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在2001年12月11日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以下簡稱世貿）。也許西方輿論當時仍然聚焦在3個月前發生的911事件上，相對於隨後全球政經局勢因而產生的劇變，中國入世沒有受到相應的關注。但回顧過去20年，中國入世對全球政經的影響不亞於911事件。這導致在今天的國際政治氣氛下，一些西方評論已在懷疑當時讓中國加入世貿是否一個錯誤的決定。

世貿的前身是關稅及貿易總協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以下簡稱關貿）。二次大戰後全球經濟重建，貿易體系亦須重新構建，由英美兩國主導，以1947年成立的關貿為平台。關貿的一個重要考慮，是要避免重蹈三十年代經濟大蕭條時各國採取貿易保護主義的覆轍，因此背後的主導思想是自由主義和多邊主義。關貿好幾個回合的貿易協議都有一定的成果，對戰後經濟復甦和推動全球貿易，起了重大的積極作用。

前身關貿 制衡蘇聯

貿易政策是外交政策和國家安全政策的一個環節。在冷戰期間，關貿除了促進成員國之間的貿易外，還是西方國家對付當時蘇聯集團的一項武器。關貿在1966年至1973年間，先後接納了南斯拉夫、波蘭、羅馬尼亞和匈牙利等東歐國家為會員。當時這些國家實施的並非自由主義市場經濟，但由於經濟規模不大，不怎樣影響關貿的運作，卻可以撬蘇聯的牆腳。

關貿在1995年被世貿取代，成為一個組織性更強的國際機構。但在推動全球貿易自由化方面則逐漸舉步維艱。貿易是推動全球化的主要力量，但在經濟活動日益全球化後，以前和外國無關的本地經濟運作，也可能涉及甚至違反與外國的貿易協議，如有關環保、勞工、農業補貼和知識產權等政策。到了一定程度後，各國需要在開放貿易和維持政策主權之間取得平衡，不輕易接受貿易協議中影響國內決策的一些條文。同時，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發展經濟和開放貿易的步伐不一致，難以同時接受較高要求的貿易規範。加上世貿的決策又需要全體164個會員同意才可通過，這些都導致世貿在本世紀促進貿易方面乏善可陳。

世貿的決策平台是大約每兩年舉行一次的部長級會議（Ministerial Conference）。由於上述原因，剛好20年前在卡塔爾啟動的多哈回合，經過多年來的談判仍沒有什麼主要成果，儼然胎死腹中。在目前全球經濟和貿易低迷的情況下，輿論都關注原定昨天在瑞士日內瓦召開的第12屆世貿部長級會議，但由於新冠疫情出現Omicron變種病毒，世貿總理事會在上周五宣布無限期押後會議。

中國是關貿在1947年成立時的締約國之一，但隨後因國內政權更替而暫停會籍，到1986年才爭取恢復有關地位。但經過20次談判，至1995年關貿被世貿取代時仍未成功，隨後再經過18輪談判才最終入世。中國要到1986年才開始爭取復關，按當時的首席談判代表龍永圖在今年一個回顧入世20年的會議上表示，是之前的思想不夠解放，認為關貿只是富有國家的俱樂部，中國加入與否並不是那麼重要。

雙軌制度 引發糾紛

眾所周知，中國加入世貿後貿易額大增，促進了中國和全球經濟和貿易的增長，也改變了全球貿易格局。上述世貿的多哈回合沒有什麼重要成果，全球貿易增長便主要來自中國和其他前計劃經濟的改革開放，而中國因其龐大的勞動力和購買力自然貢獻最多。然而，作為一個龐大而高速發展的經濟體，中國在加入世貿後自然引起不少貿易糾紛，特別是中國經濟的雙軌制，國家（the state）和市場同時支配着經濟活動。

關貿和世貿都是英美主導，基於自由主義市場經濟的全球貿易框架，之前接納為會員的社會主義國家如波蘭等都是小型經濟體。西方國家接受作為社會主義國家的中國加入世貿，認為經濟制度的差別不是什麼一回事，一來是垂涎中國龐大的市場，二來是中國在1979至2000年改革開放後，經濟和外貿愈趨市場化的表現。1992年鄧小平南巡，進一步確定了對外開放的大門不會關上。中國也在九十年代積極參與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表現出國際大家庭中一個成員國應有的責任感。不過更重要的原因，可能是前蘇聯解體和計劃經濟失敗，塑造了經濟發展只有按照自由主義市場經濟這一條可行道路的印象。歷史既然終結，發展中經濟體的前進方向便毋庸置疑，差別只是先後快慢而已。

然而，中國一直沒有說過要走歐美自由經濟體系的路。中國的改革開放是在摸索中前進，沒有預先規劃的藍圖，過程中與「市場」這個概念糾纏不休、爭議甚多。直至1992年中共十四大確立了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自此以後，中國的經濟制度一直沿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個概念。

違規與否 爭論甚多

由於經濟體制的差別和經濟體系的龐大，中國在入世後常被西方國家指為違反世貿協議，製造不公平貿易。今年由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的一本有關書籍 【註】，在這方面有一定的闡述。兩位作者分別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和比利時布魯塞爾自由大學的教授。按他們的分析，現在世貿的框架主要在關貿時期的各個回合構建，當時並沒有考慮到像中國現時的經濟體制，如世貿協議中並沒有涉及國有企業的條款，因此沒有清晰的制約措施。此外，中國入世的「加入協議」（Protocol of Accession），其中的條款主要是要求中國盡力而為，甚少有法律約束力的承諾，反映出當時外國對中國朝着自由主義市場經濟方向邁進的一廂情願。基於這些原因，中國是否違反世貿協議、進行不公平貿易，自然爭論甚多。

美國和中國是全球最龐大的貿易國，而美國對中國有長期和巨額的貿易逆差，貿易戰和新冠肺炎亦沒有改變這個情況。美國政客常以對中國的貿易赤字為理由，指控中國竊取了美國工人的飯碗來爭取選票。貿易糾紛本來可由世貿的爭端解決機制（Dispute Settlement Mechanism）來處理，但由於上文提及世貿協議中，有關中國經濟體制的條文不多也不明確，美國認為這個機制對其不利，不單沒有運用，反而刻意癱瘓世貿的「上訴機構」（Appellate Body） ，使世貿的仲裁功能停擺。

美國前總統奧巴馬在2016年已經反對一名韓國籍的上訴機構成員續任，特朗普上任後繼續為難世貿。在正常情況下，上訴機構有7名成員，處理每一宗上訴案例需要至少3名成員。由於舊成員期滿離任，新提名的成員又每次都被美國否決，到2019年12月，上訴機構只餘下一人，只能停止運作。現任拜登政府口說繼續對世貿及多邊主義的承諾，但做法上只是蕭規曹隨，和前朝沒有多大改變，他的政府仍然繼續否決上訴機制人選的任命。

美國恃強 壓迫他國

目前全球貿易體系，一來群龍無首，二來亦沒有理念共識，加上新冠肺炎的蹂躪，全球貿易體制何去何從，難以辨識。美國數十年來領導全球經濟，如今影響力江河日下，不能寄予厚望。拜登政府上台差不多一年，仍未有明確的貿易政策。之前的特朗普政府，更加旗幟鮮明地走單邊主義，以美國的強大經濟實力，壓迫其他個別經濟體。說不定兩三年後共和黨又重新執政，繼續之前摒棄多邊主義的政策。

中國一貫堅持國際事務上的多邊主義，外交部長王毅曾明確指出，世貿是國際貿易的基石，強調必須堅持世貿的核心作用。中國經濟數十年來的高速發展，加上在全球金融海嘯和目前新冠肺炎衝擊下，經濟表現較為優異，自然不會接受西方自由主義市場經濟的模式。 由於經濟理念有別於西方主流，短期內難以號令天下。全球貿易的構建和改革，需要中美兩國高度合作，在目前的國際氛圍下，這無異於緣木求魚。

【註】：Mavroidis, P.C. and A. Sapir（2021）, China and the WTO: Why Multilateralism Matters ,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陸炎輝 港大經管學院榮譽副教授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一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特殊目的收購公司（Special Purpose Acquisition Company；簡稱SPAC）早於1990年代已在美國出現。以SPAC融資 上市雖非主流，但對比傳統的首次公開招股（IPO），SPAC能提供更快捷的途徑進入公開市場，尤其便於初創公司。

SPAC是一種殼股公司，創辦人或投資者通常是資深私募股權基金管理人。評估這類公司的投資價值，可考慮股東 背景及管理團隊往績。SPAC本身並無業務，透過IPO集資，以期在上市後（一般在兩年內）物色有前景而未上市的企 業作為併購目標。併購完成後，目標公司即能上市。

由新世界發展行政總裁鄭志剛持有的Artisan Acquisition Corporation，是一家在美國納斯特上市的SPAC公司 ，剛在9月宣布與基因及診斷檢測公司Prenetics協議合併，令Prenetics成為本港首家在公開市場上市的獨角獸企業 。

美國的SPAC經驗

繼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在3月透露，特區政府已要求香港交易所（港交所）研究推動SPAC在港上市後，港交所隨即於 9月17日刊發市場諮詢文件。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則在10月的《施政報告》中，表示支持港交所進一步改善SPAC上市機 制。

