡和醫療費用增加等一籃子問題，對整體社會亦構成經濟包袱。故此，本港亟須推行可持續的社會護理系統，配備足夠和專業的護理人員。

掌握健康風險

其次，人口老化與長者健康問題無疑息息相關。在香港人口中，長者受到慢性疾病的影響不成比例。如【表2】所示，2019年全港因所有病因致死的總數為48706宗，當中39264宗為65歲及以上長者，佔80.6%。因心臟病而死亡的人數為6096宗，其中更有82.5%為65歲及以上長者。導致長者死亡的其他主要病因還包括肺炎（94.3%）、腦血管病（83.8%）、腎病（90.3%）、認知障礙症（99.7%）、慢性下呼吸道疾病（91.6%）、敗血症（84.9%）。

資料來源：香港特區衞生署衞生防護中心

但話說回來，這不代表銀髮族必定有健康問題。參照【表1】的數據，2021年年中人口預測為758萬，65歲及以上為數近145萬人，佔總人口約19.1%。假設2021年全港人口的主要死因及分布跟2019年相若，則65歲及以上長者的死亡宗數約為39264，死亡率僅為2.71%，雖然難免受到傷殘或慢性頑疾的困擾，但大部分長者仍然相當健康。

人口老化亦會增加醫療保健需求壓力，醫療設施和醫護人手短缺，都會導致醫療費用上升，增加政府的財政預算壓力，而須千方百計擴闊稅收來源，否則為了要應付不斷上漲的醫療開支，難免要減少其他福利開支甚或拖慢經濟復甦。

聚焦問題癥結

社會對長者的認可，無論通過社交網絡積極參與社會、就業、志願服務、學習抑或教學，對長者健康生活都有積極作用。無理的負面標籤只會令長者感到孤立無援，身心受壓，從而增加社會的整體醫療成本。

此外，不少中低收入階層的長者因面對財務困難，而需延遲退休計劃。即使有能力退休，為了生活平衡或生存意義，也希望在工作崗位上繼續作出貢獻。但非專業執業或非自僱人士或會面對年齡歧視，或受退休制度規限。

為了維持日益昂貴的生活開支，長者更會容易墮入投資騙局的圈套，以致把畢生積蓄拱手給不法之徒。社會日漸高齡化，長者騙案恐怕只會有增無減。至於富裕的長者，則或因坐擁巨資，而成為家族中人衝突或爭產的導火線。

由此可見，長者對專業理財及投資服務需求勢將與日俱增。

追上時代要求

基於教育程度、專業背景、健康狀況以及人生經歷各有不同，對於一眾年長人士，亦不宜處處視同一律。

成長於不同年代的長者，其文化口味或會南轅北轍，例如現時成長於上世紀早年的香港人，每多為傳統粵劇的捧場客；成長於1950至1960年代粵語片黃金時期，或受到張瑛、白燕、呂奇、陳寶珠等影星主演的影片耳濡目染；其後的一代則對Beatles、Bee Gees和許冠傑的歌曲耳熟能詳，堪稱中西流行文化兼收並蓄。

另一方面，隨着社會繁榮進步，教育漸趨普及，今時今日許多長者具高學歷和知識水平，人生目標不一定是吃喝玩樂，而是追求終身學習，務求與時並進。

縱使長者的身體機能隨着年月衰退，然而科技應用足以提升他們的生活質素。故此，支援長者正常生活的科技及相關產品，尤其是針對患有殘疾者，理應不愁銷路。

數據顯示愈來愈多長者使用個人電腦：2020年，65歲及以上長者曾使用個人電腦的百分比為39.1%，較2018年的35.7%為高 【註】。

其實接受數碼技術的長者亦不斷增多，對新產品的用法也不陌生。能改善長者個人生活、促進護理，並改善服務的技術研發，實在刻不容緩。能滿足長者需要的具體技術領域包括電子醫療和健康記錄與人工智能集成的「智慧健康」平台、能支援語音與感官和運動的輔助技術、連接互聯網設備的智能感測器、自動駕駛汽車甚至機械人等。此等樂齡科技在本港極具市場潛力，只待政府當局、社福界和商界共同推動。

