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星期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修訂了本年4月的世界經濟展望報告，將本年度的全球經濟增長調低了0.4個百分點。新的估計為3.2%，遠低於去年的6.1%。以地區而言，差不多所有經濟體的增長率均有下調，反映今年全球經濟愈趨困難。有趣的是，俄羅斯是少數被上調的國家，幅度達2.5個百分點，但是俄羅斯經濟估計在本年仍然錄得6%的負增長。

今年全球經濟增長遠遜去年，原因是新冠肺炎出現後供應鏈未能回復正常，甚至無法回復到肺炎前的情況，還有通脹肆虐、央行加息、俄烏戰爭與經濟制裁、能源和食品供應減少和價格上升等眾人皆知的原因。此外，美元的大幅度升值，也為不少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帶來一定的困難。

通脹預期形成 短期難降溫

美元相對於其他貨幣升值，是本年全球經濟的一個焦點。由本年1月初至7月下旬，美元相對於歐羅升值了約9.5%，兌日圓更升值了18%。期間，以貿易額計算的加權平均指數，美元兌主要貿易夥伴的貨幣升值了10%。這些變化在歷史上是少有的。相對於一些發展中國家的貨幣，美元的升幅更為明顯，如兌阿根廷披索， 美元在今年內已升值了25.9%。

美元升值主要是因為美國加息吸引資金流入，而加息是要抑制通脹。美國在年初已醞釀加息，由3月的0.25厘，至6、7月的連續兩次加息0.75厘；相反，歐羅區只在上月底才加息0.5厘，結束了8年來的負利率政策，而日本銀行仍然沒有任何行動。息差擴大，資金自然流向美元資產，帶動美元升值。歐日加息步伐較慢，因為經濟狀況不如美國，俄烏戰爭後的能源短缺和價格上升，歐洲和日本受到的打擊比美國嚴重，起碼目前美國的失業率仍然接近歷史低點。

此外，資金流向還取決於市場對息差和匯率的預期。聯儲局去年誤判美國通脹的勢頭，認為通脹只是過渡性的，遲遲沒有加息，待發現形勢不妙，才匆忙轉軚，較大力度地加息。這時市場已逐漸形成通脹預期，對聯儲局遏抑通脹造成障礙。市場上有些價格，訂下來後就會維持一段時間。例如工資，一般每年調整一次。若有預期通脹，工資或會訂在較高水平，以補償購買力的損失。但即使年內通脹有下跌的趨勢，企業為了應付較高的勞動成本，仍會抗拒或延遲將產品降價，造成頑固通脹。因此，美國的利率仍會繼續向上，並維持較長時間。有見及此，全球資金自然流向美國，帶動美元升值。

除了息差外，美元升值亦因俄烏戰爭及地緣政治風險增加，促使資金流向作為傳統避難所的美元。

至於美國的通脹為何高企，需要大幅加息？今年3月美國總統拜登向國民解釋汽車燃料價格上升時，試圖將責任歸咎於俄羅斯總統普京，指他入侵烏克蘭，導致市場上的能源供應不足，並將有關情況稱為「普京的加價」（Putin’s Price Hike）。但普京在今年2月下旬入侵烏克蘭，而美國的車用汽油平均價格早在去年已有明顯增幅，今年才因俄烏戰爭進一步攀升【註】。

美國通脹的最主要成因，是2020年3月為應付新冠肺炎所施行的龐大貨幣和財政政策。2008年金融海嘯後，聯儲局採取了三輪量化寬鬆政策（QE），至2014年10月才結束，約6年的時間裏，聯儲局的資產負債表，由約一萬億增加至4.5萬億美元。但新冠肺炎在美國爆發後，聯儲局迅速推出第四輪QE，從2020年3月到6月的短短三個月內，聯儲局的資產負債表就增加了3萬億美元。出手之重，異常驚人。

在財政政策方面，由2020年3月至2021年3月期間，美國推出數輪採用各種名目的挽救經濟方案，開支總額達到5.1萬億美元，同時聯邦政府的債務也相應增加。雖然聯邦政府發債不能直接賣給聯儲局，但聯儲局基於QE在二手市場買入，只是轉個彎而已。歸根究柢，貨幣政策加財政政策，等於聯儲局發行貨幣讓政府和國民多消費，這一點和所謂現代貨幣理論雷同，通脹上升已屬必然，只是早晚及出現速度有多快的問題而已。

美國上一次面對高通脹，需要大幅加息，導致美元升值等情況，是在約40年前。七十年代美國的通脹自石油危機後拾級而上，到八十年代初期高企於15%左右。1979年走馬上任的聯儲局主席伏爾克（Paul Volcker）排除眾議，將利率大幅提升，一度高至20厘。這自然導致經濟衰退，失業率高至10%，但也開創了美國隨後40年的低通脹環境。當時的高利率也使美元升值。1980至1985年期間。美元兌主要貨幣升值了50%，美國的貿易逆差亦隨之增加。1985 年9月，美、英、法、西德和日本在紐約的廣場酒店開會，達成了著名的廣場協議（Plaza Accord）。主要內容是通過有關央行干預外匯市場，帶動美元兌另外幾種貨幣貶值。其中，日圓兌美元從1985年9月的216.5升值至1988年年底的125.05。大幅度的升值帶來經濟衰退，日本政府遂採用擴張性的貨幣和財政政策挽救經濟，結果造成資產價格泡沫。泡沫在1992年爆破，開啟了日本隨後30年的經濟發展停滯不前。

發展國貨幣多掛美元受震盪

按目前的國際政經環境，應該不會出現40年前的廣場協議。一來歐洲和日本經濟疲弱，沒有條件將貨幣升值，加上兩地央行的貨幣政策目標都是維持2%的平均中期通脹率，而不是匯率。另一方面，美國亦樂於接收外地流入的資金。美元升值或會增加美國的外貿赤字，但美國對外貿赤字早已習以為常。美元升值有利於美國進口卻不利於出口，像美國的大型科技企業有相當比例的業務在歐洲，美元升值時，它們在歐洲的收入兌換為美元時勢將減少。

受到強勢美元影響較大的應該是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emerging markets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EMDC）。這些經濟體力量單薄，難以就美元匯率跟美國討價還價。由於國民收入不高、本地的債券市場又不發達，有關政府的財政赤字要靠向外舉債來彌補。

在國際金融市場借入的，自然以美元為主。美元升值，即以本地貨幣計算的債務負擔隨即增加。最近斯里蘭卡出現債務違約，背後有經濟和管治的各種因素，但美元升值即使不是最主要原因，也會減少了還債能力。幸好，到目前為止，似乎沒有比較大的EMDC出現債務危機，帶來系統性的風險。

EMDC較多採用固定匯率，特別是與美元掛鈎。按IMF的報告，在2020全球就有38個經濟體採取與美元掛鈎的貨幣制度。美元升值連帶這些貨幣也升值，但有關的經濟體未必有條件承擔升值的後果。如外匯收入減少，原來的匯率水平難以維持，炒家便聞風而至，造成經濟震盪。

美國加息資金流入，等於減少了外面的資金，全球經濟有收縮的壓力。1971年，布雷頓森林制度瀕臨瓦解。當時美國的財政部長康納利（John Connally）在一次國際會議上對G10國家的其他財政部長說，「美元是我們（美國）的貨幣，但卻是你們的問題。」（The dollar is our currency, but it’s your problem）。 這句話雖不友善，但說得直白。二戰後到現在約四分三個世紀， 美元一直是全球經濟的主體貨幣，但美國的貨幣政策，自然以美國經濟的利益為主要甚至唯一的考慮。其他經濟體，只能按自己的情況和能力去因勢利導或趨吉避凶。

【註】： https://fred.stlouisfed.org/series/GASREGCOVW

陸炎輝博士
港大經管學院榮譽副教授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二年八月三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年初歷經Omicron第五波疫情，香港估計可能已有400萬人染疫。4月下旬，防疫政策放寬後，本地經濟逐步恢復，現在正是檢視防疫策略的好時機。綜觀國際，防疫策略大致有二：一是零確診，重點是減低確診個案，檢疫需時較長；二是隨機應變，按疫情起伏而增減防疫措施，盡量紓緩對公共醫療系統的壓力。

