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區政府設於路旁的泊車位長期供不應求，近年更變本加厲。駕車者在鬧市尋找泊車位固然困難，在郊野公園附近也不容易。要理順路旁泊車位供求失衡的現象，簡單的經濟學理論、科技和大數據的應用或可派上用場。

市場失衡背景

政府路旁泊車位和其他公營、私營停車場顯然互相替代，因此路旁泊車位供求失衡也關係到全港泊車位市場的整體供求。泊車位供求備受關注，這亦是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經常討論的議題。根據2021年8月20日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有關泊車位的討論文件，「截至2021年5月底，全港大約有812000部領有牌照的車輛，當中接近八成為私家車和客貨車。從2010年至2020年，私家車和客貨車數目由約457000部增加至約626000部，而同期可供私家車和客貨車使用的泊車位數目則由約633000個增加至約688000個。換言之，泊車位與此類車輛數目比例由1.38跌至1.10。」由此足見，泊車位數目愈來愈接近甚或少於車輛數目。近年出現車位呎價高於豪宅的現象，正正反映車位市場供求失衡。

針對車位市場供應緊張問題，要從供應、需求和定價入手。如欲增加供應或減少需求，則需要透過政府規劃。但香港土地供應緊絀，大幅增加車位談何容易？過去10年，香港人平均收入上升，對私家車的需求大幅增加。同期，提供類似私家車服務的的士數量維持不變，使用車輛的政府徵費基本上也維持不變。難怪市民在車位租金高昂的情況下，對擁有車輛的意欲依然不減。

在《2021至22年度財政預算案》，政府把私家車首次登記稅，各稅階的稅率提高15%，是10年來首次。牌照費大幅上調30%，更是20年來首次。增加私家車首次登記稅和牌照費，對減低私家車需求應該有一定作用，不過民間對這次上調幅度反應頗大。筆者建議政府日後依人均收入，每年適度上調有關稅項，以便在不致令大眾譁然造成驚嚇的情況下，持續調控私家車需求。

再者，有關當局應考慮重新增發的士牌，以滿足市民對類似私家車服務的需求。一旦此類需求得到滿足，市民對擁有私家車的需求自然下調，泊車位的需求也會繼而下調，紓緩泊車位市場的供求失衡。

此外，車位定價也是解決此問題的關鍵。一般多層停車場多是私人營運的，營運商有定價自由，並基於市場供求定價。至於公營泊車位收費，一般也會參考附近私人市場，故筆者相信公私營市場能自然調整，達致供求平衡。

供應落後成因

值得關注的是路旁泊車位。特區政府審計處2018年發表一份有關泊車位的報告顯示，這類政府車位主要為滿足駕駛者短時間泊車的需要而設。泊車位旁邊一般會豎立收費錶。根據1967年交通諮詢委員會提交前行政局接納的指引，路旁泊車位收費錶所定收費，須足以維持大約15%車位空置率，確保泊車位的車輛流轉，以供更多駕駛者使用。這項指引一直沿用至今。

筆者認為，透過調整收費以維持15%的空置率理論上合理，不過實際執行往往存在困難。在路旁劃定泊車位成本不高，亦毋須經常進行維修，但收費錶的安裝和維修成本就肯定不菲。若入不敷支，安裝收費錶就不划算。因此，出於成本效益的考慮，收費錶多設於使用率較高的市區地段，而非使用率偏低的郊區地帶；郊區的公營泊車位一般不設收費錶，亦即泊車免費。

不難想像，零收費就容易衍生「生人霸死地」的弊端。郊區泊車位被長期佔用，導致真正有需要者經常「無位可泊」，違反了「確保泊車位的車輛流轉，以供更多駕駛者使用」的供應原則。

要以定價維持15%的空置率，就先要收集相關數據。進行實地考查因成本高昂而不能恒常執行，以致政府只能按收費錶的收入，結合過時的空置率考查結果，從而作出粗略的估算。缺乏數據，政府難以掌握空置率的每日變化，當然無法透過調整收費以維持15%的目標。即便能夠掌握數據，要為舊式收費錶定期按時段調整收費，牽涉成本之高也可能得不償失。有鑑於此，維持15%空置率的指引向來只是流於空談。

科技解決方案

不過，隨着近年科技進步，尤其是電子支付和網上支付的發展，15%空置率或有望實現。運輸署於2021年1月開始安裝新一代路旁停車收費錶，預計於2022年上半年完成所有安裝。新收費錶可接受多種電子支付方式，並支援駕駛者以「入錶易」流動應用程式遙距繳付泊車費。同時，新收費錶配備感應器以偵測有關泊車位是否正被使用，並透過「香港出行易」及「入錶易」流動應用程式向公眾發放。

透過收費錶的感應器，有關部門可以實時掌握區內車位的空置率，並以此調整收費，確保空置率維持在15%左右。若空置率低於15%，泊車費就會隨之上調；若高過15%，泊車費就會隨之下調。在使用舊式收費錶的日子，調整費用需要靠技術員實地調整，成本甚高；至於新一代收費錶，理應只需在錶內預設調整收費程序便可，簡單可行。為免混亂，筆者建議每天的收費應設上下限，並可預先透過流動應用程式，向公眾發放預計的平均使用率和收費。當然，上下限應因地區而異，也理應定期調整。

市區郊區看齊

原本不設收費的郊區泊車位，亦應一律增設收費錶。收費目的在於避免濫用，確保泊車位的車輛流轉，以供更多駕駛者使用。在使用舊式收費錶的日子，在郊區設置車位收費錶往往成本大、收入小，不設收費錶的決定也可以理解。但改用新式收費錶後，有關成本將大幅降低。近年整體車輛數目增加，郊區泊車位需求殷切，設置收費錶肯定合乎成本效益，再不設置無疑於理不合。

路邊泊車位收費已經凍結了20多年，偏離合理收費的程度已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若有關當局執行筆者上述的建議，雖會導致泊車費用上調，但卻有助泊車位車輛流轉，惠及更多駕駛者及真正有需要的駕駛者。筆者有信心這項建議會受大部分駕駛者歡迎。

王家富 港大經管學院經濟學首席講師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二年三月二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不論在線上線下，「元宇宙」（Metaverse）都是城中熱話。何謂元宇宙？簡單來說，它是結合了虛擬實境（Virtual Reality）、擴增實境（Augmented Reality）、混合實境（Mixed Reality）、人工智能、區塊鏈（Blockchain）、社交網絡、網媒、網購等元素的新版互聯網。

當前全球新冠病毒疫情極度嚴峻，香港也到了抗疫的關鍵階段，筆者雖非醫學專家，倒有幾點意見和讀者分享。

防控措施應體恤民情

特區政府最近宣布收緊社交距離措施。除了擴大「安心出行」流動應用程式的使用範圍，還推出了疫苗通行證，規定只有接種了新冠疫苗的人士才能進入表列處所。這些措施是否太嚴苛，又或者做得不到位，並非本文的討論重點。筆者希望在此釐清一個概念，那就是只容許已接種疫苗人士進入，和必須先出示接種證明才能進入，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就好比成年人外出要攜帶身份證，不同於他先得向住所大堂的保安員出示身份證才能外出。

要確保只有已接種疫苗的人士才能進入表列處所， 較有效率的做法是安排政府人員進行隨機檢查。既然政府對違規者已有罰款安排， 只要加大隨機檢查的頻率就能產生阻嚇作用。

但目前的安排在以下幾方面均存在問題。 第一，表列處所需安排員工查核疫苗通行證，令經營成本增加。對大企業或許微不足道，但對小企業而言，無疑是百上加斤。小企業大概不會多聘人手處理，這個安排只會增加員工工作量，使他們疲於奔命。

