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事經濟學、社會科學，以及所有的科學研究，都應該以事實為基礎，無論是從實驗室取得的數據，抑或從現實中觀察所得的數據，都要務求全面準確，如果這些數據資料是粗疏片面，甚或虛假，得出來的結論就毫不可靠，即所謂「進的是垃圾，出的是垃圾」（garbage in, garbage out）。

對資訊抱懷疑精神6點考慮

力求精準不僅是研究人員所要面對的問題，普通人亦如是。假設一個自稱來自海外的神秘商人拉攏你合夥營商，他是否可信？某民選政客提出一個宏大的政策建議，這是否符合選民的利益？醫生建議你做一個昂貴的檢查，這是否有必要？大學研究院招生，收到給某個入學申請人的推薦信，當中含有多少水份？

筆者開列六方面供讀者考慮。

有懷疑，核實之

首先要培養懷疑精神。對於你所取得的資訊，收到的業務合作建議等，要是覺得對自己有用，就應認真進行核實，又或者委託可靠的第三方代勞。不要輕信陌生人；對於來自熟悉渠道的資訊，雖然可信度應較高，但仍需帶點懷疑。

一隻鵝每天伸長頸項，張開嘴巴，愛護牠的主人都會餵牠吃東西，直至要把鵝屠宰為止。來自以為可靠來源的資訊，其實可能是最危險的。回顧1915年的中國，各界人士紛紛煽動大總統袁世凱恢復帝制，他兒子袁克定為了慫恿父親做皇帝，竟偽造另一版本的《順天時報》（日商在華出版的中文報紙），刊載擁護恢復帝制的假新聞，每天提供給袁世凱閱讀！因此，「有懷疑，核實之」的重點，更在於萬勿輕信看似可信的事物和言論。

注意「可靠」的訊號

經濟學家斯彭斯（Michael Spence）以其「市場訊號」（market signalling）模型聞名於世，更因在相關研究的貢獻於2001年取得諾貝爾經濟學獎。

年輕時候的斯彭斯注意到當時工商管理學碩士課程（MBA）的名校畢業生，收入明顯高於同輩中沒有讀過MBA的學生。他出於好奇作出假設：MBA並無提高學生生產力的作用，但它卻是一個很好的篩選工具，只有那些學習能力最高、最有紀律、最合群的學生，才能進入名校進修MBA和成功畢業。大企業看到這一點，選擇聘用這批人，其待遇自然較一般人高。

上文提及的神秘海外富商，如果他在中環租用了一個2萬呎的寫字樓，這是一個很強烈的訊號──他是個有錢人，因為一個真正的富商付出甲級寫字樓的高昂租金並不難，然而一般騙子卻無能為力。這倒不是說他的生意一定能賺錢，也不是說他一定不是騙子，只是說即使他是騙子，也肯定資金雄厚。

同樣道理，詳實的推薦信比過於簡略的推薦信值得信納，而具體的描述會比空洞的讚揚可靠。寫一封詳實的推薦信自然較為費時，但也較為有力。再者，同樣是兩頁紙書信，根據所了解的真實情況而寫，總會比憑空杜撰容易得多，也就更為可信。

這當然也有例外，納殊（John Nash）申請到普林斯頓大學攻讀博士學位課程時，提交了一封推薦信，篇幅之短可說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信中只有四個字：他是天才！（He is a genius!）

注意提供訊息者的立場

一般來說，一項主張與主張者的原先立場愈遠，就愈值得重視。他提出這個意見的心理阻力相對較大，而且人是社會性動物，這樣也會令他與其所屬群體產生嚴重衝突，甚至失去所有朋友。教宗說上帝存在，並沒有什麼價值；若他說上帝不存在，那就很值得重視。同樣道理，大學校長主張削減大學開支，國防部長主張裁軍等，也都值得重視。

美國尼克遜總統在任期間，提出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並與之建交，這與他作為堅定反共分子的立場嚴重牴觸，所以此舉對他來說需要極大勇氣。反過來說，這也足以證明他真心相信，這項政策對美國的確有重大好處。相反，如果當時的美國總統是共產主義擁護者，那麼與中國建交，就是容易得多的事情。

注意有關訊息的發放對象

有些國家的大學研究院規定，申請人有權閱讀推薦人的信件，有些國家則要求申請人須事先選擇是否保留閱讀推薦信的權利。一般而言，如果推薦信是對申請人保密的話，推薦人就可以比較自由地發揮；若果信件是向申請人公開的話，那麼推薦信一般比較正面，未必全面反映現實，作為校方取錄學生的參考價值也就較低。

同樣道理，兩個國家進行外交會談，通常有一部分是公開進行的，有傳媒出席的；兩國代表的言論未必是向對方表達的，而是向公眾表達的，這些言論與其說是他們真心所想，不如說只是他們期望公眾所相信，所以不宜照單全收。

了解發訊息者的心理狀態

傳送訊息者是否受貪婪、恐懼、癡迷所影響？只要察覺可能如此，儘管對方不是存心欺騙，都不要信以為真。

回說1900年晚清時期，因為義和團殺害傳教士引起外交紛爭，慈禧太后向英、美、法、德、意、日等11國宣戰。但是當時的兩廣總督李鴻章、湖廣總督張之洞、兩江總督劉坤一等人，卻與在南方的外國勢力簽署了《東南互保條約》，在當地不執行慈禧太后對外國宣戰的國策，免受戰火的蹂躪。他們所持的理由是︰慈禧太后的決定是「亂命」，亦即在心智失常、受到威逼，或沒有充分掌握有關資料的情況下作出的命令，所以不應該執行。

注意自己接收訊息時的心理狀態

接收訊息時，有否受貪婪、恐懼、癡迷所影響？我們買保險的時候，可能沒有經過深思熟慮，因此有冷靜期的安排。百貨公司一般都有售後短期內退回或交換貨物的服務，這些現代文明社會的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保障消費者權益，卻也令我們減低戒心。

袁世凱當年如果不是自己想要稱帝，也就不會受到他兒子的擺布。不走灰色地帶，就不會受灰色地帶誘惑。控制好情緒，有利於避免一時衝動而作出錯誤的決定。

總括而言，以上六點是筆者就本文主題的一孔之見。歸根究柢，對意見提供者及其所提出的意見，都要有充分合理的懷疑。讀完這篇文章，你大概會覺得我誤導了你，因為篇目看似關於愛情；其實這正好充分點題──教我如何相信他！

趙耀華 港大經管學院副教授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二十三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從事經濟學、社會科學，以及所有的科學研究，都應該以事實為基礎，無論是從實驗室取得的數據，抑或從現實中觀察所得的數據，都要務求全面準確，如果這些數據資料是粗疏片面，甚或虛假，得出來的結論就毫不可靠，即所謂「進的是垃圾，出的是垃圾」（garbage in, garbage out）。

對資訊抱懷疑精神6點考慮

力求精準不僅是研究人員所要面對的問題，普通人亦如是。假設一個自稱來自海外的神秘商人拉攏你合夥營商，他是否可信？某民選政客提出一個宏大的政策建議，這是否符合選民的利益？醫生建議你做一個昂貴的檢查，這是否有必要？大學研究院招生，收到給某個入學申請人的推薦信，當中含有多少水份？

筆者開列六方面供讀者考慮。

有懷疑，核實之

首先要培養懷疑精神。對於你所取得的資訊，收到的業務合作建議等，要是覺得對自己有用，就應認真進行核實，又或者委託可靠的第三方代勞。不要輕信陌生人；對於來自熟悉渠道的資訊，雖然可信度應較高，但仍需帶點懷疑。

一隻鵝每天伸長頸項，張開嘴巴，愛護牠的主人都會餵牠吃東西，直至要把鵝屠宰為止。來自以為可靠來源的資訊，其實可能是最危險的。回顧1915年的中國，各界人士紛紛煽動大總統袁世凱恢復帝制，他兒子袁克定為了慫恿父親做皇帝，竟偽造另一版本的《順天時報》（日商在華出版的中文報紙），刊載擁護恢復帝制的假新聞，每天提供給袁世凱閱讀！因此，「有懷疑，核實之」的重點，更在於萬勿輕信看似可信的事物和言論。

注意「可靠」的訊號

經濟學家斯彭斯（Michael Spence）以其「市場訊號」（market signalling）模型聞名於世，更因在相關研究的貢獻於2001年取得諾貝爾經濟學獎。

年輕時候的斯彭斯注意到當時工商管理學碩士課程（MBA）的名校畢業生，收入明顯高於同輩中沒有讀過MBA的學生。他出於好奇作出假設：MBA並無提高學生生產力的作用，但它卻是一個很好的篩選工具，只有那些學習能力最高、最有紀律、最合群的學生，才能進入名校進修MBA和成功畢業。大企業看到這一點，選擇聘用這批人，其待遇自然較一般人高。

