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康文署）在5月16日修訂租訂場地措施，目的是打擊康體設施的「炒場」活動。主要改動是透過網上訂場系統進行實名登記，已訂場地不得轉讓，訂場者必須親身簽到取場；同時讓透過「康體通」網上預訂服務的市民優先訂場。電腦系統仍採用先到先得的租訂形式。不難想像，大部分場地在網上預訂階段已經一掃而空。

新措施雖然有效地打擊「真人排隊黨」，但「網上排隊黨」卻應運而生，不少場地流入二手市場（「炒場」活動），據報其中價格比實行新措施之前更高。炒價上升的主因相信是進一步收緊的實名制措施，迫使炒場者必須親身到場簽到，而加重有關營運成本。

治標還須治本

無奈當局似乎依然着力於優化訂場系統。6月15日，時任署理民政事務局局長以書面回覆立法會議員質詢時指出，康文署正開發一套全新智能康體服務預訂資訊系統，以取代現有「康體通」電腦預訂系統，未來兩年將分階段投入運作。新系統將引進新一代的「抗機械人程式方案」，包括過濾機械人程式軟件，如發現不尋常的預訂情況，可即時分析及攔截。新系統亦會在先到先得的原則下，按個別設施和租訂時段的需要，利用抽籤方式分配康體設施。使用新租訂系統，須實名登記及完成身份認證。

筆者認為，單靠改善訂場系統打擊「炒場」活動，不但徒勞無功，甚至適得其反。事實上，「炒場」純屬供求失衡的一種現象。要是場地供不應求，「炒場」活動就會出現，關鍵繫於場地的供求情況。

要解決供求失衡問題，當局應從價格和供應入手。求過於供，價格自然有上調壓力。若硬靠行政手段壓抑價格，供求失衡持續，自然產生二手市場。翻查紀錄，上一次康文署調整康體設施及服務的收費是2013年。當年作出修訂，目的是劃一市區及新界同類市政設施及服務收費水平，決定以較低者為準，結果是下調收費（2000年之前，康樂體育和文化藝術有關設施分別由市政局和區域市政局管理，新界設施通常收費較高）。以市區有空氣調節的羽毛球場繁忙時段為例，今天租金依然是2008年的水平，每小時59元。2008至2021年間，人均本地生產總值實質增長了約28%，人口增長了約8%，平均收入和人口增加帶動了對康體設施的需求。同期，消費物價指數增長了約40%，以此可計算出2021年的59元相當於2008年的41元，亦即場地的實質租金於同期下降了接近30%。

解難有策可依

實質價格下降進一步刺激了需求。雖然2008至2021年有15間體育館落成，以十多年來「炒場」活動一直變本加厲的情況來看，供應量的增加明顯落後於需求。筆者建議，場地租金應該定期調整，最簡單而能獲大眾接受的莫過於每年或每兩年按通脹率調整。不過，要達至供求均衡，恐怕要大幅調整場租才行，這難免有違特區政府近年鼓勵體育運動，創建健康城市的理念，因此並不可行。

當局應該積極研究增加供應量的方法。覓地和規劃興建體育館既需時，也要資源，在土地稀缺，新冠肺炎之後公共財政日趨緊絀的情況下，並非上策。話說回來，在不建造體育館的情況下增加體育設施，其實並非無計可施，方案之一就是利用中小學閒置的運動場地設施。2016年，立法會議員馬逢國委託浸會大學劉永松教授進行「鼓勵中小學借出閒置體育場地政策之研究調查」，更隨2017年《施政報告》發表後，推行了「開放學校設施推動體育發展計劃」。

學校開放設施給公眾使用，可謂責無旁貸。除了極少量私立學校以外，本地大部分校舍都由政府興建，交予辦學團體營運，日常營運資金也主要來自政府撥款。在教育局的《資助學校資助則例》中，就有一項「使用校舍作公眾及教育用途」：

除非不切實可行，否則在有需要時，學校應把校舍及設施提供給政府及政府核准的任何其他機構，以進行公開考試、暫時開辦其他學校，或舉辦教育、社區或其他活動。

由此可見，校方開放學校設施給公眾使用無疑是合情合理。

試想在體育設施使用的高峰期（包括假日和暑假），相當於400所中小學參與開放校內禮堂作羽毛球場用途，以一個禮堂能提供兩個羽毛球場計，頓時可增加800個羽毛球場；以一個體育館的主場一般有8個羽毛球場計，亦即增加了100個體育館主場（目前全港體育館總數約為110個）。體育設施的供應短缺問題可即時緩解，「炒場」活動自然消失。

「開放學校設施推動體育發展計劃」推行至今，雖經反覆優化，開放學校設施的經濟誘因亦已加強，但大部分學校依然反應冷淡。2020至2021年度，參與學校只有60所，且開放時數甚少，對於解決體育設施供求失衡，無異杯水車薪。

有賴政府統籌

學校的取態不難理解。校長和老師們都為教學、課外活動和各種校務疲於奔命，在學校財政未見緊絀的情況下，自然不願意為微薄的經濟誘因多費力氣。筆者幾年前在本欄的文章【註1】曾論述學校開放設施面對的隱藏成本，並建議讓校方與單一團體簽訂一份借用設施的長期合約。有關訂場安排、收費設定，以至場地管理，最好由康民署包辦。

不過，恐怕在完全自願參與的大前提之下，參與的學校大概不多。因此筆者建議，當局不妨統一規定學校開放設施的下限，譬如每年至少要開放禮堂140小時（相當於14天，每天10小時），以供市民大眾進行康體活動，既一盡其應有的義務，亦容許部分學校因應成本和經濟誘因的考量，自行選擇是否延長開放有關設施。

為便於校方專注於教學工作，開放場地的維修保養、保安、管理等問題，則可由相關的政府部門加以協助。為此，當局可考慮成立一個跨部門專責小組負責統籌，務求縮短部門之間協調上的延誤，如此則有望盡快紓緩體育設施供不應求的困局。作為第一步，不妨考慮由暑假（需求高峰及校園設施閒置期）開始，日後視乎進度再擴展至其他時段。

【註1】：〈開放校舍　共享體育設施〉，王家富，《信報》，2018年1月3日

王家富博士
港大經管學院首席講師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二年七月六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康文署）在5月16日修訂租訂場地措施，目的是打擊康體設施的「炒場」活動。主要改動是透過網上訂場系統進行實名登記，已訂場地不得轉讓，訂場者必須親身簽到取場；同時讓透過「康體通」網上預訂服務的市民優先訂場。電腦系統仍採用先到先得的租訂形式。不難想像，大部分場地在網上預訂階段已經一掃而空。

新措施雖然有效地打擊「真人排隊黨」，但「網上排隊黨」卻應運而生，不少場地流入二手市場（「炒場」活動），據報其中價格比實行新措施之前更高。炒價上升的主因相信是進一步收緊的實名制措施，迫使炒場者必須親身到場簽到，而加重有關營運成本。

治標還須治本

無奈當局似乎依然着力於優化訂場系統。6月15日，時任署理民政事務局局長以書面回覆立法會議員質詢時指出，康文署正開發一套全新智能康體服務預訂資訊系統，以取代現有「康體通」電腦預訂系統，未來兩年將分階段投入運作。新系統將引進新一代的「抗機械人程式方案」，包括過濾機械人程式軟件，如發現不尋常的預訂情況，可即時分析及攔截。新系統亦會在先到先得的原則下，按個別設施和租訂時段的需要，利用抽籤方式分配康體設施。使用新租訂系統，須實名登記及完成身份認證。

筆者認為，單靠改善訂場系統打擊「炒場」活動，不但徒勞無功，甚至適得其反。事實上，「炒場」純屬供求失衡的一種現象。要是場地供不應求，「炒場」活動就會出現，關鍵繫於場地的供求情況。

要解決供求失衡問題，當局應從價格和供應入手。求過於供，價格自然有上調壓力。若硬靠行政手段壓抑價格，供求失衡持續，自然產生二手市場。翻查紀錄，上一次康文署調整康體設施及服務的收費是2013年。當年作出修訂，目的是劃一市區及新界同類市政設施及服務收費水平，決定以較低者為準，結果是下調收費（2000年之前，康樂體育和文化藝術有關設施分別由市政局和區域市政局管理，新界設施通常收費較高）。以市區有空氣調節的羽毛球場繁忙時段為例，今天租金依然是2008年的水平，每小時59元。2008至2021年間，人均本地生產總值實質增長了約28%，人口增長了約8%，平均收入和人口增加帶動了對康體設施的需求。同期，消費物價指數增長了約40%，以此可計算出2021年的59元相當於2008年的41元，亦即場地的實質租金於同期下降了接近30%。

解難有策可依

實質價格下降進一步刺激了需求。雖然2008至2021年有15間體育館落成，以十多年來「炒場」活動一直變本加厲的情況來看，供應量的增加明顯落後於需求。筆者建議，場地租金應該定期調整，最簡單而能獲大眾接受的莫過於每年或每兩年按通脹率調整。不過，要達至供求均衡，恐怕要大幅調整場租才行，這難免有違特區政府近年鼓勵體育運動，創建健康城市的理念，因此並不可行。