對於顧客或任何進入表列處所的人而言，在門口登記也是浪費時間。他們可能提着大包小包，又要進行登記，未免狼狽。再者，人群聚集也會造成堵塞，影響鄰近商戶及交通甚至發生意外。

資料顯示，目前香港20歲到60歲人士的疫苗接種比例已經接近九成。既然大多數市民已經完成接種，證明自己的接種紀錄到底意義何在？出示接種紀錄未必耗時，但若所有人都要這樣重重複複，總體的時間成本則非常之大。

至於使用「安心出行」的安排也可稍作改善，例如食肆可以讓顧客就坐時才掃碼，會較為方便。

長者接種率偏低的背後成因

筆者前幾天在本報閱讀曾國平博士撰寫的文章，文章指出其他國家的長者疫苗接種率普遍高於青壯年人，但香港長者的疫苗接種率卻比青壯年人低，情況異常。筆者於是認真研究相關數據。從【圖1】可見，在香港各年齡組別，已接種兩劑疫苗的人口和比例中，60歲或以上人士的接種率明顯低於20歲至60歲；70歲至79歲的接種率低於60歲至69歲；80歲或以上的接種率，又低於70歲至79歲。

【圖 1】香港疫苗接種人口的年齡分佈

資料來源：https://www.covidvaccine.gov.hk/zh-HK/dashboard

網站Our World in Data收集了大量有關2019冠狀病毒病和新冠疫苗接種的數據，根據【圖2、3、4】，年紀愈大的人，疫苗接種率愈高。

這個數據庫共列出33個國家的數據。筆者發現，各地60歲或以上人士的接種率均高於全國平均率。香港60歲或以上人士的低接種率，確實異常！

【圖 2】 澳洲各年齡層已接種 2019 冠狀病毒病疫苗處方劑量比率

資料來源：Our World in Data （https://ourworldindata.org/covid-vaccinations#vaccinations-by-age；2022 年 2 月 12 日）

【圖 3】 以色列各年齡層已接種 2019 冠狀病毒病疫苗處方劑量比率

資料來源：Our World in Data （https://ourworldindata.org/covid-vaccinations#vaccinations-by-age；2022 年 2 月 11 日）

【圖 4】 意大利各年齡層中已接種 2019 冠狀病毒病疫苗處方劑量比率

資料來源：Our World in Data （https://ourworldindata.org/covid-vaccinations#vaccinations-by-age；2022 年 2 月 11 日）

筆者認為，這個特殊現象的成因有二：首先，香港的疫情從來沒有歐美嚴重，使長者覺得沒有接種疫苗的迫切性。其次，2019冠狀病毒病的各種疫苗以史無前例的速度快速研發，故長者對疫苗副作用有所憂慮相當合理。其次，政府在推出疫苗接種計劃不久後，便停止公布接種疫苗後出現嚴重副作用的個案，助長了人們對接種疫苗的疑慮。

筆者認為外國長者高接種率的經驗值得港府大力宣傳。在擁有高度言論自由和法治的國家中，假使長者接種疫苗是弊多於利，又或極可能引起嚴重醫療後果，當地媒體和代議士必然會相當重視。

目前在香港使用的疫苗有兩款：科興疫苗是傳統技術，其功效未必最高，但醫學界對其副作用應更有把握；復必泰疫苗則是西方新技術。因此在本地接種疫苗的副作用，與其他國家（特別是西方國家）的經驗是可以類比的。既然在這些有言論自由和法治保障的地方，老人家都比年輕人更願意接種疫苗，換句話說，接種疫苗利大於弊。了解此點，有助加強本地長者接種疫苗的信心。

說到長者的疫苗接種率，筆者就聯想起老人院的院友。今年1月7日開始，親屬已經不能到院舍探望他們。早前的探訪安排亦有諸多限制：到訪前除了必先預約、每次只限一名已完成兩劑接種的親屬探訪、探訪者亦必須擁有24小時內的核酸檢測陰性結果證明等等。

安全之外還須安心

筆者希望隨着疫情減退，加上長者接種率上升，老人院的探訪安排可獲放寬。對於接種率達到100%的院舍，政府應給予最大程度的放寬；要是大型院舍的獨立樓層能達到這個要求，亦應如是放寬。既然疫苗能夠減少出現重症的機會，而所有院友亦完成接種，那探訪安排就沒必要如此嚴苛。否則只得安全，卻了無生趣，這又有何意義？筆者亦建議，在社會福利署的安排和在自願的情況下，各個院舍和院友可以安排掉換，讓更多院舍可以達到有關要求。

筆者認為抗疫有賴全民參與和合作。只有好的抗疫政策並不足夠，還需市民大眾對政策了解和信任，否則只會事倍功半。因此在抗疫的同時，如何方便市民，令市民確實感到政策的好處是至關重要的，事情成敗往往繫於其中細節。

趙耀華 港大經管學院副教授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二年二月十六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自從新冠疫情肆虐全球以來，各國政府紛紛使出各種調控手段，試圖消除疫情對經濟的負面影響。時至今日，所幸沒有哪個國家經濟崩潰；踏入2022年，幾個大國更出現加快復甦的跡象。然而，全球經濟失調的後遺症還是逐漸顯現，美國去年12月的物價指數上升超過7%，達到1982年以來的新高，隨後英國也呈通脹之勢。根據上周公布的數據，歐羅區的物價指數在今年1月跨過5%的關口。

在西方國家經濟虛火上升的同時，東方國家卻憂心經濟停滯不前。不僅長期以來經濟疲弱的日本面臨通縮壓力加劇，連在經濟增長方面領跑多年的中國也減速降溫。這樣東滯西脹的趨勢能否在疫情之後迅速平伏，抑或會演化為虛假繁榮和經濟蕭條並存的局面？探討這個問題，對經濟高度依賴外部環境的香港尤為重要。

東滯西脹非偶然

毋庸置疑，當前疫情重創世界經濟。對主要經濟體來說，最明顯的打擊莫過於國際貿易減少和全球供應鏈中斷，以致需求萎縮、供給不足，經濟自然出現短期停擺。但東滯西脹的局面很大程度源於東西各國截然不同的應對措施。一個明顯的例子就是，針對疫情衝擊，美國快速採取了「大水漫灌」的財政手段和寬鬆的貨幣政策，中國則始終沿用謹慎保守的政策。當然，政策差別並不是孰是孰非的問題，而是中美兩國經濟社會迥然相異的結果。

通過擴大財政開支來拯救需求危機，可謂美國經濟政策的標準作業。其宏觀調控政策源於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經濟大蕭條，全國經濟需求嚴重不足，墮入「流動性陷阱」而不能自拔。不少經濟學家歸咎於白宮政府行動過緩，聯邦儲備局（聯儲局）的貨幣政策又死板僵化。自此之後，但凡經濟出現需求危機訊號，美國政府馬上大規模擴大財政支出，2020年3月疫情乍起，就推出了兩萬億美元的財政救援方案。另一方面，美國在過去10年貧富懸殊問題不斷惡化，低收入階層在大流行造成的經濟風浪中毫無招架之力，即便是信奉自由經濟的保守主義者也對救援法案予以支持。最後，政治因素也不可忽略。美國兩黨之爭愈演愈烈，為了取悅選民，執政黨不惜大灑金錢。2021年，在諸多爭議中，拜登政府還是推出了遠高於需求缺口的救援計劃法案，總值1.9萬億美元。