美國至今最大的SPAC併購交易，是2021年初Gores Holding IV收購United Wholesale Mortgage，作價160億美元 。

SPAC從各行各業不斷尋找有利可圖的併購目標，對較為成熟的未來科企需求尤為強烈，例如電動汽車、醫療保健 、金融科技以及其他消費技術企業。截至本月11日，美國536個SPAC併購目標之中，480個屬科技相關領域（佔比高 達九成），其中68個在醫療保健、55個在金融科技、36個在可持續發展領域【圖1】。

【圖1】 SPAC 併購目標分類

資料來源：SPAC Track （https://spactrack.net/stats/ ，檢索於 2021 年 11 月 11 日）

根據港交所特殊目的收購公司諮詢文件，美國上市SPAC的IPO集資額，由2019年的136億美元激增至2020年的834億 美元。在2021年上半年，當地SPAC新股總數為358，IPO所得款額達1110億美元，已超過2020年全年數字。

【圖2】顯示，在2008年環球金融危機及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中，環球股市大幅波動。在這個時期，美國SPAC新股 佔整體新股的比例偏高，可見經濟動盪和失業率高企都可能促使公司加快集資，以維持償債及變現能力。

【圖2】 2005–2021 年上半年 SPAC佔全部美國新股百分比

資料來源：香港交易所、Statista

美國SPAC在2020及2021年間非常蓬勃，主因之一是美國聯邦儲備局為應對疫情作出了大量金融流動操作。在債券 收益率低迷之際，投資者尋求SPAC以提高回報，或利用SPAC的結構性贖回權作為低風險的投資工具。投資者可選擇 在業務合併前贖回投資，或在評估目標業務的潛在回報後繼續投資，其靈活性可見一斑。

SPAC上市比傳統IPO更省時、更具成本效益。隨着知名藝人、商界巨頭紛紛推出個人SPAC，此舉吸引了不少實力雄 厚的投資者，一般投資者亦趨之若鶩。

 熱潮中的隱憂

不過，SPAC往往出現發起人與股東之間的利益矛盾，亦出於為求達成交易的經濟誘因而犠牲併購質量。其中一個 矚目的例子是在2020年6月，被SPAC VectoIQ併購的初創企業尼古拉公司（Nikola）被其股東指控。股東們聲稱，他 們在受公司誤導的情況下作出錯誤的投資決定。事緣在2020年9月，通用汽車宣布將收購尼古拉20億美元股份，但尼 古拉公司的電動汽車技術及後被指涉及欺詐。兩個月後，通用汽車放棄入股協議，尼古拉的股價從2020年6月 93.99美元的高點，跌至2021年3月19日的15.42美元，投資者的訴訟亦隨之而來。

由於SPAC的投資者要面對上述風險，無論在物色收購目標，還是作出合併上市的決定時，政府當局都必須確保妥監管，以保障公眾投資者的利益。

SPAC是反向合併（reverse merger）的集資方法之一。但不可不察，根據有關反向合併周期的研究，投資泡沫的 形成往往涉及市場對相關交易手法的接受程度。當反向合併交易逐漸普及，會引發相繼模仿而進一步成為熱潮。與 此同時，隨着反向合併勢頭過猛，投資者和媒體未免會對此有所保留。當交易涉及低聲譽企業的比例日增，疑慮就 會進一步加劇，導致反向合併的市場估值下滑低企。再加上媒體的負面報道，信譽良好的公司亦會敬而遠之。

在傳統IPO上市過程中，申請人須提供財務報表、潛在風險和歷史經營業績等資料，但對並無實際商業運營的 SPAC而言，就會出現訊息披露的問題。

回報預期的落差

SPAC的估值取決於能否覓得目標併購企業，鎖定後若遇競爭對手，能否以高價及具吸引力條件獲得目標青睞？併 購成功後，其投資管理層又能否和被併購企業的務實管理層創造雙贏局面？受制於這些未知之數，SPAC在併購前的 表現往往遠遜於傳統新股公司的上市表現【圖3】。

【圖3】 2015–2020 年上市 SPAC 與傳統新股上市首月平均回報率 (%)

資料來源：香港交易所、Dealogic、彭博

下【表】列出2019年1月至2020年6月期間，47家美國上市SPAC在合併後的平均回報。SPAC於合併後的投資表現 ，跟發起人的質素有莫大關係：高質素和非高質素SPAC發起人的12個月平均回報，分別是虧蝕6%及57%，總計損失約 35%。

【表】SPAC 在合併後的平均回報

註：「高質素」SPAC 發起人指與名列 PitchBook、管理資產總值達 78 億港元或以上的基 金相關人士，或者是財富 500 強公司的前總裁/高級管理人員。

資料來源：香港交易所

在2021年3月，在利率上升和通脹預期影響下，投資者以破紀錄的速度，將目標從高增長的科技股轉向周期性價值 股及SPAC。隨着投資潮延伸到SPAC，投資者亦重新審視可能出現的泡沫風險，而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主席也指出 ，研究表明SPAC的投資表現與大多數投資者的憧憬不符。

至於最大的風險，莫過於以巨額資金追逐數量有限的高質量併購目標、過於進取的投資項目及其估值，以及保薦 人和股東之間的不協調等。

對香港的啟示

《經濟學人》今年初就50項近期完成或有待落實SPAC交易的公司作出統計，發現大約一半公司的盈利預測為虧損 。這50家公司目前的每年營業利潤總額約為10億美元，但公司管理層卻向投資者表示，預測營業利潤將於2023年出 現奇蹟，躍升至150億美元。這究竟是空頭支票抑或投資泡沫使然，就要考驗投資者的膽量和智慧。

根據Dealogic及標普智匯，截至2021年7月13日，有25家總部位於大中華區的SPAC在美國上市，IPO集資共約42億 美元（331億港元），當中20家總部設於香港，5家設於中國內地。若香港市場允許企業透過SPAC上市，或更有助爭 取大中華公司來港上市。
SPAC為公眾投資者提供機會，透過股份和權證與專業的SPAC發起人一同投資，如同投資私募基金一樣，卻毋須支 付這類基金的高昂管理費用。然而，由於一般本地散戶投資者對SPAC認識不深，實有必要在這方面加強公眾教育。

SPAC上市在美國引發熱潮，早已吸引了亞洲地區部分政府的目光。SPAC在亞洲具有發展的潛力，香港應從中掌握 機遇。在本地資本市場推廣SPAC具有價值和意義，因為SPAC上市享有自身優勢，為發行人提供一種替代上市方式。 香港作為領先的國際金融中心，資本市場深度廣度兼備，而且雲集了不少機構投資者及專業人才，加上世界級監管 制度，足以為SPAC的發展提供有利環境。

參考文獻

特殊目的收購公司諮詢文件，香港交易所，2021年9月

SPAC spectacle，《經濟學人》，2021年4月24日

The SPAC Bubble is About to Burst，《哈佛商業評論》，2021年2月18日

謝國生 港大經管學院金融學首席講師、新界鄉議局當然執行委員

章穎芝 香港大學附屬學院講師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一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國家主席習近平最近與美國總統拜登舉行視像峰會。有人可能認為中美關係會出現新轉機，但有鑑雙方基本態勢依舊，中美戰略對抗的格局不會因為最高領導人之間的會面而產生重大改變。

要準確預判中美之爭的未來走勢、鹿死誰手，有兩個誤區必先克服。首先我們要有大局觀，切忌被一招半式的局部得失所迷惑。就像弈棋一樣，一方步步進逼，另一方手忙腳亂、窮於應付，但是一日之長短並不足以奠定最後的勝利。在步步進逼之下，往往是柳暗花明的先兆、海闊天空的契機。高手的狠招，表面上不動聲色、好整以暇，卻能使對手的生存空間愈縮愈小。如不立刻應對，下一步就是死棋。所謂善戰者無赫赫之功就是這個原因。從這個角度看，美國前總統特朗普招招看似雷霆萬鈞，但實際殺傷力有限。如果關稅令商品價格大幅上漲，損害的倒可能是美國消費者的權益。

理念之爭還是實力之爭

兩國之間的較量，決勝關鍵不在意識形態，而在實力。美國指摘中國侵犯人權、侵佔南海等藉口，無不冠冕堂皇，似乎站穩道德高地。不過美國自己的歷史也不見得光彩。坊間普遍認為，美伊關係是從1979年的伊朗人質事件開始持續緊張，但其實美伊交惡的導火線，早於1953年美國中央情報局策劃軍事政變，在推翻伊朗民選總理摩薩台（Mohammad Mosaddegh）時已經埋下。特朗普上台前後，美國媒體大肆報道俄羅斯干預美國大選，使當時美國國內人人義憤填膺。但某位美國高官卻一語道破：「要說干預別國大選，我們可是精於此道！」

現時中國共產黨在國人心中地位崇高，新世代的年輕人早已不再崇洋，故西方的人權牌絕不足以打敗中國。從文化角度出發，在2013年前，全國電影票房的三甲均由荷里活大片如《阿凡達》、《變形金剛：黑月降臨》以及《鐵達尼號》等佔據。但去年全國電影票房的前十名全是國產電影。可見可口可樂、麥當勞、星巴克這些西方品牌在中國年輕人眼裏已光彩不再。

上世紀冷戰時期，美國應對蘇聯的戰略是建基於「圍堵政策之父」（Father of Containment）喬治．凱南（George F. Kennan）於1947年發出的「長電報」（Long Telegram）。其核心思路，顧名思義是，以外交和經濟上的圍堵為主。但即使後來中央情報局訴諸暴力和陰謀，凱南亦不以為然。可見民主國家的決策者也知道單憑漂亮的言詞贏不了冷戰。蘇聯垮台，不是因為美國站穩道德高地，而是傳統社會主義的生產效率低，未能與生機勃勃的資本主義競爭，最終被美國前總統列根的星球大戰計劃拖垮。