釐定周全方案

香港人口老化問題必須及時正視，萬勿掉以輕心。綜觀上述各點，人口老齡化一方面在個人及家庭層面構成不少經濟問題，但另一方面亦帶來不少商機。

當務之急，特區政府必須為應對人口老化制定一套長遠完備的政策，發揮各相關部門所長，以推動醫療及科技發展，強化福利制度、護理服務、居家安老、長者文化活動及教育項目。

為應對有關產品及服務的市場需求，設備研發、製造商、安老院和保險公司等企業、民間組織、政府決策者和學術界務須攜手合作，在開發銀髮經濟之餘，更將長者多元價值觀和個別需求納入解決方案之中。

【註】《主題性住戶統計調查第73號報告書》，政府統計處，2021年4月15日

本地人口結構正經歷人口老化的轉變，特區政府估計20年後，每3個香港人中，約有1人是65歲或以上的長者，而長者人口增長的一個特點就是，80歲及以上的增幅在未來40年間尤為顯著。2021年80歲及以上人口約為40萬（5.3%），到2040年會倍增至接近99萬（12.2%），2060年更將跳升到125萬（16.3%）【表1】。

資料來源：香港特區政府統計處

由此衍生不少經濟問題，包括勞動市場受壓、生產力下降、納稅基數下跌、工資上漲、競爭力減弱等。

由於邁向高齡階段，長者雖具備豐富工作和人生經驗，但卻往往不獲認同，反而與弱勢社群混為一談。究竟銀髮族是香港社會的資產抑或是負資產？高齡化社會對資源運用及經濟發展有何影響？政府該如何應對相關挑戰？

提升家居支援

毋庸置疑，65歲及以上長者快速增多，將對社會、經濟甚至政治方面產生莫大影響，有關當局為因應所需加以支援，可從以下幾方面着手。首先是居家安老，也就是在所選擇的住所中安享晚年，參與社區及個人社交活動。中國傳統一般認為多代同堂可以增加長者的生活意義，把長者隔離到退休社區（如老人院）則難免被視為憾事。

長者得以安全、自主生活，並盡可能長時間維持促進身心健康的各類活動，以建立社會聯繫、自主感和家庭舒適感。晚年生活的質素與他們可控制及熟悉的家居環境有不可分割的關係。

但是，長者可依靠什麼資源來實現這個目標呢？

由於安老院舍宿位嚴重供不應求，居家安老預計將成為今後趨勢。但若靠家人護理，既易生摩擦，亦會產生勞動無償、經濟生產力低、工資損失、時間分配失衡和醫療費用增加等一籃子問題，對整體社會亦構成經濟包袱。故此，本港亟須推行可持續的社會護理系統，配備足夠和專業的護理人員。

掌握健康風險

其次，人口老化與長者健康問題無疑息息相關。在香港人口中，長者受到慢性疾病的影響不成比例。如【表2】所示，2019年全港因所有病因致死的總數為48706宗，當中39264宗為65歲及以上長者，佔80.6%。因心臟病而死亡的人數為6096宗，其中更有82.5%為65歲及以上長者。導致長者死亡的其他主要病因還包括肺炎（94.3%）、腦血管病（83.8%）、腎病（90.3%）、認知障礙症（99.7%）、慢性下呼吸道疾病（91.6%）、敗血症（84.9%）。

資料來源：香港特區衞生署衞生防護中心

但話說回來，這不代表銀髮族必定有健康問題。參照【表1】的數據，2021年年中人口預測為758萬，65歲及以上為數近145萬人，佔總人口約19.1%。假設2021年全港人口的主要死因及分布跟2019年相若，則65歲及以上長者的死亡宗數約為39264，死亡率僅為2.71%，雖然難免受到傷殘或慢性頑疾的困擾，但大部分長者仍然相當健康。

人口老化亦會增加醫療保健需求壓力，醫療設施和醫護人手短缺，都會導致醫療費用上升，增加政府的財政預算壓力，而須千方百計擴闊稅收來源，否則為了要應付不斷上漲的醫療開支，難免要減少其他福利開支甚或拖慢經濟復甦。