在「動態清零」與復興經濟的十字路口，究竟應如何抉擇？下文將以感染死亡率數據加以分析。

復甦流於片面

「動態」是視乎具體情況作出應變，以最小成本達到最大防疫效益；「清零」則將緩解疫情置於首位，結果嚴重窒礙經濟活動，社會為此付出沉重代價。部分國家寧取「與病毒共存」方式，透過提升疫苗接種率和自然免疫，利用群體免疫減低對經濟、民生的影響。今年5月，世界衞生組織總幹事譚德塞表示，考慮到病毒現在的特性及對未來的預期，「清零」策略不可持續，尤其是目前對病毒的認識較深入，在已有多種有效抗疫工具可供使用的大前提下，可過渡到另一種策略。

2021年年底，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代表團在訪港後公布評估，認為特區經濟雖然復甦強勁，但「清零」政策令不同界別的復甦步伐不一，並預測2021和2022年香港實質本地生產總值（GDP）分別增長6.4%和3%；可見社交距離措施並非零成本，摩根士丹利更將香港今年GDP增長預測下調至2.5%。

收放因時制宜

新冠肺炎疫情發展可分為疫苗供港前後兩個階段。美國衞生數據顯示，在疫苗面世前「清零」是最佳防疫策略。如【表1】所示，2021年3月期間採取「清零」策略的國家（如中國、澳洲、紐西蘭）的死亡率明顯較採取緩疫策略的國家（如挪威、丹麥、英國、美國）為低，可見當時「清零」策略較具優勢。

當有效疫苗面世後，第三種防疫策略就是提高人口接種疫苗比率，特別是最高風險的老弱社群，繼而利用防疫措施緩和最後一波疫情，邁向成為「受控的風土病」或「與病毒共存」。數據反映在疫苗面世後，推行「清零」為短期政策的國家，現在須着重提高疫苗接種率，以提高整體社會免疫力。

2022年4月，市面有各種新冠疫苗供應，期間採取上述兩類防疫策略的國家，其感染死亡率的增幅和差距大幅收窄。「清零」國家的先前優勢已失，香港的累積死亡率尤其高，與採取自然免疫的國家大致相若【表1】。

資料來源：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CSSE COVID-19 Data （https://ourworldindata.org/covid-deaths）

中文大學呼吸系統科講座教授許樹昌早前表示，根據數據可以肯定現在主流病毒株Omicron的傳播力高，但殺傷力和死亡率都不及變種病毒Delta。美國的研究顯示，Omicron的輕症佔比為99.78%、重症佔比0.05%。香港自第五波疫情起，共錄得9248宗死亡個案，從不同年齡組別和疫苗接種劑量的死亡率可見，疫苗能有效降低死亡率【表2】。

資料來源：香港特區衞生署衞生防護中心（截至2022年7月19日）

《自然》雜誌2021年2月發表一項問卷調查結果，大部分接受訪問的科學家都認為，新冠大流行最終將轉變成地方性的流行病，殺傷力也會逐漸減弱。

針對死亡率較高的Alpha、Beta、Delta等新冠病毒，「清零」策略可爭取較多時間讓市民接種疫苗，但到底並非長久之計，因感染風險永遠無法消除，只能減低。長遠而言，與全球接軌的本地行業（包括航運、外貿、金融）將受重創，亦會有損於香港作為中國內地和國際社會的超級聯繫人角色。當下亟需更加靈活與可持續的防疫政策，在保護醫療系統及醫護人員的同時，不致妨礙社會經濟活動。提高疫苗接種率，最終過渡到「與病毒共存」，看來是實際可行的長期解決方案。

通關至關重要

上海得以實施嚴格防疫政策，關鍵之一是內循環，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自給自足。無論是農產品生產或零售商業活動，內需市場的循環可用來彌補疫情所造成的國際貿易停滯。反觀香港的經濟定位則有所不同，作為接通世界的重要橋樑、航運中心以及國際金融中心，都必須確保同時與中國內地和國際社會的緊密聯繫。

近日政府專家顧問袁國勇及孔繁毅等撰文指出，鑑於夏季是新冠病毒活躍程度較低時期，因而是放寬社交距離措施的合適時機，可容社區出現低度傳播，以便在冬季前達致較佳的疫苗接種和遭受感染產生「混合免疫屏障」，實現防疫措施「軟着陸」。

文中亦引述新加坡經驗；若香港完全放寬社交距離措施，入境旅客全部居家檢疫，則單日確診個案可能達到3000至2.1萬宗。專家顧問認為，圍封強檢的成本高，建議當局棄用；由於內地仍維持「清零」政策，顧問建議本港可先與海外通關，並提出相關措施，例如抵港旅客的酒店檢疫逐步轉為家居檢疫，抵港後首7日禁止到食肆、酒吧。

美國藥廠莫德納（Moderna）計劃在香港推出針對Omicron的疫苗，並稱最快今年第四季可提供至少800萬劑。雖然有新一代疫苗面世，但是英國倫敦大學學院（UCL）臨牀運籌學部門負責人帕格爾（Christina Pagel）警告，新冠肺炎不是「超級流感」，感染死亡率即使在疫苗、治療和自身免疫力作用下逐漸降低，但它對心、肺和心理健康的長期影響較其他呼吸系統疾病來得嚴重，長期症狀發病率也較高。

至於如何與新冠病毒共存，除了疫苗接種和藥物研發外，市民還需要做什麼？帕格爾認為，新冠病毒在不斷變異的過程中日趨溫和，疫苗和治療方式應加以配合。此外，亦須建立相應的監測和防疫系統，重構生活方式，讓新冠病毒傳播得以有效控制，並強調疫苗雖可有效減低嚴重病症和死亡個案，但對防止感染和輕症則效力較弱，目前不宜完全解除防疫限制，以免大量曾確診的康復者面臨重複感染的風險。

務須計出萬全

全球醫學界已達成新冠病毒不會在世界上消失的共識，社會必須學會與新冠病毒共存之道。正當大部分國家已經實行群體免疫政策，一待香港全面對外開放，任何變種病毒都有機會傳入，從而產生「解禁回潮」（Exit Wave），即放寬防疫限制措施而導致確診病例再度激增的現象。

歸根究柢，因應上述疫情發展和環球趨勢，特區政府當務之急，在針對屢現變種病毒而制定可持續抗疫政策之餘，應有序恢復與內地和國際通關，從速提振本港開放型經濟。

謝國生博士
港大經管學院金融學首席講師

何敏淙先生
港大經管學院教學助理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二年七月二十七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年初歷經Omicron第五波疫情，香港估計可能已有400萬人染疫。4月下旬，防疫政策放寬後，本地經濟逐步恢復，現在正是檢視防疫策略的好時機。綜觀國際，防疫策略大致有二：一是零確診，重點是減低確診個案，檢疫需時較長；二是隨機應變，按疫情起伏而增減防疫措施，盡量紓緩對公共醫療系統的壓力。

在「動態清零」與復興經濟的十字路口，究竟應如何抉擇？下文將以感染死亡率數據加以分析。

復甦流於片面

「動態」是視乎具體情況作出應變，以最小成本達到最大防疫效益；「清零」則將緩解疫情置於首位，結果嚴重窒礙經濟活動，社會為此付出沉重代價。部分國家寧取「與病毒共存」方式，透過提升疫苗接種率和自然免疫，利用群體免疫減低對經濟、民生的影響。今年5月，世界衞生組織總幹事譚德塞表示，考慮到病毒現在的特性及對未來的預期，「清零」策略不可持續，尤其是目前對病毒的認識較深入，在已有多種有效抗疫工具可供使用的大前提下，可過渡到另一種策略。