合縱與連橫

當前中美新冷戰中，美國的策略有三：通過技術封鎖和美元霸權削弱中國；聯合盟友進行外交圍堵；以及提振自身實力。第一項現時最有效，但中國也有應對之方，長久下去，其效力就會逐漸下降。

中國目前在外交上相對孤立。美國國務卿布林肯說，美國與歐洲、亞洲盟友的經濟實力佔全球GDP六成；中國外交部則反駁說，美、英、加三國人口僅佔全球5.7%，加上歐盟亦只達11%。而中國人口則佔全球五分之一。其實兩者都沒有說到重點：人多未必能贏。1644年滿清入關，以不足30萬兵力打敗了明朝一億多人；戰國末年，秦國統一天下，論人口、幅員、軍隊、人才，六國加在一起比秦國強得多。但六國是聯盟，秦國則是單一決策。聯盟永遠繞不開各懷異心這個致命弱點。中國和俄羅斯的最大敵人都是美國，這本來是中俄聯盟的良好基礎。可是兩國走得並不近，就是因為彼此存在不少利益衝突。

布林肯訪歐，德國總理默克爾表明歐洲與美國的利益不同，外交政策各異。歐盟內部各國的經濟發展水平不一，利益與訴求自然南轅北轍。在財政政策、疫苗政策等重要議題上，27個成員國很難達成一致共識。歐盟這個經濟體發展得愈大，內部就愈不平衡，愈有利中國逐一擊破。比如歐盟內許多外交政策需要全體成員國一致贊成才能通過，中國只要能夠拉攏一兩個成員國，就足以瓦解歐盟對中國的圍堵，而中國的鐵桿盟友都是歐盟內的邊緣國家，如匈牙利、葡萄牙、希臘等。

合縱與連橫的博弈同樣體現於國際貿易上。中國憑藉巨大市場的優勢，讓海外公司互相競爭，坐擁漁人之利。許多美國公司認為，美國限制中國，反倒讓歐洲公司乘虛而入；中國與澳洲的貿易戰，反過來又讓美國、加拿大的公司有機可乘；拜登政府與澳洲的核潛艇交易，損害法國利益，又讓中國有機可乘。歐美指摘中國強制轉移技術，其實不論中國強制與否，只要有競爭，外國公司就會主動向北京政府提供技術轉讓。高鐵、核能開發等技術都是例子。

中美之間的新冷戰與美蘇的舊冷戰不同。當年蘇聯的經濟總量與國際貿易都佔世界很小份額。西方陣營與蘇東陣營之間，經濟上相互獨立、軍事上壁壘分明、敵我界限很容易劃分，所以當年西方能團結抗蘇。今日的地球村，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利益各不相同，正有利於分而治之。

體制之爭

中美之爭，終究是實力之爭。一般人看見中國崛起，常常歸因於美國的天真、戰略失誤，或是中國使詐。這些觀點難免流於皮相之見。大國實力之爭，不宜看策略，宜看體制。事情都有內在的規律和前進的慣性。雙方各有套路，盡其所能。美國歷屆總統並不是大儍瓜，但問題是，眼看中國實力漸強，美國能做什麼？

回溯美國立國，建基於自由放任的經濟政策，這裏不妨把它簡稱為「自由體制」。中國則是政府積極干預經濟，就是所謂「舉國體制」，其具體做法有二。第一，借助政府力量在商業運作上暗地裏打擊外國企業，同時扶植本國企業。但在這方面美國也不例外。在八十年代，美國在芯片行業贏不過日本，就借助政治和外交優勢加以壓迫。現在美國對華為等中國企業進行打壓，都屬同一性質。

第二，政府透過對一些戰略行業進行補貼和支持，具體表現為「中國製造2025」計劃。但美國其實也是一丘之貉。波音與空中巴士的補貼戰，官司打了十幾年，世界貿易組織早有判決。雙方都有錯，大家都在做手腳。

理論上，自由體制有很大活力，是資本主義繁榮的根本動力。反觀昔日蘇聯、中國的社會主義缺乏效率，不改革就是死路一條。現在美國要改弦更張，能否做得好，還是個天大的疑問。官僚的決策相比於市場，常常來得遲緩、低效、失誤率高。私人企業追求私利，美國政府不如中國政府強勢，未必能指揮國內企業。如派發補貼，大家會搶着申請；但若限制企業出口，卻會遇上極大阻力。舉個例子，雖然中美在政治、經濟、外交上全面對立，但美國的私人投資卻大量湧入內地和香港。

美國一方面指摘北京政府對經濟積極干預，另一方面卻依樣畫葫蘆，怎能令人心服口服？政府干預市場，與自由體制的哲學格格不入，美國的相關經驗也不如中國。在決定補貼什麼行業、哪些公司時，難道美國就能獨擅勝場，優於中國？美國國會正在審議大約3萬億美元的政府撥款，這些錢從哪來？這些問題都令人深思。

歸根究柢，從外交圍堵和體制之爭兩方面看，美國並無特別勝算，東升西降的趨勢料將持續。至於中美之間會否兵戎相見，端視台灣問題如何發展。

周文 港大經管學院副教授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一年十一月十七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國家主席習近平最近與美國總統拜登舉行視像峰會。有人可能認為中美關係會出現新轉機，但有鑑雙方基本態勢依舊，中美戰略對抗的格局不會因為最高領導人之間的會面而產生重大改變。

要準確預判中美之爭的未來走勢、鹿死誰手，有兩個誤區必先克服。首先我們要有大局觀，切忌被一招半式的局部得失所迷惑。就像弈棋一樣，一方步步進逼，另一方手忙腳亂、窮於應付，但是一日之長短並不足以奠定最後的勝利。在步步進逼之下，往往是柳暗花明的先兆、海闊天空的契機。高手的狠招，表面上不動聲色、好整以暇，卻能使對手的生存空間愈縮愈小。如不立刻應對，下一步就是死棋。所謂善戰者無赫赫之功就是這個原因。從這個角度看，美國前總統特朗普招招看似雷霆萬鈞，但實際殺傷力有限。如果關稅令商品價格大幅上漲，損害的倒可能是美國消費者的權益。

理念之爭還是實力之爭

兩國之間的較量，決勝關鍵不在意識形態，而在實力。美國指摘中國侵犯人權、侵佔南海等藉口，無不冠冕堂皇，似乎站穩道德高地。不過美國自己的歷史也不見得光彩。坊間普遍認為，美伊關係是從1979年的伊朗人質事件開始持續緊張，但其實美伊交惡的導火線，早於1953年美國中央情報局策劃軍事政變，在推翻伊朗民選總理摩薩台（Mohammad Mosaddegh）時已經埋下。特朗普上台前後，美國媒體大肆報道俄羅斯干預美國大選，使當時美國國內人人義憤填膺。但某位美國高官卻一語道破：「要說干預別國大選，我們可是精於此道！」

現時中國共產黨在國人心中地位崇高，新世代的年輕人早已不再崇洋，故西方的人權牌絕不足以打敗中國。從文化角度出發，在2013年前，全國電影票房的三甲均由荷里活大片如《阿凡達》、《變形金剛：黑月降臨》以及《鐵達尼號》等佔據。但去年全國電影票房的前十名全是國產電影。可見可口可樂、麥當勞、星巴克這些西方品牌在中國年輕人眼裏已光彩不再。

上世紀冷戰時期，美國應對蘇聯的戰略是建基於「圍堵政策之父」（Father of Containment）喬治．凱南（George F. Kennan）於1947年發出的「長電報」（Long Telegram）。其核心思路，顧名思義是，以外交和經濟上的圍堵為主。但即使後來中央情報局訴諸暴力和陰謀，凱南亦不以為然。可見民主國家的決策者也知道單憑漂亮的言詞贏不了冷戰。蘇聯垮台，不是因為美國站穩道德高地，而是傳統社會主義的生產效率低，未能與生機勃勃的資本主義競爭，最終被美國前總統列根的星球大戰計劃拖垮。

合縱與連橫

當前中美新冷戰中，美國的策略有三：通過技術封鎖和美元霸權削弱中國；聯合盟友進行外交圍堵；以及提振自身實力。第一項現時最有效，但中國也有應對之方，長久下去，其效力就會逐漸下降。

中國目前在外交上相對孤立。美國國務卿布林肯說，美國與歐洲、亞洲盟友的經濟實力佔全球GDP六成；中國外交部則反駁說，美、英、加三國人口僅佔全球5.7%，加上歐盟亦只達11%。而中國人口則佔全球五分之一。其實兩者都沒有說到重點：人多未必能贏。1644年滿清入關，以不足30萬兵力打敗了明朝一億多人；戰國末年，秦國統一天下，論人口、幅員、軍隊、人才，六國加在一起比秦國強得多。但六國是聯盟，秦國則是單一決策。聯盟永遠繞不開各懷異心這個致命弱點。中國和俄羅斯的最大敵人都是美國，這本來是中俄聯盟的良好基礎。可是兩國走得並不近，就是因為彼此存在不少利益衝突。