當局應該積極研究增加供應量的方法。覓地和規劃興建體育館既需時，也要資源，在土地稀缺，新冠肺炎之後公共財政日趨緊絀的情況下，並非上策。話說回來，在不建造體育館的情況下增加體育設施，其實並非無計可施，方案之一就是利用中小學閒置的運動場地設施。2016年，立法會議員馬逢國委託浸會大學劉永松教授進行「鼓勵中小學借出閒置體育場地政策之研究調查」，更隨2017年《施政報告》發表後，推行了「開放學校設施推動體育發展計劃」。

學校開放設施給公眾使用，可謂責無旁貸。除了極少量私立學校以外，本地大部分校舍都由政府興建，交予辦學團體營運，日常營運資金也主要來自政府撥款。在教育局的《資助學校資助則例》中，就有一項「使用校舍作公眾及教育用途」：

除非不切實可行，否則在有需要時，學校應把校舍及設施提供給政府及政府核准的任何其他機構，以進行公開考試、暫時開辦其他學校，或舉辦教育、社區或其他活動。

由此可見，校方開放學校設施給公眾使用無疑是合情合理。

試想在體育設施使用的高峰期（包括假日和暑假），相當於400所中小學參與開放校內禮堂作羽毛球場用途，以一個禮堂能提供兩個羽毛球場計，頓時可增加800個羽毛球場；以一個體育館的主場一般有8個羽毛球場計，亦即增加了100個體育館主場（目前全港體育館總數約為110個）。體育設施的供應短缺問題可即時緩解，「炒場」活動自然消失。

「開放學校設施推動體育發展計劃」推行至今，雖經反覆優化，開放學校設施的經濟誘因亦已加強，但大部分學校依然反應冷淡。2020至2021年度，參與學校只有60所，且開放時數甚少，對於解決體育設施供求失衡，無異杯水車薪。

有賴政府統籌

學校的取態不難理解。校長和老師們都為教學、課外活動和各種校務疲於奔命，在學校財政未見緊絀的情況下，自然不願意為微薄的經濟誘因多費力氣。筆者幾年前在本欄的文章【註1】曾論述學校開放設施面對的隱藏成本，並建議讓校方與單一團體簽訂一份借用設施的長期合約。有關訂場安排、收費設定，以至場地管理，最好由康民署包辦。

不過，恐怕在完全自願參與的大前提之下，參與的學校大概不多。因此筆者建議，當局不妨統一規定學校開放設施的下限，譬如每年至少要開放禮堂140小時（相當於14天，每天10小時），以供市民大眾進行康體活動，既一盡其應有的義務，亦容許部分學校因應成本和經濟誘因的考量，自行選擇是否延長開放有關設施。

為便於校方專注於教學工作，開放場地的維修保養、保安、管理等問題，則可由相關的政府部門加以協助。為此，當局可考慮成立一個跨部門專責小組負責統籌，務求縮短部門之間協調上的延誤，如此則有望盡快紓緩體育設施供不應求的困局。作為第一步，不妨考慮由暑假（需求高峰及校園設施閒置期）開始，日後視乎進度再擴展至其他時段。

【註1】：〈開放校舍　共享體育設施〉，王家富，《信報》，2018年1月3日

王家富博士
港大經管學院首席講師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二年七月六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男子組合MIRROR的演唱會即將開始，全城早已掀起搶票潮，粉絲卻苦於一票難求。即使另加兩場特別場，採用實名制售票，依然無法阻止黃牛黨瘋狂炒票。公開發售的門票瞬間售罄，有本地傳媒報道，二手市場上的黃牛票竟被炒到40多萬元，粉絲們自然叫苦連天。

事實上黃牛黨炒票不僅僅發生在演唱會，因應新冠疫情回穩，康文署上月重開康體設施時，也出現了「炒場」的情況。針對炒賣行為，該署職員通過抽查方式，以核實租用者為場地使用人。

物以罕為貴

一票難求，說明供不應求。經濟學裏，供應和需求就如同蹺蹺板的兩邊，而調節平衡的就是價格。比如奢侈品牌的限量手袋，當想買的人多於店內的貨量，手袋就會漲價，直到價格高到人們望「袋」興嘆的時候，需求和供應就平衡了。

雖然價格的調節功能強，卻不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演唱會門票就屬特殊商品之列。與奢侈手袋不同，演唱會是一種體驗，其價值是由台上的表演者和台下的觀眾共同決定的。如果只聽音色，Apple Music也許更勝一籌；如果只為看明星，電視熒幕無疑清楚得多。演唱會的真正魅力，來自台上台下彼此互動，每場的高潮部分往往是全場大合唱。所以無論是歌星或觀眾，都不希望看到場面冷冷清清。如果任由市場價格飆升，縱使供求平衡了，卻變成曲高和寡，拒粉絲於千里之外。

更重要的是，明星之所以成為明星，是因為有眾多粉絲的喜愛。這種死心塌地的支持給歌星帶來演唱會收入之餘，還包括廣告代言、音樂銷售、商場活動等進賬。如果演唱會的高票價傷了粉絲的心，粉絲也會棄之而去，歌星也將光環不再。要是歌手和主辦單位為了短期的演唱會收益，犧牲了長期的財源，豈不是檢了芝麻丟了西瓜，因小失大？

加場不加價的成功特例

因此，雖然價格可以有效率地平衡供需，但不能簡單直接地套在演唱會的門票銷售上。黃牛市場的炒票現象，不僅浪費了粉絲熬夜輪候的時間，對消費者不利，也損害了歌星和主辦單位的長期利益，釀成「三輸」局面。事實上，苦於黃牛炒風的不單是香港的粉絲，放眼全球，只要有巨星演出，就不免有黃牛炒票。

如何解決這個「國際性」問題呢？解鈴還須繫鈴人。要使失衡的蹺蹺板恢復平衡，可走的路無非兩條。一、增加供應，比如MIRROR增加演唱會的場次。而採用這個辦法的表表者，就是美國鄉謠歌手Garth Brook。他在2014至2017年的巡迴演唱會（覆蓋79個城市，一共390場演出），門票因定價低至70美元而供不應求；為了保證粉絲買到票，只要售出總票數80%，就會立刻多加場次。

粉絲身份如何辨真假

他曾說：「我害怕沒有觀眾，也害怕全場爆滿。」上述為順應需求而增加供應的做法，被戲稱為「Garth模式」，他本人也藉此創下美國歷史上最暢銷的單人演唱會紀錄【註1】。當然，不是每個歌手都有精力和時間效法，因為除了表演，還有創作、宣傳、廣告代言、公益等眾多活動，實在難以面面俱到。

既然蹺蹺板裏供應一方難以解決問題，那麼另一邊的需求方又如何？如何保證粉絲的需求得到滿足，其實是一個怎樣識別誰是粉絲誰是黃牛的問題。兩者之間，一個追星，一個逐利，不僅買票的目的不同，平日的行為也大相逕庭。

粉絲會在各種社交媒體上關注歌星，購買專輯和有關商品，在各種網站上追蹤偶像的動態；黃牛則很少有這樣的行為。若能以此判斷購票人是否真粉絲，就可以有效防止門票落入黃牛手中，而這恰恰是美國最大演唱會門票銷售平台Ticketmaster所採用的粉絲查證（Verified Fan）系統。

2017年，Ticketmaster為了打擊二手門票市場，開發並採用這個系統。消費者在選定演唱會之後，需要註冊個人資料，以便系統通過一定的演算法，來判斷購票者有多大可能是真正粉絲。一旦被認定是粉絲，買到票的機率就會大大增加。雖然Ticketmaster並沒有披露粉絲查證系統的具體演算法，但就宣稱95%經此系統售出的門票，沒有流出二手市場【註2】。

許多歐美歌手都紛紛採用這個系統，包括Taylor Swift、Ed Sheeran等等。在粉絲查證系統啟用之前，Taylor Swift 2015年舉行世界巡演，售出門票中有30%出現在二手市場；至2018年，她的世界巡演運用了這個系統，最終只有5%的門票流出二手市場。雖然Ticketmaster的這套演算法並非完美，也不能保證每個粉絲都能買到票，但的確在一定程度上打擊了黃牛黨炒票。

魔高一尺 道高一丈

除此之外，演唱會主辦單位經常採用其他方法來打擊黃牛黨。比如Jay Z和Taylor Swift都借用航空公司以浮動定價賣機票的方式，根據購票者的買票時間，愈接近演唱會的舉行時間，票價就愈低【註3】。這種浮動定價的策略讓提早用機器搶票的黃牛黨無利可圖，大大提升歌手和主辦單位的收益。

在疫情期間不斷發展的線上直播音樂會，也給歌手提供了一個增加演出的途徑。雖然這類音樂會不可媲美現場打成一片的互動，但可以在不過度增加藝人時間和工作量的情況下，擴充供應，緩解眾多粉絲一票難求的煩惱。

再者，正因為線上音樂會不能完全取代實體音樂會，這種增加的供應不會過多地降低粉絲對實體演唱會的需求。

對於備受熱捧的歌星和忠實粉絲來說，不失為一種雙贏的權宜之計。隨着虛擬實境技術日新月異，線上音樂會也會讓屏幕另一邊的粉絲感受到更多的真實和互動。

解決一票難求的棘手問題，既有賴平衡供求的蹺蹺板原理，又繫於科學的創新和技術的進步。相信在不久的將來，MIRROR粉絲們離偶像的距離可逐漸拉近。一票雖難求，擁戴價更高。

【註1】：Alan B. Krueger, Rockonomics: What the Music Industry Can Teach Us About Economics (and Our Future) (London: John Murray Press, 2019), Chapter 6.