2021年年底，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代表團在訪港後公布評估，認為特區經濟雖然復甦強勁，但「清零」政策令不同界別的復甦步伐不一，並預測2021和2022年香港實質本地生產總值（GDP）分別增長6.4%和3%；可見社交距離措施並非零成本，摩根士丹利更將香港今年GDP增長預測下調至2.5%。

收放因時制宜

新冠肺炎疫情發展可分為疫苗供港前後兩個階段。美國衞生數據顯示，在疫苗面世前「清零」是最佳防疫策略。如【表1】所示，2021年3月期間採取「清零」策略的國家（如中國、澳洲、紐西蘭）的死亡率明顯較採取緩疫策略的國家（如挪威、丹麥、英國、美國）為低，可見當時「清零」策略較具優勢。

當有效疫苗面世後，第三種防疫策略就是提高人口接種疫苗比率，特別是最高風險的老弱社群，繼而利用防疫措施緩和最後一波疫情，邁向成為「受控的風土病」或「與病毒共存」。數據反映在疫苗面世後，推行「清零」為短期政策的國家，現在須着重提高疫苗接種率，以提高整體社會免疫力。

2022年4月，市面有各種新冠疫苗供應，期間採取上述兩類防疫策略的國家，其感染死亡率的增幅和差距大幅收窄。「清零」國家的先前優勢已失，香港的累積死亡率尤其高，與採取自然免疫的國家大致相若【表1】。

資料來源：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CSSE COVID-19 Data （https://ourworldindata.org/covid-deaths）

中文大學呼吸系統科講座教授許樹昌早前表示，根據數據可以肯定現在主流病毒株Omicron的傳播力高，但殺傷力和死亡率都不及變種病毒Delta。美國的研究顯示，Omicron的輕症佔比為99.78%、重症佔比0.05%。香港自第五波疫情起，共錄得9248宗死亡個案，從不同年齡組別和疫苗接種劑量的死亡率可見，疫苗能有效降低死亡率【表2】。

資料來源：香港特區衞生署衞生防護中心（截至2022年7月19日）

《自然》雜誌2021年2月發表一項問卷調查結果，大部分接受訪問的科學家都認為，新冠大流行最終將轉變成地方性的流行病，殺傷力也會逐漸減弱。

針對死亡率較高的Alpha、Beta、Delta等新冠病毒，「清零」策略可爭取較多時間讓市民接種疫苗，但到底並非長久之計，因感染風險永遠無法消除，只能減低。長遠而言，與全球接軌的本地行業（包括航運、外貿、金融）將受重創，亦會有損於香港作為中國內地和國際社會的超級聯繫人角色。當下亟需更加靈活與可持續的防疫政策，在保護醫療系統及醫護人員的同時，不致妨礙社會經濟活動。提高疫苗接種率，最終過渡到「與病毒共存」，看來是實際可行的長期解決方案。

通關至關重要

上海得以實施嚴格防疫政策，關鍵之一是內循環，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自給自足。無論是農產品生產或零售商業活動，內需市場的循環可用來彌補疫情所造成的國際貿易停滯。反觀香港的經濟定位則有所不同，作為接通世界的重要橋樑、航運中心以及國際金融中心，都必須確保同時與中國內地和國際社會的緊密聯繫。

近日政府專家顧問袁國勇及孔繁毅等撰文指出，鑑於夏季是新冠病毒活躍程度較低時期，因而是放寬社交距離措施的合適時機，可容社區出現低度傳播，以便在冬季前達致較佳的疫苗接種和遭受感染產生「混合免疫屏障」，實現防疫措施「軟着陸」。

文中亦引述新加坡經驗；若香港完全放寬社交距離措施，入境旅客全部居家檢疫，則單日確診個案可能達到3000至2.1萬宗。專家顧問認為，圍封強檢的成本高，建議當局棄用；由於內地仍維持「清零」政策，顧問建議本港可先與海外通關，並提出相關措施，例如抵港旅客的酒店檢疫逐步轉為家居檢疫，抵港後首7日禁止到食肆、酒吧。

美國藥廠莫德納（Moderna）計劃在香港推出針對Omicron的疫苗，並稱最快今年第四季可提供至少800萬劑。雖然有新一代疫苗面世，但是英國倫敦大學學院（UCL）臨牀運籌學部門負責人帕格爾（Christina Pagel）警告，新冠肺炎不是「超級流感」，感染死亡率即使在疫苗、治療和自身免疫力作用下逐漸降低，但它對心、肺和心理健康的長期影響較其他呼吸系統疾病來得嚴重，長期症狀發病率也較高。

至於如何與新冠病毒共存，除了疫苗接種和藥物研發外，市民還需要做什麼？帕格爾認為，新冠病毒在不斷變異的過程中日趨溫和，疫苗和治療方式應加以配合。此外，亦須建立相應的監測和防疫系統，重構生活方式，讓新冠病毒傳播得以有效控制，並強調疫苗雖可有效減低嚴重病症和死亡個案，但對防止感染和輕症則效力較弱，目前不宜完全解除防疫限制，以免大量曾確診的康復者面臨重複感染的風險。

務須計出萬全

全球醫學界已達成新冠病毒不會在世界上消失的共識，社會必須學會與新冠病毒共存之道。正當大部分國家已經實行群體免疫政策，一待香港全面對外開放，任何變種病毒都有機會傳入，從而產生「解禁回潮」（Exit Wave），即放寬防疫限制措施而導致確診病例再度激增的現象。

歸根究柢，因應上述疫情發展和環球趨勢，特區政府當務之急，在針對屢現變種病毒而制定可持續抗疫政策之餘，應有序恢復與內地和國際通關，從速提振本港開放型經濟。

謝國生博士
港大經管學院金融學首席講師

何敏淙先生
港大經管學院教學助理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二年七月二十七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過去一年，油價升勢不止。繼歐洲聯盟委員會於3月8日建議各國政府可就能源企業的收入進行徵稅後，美國國會上月推動對石油巨企開徵「石油暴利稅」（Big Oil Windfall Profits Tax），總統經濟顧問Bharat Ramamurti提出應考慮徵收此稅的建議，拜登更公開批評埃克森美孚「今年賺錢多過上帝」（made more money than God this year）。

歐美加稅來由

無獨有偶，英國政府已於5月26日宣布，未來3年將向石油和天然氣企業徵收25%的能源利潤稅，同期出台一項150億英鎊的計劃，向難以承擔能源費用的家庭提供經濟支援【註】。自能源價格開始飆升以來，保加利亞、意大利、羅馬尼亞、西班牙等國已經對能源業加徵新稅。

正當世界經濟從疫情中逐漸恢復，西方國家對俄羅斯經濟制裁，導致能源價格急升，隨之而來的是嚴重的通貨膨脹。美國剛剛公布了6月的通貨膨脹，較去年同期大增9.1%，是自1981年11月以來最大增幅。歐羅區的通貨膨脹率也較去年上升8.6%；該區能源消費價格指數則已達1996年有紀錄以來的最高水平。美國每加侖的汽油平均價自2020年至今年的升幅多達60%，對民眾的生活無疑是雪上加霜，窮人尤甚。這無疑是多國政府針對石油和天然氣巨企徵收暴利稅的一個主要原因。

決策中西有別

中國內地也有類似徵稅，名為「石油特別收益金」，即國內原油銷售價格超過一定水平之際，國家就按一定比例，對石油開採企業銷售原油所獲的超額收入加徵稅收。2015年，財政部將特別收益金起徵點提高到65美元，實行五級超額累進【表】。

石油特別收益金可以協調石油行業內部上下游利益。當原油價格高漲，對上游企業徵收特別收益金，其所得的部分利潤將調節至下游企業，均衡行業內利益分配，可以避免將原油成本轉嫁給消費者。

和英美及歐洲各國現在推出的暴利稅不同，中國的石油企業是否需要繳納特別收益金，以及繳納的數額，皆取決於原油價格，因此，相關企業大多可以做到預先籌謀。但西方近期的暴利稅則由國會或者立法機構提出，法例內容和徵收辦法受議員的經濟觀點與政治取向所影響，能源業難以事先估計。