聚焦問題癥結

社會對長者的認可，無論通過社交網絡積極參與社會、就業、志願服務、學習抑或教學，對長者健康生活都有積極作用。無理的負面標籤只會令長者感到孤立無援，身心受壓，從而增加社會的整體醫療成本。

此外，不少中低收入階層的長者因面對財務困難，而需延遲退休計劃。即使有能力退休，為了生活平衡或生存意義，也希望在工作崗位上繼續作出貢獻。但非專業執業或非自僱人士或會面對年齡歧視，或受退休制度規限。

為了維持日益昂貴的生活開支，長者更會容易墮入投資騙局的圈套，以致把畢生積蓄拱手給不法之徒。社會日漸高齡化，長者騙案恐怕只會有增無減。至於富裕的長者，則或因坐擁巨資，而成為家族中人衝突或爭產的導火線。

由此可見，長者對專業理財及投資服務需求勢將與日俱增。

追上時代要求

基於教育程度、專業背景、健康狀況以及人生經歷各有不同，對於一眾年長人士，亦不宜處處視同一律。

成長於不同年代的長者，其文化口味或會南轅北轍，例如現時成長於上世紀早年的香港人，每多為傳統粵劇的捧場客；成長於1950至1960年代粵語片黃金時期，或受到張瑛、白燕、呂奇、陳寶珠等影星主演的影片耳濡目染；其後的一代則對Beatles、Bee Gees和許冠傑的歌曲耳熟能詳，堪稱中西流行文化兼收並蓄。

另一方面，隨着社會繁榮進步，教育漸趨普及，今時今日許多長者具高學歷和知識水平，人生目標不一定是吃喝玩樂，而是追求終身學習，務求與時並進。

縱使長者的身體機能隨着年月衰退，然而科技應用足以提升他們的生活質素。故此，支援長者正常生活的科技及相關產品，尤其是針對患有殘疾者，理應不愁銷路。

數據顯示愈來愈多長者使用個人電腦：2020年，65歲及以上長者曾使用個人電腦的百分比為39.1%，較2018年的35.7%為高 【註】。

其實接受數碼技術的長者亦不斷增多，對新產品的用法也不陌生。能改善長者個人生活、促進護理，並改善服務的技術研發，實在刻不容緩。能滿足長者需要的具體技術領域包括電子醫療和健康記錄與人工智能集成的「智慧健康」平台、能支援語音與感官和運動的輔助技術、連接互聯網設備的智能感測器、自動駕駛汽車甚至機械人等。此等樂齡科技在本港極具市場潛力，只待政府當局、社福界和商界共同推動。

釐定周全方案

香港人口老化問題必須及時正視，萬勿掉以輕心。綜觀上述各點，人口老齡化一方面在個人及家庭層面構成不少經濟問題，但另一方面亦帶來不少商機。

當務之急，特區政府必須為應對人口老化制定一套長遠完備的政策，發揮各相關部門所長，以推動醫療及科技發展，強化福利制度、護理服務、居家安老、長者文化活動及教育項目。

為應對有關產品及服務的市場需求，設備研發、製造商、安老院和保險公司等企業、民間組織、政府決策者和學術界務須攜手合作，在開發銀髮經濟之餘，更將長者多元價值觀和個別需求納入解決方案之中。

註： 《主題性住戶統計調查第73號報告書》，政府統計處，2021年4月15日

自從國安法通過以來，香港特區進入了一國兩制2.0階段，香港人有需要進一步認識國情，現在中國實施的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追本溯源，究竟社會主義如何來到中國？

1914年6月28日，塞爾維亞一個狂熱青年在波斯尼亞首府薩拉熱窩，開槍打死奧匈帝國皇儲斐迪南大公，引起一連串強烈反應，最終演變成全面戰爭，參戰國分成同盟國和協約國兩大陣營（史稱「第一次世界大戰」，實為事後相對於「第二次世界大戰」而言，當時在中國則稱為「歐戰」）。同盟國包括德國、奧匈帝國、鄂圖曼土耳其帝國和保加利亞，而協約國則包括英國、法國、俄羅斯、意大利、美國、塞爾維亞以及日本、中國。