布林肯訪歐，德國總理默克爾表明歐洲與美國的利益不同，外交政策各異。歐盟內部各國的經濟發展水平不一，利益與訴求自然南轅北轍。在財政政策、疫苗政策等重要議題上，27個成員國很難達成一致共識。歐盟這個經濟體發展得愈大，內部就愈不平衡，愈有利中國逐一擊破。比如歐盟內許多外交政策需要全體成員國一致贊成才能通過，中國只要能夠拉攏一兩個成員國，就足以瓦解歐盟對中國的圍堵，而中國的鐵桿盟友都是歐盟內的邊緣國家，如匈牙利、葡萄牙、希臘等。

合縱與連橫的博弈同樣體現於國際貿易上。中國憑藉巨大市場的優勢，讓海外公司互相競爭，坐擁漁人之利。許多美國公司認為，美國限制中國，反倒讓歐洲公司乘虛而入；中國與澳洲的貿易戰，反過來又讓美國、加拿大的公司有機可乘；拜登政府與澳洲的核潛艇交易，損害法國利益，又讓中國有機可乘。歐美指摘中國強制轉移技術，其實不論中國強制與否，只要有競爭，外國公司就會主動向北京政府提供技術轉讓。高鐵、核能開發等技術都是例子。

中美之間的新冷戰與美蘇的舊冷戰不同。當年蘇聯的經濟總量與國際貿易都佔世界很小份額。西方陣營與蘇東陣營之間，經濟上相互獨立、軍事上壁壘分明、敵我界限很容易劃分，所以當年西方能團結抗蘇。今日的地球村，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利益各不相同，正有利於分而治之。

體制之爭

中美之爭，終究是實力之爭。一般人看見中國崛起，常常歸因於美國的天真、戰略失誤，或是中國使詐。這些觀點難免流於皮相之見。大國實力之爭，不宜看策略，宜看體制。事情都有內在的規律和前進的慣性。雙方各有套路，盡其所能。美國歷屆總統並不是大儍瓜，但問題是，眼看中國實力漸強，美國能做什麼？

回溯美國立國，建基於自由放任的經濟政策，這裏不妨把它簡稱為「自由體制」。中國則是政府積極干預經濟，就是所謂「舉國體制」，其具體做法有二。第一，借助政府力量在商業運作上暗地裏打擊外國企業，同時扶植本國企業。但在這方面美國也不例外。在八十年代，美國在芯片行業贏不過日本，就借助政治和外交優勢加以壓迫。現在美國對華為等中國企業進行打壓，都屬同一性質。

第二，政府透過對一些戰略行業進行補貼和支持，具體表現為「中國製造2025」計劃。但美國其實也是一丘之貉。波音與空中巴士的補貼戰，官司打了十幾年，世界貿易組織早有判決。雙方都有錯，大家都在做手腳。

理論上，自由體制有很大活力，是資本主義繁榮的根本動力。反觀昔日蘇聯、中國的社會主義缺乏效率，不改革就是死路一條。現在美國要改弦更張，能否做得好，還是個天大的疑問。官僚的決策相比於市場，常常來得遲緩、低效、失誤率高。私人企業追求私利，美國政府不如中國政府強勢，未必能指揮國內企業。如派發補貼，大家會搶着申請；但若限制企業出口，卻會遇上極大阻力。舉個例子，雖然中美在政治、經濟、外交上全面對立，但美國的私人投資卻大量湧入內地和香港。

美國一方面指摘北京政府對經濟積極干預，另一方面卻依樣畫葫蘆，怎能令人心服口服？政府干預市場，與自由體制的哲學格格不入，美國的相關經驗也不如中國。在決定補貼什麼行業、哪些公司時，難道美國就能獨擅勝場，優於中國？美國國會正在審議大約3萬億美元的政府撥款，這些錢從哪來？這些問題都令人深思。

歸根究柢，從外交圍堵和體制之爭兩方面看，美國並無特別勝算，東升西降的趨勢料將持續。至於中美之間會否兵戎相見，端視台灣問題如何發展。

周文 港大經管學院副教授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一年十一月十七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特首林鄭月娥在10月發表了最新一份《施政報告》，其中大篇幅強調推動新界北的發展，並重點推出了「北部都會區」戰略。北部都會區包括元朗和北區兩個地方行政區，佔地約300平方公里，計劃落成後可容納250萬人居住。北部都會區的構想展現了香港政府少見的宏大格局。社會各界對此反應熱烈，很多評論指出北部都會區的建設，有助緩解香港當前面臨的諸多問題，例如土地供應長期不足、產業結構單一、創科發展緩慢、經濟活動過度集中在維港兩岸等。但也有分析人士持觀望態度，主要是質疑香港政府對於這樣一個宏大規劃的實際執行能力。

今天香港政府發展北部都會區的舉動，讓人不禁聯想起國家在九十年代發展上海浦東新區的計劃。改革開放前，上海長期以來都是中國最大的工業基地，也是最發達的都市。但是自八十年代以來，在深圳等經濟特區的帶動下，南方沿海地區改革開放的步伐不斷加快，經濟快速發展，而上海則顯得故步自封，作為中國大陸經濟中心的地位逐漸受到挑戰。上海市的GDP佔全國的份額從1978年的7.5% 降到1992年的4.1%。鄧小平在1992年南巡後重啟改革開放，浦東新區的建設順時而動。在十年間，原本是農村的浦東，躍升成領先全國的金融中心和創科中心。而浦東新區的建設，撬動和推進了上海整體的改革開放，老上海的經濟重整旗鼓，再次回到了快速發展的軌道。

鄧小平在布局浦東新區的時候，據說曾聲稱要在國內「再建幾個香港」。時移世易，香港當下的發展面臨各種挑戰，正處於歷史的轉捩點。北部都會區能否像浦東新區一樣，推動香港經濟和社會的發展，再創輝煌？筆者認為以下幾點是關鍵所在。

定位必須清晰高遠

設立北部都會區到底是為了促進新界村鎮建設，分散市區人口，解決住房問題，還是要建設香港的國際創科新城？它和「明日大嶼」的定位又有什麼區別？《施政報告》提出要在毗鄰深圳的新田/落馬洲地帶增加約150公頃土地作創科用途，以構建新田科技城。同時也規劃在與深圳前海隔灣呼應的流浮山建設具有規模性和地標性的創科設施。然而就其名稱而言，北部都會區似乎是一個「以住為主」的概念。

定位決定方向，是一個規劃的根本。在筆者眼中，北部都會區首先要明確產業發展的定位。新界北要建設成為香港的國際創科新城，這個定位必須清晰明確。鄉村建設、環境保護、緩解住房問題等等也都是非常重要的，但需要圍繞其核心定位規劃。

新界北以成為香港的國際創科新城為目標，符合香港成為國際創科中心的發展需要，也是關鍵的一步。雖然香港政府近年努力推動創科，但在現有的格局下，受空間、規模和人才限制，難以真正形成氣候。新界北的發展，打破了空間和規模的限制，又可以和深圳的創科產業融合發展，為人才聚集提供條件，是香港發展成為國際創科中心的良機。

只有把創科作為新界北發展的主線，北部都會區的發展才能有足夠的持續力和影響力，吸引國際高端人才、資金和資源。在發展高科技產業的同時，建設出欣欣向榮的新都會區。這樣，北部都會區就能像浦東新區一樣，解決香港經濟產業結構單一落後的問題，促進香港經濟轉型升級，成為香港經濟增長的新引擎，並帶動整個大灣區的高品質發展。

確立國際創科新城的定位，北部都會區的發展才能清晰思路。首先，北部都會區需要積極主動引進國內外的大型科技企業，為其提供土地等各方面的優惠條件，吸引它們將其亞太研發中心落戶此地，從而帶動整個地區的高新科技發展。其次，要建成全球性的創科中心，人才是關鍵。北部都會區要新建一批世界級的研發機構，要在人才引進政策上大膽創新，要在整體規劃上考慮創造最優質的工作生活環境以吸引國際高端人才。故此，北部都會區需要引進國際一流的教育、醫療衞生資源，建設優質的公共服務設施，增加對一流人才的吸引力。

北部都會區位於新界之北、深圳河以南。在此建設國際創科新城，關鍵是充分利用毗鄰深圳創科中心的區位優勢，做到真正與深圳融合發展。深圳以及其所連接的大灣區城市，已經形成了世界上最有效率的製造業產業鏈和供應鏈。同時深圳的創科產業發展迅速，在很多領域上處於國內領先，並快速追趕國際最高水準的地位。香港在新界北發展國際創科新城，發揮深圳河兩岸的制度組合優勢，與深圳已有的高新技術產業形成戰略互補，從而將創科行業的集聚效應最大限度地加以發揮，顯然是北部都會區成功的關鍵。

成功關鍵深圳河兩岸融合

在發展大灣區成為國家戰略的背景下，北部都會區應當把握機遇，努力成為連接港深兩地的樞紐，成為大灣區融合發展的標杆。為此，在規劃上既要發揮香港的優勢，又要考慮與深圳發展的協調，用足用好兩地政策和資源。換句話說，北部都會區要把港深兩地最好的政策都放在這裏，讓港深兩地的人員、資金、貨物、資訊等創新要素能最大限度地流動起來，讓北部都會區與一河之隔的深圳形成深層互動，真正實現港深無縫對接、深度融合。