【註2】：https://www.theverge.com/ 2018/2/7/16923616/

【註3】：https://access.intix.org/Full-Article/the-highest-grossing-us-tour-of-all-time-used-slow-ticketing

范亭亭博士
港大經管學院高級講師（市場學）

周文博士
港大經管學院副教授（管理及商業策略）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二十九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MIRROR告訴我 一張門票值多少

男子組合MIRROR的演唱會即將開始，全城早已掀起搶票潮，粉絲卻苦於一票難求。即使另加兩場特別場，採用實名制售票，依然無法阻止黃牛黨瘋狂炒票。公開發售的門票瞬間售罄，有本地傳媒報道，二手市場上的黃牛票竟被炒到40多萬元，粉絲們自然叫苦連天。

事實上黃牛黨炒票不僅僅發生在演唱會，因應新冠疫情回穩，康文署上月重開康體設施時，也出現了「炒場」的情況。針對炒賣行為，該署職員通過抽查方式，以核實租用者為場地使用人。

物以罕為貴

一票難求，說明供不應求。經濟學裏，供應和需求就如同蹺蹺板的兩邊，而調節平衡的就是價格。比如奢侈品牌的限量手袋，當想買的人多於店內的貨量，手袋就會漲價，直到價格高到人們望「袋」興嘆的時候，需求和供應就平衡了。

雖然價格的調節功能強，卻不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演唱會門票就屬特殊商品之列。與奢侈手袋不同，演唱會是一種體驗，其價值是由台上的表演者和台下的觀眾共同決定的。如果只聽音色，Apple Music也許更勝一籌；如果只為看明星，電視熒幕無疑清楚得多。演唱會的真正魅力，來自台上台下彼此互動，每場的高潮部分往往是全場大合唱。所以無論是歌星或觀眾，都不希望看到場面冷冷清清。如果任由市場價格飆升，縱使供求平衡了，卻變成曲高和寡，拒粉絲於千里之外。

更重要的是，明星之所以成為明星，是因為有眾多粉絲的喜愛。這種死心塌地的支持給歌星帶來演唱會收入之餘，還包括廣告代言、音樂銷售、商場活動等進賬。如果演唱會的高票價傷了粉絲的心，粉絲也會棄之而去，歌星也將光環不再。要是歌手和主辦單位為了短期的演唱會收益，犧牲了長期的財源，豈不是檢了芝麻丟了西瓜，因小失大？

加場不加價的成功特例

因此，雖然價格可以有效率地平衡供需，但不能簡單直接地套在演唱會的門票銷售上。黃牛市場的炒票現象，不僅浪費了粉絲熬夜輪候的時間，對消費者不利，也損害了歌星和主辦單位的長期利益，釀成「三輸」局面。事實上，苦於黃牛炒風的不單是香港的粉絲，放眼全球，只要有巨星演出，就不免有黃牛炒票。

如何解決這個「國際性」問題呢？解鈴還須繫鈴人。要使失衡的蹺蹺板恢復平衡，可走的路無非兩條。一、增加供應，比如MIRROR增加演唱會的場次。而採用這個辦法的表表者，就是美國鄉謠歌手Garth Brook。他在2014至2017年的巡迴演唱會（覆蓋79個城市，一共390場演出），門票因定價低至70美元而供不應求；為了保證粉絲買到票，只要售出總票數80%，就會立刻多加場次。

粉絲身份如何辨真假

他曾說：「我害怕沒有觀眾，也害怕全場爆滿。」上述為順應需求而增加供應的做法，被戲稱為「Garth模式」，他本人也藉此創下美國歷史上最暢銷的單人演唱會紀錄【註1】。當然，不是每個歌手都有精力和時間效法，因為除了表演，還有創作、宣傳、廣告代言、公益等眾多活動，實在難以面面俱到。

既然蹺蹺板裏供應一方難以解決問題，那麼另一邊的需求方又如何？如何保證粉絲的需求得到滿足，其實是一個怎樣識別誰是粉絲誰是黃牛的問題。兩者之間，一個追星，一個逐利，不僅買票的目的不同，平日的行為也大相逕庭。

粉絲會在各種社交媒體上關注歌星，購買專輯和有關商品，在各種網站上追蹤偶像的動態；黃牛則很少有這樣的行為。若能以此判斷購票人是否真粉絲，就可以有效防止門票落入黃牛手中，而這恰恰是美國最大演唱會門票銷售平台Ticketmaster所採用的粉絲查證（Verified Fan）系統。

2017年，Ticketmaster為了打擊二手門票市場，開發並採用這個系統。消費者在選定演唱會之後，需要註冊個人資料，以便系統通過一定的演算法，來判斷購票者有多大可能是真正粉絲。一旦被認定是粉絲，買到票的機率就會大大增加。雖然Ticketmaster並沒有披露粉絲查證系統的具體演算法，但就宣稱95%經此系統售出的門票，沒有流出二手市場【註2】。

許多歐美歌手都紛紛採用這個系統，包括Taylor Swift、Ed Sheeran等等。在粉絲查證系統啟用之前，Taylor Swift 2015年舉行世界巡演，售出門票中有30%出現在二手市場；至2018年，她的世界巡演運用了這個系統，最終只有5%的門票流出二手市場。雖然Ticketmaster的這套演算法並非完美，也不能保證每個粉絲都能買到票，但的確在一定程度上打擊了黃牛黨炒票。

魔高一尺 道高一丈

除此之外，演唱會主辦單位經常採用其他方法來打擊黃牛黨。比如Jay Z和Taylor Swift都借用航空公司以浮動定價賣機票的方式，根據購票者的買票時間，愈接近演唱會的舉行時間，票價就愈低【註3】。這種浮動定價的策略讓提早用機器搶票的黃牛黨無利可圖，大大提升歌手和主辦單位的收益。

在疫情期間不斷發展的線上直播音樂會，也給歌手提供了一個增加演出的途徑。雖然這類音樂會不可媲美現場打成一片的互動，但可以在不過度增加藝人時間和工作量的情況下，擴充供應，緩解眾多粉絲一票難求的煩惱。

再者，正因為線上音樂會不能完全取代實體音樂會，這種增加的供應不會過多地降低粉絲對實體演唱會的需求。

對於備受熱捧的歌星和忠實粉絲來說，不失為一種雙贏的權宜之計。隨着虛擬實境技術日新月異，線上音樂會也會讓屏幕另一邊的粉絲感受到更多的真實和互動。

解決一票難求的棘手問題，既有賴平衡供求的蹺蹺板原理，又繫於科學的創新和技術的進步。相信在不久的將來，MIRROR粉絲們離偶像的距離可逐漸拉近。一票雖難求，擁戴價更高。

【註1】：Alan B. Krueger, Rockonomics: What the Music Industry Can Teach Us About Economics (and Our Future) (London: John Murray Press, 2019), Chapter 6.