抵抗外敵

日本在1894年的甲午戰爭和1905年的日俄戰爭，分別打敗清政府和俄羅斯帝國之後，對中國和西太平洋仍虎視眈眈。歐戰爆發之後，日本以曾簽訂英日同盟條約為由參加協約國陣營，並於1914年8月27日向德國宣戰，向山東青島（即德國在亞洲最大的軍港）發動戰爭。同年11月7日，德軍投降，日本佔領膠州灣。

中國的北洋政府隨即向日本政府提出從青島撤軍的要求，不僅不得要領，反遭日本駐華公使於1915年1月18日，向總統袁世凱提出了所謂《二十一條》，要求中國進一步賦予日本在華的影響力，削弱中國的主權。北洋政府最後簽署的是《二十一條》輕量版的《中日民四條約》。事件曝光以後，舉國嘩然，抗議不斷。

北洋政府和日本秘密談判過程中，事情逐漸透露出來，有說是北洋政府有意為之，希望列強能夠干預，使得日本不能得逞。這甚有可能，因為事實上有例在先，中國在甲午戰爭失敗後簽訂《馬關條約》，須將遼東割讓給日本，但在德、法、俄三國干預之下，日本把遼東交還中國，亦即「三國干涉還遼」事件。

北洋政府於1917年4月15日加入協約國，向同盟國宣戰。中國士兵雖然沒有實際參戰，只是提供後勤補給，亦得以戰勝國身份，參與1919年在凡爾賽宮舉行的巴黎和會。可惜事與願違，和會後簽訂的《凡爾賽條約》，卻把德國在山東的利益交了給日本！

1919年5月4日，北京的大學生上街抗議，火燒趙家樓，北洋政府大舉逮捕涉事大學生，隨即演變成全國抗議運動，展開有名的「五四運動」。（在美國的調停下，中國和日本以及其他七個國家在1922年美國華盛頓開會達成協議，將青島歸還中國，不過這已是後話。）

反傳統思潮

五四運動爆發前幾年，中國思想界已出現反儒家的思潮，例如反對婦女纏足，提倡男女平等，以至劃時代的白話文運動，當時又以《新青年》雜誌為文化運動的核心。該雜誌既有陳獨秀、李大釗、胡適、錢玄同四支健筆，而魯迅的短篇小說影響力也很大。毛澤東幾年後回憶五四運動，亦稱陳獨秀為「思想界的大明星」、「五四運動的總司令」。

俄羅斯羅曼諾夫帝國是西方列強中的一個後進國家，到了1917年初，由於連年戰爭，疲憊不堪，士兵厭戰，爆發了二月革命，沙皇尼古拉二世下台，帝制瓦解，但是新成立的臨時政府仍然繼續尼古拉二世的戰役，民怨持續發酵，終於爆發另一場革命，推翻了臨時政府，那就是舉世聞名的俄國十月革命。領導革命的是列寧和以托洛茨基為首的布爾什維克（布爾什維克是俄語多數派的意思，實際上是指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在1903年的一次黨大會中分裂出來，以列寧為首的那一派。）

李大釗受十月革命鼓舞，先後發表《法俄革命之比較觀》、《庶民的勝利》、《布爾什維克的勝利》、《新紀元》等文章和演講，大力歌頌。五四運動期間，陳獨秀被捕入獄，李大釗既奔走營救，寫下了《我的馬克思主義觀》、《再論問題與主義》等文章，又組織成立馬克思學術研究會，系統地介紹並研究馬克思主義的科學體系，推動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

筆者重讀這些文章，覺得並非有特別深度，社會主義或馬克思主義得以受到當時知識界和年輕人關注，我覺得主要基於以下兩個原因。

蘇俄的助力

第一，十月革命後在俄國成立的政權，不但聲稱代表勞苦大眾，還有自己一套的民族政策，通過《俄羅斯各族人民權利宣言》，宣布俄羅斯境內各個民族地位平等，可以民族自決，包括成立獨立國家的權利。這對於備受列強壓迫的中國，特別有吸引力。