「暴利」從何說起

居高不下的能源價格固然已為消費者帶來沉重負擔，但因此而決定徵收「石油暴利稅」是否合適呢？

所謂「暴利稅」，英文是Windfall tax，Windfall指一大筆不勞而獲的橫財，然而石油企業的「暴利」真的是不勞而獲嗎？石油行業生意得以好轉，乃是今年全球經濟復甦後出現的現象。事實上，包括石油行業在內的大多數行業，前兩年的業績都極為慘淡。2020年5月的紐約期油價格一度跌至每桶-40.32美元，為史上首次油價跌至負數。經營一盤生意，總難免有高低起跌，政府在石油業好景的時候對其徵收暴利稅，那麼在行業深陷谷底之時，又會否打算為其提供補貼呢？

若石油企業生意轉佳，就向其收取臨時特別收益金；如果製藥企業成功推出醫治2019冠狀病毒病的疫苗，獲得了超額利潤，是否也應對其加徵疫苗暴利稅？

正如前述，最近石油價格高漲，是受全球經濟復甦和俄烏戰爭影響所致；但更重要的是資本不願意流向化石能源行業，這會導致未來原油價格長期偏高。國際能源署（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提供5年來全球能源投資狀況【圖1】，能源投資從2017年漸趨下降。

此外，國際能源組織將2022年與2019年主要石油和天然氣公司的投資變化作一比較【圖2】。各國主要石油和天然氣公司都降低了對傳統石油和天然氣活動的投資。

當前各國紛紛提倡以綠色能源取代化石能源。荷蘭法院下令要求荷蘭皇家蜆殼（Royal Dutch Shell）在2030年前將全球淨碳排放量減少45%。今年4月，Global Witness and Oil Change International發表研究報告，預期國際能源巨企蜆殼、埃克森美孚、俄羅斯天然氣公司Gazprom等會投入8570億歐羅於石油、天然氣開發。企業除了備受批評，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Antonio Guterres）亦加以評論：投資在新的天然汽油田油井，是道德上和經濟上的瘋狂（moral and economic madness）。

問題癥結所在

一方面批評石油企業不增加供應，另一方面又挑剔其增產投資破壞環保，這不是有點自相矛盾嗎？

其實，近期所謂的「油價飆升」，是否確切無誤？經濟學家克魯明（Paul Krugman）6月29日於推文中指出，近期油價雖較前幾年高，也不過是達到歷史高位。【圖3】中，縱軸是油價佔消費物價的百分點（100×油價/消費物價指數），以實際價格計算。藍色曲線顯示變化趨勢，紅線則是最近的指數。

油價雖自2020年起一直攀升，但仍未觸及20年來的歷史最高位。克魯明認為，真正值得思考的是，近10年來的燃油價格為什麼偏低，而非油價現在為何偏高。

【註】：《歐洲多國競相開徵能源「暴利稅」》，中國新聞網，2022年6月4日

【表】：資料來源：百度百科

參考文獻：

1. Fossil fuel firms set to spend more than 800bn on new oil and gas fields by 2030. Green News

2. IEA, Global energy investment, 2017-2022, IEA, Paris

3. Krugman, Paul, Twitter post

趙耀華博士
港大經管學院經濟學副教授

趙就琦博士
港大經管學院教學助理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二年七月二十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過去一年，油價升勢不止。繼歐洲聯盟委員會於3月8日建議各國政府可就能源企業的收入進行徵稅後，美國國會上月推動對石油巨企開徵「石油暴利稅」（Big Oil Windfall Profits Tax），總統經濟顧問Bharat Ramamurti提出應考慮徵收此稅的建議，拜登更公開批評埃克森美孚「今年賺錢多過上帝」（made more money than God this year）。

歐美加稅來由

無獨有偶，英國政府已於5月26日宣布，未來3年將向石油和天然氣企業徵收25%的能源利潤稅，同期出台一項150億英鎊的計劃，向難以承擔能源費用的家庭提供經濟支援【註】。自能源價格開始飆升以來，保加利亞、意大利、羅馬尼亞、西班牙等國已經對能源業加徵新稅。

正當世界經濟從疫情中逐漸恢復，西方國家對俄羅斯經濟制裁，導致能源價格急升，隨之而來的是嚴重的通貨膨脹。美國剛剛公布了6月的通貨膨脹，較去年同期大增9.1%，是自1981年11月以來最大增幅。歐羅區的通貨膨脹率也較去年上升8.6%；該區能源消費價格指數則已達1996年有紀錄以來的最高水平。美國每加侖的汽油平均價自2020年至今年的升幅多達60%，對民眾的生活無疑是雪上加霜，窮人尤甚。這無疑是多國政府針對石油和天然氣巨企徵收暴利稅的一個主要原因。

決策中西有別

中國內地也有類似徵稅，名為「石油特別收益金」，即國內原油銷售價格超過一定水平之際，國家就按一定比例，對石油開採企業銷售原油所獲的超額收入加徵稅收。2015年，財政部將特別收益金起徵點提高到65美元，實行五級超額累進【表】。

石油特別收益金可以協調石油行業內部上下游利益。當原油價格高漲，對上游企業徵收特別收益金，其所得的部分利潤將調節至下游企業，均衡行業內利益分配，可以避免將原油成本轉嫁給消費者。

和英美及歐洲各國現在推出的暴利稅不同，中國的石油企業是否需要繳納特別收益金，以及繳納的數額，皆取決於原油價格，因此，相關企業大多可以做到預先籌謀。但西方近期的暴利稅則由國會或者立法機構提出，法例內容和徵收辦法受議員的經濟觀點與政治取向所影響，能源業難以事先估計。

「暴利」從何說起

居高不下的能源價格固然已為消費者帶來沉重負擔，但因此而決定徵收「石油暴利稅」是否合適呢？

所謂「暴利稅」，英文是Windfall tax，Windfall指一大筆不勞而獲的橫財，然而石油企業的「暴利」真的是不勞而獲嗎？石油行業生意得以好轉，乃是今年全球經濟復甦後出現的現象。事實上，包括石油行業在內的大多數行業，前兩年的業績都極為慘淡。2020年5月的紐約期油價格一度跌至每桶-40.32美元，為史上首次油價跌至負數。經營一盤生意，總難免有高低起跌，政府在石油業好景的時候對其徵收暴利稅，那麼在行業深陷谷底之時，又會否打算為其提供補貼呢？

若石油企業生意轉佳，就向其收取臨時特別收益金；如果製藥企業成功推出醫治2019冠狀病毒病的疫苗，獲得了超額利潤，是否也應對其加徵疫苗暴利稅？

正如前述，最近石油價格高漲，是受全球經濟復甦和俄烏戰爭影響所致；但更重要的是資本不願意流向化石能源行業，這會導致未來原油價格長期偏高。國際能源署（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提供5年來全球能源投資狀況【圖1】，能源投資從2017年漸趨下降。

此外，國際能源組織將2022年與2019年主要石油和天然氣公司的投資變化作一比較【圖2】。各國主要石油和天然氣公司都降低了對傳統石油和天然氣活動的投資。

當前各國紛紛提倡以綠色能源取代化石能源。荷蘭法院下令要求荷蘭皇家蜆殼（Royal Dutch Shell）在2030年前將全球淨碳排放量減少45%。今年4月，Global Witness and Oil Change International發表研究報告，預期國際能源巨企蜆殼、埃克森美孚、俄羅斯天然氣公司Gazprom等會投入8570億歐羅於石油、天然氣開發。企業除了備受批評，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Antonio Guterres）亦加以評論：投資在新的天然汽油田油井，是道德上和經濟上的瘋狂（moral and economic madness）。

問題癥結所在

一方面批評石油企業不增加供應，另一方面又挑剔其增產投資破壞環保，這不是有點自相矛盾嗎？

其實，近期所謂的「油價飆升」，是否確切無誤？經濟學家克魯明（Paul Krugman）6月29日於推文中指出，近期油價雖較前幾年高，也不過是達到歷史高位。【圖3】中，縱軸是油價佔消費物價的百分點（100×油價/消費物價指數），以實際價格計算。藍色曲線顯示變化趨勢，紅線則是最近的指數。