【註2】：https://www.theverge.com/ 2018/2/7/16923616/

【註3】：https://access.intix.org/Full-Article/the-highest-grossing-us-tour-of-all-time-used-slow-ticketing

范亭亭博士
港大經管學院高級講師（市場學）

周文博士
港大經管學院副教授（管理及商業策略）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二十九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今年哈佛大學的畢業典禮上，校長巴科（Lawrence Bacow）提到由於受疫情和供應鏈影響，校內摺椅短缺，要不是員工足智多謀，可能一半畢業生得坐在地上。巴科以椅子作為比喻，目的是向畢業生提出希望和挑戰。

椅子代表職位、榮譽等有價值但稀缺的事物。哈佛的畢業生往往不愁沒有椅子，別人甚至會給他們讓座，或令他們誤以為坐上椅子是理所當然的事。他向這群畢業生提出挑戰：在將來的日子裏也給別人留一張椅子；利用自身所受的良好教育，為其他人創造機會。

機會供求的機制

經濟學強調市場，講究用價格機制調節需求和供給。用經濟學的邏輯，坐在地上的學生可以出高價來買坐上椅子的權利；如果最後仍然坐在地上，非因椅子不夠，只因不願意付這個價錢。當然，用價格機制來調節畢業禮椅子的分配並不合適。市場能否作為調節供需的手段，部分取決於社會價值觀，部分取決於市場效率。當交易資訊不清楚透明，又或基於各式各樣的交易成本，就會降低市場效率，難免出現椅子供不應求的情況。

對於大學畢業生來說，就業機會可謂極其重要的一張椅子，是否找到工作，有時得看運氣。以雙簧管演奏家為例，由於樂團職位有限，求職從來不易；但在2005年，當不少資深雙簧管演奏家退休，把位置騰了出來，無疑是從天而降的禮物，部分年輕雙簧管演奏家甚至獲得多家樂團的工作邀約。

觀乎今年在中國內地的畢業生，運氣恐怕就沒那麼好。受新冠疫情和相關政策的影響，就業機會相信比往年大為遜色，以致不少應屆畢業生一職難求，失業率上升；更重要的是，他們職業生涯中的整體收入也會受到影響。

內捲以至躺平的隱憂

經濟學家發現，如果學生畢業時遇上經濟蕭條，即使找到了工作，職業選擇也往往不盡人意。基於加拿大的數據，這些學生和畢業逢時的學生相比，不但起薪較低，就算10年之後，其工資還是低5個百分點。至於美國的數據則顯示，經濟蕭條年份畢業生的工資在15年之後依然偏低。史丹福大學經濟學家Paul Oyer發現，該校在經濟不景時期畢業的工商管理碩士，更難在華爾街找到工作，其職業生涯總收入因而減少大概150萬至500萬美元。

職場音樂椅的代價

另一個決定畢業生整個職業發展的因素，在於任職機構所提供的機會。年輕畢業生能否有良好的事業發展，很大程度上視乎晉升空間，如果機構不斷壯大和創造嶄新機會，員工亦可同步成長，就能實現雙贏。即使機構不再發展，但若有足夠多的員工退休，騰出足夠職位，年輕畢業生也可以逐步晉升，職業生涯可望穩定發展。否則，在僧多粥少的情況下，年輕員工可能被迫彼此廝殺，拚命內捲，爭取有限的晉升機會。當他們發現這樣的內捲得不償失，躺平就成了一部分人的選擇。

雖然大眾媒體對內捲和躺平的討論多如牛毛，有關方面的經濟學研究卻相對匱乏，背後原因不一而足，但其中一個就是經濟學對於「椅子」（晉升機會）這個概念不甚重視。事實上，傳統經濟學認為，一個機構內晉升空間的多少，對於年輕人的職業生涯無甚影響。這雖然聽起來違反常識，但經濟學的邏輯是，如果一個機構的晉升機會少，員工可以另謀高就。在勞動力市場上，基於各機構之間對人才的競爭，畢業生不管在哪裏，都會有差不多的薪酬和職業發展──金子無論在哪裏都會發光。

這個經濟學邏輯是否正確？事實上，出問題的往往不是邏輯，而是邏輯的基礎，也就是其中的假設：勞動力市場相對有效，員工轉職成本不高。然而這個假設是否適用，要視乎機構性質。比如說，在家族企業內部，家族成員轉職到其他企業的成本恐怕不會小。至於對整個勞動力市場而言，這個假設是否合適，機構內部的晉升機會對員工有沒有影響？這就需要由數據來說話。

可惜數據並不容易找，因為有關企業內部「椅子」多少對員工影響的研究中，存在「內生性」問題，亦即雞生蛋或蛋生雞的問題。具體來說，問題的源頭是因為椅子的多少，一定程度上可由機構控制。當研究者發現在椅子少的機構裏，年輕員工晉升得慢，也許結論並非是椅子影響晉升，而是因為員工不特別在乎晉升，所以機構不需要多提供椅子。

在筆者和合作者最近期獲《經濟研究評論》（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接納的論文中，就有幸找到了合適的數據，利用意大利社會保障研究所（Italian Social Security Institute）提供所有意大利私營企業的資料，研究了機構內部晉升機會對員工職業生涯的影響。2011年，當時剛組閣的意大利政府對退休金制度進行了閃電式改革（Fornero Reform），不少原本即將退休的員工一下子不得不延遲退休，導致空出來的職位較預期為少。換句話說，在不受機構控制的情況下，椅子一下子變少了。

我們的研究發現，當退休年齡延長時，其他員工的收入的確會受到影響。以一間30人的小型企業為例，如果一名員工因為退休金改革要多工作兩年，其他員工每人每年的工資收入增長會降低2.7個百分點。在改革後的4年間，員工的總收入減少約800歐羅。這個數字也許不算很大，但若公司僱主本身增長緩慢，則員工所受影響會更大一些，4年間的總收入將減少約2000歐羅。至於55歲以上接近退休但沒有直接被改革影響的員工，對他們的影響其實更大，4年間的總收入將減少約3600歐羅。此外，如果延遲退休的是管理人員，則其他員工的晉升概率每年下降約10個百分點。

為新血的前途鋪路

我們的研究聚焦於延遲退休對員工職業生涯的影響；另一個相關的問題是，當晉升機會變少，機構的內部結構和表現會不會產生變化？從所得意大利的數據中，有關企業內部和企業表現的數據部分可惜不夠詳盡。但筆者和合作者2018年發表於《勞動經濟學期刊》（Journal of Labour Economics）的理論研究，就曾對這個問題進行了初步的探索。晉升機會不夠之際，年輕基層人員士氣低下，為了加以激勵，公司一方面不得不提升年輕基層人員的工資；另一方面亦會刻意創造機會，晉升過多的員工。這些升職機會並不是因為企業生產效率的需要，而只是創造椅子，讓年輕員工看到希望。但結果是，機構頭重腳輕，效率低下。我們的理論研究還發現，有些情況下，最佳的人才管理制度是限定退休年齡。這樣可以保證有足夠多的椅子騰出來，以激勵和吸引優秀的年輕員工，現實中也有很多例子足以證明這一點。不少以人才為關鍵才能（core competency）的公司，要求合夥人在60出頭就退休，即使他們還年富力強。不少大學也對教授的退休年齡有成文和不成文的規定；著名的布爾巴基數學學派（Bourbaki School of Mathematics），規定成員不能超過50歲。

人才管理制度對於增長放緩的機構尤其重要。在創業初期，到處都是機會，業務在增長，員工也不愁找不到好椅子。可當增長速度一旦慢下來，尤其是長期高速增長的機構，往往發現位高權重而又能力出眾的決策者還很年輕，遠遠未到退休年齡。這時候，怎樣找到好的機制來公平有效地分配稀缺的晉升機會，怎樣吸引並激勵優秀的員工，對機構能否持續良好穩定運作就非常重要了。

一種方法是靠機構文化，就像哈佛校長所說的，資深員工可以主動把椅子騰出來；另一種方法是靠制度，用制度的方式把椅子騰出來。戰略學者重視動態能力（dynamic capability）這個概念，用來解釋為什麼有些企業能夠長盛不衰。在筆者看來，其中的關鍵點就是椅子的分配制度和文化，它們才是機構長盛不衰的核心。

李晉教授
港大經管學院教授（管理及商業策略、經濟學）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二十二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今年哈佛大學的畢業典禮上，校長巴科（Lawrence Bacow）提到由於受疫情和供應鏈影響，校內摺椅短缺，要不是員工足智多謀，可能一半畢業生得坐在地上。巴科以椅子作為比喻，目的是向畢業生提出希望和挑戰。

椅子代表職位、榮譽等有價值但稀缺的事物。哈佛的畢業生往往不愁沒有椅子，別人甚至會給他們讓座，或令他們誤以為坐上椅子是理所當然的事。他向這群畢業生提出挑戰：在將來的日子裏也給別人留一張椅子；利用自身所受的良好教育，為其他人創造機會。

機會供求的機制

經濟學強調市場，講究用價格機制調節需求和供給。用經濟學的邏輯，坐在地上的學生可以出高價來買坐上椅子的權利；如果最後仍然坐在地上，非因椅子不夠，只因不願意付這個價錢。當然，用價格機制來調節畢業禮椅子的分配並不合適。市場能否作為調節供需的手段，部分取決於社會價值觀，部分取決於市場效率。當交易資訊不清楚透明，又或基於各式各樣的交易成本，就會降低市場效率，難免出現椅子供不應求的情況。

對於大學畢業生來說，就業機會可謂極其重要的一張椅子，是否找到工作，有時得看運氣。以雙簧管演奏家為例，由於樂團職位有限，求職從來不易；但在2005年，當不少資深雙簧管演奏家退休，把位置騰了出來，無疑是從天而降的禮物，部分年輕雙簧管演奏家甚至獲得多家樂團的工作邀約。

觀乎今年在中國內地的畢業生，運氣恐怕就沒那麼好。受新冠疫情和相關政策的影響，就業機會相信比往年大為遜色，以致不少應屆畢業生一職難求，失業率上升；更重要的是，他們職業生涯中的整體收入也會受到影響。