其後俄羅斯與其他幾個爆發了革命的鄰近政權，在1922年組成蘇聯，以憲法規定加盟共和國有權獨立出去，而烏克蘭和白俄羅斯既屬蘇聯的一部分，卻都是聯合國的創始成員，其會員資格一直維持至今，這都說明當時的十月革命後的俄羅斯和蘇聯對民族，主權，國家等等範疇的特殊觀點。

和中國相關的事件則牽涉中國東方鐵路（不同時期有不同名字）。1896年（光緒22年），清政府和俄羅斯帝國簽訂《中俄密約》，同意俄國從西伯利亞通過中國東三省建設一條鐵路到海參崴，鐵路原本由兩國政府合辦，但清廷積弱，實際上由俄國管理，於是東北的心臟地帶出現一個規模遠比普通租界大得多，而不受中國管轄的國中之國。

1917年十月革命後的俄國革命政權，不僅沒有宣布繼承沙俄的權利，反而宣布廢除沙俄與中國簽訂的不平等條約，以及俄國在華的特權，包括無條件將中東鐵路交還中國。這種做法都使得中國有識之士刮目相看。

第二，同樣重要的原因，是革命後成立的俄國和後來成立的蘇聯，能夠為提供強大的財政、物資，以至軍事上的幫助，以便中國尋求統一和獨立自主。中國共產黨的最早組織在1920年8月在上海成立，翌年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1923年1月，孫中山與蘇聯代表越飛會面，發表聯合聲明，開始聯俄容共政策，同年6月中國共產黨決定全體黨員以個人名義加入中國國民黨，這一切都是為北伐和統一中國作準備。

孫中山在1925年初逝世前，其總理遺囑就說：「余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積四十年之經驗，深知欲達到此目的，必須喚起民眾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

社會主義就是這樣來到中國的，「平等待我」就是關鍵所在。至於布爾什維克黨支持民族平等的政策到底是權宜之計，還是真心相信的原則立場，又是否陳義過高，不切實際？那就是另一個課題了。

自從國安法通過以來，香港特區進入了一國兩制2.0階段，香港人有需要進一步認識國情，現在中國實施的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追本溯源，究竟社會主義如何來到中國？

1914年6月28日，塞爾維亞一個狂熱青年在波斯尼亞首府薩拉熱窩，開槍打死奧匈帝國皇儲斐迪南大公，引起一連串強烈反應，最終演變成全面戰爭，參戰國分成同盟國和協約國兩大陣營（史稱「第一次世界大戰」，實為事後相對於「第二次世界大戰」而言，當時在中國則稱為「歐戰」）。同盟國包括德國、奧匈帝國、鄂圖曼土耳其帝國和保加利亞，而協約國則包括英國、法國、俄羅斯、意大利、美國、塞爾維亞以及日本、中國。

抵抗外敵

日本在1894年的甲午戰爭和1905年的日俄戰爭，分別打敗清政府和俄羅斯帝國之後，對中國和西太平洋仍虎視眈眈。歐戰爆發之後，日本以曾簽訂英日同盟條約為由參加協約國陣營，並於1914年8月27日向德國宣戰，向山東青島（即德國在亞洲最大的軍港）發動戰爭。同年11月7日，德軍投降，日本佔領膠州灣。

中國的北洋政府隨即向日本政府提出從青島撤軍的要求，不僅不得要領，反遭日本駐華公使於1915年1月18日，向總統袁世凱提出了所謂《二十一條》，要求中國進一步賦予日本在華的影響力，削弱中國的主權。北洋政府最後簽署的是《二十一條》輕量版的《中日民四條約》。事件曝光以後，舉國嘩然，抗議不斷。