上文提及的神秘海外富商，如果他在中環租用了一個2萬呎的寫字樓，這是一個很強烈的訊號──他是個有錢人，因為一個真正的富商付出甲級寫字樓的高昂租金並不難，然而一般騙子卻無能為力。這倒不是說他的生意一定能賺錢，也不是說他一定不是騙子，只是說即使他是騙子，也肯定資金雄厚。

同樣道理，詳實的推薦信比過於簡略的推薦信值得信納，而具體的描述會比空洞的讚揚可靠。寫一封詳實的推薦信自然較為費時，但也較為有力。再者，同樣是兩頁紙書信，根據所了解的真實情況而寫，總會比憑空杜撰容易得多，也就更為可信。

這當然也有例外，納殊（John Nash）申請到普林斯頓大學攻讀博士學位課程時，提交了一封推薦信，篇幅之短可說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信中只有四個字：他是天才！（He is a genius!）

注意提供訊息者的立場

一般來說，一項主張與主張者的原先立場愈遠，就愈值得重視。他提出這個意見的心理阻力相對較大，而且人是社會性動物，這樣也會令他與其所屬群體產生嚴重衝突，甚至失去所有朋友。教宗說上帝存在，並沒有什麼價值；若他說上帝不存在，那就很值得重視。同樣道理，大學校長主張削減大學開支，國防部長主張裁軍等，也都值得重視。

美國尼克遜總統在任期間，提出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並與之建交，這與他作為堅定反共分子的立場嚴重牴觸，所以此舉對他來說需要極大勇氣。反過來說，這也足以證明他真心相信，這項政策對美國的確有重大好處。相反，如果當時的美國總統是共產主義擁護者，那麼與中國建交，就是容易得多的事情。

注意有關訊息的發放對象

有些國家的大學研究院規定，申請人有權閱讀推薦人的信件，有些國家則要求申請人須事先選擇是否保留閱讀推薦信的權利。一般而言，如果推薦信是對申請人保密的話，推薦人就可以比較自由地發揮；若果信件是向申請人公開的話，那麼推薦信一般比較正面，未必全面反映現實，作為校方取錄學生的參考價值也就較低。

同樣道理，兩個國家進行外交會談，通常有一部分是公開進行的，有傳媒出席的；兩國代表的言論未必是向對方表達的，而是向公眾表達的，這些言論與其說是他們真心所想，不如說只是他們期望公眾所相信，所以不宜照單全收。

了解發訊息者的心理狀態

傳送訊息者是否受貪婪、恐懼、癡迷所影響？只要察覺可能如此，儘管對方不是存心欺騙，都不要信以為真。

回說1900年晚清時期，因為義和團殺害傳教士引起外交紛爭，慈禧太后向英、美、法、德、意、日等11國宣戰。但是當時的兩廣總督李鴻章、湖廣總督張之洞、兩江總督劉坤一等人，卻與在南方的外國勢力簽署了《東南互保條約》，在當地不執行慈禧太后對外國宣戰的國策，免受戰火的蹂躪。他們所持的理由是︰慈禧太后的決定是「亂命」，亦即在心智失常、受到威逼，或沒有充分掌握有關資料的情況下作出的命令，所以不應該執行。

注意自己接收訊息時的心理狀態

接收訊息時，有否受貪婪、恐懼、癡迷所影響？我們買保險的時候，可能沒有經過深思熟慮，因此有冷靜期的安排。百貨公司一般都有售後短期內退回或交換貨物的服務，這些現代文明社會的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保障消費者權益，卻也令我們減低戒心。

袁世凱當年如果不是自己想要稱帝，也就不會受到他兒子的擺布。不走灰色地帶，就不會受灰色地帶誘惑。控制好情緒，有利於避免一時衝動而作出錯誤的決定。

總括而言，以上六點是筆者就本文主題的一孔之見。歸根究柢，對意見提供者及其所提出的意見，都要有充分合理的懷疑。讀完這篇文章，你大概會覺得我誤導了你，因為篇目看似關於愛情；其實這正好充分點題──教我如何相信他！

趙耀華 港大經管學院副教授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二十三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筆者三個月前在本欄撰文 【註1】，倡議「化西入中」的港式教育，吸引中國內地學生來港求學，從而促進香港和內地的人才流動，助推粵港澳大灣區經濟融合。業界一些朋友看了此文，頗感興趣，致電商討。一位朋友特別前來香港大學，跟筆者探討教育和人才問題。寒暄幾句後，他便單刀直入：「你提出的觀點，無非是把香港當作內地人才加工的基地，然後走內銷的道路。這對你們搞教育的當然是一盤好生意，但對香港又有什麼『着數』呢？」此問乍聽突兀，細想卻值得思辨一番。

教育內銷 人才輸出

誠然，筆者前文不無把香港當作一個人才加工基地的意思。以前常聽老一輩的人說，廣東的金銀首飾店甚少手藝精湛的師傅，不得不把產品拿到香港加工。一經香港師傅之妙手，再拿回當地市場便可高價賣出。教育加工，說白了也大致如此。與金銀首飾不同的是，教育加工的對象是人力資本，是來港求學生活的人。

不難想像，把香港打造成一個高層次的人才加工基地，直接的利益便是帶動高等教育以及相關行業的發展。筆者有時在港大經管學院數碼港的教學樓執教，眼見來往其中的內地學子，數碼港平添熱鬧之餘，更頗有人才搖籃之勢，不由心生喜悅。

教育加工帶來的也許是蠅頭小利，對香港整體經濟的貢獻微不足道。然而，當教育加工變成人才輸出，意義顯然大不一樣。本地有名的珠寶品牌，譬如周大福、謝瑞麟，無論是中國內地的遊客來港購買，還是把分店開到內地去，都是港產輸出，港資賺錢。教育也是如此。一個香港人在本地的大學畢業後往內地就業，或者是一個內地人來港念書，再回內地就業，乃至內地人求學於香港大學、科技大學、中文大學設於內地的分校，對香港來說，都是教育的品牌和技術輸出。本港的教育輸出模式目前仍處於初步階段，一旦能全面配合市場需求，鞏固優勢，形成規模，便可給教育產業開闢巨大空間，成為特區經濟增長的一大亮點。

南下北上 人才分流

教育輸出的另一個好處是促進人才流動。港粵之間人才缺乏流動是大灣區經濟融合的一大障礙。

一方面，在香港常有人說，年輕人不願到內地工作；另一方面，在深圳、廣州的說法則是，就算香港青年願意前往內地工作，他們能否勝任也成疑問。撇開政治、社會、生活方式等因素，單從經濟角度考慮，這種人才缺乏流動的尷尬狀況，部分源自港產教育在內地城市缺乏網絡效應。試想如果在深廣兩地工作的香港大學畢業生隨處可見，校友網絡廣闊，學弟學妹到內地求職也就不愁門路。能否覓得理想職位，辦事是否有人照應，容易結交新朋友與否，這些都是港人移居內地實際考慮的問題。港產教育的輸出恰恰有助於解決這些問題，效果應遠勝金錢補貼和勵志宣傳。

窒礙香港與內地人才流動的社會因素的確不少，對研究社會流動的學者來說不足為奇。在成熟的社會生態中尋求大規模的人群流動，談何容易！通過港式教育內銷來刺激人才流動，算是筆者拋磚引玉的新思路建言，效果如何，有待日後小心求證。

毋庸置疑的是，隨着大灣區人才流動加快，香港勢將面臨人才分流（talent sorting）的挑戰。大體上說，有意在中國內地市場發展的銷售、專業人才或從事製造業者，會選擇離港北上，而志在參與外循環及金融行業的內地人才，則會樂於來港打拚。這是經濟學的比較優勢原理使然，不難預測。大有可能的結果就是，香港經濟出現金融強化、商業淡化、製造業弱化、高科技分化。這樣一來，整個大灣區的經濟效率得以提升，香港卻可能因此承受經濟結構失調的風險，甚至國際競爭力備受削弱，長遠而言並不可取。筆者以為，要避免這樣的局面，人才戰略至關重要。

在經濟的常規運作中，大方向總是人隨事走。畢竟大多數人求職，無非為了金錢回報。然而戰略的要意旨在超越常規，既不能事事順水推舟，有時更得逆水行舟。在目前的社會條件下，香港仗賴內地的內循環而尋求經濟發展，實乃大勢所趨；在人才戰略上，香港卻須堅守走外循環之路，加強人才的國際接軌和全球融合。

招賢納士 全球戰略

經濟內循環，人才外循環，看似互相矛盾，實是應有之義。中央政府近年大講經濟內循環，意在加強內需對經濟增長的作用，並不意味着要淡化對外貿易的重要性。部分政府智囊高參一再強調，中國經濟要走的是「雙循環」策略。筆者這幾年與內地的企業家多有交流，不少人還是更願意從事出口貿易，因為歐美商家訂單規模大，產品標準明確，合同規範，交付準時，而一旦轉戰內銷市場，狀況便大不一樣，企業往往為了打進一個小市場爭得一地雞毛。因此，香港熟悉國際業務的各種專業人才，在參與中國經濟雙循環的格局下，還是大有用武之地。