美國經濟軟着陸言之尚早

如此豪氣的財政政策消解了疫情造成的需求危機，更有助美國經濟實現V形強勢反彈。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紐約時報》專欄作家克魯明（Paul Krugman）對此非常樂觀，認為在強勁需求的驅動下，將會迎來長波增長；一些經濟學家則不以為然。在最近一次辯論中，鼎鼎有名的經濟學家薩默斯（Larry Summers）批評克魯明，強調美國政府這種過度放水的做法，短期引發通貨膨脹，長期加劇債務隱患，搞不好會出現一如1970年代的滯脹危機。

過去兩三個月，通貨膨脹在西方國家如期而至，金融市場因而出現動盪。部分經濟學者認為，這是大公司利用疫情造成的供應短缺來加強壟斷、操縱物價的結果，一待供應恢復，市場競爭增大，物價自會回落，政府應該出手控制大公司的市場勢力，大可不必在需求上做文章。這種觀點有點陰謀論的味道，也令向來忌憚政府干預的美國經濟界頗感不安。更多的經濟學者希冀聯儲局能果斷出手，在貨幣政策上抑制通脹。

聯儲局主席鮑威爾（Jerome Powell）在上周表示，有意在3月提高關鍵利率，也有信心在不損害經濟復甦的大前提下，調整貨幣政策。商界人士對鮑威爾的言論反應友好，但對整體經濟能否順利「軟着陸」仍心存疑慮。美國資深財經記者Christopher Leonard在其剛出版的The Lords of Easy Money: How the Federal Reserve Broke the American Economy一書中，嘲諷聯儲局官員對實體經濟知之甚少，卻又自視過高，調控經濟缺乏遠見，無甚作為。儘管此書被批評多有言過其實之處，但也反映出財經界乃至公眾對聯儲局不盡信任。

主流經濟學家當中，哈佛大學教授巴羅（Robert Barro）頻發警告，如果聯儲局猶豫不決，企業和市民對通貨膨脹的預期一旦固化，美國經濟要付出高昂代價，方能把通脹控制下來。筆者認為，經濟復甦與否，並非聯儲局的首要目標，因此出台政策不宜首鼠兩端，而應當旗幟鮮明地公開控制通脹的決心，否則等到經濟虛火過旺再來急煞車，可能造成「硬着陸」的危機。

阻礙美國經濟「軟着陸」的另一要素是勞動力市場的剛性。儘管最近幾個月美國失業率持續下降，但這是出現「勞工荒」後，企業不得不大漲工資來吸引僱員的結果。在需求減弱或者國際供應恢復後，恐怕失業率會隨即反彈，屆時政府又要被迫發錢，導致經濟陷入惡性循環。因此，未來幾個月勞動力市場如何演變，對判斷美國經濟大勢至關重要。

中國宏觀調控不宜照抄西方

西方經濟逐漸加熱之際，中國經濟反見降溫跡象。去年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一再強調當下經濟面臨三種壓力：需求收縮、供給衝擊，以及預期轉弱。其中的核心問題是在新冠疫情和國際環境變化下外需不足，加上各種偏緊的防控手段，導致內需疲軟。在這種情況下，產生呼籲中央政府借鑑美國做法的聲音，財政上發錢給老百姓，貨幣政策上放鬆銀根，雙管齊下以增強需求，撬動經濟發展。然而，中國國情跟美國相差甚遠，不可照抄作業。正如總理李克強在去年屢次強調，中國堅持不搞「大水漫灌」。

中國對「大水漫灌」式的宏觀調控並不陌生，過去幾十年曾屢次採用，但往往落得「一鬆則亂，一緊則死」的不良後果。這是因為財政約束太軟，地方政府對信貸干預權力強大，一旦水喉放開就不易關緊，加上央行缺乏足夠的獨立性，難以在貨幣供給上卡住通脹的源頭。當前的經濟狀況也不允許當局採取過度寬鬆的財政和貨幣政策。一是中央財政緊張，而多數地方政府更是債台高築，赤字頻仍。二是以房地產為首的多個行業信貸告急，給金融系統造成巨大衝擊，銀根鬆動雖能一時掩蓋眼下困境，卻加劇經濟泡沫的風險。

筆者認為，中國經濟當以溫和調控為主，逐漸為經濟活動拆牆鬆綁。近兩年來，各種政策法規相繼出台，整治以互聯網為主的多個行業，並懲處多家企業。政府反對壟斷加強規管本來無可厚非，但一旦被民間認定，這是在經濟上啟動罰款模式，投資者難免信心不足。再者，內地一些過左輿論令民營資本和私人企業老闆人心惶惶，憂慮國進民退，自己的身家化為烏有。

現在內地有一種聲音，希望能夠推動新一輪改革開放，進一步加大經濟市場化。依筆者之見，觀乎當下的社會經濟環境，實行大刀闊斧的經濟改革不太現實，但政府努力為經濟發展創造一個溫和穩定的環境，倒是應有之義。

吳延暉博士

港大經管學院副教授（經濟學、管理及商業策略）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二年二月九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自從新冠疫情肆虐全球以來，各國政府紛紛使出各種調控手段，試圖消除疫情對經濟的負面影響。時至今日，所幸沒有哪個國家經濟崩潰；踏入2022年，幾個大國更出現加快復甦的跡象。然而，全球經濟失調的後遺症還是逐漸顯現，美國去年12月的物價指數上升超過7%，達到1982年以來的新高，隨後英國也呈通脹之勢。根據上周公布的數據，歐羅區的物價指數在今年1月跨過5%的關口。

在西方國家經濟虛火上升的同時，東方國家卻憂心經濟停滯不前。不僅長期以來經濟疲弱的日本面臨通縮壓力加劇，連在經濟增長方面領跑多年的中國也減速降溫。這樣東滯西脹的趨勢能否在疫情之後迅速平伏，抑或會演化為虛假繁榮和經濟蕭條並存的局面？探討這個問題，對經濟高度依賴外部環境的香港尤為重要。

東滯西脹非偶然

毋庸置疑，當前疫情重創世界經濟。對主要經濟體來說，最明顯的打擊莫過於國際貿易減少和全球供應鏈中斷，以致需求萎縮、供給不足，經濟自然出現短期停擺。但東滯西脹的局面很大程度源於東西各國截然不同的應對措施。一個明顯的例子就是，針對疫情衝擊，美國快速採取了「大水漫灌」的財政手段和寬鬆的貨幣政策，中國則始終沿用謹慎保守的政策。當然，政策差別並不是孰是孰非的問題，而是中美兩國經濟社會迥然相異的結果。

通過擴大財政開支來拯救需求危機，可謂美國經濟政策的標準作業。其宏觀調控政策源於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經濟大蕭條，全國經濟需求嚴重不足，墮入「流動性陷阱」而不能自拔。不少經濟學家歸咎於白宮政府行動過緩，聯邦儲備局（聯儲局）的貨幣政策又死板僵化。自此之後，但凡經濟出現需求危機訊號，美國政府馬上大規模擴大財政支出，2020年3月疫情乍起，就推出了兩萬億美元的財政救援方案。另一方面，美國在過去10年貧富懸殊問題不斷惡化，低收入階層在大流行造成的經濟風浪中毫無招架之力，即便是信奉自由經濟的保守主義者也對救援法案予以支持。最後，政治因素也不可忽略。美國兩黨之爭愈演愈烈，為了取悅選民，執政黨不惜大灑金錢。2021年，在諸多爭議中，拜登政府還是推出了遠高於需求缺口的救援計劃法案，總值1.9萬億美元。

美國經濟軟着陸言之尚早

如此豪氣的財政政策消解了疫情造成的需求危機，更有助美國經濟實現V形強勢反彈。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紐約時報》專欄作家克魯明（Paul Krugman）對此非常樂觀，認為在強勁需求的驅動下，將會迎來長波增長；一些經濟學家則不以為然。在最近一次辯論中，鼎鼎有名的經濟學家薩默斯（Larry Summers）批評克魯明，強調美國政府這種過度放水的做法，短期引發通貨膨脹，長期加劇債務隱患，搞不好會出現一如1970年代的滯脹危機。