北洋政府和日本秘密談判過程中，事情逐漸透露出來，有說是北洋政府有意為之，希望列強能夠干預，使得日本不能得逞。這甚有可能，因為事實上有例在先，中國在甲午戰爭失敗後簽訂《馬關條約》，須將遼東割讓給日本，但在德、法、俄三國干預之下，日本把遼東交還中國，亦即「三國干涉還遼」事件。

北洋政府於1917年4月15日加入協約國，向同盟國宣戰。中國士兵雖然沒有實際參戰，只是提供後勤補給，亦得以戰勝國身份，參與1919年在凡爾賽宮舉行的巴黎和會。可惜事與願違，和會後簽訂的《凡爾賽條約》，卻把德國在山東的利益交了給日本！

1919年5月4日，北京的大學生上街抗議，火燒趙家樓，北洋政府大舉逮捕涉事大學生，隨即演變成全國抗議運動，展開有名的「五四運動」。（在美國的調停下，中國和日本以及其他七個國家在1922年美國華盛頓開會達成協議，將青島歸還中國，不過這已是後話。）

反傳統思潮

五四運動爆發前幾年，中國思想界已出現反儒家的思潮，例如反對婦女纏足，提倡男女平等，以至劃時代的白話文運動，當時又以《新青年》雜誌為文化運動的核心。該雜誌既有陳獨秀、李大釗、胡適、錢玄同四支健筆，而魯迅的短篇小說影響力也很大。毛澤東幾年後回憶五四運動，亦稱陳獨秀為「思想界的大明星」、「五四運動的總司令」。

俄羅斯羅曼諾夫帝國是西方列強中的一個後進國家，到了1917年初，由於連年戰爭，疲憊不堪，士兵厭戰，爆發了二月革命，沙皇尼古拉二世下台，帝制瓦解，但是新成立的臨時政府仍然繼續尼古拉二世的戰役，民怨持續發酵，終於爆發另一場革命，推翻了臨時政府，那就是舉世聞名的俄國十月革命。領導革命的是列寧和以托洛茨基為首的布爾什維克（布爾什維克是俄語多數派的意思，實際上是指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在1903年的一次黨大會中分裂出來，以列寧為首的那一派。）

李大釗受十月革命鼓舞，先後發表《法俄革命之比較觀》、《庶民的勝利》、《布爾什維克的勝利》、《新紀元》等文章和演講，大力歌頌。五四運動期間，陳獨秀被捕入獄，李大釗既奔走營救，寫下了《我的馬克思主義觀》、《再論問題與主義》等文章，又組織成立馬克思學術研究會，系統地介紹並研究馬克思主義的科學體系，推動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

筆者重讀這些文章，覺得並非有特別深度，社會主義或馬克思主義得以受到當時知識界和年輕人關注，我覺得主要基於以下兩個原因。

蘇俄的助力

第一，十月革命後在俄國成立的政權，不但聲稱代表勞苦大眾，還有自己一套的民族政策，通過《俄羅斯各族人民權利宣言》，宣布俄羅斯境內各個民族地位平等，可以民族自決，包括成立獨立國家的權利。這對於備受列強壓迫的中國，特別有吸引力。

其後俄羅斯與其他幾個爆發了革命的鄰近政權，在1922年組成蘇聯，以憲法規定加盟共和國有權獨立出去，而烏克蘭和白俄羅斯既屬蘇聯的一部分，卻都是聯合國的創始成員，其會員資格一直維持至今，這都說明當時的十月革命後的俄羅斯和蘇聯對民族，主權，國家等等範疇的特殊觀點。

和中國相關的事件則牽涉中國東方鐵路（不同時期有不同名字）。1896年（光緒22年），清政府和俄羅斯帝國簽訂《中俄密約》，同意俄國從西伯利亞通過中國東三省建設一條鐵路到海參崴，鐵路原本由兩國政府合辦，但清廷積弱，實際上由俄國管理，於是東北的心臟地帶出現一個規模遠比普通租界大得多，而不受中國管轄的國中之國。

1917年十月革命後的俄國革命政權，不僅沒有宣布繼承沙俄的權利，反而宣布廢除沙俄與中國簽訂的不平等條約，以及俄國在華的特權，包括無條件將中東鐵路交還中國。這種做法都使得中國有識之士刮目相看。