油價雖自2020年起一直攀升，但仍未觸及20年來的歷史最高位。克魯明認為，真正值得思考的是，近10年來的燃油價格為什麼偏低，而非油價現在為何偏高。

【註】：《歐洲多國競相開徵能源「暴利稅」》，中國新聞網，2022年6月4日

【表】：資料來源：百度百科

參考文獻：

1. Fossil fuel firms set to spend more than 800bn on new oil and gas fields by 2030. Green News

2. IEA, Global energy investment, 2017-2022, IEA, Paris

3. Krugman, Paul, Twitter post

趙耀華博士
港大經管學院經濟學副教授

趙就琦博士
港大經管學院教學助理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二年七月二十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筆者去年與香港生產力促進局合作研究香港再工業化與未來經濟轉型之路，研究瑞士當地的經濟社會情況和香港綠色產業。故筆者樂見港交所近日宣布成立國際碳市場委員會，推動香港實現碳中和，及加快投入發展綠色和可持續金融生態圈。同時希望藉此文拋磚引玉，借鑑瑞士發展碳交易的過程，與讀者一起探討香港在此方面的發展機遇。

碳交易可以分為合規或自願，概念源自1992年通過的《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指一個國家、地區或企業通過合法渠道，獲允許排放生產過程中產生的污染物的權利。時隔29年，2021年聯合國氣候變遷峰會（COP26）落幕，全球政府組織和企業共同制定2050年實現淨零排放的路徑，防止地球升溫超過1.5℃。根據數據研究公司IHS Markit的數據，截至2021年底，全球碳價格達每噸二氧化碳51.45美元。據估計，碳配額價格需要增加到每噸二氧化碳147美元，才能滿足1.5℃的全球變暖限制。碳定價的潛力顯然在很大程度上尚未開發，而且大多數碳價格因太低而無法推動大規模脫碳。目前政府和私營公司的可持續發展和氣候政策仍遠遠落後於預期，不足以實現《巴黎協定》訂下的溫度目標。

世上碳稅最高國家之一瑞士，如何促進碳交易？

碳交易是一種市場化的節能減排政策工具，旨在通過市場功能降低碳排放，減低能源消耗和大氣碳濃度，優化產業和能源結構。理論上，政府制定和控制總量和分配規則，企業可按規定獲得配額，並根據自身減排情況，決定在交易市場上增購或出售超額配額。如電動車龍頭Tesla今年雖然意外被剔出標普500指數，但去年2021年中Tesla全年總利潤為55.19億美元，其依靠出售碳積分便獲得14.65億美元，碳交易已經佔其總盈利四分之一。我們可以預見碳交易發揮資金引導和加速減碳的作用。

參考瑞士的經驗，瑞士採取了碳市場與碳稅相結合的雙軌政策，自2008年起對化石燃料徵收二氧化碳稅。其減碳和發展碳交易市場的過程大致分為三個階段，歷時十數年。

階段（1）：2009年至2012年實施自願碳排放交易，目標在1990年的基礎上減少8%的碳排放。

階段（2）：2013年至2020年，瑞士轉為強制性碳交易體系，每年固定減少配額總量1.74%，預留5%予拍賣或新註冊公司，明確年度排放配額總量，減少減排信用額度。同時實行碳稅制度，納入碳交易的企業在2013年至2020年免徵碳稅。

階段（3）：瑞士碳市場自2020年起與歐盟碳市場掛鈎。

從瑞士的發展途徑可以看出，不同碳市場之間建立聯繫，將帶來更多的交易機會。瑞士碳市場規模小和資本流動性相對歐盟為低，然而配額價格遠高於歐盟。瑞士通過與歐盟碳市場的合作，提升其競爭力。當一個碳市場的碳價格過高時，可以與其他碳市場合作，為企業創造綠色和便利的營商環境。

現時政府的減排政策主要基於2021年發布的《香港氣候行動藍圖2050》，以推廣使用可再生能源和低碳發電技術，抵消碳足跡以外作為主要戰略。除了現有的政策，本港政策制定者可以考慮香港將來在RCEP、大灣區以及中國的碳市場角色和定位。與此同時，與鄰近地區實行碳市場的制度互聯互通，也是政策制定者需為企業拆牆鬆綁的一個重要目標，增強特區在綠色金融和應對氣候變化方面的領導地位。

放水養魚，鼓勵市民和零售投資者參與碳市場

成熟經濟體和資本市場將可交易的碳權商品，轉化為零售可購買的交易所買賣基金（ETF），例如其中一個最大的資產管理（AuM）自願碳交易ETF──KraneShares Global Carbon ETF（美股代碼：KRBN）。自2020年7月推出以來，截至現時資產管理的淨值為11.78億美元，管理費為0.78%。兩年的基金價格升幅近250%，年複合增長率約58%。同期對比標普指數兩年升幅只有約20%，年複合增長率約9.5%，KRBN兩年回報與美國500強企業相比高出192%，前者回報驚人。從經濟學和資本的角度來看，當愈來愈多的資本流入碳金融產品時，就會有足夠的流動性，相當於間接參與碳定價，從長遠來看是有正向收益的。

2022年3月港交所第一隻碳期貨ETF──中金碳期貨ETF（03060）（港元計價股票代碼），管理費為0.99%，而且暫時的資產管理規模不足一億元實屬不理想，如有價沒市。香港資本市場其實不乏具潛力參與碳交易的公司，當中有不少是領先世界的電動車、鋰業和新能源的公司。

暫時而言，參與碳交易和綠色金融的主要是機構投資者和主權基金，以筆者所知，即使專業投資者對碳交易也是一知半解。資本市場如「水」，水清則無魚。綠色金融因本身的利潤相對傳統基金並不高，而業界亦缺乏人才了解相關綠色產品。坊間不少綠色金融課程門庭若市，然而百花齊放之際卻有良莠不齊之說。若要令香港成為成熟的碳交易中心，必須要有「水」有「魚」，讓普羅大眾認識到碳排放交易和參與自願碳交易。政府需提供誘因令業界有「因」可以推廣，同時訂立指引和建設一套完善制度，給業界和有意修讀綠色金融課程的市民。

二十國集團（G20）財長與央行總裁去年承認碳價是應對氣候變化的重要工具之一，香港綠色之路比其他成熟金融經濟體如歐洲已落後約十年，現在我們需急起直追。回歸祖國25年，香港經濟產業急需要轉型並多樣化，配合新時代的步伐，為下一代創機遇。望有志之士能一起促進市場發展，共建可持續金融生態圈，鼓勵和教育更多志同道合的專業人士和青年進入可持續金融行業，使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如魚得水【註】。

【註】：〈建設香港成為亞洲環境、社會及管治（ESG）都會 成就零碳綠色經濟〉，鄧希煒，林康聖，《信報》，2022年5月11日

鄧希煒教授
亞洲環球研究所所長、馮國經馮國綸基金經濟學教授

林康聖先生
港大經管學院導師、香港經濟及商業策略研究所附屬研究員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二年七月十三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筆者去年與香港生產力促進局合作研究香港再工業化與未來經濟轉型之路，研究瑞士當地的經濟社會情況和香港綠色產業。故筆者樂見港交所近日宣布成立國際碳市場委員會，推動香港實現碳中和，及加快投入發展綠色和可持續金融生態圈。同時希望藉此文拋磚引玉，借鑑瑞士發展碳交易的過程，與讀者一起探討香港在此方面的發展機遇。

碳交易可以分為合規或自願，概念源自1992年通過的《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指一個國家、地區或企業通過合法渠道，獲允許排放生產過程中產生的污染物的權利。時隔29年，2021年聯合國氣候變遷峰會（COP26）落幕，全球政府組織和企業共同制定2050年實現淨零排放的路徑，防止地球升溫超過1.5℃。根據數據研究公司IHS Markit的數據，截至2021年底，全球碳價格達每噸二氧化碳51.45美元。據估計，碳配額價格需要增加到每噸二氧化碳147美元，才能滿足1.5℃的全球變暖限制。碳定價的潛力顯然在很大程度上尚未開發，而且大多數碳價格因太低而無法推動大規模脫碳。目前政府和私營公司的可持續發展和氣候政策仍遠遠落後於預期，不足以實現《巴黎協定》訂下的溫度目標。