香港融入大灣區，並不意味滾滾商機撲面而來。除了在金融業上香港確實有內地難以比擬的優勢，在其他行業，深圳、廣州以至東莞、佛山都是香港強有力的競爭對手。如果香港不能在人才上勝出一籌，在金融業以外的行業恐怕要在競爭中弱化。與內地相比，香港的人才優勢全在其國際性。此外，香港若要走高科技方向，自身的人才儲備實在不敷應用，假使不能面向全球招賢納士，也就只能在高科技的大金盤中分得小小的一杯羹。筆者認為，香港採取人才外循環的策略，不但應當成為各界人士的共識，更應該是特區政府經濟規劃的重中之重。

當前外資在香港的進出，成了商界和政界的關注議題。上月香港美國商會發布一份調查報告，稱在325家受訪成員機構中，42%考慮離開香港。上周的《華爾街日報》就報道有關外資在港的去留問題 【註2】，引述多名熟悉香港的國際商界人士，表示特區政府一直打出的「亞洲國際都會」品牌定位，現在面臨新加坡和上海的極大挑戰，形勢不容樂觀。文章特別提到，從2019年6月至2020年6月的一年間，在香港的美國公司有45家關閉總部或辦事處；與此同時，來港開辦地區總部或辦事處的內地中資企業為數63家。此消彼長，中環區的高樓大廈還不至於人去樓空，但人才流動的格局已是悄然起了變化。這一點，特區政府不僅應關注事態發展，更須積極地去吸納全球精英，並且借助中國經濟內外雙循環的良性互動，進一步鞏固香港作為國際人才中心的地位。

【註1】： 〈灣區爭雄重育才 融匯中西港佔優〉，吳延暉，《信報》，2021年3月10日

【註2】：Global Companies Eye Exits From Hong Kong, John Lyons and Frances Yoon,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7 June 2021

吳延暉博士
港大經管學院副教授（經濟學、管理及商業策略）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一年六月十六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筆者三個月前在本欄撰文 【註1】，倡議「化西入中」的港式教育，吸引中國內地學生來港求學，從而促進香港和內地的人才流動，助推粵港澳大灣區經濟融合。業界一些朋友看了此文，頗感興趣，致電商討。一位朋友特別前來香港大學，跟筆者探討教育和人才問題。寒暄幾句後，他便單刀直入：「你提出的觀點，無非是把香港當作內地人才加工的基地，然後走內銷的道路。這對你們搞教育的當然是一盤好生意，但對香港又有什麼『着數』呢？」此問乍聽突兀，細想卻值得思辨一番。

教育內銷 人才輸出

誠然，筆者前文不無把香港當作一個人才加工基地的意思。以前常聽老一輩的人說，廣東的金銀首飾店甚少手藝精湛的師傅，不得不把產品拿到香港加工。一經香港師傅之妙手，再拿回當地市場便可高價賣出。教育加工，說白了也大致如此。與金銀首飾不同的是，教育加工的對象是人力資本，是來港求學生活的人。

不難想像，把香港打造成一個高層次的人才加工基地，直接的利益便是帶動高等教育以及相關行業的發展。筆者有時在港大經管學院數碼港的教學樓執教，眼見來往其中的內地學子，數碼港平添熱鬧之餘，更頗有人才搖籃之勢，不由心生喜悅。

教育加工帶來的也許是蠅頭小利，對香港整體經濟的貢獻微不足道。然而，當教育加工變成人才輸出，意義顯然大不一樣。本地有名的珠寶品牌，譬如周大福、謝瑞麟，無論是中國內地的遊客來港購買，還是把分店開到內地去，都是港產輸出，港資賺錢。教育也是如此。一個香港人在本地的大學畢業後往內地就業，或者是一個內地人來港念書，再回內地就業，乃至內地人求學於香港大學、科技大學、中文大學設於內地的分校，對香港來說，都是教育的品牌和技術輸出。本港的教育輸出模式目前仍處於初步階段，一旦能全面配合市場需求，鞏固優勢，形成規模，便可給教育產業開闢巨大空間，成為特區經濟增長的一大亮點。

南下北上 人才分流

教育輸出的另一個好處是促進人才流動。港粵之間人才缺乏流動是大灣區經濟融合的一大障礙。

一方面，在香港常有人說，年輕人不願到內地工作；另一方面，在深圳、廣州的說法則是，就算香港青年願意前往內地工作，他們能否勝任也成疑問。撇開政治、社會、生活方式等因素，單從經濟角度考慮，這種人才缺乏流動的尷尬狀況，部分源自港產教育在內地城市缺乏網絡效應。試想如果在深廣兩地工作的香港大學畢業生隨處可見，校友網絡廣闊，學弟學妹到內地求職也就不愁門路。能否覓得理想職位，辦事是否有人照應，容易結交新朋友與否，這些都是港人移居內地實際考慮的問題。港產教育的輸出恰恰有助於解決這些問題，效果應遠勝金錢補貼和勵志宣傳。

窒礙香港與內地人才流動的社會因素的確不少，對研究社會流動的學者來說不足為奇。在成熟的社會生態中尋求大規模的人群流動，談何容易！通過港式教育內銷來刺激人才流動，算是筆者拋磚引玉的新思路建言，效果如何，有待日後小心求證。

毋庸置疑的是，隨着大灣區人才流動加快，香港勢將面臨人才分流（talent sorting）的挑戰。大體上說，有意在中國內地市場發展的銷售、專業人才或從事製造業者，會選擇離港北上，而志在參與外循環及金融行業的內地人才，則會樂於來港打拚。這是經濟學的比較優勢原理使然，不難預測。大有可能的結果就是，香港經濟出現金融強化、商業淡化、製造業弱化、高科技分化。這樣一來，整個大灣區的經濟效率得以提升，香港卻可能因此承受經濟結構失調的風險，甚至國際競爭力備受削弱，長遠而言並不可取。筆者以為，要避免這樣的局面，人才戰略至關重要。

在經濟的常規運作中，大方向總是人隨事走。畢竟大多數人求職，無非為了金錢回報。然而戰略的要意旨在超越常規，既不能事事順水推舟，有時更得逆水行舟。在目前的社會條件下，香港仗賴內地的內循環而尋求經濟發展，實乃大勢所趨；在人才戰略上，香港卻須堅守走外循環之路，加強人才的國際接軌和全球融合。

招賢納士 全球戰略

經濟內循環，人才外循環，看似互相矛盾，實是應有之義。中央政府近年大講經濟內循環，意在加強內需對經濟增長的作用，並不意味着要淡化對外貿易的重要性。部分政府智囊高參一再強調，中國經濟要走的是「雙循環」策略。筆者這幾年與內地的企業家多有交流，不少人還是更願意從事出口貿易，因為歐美商家訂單規模大，產品標準明確，合同規範，交付準時，而一旦轉戰內銷市場，狀況便大不一樣，企業往往為了打進一個小市場爭得一地雞毛。因此，香港熟悉國際業務的各種專業人才，在參與中國經濟雙循環的格局下，還是大有用武之地。

香港融入大灣區，並不意味滾滾商機撲面而來。除了在金融業上香港確實有內地難以比擬的優勢，在其他行業，深圳、廣州以至東莞、佛山都是香港強有力的競爭對手。如果香港不能在人才上勝出一籌，在金融業以外的行業恐怕要在競爭中弱化。與內地相比，香港的人才優勢全在其國際性。此外，香港若要走高科技方向，自身的人才儲備實在不敷應用，假使不能面向全球招賢納士，也就只能在高科技的大金盤中分得小小的一杯羹。筆者認為，香港採取人才外循環的策略，不但應當成為各界人士的共識，更應該是特區政府經濟規劃的重中之重。

當前外資在香港的進出，成了商界和政界的關注議題。上月香港美國商會發布一份調查報告，稱在325家受訪成員機構中，42%考慮離開香港。上周的《華爾街日報》就報道有關外資在港的去留問題 【註2】，引述多名熟悉香港的國際商界人士，表示特區政府一直打出的「亞洲國際都會」品牌定位，現在面臨新加坡和上海的極大挑戰，形勢不容樂觀。文章特別提到，從2019年6月至2020年6月的一年間，在香港的美國公司有45家關閉總部或辦事處；與此同時，來港開辦地區總部或辦事處的內地中資企業為數63家。此消彼長，中環區的高樓大廈還不至於人去樓空，但人才流動的格局已是悄然起了變化。這一點，特區政府不僅應關注事態發展，更須積極地去吸納全球精英，並且借助中國經濟內外雙循環的良性互動，進一步鞏固香港作為國際人才中心的地位。

【註1】： 〈灣區爭雄重育才 融匯中西港佔優〉，吳延暉，《信報》，2021年3月10日

【註2】：Global Companies Eye Exits From Hong Kong, John Lyons and Frances Yoon,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7 June 2021