以吸引各類人才到北部都會區為例，對於在北部都會區工作和居住的國際人才，內地當局可考慮讓他們更容易獲得內地簽證，甚至得到永久居住的身份拿中國「綠卡」。至於在北部都會區工作和居住的香港人才，香港政府可以爭取讓他們取得和深圳居民一樣的同等待遇，並享受深圳本地的人才計劃的紅利。香港也可以利用北部都會區吸引更多內地高端人才。比如，符合條件的深圳居民，前往北部都會區工作不需要申請簽證；在北部都會區工作的深圳居民，滿足一定條件下可以優先參與香港的優才計劃等等。

北部都會區這樣一個宏大的規劃能否成功，取決於香港政府的執行能力，而這正是人們普遍擔心的。香港政府長期奉行積極不干預的經濟政策，建設北部都會區將是一個全新的巨大挑戰。其次，香港現有的決策機制和各類土地及其他審批制度紛繁複雜，循規蹈矩也會曠日持久。而對於建設北部都會區這樣一個全新的創舉而言，如果不能盡快形成迅速發展的勢頭，其時效性、重要性和可信性都會大打折扣。在《施政報告》中，港府已經計劃新設副司長一職負責北部都會區的建設。有立法會議員建議政府簡化土地審批制度，以加快北部都會區的建設速度。這些安排和建議都很有必要，但遠遠不夠。

要成為香港的改革試驗區

在推動北部都會區的發展上，政府要有全新的做法，強調制度創新的重要性。要加快北部都會區的開發，就必須改革現有的遠郊開發模式。筆者建議香港政府採用新的組織架構或體制，把北部都會區當作香港的改革試驗區，先行先試、特事特辦，探索在香港整體法制框架下能夠積極有為的治理模式。例如，將北部都會區內的農業用地或棕地轉為工業和商業用地時，採用特殊政策積極推動，而不是根據香港現行土地政策，使開發變得曠日持久。再比如要提升創科人才在政府架構內的話語權，便需要增加他們在政府高層架構以及立法會中的聲音。在北部都會區內，創科業界需要有多種發聲渠道與政府高層保持溝通，力求在第一時間作出反映，讓政府快速回應訴求，解決問題。

北部都會區的建設融資也需要大膽改革創新。政府應積極引入市場融資，廣泛吸引合作夥伴共同參與，避免對公共財政造成壓力。政府也可以利用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有利條件，以北部都會區的發展前景和未來收益，發行長期債券作為基礎建設開發的主要資金來源；也可以採用政府和企業合作的方式，也就是PPP模式（公共私營合作制），降低土地租金和房屋價格，以吸引國際和國內的高新科技企業進駐。

北部都會區的成功，需要在香港現有的法制框架和管治模式下，大膽探索創新，在短時間內形成「一港兩治」的局面。這裏的「兩治」，是指在北部都會區建立一種新型治理模式，既堅守法制又鼓勵創新，既專業嚴謹又靈活高效，既注重發展又強調公正，保障多元參與。如果北部都會區的改革成功，就能進而改進整個香港政府的治理模式。從經濟增長、產業升級到制度創新，為香港的經濟和社會發展作出全面的貢獻。

蔡洪濱教授
港大經管學院院長兼經濟學講座教授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一年十一月十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201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William Nordhaus在領獎致詞時說，技術革新帶人類走出石器時代，但氣候變化卻以最嚴峻的方式，威脅將人類打回原形。氣候變化的危機、對策及國家之間的互動，將會是本世紀的主要議題之一。上周日開始在蘇格蘭格拉斯哥舉行的COP26 會議，可能是有關討論的一個里程碑。

COP26即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下的第26屆締約國大會 （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該會議自1995年開始每年舉行。2015年的第21屆會議，達成了著名的巴黎協議。各國的共識是讓全球氣溫升幅，與十九世紀工業化之前比較，最多上升攝氏2度，並盡力爭取只上升1.5度。各國同意大幅度減少碳排放，並定下「國家自定貢獻」（Nationally Determined Contribution，NDC），即本國的減排承諾。按當時各國的NDC總額計算，坊間普遍認為各國的NDC 目標不足以達標，但各國會每5年檢討和評估，並向上修訂NCD。原定去年召開的COP26，因新冠肺炎延遲到今年。這次會議的重點，就是檢討6年來全球減排的狀況和各國修訂後的NDC、以及下一步的政策。

左右地緣政治格局

要達到上述的1.5度升幅，全球的溫室氣體排放量要大幅減少。按國際能源署的資料，去年全球和能源有關的碳排放減少了5.8%，但這只是因為新冠肺炎導致經濟活動收縮，估計今年會回升。現時與工業化前相比，全球氣溫已上升了1.1度。

在COP26開幕前，G20峰會剛好在意大利羅馬召開，議程也包括氣候變化。峰會的20個成員國，佔全球碳排放總量的80%，本應更有責任地提出應付的方案及承諾，促進COP26的討論。然而，G20峰會的結論乏善足陳，不是原地踏步就是模棱兩可。COP26約200個國家地區的與會者，要在這約兩星期中達成協議，進一步應對氣候變化，將會困難重重。

氣候變化的負面影響，在經濟層面較為明顯。單看這些年來，世界各地因極端天氣導致的人命和財產損失，便不言而喻。這些損失也構成一定的金融風險。此外，氣候變化亦無聲無息地影響着地緣政治的格局。例如電動車市場的發展，增加了電池中某些金屬的需求，出產這些金屬的國家便奇貨可居。相反，多年來依靠出口化石燃料的國家，如沙地阿拉伯及俄羅斯，前景便需重新規劃。地球暖化下水平線上升，會迫使低窪及沿海地區的居民大規模遷徙，造成國際移民潮。美國在西太平洋的一些海軍基地也需要另覓容身之所，或會影響美國在印太地區的軍事部署。本來冰封的北極洋會因為溶雪而慢慢地騰出一些航道，這或會增加國際貿易的船運路線，也自然成為兵家必爭之地。

導致氣候變化的溫室氣體排放，是典型的負面外部效應，最直接有效的應對方案是通過稅收將排放的社會成本內化，並建立碳排放許可證市場，讓對排放有不同成本和需求的生產單位互相交易。此外，政府也可以補貼有關減排和開發新能源的科研項目。這些都可算入財政政策的範疇。大約在五、六年前開始，貨幣政策也被列為應付氣候變化的一項工具。

量化寬鬆多買綠色債券

英倫銀行的前行長卡尼（Mark Carney）大概是最早倡議央行政策要針對氣候變化的其中一人，他在2015年發表有關演講後，引來一些批評，指那是央行的「使命偏離」（mission creep）。其後，他得到好些同行的支持，包括現任歐央行行長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及聯儲局理事會成員布雷納德（Lael Brainard）。後者被認為是可以威脅鮑威爾連任聯儲局主席的人選。

央行幫助解決氣候變化的看法，很快在全球各地被廣泛接受。在2017年底，有8家中央銀行成立了央行綠色金融網絡 （Network of Central Banks and Supervisors for Greening the Financial System，NGFS）。顧名思義，那是央行主動綠化金融的舉動。這個組織的央行成員，至上月底已增加至98家，包括中國人民銀行和香港金管局。

央行針對氣候變化的政策，可以監察金融機構的有關風險，也可以誘導金融機構貸款給某些綠色行業。前者的爭論較少，後者則大有商榷餘地。

央行的傳統功能，是穩定物價和提高就業，特別是前者。在2008年全球金融風暴後，金融穩定成為了全球央行主要的政策目的之一，央行也就多了執行宏觀審慎政策（macroprudential policy）的職能。氣候變化帶來的損失和不確定性，增加了各個不同領域的金融風險，央行在這方面自然責無旁貸。

至於將貨幣政策向綠色行業傾斜，以減少碳排放，這差不多就等同是產業政策。從外部效應的角度來看，要提高綠色行業的生產效率，便要增加高污染產業的生產成本，並減少綠色產業的生產成本。用央行的政策工具來說，便是減少貸款給高污染產業、多貸款給綠色產業。但同樣的結果，可以通過政府對前者徵稅、對後者補貼達致，為何不交由財政部處理？央行的相對優勢在哪？

或許會有這樣的想法，目前聯儲局和歐央行仍在進行量化寬鬆。既然要大量買債，那就不妨多買綠色債券，有人稱之為綠色QE。又或者在舊債期滿時，以取回的資金買綠色債券，這樣一來可保持基礎貨幣不變，不影響原有的貨幣政策；二來又可以輔助綠色產業。不過，若這裏說的是二手市場的債券，不影響有關企業的利息成本。央行作怎樣的買賣都無補於事。反而財政部的稅收補貼，還是行之有效。

貨幣政策非合適工具

但更根本的問題，是央行的使命是什麼？在公共經濟政策中，政府可以做的包括生產資源的分配、生產成果的再分配和穩定宏觀經濟。央行的功能一直都是後者，若要同時對不同行業或企業作貸款或利息的取捨，便混淆了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這一來使央行的運作變得更加政治化，二來亦減少了央行的獨立性，這些都不利央行的傳統貨幣政策功能，削弱宏觀調控的效果。政策的目的多樣化了，但政策的效果也模糊了。還有，不同的政策之間可能有矛盾，如央行政策向綠色項目傾斜，但那些項目創造的工作崗位較其他項目為少，那便和央行的提高就業使命有所衝突。這會影響社會對央行維持政策目標的信心。

經歷了全球金融海嘯和新冠肺炎後，央行被賦予的職能愈來愈多，貨幣政策儼然成為經濟的萬應靈丹。除了氣候變化外，另一個二十一世紀的主要議題是貧富懸殊。也許過不了多久，央行也要負擔起收入分配及其他政治社會議題的責任。但無論是作綠色產業和污染產業之間的分配、或社會不同階層之間的分配，貨幣政策都顯得尾大不掉，並非合適的工具。