過去兩三個月，通貨膨脹在西方國家如期而至，金融市場因而出現動盪。部分經濟學者認為，這是大公司利用疫情造成的供應短缺來加強壟斷、操縱物價的結果，一待供應恢復，市場競爭增大，物價自會回落，政府應該出手控制大公司的市場勢力，大可不必在需求上做文章。這種觀點有點陰謀論的味道，也令向來忌憚政府干預的美國經濟界頗感不安。更多的經濟學者希冀聯儲局能果斷出手，在貨幣政策上抑制通脹。

聯儲局主席鮑威爾（Jerome Powell）在上周表示，有意在3月提高關鍵利率，也有信心在不損害經濟復甦的大前提下，調整貨幣政策。商界人士對鮑威爾的言論反應友好，但對整體經濟能否順利「軟着陸」仍心存疑慮。美國資深財經記者Christopher Leonard在其剛出版的The Lords of Easy Money: How the Federal Reserve Broke the American Economy一書中，嘲諷聯儲局官員對實體經濟知之甚少，卻又自視過高，調控經濟缺乏遠見，無甚作為。儘管此書被批評多有言過其實之處，但也反映出財經界乃至公眾對聯儲局不盡信任。

主流經濟學家當中，哈佛大學教授巴羅（Robert Barro）頻發警告，如果聯儲局猶豫不決，企業和市民對通貨膨脹的預期一旦固化，美國經濟要付出高昂代價，方能把通脹控制下來。筆者認為，經濟復甦與否，並非聯儲局的首要目標，因此出台政策不宜首鼠兩端，而應當旗幟鮮明地公開控制通脹的決心，否則等到經濟虛火過旺再來急煞車，可能造成「硬着陸」的危機。

阻礙美國經濟「軟着陸」的另一要素是勞動力市場的剛性。儘管最近幾個月美國失業率持續下降，但這是出現「勞工荒」後，企業不得不大漲工資來吸引僱員的結果。在需求減弱或者國際供應恢復後，恐怕失業率會隨即反彈，屆時政府又要被迫發錢，導致經濟陷入惡性循環。因此，未來幾個月勞動力市場如何演變，對判斷美國經濟大勢至關重要。

中國宏觀調控不宜照抄西方

西方經濟逐漸加熱之際，中國經濟反見降溫跡象。去年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一再強調當下經濟面臨三種壓力：需求收縮、供給衝擊，以及預期轉弱。其中的核心問題是在新冠疫情和國際環境變化下外需不足，加上各種偏緊的防控手段，導致內需疲軟。在這種情況下，產生呼籲中央政府借鑑美國做法的聲音，財政上發錢給老百姓，貨幣政策上放鬆銀根，雙管齊下以增強需求，撬動經濟發展。然而，中國國情跟美國相差甚遠，不可照抄作業。正如總理李克強在去年屢次強調，中國堅持不搞「大水漫灌」。

中國對「大水漫灌」式的宏觀調控並不陌生，過去幾十年曾屢次採用，但往往落得「一鬆則亂，一緊則死」的不良後果。這是因為財政約束太軟，地方政府對信貸干預權力強大，一旦水喉放開就不易關緊，加上央行缺乏足夠的獨立性，難以在貨幣供給上卡住通脹的源頭。當前的經濟狀況也不允許當局採取過度寬鬆的財政和貨幣政策。一是中央財政緊張，而多數地方政府更是債台高築，赤字頻仍。二是以房地產為首的多個行業信貸告急，給金融系統造成巨大衝擊，銀根鬆動雖能一時掩蓋眼下困境，卻加劇經濟泡沫的風險。

筆者認為，中國經濟當以溫和調控為主，逐漸為經濟活動拆牆鬆綁。近兩年來，各種政策法規相繼出台，整治以互聯網為主的多個行業，並懲處多家企業。政府反對壟斷加強規管本來無可厚非，但一旦被民間認定，這是在經濟上啟動罰款模式，投資者難免信心不足。再者，內地一些過左輿論令民營資本和私人企業老闆人心惶惶，憂慮國進民退，自己的身家化為烏有。

現在內地有一種聲音，希望能夠推動新一輪改革開放，進一步加大經濟市場化。依筆者之見，觀乎當下的社會經濟環境，實行大刀闊斧的經濟改革不太現實，但政府努力為經濟發展創造一個溫和穩定的環境，倒是應有之義。

吳延暉博士

港大經管學院副教授（經濟學、管理及商業策略）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二年二月九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香港在連續數月「清零」後，在社區出現Omicron變種病毒個案，爆發第五波疫情，特區政府因而重新推出表列處所須關閉等社交距離防疫措施，並取消多項大型活動。

為達成零傳播的目的，整體社會難免要付出高昂代價，因為不少關乎民生的經濟活動都會陷於停頓。政府收緊防疫措施影響農曆新年期間消費，摩根士丹利預測本港2022年首季GDP增長只有1.2%。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代表團不久前在香港完成正式訪問後，發表初步評估 【註】，指出有賴政策措施，特區經濟復甦強勁，但礙於「清零」政策，不同界別的復甦步伐各異，旅遊業和接觸密集型行業持續受壓；並預測2021和2022年香港實質本地生產總值（GDP）分別增長6.4%和3%。

有關流行病的經濟研究往往聚焦疫苗接種的成本效益，廣泛分析疫情對經濟影響的研究卻不多。2006年，世界銀行一項對「1918年大流感」的研究，基於大流感造成5000萬人死亡，影響世界人口約五分之一，作出相對保守的流行病學模擬假設：死亡率為2.5%，航空、旅遊業等萎縮20%；預測與目前醫學界對新冠肺炎的估計大致相符。

假設新冠肺炎病毒的傳播範圍與1918年大流感相若，全球經濟產出可能萎縮達3%。相比之下，美國次按危機爆發之後，2009年全球GDP下降0.1%，先進經濟體產出萎縮3.4%，發展中國家卻增長2.9%。

航空運輸轉機

特區政府今次收緊入境限制、取消對機組人員的檢疫豁免，而高風險地區名單幾乎涵蓋所有國家。從【表1】可見，2021年首10個月的到港客運量已較疫情前下跌超過九成。若一直堅持零傳播的高標準，持續封關恐怕會令香港成為孤島，動搖區內航空樞紐地位。

【表 1】 訪港旅客及通脹

資料來源︰香港特區政府統計處

除了中國依然貫徹根除新冠肺炎病毒策略之外，其他所有曾經推行「清零」政策的國家（如澳洲、紐西蘭、新加坡）已經改為「與病毒共存」，重新對外開放。近日環球疫情反彈，歐美情況尤其嚴峻，本港自然必須嚴陣以待，關鍵在於如何能夠精準地權衡利害。

2021年11月，赤鱲角機場的貨物處理量約為43萬公噸，國泰航空的載貨量超過13.5萬公噸，相當於空運出入口總量約近三分之一。國泰因嚴格的防疫措施令運載力下跌，其他外國航空公司其實可以考慮承接部分貨運，以作補充。特區政府收緊空運貨物安檢要求，部分來港貨品減少，將導致價格上升及通脹，物流成本或會增加三至四成。

雖然本港生活必需品及食品大多來自內地，供應相對穩定，但大流行對全球供應鏈的影響較預期嚴重；要是全球供應鏈紊亂加劇，香港和內地亦難以獨善其身。疫情、通脹兩面夾擊，令綜合消費物價指數在2021年首10個月內上升1.5%【表1】；今後一兩個月，Omicron肆虐之勢大概仍處高峰，政府必須留意監察物資供應以及物價變動情況。