吳延暉博士
港大經管學院副教授（經濟學、管理及商業策略）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一年六月十六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筆者在本欄4月的文章，指出影響香港超過半個世紀的「積極不干預」管治理念，間接導致香港經濟產業單一，社會缺乏向上流機會，認為現在是時候改弦易轍，另覓有效的方法以協助創造多元化的產業及勞工職位。本文將從以下三大範疇，探討在特區政府的經濟政策推動下，為何未來數年是本港經濟轉型的良機。

工業化換代

首先，筆者認為現時是本港以產學研互動及高端工業帶動的經濟轉型最可能成功的時候。

自前特首梁振英先生在2016年《施政報告》中首次提出香港再工業化以來，特區政府雖已透過創新及科技局、科學園及生產力促進局等機構，分別以直接資助、技術支援及租務減免等方式，推動數以千計的再工業化項目，但香港本地生產總值（GDP）中工業佔比仍然少於1%，相比分別透過不同高端製造業而使GDP中工業佔比超過20%的亞洲另外三小龍──新加坡、南韓及台灣，香港再工業化仍大有空間發展，進度亦有望改善。

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第三次工業革命由資訊科技帶動，讓生產鏈的每一部分更容易承包給外國供應商，使全球分工更為有效。在九十年代前，中國經濟開始對外迅速開放，多年來經濟改革也令生產力大幅提高，加上大量勞動人口從農村釋放出來，香港廠商自然把握時機，把大部分生產線轉移到珠三角地區。在高峰期，香港廠商在當地僱用超過300萬名員工，實現所謂「前店後廠」的生產模式，同時逐漸地把香港工業掏空。

即便如此，過去數年以物聯網 （IoT）智能生產為主導的第四次工業革命，如能加以有效利用，即可協助香港實現再工業化。

廠商可利用人工智能、大數據、3D 打印等技術，發掘更具靈活性的產品服務化機會，提升生產效率，減低生產及庫存成本，克服多年來因租金及工資成本高昂而未能發展高科技工業的障礙。依賴貫穿供應鏈夥伴流程的「工業4.0」技術，中小企業便能參與全球更精密的生產分工。

舉例來說，廠商可考慮運用智能生產技術，製造在港研發的高增值產品，如有矯形作用的眼鏡片、智能手錶、醫療器材及用品，目標是走高質量路線，迎合國內及亞洲區內日益擴大的中產市場。當需要提升產量的時候，還可利用物聯網技術，聯繫區內其他生產基地，有彈性地增加供應，滿足市場需要。

在區內，香港優勢在於擁有大量基礎研發人才及經驗、較穩健的保障知識產權的制度，以及世界一流的航運及空運設施。

港商可憑仗這些優勢，參與全球高端產品生產鏈上游研發及下游精密配件最後組裝部分，利用物聯網智能生產技術，靈活地出口全球。

繼在2019年的《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中支持香港在區內發揮其現有優勢，如金融、航運、貿易，亦強調再工業化的需要及能力，中央政府在今年《十四五規劃綱要》中表明支持香港建設國際創新科技中心。

在國家政策及工業4.0科技創造的協同效應下，筆者對香港經濟轉型感到樂觀。

新世界秩序

在中美角力在可預見的將來仍然持續的形勢下，地緣政治仍會充滿不確定性。加上在冠狀病毒病疫情後，各國政府將施行政策，加強必需品及關鍵零部件供應的抵禦性。在敏感科技領域方面（如5G），亦相信會在不同地區出現各自不同的標準。基於全球新常態，企業須為未來自然災害或國際關係惡化所帶來的衝擊作好準備，因此會更着重產地分散，減少因降低生產成本而集中在某一地方生產。因此，環球貿易將會變得區域化、碎片化，削弱以往大規模生產的優勢，各地中小企參與全球供應鏈的機會反而增加；香港的廠商亦應會受惠於這貿易鏈重組的過程。

至於不少在美國工作的華裔科學家及科研人才，或會因針對華人的偏頗性執法，受到日益不公平的對待，而打算重回亞洲工作。特區政府應把握此一機會，增加誘因，積極成立招攬人才計劃，吸引這批境外傑出人才來港工作，貢獻本地及區內的科研發展以至經濟轉型。特區政府在《2021–22年度財政預算案》宣布，年內將撥款支持大學招聘國際創科人才；毗鄰科學園的「創新斗室」（InnoCell），快將為創科社群提供低於市價但具備智能科技的住宿和協作空間，都是值得鼓舞的開始，成功的話可考慮加強支援力度。

另外，中央政府為迎接這些新時代挑戰，在今年的「十四五」規劃中強調雙循環經濟政策。在內循環方面，政策會加強內需及生產鏈完整性；在外循環方面，將鞏固中國與亞洲其他地區的商貿關係，特別是去年11月由15個亞太地區國家共同簽訂的《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是全球規模最大的自貿協議，預計10年內可創造一個在亞洲超過10億人口的中產消費市場。相信雙循環會為作好準備的本港企業及人才帶來莫大機遇，而香港的貿易格局及形勢將有重大轉變，有關當局應協助港商有效轉型，打進新興市場。

新經濟政策思維

最近筆者重讀1997年出版的Made by Hong Kong一書，合著者是8位來自母校麻省理工學院政治以至核工程等不同領域的學者，他們接受香港商界邀請，在1995至96年期間訪問了為數共350名商家及機構，然後執筆為香港經濟進行分析及獻計。筆者認識多年的美國經濟學家Andrew Bernard，就親自透露為了這項研究，短短兩年從波士頓來港達20次。

研究針對六大產業，包括生物科技、電子、資訊科技、成衣及紡織、資本市場，以及其他製造業。8位學者都認定香港需要加強工業發展，走高技術知識型工業路線，並提出六大建議：

1）香港經濟須加強在產品及生產工序的創新能力，工業界應與大學加強合作，以及建立公司品牌形象。政府和業界均須大幅增加研發的投資水平，特別是在應用研究方面。

2）為提升香港工業勞動力的能力，高等教育界應着力培訓應用科學及產品研發、設計人才，並提升中小學生的英語水平。

3）加強保護知識產權的公共機構，鼓勵本地及外國企業在港從事科研及創新。

4）鼓勵創辦新技術型企業，特別建議當時還在構思階段中的科學園，應為初創及早期發展技術型企業，創建一個去中心化的「虛擬」網絡。

5）讓更多技術人才加入政府，建立輪流機制，聘請業界及學界專家擔任政府設立的臨時但全職行政職位。

6）加強吸引國內和海外技術人才來港工作，包括改善移民政策，以及資助外來專業人士在港的房屋及生活支出。

24年前的建議，在今天香港不單適用，更是急需。無奈地，麻省理工團隊期待香港出現的經濟轉型並無發生，因為香港自五十年代第一次經濟轉型以來，雖歷經多次波動，但仍長期受惠於各種全球政經改變所帶來的紅利。首先是1978年前內地經濟尚未完全開放時，香港擔當中西橋樑的紅利。隨後在中國逐漸開放的同時，香港作為中間人所抽取的國際紅利，包括外資在1990年代初，透過本港打入國內市場的紅利；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的貿易紅利；以及過去十多年國內資金經香港「走出去」的紅利。

在大時代的巨輪下，加上正如呂大樂教授在其著作《尷尬：香港社會還未進入一國兩制的議題》中論及，香港社會在九七回歸後，對政策改變普遍存在恐懼感，任何需要大刀闊斧、改變經濟政策的方案，都會受制於港英年代起已主宰經濟命脈的不干預方針這個「舒適區域」。然而，當香港經濟面臨近20年來出現的深層次結構性問題，例如土地及房屋供求失衡及產業單一之際，社會各界（包括一些財經界精英）也開始公開承認，「小政府大市場」的不干預政策實屬過時。因此，筆者對香港經濟出現第三次轉型抱有希望。

過去20年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相信連卓有遠見的Made by Hong Kong作者，在1997年也意想不到。時移世易，香港當前的經濟政策不但應配合中國整體經濟規劃，更須對粵港澳大灣區經濟發展產生協同及回補作用，締造雙贏局面。

但在這些基本原則上，20多年前以上8位麻省理工教授的建議，雖大都未獲特區決策者積極採納，卻仍具劃時代意義，足以啟發如何設計香港經濟轉型的藍圖。

鄧希煒教授
港大經管學院經濟學教授、香港經濟及商業策略研究所副總監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九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筆者在本欄4月的文章，指出影響香港超過半個世紀的「積極不干預」管治理念，間接導致香港經濟產業單一，社會缺乏向上流機會，認為現在是時候改弦易轍，另覓有效的方法以協助創造多元化的產業及勞工職位。本文將從以下三大範疇，探討在特區政府的經濟政策推動下，為何未來數年是本港經濟轉型的良機。

工業化換代

首先，筆者認為現時是本港以產學研互動及高端工業帶動的經濟轉型最可能成功的時候。

自前特首梁振英先生在2016年《施政報告》中首次提出香港再工業化以來，特區政府雖已透過創新及科技局、科學園及生產力促進局等機構，分別以直接資助、技術支援及租務減免等方式，推動數以千計的再工業化項目，但香港本地生產總值（GDP）中工業佔比仍然少於1%，相比分別透過不同高端製造業而使GDP中工業佔比超過20%的亞洲另外三小龍──新加坡、南韓及台灣，香港再工業化仍大有空間發展，進度亦有望改善。