內捲以至躺平的隱憂

經濟學家發現，如果學生畢業時遇上經濟蕭條，即使找到了工作，職業選擇也往往不盡人意。基於加拿大的數據，這些學生和畢業逢時的學生相比，不但起薪較低，就算10年之後，其工資還是低5個百分點。至於美國的數據則顯示，經濟蕭條年份畢業生的工資在15年之後依然偏低。史丹福大學經濟學家Paul Oyer發現，該校在經濟不景時期畢業的工商管理碩士，更難在華爾街找到工作，其職業生涯總收入因而減少大概150萬至500萬美元。

職場音樂椅的代價

另一個決定畢業生整個職業發展的因素，在於任職機構所提供的機會。年輕畢業生能否有良好的事業發展，很大程度上視乎晉升空間，如果機構不斷壯大和創造嶄新機會，員工亦可同步成長，就能實現雙贏。即使機構不再發展，但若有足夠多的員工退休，騰出足夠職位，年輕畢業生也可以逐步晉升，職業生涯可望穩定發展。否則，在僧多粥少的情況下，年輕員工可能被迫彼此廝殺，拚命內捲，爭取有限的晉升機會。當他們發現這樣的內捲得不償失，躺平就成了一部分人的選擇。

雖然大眾媒體對內捲和躺平的討論多如牛毛，有關方面的經濟學研究卻相對匱乏，背後原因不一而足，但其中一個就是經濟學對於「椅子」（晉升機會）這個概念不甚重視。事實上，傳統經濟學認為，一個機構內晉升空間的多少，對於年輕人的職業生涯無甚影響。這雖然聽起來違反常識，但經濟學的邏輯是，如果一個機構的晉升機會少，員工可以另謀高就。在勞動力市場上，基於各機構之間對人才的競爭，畢業生不管在哪裏，都會有差不多的薪酬和職業發展──金子無論在哪裏都會發光。

這個經濟學邏輯是否正確？事實上，出問題的往往不是邏輯，而是邏輯的基礎，也就是其中的假設：勞動力市場相對有效，員工轉職成本不高。然而這個假設是否適用，要視乎機構性質。比如說，在家族企業內部，家族成員轉職到其他企業的成本恐怕不會小。至於對整個勞動力市場而言，這個假設是否合適，機構內部的晉升機會對員工有沒有影響？這就需要由數據來說話。

可惜數據並不容易找，因為有關企業內部「椅子」多少對員工影響的研究中，存在「內生性」問題，亦即雞生蛋或蛋生雞的問題。具體來說，問題的源頭是因為椅子的多少，一定程度上可由機構控制。當研究者發現在椅子少的機構裏，年輕員工晉升得慢，也許結論並非是椅子影響晉升，而是因為員工不特別在乎晉升，所以機構不需要多提供椅子。

在筆者和合作者最近期獲《經濟研究評論》（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接納的論文中，就有幸找到了合適的數據，利用意大利社會保障研究所（Italian Social Security Institute）提供所有意大利私營企業的資料，研究了機構內部晉升機會對員工職業生涯的影響。2011年，當時剛組閣的意大利政府對退休金制度進行了閃電式改革（Fornero Reform），不少原本即將退休的員工一下子不得不延遲退休，導致空出來的職位較預期為少。換句話說，在不受機構控制的情況下，椅子一下子變少了。

我們的研究發現，當退休年齡延長時，其他員工的收入的確會受到影響。以一間30人的小型企業為例，如果一名員工因為退休金改革要多工作兩年，其他員工每人每年的工資收入增長會降低2.7個百分點。在改革後的4年間，員工的總收入減少約800歐羅。這個數字也許不算很大，但若公司僱主本身增長緩慢，則員工所受影響會更大一些，4年間的總收入將減少約2000歐羅。至於55歲以上接近退休但沒有直接被改革影響的員工，對他們的影響其實更大，4年間的總收入將減少約3600歐羅。此外，如果延遲退休的是管理人員，則其他員工的晉升概率每年下降約10個百分點。

為新血的前途鋪路

我們的研究聚焦於延遲退休對員工職業生涯的影響；另一個相關的問題是，當晉升機會變少，機構的內部結構和表現會不會產生變化？從所得意大利的數據中，有關企業內部和企業表現的數據部分可惜不夠詳盡。但筆者和合作者2018年發表於《勞動經濟學期刊》（Journal of Labour Economics）的理論研究，就曾對這個問題進行了初步的探索。晉升機會不夠之際，年輕基層人員士氣低下，為了加以激勵，公司一方面不得不提升年輕基層人員的工資；另一方面亦會刻意創造機會，晉升過多的員工。這些升職機會並不是因為企業生產效率的需要，而只是創造椅子，讓年輕員工看到希望。但結果是，機構頭重腳輕，效率低下。我們的理論研究還發現，有些情況下，最佳的人才管理制度是限定退休年齡。這樣可以保證有足夠多的椅子騰出來，以激勵和吸引優秀的年輕員工，現實中也有很多例子足以證明這一點。不少以人才為關鍵才能（core competency）的公司，要求合夥人在60出頭就退休，即使他們還年富力強。不少大學也對教授的退休年齡有成文和不成文的規定；著名的布爾巴基數學學派（Bourbaki School of Mathematics），規定成員不能超過50歲。

人才管理制度對於增長放緩的機構尤其重要。在創業初期，到處都是機會，業務在增長，員工也不愁找不到好椅子。可當增長速度一旦慢下來，尤其是長期高速增長的機構，往往發現位高權重而又能力出眾的決策者還很年輕，遠遠未到退休年齡。這時候，怎樣找到好的機制來公平有效地分配稀缺的晉升機會，怎樣吸引並激勵優秀的員工，對機構能否持續良好穩定運作就非常重要了。

一種方法是靠機構文化，就像哈佛校長所說的，資深員工可以主動把椅子騰出來；另一種方法是靠制度，用制度的方式把椅子騰出來。戰略學者重視動態能力（dynamic capability）這個概念，用來解釋為什麼有些企業能夠長盛不衰。在筆者看來，其中的關鍵點就是椅子的分配制度和文化，它們才是機構長盛不衰的核心。

李晉教授
港大經管學院教授（管理及商業策略、經濟學）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二十二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開宗明義，這個俗得近乎粗鄙又雅得有點詩意的標題，不完全是筆者原創。《狗屁工作理論》（Bullshit Jobs: A Theory）是在2018年出版便迅速竄紅的社會科學書，內容痛斥當下歐美社會衍生出無數可有可無卻又報酬豐厚的狗屁工。作者是已故美國人類學者格雷伯（David Graeber），字裏行間怒氣沖天，不惜用上打手（goon）及幫閒（flunky）這些帶有羞辱性的詞彙。

至於華麗浪費（splendid waste）則出自亨利詹姆士手筆，這位名作家寫道：「人生在世……所作所為，無非華麗浪費」（life… is capable… of nothing but splendid waste）；筆者以此借喻人才浪費現象，比如文學博士畢業生在快餐店當服務生，科研人員跑到物流公司當倉務員。一方面是狗屁工充斥職場，一方面則是大材小用，這雖談不上所謂的資本主義危機，卻反映了現代社會的困窘之處，不僅歐美特有，也是中國經濟和香港社會面臨的現實問題。

反工作為何成潮流？

格雷伯這本暢銷書中，大的論調並無新意，沿用的還是新舊馬克思主義對資本主義制度的批判，強調資本和僱主對勞工的剝削以及人被工作所奴役造成的異化；但其引人注目之處，在於把炮火對準一個被罵為「沒有理想、不問價值、無助社會」卻又高薪優越的社會階層，認為這些人不僅是辛勤工作的普羅大眾的敵人，亦是經濟效率低下的罪魁禍首。按照作者的定義，企業高管、金融精英、政府官員，甚至大學教授等，大都得打進「狗屁工」的行列。這就難免引起爭論，反擊格雷伯者毫不客氣，認為「狗屁工作」的論調無非是誇大其詞的叫囂。

《狗屁工作理論》的批判在社會引起巨大反響，背後有着深層原因，最直接的就是財富分配不均日益加劇，特別是工薪階層的相對貧困。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美國迎來黃金30年的經濟增長，勞工生產力與薪酬的增長大致上吻合。但自1980年開始，勞工薪酬逐漸落後於生產力的增長，彼此差距愈來愈大；到2000年以後，儘管生產力持續增長，勞工薪酬反而完全停滯不前，整體工資總額佔國民收入的比重愈來愈低。與此同時，資本家、企業高管、金融法律等專業精英的收入卻連番上漲。在這個背景下，美國爆發「佔領華爾街」社會運動，歐洲各國也湧現種種要求「均貧富」的聲音；中國的民眾相對溫和，但也不時鬧出大廠員工抵制「996」工作制、平凡人家選擇「躺平」的風潮。