香港在創新科技一環適應力強，可研究防疫硬件的創新，例如在機場設立讓本港和外國商務人士洽談的隔離式會議中心；在貨運上與鄰近經濟體合作，讓本港形成容許貨物流通而不需航空人員入境檢疫的閉環系統。

此外，《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於今年1月1日生效，關稅將會逐步取消，區內供應鏈可望壯大，有助改善各成員之間的貿易，進一步鞏固香港作為國際貿易中心的優勢。

考量貿易得失

本港是外向型經濟，倚重國際貿易；2020年，香港是全球第六大商品貿易經濟體。貿易是香港經濟不可或缺的部分，貿易總額相當於香港GDP三倍半以上【表2】，香港亦擔當全球的「總代理」，離岸貿易（並非經香港付運但由香港公司處理的貿易）佔整體貨物貿易總值57%。

【表 2 】香港對外貿易

資料來源︰香港特區政府統計處《香港貿易統計》

香港與15個RCEP成員經濟體有頻繁的貿易來往，相關貿易總額逾7700億美元，佔本港貿易總額73%，也為內地處理大部分對外貿易，足見特區一直擔當連繫內地、接通世界的重要橋樑。2021年首11個月，香港出入口以及轉口貿易均錄得顯著增幅【表2】。

另一方面，香港貿易發展局（貿發局）出口指數於2021年第四季從39點跌至37.2點，反映疫情揮之不去，人流因封關未能回復正常，將繼續削弱香港出口商的信心。2021年11月進行的貿發局出口指數調查顯示，新冠疫情反覆仍是眾多香港出口商的一大擔憂，其中87%受訪者表示業務受到負面影響，比上一季大增20.4個百分點。

由於物流瓶頸，供應鏈不時中斷，受訪者中有62.4%估計物流成本在2022年首季繼續上升，而39.8%更預測成本將提高10%至30%。

話說回來，長期限制人口流動的措施卻也促進了電子商務、電子支付系統，以及娛樂、通訊服務等發展。新冠肺炎在全球的一項重大影響，顯然是加速了數碼化的發展，電子金融成了主要增長領域。

平衡防疫方案

全球醫學界普遍認為新冠病毒不會在短期內消失，事實上，世界各地大致上已實施群體免疫政策，學習與病毒共存。當香港再次對外開放時，任何變種病毒都有機會傳入社區，從而產生「解禁回潮」（Exit Wave），意指因放寬疫情限制措施而導致病例激增。

毋庸置疑，內地疫情防控較絕大多數國家理想，能夠實施嚴厲防疫政策有賴國內大循環，無論是農產品的生產或零售商業活動，內地可透過內需市場的循環來彌補疫情所造成的國際貿易停滯。

反觀香港的經濟定位有所不同，一直以來擔當連繫內地、接通世界的關鍵角色，無論是粵港澳大灣區規劃所提及的航運中心、國際仲裁中心或國際金融中心，亟須保持與中國內地和國際社會的連繫。兩年來「清零」的臨時防疫政策奏效，因可爭取更多時間讓市民接種疫苗，減低傳播風險；但長遠而言，若疫情未能受控，不但各行各業備受重創，香港作為超級聯繫人的作用亦會受到削弱。

本港第五波疫情來勢洶洶，面對不斷出現變種病毒的潛在風險，特區政府務須制定一套較靈活與可持續的防疫政策，核心繫於採取平衡策略，在確保整體社會安全的前提下，既避免用力過猛，同時適度維持經濟活動。上文提及透過RCEP強化供應鏈，以至商貿數碼化，都屬疫情新常態下的理想發展，相信可成為提振本港經濟的積極動力。

【註】：《國際貨幣基金組織2022年第四條磋商代表團總結》，2021年12月15日

參考文獻：

A. Burns, D. Van der Mensbrugghe, and H. Timmer, “Evaluating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Avian Influenza”, Working Paper 47417, World Bank, 2006.

謝國生 港大經管學院金融學首席講師、新界鄉議局當然執行委員
何敏淙 港大經管學院經濟金融學助教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二年一月二十六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香港在連續數月「清零」後，在社區出現Omicron變種病毒個案，爆發第五波疫情，特區政府因而重新推出表列處所須關閉等社交距離防疫措施，並取消多項大型活動。

為達成零傳播的目的，整體社會難免要付出高昂代價，因為不少關乎民生的經濟活動都會陷於停頓。政府收緊防疫措施影響農曆新年期間消費，摩根士丹利預測本港2022年首季GDP增長只有1.2%。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代表團不久前在香港完成正式訪問後，發表初步評估 【註】，指出有賴政策措施，特區經濟復甦強勁，但礙於「清零」政策，不同界別的復甦步伐各異，旅遊業和接觸密集型行業持續受壓；並預測2021和2022年香港實質本地生產總值（GDP）分別增長6.4%和3%。

有關流行病的經濟研究往往聚焦疫苗接種的成本效益，廣泛分析疫情對經濟影響的研究卻不多。2006年，世界銀行一項對「1918年大流感」的研究，基於大流感造成5000萬人死亡，影響世界人口約五分之一，作出相對保守的流行病學模擬假設：死亡率為2.5%，航空、旅遊業等萎縮20%；預測與目前醫學界對新冠肺炎的估計大致相符。

假設新冠肺炎病毒的傳播範圍與1918年大流感相若，全球經濟產出可能萎縮達3%。相比之下，美國次按危機爆發之後，2009年全球GDP下降0.1%，先進經濟體產出萎縮3.4%，發展中國家卻增長2.9%。

航空運輸轉機

特區政府今次收緊入境限制、取消對機組人員的檢疫豁免，而高風險地區名單幾乎涵蓋所有國家。從【表1】可見，2021年首10個月的到港客運量已較疫情前下跌超過九成。若一直堅持零傳播的高標準，持續封關恐怕會令香港成為孤島，動搖區內航空樞紐地位。

【表 1】 訪港旅客及通脹

資料來源︰香港特區政府統計處

除了中國依然貫徹根除新冠肺炎病毒策略之外，其他所有曾經推行「清零」政策的國家（如澳洲、紐西蘭、新加坡）已經改為「與病毒共存」，重新對外開放。近日環球疫情反彈，歐美情況尤其嚴峻，本港自然必須嚴陣以待，關鍵在於如何能夠精準地權衡利害。

2021年11月，赤鱲角機場的貨物處理量約為43萬公噸，國泰航空的載貨量超過13.5萬公噸，相當於空運出入口總量約近三分之一。國泰因嚴格的防疫措施令運載力下跌，其他外國航空公司其實可以考慮承接部分貨運，以作補充。特區政府收緊空運貨物安檢要求，部分來港貨品減少，將導致價格上升及通脹，物流成本或會增加三至四成。

雖然本港生活必需品及食品大多來自內地，供應相對穩定，但大流行對全球供應鏈的影響較預期嚴重；要是全球供應鏈紊亂加劇，香港和內地亦難以獨善其身。疫情、通脹兩面夾擊，令綜合消費物價指數在2021年首10個月內上升1.5%【表1】；今後一兩個月，Omicron肆虐之勢大概仍處高峰，政府必須留意監察物資供應以及物價變動情況。

香港在創新科技一環適應力強，可研究防疫硬件的創新，例如在機場設立讓本港和外國商務人士洽談的隔離式會議中心；在貨運上與鄰近經濟體合作，讓本港形成容許貨物流通而不需航空人員入境檢疫的閉環系統。

此外，《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於今年1月1日生效，關稅將會逐步取消，區內供應鏈可望壯大，有助改善各成員之間的貿易，進一步鞏固香港作為國際貿易中心的優勢。