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第三次工業革命由資訊科技帶動，讓生產鏈的每一部分更容易承包給外國供應商，使全球分工更為有效。在九十年代前，中國經濟開始對外迅速開放，多年來經濟改革也令生產力大幅提高，加上大量勞動人口從農村釋放出來，香港廠商自然把握時機，把大部分生產線轉移到珠三角地區。在高峰期，香港廠商在當地僱用超過300萬名員工，實現所謂「前店後廠」的生產模式，同時逐漸地把香港工業掏空。

即便如此，過去數年以物聯網 （IoT）智能生產為主導的第四次工業革命，如能加以有效利用，即可協助香港實現再工業化。

廠商可利用人工智能、大數據、3D 打印等技術，發掘更具靈活性的產品服務化機會，提升生產效率，減低生產及庫存成本，克服多年來因租金及工資成本高昂而未能發展高科技工業的障礙。依賴貫穿供應鏈夥伴流程的「工業4.0」技術，中小企業便能參與全球更精密的生產分工。

舉例來說，廠商可考慮運用智能生產技術，製造在港研發的高增值產品，如有矯形作用的眼鏡片、智能手錶、醫療器材及用品，目標是走高質量路線，迎合國內及亞洲區內日益擴大的中產市場。當需要提升產量的時候，還可利用物聯網技術，聯繫區內其他生產基地，有彈性地增加供應，滿足市場需要。

在區內，香港優勢在於擁有大量基礎研發人才及經驗、較穩健的保障知識產權的制度，以及世界一流的航運及空運設施。

港商可憑仗這些優勢，參與全球高端產品生產鏈上游研發及下游精密配件最後組裝部分，利用物聯網智能生產技術，靈活地出口全球。

繼在2019年的《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中支持香港在區內發揮其現有優勢，如金融、航運、貿易，亦強調再工業化的需要及能力，中央政府在今年《十四五規劃綱要》中表明支持香港建設國際創新科技中心。

在國家政策及工業4.0科技創造的協同效應下，筆者對香港經濟轉型感到樂觀。

新世界秩序

在中美角力在可預見的將來仍然持續的形勢下，地緣政治仍會充滿不確定性。加上在冠狀病毒病疫情後，各國政府將施行政策，加強必需品及關鍵零部件供應的抵禦性。在敏感科技領域方面（如5G），亦相信會在不同地區出現各自不同的標準。基於全球新常態，企業須為未來自然災害或國際關係惡化所帶來的衝擊作好準備，因此會更着重產地分散，減少因降低生產成本而集中在某一地方生產。因此，環球貿易將會變得區域化、碎片化，削弱以往大規模生產的優勢，各地中小企參與全球供應鏈的機會反而增加；香港的廠商亦應會受惠於這貿易鏈重組的過程。

至於不少在美國工作的華裔科學家及科研人才，或會因針對華人的偏頗性執法，受到日益不公平的對待，而打算重回亞洲工作。特區政府應把握此一機會，增加誘因，積極成立招攬人才計劃，吸引這批境外傑出人才來港工作，貢獻本地及區內的科研發展以至經濟轉型。特區政府在《2021–22年度財政預算案》宣布，年內將撥款支持大學招聘國際創科人才；毗鄰科學園的「創新斗室」（InnoCell），快將為創科社群提供低於市價但具備智能科技的住宿和協作空間，都是值得鼓舞的開始，成功的話可考慮加強支援力度。

另外，中央政府為迎接這些新時代挑戰，在今年的「十四五」規劃中強調雙循環經濟政策。在內循環方面，政策會加強內需及生產鏈完整性；在外循環方面，將鞏固中國與亞洲其他地區的商貿關係，特別是去年11月由15個亞太地區國家共同簽訂的《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是全球規模最大的自貿協議，預計10年內可創造一個在亞洲超過10億人口的中產消費市場。相信雙循環會為作好準備的本港企業及人才帶來莫大機遇，而香港的貿易格局及形勢將有重大轉變，有關當局應協助港商有效轉型，打進新興市場。

新經濟政策思維

最近筆者重讀1997年出版的Made by Hong Kong一書，合著者是8位來自母校麻省理工學院政治以至核工程等不同領域的學者，他們接受香港商界邀請，在1995至96年期間訪問了為數共350名商家及機構，然後執筆為香港經濟進行分析及獻計。筆者認識多年的美國經濟學家Andrew Bernard，就親自透露為了這項研究，短短兩年從波士頓來港達20次。

研究針對六大產業，包括生物科技、電子、資訊科技、成衣及紡織、資本市場，以及其他製造業。8位學者都認定香港需要加強工業發展，走高技術知識型工業路線，並提出六大建議：

1）香港經濟須加強在產品及生產工序的創新能力，工業界應與大學加強合作，以及建立公司品牌形象。政府和業界均須大幅增加研發的投資水平，特別是在應用研究方面。

2）為提升香港工業勞動力的能力，高等教育界應着力培訓應用科學及產品研發、設計人才，並提升中小學生的英語水平。

3）加強保護知識產權的公共機構，鼓勵本地及外國企業在港從事科研及創新。

4）鼓勵創辦新技術型企業，特別建議當時還在構思階段中的科學園，應為初創及早期發展技術型企業，創建一個去中心化的「虛擬」網絡。

5）讓更多技術人才加入政府，建立輪流機制，聘請業界及學界專家擔任政府設立的臨時但全職行政職位。

6）加強吸引國內和海外技術人才來港工作，包括改善移民政策，以及資助外來專業人士在港的房屋及生活支出。

24年前的建議，在今天香港不單適用，更是急需。無奈地，麻省理工團隊期待香港出現的經濟轉型並無發生，因為香港自五十年代第一次經濟轉型以來，雖歷經多次波動，但仍長期受惠於各種全球政經改變所帶來的紅利。首先是1978年前內地經濟尚未完全開放時，香港擔當中西橋樑的紅利。隨後在中國逐漸開放的同時，香港作為中間人所抽取的國際紅利，包括外資在1990年代初，透過本港打入國內市場的紅利；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的貿易紅利；以及過去十多年國內資金經香港「走出去」的紅利。

在大時代的巨輪下，加上正如呂大樂教授在其著作《尷尬：香港社會還未進入一國兩制的議題》中論及，香港社會在九七回歸後，對政策改變普遍存在恐懼感，任何需要大刀闊斧、改變經濟政策的方案，都會受制於港英年代起已主宰經濟命脈的不干預方針這個「舒適區域」。然而，當香港經濟面臨近20年來出現的深層次結構性問題，例如土地及房屋供求失衡及產業單一之際，社會各界（包括一些財經界精英）也開始公開承認，「小政府大市場」的不干預政策實屬過時。因此，筆者對香港經濟出現第三次轉型抱有希望。

過去20年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相信連卓有遠見的Made by Hong Kong作者，在1997年也意想不到。時移世易，香港當前的經濟政策不但應配合中國整體經濟規劃，更須對粵港澳大灣區經濟發展產生協同及回補作用，締造雙贏局面。

但在這些基本原則上，20多年前以上8位麻省理工教授的建議，雖大都未獲特區決策者積極採納，卻仍具劃時代意義，足以啟發如何設計香港經濟轉型的藍圖。

鄧希煒教授
港大經管學院經濟學教授、香港經濟及商業策略研究所副總監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九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今年是中國「十四五」規劃的開局之年，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在3月11日通過的《十四五規劃綱要》，在香港社會引起前所未有的關注。這一方面是因為香港的發展必須融入國家大局漸成社會共識，另一方面則由於本地經濟模式已走到盡頭，當前亟須轉型尋找出路。因此不難理解，為什麼與以往對國家五年規劃的態度截然不同，這次社會各界都在積極思考，如何從「十四五」規劃中理解國家未來五年的發展方向和戰略布局，進而順勢為香港經濟創造新優勢。

「十四五」規劃作為國家發展戰略和宏觀經濟政策的關鍵文件，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對香港經濟發展的影響也確實會非常深遠。然而，由於本港經濟形態特殊，而對國家經濟運行又缺乏足夠了解，要準確理解「十四五」規劃及其對香港的意義，並非易事。

新規劃打造新契機

中國的五年規劃是一個與時俱進的歷程。隨着內地改革開放，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過程中，原屬計劃經濟時代的指令性「五年計劃」，逐漸演變為在市場經濟中發揮引導作用的「五年規劃」，成為政府中長期經濟發展的綱領性文件，重點在訂定未來五年的發展目標和理念，明確發展方針和主線，部署有全局意義的戰略任務。