世上碳稅最高國家之一瑞士，如何促進碳交易？

碳交易是一種市場化的節能減排政策工具，旨在通過市場功能降低碳排放，減低能源消耗和大氣碳濃度，優化產業和能源結構。理論上，政府制定和控制總量和分配規則，企業可按規定獲得配額，並根據自身減排情況，決定在交易市場上增購或出售超額配額。如電動車龍頭Tesla今年雖然意外被剔出標普500指數，但去年2021年中Tesla全年總利潤為55.19億美元，其依靠出售碳積分便獲得14.65億美元，碳交易已經佔其總盈利四分之一。我們可以預見碳交易發揮資金引導和加速減碳的作用。

參考瑞士的經驗，瑞士採取了碳市場與碳稅相結合的雙軌政策，自2008年起對化石燃料徵收二氧化碳稅。其減碳和發展碳交易市場的過程大致分為三個階段，歷時十數年。

階段（1）：2009年至2012年實施自願碳排放交易，目標在1990年的基礎上減少8%的碳排放。

階段（2）：2013年至2020年，瑞士轉為強制性碳交易體系，每年固定減少配額總量1.74%，預留5%予拍賣或新註冊公司，明確年度排放配額總量，減少減排信用額度。同時實行碳稅制度，納入碳交易的企業在2013年至2020年免徵碳稅。

階段（3）：瑞士碳市場自2020年起與歐盟碳市場掛鈎。

從瑞士的發展途徑可以看出，不同碳市場之間建立聯繫，將帶來更多的交易機會。瑞士碳市場規模小和資本流動性相對歐盟為低，然而配額價格遠高於歐盟。瑞士通過與歐盟碳市場的合作，提升其競爭力。當一個碳市場的碳價格過高時，可以與其他碳市場合作，為企業創造綠色和便利的營商環境。

現時政府的減排政策主要基於2021年發布的《香港氣候行動藍圖2050》，以推廣使用可再生能源和低碳發電技術，抵消碳足跡以外作為主要戰略。除了現有的政策，本港政策制定者可以考慮香港將來在RCEP、大灣區以及中國的碳市場角色和定位。與此同時，與鄰近地區實行碳市場的制度互聯互通，也是政策制定者需為企業拆牆鬆綁的一個重要目標，增強特區在綠色金融和應對氣候變化方面的領導地位。

放水養魚，鼓勵市民和零售投資者參與碳市場

成熟經濟體和資本市場將可交易的碳權商品，轉化為零售可購買的交易所買賣基金（ETF），例如其中一個最大的資產管理（AuM）自願碳交易ETF──KraneShares Global Carbon ETF（美股代碼：KRBN）。自2020年7月推出以來，截至現時資產管理的淨值為11.78億美元，管理費為0.78%。兩年的基金價格升幅近250%，年複合增長率約58%。同期對比標普指數兩年升幅只有約20%，年複合增長率約9.5%，KRBN兩年回報與美國500強企業相比高出192%，前者回報驚人。從經濟學和資本的角度來看，當愈來愈多的資本流入碳金融產品時，就會有足夠的流動性，相當於間接參與碳定價，從長遠來看是有正向收益的。

2022年3月港交所第一隻碳期貨ETF──中金碳期貨ETF（03060）（港元計價股票代碼），管理費為0.99%，而且暫時的資產管理規模不足一億元實屬不理想，如有價沒市。香港資本市場其實不乏具潛力參與碳交易的公司，當中有不少是領先世界的電動車、鋰業和新能源的公司。

暫時而言，參與碳交易和綠色金融的主要是機構投資者和主權基金，以筆者所知，即使專業投資者對碳交易也是一知半解。資本市場如「水」，水清則無魚。綠色金融因本身的利潤相對傳統基金並不高，而業界亦缺乏人才了解相關綠色產品。坊間不少綠色金融課程門庭若市，然而百花齊放之際卻有良莠不齊之說。若要令香港成為成熟的碳交易中心，必須要有「水」有「魚」，讓普羅大眾認識到碳排放交易和參與自願碳交易。政府需提供誘因令業界有「因」可以推廣，同時訂立指引和建設一套完善制度，給業界和有意修讀綠色金融課程的市民。

二十國集團（G20）財長與央行總裁去年承認碳價是應對氣候變化的重要工具之一，香港綠色之路比其他成熟金融經濟體如歐洲已落後約十年，現在我們需急起直追。回歸祖國25年，香港經濟產業急需要轉型並多樣化，配合新時代的步伐，為下一代創機遇。望有志之士能一起促進市場發展，共建可持續金融生態圈，鼓勵和教育更多志同道合的專業人士和青年進入可持續金融行業，使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如魚得水【註】。

【註】：〈建設香港成為亞洲環境、社會及管治（ESG）都會 成就零碳綠色經濟〉，鄧希煒，林康聖，《信報》，2022年5月11日

鄧希煒教授
亞洲環球研究所所長、馮國經馮國綸基金經濟學教授

林康聖
港大經管學院導師、香港經濟及商業策略研究所附屬研究員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二年七月十三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康文署）在5月16日修訂租訂場地措施，目的是打擊康體設施的「炒場」活動。主要改動是透過網上訂場系統進行實名登記，已訂場地不得轉讓，訂場者必須親身簽到取場；同時讓透過「康體通」網上預訂服務的市民優先訂場。電腦系統仍採用先到先得的租訂形式。不難想像，大部分場地在網上預訂階段已經一掃而空。

新措施雖然有效地打擊「真人排隊黨」，但「網上排隊黨」卻應運而生，不少場地流入二手市場（「炒場」活動），據報其中價格比實行新措施之前更高。炒價上升的主因相信是進一步收緊的實名制措施，迫使炒場者必須親身到場簽到，而加重有關營運成本。

治標還須治本

無奈當局似乎依然着力於優化訂場系統。6月15日，時任署理民政事務局局長以書面回覆立法會議員質詢時指出，康文署正開發一套全新智能康體服務預訂資訊系統，以取代現有「康體通」電腦預訂系統，未來兩年將分階段投入運作。新系統將引進新一代的「抗機械人程式方案」，包括過濾機械人程式軟件，如發現不尋常的預訂情況，可即時分析及攔截。新系統亦會在先到先得的原則下，按個別設施和租訂時段的需要，利用抽籤方式分配康體設施。使用新租訂系統，須實名登記及完成身份認證。

筆者認為，單靠改善訂場系統打擊「炒場」活動，不但徒勞無功，甚至適得其反。事實上，「炒場」純屬供求失衡的一種現象。要是場地供不應求，「炒場」活動就會出現，關鍵繫於場地的供求情況。

要解決供求失衡問題，當局應從價格和供應入手。求過於供，價格自然有上調壓力。若硬靠行政手段壓抑價格，供求失衡持續，自然產生二手市場。翻查紀錄，上一次康文署調整康體設施及服務的收費是2013年。當年作出修訂，目的是劃一市區及新界同類市政設施及服務收費水平，決定以較低者為準，結果是下調收費（2000年之前，康樂體育和文化藝術有關設施分別由市政局和區域市政局管理，新界設施通常收費較高）。以市區有空氣調節的羽毛球場繁忙時段為例，今天租金依然是2008年的水平，每小時59元。2008至2021年間，人均本地生產總值實質增長了約28%，人口增長了約8%，平均收入和人口增加帶動了對康體設施的需求。同期，消費物價指數增長了約40%，以此可計算出2021年的59元相當於2008年的41元，亦即場地的實質租金於同期下降了接近30%。