考量貿易得失

本港是外向型經濟，倚重國際貿易；2020年，香港是全球第六大商品貿易經濟體。貿易是香港經濟不可或缺的部分，貿易總額相當於香港GDP三倍半以上【表2】，香港亦擔當全球的「總代理」，離岸貿易（並非經香港付運但由香港公司處理的貿易）佔整體貨物貿易總值57%。

【表 2 】香港對外貿易

資料來源︰香港特區政府統計處《香港貿易統計》

香港與15個RCEP成員經濟體有頻繁的貿易來往，相關貿易總額逾7700億美元，佔本港貿易總額73%，也為內地處理大部分對外貿易，足見特區一直擔當連繫內地、接通世界的重要橋樑。2021年首11個月，香港出入口以及轉口貿易均錄得顯著增幅【表2】。

另一方面，香港貿易發展局（貿發局）出口指數於2021年第四季從39點跌至37.2點，反映疫情揮之不去，人流因封關未能回復正常，將繼續削弱香港出口商的信心。2021年11月進行的貿發局出口指數調查顯示，新冠疫情反覆仍是眾多香港出口商的一大擔憂，其中87%受訪者表示業務受到負面影響，比上一季大增20.4個百分點。

由於物流瓶頸，供應鏈不時中斷，受訪者中有62.4%估計物流成本在2022年首季繼續上升，而39.8%更預測成本將提高10%至30%。

話說回來，長期限制人口流動的措施卻也促進了電子商務、電子支付系統，以及娛樂、通訊服務等發展。新冠肺炎在全球的一項重大影響，顯然是加速了數碼化的發展，電子金融成了主要增長領域。

平衡防疫方案

全球醫學界普遍認為新冠病毒不會在短期內消失，事實上，世界各地大致上已實施群體免疫政策，學習與病毒共存。當香港再次對外開放時，任何變種病毒都有機會傳入社區，從而產生「解禁回潮」（Exit Wave），意指因放寬疫情限制措施而導致病例激增。

毋庸置疑，內地疫情防控較絕大多數國家理想，能夠實施嚴厲防疫政策有賴國內大循環，無論是農產品的生產或零售商業活動，內地可透過內需市場的循環來彌補疫情所造成的國際貿易停滯。

反觀香港的經濟定位有所不同，一直以來擔當連繫內地、接通世界的關鍵角色，無論是粵港澳大灣區規劃所提及的航運中心、國際仲裁中心或國際金融中心，亟須保持與中國內地和國際社會的連繫。兩年來「清零」的臨時防疫政策奏效，因可爭取更多時間讓市民接種疫苗，減低傳播風險；但長遠而言，若疫情未能受控，不但各行各業備受重創，香港作為超級聯繫人的作用亦會受到削弱。

本港第五波疫情來勢洶洶，面對不斷出現變種病毒的潛在風險，特區政府務須制定一套較靈活與可持續的防疫政策，核心繫於採取平衡策略，在確保整體社會安全的前提下，既避免用力過猛，同時適度維持經濟活動。上文提及透過RCEP強化供應鏈，以至商貿數碼化，都屬疫情新常態下的理想發展，相信可成為提振本港經濟的積極動力。

【註】：《國際貨幣基金組織2022年第四條磋商代表團總結》，2021年12月15日

參考文獻：

A. Burns, D. Van der Mensbrugghe, and H. Timmer, “Evaluating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Avian Influenza”, Working Paper 47417, World Bank, 2006.

謝國生 港大經管學院金融學首席講師、新界鄉議局當然執行委員
何敏淙 港大經管學院經濟金融學助教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二年一月二十六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編寫電腦程式（computer programming）是將特定任務轉換為電腦可以理解命令的過程，以便電腦執行所述任務。編寫程式是當今科技大趨勢的支柱；包括人工智能、機器學習、數據科學、預測分析、區塊鏈和數字化轉型。而且這些新科技更可為人類創造巨大價值。根據麥肯錫估計，到2030年，人工智能將會帶來約13萬億美元的經濟產出，使全球生產總值每年提升約1.2%。另外，根據微軟2018年的估計，到2021年，數字化轉型將為印度貢獻1540億美元的生產總值，合計為亞太地區GDP貢獻超過1萬億美元的生產總值。

編程技能助鶴立雞群

編寫程式的技能對求職者而言也愈來愈重要。根據招聘網站Indeed的數據，以下涉及編寫程式的技能極為勞動市場所需：雲計算、人工智能、移動應用程式開發、區塊鏈。具有編寫程式能力的求職者將鶴立雞群，他們更容易受到僱主青睞，同時還可以賺取更高的收入。除了一般求職者，企業家也需要編寫程式的技能，因為這些技能可幫助他們開發應用程序（App）來服務客戶。

即使你的正職不是編寫程式，它仍可以給你帶來諸多便利，提高個人生產力。筆者身邊就有兩個例子：筆者於大學教未曾接觸編寫程式的MBA學生使用Python編寫程式，上一年其中一個學生的日常工作涉及搜尋和下載大量商業類新聞文章。自從該學生學了編寫程式後，他編寫了自己的網絡抓取程序（crawler），每天定時自動搜尋並下載相關文章，然後再自動轉發給自己，這讓他節省了大量時間。筆者的朋友最近編寫了一個程式來追蹤因預約取消而產生的COVID加强針空檔。他的程式幫助他找到三天後的空檔，比筆者沒有用程式直接在政府網頁所能找到的兩周後預約空檔要早不少。

編寫程式語言變得愈來愈強大，這要歸功於不斷發展的開源社區（opensource community），社區的貢獻者添加了愈來愈多強大但易於使用的庫（library）和包（package），為編寫程式語言提供了新的功能。根據編寫程式問答網站Stack Overflow的統計，當今最流行的編寫程式語言是Python。

編寫程式語言流行程度

來源: https://stackoverflow.com/ （該統計網站上針對每種語言提出的問題數量來推算編寫程式語言的流行程度。）

開源社區不僅讓Python等語言變得更加強大，同時也讓它們變得更易於學習。首先，開源社區提供的庫（library）可以讓用戶在不必編寫冗長而複雜程式的情況下完成所需的任務。其次，開源社區中有許多教程和視頻教市民大眾如何使用這些軟件包。對於不熟悉編寫程式的人而言，現在網上有許多免費的編寫程式課，其中一些更是由名校教師提供的，因此他們比以往更容易做到無師自通。

筆者不想誤導讀者低估學習編程的難度，要成為專業程式員，必須經過長時間的學習。但是，由於Python等用戶友好的編寫程式語言變得如此容易學習，沒有編寫程式背景的初學者可以花很少的時間學會編寫很多簡單實用的小程式。例如，根據筆者的經驗，在導師指導下，一個初學者只需花15分鐘便可學會如何產生一個二維碼，來共享他/她的領英（LinkedIn）個人主頁。他們也可以用同樣的工具，花相若的時間學會產生二維碼，交換數字名片。有了這些工具，我們不再需要隨身攜帶任何實體名片。基礎程式設計變得這麼容易也是全靠網上有很多易於使用的庫和包可以下載。相比而言，若不經過幾個月的學習，一個人很難對一門人類所用的語言有一定的掌握和用它來進行基本的溝通。因此，學習一門編寫程式語言的門檻遠低於學習另一門人類語言，而前者的時間投入的回報率亦遠高於後者的回報率。

應制定高中Python課程

綜上所述，我建議香港教育局為高中生制定一套實用且易於學習的必修課程，讓所有高中生都能學習Python。為了讓學童為高中學習Python做好準備，學校應該考慮教年幼的孩子一種適合孩子的編寫程式語言。