第二，同樣重要的原因，是革命後成立的俄國和後來成立的蘇聯，能夠為提供強大的財政、物資，以至軍事上的幫助，以便中國尋求統一和獨立自主。中國共產黨的最早組織在1920年8月在上海成立，翌年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1923年1月，孫中山與蘇聯代表越飛會面，發表聯合聲明，開始聯俄容共政策，同年6月中國共產黨決定全體黨員以個人名義加入中國國民黨，這一切都是為北伐和統一中國作準備。

孫中山在1925年初逝世前，其總理遺囑就說：「余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積四十年之經驗，深知欲達到此目的，必須喚起民眾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

社會主義就是這樣來到中國的，「平等待我」就是關鍵所在。至於布爾什維克黨支持民族平等的政策到底是權宜之計，還是真心相信的原則立場，又是否陳義過高，不切實際？那就是另一個課題了。

已故港英政府財政司郭伯偉所倡議的不干預政策（non-interventionism），自上世紀六十年代起，一直被奉為香港經濟政策的核心價值，至今已逾半個世紀。他任內曾反對為莘莘學子提供免費教育，更反對政府對經濟作詳細統計及研究，以免政府基於數據而對經濟作出干預！這種今天看來顯得極端的自由放任（laissez-faire）方針，卻因七十年代香港經濟的蓬勃發展，廣被視為最適用於香港這個開放型小經濟體。

自由放任非萬應靈丹

到了七十年代中期，財政司夏鼎基為此經濟政策冠以「積極」一詞。正如夏鼎基多次澄清，其意思並非「積極地不干預」，而是積極地權衡社會及經濟的利害後，選擇性地參與經濟活動，特別是基建投資；期間的九年免費教育、十年建屋計劃以及地鐵興建工程，都是最佳例子。嚴格來說，不干預自由放任的施政理念，早在七十至八十年代，已在香港名存實亡。無奈地，在回歸後還有不少人認為，要維持自由經濟市場有效地運作，特區政府仍然應「積極地不干預」市場。

美國傳統基金會對如此理解自由經濟應會大表支持。最近基金會將香港從其《經濟自由度指數》中除名，引起坊間及政府官員熱烈討論，不少香港人感到惋惜。但筆者認為，從經濟長遠發展而言，值得深思的反而是作為全球貧富最懸殊城市之一，擁有最高房價的香港，過去是否付出了太高的代價，來捍衞「最自由經濟體」這一光環？

根據傳統基金會的排名準則，幾乎任何形式的政府干預（包括稅收和再分配，政府穩定政策以及公共壟斷），都屬不利經濟發展的因素。但須知遇到市場失效，政府理應作出合理干預，此實為經濟學常識。

以新冠肺炎大流行為例，英國首相約翰遜當初以為不用政府規管，亦能達致群體免疫，但後來面對疫情一發不可收拾時，也不得不承認政府還須大力干預。控制傳染病牽涉公共利益，不能單靠自由市場的運作。至於接種疫苗，亦因牽涉到集體行動的困難，而引致市場失效，可見個體理性不一定能在集體行為中體現。

新冠肺炎重創全球經濟，世界各地政府及時推出紓緩經濟措施，若按美國傳統基金會的標準而言，國際社會都難免因窒礙自由經濟而遭詬病。

自由市場的正常運作，有賴健全的監管制度，以及各種應對市場失靈的政策工具。當前不少發達國家的政府，正研究疫後的社會新契約，尋求在國家與公民之間更公平的風險分配，以及推行迫切的福利調整。不少西方學者已廣泛討論，認為自八十年代，歐美帶領的「超全球化」（hyperglobalization）潮流下，新自由主義共識瀰漫全球，社會不均隨之加劇，個人在健康和退休保障等領域承擔過大風險。這些現象（包括自英國殖民時代以來，香港一直受其熏陶的自由主義）早應加以糾正，無奈正當本地經濟水深火熱，一個美國智庫的過時指數仍然受市民大眾注目。