結構失調導致人才泡沫

2019冠狀病毒病肆虐期間，美國政府採用大水漫灌的財政政策來解決需求危機，企業則紛紛推行遠端工作模式，不料卻引發「反工作」（Antiwork）浪潮。究其原因，一是不用上班也有錢拿；二是疫情下的多艱人生令人反思工作的意義；三是遠端工作提供了上班模式的多樣性。自從疫災爆發，美國出現了「大辭職潮」（The Great Resignation），以致企業人手招聘不足，經濟恢復乏力。直到去年下半年，這場公共衞生危機漸受管控，美國勞工荒才得以稍微緩和，但新的勞資關係卻又應運而生。最近，許多大公司的工人紛紛以反剝削的名義組織工會，向企業要求加薪和增添福利。這將對美國的就業和經濟前景產生深遠的影響。

儘管人工飛漲，美國企業在招聘人才方面還是困難，在中國則呈現相反現象：工人不斷降薪，還是難以找到工作。根據國家教育部2021年年底發布的資料，預計今年內地的高校畢業生人數將再創歷史紀錄，高達1076萬。而繼校外教育培訓機構備受規範之後，整個互聯網行業也迎來寒冬，美團、小紅書、鬥魚、B站等知名網上大平台近期紛紛緊縮，動輒裁員兩三成，其他不少行業也凋敝不興。這樣的就業情況下，誰還有叫罵狗屁工作的底氣？怪不得出現高學歷人才屈尊低就的華麗浪費。去年，北大、清華博士畢業生爭搶中學教師職位的新聞，激發關於人才配置扭曲的熱烈討論；今年，內地頻頻出現名校博士碩士畢業生排隊應聘基層政府職位，高才低就已變成習以為常，不再是新聞了。

內地人才與職位匹配錯位，由諸多因素造成，其中最直接者無疑是綿綿不絕的疫情，加上政府嚴厲的管控措施，造成經濟緊縮，對人才需求劇降。隨着疫情減緩，近期各個地方政府的經濟優惠措施紛紛出台，相信可在短期內緩和矛盾，然而導致人才就業失調的長期因素不容忽視。從供給角度，內地的高等教育界規模龐大，最頂尖部分在過去20年突飛猛進，可惜不少地區性大學還是相當落後，培養出來的所謂高端人才難以從事高端工作，只能低配去爭搶普通的工作。從需求來看，疫情和地緣政治造成一些外國企業撤離中國，加上民營經濟受到一定擠壓，導致市場對人才多樣性的需求不足。

一個勞動力市場出現嚴重錯配，人才泡沫化，很大程度上反映社會創造財富的機會不均。在這個意義上，外國資本、民營經濟的發展不單純是生產效率的問題，而是為市民提供更多創業致富機遇的問題。在一個機會嚴重不均的社會，難免會造成在經濟好的時候，工作就成狗屁，經濟差之際，工作就成華麗浪費。

建設一座提供優質工作的城市

聚焦香港，薪酬優厚的職位集中在以金融業為主的高端服務業。在貧富懸殊變本加厲的困局下，這個行業免不了被詬病為對實體經濟有害無益的寄生蟲、滿口謊言的老千，甚至有從業者也自嘲在打狗屁工。只是疫情之下，面臨巨大的失業壓力，市民自然沒底氣痛罵狗屁工作。另一方面，香港人素來務實，人才流動性很強，勞動力市場自我調節大致得當，還不至於出現華麗浪費。

值得警惕的是，當前特區經濟面對兩大轉型，一是所謂「脫虛入實」，加大實體經濟特別是高科技產業的比重；二是融入大灣區的區域經濟一體化，直接面向內地市場。由於大轉型仍處於說得多、做得少的階段，所以普羅大眾並未覺得有什麼震盪，一旦轉型進入實質性階段，勞動力市場勢將大洗牌。本地現有人才結構不足以支撐嶄新的經濟結構，人才職位錯配在所難免，造成華麗浪費也就不足為奇。

依筆者管見，香港要在經濟結構的調整過程中減少陣痛，成功升級換代，應當立足於建設一座提供優差的城市。所謂優差，除了待遇可觀之外，還要讓人能夠安心相待，滿懷希望。只要能夠創造出一大批這樣的工作，目前不少經濟難題和社會困境自會迎刃而解。如何建設這樣的香港？這是筆者近期的一個研究課題，歡迎有興趣、有洞見的讀者加入共同討論。

吳延暉博士
港大經管學院副教授（經濟學、管理及商業策略）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二年六月十五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香港作為亞洲國際都會、環球金融中心，近年備受各種因素影響，有黯然失色之虞。在慶祝回歸25周年之際，新一屆特區政府即將開啟新篇，一大挑戰是如何保持和發揚香港的國際化優勢。

候任行政長官李家超以「全面提升競爭實力」作為四大施政綱領之一，列舉多項相關措施提升香港國際化優勢，可見對此高度重視。這一課題進程之艱巨、意義之重大，確是決定香港未來發展的重中之重，必須認真思考和應對。

保持國際化對本港內地愈發重要

當前百年未有的大變局之下，香港作為聯繫中外的國際都會，其獨特作用和意義不會減弱，只會日漸加強。

中美競爭力比併和博弈現已成為世界政經主線，新冠疫情和俄烏戰爭更催化了其中的分化和重構。上月中，美國總統拜登動作頻頻，先是召集東盟10國到華府開會，隨後出訪南韓日本，期間啟動印太經濟框架。5月26日，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在喬治華盛頓大學發表演講，指明中國為該國的最大對手，「中國是全球唯一國家，既有重塑國際秩序的意圖，並在經濟、外交、軍事和技術方面日益增強實力，而足以實現此一意圖」；講詞亦系統闡述了對華競爭戰略。

面對波詭雲譎的政經局勢，中國經濟的外循環和高水準的對外開放，都需要香港產生更大作用、作出更大貢獻。

國際化深植於香港基因之中，從歷史維度看，這座城市一直是聯通中外的重要橋樑，在很多特殊時期發揮了獨特的效果。無論是在冷戰期間中外隔絕時期，還是中國剛開始改革開放的年代，香港都順應時勢，成為中外資金、貿易及人員往來的通道，服務了國家也成就了自己，作出貢獻之餘，亦從中受惠。

在新時代保持國際化特色，做好超級聯繫人的角色，對於特區而言，既是歷史性機遇，也是歷史性使命。若能貫徹「一國兩制」的穩健基礎，成功發揮聯通中外的橋樑作用，香港的前景就會光明寬闊。

香港的國際地位在於作為接通國家的橋樑，不管金融商業抑或其他領域的交流合作，和內地的聯接愈緊密和通暢，其對國際的價值和吸引力就愈大。

保持國際化以服務國家發展大局

基於各種原因，香港回歸後在有些方面和內地的聯繫並沒有變得更緊密。與此同時，隨着改革開放不斷深化，內地直接聯繫海外的效率大大提升，香港的國際競爭力自然相對下降。我的同事陶志剛教授等學者的研究顯示，由於對於內地需求的了解和掌握不足，過去20年本港在協助內地企業進口中，所佔份額持續縮減，錯過了借力內地進口蓬勃增長的良機。

因此，積極融入祖國的社會經濟發展，深入理解不同層次的需求，不斷加強各種聯繫和合作，香港才能為世界各地聯通中國發揮更大功能，為其國際化增加價值。

另一方面，作為中國的一個城市，香港對於國家的特殊意義，在於其接連全球的獨特優勢。香港保持國際化特色，成為中國經濟外循環的一個關鍵樞紐，以及高水準對外開放的一個重要平台及視窗，足以對國家的發展貢獻所長，相信這個定位更將日形重要。香港自身的發展，理應圍繞這個定位，在以國際化優勢服務國家發展的大前提下，加強自身優勢，開拓嶄新領域，打造獨特的競爭力。

保持國際化須靠堅持完善「兩制」

在守牢「一國」底線的基礎上，香港保持國際化的關鍵，在於堅持完善「兩制」。香港國際化之所以能夠獨秀於亞洲，除了歷史沿革以及背靠祖國的地利外，仗賴的就是「兩制」的核心、法治和自由市場。

法治予人安全的保證，自由市場則提供平等機會；兩者造就了本港國際金融和國際貿易的繁榮，使香港得以成為亞洲國際都會，吸引各地人士定居發展，形成了國際多元的文化底色。接軌國際的生活環境和條件，加上機遇處處，讓香港這顆東方明珠能夠長期閃耀於世界。

由於全球局勢變幻莫測，風險和不確定性驟然大增，人們紛紛尋找相對安全的地方避險。比如在第五波疫情下，居港的一些外籍人士遷往新加坡等地的意向提高，很大程度上是避險心理使然。香港制度基礎保持穩健，為市民提供穩定的預期和基本的保障，在動盪的歲月尤其重要。

在國際化領域更上層樓

一個地方如果法治不彰、政策多變，充滿各種不確定性，自會給人極大的不安全感，最終影響資本和人才的去留。因此，只有堅持完善法治和自由市場，香港才能鞏固國際化的既有優勢，在新時代提升國際競爭力。