在孩子年幼時，教所有孩子編寫程式也可以解決工程類專業中，女性比例較低的問題。例如，在2015年，超過一半的美國生物科學學士學位頒發給女性，但在電腦科學（18%）、工程學（20%）方面則要少得多。從就業市場而言，儘管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女性佔美國勞動力的46.2%，但根據AnitaB.org研究所的數據，同年女性僅佔科技行業的勞動力的26.2%。Boardroom Insiders的報告也指出，在財富500強公司中，只有22%的技術領導職位由女性擔任。讓所有中小學生接受基本編寫程式培訓，將有助於鼓勵更多女性主修電腦科學或其他工程學科，並最終在科技領域建立成功的職業生涯。

雖然Python可以免費安裝，要編寫程式還需要一台電腦。鑑於編寫程式技能的重要性，筆者還會建議政府考慮資助來自貧困背景的學童，讓這些學生能擁有一台事先安裝了開源編寫程式軟體的電腦，降低他們學習編寫程式的成本。政府亦應該考慮到，學會編寫程式技能有助貧困學童日後獲得薪酬較高的與編寫程式相關的工作，有助他們擺脫貧困，降低香港貧富懸殊。

對我們這一代人來說，編寫程式的技能很有價值；但是對下一代來說，它是必不可少的。筆者相信社會有能力做到讓香港所有年輕人了解編寫程式的基礎，而且這樣做會帶來更加積極和深遠的影響：一方面提高了每個人的工作效率，另一方面也培訓了更多高技能程式員。我們亦可以藉此建立更強大的創業文化，令整個香港變得更具競爭力。受更強大的人才庫所吸引，更多跨國公司也將選擇在香港開展業務。這將會是一個多贏的局面。

房育輝教授
港大經管學院教授（管理及商業策略、經濟學）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二年一月十九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從中國經濟的角度而言，2021是具歷史意義的一年；若作一精簡總結，2021可謂中國經濟加強監管的一年。下文從三方面加以闡釋。

科網企業和數據安全

去年中國政府對互聯網的監管行動可追溯至2020年年底，阿里巴巴擱置旗下螞蟻集團的上市計劃後，隨即被有關當局約談整改，並付之實行。螞蟻集團手上最具價值的逾10億消費者數據庫，將成立錢塘徵信公司，由螞蟻、浙江省旅遊投資集團各持股35%，11月底已向人民銀行遞交申請。

2021年6月30日，滴滴出行在美國上市，兩日後卻傳來中國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網信辦）宣布對其啟動網絡安全審查的新聞，期間禁止新用戶註冊，應用程式下架。滴滴掛牌半年股價大瀉，最近決定從美國退市，轉來香港上市。

滴滴事件引起中國監管部門關注數據出境問題，網信辦10月底發布意見稿，數據處理者須申報數據出境安全評估。此外，數據處理者在境外上市亦需審批。

數據安全是新興的監管問題，對於互聯網平台的監管，亦包括對企業壟斷行為的慣常調查。阿里巴巴和美團先後因「二選一」壟斷行為，遭市場監管總局調查，阿里最終被重罰182億元人民幣。2021年7月，市場監管總局責令騰訊解除網絡音樂獨家版權，降低市場進入門檻，騰訊音樂的獨家版權時代隨之告終。政府施壓下，騰訊宣布旗下微信開放外部鏈接訪問功能，阿里旗下餓了麼、優酷等平台，已經接入微信支付等等。

教培雙減

教育部去年7月發布文件，提出「雙減」政策，一方面提升學校教育的品質，減少校內作業量，減輕學生負擔。另一方面是對校外培訓機構的全面規範。現有的學科培訓類機構重新審核登記為非營利性機構，一律不得上市融資。校外培訓機構不可提供境外的教育課程，不得佔用法定節假日、休息日，寒暑假期組織培訓。

據《信報》網上新聞報道，中國教育部最近表示，校外培訓機構治理取得進展，學科類培訓大減，線下和線上校外培訓機構都已減超過八成；其餘部分機構轉為非營利性機構，實行政府指導價，提供公益服務，不適合「營轉非」的將被註銷。明年將繼續把「雙減」督導作為教育督導「一號工程」，以取得新成效。此外，各地各校普遍制定了作業管理辦法，在規定時間內完成書面作業的學生佔比，由「雙減」前的46%，大大提升至目前逾90%。

由此觀之，「雙減」政策確實取得立竿見影的效果，不過世上沒有免費午餐這回事，雷厲風行背後是有代價的。限制補習活動，規定補習機構為非營利，被明令禁止的補習還是會出現的，比如由英語老師去做課外體育活動的導師，買一杯奶茶100元，送一小時與補習老師聊天等等。那些付得起錢的人仍然可以補習，然而，那些只能付出大眾化價錢的學生卻補習無門。換言之，交易成本上升了，教育的機會變得更不平等。再者，原本受僱於這個行業的補習老師和從業人員因而大批失業，對他們和他們家庭帶來的打擊，這都是「雙減」政策成效背後的成本。

傳播規限

根據「BBC中文網」，去年10月8日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公布了《市場准入負面清單（2021年版）》（徵求意見稿）。

這份最新版的負面清單中，禁止進入事項的第六項：「禁止違規開展新聞傳播相關業務」，不准非公有資本在中國從事新聞採編播發業務，非公有資本不得投資設立和經營新聞機構。

2020年版的負面清單只是規定：「非公有資本不得介入互聯網新聞信息採編業務；任何組織不得設立中外合資經營、中外合作經營和外資經營的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單位」。是次公布的2021版則再經細化為以下六條：

·非公有資本不得從事新聞採編播發業務；

·非公有資本不得投資設立和經營新聞機構，包括但不限於通訊社、報刊出版單位、廣播電視播出機構、廣播電視站以及互聯網新聞信息採編發布服務機構等；

·非公有資本不得經營新聞機構的版面、頻率、頻道、欄目、公眾賬號等；

·非公有資本不得從事涉及政治、經濟、軍事、外交，重大社會、文化、科技、衞生、教育、體育以及其他關係政治方向、輿論導向和價值取向等活動、事件的實況直播業務；

·非公有資本不得引進境外主體發布的新聞；

·非公有資本不得舉辦新聞輿論領域論壇峰會和評獎評選活動。

中國的互聯網企業在傳媒領域有廣泛的布局，不知道這個更為具體的限制會為其帶來如何的衝擊，甚至有不得不退出這敏感行業的風險。事實上，中國政府對媒體的監管有增無已。去年8月有政府背景的中國公司入股字節跳動擁有1%的股權（「黃金股」），中國投資字節跳動的公司名為網球中國北京科技有限公司，該公司又為中國國家機構所擁有。具有國資背景的網球中國在字節跳動擁有一個董事會職位。同樣做法更早之前在微博亦已經出現。以「黃金股」入股的方式，是容許政府對公司的運營有更直接的參與與監管。滴滴出行最近也與北京政府協商，讓政府以黃金股方式入股滴滴，對關鍵營運策略亦有否決權。

除了對互聯網企業的影響之外，這個負面清單若嚴格執行，則會大大壓縮互聯網博客和自媒體的活動空間，並限制有關公共事務的討論。

對中國來說，2021年是監管之年，也是關愛之年，幾乎所有與老百姓息息相關的議題，都得到政府的關顧：從用戶數據安全，企業壟斷行為，教育開支太大，功課壓力，年輕人打機時間過長，有害新聞，以至要求藝人做到德藝雙馨等，一一得到政府的關愛。