解難有策可依

實質價格下降進一步刺激了需求。雖然2008至2021年有15間體育館落成，以十多年來「炒場」活動一直變本加厲的情況來看，供應量的增加明顯落後於需求。筆者建議，場地租金應該定期調整，最簡單而能獲大眾接受的莫過於每年或每兩年按通脹率調整。不過，要達至供求均衡，恐怕要大幅調整場租才行，這難免有違特區政府近年鼓勵體育運動，創建健康城市的理念，因此並不可行。

當局應該積極研究增加供應量的方法。覓地和規劃興建體育館既需時，也要資源，在土地稀缺，新冠肺炎之後公共財政日趨緊絀的情況下，並非上策。話說回來，在不建造體育館的情況下增加體育設施，其實並非無計可施，方案之一就是利用中小學閒置的運動場地設施。2016年，立法會議員馬逢國委託浸會大學劉永松教授進行「鼓勵中小學借出閒置體育場地政策之研究調查」，更隨2017年《施政報告》發表後，推行了「開放學校設施推動體育發展計劃」。

學校開放設施給公眾使用，可謂責無旁貸。除了極少量私立學校以外，本地大部分校舍都由政府興建，交予辦學團體營運，日常營運資金也主要來自政府撥款。在教育局的《資助學校資助則例》中，就有一項「使用校舍作公眾及教育用途」：

除非不切實可行，否則在有需要時，學校應把校舍及設施提供給政府及政府核准的任何其他機構，以進行公開考試、暫時開辦其他學校，或舉辦教育、社區或其他活動。

由此可見，校方開放學校設施給公眾使用無疑是合情合理。

試想在體育設施使用的高峰期（包括假日和暑假），相當於400所中小學參與開放校內禮堂作羽毛球場用途，以一個禮堂能提供兩個羽毛球場計，頓時可增加800個羽毛球場；以一個體育館的主場一般有8個羽毛球場計，亦即增加了100個體育館主場（目前全港體育館總數約為110個）。體育設施的供應短缺問題可即時緩解，「炒場」活動自然消失。

「開放學校設施推動體育發展計劃」推行至今，雖經反覆優化，開放學校設施的經濟誘因亦已加強，但大部分學校依然反應冷淡。2020至2021年度，參與學校只有60所，且開放時數甚少，對於解決體育設施供求失衡，無異杯水車薪。

有賴政府統籌

學校的取態不難理解。校長和老師們都為教學、課外活動和各種校務疲於奔命，在學校財政未見緊絀的情況下，自然不願意為微薄的經濟誘因多費力氣。筆者幾年前在本欄的文章【註1】曾論述學校開放設施面對的隱藏成本，並建議讓校方與單一團體簽訂一份借用設施的長期合約。有關訂場安排、收費設定，以至場地管理，最好由康民署包辦。

不過，恐怕在完全自願參與的大前提之下，參與的學校大概不多。因此筆者建議，當局不妨統一規定學校開放設施的下限，譬如每年至少要開放禮堂140小時（相當於14天，每天10小時），以供市民大眾進行康體活動，既一盡其應有的義務，亦容許部分學校因應成本和經濟誘因的考量，自行選擇是否延長開放有關設施。

為便於校方專注於教學工作，開放場地的維修保養、保安、管理等問題，則可由相關的政府部門加以協助。為此，當局可考慮成立一個跨部門專責小組負責統籌，務求縮短部門之間協調上的延誤，如此則有望盡快紓緩體育設施供不應求的困局。作為第一步，不妨考慮由暑假（需求高峰及校園設施閒置期）開始，日後視乎進度再擴展至其他時段。

【註1】：〈開放校舍　共享體育設施〉，王家富，《信報》，2018年1月3日

王家富博士
港大經管學院首席講師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二年七月六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康文署）在5月16日修訂租訂場地措施，目的是打擊康體設施的「炒場」活動。主要改動是透過網上訂場系統進行實名登記，已訂場地不得轉讓，訂場者必須親身簽到取場；同時讓透過「康體通」網上預訂服務的市民優先訂場。電腦系統仍採用先到先得的租訂形式。不難想像，大部分場地在網上預訂階段已經一掃而空。

新措施雖然有效地打擊「真人排隊黨」，但「網上排隊黨」卻應運而生，不少場地流入二手市場（「炒場」活動），據報其中價格比實行新措施之前更高。炒價上升的主因相信是進一步收緊的實名制措施，迫使炒場者必須親身到場簽到，而加重有關營運成本。

治標還須治本

無奈當局似乎依然着力於優化訂場系統。6月15日，時任署理民政事務局局長以書面回覆立法會議員質詢時指出，康文署正開發一套全新智能康體服務預訂資訊系統，以取代現有「康體通」電腦預訂系統，未來兩年將分階段投入運作。新系統將引進新一代的「抗機械人程式方案」，包括過濾機械人程式軟件，如發現不尋常的預訂情況，可即時分析及攔截。新系統亦會在先到先得的原則下，按個別設施和租訂時段的需要，利用抽籤方式分配康體設施。使用新租訂系統，須實名登記及完成身份認證。

筆者認為，單靠改善訂場系統打擊「炒場」活動，不但徒勞無功，甚至適得其反。事實上，「炒場」純屬供求失衡的一種現象。要是場地供不應求，「炒場」活動就會出現，關鍵繫於場地的供求情況。

要解決供求失衡問題，當局應從價格和供應入手。求過於供，價格自然有上調壓力。若硬靠行政手段壓抑價格，供求失衡持續，自然產生二手市場。翻查紀錄，上一次康文署調整康體設施及服務的收費是2013年。當年作出修訂，目的是劃一市區及新界同類市政設施及服務收費水平，決定以較低者為準，結果是下調收費（2000年之前，康樂體育和文化藝術有關設施分別由市政局和區域市政局管理，新界設施通常收費較高）。以市區有空氣調節的羽毛球場繁忙時段為例，今天租金依然是2008年的水平，每小時59元。2008至2021年間，人均本地生產總值實質增長了約28%，人口增長了約8%，平均收入和人口增加帶動了對康體設施的需求。同期，消費物價指數增長了約40%，以此可計算出2021年的59元相當於2008年的41元，亦即場地的實質租金於同期下降了接近30%。

解難有策可依

實質價格下降進一步刺激了需求。雖然2008至2021年有15間體育館落成，以十多年來「炒場」活動一直變本加厲的情況來看，供應量的增加明顯落後於需求。筆者建議，場地租金應該定期調整，最簡單而能獲大眾接受的莫過於每年或每兩年按通脹率調整。不過，要達至供求均衡，恐怕要大幅調整場租才行，這難免有違特區政府近年鼓勵體育運動，創建健康城市的理念，因此並不可行。

當局應該積極研究增加供應量的方法。覓地和規劃興建體育館既需時，也要資源，在土地稀缺，新冠肺炎之後公共財政日趨緊絀的情況下，並非上策。話說回來，在不建造體育館的情況下增加體育設施，其實並非無計可施，方案之一就是利用中小學閒置的運動場地設施。2016年，立法會議員馬逢國委託浸會大學劉永松教授進行「鼓勵中小學借出閒置體育場地政策之研究調查」，更隨2017年《施政報告》發表後，推行了「開放學校設施推動體育發展計劃」。

學校開放設施給公眾使用，可謂責無旁貸。除了極少量私立學校以外，本地大部分校舍都由政府興建，交予辦學團體營運，日常營運資金也主要來自政府撥款。在教育局的《資助學校資助則例》中，就有一項「使用校舍作公眾及教育用途」：

除非不切實可行，否則在有需要時，學校應把校舍及設施提供給政府及政府核准的任何其他機構，以進行公開考試、暫時開辦其他學校，或舉辦教育、社區或其他活動。

由此可見，校方開放學校設施給公眾使用無疑是合情合理。

試想在體育設施使用的高峰期（包括假日和暑假），相當於400所中小學參與開放校內禮堂作羽毛球場用途，以一個禮堂能提供兩個羽毛球場計，頓時可增加800個羽毛球場；以一個體育館的主場一般有8個羽毛球場計，亦即增加了100個體育館主場（目前全港體育館總數約為110個）。體育設施的供應短缺問題可即時緩解，「炒場」活動自然消失。