作為一個宏大全面的戰略藍圖，五年規劃需要有全局性和前瞻性；作為一個引領全國的行動綱領，也需要有目標導向和問題導向，並有很高的統籌協調性；作為一個龐大的戰略體系，更經過各方充分研究討論，除了整體規劃外，還包括專項規劃、區域規劃和年度規劃，從不同層面分解落實到位。由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發改委）前副主任徐憲平所編著的《國家發展戰略與宏觀政策》，對改革開放以來數十年間內地社會、經濟的發展，從多角度作出深入闡釋，甚具參考價值。【註】

「十四五」規劃是中國政府面臨百年未見之變局，針對未來發展的系統性戰略謀劃與布局。如果希望掌握國家發展規劃的精髓，借助此一歷史性機遇實現經濟轉型，香港特區必先從下列三大範疇入手。

思維須轉型

本地經濟一直以來奉行自由放任、政府不干預的經濟模式，對經濟長期發展自然缺乏系統性戰略思考。然而，舊的經濟形態和模式已經無以為繼，政府理應承擔起經濟轉型的領軍責任，對長期經濟發展具備戰略性思維，此為政府轉型的關鍵環節。

在5月14日港大經管學院舉辦的「香港經濟前景展望」研討會中，201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保羅．羅莫（Paul Romer）教授在其主題演講中指出，無論是應對金融危機、遏制全球疫情蔓延，抑或解決經濟深層次矛盾，政府都應該發揮更強而有力的作用，這正在成為全球的共識。過去一段時間流行的「小政府大市場」管治哲學，已無法應對當代全球重要挑戰，必然會被逐漸摒棄。研討會上，眾多學者及嘉賓對此表示認同和支持，認為特區政府確需放棄積極不干預的理念，承擔起應盡的歷史責任。

「十四五」規劃是國家未來幾年的發展方向和藍圖，體現了全局戰略的系統思考。香港一方面必須深刻理解如何在全國發展戰略中起到更積極的作用，另一方面也要自我檢視，主動策劃適合本港長遠發展的戰略規劃。這些都有賴管治團隊具有全局戰略的思維，但也正是特區政府長期受制於舊有管治模式下嚴重缺乏的一環。身處新時代，面對新挑戰，要是依然慣性地「長於執行、疏於思考，徒有戰術、缺乏戰略」，甚至「無勇無謀」地無為而治，則香港經濟轉型就毫無希望。

《十四五規劃綱要》出台後，國內省市各部門都根據規劃精神，逐級制定切合自身情況的五年規劃。特區政府如果未能結合國家的全局發展戰略拿出「香港方案」，歷史性機遇難免淪為歷史性遺憾。

組織須轉型

在一貫的管治模式下，特區政府處理經濟事務的部門，基本上都是負責執行的行政部門，缺乏政策研究協調和戰略制定的功能。反觀內地，「十四五」規劃由國家發改委牽頭制定，然後與眾多相關經濟發展部門和各級研究組織反覆討論磋商。其他經濟戰略、政策的制定過程中，發改委同樣擔當統籌協調規劃的角色。若涉及更重大的政策，國務院還有更高層面的政策協調機制，來統領國家發改委、財政部、人民銀行等等。在政策研究方面，國家層面有國務院研究室、國家級智庫和高等院校研究院等研究力量；至於部委層面，人民銀行、財政部、商務部等都設有相應的組織架構。

在市場經濟國家，經濟發展戰略和重大經濟政策同樣需要強而有力的組織架構。以美國為例，經濟政策由全國經濟委員會（National Economic Council）統籌，該會主任往往是頂尖經濟學家或者資深經濟政策專家，委員會成員則包括副總統及各主要相關經濟部門負責人。另外設有白宮經濟顧問委員會（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ers），由知名經濟學家組成，為政府提供專業、中立的政策研究，同時協調各部門參與經濟政策的制定。

美國經濟政策研究的整體實力強大，聯邦儲備局在宏觀經濟和金融方面研究力量之強、水平之高，全球罕有其匹。又如負責反壟斷的聯邦貿易委員會，也聘用相當數量的優秀經濟學家。

聚焦香港的經濟政策研究，無論政府內外都相當薄弱。本地各大學對此普遍重視不夠、投入不多，而公營架構內高質量的經濟政策研究也近乎空白。政策的協調和戰略的制定可謂乏善足陳，並無相應的組織架構和機制。

放眼未來，特區政府應建立一個高層次的「經濟發展委員會」，負責制定整體政策及戰略規劃和協調；另設一個高水平的「經濟政策研究委員會」，掌管嚴謹的前瞻性研究諮詢和政策解決方案。有了這種組織架構的支撐，才足以構建戰略性思維，而有望對接國家規劃。

人才須轉型

新型戰略思維和管治模式轉型，還需以大量專業研究人才和新型管治人才配合。香港經濟政策研究存在着人才斷代、後繼無人的現象，務須從三方面彌補。第一，積極確保高等院校重視和優化經濟政策研究。第二，竭力吸引具備良好學術訓練和研究能力的人才加入政策研究機構。第三，加強培育本地優秀經濟學人。

在經濟管治人才方面，應着重培養戰略思維、全局眼光、專業能力和創新意識。一方面要對現有優秀人才進行全方位的專業培訓，並提升其領導能力。政府一度設想的政府官員培訓機構和計劃，似乎未能有效執行。另一方面則應利用本港的國際化優勢，以更加開放的心態，吸納各方精英加入管治團隊。這方面可以借鑑新加坡等東亞國家的經驗，推行「政府優秀人才培養計劃」，每年定量選拔傑出青年到國際知名大學攻讀博士學位，學成後按規定回港在政府或公營機構工作。

特區管治班子常被詬病為缺乏擔當勇氣、創新意識和戰略思維。香港能否抓住時代機遇，搭上國家發展快車，並走出社會和經濟的困局，重塑東方之珠的輝煌經濟，都全繫於能否從速培養出一批新型經濟管治人才。

註：徐憲平等，《國家發展戰略與宏觀政策》上下冊，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年

蔡洪濱

港大經管學院院長兼經濟學講座教授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二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今年是中國「十四五」規劃的開局之年，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在3月11日通過的《十四五規劃綱要》，在香港社會引起前所未有的關注。這一方面是因為香港的發展必須融入國家大局漸成社會共識，另一方面則由於本地經濟模式已走到盡頭，當前亟須轉型尋找出路。因此不難理解，為什麼與以往對國家五年規劃的態度截然不同，這次社會各界都在積極思考，如何從「十四五」規劃中理解國家未來五年的發展方向和戰略布局，進而順勢為香港經濟創造新優勢。

「十四五」規劃作為國家發展戰略和宏觀經濟政策的關鍵文件，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對香港經濟發展的影響也確實會非常深遠。然而，由於本港經濟形態特殊，而對國家經濟運行又缺乏足夠了解，要準確理解「十四五」規劃及其對香港的意義，並非易事。

新規劃打造新契機

中國的五年規劃是一個與時俱進的歷程。隨着內地改革開放，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過程中，原屬計劃經濟時代的指令性「五年計劃」，逐漸演變為在市場經濟中發揮引導作用的「五年規劃」，成為政府中長期經濟發展的綱領性文件，重點在訂定未來五年的發展目標和理念，明確發展方針和主線，部署有全局意義的戰略任務。

作為一個宏大全面的戰略藍圖，五年規劃需要有全局性和前瞻性；作為一個引領全國的行動綱領，也需要有目標導向和問題導向，並有很高的統籌協調性；作為一個龐大的戰略體系，更經過各方充分研究討論，除了整體規劃外，還包括專項規劃、區域規劃和年度規劃，從不同層面分解落實到位。由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發改委）前副主任徐憲平所編著的《國家發展戰略與宏觀政策》，對改革開放以來數十年間內地社會、經濟的發展，從多角度作出深入闡釋，甚具參考價值。【註】

「十四五」規劃是中國政府面臨百年未見之變局，針對未來發展的系統性戰略謀劃與布局。如果希望掌握國家發展規劃的精髓，借助此一歷史性機遇實現經濟轉型，香港特區必先從下列三大範疇入手。

思維須轉型

本地經濟一直以來奉行自由放任、政府不干預的經濟模式，對經濟長期發展自然缺乏系統性戰略思考。然而，舊的經濟形態和模式已經無以為繼，政府理應承擔起經濟轉型的領軍責任，對長期經濟發展具備戰略性思維，此為政府轉型的關鍵環節。

在5月14日港大經管學院舉辦的「香港經濟前景展望」研討會中，201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保羅．羅莫（Paul Romer）教授在其主題演講中指出，無論是應對金融危機、遏制全球疫情蔓延，抑或解決經濟深層次矛盾，政府都應該發揮更強而有力的作用，這正在成為全球的共識。過去一段時間流行的「小政府大市場」管治哲學，已無法應對當代全球重要挑戰，必然會被逐漸摒棄。研討會上，眾多學者及嘉賓對此表示認同和支持，認為特區政府確需放棄積極不干預的理念，承擔起應盡的歷史責任。