主要參考：

1. 〈內地監管風暴 震撼資本市場〉，《信報》，2021年12月23日

2. 〈中國嚴控非公資本涉足新聞 最新禁令會否引發行業震盪〉，「BBC中文網」，2021年10月13日

趙耀華 港大經管學院副教授
趙就琦 港大經管學院教學助理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二年一月十二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繼《2016年施政報告》提出香港「再工業化」計劃，創新科技局翌年成立創新、科技及再工業化委員會。至今香港工業化進展不大，市民對再工業化前景與政府的政策用心也不太了解。有見及此，筆者最近與香港生產力促進局合作，撰寫《香港再工業化研究》報告，透過企業問卷調查及與業界代表焦點小組討論，以微觀數據分析製造業的當前挑戰，以及利用工業4.0技術升級轉型的潛力與困難，最後分析本港再工業化的可能性與政策期望。

2021年7月至9月期間，香港大學的研究團隊訪問了超過200家總部設於香港的製造業公司，鎖定研究較具潛力的三大行業：食品科技、健康科技及綠色科技。

善用行業優勢

此三大行業所以入選，源於香港的軟實力與比較優勢，而又同樣必須面對科技轉型的大趨勢。於食品科技方面，「未來科技」包括不少利用合成生物製作的食物或物料，利用科研及創新思維製成食品之餘，亦可望解決環保問題。

儘管製造業增加值在整體經濟中的比重自1990年代初迅速下降，食品、飲料和煙草製品業卻日形重要，根據政府統計處的數據，其增加值在香港製造業中的份額從1973年的4.4%升至2019年的 34.1%，就業人數亦從 2013年的30037人增加至2019年的34053人。在完善的食品安全監管系統下，「香港製造」的食品標籤象徵產品安全、品牌知名度和優質的美譽。業界持份者期望透過可提高生產力的新技術，包括機械人和人工智能等，推動先進食品製造成為香港再工業化的引擎之一。

健康科技方面，香港不但具備世界級醫療團隊和基礎研發，更可利用中、西醫藥的獨特性，有利於藥品生產及生命科技發展。貿易發展局的數據顯示，2019年，香港約有250家生物科技相關企業，160家醫療衞生設備製造商。同年發布的《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中，生物科技及醫藥被列為大灣區新興支柱產業，相信在這些政策的助力之下，香港應能發揮在生物科技及醫藥的傳統優勢，把享譽世界的基礎科學研究轉化為產品，惠及全球用家。

香港是亞太區內最大的生物科技公司首次公開招股（IPO）中心，位居全球第二。截至2021年6月底，已有67家醫療健康公司在港上市，以IPO集資共2090億港元，見證本地生物科技生態系統的蓬勃和成熟。

話雖如此，特區政府在政策上無疑仍有加大力度的空間。根據香港經濟研究中心2017年一項調查，58%受訪企業表示在港招聘人才有困難，比國內高出17%，原因自然是香港工資以至住房補貼都高於內地；加上缺乏本地培養的研發人才，企業需從內地或海外進行招聘，況且國際科研人力資源競爭激烈，香港相關人才流失率亦因而提高。醫療人員供應短缺，初創企業更難聘得所需專才。要對症下藥，特區政府不妨參考研究團隊的焦點小組結論，多從「官產學研」界別通力合作入手。

至於綠色科技，就更是世界潮流，環保回收業重新備受關注，3Rs（Reduce、Reuse、Recycle）已變成5Rs（Refuse、Reduce、Reuse、Repair、Recycle）。廢物處理向來是香港的迫切問題，按環境保護署的統計資料，傾倒在堆填區的固體廢物總量，自 2002年以來一直大幅下降，直至2011年以後才略見回升。為緩解堆填區壓力，特區政府積極倡導發展本地回收業，以延長廢物的使用壽命，將其轉化為有用的產品和材料，以供內銷甚至出口。

發展綠色科技不僅可以改善環境，還可增加就業多樣性。國際可再生能源機構2020年報告指出，可再生能源產業在全球創造多達1150萬個職位，並預測到2050年，就業人數將增至4200萬。根據政府統計處的統計，2019年在本港直接或間接參與環保回收活動者為數44670人，其在本地就業總人數中佔比，則從 2008 年的 0.9% 微升至2019 年的 1.2%。

由此可見，回收業機遇處處，香港若能成功解決廢物問題，就能把此一模式轉移到全國甚至世界各地。若計劃在全球綠色科技分一杯羹，首先要提升產業科技及產品增加值。港大研究團隊發現，超過六成綠色企業在港設立生產線所需空間超過1萬平方呎，反映回收業未有利用先進技術。如能善用科技，即可有效降低用地及生產成本。

綜合調查結果

基於以上的分析，研究團隊在三大聚焦行業中，以線上問卷形式訪問了184家公司，發現90%、37%及22%的企業分別以香港、中國內地及東南亞為目標市場。按行業來分：食品科技業集中在本港銷售，以香港為目標市場佔98%，只有28%以中國內地及20%以東南亞為目標市場。至於健康科技業，74%以香港為目標市場，以內地和歐洲為目標市場則分別佔49%和36%。綠色科技業與食品科技業類似，達90%公司以香港為目標市場，以內地和東南亞為目標市場的企業比率分別為39% 和24%。

透視企業所需

對於工業4.0技術（如物聯網、自動化、人工智能、區塊鏈技術等），半數企業表示有所認識；大多認為工業4.0主要能提升企業生產力、節省生產成本及增加營運彈性。其中 83%食品科技企業、64%健康科技企業及71%綠色科技企業均認為，應用工業4.0的首要原因是提升生產力。

研究報告亦涵蓋土地及廠房設備問題。 土地面積對很多廠商來說，不是一個關鍵問題，大約 30至40% 公司認為 1萬平方呎或以下的廠房面積就足夠了，其中44%食品科技企業、46%健康科技企業及38%綠色科技企業表示，所需用地少於1萬平方呎。主要困難在於缺乏空間建立自動化生產線，例如卸貨區面積不足和樓底太低。可喜的是，52%企業計劃將生產線遷往或擴展至香港，特別是食品科技企業（佔74%；相對41%健康科技及62%綠色科技的受訪企業），筆者相信新落成的先進製造業中心及現有工業大廈可應付有關廠房需求，增強港商回流決心。

就有關研發方面，報告發現58%受訪企業有投入研發，其中73%屬食品科技業、50%屬健康科技業及75%屬綠色科技業；16%企業更表示有計劃將研發遷往或擴展至香港。至於企業選擇研發地區的關鍵因素，則包括當地是否有研發基礎設施（66%）、熟練科研人才（64%）、鄰近生產設施（62%），法規要求（54%）、資助（51%）等。當被問及為何選擇香港，企業看重的是高等教育機構（46%）、熟練本地科研人才（37%）、鄰近生產設施（36%），研發基礎設施（31%）、資助（29%）等。

有關人才短缺問題，只有28%受訪企業預期在未來一兩年可找到合適人才從事工業4.0相關工作，中長遠而言，只有33%及37%分別預期在未來三四年及五年可找到合適人才。

緊握轉型關鍵

整體而言，研究團隊探討的三大行業，都各自面臨挑戰，但同時亦有不少企業計劃回流香港生產或進行研發。要發展工業，歸根究柢，必先解決土地與人才問題。適當的政策配合，可令香港的軟實力變成硬實力。

隨着2019冠狀病毒疫情帶來的經濟轉變和疫後新常態，加上地緣政治格局的變化和中央及特區政府的新舉措，筆者認為這是香港經濟轉型的關鍵時刻，期待香港轉型成為國際科技和創新中心，從而帶動生產力而惠及經濟發展，改善民生，並透過再工業化加強與區內供應鏈、創科鏈的連接互補。

鄧希煒教授
港大經管學院經濟學教授、香港經濟及商業策略研究所副總監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二年一月五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