陸炎輝 港大經管學院榮譽副教授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一年十一月三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困擾香港特區的貧富懸殊問題揮之不去，令人憂慮，但究竟何謂富人？根據嘉信理財（Charles Schwab）的現代財富調查 【註】，2021年美國人對富有的定義是資產淨值達190萬美元。瑞士信貸（Credit Suisse）全球財富報告估計，2020年全球有5610萬人的個人資產逾100萬美元，其中約2000萬人居住在美國，而當中700萬人的淨資產超過500萬美元，21.5萬人的淨資產超過5000萬美元。

在社會經濟或個人健康受到衝擊時，財富固然能提供安全網，亦能在經濟穩健時為營商和事業發展提供資本，但貧富差距加劇卻有損社會穩定。最近有報道指出，新加坡正研究透過稅制改革收窄財富差距。

所患在於不均

按聯邦儲備局（聯儲局）每季度估算，2020年美國家庭淨資產（不包括16.6萬億美元債務）為130.2萬億美元，較2019年增加11.8萬億美元，創歷史新高。以資產計，有養老基金和存款（70%）、房產（25%）以及其他有形資產（5%）；債務中，抵押貸款約佔三分之二，學生債務佔10%。若按美國人口普查局估計，2020年美國家庭的平均淨資產為101萬美元，而個人平均淨資產約為39.3萬美元。

然而平均財富與現實的財富分布卻大相逕庭。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的數據分析，2018年美國最富有的10%家庭擁有全國財富的79%以及經濟收入的35%；其他國家的對應比率則分別為52%和24%。

在2021年6月，皮格提（Thomas Piketty）和李揚在世界財富與收入分布數據庫WID.World發表的研究報告指出，香港自踏入本世紀以來，收入不均情況嚴重加劇。過去20年間，資本佔比和頂尖財富佔比大幅攀升，資本增至佔國民收入的45%，相當於高收入國家資本份額的1.5倍以上；而頂尖財富佔比（首0.001%）現更位居世界前列。

此外，研究報告指出香港收入最高的1%組別，在工資總額中佔比高於收入最低的50%的一群，與特區回歸前正好相反。在1981至2018年間，收入最高1%組別的工資佔全港收入的比率，從10.7%升至16.3%；而最低50%組別則由18.7%降至11.6%，可見貧富差距日益嚴重。

收入不均一直是造成貧富懸殊的主因。以美國為例，收入最低的90%美國人平均開支佔其稅後收入的99%，反觀收入最高的10%美國人的同項佔比僅為64%。美國富人有充裕的資金投資金融產品，令金融資產的增長速度遠勝整體經濟。在1981年，美國金融資產為本地生產總值的2.3倍，到了2020年已增至6.1倍。這亦印證了皮格提在其經典著作《21世紀資本論》（Capital in the 21st Century）中的論點：當資本回報率大於經濟增長，金融資產增長就會快於經濟，形成財富不均。

既能載舟也能覆舟

其實美國財富不均的情況，在1910至1950年間有所下降，直到1980年亦一直維持在較低水平，但其後卻大幅增加。過去40年來，聯儲局的擴張性貨幣政策，加上利率持續下降，一直是驅動投資回報的主要因素，使財富不均持續惡化。隨着利率下降，長期國債和大額資本化普通股的年均回報率分別為9.4%和11.5%。樓價不斷上漲，同樣加劇貧富懸殊。再者，儲蓄利率處於歷史低位，令小存戶備受金融壓制。

美國總統拜登上台後，就加徵財富稅提出多項建議，其中一項是將收入超過100萬美元的最高長期資本利得稅率從23.8%增至43.4%，並追溯到2021年4月。另一項建議則把免稅遺產值由1170萬美元降至350萬美元；觀乎目前70歲或以上的美國人，合共擁有35萬億美元財富之多，這無疑是龐大的稅收來源。另一引發廣泛討論的建議，是將公司稅率提高到28%。

一些經濟學家就曾警告，提高公司稅率恐會促使企業利用加價方式，把稅務負擔轉嫁到消費者身上；公用事業公司則可透過法律框架提高水電費，以彌補稅務成本，以致中下階層消費者蒙受損失。至於財富稅，在九十年代，尚有10多個歐洲國家加以徵收，但如今只有挪威、西班牙和瑞士三國維持這項稅收，而起步稅率均不足1%，預計稅收只有6位數，對國庫幫助不大。

知難而退先例

財富稅難以在歐洲有效實施，皆因資產價值難以估算，有些更可隨時移動。瑞典即使財富稅率較低，已促使部分非常富有的公民（如宜家的創辦人）遠走他方，瑞典政府於是在2007年廢除個人財富稅。至於法國，從《新世界財富》的數據可知，自2000年以來，約有7萬名百萬富翁遠走他國避稅，因此法國亦於2017年步瑞典後塵。在1991年，奧地利亦取消徵收了長達數十年的財富稅，理由是計算徵稅的行政負擔過重。

下藥務必對症

提高公司稅率會直接影響企業收益、現金流和獲利回報率，繼而降低風險資本的稅後回報。直接打擊風險投資動機，對資本形成和經濟增長構成重大影響，最終只會適得其反。

近數十年來，科技進步和自動化技術取代了美國的半熟練技工。企業把大量低技術的工序搬遷到成本較低的發展中國家，並致力發展高科技及專業服務。高學歷高技術人才的薪酬得以水漲船高，低技術工人則面臨減薪或裁員的危機，令這兩類工人的貧富差距有增無已。

缺乏反壟斷法保障，資訊技術和通訊服務等領域的大企業，可通過併購初創企業和開發新技術打擊潛在競爭對手。由於市場競爭有限，商品和服務的價格一直高企，這尤其影響到資金供應有限的經濟階層。

美國在反壟斷法方面正處於十字路口。最近拜登宣布了一項促進競爭和減輕主要行業壟斷的行政命令，效果如何還需拭目以待。美國政府處理谷歌和臉書等技術主導平台的方法備受投資者關注，皆因此等龍頭企業一旦分拆，其價值可能高於當前市值，投資者更有望富者愈富。

財富不均問題錯綜複雜，要有效解決殊非易事，政治上亦極富爭議。除了要拆解深層原因，亦須透徹分析各種辦法可能產生的深遠影響。經濟歷史學就滿載着公共政策事與願違的結局。

如前所述，恰當穩健的稅收政策固然可作為解決之道，其他可行方案包括通過教育投資、醫療保障和完善退休金制度，應足以對財富不均現象產生較持久的正面影響。

【註】： Charles Schwab Modern Wealth Survey 2021

謝國生 港大經管學院金融學首席講師、新界鄉議局當然執行委員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一年十月二十七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困擾香港特區的貧富懸殊問題揮之不去，令人憂慮，但究竟何謂富人？根據嘉信理財（Charles Schwab）的現代財富調查 【註】，2021年美國人對富有的定義是資產淨值達190萬美元。瑞士信貸（Credit Suisse）全球財富報告估計，2020年全球有5610萬人的個人資產逾100萬美元，其中約2000萬人居住在美國，而當中700萬人的淨資產超過500萬美元，21.5萬人的淨資產超過5000萬美元。

在社會經濟或個人健康受到衝擊時，財富固然能提供安全網，亦能在經濟穩健時為營商和事業發展提供資本，但貧富差距加劇卻有損社會穩定。最近有報道指出，新加坡正研究透過稅制改革收窄財富差距。

所患在於不均

按聯邦儲備局（聯儲局）每季度估算，2020年美國家庭淨資產（不包括16.6萬億美元債務）為130.2萬億美元，較2019年增加11.8萬億美元，創歷史新高。以資產計，有養老基金和存款（70%）、房產（25%）以及其他有形資產（5%）；債務中，抵押貸款約佔三分之二，學生債務佔10%。若按美國人口普查局估計，2020年美國家庭的平均淨資產為101萬美元，而個人平均淨資產約為39.3萬美元。

然而平均財富與現實的財富分布卻大相逕庭。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的數據分析，2018年美國最富有的10%家庭擁有全國財富的79%以及經濟收入的35%；其他國家的對應比率則分別為52%和24%。

在2021年6月，皮格提（Thomas Piketty）和李揚在世界財富與收入分布數據庫WID.World發表的研究報告指出，香港自踏入本世紀以來，收入不均情況嚴重加劇。過去20年間，資本佔比和頂尖財富佔比大幅攀升，資本增至佔國民收入的45%，相當於高收入國家資本份額的1.5倍以上；而頂尖財富佔比（首0.001%）現更位居世界前列。

此外，研究報告指出香港收入最高的1%組別，在工資總額中佔比高於收入最低的50%的一群，與特區回歸前正好相反。在1981至2018年間，收入最高1%組別的工資佔全港收入的比率，從10.7%升至16.3%；而最低50%組別則由18.7%降至11.6%，可見貧富差距日益嚴重。

收入不均一直是造成貧富懸殊的主因。以美國為例，收入最低的90%美國人平均開支佔其稅後收入的99%，反觀收入最高的10%美國人的同項佔比僅為64%。美國富人有充裕的資金投資金融產品，令金融資產的增長速度遠勝整體經濟。在1981年，美國金融資產為本地生產總值的2.3倍，到了2020年已增至6.1倍。這亦印證了皮格提在其經典著作《21世紀資本論》（Capital in the 21st Century）中的論點：當資本回報率大於經濟增長，金融資產增長就會快於經濟，形成財富不均。