「十四五」規劃是國家未來幾年的發展方向和藍圖，體現了全局戰略的系統思考。香港一方面必須深刻理解如何在全國發展戰略中起到更積極的作用，另一方面也要自我檢視，主動策劃適合本港長遠發展的戰略規劃。這些都有賴管治團隊具有全局戰略的思維，但也正是特區政府長期受制於舊有管治模式下嚴重缺乏的一環。身處新時代，面對新挑戰，要是依然慣性地「長於執行、疏於思考，徒有戰術、缺乏戰略」，甚至「無勇無謀」地無為而治，則香港經濟轉型就毫無希望。

《十四五規劃綱要》出台後，國內省市各部門都根據規劃精神，逐級制定切合自身情況的五年規劃。特區政府如果未能結合國家的全局發展戰略拿出「香港方案」，歷史性機遇難免淪為歷史性遺憾。

組織須轉型

在一貫的管治模式下，特區政府處理經濟事務的部門，基本上都是負責執行的行政部門，缺乏政策研究協調和戰略制定的功能。反觀內地，「十四五」規劃由國家發改委牽頭制定，然後與眾多相關經濟發展部門和各級研究組織反覆討論磋商。其他經濟戰略、政策的制定過程中，發改委同樣擔當統籌協調規劃的角色。若涉及更重大的政策，國務院還有更高層面的政策協調機制，來統領國家發改委、財政部、人民銀行等等。在政策研究方面，國家層面有國務院研究室、國家級智庫和高等院校研究院等研究力量；至於部委層面，人民銀行、財政部、商務部等都設有相應的組織架構。

在市場經濟國家，經濟發展戰略和重大經濟政策同樣需要強而有力的組織架構。以美國為例，經濟政策由全國經濟委員會（National Economic Council）統籌，該會主任往往是頂尖經濟學家或者資深經濟政策專家，委員會成員則包括副總統及各主要相關經濟部門負責人。另外設有白宮經濟顧問委員會（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ers），由知名經濟學家組成，為政府提供專業、中立的政策研究，同時協調各部門參與經濟政策的制定。

美國經濟政策研究的整體實力強大，聯邦儲備局在宏觀經濟和金融方面研究力量之強、水平之高，全球罕有其匹。又如負責反壟斷的聯邦貿易委員會，也聘用相當數量的優秀經濟學家。

聚焦香港的經濟政策研究，無論政府內外都相當薄弱。本地各大學對此普遍重視不夠、投入不多，而公營架構內高質量的經濟政策研究也近乎空白。政策的協調和戰略的制定可謂乏善足陳，並無相應的組織架構和機制。

放眼未來，特區政府應建立一個高層次的「經濟發展委員會」，負責制定整體政策及戰略規劃和協調；另設一個高水平的「經濟政策研究委員會」，掌管嚴謹的前瞻性研究諮詢和政策解決方案。有了這種組織架構的支撐，才足以構建戰略性思維，而有望對接國家規劃。

人才須轉型

新型戰略思維和管治模式轉型，還需以大量專業研究人才和新型管治人才配合。香港經濟政策研究存在着人才斷代、後繼無人的現象，務須從三方面彌補。第一，積極確保高等院校重視和優化經濟政策研究。第二，竭力吸引具備良好學術訓練和研究能力的人才加入政策研究機構。第三，加強培育本地優秀經濟學人。

在經濟管治人才方面，應着重培養戰略思維、全局眼光、專業能力和創新意識。一方面要對現有優秀人才進行全方位的專業培訓，並提升其領導能力。政府一度設想的政府官員培訓機構和計劃，似乎未能有效執行。另一方面則應利用本港的國際化優勢，以更加開放的心態，吸納各方精英加入管治團隊。這方面可以借鑑新加坡等東亞國家的經驗，推行「政府優秀人才培養計劃」，每年定量選拔傑出青年到國際知名大學攻讀博士學位，學成後按規定回港在政府或公營機構工作。

特區管治班子常被詬病為缺乏擔當勇氣、創新意識和戰略思維。香港能否抓住時代機遇，搭上國家發展快車，並走出社會和經濟的困局，重塑東方之珠的輝煌經濟，都全繫於能否從速培養出一批新型經濟管治人才。

註：徐憲平等，《國家發展戰略與宏觀政策》上下冊，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年

蔡洪濱

港大經管學院院長兼經濟學講座教授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二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針對2019冠狀病毒病大流行危機，繼美國國會2020年先後通過總值2.3萬億和9000億美元的紓困法案，今年3月，總統拜登又簽署總值1.9萬億美元的「美國救援計劃法案」，共佔美國本地生產總值（GDP）的24%，數目之大，就連2009年為應付金融危機推出的8000億美元經濟刺激方案，也顯得相形見絀。

提振經濟不易

據紐約聯邦儲備銀行對消費者支出的調查【表】，綜觀三輪紓困措施，美國消費者平均會將35.2%的援助金用作償還債務，38.4%作為儲蓄，用作消費的只佔26.5%。2020年美國信用卡債務減少近830億美元，跌幅佔全國信用卡債務12%。儘管2021年1月消費支出按月增長2.4%，為7個月來最大增幅，但同期個人收入已增長10.1%，可見該國消費還未回到疫前水平，世紀一遇的疫災令消費者趨向謹慎。

表：美國家庭從經濟刺激方案獲派款項用途

資料來源：紐約聯邦儲備銀行消費者預期調查

更有甚者，1.9萬億美元紓困方案或為經濟帶來長期損失。其主要爭議之一是方案將減低產出缺口（output gap，亦即潛在GDP與實際出現GDP之差），並可能引發通脹壓力。美國前財長薩默斯（Lawrence Summers）認為，全球金融海嘯後，美國在2009至2019年這10年間，經濟復甦步伐為第二次大戰以來最慢。他最近又在《華盛頓郵報》撰文，指正當美國經預期快速增長，而消費需求仍未復元，私人儲蓄更大量過剩之際，9000億和1.9萬億美元的兩項刺激經濟計劃實在過於龐大。另一邊廂，拜登政府則顯然主張刺激經濟力度愈猛愈好。

2019至2020年，美國GDP下降了3.5%，遠低於大多數經濟學家在疫情爆發時的預測。考慮到2020年下半年強勁的經濟增長，GDP的產出缺口估計約為GDP的4%。薩默斯和其他經濟學家並無否定需要更多財政刺激措施，但須考慮數額、時機和性質等因素。在疫後經濟繼續復甦的大前提下，1.9萬億美元的方案已佔美國GDP的9%，遠超出了4%的產出缺口。事實上，高於4%的增長就可能導致經濟過熱，引發通脹壓力。

提防通脹隱憂

聯儲局在2020年8月調整通脹政策，把過往2%的長遠通脹目標，由上限改為平均數值，亦即通脹率可在2%水平上下調節。至於有關維持此一平均通脹目標的具體時段，聯儲局則未有任何行政上的方針。

聯儲局近期似乎已經擺脫了對通脹的擔憂。2021年3月，聯儲局將本年經濟增長預測從去年12月的4.2%上調至6.5%，並將通脹預期上調至2.2%，失業率則從5%下調至4.5%；同時預測2022年經濟增長達3.3%、通脹率2%、失業率3.9%。由於近10年美國的勞動力參與率偏低，故此聯儲局也不太顧慮失業率下降導致工資上漲。

鑑於估計經濟快速復甦，即使2021年通脹加速，聯儲局仍不打算收緊貨幣政策，並計劃直至2024年將利率目標維持在近零水平；主要論點是會導致長期通脹緊縮的因素，例如人口老齡化、技術創新和全球化等，仍在發揮作用。該局主席鮑威爾在國會作證時表示，他並不擔心近期長期債券收益率上升，指出這類債券的表現似乎反映出市場對經濟前景日益樂觀。

但與此同時，M2貨幣供應量由2010至2019年期間，每年以5.8%增長，自2020年2月以來，則已飆升27%至4.2萬億美元。這是1943年以來貨幣供應量的最大增幅，主因是聯儲局資產負債表規模增加3.3萬億美元。目前的M2貨幣供應速度仍然處於歷史性低水平，但如果貨幣供應速度加快，則會導致通脹上升。

部分商品的通貨膨脹亦正加劇。疫情令生產能力降低，工廠難以交付貨物，供應鏈投入價格因原材料短缺、運輸成本上升和商品價格攀升而上揚，導致今年1月生產者價格指數（Producer Price Index，簡稱PPI）按月上升1.3%，2月上升0.5%，3月上升1%，至4月又上漲了1.3%，將12個月的增幅推高至5%，為10年來增幅之冠。企業亦逐漸通過向消費者提高價格，以收回增加的成本。因應需求驅動而供應緊張的經濟往往引發通貨膨脹。

赤字預算作風

商界及金融市場普遍認為疫情不可能於短期內完全消失，但專業投資者當前所憂慮的市場風險並非疫情，而是通貨膨脹。債券投資者恐怕債券價格下跌，而不分青紅皂白拋售債券，導致美國10年期國債收益率在近期暴漲。雖然是次債券危機並未如2013年債券恐慌時嚴重；當年美國10年期國債收益率在大概短短4個月內就已攀升到1.2%，債券增長速度更為劇烈，反觀目前國債收益率升至1.37%，則歷時近7個月。