保持國際化的原有優勢之餘，特區政府和社會各界應當積極面對寰宇政經形勢的變化，加強國際推廣和宣傳，主動拓展合作和聯繫，銳意增強國際競爭力。至於着力重點，筆者謹提出以下建議。

一、 擴大國際金融中心的影響，力爭成為亞洲新興經濟體和中東國家的主要國際融資平台。香港成熟高效的市場、國際化的優勢、地緣和經濟往來的基礎，都是拓展這些市場的有利條件。打進這些新市場將大大提升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

二、 在打造國際創科中心和中外文化交流中心過程中，開創國際化的新內涵，增加國際化的新內容。無論是創科還是文化領域，香港需要積極聯接中國內地和國際的資源，走出去，然後引進來，逐漸形成聚集效應，建成具備吸附力的開放中心。最近，香港大學支持其經管學院在創業之國以色列成立了「港大特拉維夫創新中心」，目標就是聯接香港、以色列、大灣區的創新創業資源，以期形成中外互通的創新創業生態。

三、 廣開門戶，凝聚國際優秀人才。紐約、倫敦之所以是舉世公認的國際大都會，在於能夠吸引全球傑出人才前往工作和生活。香港作為國際化城市的資源優勢有目共睹，雖也有各種優才計劃，但特區政府吸納人才的總體思路仍不夠清晰，部分獎勵措施也不夠精細。

舉例來說，香港縱有高品質的國際化大學，但在吸引亞洲區內的優秀年輕人留學方面卻乏善可陳：不僅不如美國、英國，也顯著落後於新加坡、澳洲等。特區政府對大學招收非本地學生的限額乃屬作繭自縛，理應盡快讓大學自主決定，因為非本地生絕大部分是自費，不僅並無造成公共財政負擔，反而可為本港增加資源，帶來各種經濟好處。

此外，香港應該積極走出去，致力和其他國家和地區的教育界合作。最近，在大學的支持下，港大經管學院在胡志明市成立了「港大越南中心」，一方面希望和越南商界建立緊密的聯繫，為其培養國際化管理人才；另一方面透過和越南學界合作，助其提升教學和研究。通過融入越南社會，可望提升香港大學的聲譽，吸引當地優秀青年赴港升學。

為吸引國際上最優秀的學生前來留學，特區政府應結合社會力量，考慮設置牛津大學羅德獎學金之類的獎勵項目，提供優厚的留學條件。再者，放寬工作簽證對於吸引國際優才也至關重要。

總括而言，若能以積極開放的方式，增強香港對國際人才的吸引力，讓特區成為國際人才求學和創業的上選之地，同時亦為本地年輕人提供更多機會，以確保香港在全球人才競爭中不落人後，東方之珠就自會愈發璀璨。

蔡洪濱教授
港大經管學院院長兼經濟學講座教授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二年六月八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香港金融管理局2017年9月就針對金融業數碼化，以「智慧銀行新紀元」為題，推出多項倡議；隨後於2021年6月公布「金融科技2025」策略，迎向銀行業要以科技為基礎的未來，旨在促進銀行採用科技、增強數據基礎設施、支持不斷發展的數碼生態系統。繼2017年清晰表達把虛擬銀行引進本港之後，該局翌年即發出《虛擬銀行的認可》指引修訂本；虛擬銀行須遵守適用於傳統銀行的同一套監管規定，在合乎其運作性質及所承擔的銀行業風險情況下，維持最少3億元繳足款股本。

香港的虛擬銀行計劃別具特色，包括：一、規定銀行不設實體分支機構，所有服務以互聯網或其他形式的電子傳送途徑提供。二、促進金融包容性（financial inclusion）。三、容納大型科技公司和金融科技公司參與所有權結構。四、維持風險和技術中立的監管框架。

2020年，8家虛擬銀行在港全面營運【表】，令特區正式步入金融科技的新時代。截至同年12月，其存款總額約為158億元，佔銀行業存款總額的0.11%。虛擬銀行存款額中，以眾安銀行和Mox Bank佔比最大，分別為38%和33%。基於開業初期須投巨資於辦公設備、員工成本、資訊技術等，並以較高的存款利率招徠客戶，從【表】可見，虛擬銀行紛紛出現稅前虧損，但隨着客戶數量和存款總額增加，假以時日，可望達致收支平衡，甚至盈利。

資料來源：Hong Kong Banking Report 2021，畢馬威

勢頭冒現 由西至東

虛擬銀行熱潮始於歐洲和美國，至今席捲中國、日本、新加坡、南韓等亞洲地區。目前，中國內地有19家非國有銀行，其中一些沒有實體分行，因此被歸類為虛擬銀行；2020年，其總資產為1.25萬億元人民幣，其中微眾銀行和網商銀行共佔高達52%的市場份額。

至於日本，虛擬銀行主要包括在2000年代初成立的PayPay。新一代的虛擬銀行卻並無完整的銀行執照，只能提供單一金融服務，例如借記卡、信用卡、匯款等，透過替代數據開發自身（或採用第三方）的創新銀行系統和信貸模式，主要開發類似社交媒體或遊戲的應用程式，有別於2000年代所採用的傳統銀行核心銀行系統和信貸模式。

時至今日，在某些地區，女性和年輕人仍是傳統銀行忽略的客戶群體，尤具金融包容性的虛擬銀行則可補此不足。Chen等（2022）的研究指出，在設有虛擬銀行的地區中，最大的用戶群體介乎25至34歲以及35至44歲，其中女性佔重要比例。以南韓為例，女性客戶比例為49%，而當地虛擬銀行Kakao的女性用戶佔比更達57%。

亞洲第一家數碼銀行Jibun Bank早於2008年在日本成立。女性客戶在該國所有虛擬銀行總客戶中佔比超過三分之一，顯示虛擬銀行對年輕及女性用戶有一定吸引力。

創意服務 破舊立新

虛擬銀行借助科技無遠弗屆的優勢，向客戶提供全天候數碼化服務，一律在線進行。服務對象集中於零售業及中小企業，範圍涵蓋基本零售銀行服務、商業和個人客戶的存款和貸款。由於採用數碼技術，除可降低作業成本之外，兼具以下競爭力。首先，既可根據平台上客戶的大數據調整產品，從而吸引新客戶，亦可和其他公司合作，以改善客戶介面。舉例來說，客戶可以使用支付處理平台（如Stripe、Venmo），在線發送和接收款項，以及使用電子錢包（如支付寶、PayMe），通過掃描二維碼方式來增值和進行支付。這種在線接觸客戶的技術，將有助於金融業開拓新市場。

年輕一代熱中於探索新技術應用，無疑是虛擬銀行的潛在客戶群，因而產生不少相關促銷活動，以便及早鞏固其市場影響力。例如某大虛擬銀行的推廣計劃，可讓客戶優先訂購人氣男團MIRROR演唱會門票，就曾哄動一時。由於營運成本較低，虛擬銀行或會透過推出五花八門的優惠和高達幾厘的優厚存款利率吸客。

科技為本 以長補短

據世界銀行統計，在其企業調查數據庫中的16.4萬家公司中，約有89%的公司在金融機構擁有支票或儲蓄賬戶，但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公司擁有銀行貸款或信貸額度。經濟學指出，信貸市場經常出現貸款人和借款人之間的資訊不對稱（information asymmetry）問題，而傳統實體銀行往往要求貸款人以有形抵押品作為貸款擔保。事實上，世界銀行企業調查全球數據庫的最新證據顯示，超過70%的受訪公司需要抵押品才能從正規金融系統貸款。

若傳統實體銀行無法區分借款人的風險水平，則會以提高利率增加風險溢價，從而減低損失。優質借款人因借貸成本過高而卻步，便會產生劣幣驅逐良幣的逆向選擇（adverse selection）惡果，市場只餘下高風險借款人，導致利率上升和貸款減少，銀行營運成本大增。

資訊不對稱和高昂的營運成本，亦窒礙傳統銀行向低利潤、高風險客戶提供服務。虛擬銀行正好掌握此一契機；利用大數據、物聯網、人工智能等創造「資訊資本」，降低交易成本，並減輕借款人和貸款人之間的資訊不對稱，以及對有形抵押品的依賴。這亦有助於改善風險評估和監控，而小額融資亦可以更為靈活，可根據客戶的信貸狀況及需求而提供貼身服務。

認清隱患 前途可期

至於虛擬銀行控股公司的多樣性，參與銀行業的公司種類愈多，就愈須在促進創新和包容性之間取得平衡，在維護金融穩定及充分競爭的同時，又要保護客戶群權益和市場誠信，以免不法之徒有可乘之機。其次，虛擬銀行既採用數據技術，數據分析是人工智能的支柱，但社會偏見卻易於嵌入人工智能中，以致破壞金融系統的包容性，何況人工智能算法亦難以百分之百滿足「公平」原則。

目前設於香港的虛擬銀行與其他現有銀行接受相同的監管，須由本地註冊銀行營運。大股東須為信譽良好，並為受香港或其他地方有關當局監管的銀行或金融機構，這有助於維持創新和競爭市場的環境，同時確保最終用戶不必承擔不當風險。然而，金融管理局在監管中採用以風險為本和技術中立的方法，着眼於促進金融包容性和創新，以提供更佳的客戶體驗。因此，在實施監管框架時，如何認清金融活動中的交易性質及風險至關重要。

展望未來，虛擬銀行將會繼續利用數碼技術優勢，開發多元化產品和服務以吸引客戶，例如財富管理服務、各類促銷計劃（如購物折扣），以及為客戶提供具競爭力的存款利率，與傳統銀行競爭。其目標客戶群亦將不只局限於年輕一代，進而包括積蓄較多並愈來愈樂於接受虛擬金融服務的長者。

參考文獻：

Chen, S., D’Silva, D., Packer F., & Tiwari, S. （2022）, “Virtual Banking and Beyond”, BIS Papers, No. 120, January 2022.