矯枉過正有利有弊

同屬開放型小經濟體的新加坡，近二十多年勝過香港表現的經濟環節，幾乎都跟「大政府」的積極干預有關。例如新加坡不但有更卓越的公共住房計劃，經濟也更多元化，其中高端製造業（包括電子、製藥、航空航天工程）佔該國GDP的18%。

但話說回來，過度干預市場會令市場效率下降。芝加哥大學經濟學教授謝長泰在1998年發表的研究就指出，在七十至八十年代，新加坡的全要素生產力（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平均增長，不單遠低於另外三個亞洲小龍，更為負數，意味着政府過分干預可能導致其生產率偏低，某些行業更出現產能過剩的情況。

反之，自七十年代初至九十年代末，香港政府採取積極不干預政策，其經濟亦能高速增長，但實情與中國及全球政經大氣候變化有着密切關係。香港在七十年代先取得內地經濟還未市場化的紅利，及後則受惠於國內經濟改革開放。其後20年，環球處於「超全球化」的階段。美國在冷戰時期為了抗衡前蘇聯，在七十年代中與中國重新建交，雙方關係一直改善，至千禧年後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而達至高峰。在這全球政經背景下，低稅率及不干預政策，自然有利於香港扮演中國及區內對外貿易及資產流動的超級中介角色。

經濟策略亟待改變

然而正因這種看似順理成章的不干預思維，香港政府一直忽視長遠經濟規劃，缺乏人才、人口及產業三方面的政策。本港很多廠家因市場推動，已把大部分工業生產，甚至研發，轉移到珠江三角洲（現時屬粵港澳大灣區），以致工業在香港GDP及就業中佔比均下跌至不足2%；缺乏工業活動，一方面限制了技術和研發成果向市場轉移，未能惠及市民及加強香港競爭力，另一方面令經濟過度依賴服務業，尤其是金融和貿易，使香港經濟更易受到外圍經濟環境波動影響。

過往特區政府所強調的四大經濟支柱，除金融外，其餘行業佔香港整體的就業百分比大多逐年下降；離職者不少投身到低工資的服務行業。這些服務行業也因未能為新入職者提供在職培訓及技術積累的機會，削弱其向上流動的潛力，令貧富懸殊加劇。

即使是在過去數十年絕少提及工業政策的美國，情況也出現變化。美國總統拜登和國會雙方都已開始提出產業政策，尤其是在半導體領域。例如今年年初，美國國會頒布法例，配合地方政府對半導體建廠、研發和人員培訓的激勵措施。拜登亦宣布會監察半導體、電池和製藥等行業的供應鏈漏洞。類似這些針對高科技工業的政策，其實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者Jonathan Gruber 及Simon Johnson 早在年前合著的Jump-starting America 一書中已提到。

始於九十年代初、持續十多年的「超全球化」太平盛世下，源自港英政府的「大市場，小政府」、不干預的管治原則對於香港當時的經濟發展，還可算合適。但時移世易，環球經濟已經歷超過10年的「逆全球化」洗禮，加上中美角力，以及內地經濟、金融市場持續開放，香港要繼續依靠超級中介活動來推動經濟發展，談何容易。

正如筆者去年10月在本欄〈香港第三次經濟轉型，還等什麼？〉一文中論及，香港必須進行經濟轉型，善用環球疫情及中美摩擦的壓力，以及國家雙循環策略帶來的機遇。特區政府應以創造多元化及具向上流動性的就業機會為核心，有系統地推出政策，為足以對社會產生明顯正面溢出效應的公司和個人提供誘因，從而帶動包容性及可持續的經濟發展。

特區政府近年對高科技產業的關注、對吸引外地人才及培訓本地科技人才的決心，以及啟動再工業化的舉措，都是好的開始，令人鼓舞。但要做到經濟有效轉型，政府決策者及市民必先重新審視「積極不干預」理念，是否依然適合現時香港的經濟形勢；在政府與市場之間，是否可以找到更理想的平衡。

鄧希煒教授
港大經管學院經濟學教授、香港經濟及商業策略研究所副總監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一年四月十四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