既能載舟也能覆舟

其實美國財富不均的情況，在1910至1950年間有所下降，直到1980年亦一直維持在較低水平，但其後卻大幅增加。過去40年來，聯儲局的擴張性貨幣政策，加上利率持續下降，一直是驅動投資回報的主要因素，使財富不均持續惡化。隨着利率下降，長期國債和大額資本化普通股的年均回報率分別為9.4%和11.5%。樓價不斷上漲，同樣加劇貧富懸殊。再者，儲蓄利率處於歷史低位，令小存戶備受金融壓制。

美國總統拜登上台後，就加徵財富稅提出多項建議，其中一項是將收入超過100萬美元的最高長期資本利得稅率從23.8%增至43.4%，並追溯到2021年4月。另一項建議則把免稅遺產值由1170萬美元降至350萬美元；觀乎目前70歲或以上的美國人，合共擁有35萬億美元財富之多，這無疑是龐大的稅收來源。另一引發廣泛討論的建議，是將公司稅率提高到28%。

一些經濟學家就曾警告，提高公司稅率恐會促使企業利用加價方式，把稅務負擔轉嫁到消費者身上；公用事業公司則可透過法律框架提高水電費，以彌補稅務成本，以致中下階層消費者蒙受損失。至於財富稅，在九十年代，尚有10多個歐洲國家加以徵收，但如今只有挪威、西班牙和瑞士三國維持這項稅收，而起步稅率均不足1%，預計稅收只有6位數，對國庫幫助不大。

知難而退先例

財富稅難以在歐洲有效實施，皆因資產價值難以估算，有些更可隨時移動。瑞典即使財富稅率較低，已促使部分非常富有的公民（如宜家的創辦人）遠走他方，瑞典政府於是在2007年廢除個人財富稅。至於法國，從《新世界財富》的數據可知，自2000年以來，約有7萬名百萬富翁遠走他國避稅，因此法國亦於2017年步瑞典後塵。在1991年，奧地利亦取消徵收了長達數十年的財富稅，理由是計算徵稅的行政負擔過重。

下藥務必對症

提高公司稅率會直接影響企業收益、現金流和獲利回報率，繼而降低風險資本的稅後回報。直接打擊風險投資動機，對資本形成和經濟增長構成重大影響，最終只會適得其反。

近數十年來，科技進步和自動化技術取代了美國的半熟練技工。企業把大量低技術的工序搬遷到成本較低的發展中國家，並致力發展高科技及專業服務。高學歷高技術人才的薪酬得以水漲船高，低技術工人則面臨減薪或裁員的危機，令這兩類工人的貧富差距有增無已。

缺乏反壟斷法保障，資訊技術和通訊服務等領域的大企業，可通過併購初創企業和開發新技術打擊潛在競爭對手。由於市場競爭有限，商品和服務的價格一直高企，這尤其影響到資金供應有限的經濟階層。

美國在反壟斷法方面正處於十字路口。最近拜登宣布了一項促進競爭和減輕主要行業壟斷的行政命令，效果如何還需拭目以待。美國政府處理谷歌和臉書等技術主導平台的方法備受投資者關注，皆因此等龍頭企業一旦分拆，其價值可能高於當前市值，投資者更有望富者愈富。

財富不均問題錯綜複雜，要有效解決殊非易事，政治上亦極富爭議。除了要拆解深層原因，亦須透徹分析各種辦法可能產生的深遠影響。經濟歷史學就滿載着公共政策事與願違的結局。

如前所述，恰當穩健的稅收政策固然可作為解決之道，其他可行方案包括通過教育投資、醫療保障和完善退休金制度，應足以對財富不均現象產生較持久的正面影響。

【註】： Charles Schwab Modern Wealth Survey 2021

謝國生 港大經管學院金融學首席講師、新界鄉議局當然執行委員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一年十月二十七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被要求預測股票市場或宏觀經濟表現，是經濟學家經常遇到的「職業風險」。經濟學家對此往往無可奉告，皆因研究股市或宏觀經濟現象的學者為數甚少。所幸芝加哥大學經濟學教授利維特（Steve Levitt）在其暢銷名著《怪癖經濟學》（Freakonomics）中向大眾展示，經濟學家也會分析如警察數目和墮胎合法化對罪案率的影響、相撲手在賽事中作弊的誘因等，看似不屬於經濟學核心研究的問題。但有賴今年諾貝爾經濟學獎三位得獎者：加州大學伯克萊分校的卡德教授（David Card）、麻省理工學院的安格里斯特教授（Joshua Angrist）、史丹福大學的因本斯教授（Guido Imbens）的奠基工作和努力宣導，此等問題已經成為經濟學研究的主流之一。

張冠李戴的問題

也許有人會質疑：上述問題在當前的大數據時代能被輕易解決。以警察數目如何影響罪案率為例，只要先搜集不同城市的罪案率和警察數目，自然能夠梳理兩者之間的關係；但當中的難處在於，每座城市各具特點，對照其中的罪案率好比張冠李戴，無甚參考價值。在今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展開其相關研究之前，經濟學研究（以至一般社會科學研究）向來力求張冠得以李戴，於是對照各類因素，包括城市人口、居民的社會經濟狀況等等，並且觀察同一城市罪案率隨着時間推移而產生的變化，再將不同城市對照分析，以檢視罪案率與警察人數如何相關。

不過，張冠畢竟不能李戴。還有另一個難題，就是因果關係中先有雞還是先有蛋之謎，令傳統研究方法的缺陷無所遁形。假如發現警察數目愈多，罪案率愈高，是否表示警察增多導致罪案率上升？還是因為在罪案率偏高的城市，政府往往多聘警察？同一道理，假如在某地出現醫生數目增加，病人數目也跟着增加的情況，那是否等於醫生令人生病？較為合理的解釋是，因為病人愈多，對醫生的需求也愈大。

先有雞還是先有蛋？

先有雞抑或先有蛋的難題，不論是政府、企業或個人做決定時都會碰到。以制定入境政策為例，政府需要先了解外來移民對本地勞工薪津的影響。假如發現新移民愈多，本地工資愈高，政府大概會下結論指新移民導致工資上升。但在「雞與雞蛋」的理論框架下，則有可能是因為本地的高工資引來了更多的新移民；在企業層面，航空公司機票愈貴、銷量愈多的現象，不一定等於機票貴導致需求增加。反而是因為航空公司在預期機票需求暢旺的日子（例如聖誕節）會提高票價。如果以父母為子女作升學決定為例，傳統智慧自然認為收生成績愈高的學校愈優秀。但說不定這類學校本身並非出類拔萃，不過由於校譽較佳，較能吸引自發努力的高材生而已。

「雞與雞蛋」正是社會科學研究的重點。有別於自然科學，社會科學的觀測變量通常並非隨機而成。上述提及的外來移民數目、機票價格、升學決定都並非隨機產生，而是個人取捨的結果。這類變量由非隨機性產生，若單把它們與利益變量（本地工資等）直接聯繫起來，其相關性則未能有效反映背後的因果。這類非隨機性變量的正式名稱是「內生變量」，而其導致的問題則稱為「內生性問題」。

自然實驗法

內生性問題也對管理學研究造成困擾。舉例來說，企業和政府機構大多關注培訓計劃的成效。而評估成效的常用方法，在於對比學員在參加培訓前後的工資變化。普林斯頓大學經濟學者奧利．阿申菲爾特教授（Orley Ashenfelter）發現，參加培訓的學員，往往在接受培訓前，因為種種原因工資變少，可見參加培訓計劃的學員並不隨機。只看參加計劃前後的工資變化便會出現內生性問題。時運不濟被減了工資的學員，參加培訓之後漲了工資，不是因為培訓有效，只是因為時來運轉。

衡量培訓計劃成效的正確方法應以科學為本，亦即進行實驗。要辨識其中功效，可隨機分配培訓計劃的參加者，然後由研究人員對比參加者與非參加者的收入。阿申菲爾特教授的門生羅伯特．拉隆德教授 （Robert Lalonde）就曾採用此法進行研究，結果發現若沒有考慮工人並非隨機參加培訓，計劃的成效評估難免會大打折扣。

然而，這個方法在執行上有很大困難；在上文的移民政策例子中，政府不可能在各城市隨機分配外來移民。阿申菲爾特教授的另一位學生兼本屆諾貝爾經濟學得獎人卡德教授則有以下灼見：即使並無進行實驗，也會發生有如大自然作出實驗的事件，就如在1980年，古巴領導人卡斯特羅（Fidel Castro）容許其國民移民國外，以致美國佛羅里達州的入境移民數量即時大增，形成隨機變化。卡德教授於是根據這一激增數字，推算出外來移民對當地工資的因果效應。這個方法自此稱為「自然實驗」：正如在一般研究實驗中，自然發生的事件（例如上述卡斯特羅的決策）引致內生變量（外來移民數目），從而產生隨機變化。因此，即使變量本身有內生性，其所產生的變化卻屬外生性，據此可以估算出有關內生變量的因果效應。