謝國生港大經管學院金融學首席講師、新界鄉議局當然執行委員

章穎芝 香港大學附屬學院講師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二年五月二十五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無差異曲線圖是一個經濟學工具，分析消費者如何將固定的預算分配在不同的產品上，從而達到最大的效益，相信曾修讀經濟學的讀者會對以下的典型無差異曲線圖感到熟悉。

圖一: 典型無差異曲線圖

修改模型可作商業應用

這個工具對於了解消費者如何選擇不同產品提供了理論基礎，但在商業模型中欠缺廣泛應用。筆者對典型無差異曲線模型稍作修改，使之適用於指導商業產品或服務設計。

我們依照消費者對某一產品的偏好構建一張無差異曲線圖【圖1】，其中橫軸和豎軸分別代表該產品不同的產品特徵。在無差異曲線圖上的任何一點，都代表了該產品的特徵組合 【註1】。以手機為例，我們用橫軸代表它的硬件規格水平，豎軸則代表軟件實施水平，而每一條無差異曲線代表了某一個消費者願意支付的最高價格。接下來我們將闡釋具有不同產品特徵的手機如何享有相同的價值。【圖2】闡釋了不同特徵組合的手機所對應的消費價值。

圖2: 多特徵商品的無差異曲線圖

在【圖2】中，手機1號是蘋果的旗艦手機，手機2號是蘋果的迷你版本手機（iPhone SE）。兩者具備同樣的軟件系統，但旗艦版本iPhone的硬件規格明顯高於迷你版本。手機3號是使用Windows手機系統的諾基亞Lumia 1020 【註2】。相比手機2號，手機3號有較高規格的硬件裝備，但在軟件系統上處於劣勢，因為Windows手機系統缺少應用程式的支援。在本文簡化的模型中，我們假設手機2號與3號對於消費者而言有相同的產品價值，所以它們處於同一條無差異曲線上。手機4號則代表純功能性手機（feature phone），在軟硬件上都處於絕對劣勢。

另一個無差異曲線圖的特點就是不同種類消費者的無差異曲線常常具有不同的斜率。對於更注重軟件系統的消費者，提升軟件質素能更有效提升客戶的滿意度，因此這類消費者的無差異曲線一般會較扁平。而對於同時着重軟硬件質素的消費者，他們的無差異曲線應該更接近負45度對角線。【圖3】顯示了兩種消費者的無差異曲線圖作對比。

圖3: 不同偏好消費者的無差異曲線圖及其斜率對比

接下來我們將引入等成本曲線概念。等成本曲線刻畫了一間公司在提供各種產品/服務特徵組合所對應的成本。排除戰略因素的考慮，公司的商業決策在於既定成本下如何選擇產品特徵組合，從而達到目標顧客價值最大化。

圖4: 一個簡單的產品設計模型

以手機為例，如【圖4】所示，以1000的預算，手機製造商可以通過設計產品B為消費者提供2000元的消費價值。其他的產品特徵組合如產品A，同樣需要1000元的成本，卻只能為目標客戶提供1500元的消費價值。

接下來，我們將進一步使用無差異曲線圖來應付產品設計中的一項重要的挑戰：設計打手品牌。根據哈佛商業評論的定義，「打手品牌是指用於與低價對手進行競爭，從而保護公司高端產品線的子品牌」。然而，打手品牌的設計方案往往非常具有挑戰性，而且風險極大。首要風險是有可能導致與原品牌的自相殘殺。「打手品牌很容易造成對高端品牌原有客戶的反向吞噬。」另一個風險在於無法有效地打壓低端競爭者。【圖5】概括了設計打手品牌所面臨的挑戰︰

圖 5：打手品牌與潛在的自相殘殺

假設一間公司現有的高端品牌正面對一個低端產品線的競爭者。【圖5】中的橫軸代表了該行業的產品定位，產品質量從左至右依次提高。若現有公司成立打手品牌1，其質素不如競爭者，因此無法有效打擊。若成立打手品牌2，其質量比競爭者高，但同時對現有高端品牌產生威脅。

我們發現如果該產品線存在多種產品特徵，而高端顧客與低端顧客對於各種產品特徵的偏好不同，利用無差異曲線圖便可設計有效的打手品牌。我們以一個哈佛商學院的經典商業案例作實際闡釋。

德國著名的紡紗機品牌Saurer在中國是高端產品線的行業龍頭。在高端市場中，紡織機生產商對於紡織機的功能有各方面的要求，包括紡織機械的核心技術如機械性能、可靠性及生產效率等；另一方面生產商也會在意一些額外功能，如自動化或人體工學設計。然而，低端市場的生產商往往只在意提高產量的核心功能，因此低端客戶的無差異曲線會較高端客戶更加扁平。

Saurer在中國市場的成功，導致有不少國內紡織機生產商爭相效仿它的設計。這些國產競爭者通過在價格上的優勢，吸引了不少低端客戶，並在產品質量上持續提升，威脅到了Saurer的市場統治力。因此Saurer迫切地需要設計打手品牌來應對來自低端市場的激烈競爭。

圖 6: 兩種潛在打手品牌之比較

【圖6】的藍色無差異曲線代表了低端客戶的偏好，而黑色無差異曲線代表了高端客戶。倘若Saurer推出打手品牌1號，相比低端競爭者，將在低端市場全面佔優。然而，打手品牌1號也將在高端市場上比競爭對手的產品更受客戶青睞，因為其所在的黑色無差異曲線位於低端競爭者所在的黑色無差異曲線上方。如果原有的低端競爭產品已對Saurer Volkmann CompactTwister紡紗機構成了威脅，那麼打手品牌1號必然對於自身高端品牌構成更大威脅，造成自相殘殺的現象。

提供需求曲線理論基礎

Saurer應如何更有技巧地設計打手品牌呢？打手品牌2號顯然是一個既能擊敗國產競爭者，又能不威脅到自身高端品牌的選項。由於1號與2號均處於同一條藍色無差異曲線上，它們對於低端客戶的吸引力都比國產競爭者高，而兩者在打擊競爭者有同樣效果。但對於高端客戶而言，這兩款產品卻天差地別。2號在高端客戶看來甚至不如低端的競爭者，因為它所在的黑色無差異曲線的價值比競爭產品所在的黑色無差異曲線低。2號具備理想的打手品牌應有的所有特質，它能夠有效地在低端市場打擊競爭者，而不會在高端市場上對自家品牌Volkmann CompactTwister紡紗機造成威脅。具體而言，打手品牌2號在突出了核心技術的同時，削減了對低端客戶不必要的附加功能，從而成為一款更專注更有重心的產品。由於保持了出色的核心工藝，Saurer品牌也不用擔心推出低端產品會對自身品牌聲譽造成影響。有趣的是，Saurer甚至給這款打手產品命名為「Volkmann專注版」。

無差異曲線圖是經濟學領域中重要的理論工具。它提供了需求曲線的理論基礎，因此被廣泛用來分析價格與收入對於消費者需求的影響。然而該概念卻較少被應用於其他的商業領域。通過本文，筆者將此理論概念應用在一個實際的商業策略裏，並希望將來在產品設計領域能開發更多基於此概念的應用，包括如何在紅海市場裏設計創新的藍海產品。

【註1】：在典型無差異曲線圖裏，每一點代表兩件產品的組合。在這裏，每一點代表一件產品中兩項產品特徵的組合。

【註2】：諾基亞Lumia 1020由於更貼合手機3號的產品描述，因此被用作闡釋之用。然而該款手機相較於圖中的其他款式已較為過時，非同一時代的產品。

參考文獻：

Ritson, Mark (2009), “Should you launch a fighter brand?,”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87(10).

Ryans, Adrian (2005), “Saurer: The China Challenge (A),” IMD-5-0688. Lausanne, Switzerland: The Case Center, IMD.

Ryans, Adrian (2005), “Saurer: The China Challenge (B),” IMD-5-0689, Lausanne, Switzerland: The Case Center, IMD.

房育輝 港大經管學院教授（管理及商業策略、經濟學）

孟曉璇 港大經管學院講師（經濟學）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二年五月十八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