在疫災或會重燃的陰影下，美國股市亦在聯儲局4月貨幣政策會議紀錄發布後大幅下跌，恐慌指數一度飆升20%。聯儲局部分官員似乎已準備在經濟復甦加快速度下，考慮改變貨幣政策，調整資產購買的步伐。

對於近年來背負廉價債務借款人，尤其是主權政府和企業而言，高利率都將構成負擔。2020年，各國政府因刺激經濟而增加的財政債務達16.3萬億美元，增幅為20%。同年美國政府的公共債務亦上升3萬億美元以上，佔GDP的120%，若包括第三輪的1.9萬億美元方案，GDP佔比更達130%，為二戰後的最高水平（二戰以來的75年間，美國政府有63年出現預算赤字）。

長遠而言，美國難免因債務負擔沉重的趨勢而引起經濟隱憂。國會預算辦公室預計，至2051年，單是聯邦政府的債務將倍增至GDP的202%。自疫症爆發以來，該國企業承擔的新債務共1.5萬億美元。2020年，基於房屋按揭、學生和汽車貸款增加，美國家庭債務增長2.9%至14.6萬億美元。可幸的是利率低企，借款人的償債能力尚見強勁。

面對頗大的利率和通脹風險，關鍵在於通脹上升屬暫時性、周期性抑或結構性。雖然通脹趨升足以令債務貶值，可用較便宜的美元還債，但高利率卻會增加借款人及企業的再融資成本，並削弱其融資能力，對經濟前景自然構成威脅。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後及當前疫症大流行後的經濟復甦都有賴央行長期保持低利率政策，但通貨膨脹帶來的高利率卻會窒礙復甦。為應對冠狀病毒病造成的經濟災難，美國政府被迫推出史上最大規模的紓困方案。方案雖對重啟經濟能收一時之效，但債務上升、公共財政惡化，以及通脹壓力等長期後遺症，絕對不容忽視。

謝國生博士

港大經管學院金融學首席講師、新界鄉議局當然執行委員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一年五月二十六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針對2019冠狀病毒病大流行危機，繼美國國會2020年先後通過總值2.3萬億和9000億美元的紓困法案，今年3月，總統拜登又簽署總值1.9萬億美元的「美國救援計劃法案」，共佔美國本地生產總值（GDP）的24%，數目之大，就連2009年為應付金融危機推出的8000億美元經濟刺激方案，也顯得相形見絀。

提振經濟不易

據紐約聯邦儲備銀行對消費者支出的調查【表】，綜觀三輪紓困措施，美國消費者平均會將35.2%的援助金用作償還債務，38.4%作為儲蓄，用作消費的只佔26.5%。2020年美國信用卡債務減少近830億美元，跌幅佔全國信用卡債務12%。儘管2021年1月消費支出按月增長2.4%，為7個月來最大增幅，但同期個人收入已增長10.1%，可見該國消費還未回到疫前水平，世紀一遇的疫災令消費者趨向謹慎。

表：美國家庭從經濟刺激方案獲派款項用途

資料來源：紐約聯邦儲備銀行消費者預期調查

更有甚者，1.9萬億美元紓困方案或為經濟帶來長期損失。其主要爭議之一是方案將減低產出缺口（output gap，亦即潛在GDP與實際出現GDP之差），並可能引發通脹壓力。美國前財長薩默斯（Lawrence Summers）認為，全球金融海嘯後，美國在2009至2019年這10年間，經濟復甦步伐為第二次大戰以來最慢。他最近又在《華盛頓郵報》撰文，指正當美國經預期快速增長，而消費需求仍未復元，私人儲蓄更大量過剩之際，9000億和1.9萬億美元的兩項刺激經濟計劃實在過於龐大。另一邊廂，拜登政府則顯然主張刺激經濟力度愈猛愈好。

2019至2020年，美國GDP下降了3.5%，遠低於大多數經濟學家在疫情爆發時的預測。考慮到2020年下半年強勁的經濟增長，GDP的產出缺口估計約為GDP的4%。薩默斯和其他經濟學家並無否定需要更多財政刺激措施，但須考慮數額、時機和性質等因素。在疫後經濟繼續復甦的大前提下，1.9萬億美元的方案已佔美國GDP的9%，遠超出了4%的產出缺口。事實上，高於4%的增長就可能導致經濟過熱，引發通脹壓力。

提防通脹隱憂

聯儲局在2020年8月調整通脹政策，把過往2%的長遠通脹目標，由上限改為平均數值，亦即通脹率可在2%水平上下調節。至於有關維持此一平均通脹目標的具體時段，聯儲局則未有任何行政上的方針。

聯儲局近期似乎已經擺脫了對通脹的擔憂。2021年3月，聯儲局將本年經濟增長預測從去年12月的4.2%上調至6.5%，並將通脹預期上調至2.2%，失業率則從5%下調至4.5%；同時預測2022年經濟增長達3.3%、通脹率2%、失業率3.9%。由於近10年美國的勞動力參與率偏低，故此聯儲局也不太顧慮失業率下降導致工資上漲。

鑑於估計經濟快速復甦，即使2021年通脹加速，聯儲局仍不打算收緊貨幣政策，並計劃直至2024年將利率目標維持在近零水平；主要論點是會導致長期通脹緊縮的因素，例如人口老齡化、技術創新和全球化等，仍在發揮作用。該局主席鮑威爾在國會作證時表示，他並不擔心近期長期債券收益率上升，指出這類債券的表現似乎反映出市場對經濟前景日益樂觀。

但與此同時，M2貨幣供應量由2010至2019年期間，每年以5.8%增長，自2020年2月以來，則已飆升27%至4.2萬億美元。這是1943年以來貨幣供應量的最大增幅，主因是聯儲局資產負債表規模增加3.3萬億美元。目前的M2貨幣供應速度仍然處於歷史性低水平，但如果貨幣供應速度加快，則會導致通脹上升。

部分商品的通貨膨脹亦正加劇。疫情令生產能力降低，工廠難以交付貨物，供應鏈投入價格因原材料短缺、運輸成本上升和商品價格攀升而上揚，導致今年1月生產者價格指數（Producer Price Index，簡稱PPI）按月上升1.3%，2月上升0.5%，3月上升1%，至4月又上漲了1.3%，將12個月的增幅推高至5%，為10年來增幅之冠。企業亦逐漸通過向消費者提高價格，以收回增加的成本。因應需求驅動而供應緊張的經濟往往引發通貨膨脹。

赤字預算作風

商界及金融市場普遍認為疫情不可能於短期內完全消失，但專業投資者當前所憂慮的市場風險並非疫情，而是通貨膨脹。債券投資者恐怕債券價格下跌，而不分青紅皂白拋售債券，導致美國10年期國債收益率在近期暴漲。雖然是次債券危機並未如2013年債券恐慌時嚴重；當年美國10年期國債收益率在大概短短4個月內就已攀升到1.2%，債券增長速度更為劇烈，反觀目前國債收益率升至1.37%，則歷時近7個月。

在疫災或會重燃的陰影下，美國股市亦在聯儲局4月貨幣政策會議紀錄發布後大幅下跌，恐慌指數一度飆升20%。聯儲局部分官員似乎已準備在經濟復甦加快速度下，考慮改變貨幣政策，調整資產購買的步伐。

對於近年來背負廉價債務借款人，尤其是主權政府和企業而言，高利率都將構成負擔。2020年，各國政府因刺激經濟而增加的財政債務達16.3萬億美元，增幅為20%。同年美國政府的公共債務亦上升3萬億美元以上，佔GDP的120%，若包括第三輪的1.9萬億美元方案，GDP佔比更達130%，為二戰後的最高水平（二戰以來的75年間，美國政府有63年出現預算赤字）。

長遠而言，美國難免因債務負擔沉重的趨勢而引起經濟隱憂。國會預算辦公室預計，至2051年，單是聯邦政府的債務將倍增至GDP的202%。自疫症爆發以來，該國企業承擔的新債務共1.5萬億美元。2020年，基於房屋按揭、學生和汽車貸款增加，美國家庭債務增長2.9%至14.6萬億美元。可幸的是利率低企，借款人的償債能力尚見強勁。

面對頗大的利率和通脹風險，關鍵在於通脹上升屬暫時性、周期性抑或結構性。雖然通脹趨升足以令債務貶值，可用較便宜的美元還債，但高利率卻會增加借款人及企業的再融資成本，並削弱其融資能力，對經濟前景自然構成威脅。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後及當前疫症大流行後的經濟復甦都有賴央行長期保持低利率政策，但通貨膨脹帶來的高利率卻會窒礙復甦。為應對冠狀病毒病造成的經濟災難，美國政府被迫推出史上最大規模的紓困方案。方案雖對重啟經濟能收一時之效，但債務上升、公共財政惡化，以及通脹壓力等長期後遺症，絕對不容忽視。

謝國生博士

港大經管學院金融學首席講師、新界鄉議局當然執行委員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一年五月二十六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