經濟學巨匠的革命性創見

運用自然實驗辨識因果效應的方法，在曾受業於阿申菲爾特教授和卡德教授的安格里斯特教授（Joshua David Angrist）手中發揚光大。其研究結果顯示，徵兵抽籤號碼足以影響越戰時期美國人的入伍決定，因而成為自然實驗，讓他從中估算入伍對個人畢生收入的影響。安格里斯特教授和克魯格教授（Alan Krueger；另一位普林斯頓大學經濟學者，若仍在世，筆者認為他可奪本年諾貝爾經濟學桂冠）發現部分人的出生季節，對其接受學校教育年期有所影響。研究人員藉此再估量在學年期對工資的影響。

此外，安格里斯特教授和埃文斯（William Evans）發現，家庭中若頭兩胎均屬同一性別，那麼生第三胎的機會就較高。頭兩胎的性別組合於是成為自然實驗，讓研究人員從中找出多一胎（第三胎）對母親收入的影響。安格里斯特教授還研發出其他巧妙的研究工具，為數眾多，不能盡錄。他的研究成果豁然確斯，工具更因易於上手而成為實證研究的楷模。筆者多年前在麻省理工學院上過他的課，並曾任其教學助理，獲益匪淺。

當然，自然實驗並非真正的隨機對照實驗，仍需進一步釐清其發揮效力的條件，安格里斯特教授和因本斯教授為此已完成基礎工作。除此之外，上述三位獲獎教授都培育出新一代頂尖經濟學者，聚焦研究有關內生性問題。他們對於實證研究的執行方法有舉足輕重的影響，足以構成經濟學上的一場哥白尼式革命。安格里斯特教授在麻省理工的高足迪弗洛教授（Esther Duflo；201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通過強調因果關係，為發展經濟學帶來革命性的變化，並且將實地實驗普及化，以便加深世人對扶貧之道的了解。

本屆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的著作所產生的影響，恐怕有待多年之後，大家方能全面體會。在商業策略和管理的範疇中，內生性問題雖仍未獲足夠重視，但大勢已成。此外，內生性問題也在大數據和人工智能時代造成新挑戰。

根據筆者與香港大學的同事羅曄博士和張曉煒博士的研究，機器學習可令內生性問題惡化，導致對於各項政策的評估錯上加錯。內生性問題還會在機器學習中產生自證偏見（self-fulfilling bias），導致不同人對同一事實，各有不同但一致的版本。我們的研究結果也顯示，上述三位得獎經濟學家所研究出的實證研究方法，可納入機器學習的演算法中，從而改善決策。他們的研究為解決內生性問題提供有效工具，堪稱價值永恒，同時有助於大家在紛紜時局中發掘真相。

李晉教授 港大經管學院教授（管理及商業策略、經濟學）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一零年十月二十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正當全國經濟實力雄厚的城市紛紛招賢納士、擴張高等院校、興辦科技園之際，筆者不禁想起自1999年起，在深圳舉辦的中國國際高新技術成果交易會，那本地、海外的科研人才蜂擁而至，濟濟一堂的盛況。深圳至今發展成首屈一指的科技大城，香港在科技產業的發展瞠乎其後。面臨新一波創新及科技熱潮，如何後來居上，甚至脫穎而出，無疑是本港未來經濟發展的一個迫切問題。

大灣區不是矽谷

粵港澳大灣區能否發展成類似美國北加州的灣區？筆者跟業界朋友交流，經常討論到這個問題。美國的灣區經濟以矽谷為核心，從1960年開始異軍突起，引領科技創新的潮流，成為全球獨樹一幟的高科技中心，堪稱國際楷模。相對於矽谷以供給作為驅動的模式，大灣區的創科模式則由需求驅動。

矽谷經濟中令人津津樂道的傳奇，無疑是「車房創業家」（garage entrepreneurs）。這些創意橫溢的年輕人，從簡陋的車房白手起家，然後向大公司或風險投資基金兜售成果。蘋果公司的創始人喬布斯（Steve Jobs）可說是當中的佼佼者。

以科技和藝術的雙向思維開發新產品，創造新需求，這正是矽谷精神的核心。蘋果產品的前世今生確實驗證了頭腦王者的強大，非現有市場需求所能驅動。在矽谷早期，雖然不少中小企業得益於美國國防部門的訂單，但多屬支援性質，不算需求驅動。

反觀深圳的高新技術企業，大都模仿現有產品，加以改良，降低成本，其發展或依賴海外訂單，或利用國內龐大市場；前者的代表是華為，後者的典型是騰訊。這些漸進式的創新以市場需求為導向，靠的是行銷商的精明和勤勞。而矽谷企業側重的是大刀闊斧的產品創新，以人和科技為導向，靠的是企業家的創意和遠見。因此，把大灣區打造成中國矽谷的想法是一個認識上的誤區。

深圳模式的啟示

深圳高新技術的發展是中國經濟成功的典範之作。然而，在中國高新產業屢屢遭遇關鍵技術被「卡脖子」之後，不少人開始反思深圳模式的利弊。最近，內地網上流傳一篇文章，由深圳科技局一位前官員執筆 【註】，在業界引起頗大反響。文章總結了深圳創科特點的「四個90%」︰90%以上的研發人員集中在企業；90%以上的研發經費來自企業；90%以上的研發機構設立在企業；90%以上職務發明專利來自企業。

言下之意，深圳高新技術的發展是企業主導，市場需求驅動，並不是什麼科研成果轉化成為生產力的結果。這與筆者的觀點頗為一致。

有人憂慮深圳這種模式跟國家的科技布局脫鈎，跟科研系統強調的科技突破脫節，如何撐得起強國科技崛起的重擔？也有人詬病企業家眼光短淺，看重短期利潤，迴避高風險，不願問津從零到一的重大創新。

依筆者所見，深圳得以成功，正因沒有過度參與國家的科技布局，不受國家科研資金分配的制約，能讓市場充分發揮作用，不斷激勵企業家的創業熱情；這是需求驅動型創科經濟的必經之路。

當然政府主導基礎研究，以此帶動應用科技發展，無可厚非。在今後很長一段時間裏，這種政府主導的供給驅動模式將會是全國科技產業發展的一大支柱。現在各省各市都摩拳擦掌，紛紛想從中分一杯羹。大灣區的城市也不甘示弱，引發爭經費、搶人才的新一輪大戰。隨着與大灣區日益融合，香港不可避免地捲入科技競爭，雖說機遇不少，但也困難重重。

先天條件的局限

與深圳相比，走需求驅動型的創新道路，香港無甚優勢。隨着國際競爭形成新格局，中國的創科企業必須更依賴龐大的本地市場，又有多少香港企業能把握住內地市場的脈搏？像淘寶、拼多多這樣的電子商貿平台，沒有對內地市場的深切體會，是不可能創造出來的。筆者在香港大學授課時，經常讓內地學生介紹內地新穎的商業模式，在香港土生土長的同學往往聽得一頭霧水，足見新一代港人與內地市場之間的隔膜。

因此，要緊貼大灣區由需求驅動的創新潮流，香港的發展空間不大。前路大致有兩條：一是提供中介服務；二是與內地企業合作。第一條路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內地的高科技公司來港上市，香港企業提供各種金融服務。港人對此不會陌生，輕車駕熟，生財有方。第二條路則需要港企主動出擊，與內地企業聯手開發技術，攜手進軍內地市場。隨着香港和內地的人才交流日益頻繁，這方面的發展空間理應愈來愈大。只是這兩條道路，香港很大程度上處於附屬地位，恐怕難以帶動高科技產業騰飛。

以供給型創新謀出路

香港要成為創新科技中心，就不得不在供給驅動型的方向另闢蹊徑。20多年前，美國社會學家AnnaLee Saxenian撰寫的《地區優勢》（Regional Advantage）曾在內地高科技界風靡一時。這本書比較了美國兩種供給型創新模式：一種是社區型的矽谷模式，另一種是科層型的麻省128公路模式。

矽谷模式屬分散扁平型，創新者擁有很大的自主權，企業界限模糊，解決技術難題往往依靠人與人之間的信任和互助。而在128公路模式中，佔主導地位的是組織嚴密的大公司，創新者必須接受公司統一規劃，與其他功能部門協同作戰。企業各據山頭，不相往來，技術難題基本上內部解決。這兩種模式各有利弊，矽谷模式固然令人嘆為觀止，128公路模式也催生一些不同凡響的獨角獸。

就中國而言，最有條件採用128公路模式的是大型國有企業和體制內的研究所。這些機構規模龐大、部門齊全、人才眾多、資金雄厚。香港科技園自2002年起培育了不少創科公司和人才，成績也算過得去。

本屆特區政府上周發表任內最後一份《施政報告》，規劃發展北部都會區，力圖打開「北創科，南金融」的局面。為實現這一政策目標，港府可以雙管齊下，一方面聚焦高等教育，促進產研學一體化；另一方面則築巢引鳳，大規模引進高科技企業。

無論採用哪種策略，香港既無大而全的優勢，亦無計劃管理的傳統，不宜走128公路的模式。相比之下，分散扁平的創新模式更適合香港。這就離不開建立以人為本的創科軟環境。內地以上海為首的大城市已意識到人才環境的重要性，推出一套涵蓋城市稟賦、政策環境、個人素質、企業能階、產才融合、城才融合等多方面衡量城市軟環境的指標，以此吸引國內外高尖人才。香港如何揚長避短，有待各界人士集思廣益。筆者也將在此專欄與讀者繼續討論。

【註】：深圳科技局原副局长：深圳创新路径揭示了一个残酷事实，2021

吳延暉博士
港大經管學院副教授（經濟學、管理及商業策略）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一年十月十三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