「開放學校設施推動體育發展計劃」推行至今，雖經反覆優化，開放學校設施的經濟誘因亦已加強，但大部分學校依然反應冷淡。2020至2021年度，參與學校只有60所，且開放時數甚少，對於解決體育設施供求失衡，無異杯水車薪。

有賴政府統籌

學校的取態不難理解。校長和老師們都為教學、課外活動和各種校務疲於奔命，在學校財政未見緊絀的情況下，自然不願意為微薄的經濟誘因多費力氣。筆者幾年前在本欄的文章【註1】曾論述學校開放設施面對的隱藏成本，並建議讓校方與單一團體簽訂一份借用設施的長期合約。有關訂場安排、收費設定，以至場地管理，最好由康民署包辦。

不過，恐怕在完全自願參與的大前提之下，參與的學校大概不多。因此筆者建議，當局不妨統一規定學校開放設施的下限，譬如每年至少要開放禮堂140小時（相當於14天，每天10小時），以供市民大眾進行康體活動，既一盡其應有的義務，亦容許部分學校因應成本和經濟誘因的考量，自行選擇是否延長開放有關設施。

為便於校方專注於教學工作，開放場地的維修保養、保安、管理等問題，則可由相關的政府部門加以協助。為此，當局可考慮成立一個跨部門專責小組負責統籌，務求縮短部門之間協調上的延誤，如此則有望盡快紓緩體育設施供不應求的困局。作為第一步，不妨考慮由暑假（需求高峰及校園設施閒置期）開始，日後視乎進度再擴展至其他時段。

【註1】：〈開放校舍　共享體育設施〉，王家富，《信報》，2018年1月3日

王家富博士
港大經管學院首席講師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二年七月六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男子組合MIRROR的演唱會即將開始，全城早已掀起搶票潮，粉絲卻苦於一票難求。即使另加兩場特別場，採用實名制售票，依然無法阻止黃牛黨瘋狂炒票。公開發售的門票瞬間售罄，有本地傳媒報道，二手市場上的黃牛票竟被炒到40多萬元，粉絲們自然叫苦連天。

事實上黃牛黨炒票不僅僅發生在演唱會，因應新冠疫情回穩，康文署上月重開康體設施時，也出現了「炒場」的情況。針對炒賣行為，該署職員通過抽查方式，以核實租用者為場地使用人。

物以罕為貴

一票難求，說明供不應求。經濟學裏，供應和需求就如同蹺蹺板的兩邊，而調節平衡的就是價格。比如奢侈品牌的限量手袋，當想買的人多於店內的貨量，手袋就會漲價，直到價格高到人們望「袋」興嘆的時候，需求和供應就平衡了。

雖然價格的調節功能強，卻不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演唱會門票就屬特殊商品之列。與奢侈手袋不同，演唱會是一種體驗，其價值是由台上的表演者和台下的觀眾共同決定的。如果只聽音色，Apple Music也許更勝一籌；如果只為看明星，電視熒幕無疑清楚得多。演唱會的真正魅力，來自台上台下彼此互動，每場的高潮部分往往是全場大合唱。所以無論是歌星或觀眾，都不希望看到場面冷冷清清。如果任由市場價格飆升，縱使供求平衡了，卻變成曲高和寡，拒粉絲於千里之外。

更重要的是，明星之所以成為明星，是因為有眾多粉絲的喜愛。這種死心塌地的支持給歌星帶來演唱會收入之餘，還包括廣告代言、音樂銷售、商場活動等進賬。如果演唱會的高票價傷了粉絲的心，粉絲也會棄之而去，歌星也將光環不再。要是歌手和主辦單位為了短期的演唱會收益，犧牲了長期的財源，豈不是檢了芝麻丟了西瓜，因小失大？

加場不加價的成功特例

因此，雖然價格可以有效率地平衡供需，但不能簡單直接地套在演唱會的門票銷售上。黃牛市場的炒票現象，不僅浪費了粉絲熬夜輪候的時間，對消費者不利，也損害了歌星和主辦單位的長期利益，釀成「三輸」局面。事實上，苦於黃牛炒風的不單是香港的粉絲，放眼全球，只要有巨星演出，就不免有黃牛炒票。

如何解決這個「國際性」問題呢？解鈴還須繫鈴人。要使失衡的蹺蹺板恢復平衡，可走的路無非兩條。一、增加供應，比如MIRROR增加演唱會的場次。而採用這個辦法的表表者，就是美國鄉謠歌手Garth Brook。他在2014至2017年的巡迴演唱會（覆蓋79個城市，一共390場演出），門票因定價低至70美元而供不應求；為了保證粉絲買到票，只要售出總票數80%，就會立刻多加場次。

粉絲身份如何辨真假

他曾說：「我害怕沒有觀眾，也害怕全場爆滿。」上述為順應需求而增加供應的做法，被戲稱為「Garth模式」，他本人也藉此創下美國歷史上最暢銷的單人演唱會紀錄【註1】。當然，不是每個歌手都有精力和時間效法，因為除了表演，還有創作、宣傳、廣告代言、公益等眾多活動，實在難以面面俱到。

既然蹺蹺板裏供應一方難以解決問題，那麼另一邊的需求方又如何？如何保證粉絲的需求得到滿足，其實是一個怎樣識別誰是粉絲誰是黃牛的問題。兩者之間，一個追星，一個逐利，不僅買票的目的不同，平日的行為也大相逕庭。

粉絲會在各種社交媒體上關注歌星，購買專輯和有關商品，在各種網站上追蹤偶像的動態；黃牛則很少有這樣的行為。若能以此判斷購票人是否真粉絲，就可以有效防止門票落入黃牛手中，而這恰恰是美國最大演唱會門票銷售平台Ticketmaster所採用的粉絲查證（Verified Fan）系統。

2017年，Ticketmaster為了打擊二手門票市場，開發並採用這個系統。消費者在選定演唱會之後，需要註冊個人資料，以便系統通過一定的演算法，來判斷購票者有多大可能是真正粉絲。一旦被認定是粉絲，買到票的機率就會大大增加。雖然Ticketmaster並沒有披露粉絲查證系統的具體演算法，但就宣稱95%經此系統售出的門票，沒有流出二手市場【註2】。

許多歐美歌手都紛紛採用這個系統，包括Taylor Swift、Ed Sheeran等等。在粉絲查證系統啟用之前，Taylor Swift 2015年舉行世界巡演，售出門票中有30%出現在二手市場；至2018年，她的世界巡演運用了這個系統，最終只有5%的門票流出二手市場。雖然Ticketmaster的這套演算法並非完美，也不能保證每個粉絲都能買到票，但的確在一定程度上打擊了黃牛黨炒票。

魔高一尺 道高一丈

除此之外，演唱會主辦單位經常採用其他方法來打擊黃牛黨。比如Jay Z和Taylor Swift都借用航空公司以浮動定價賣機票的方式，根據購票者的買票時間，愈接近演唱會的舉行時間，票價就愈低【註3】。這種浮動定價的策略讓提早用機器搶票的黃牛黨無利可圖，大大提升歌手和主辦單位的收益。

在疫情期間不斷發展的線上直播音樂會，也給歌手提供了一個增加演出的途徑。雖然這類音樂會不可媲美現場打成一片的互動，但可以在不過度增加藝人時間和工作量的情況下，擴充供應，緩解眾多粉絲一票難求的煩惱。

再者，正因為線上音樂會不能完全取代實體音樂會，這種增加的供應不會過多地降低粉絲對實體演唱會的需求。

對於備受熱捧的歌星和忠實粉絲來說，不失為一種雙贏的權宜之計。隨着虛擬實境技術日新月異，線上音樂會也會讓屏幕另一邊的粉絲感受到更多的真實和互動。

解決一票難求的棘手問題，既有賴平衡供求的蹺蹺板原理，又繫於科學的創新和技術的進步。相信在不久的將來，MIRROR粉絲們離偶像的距離可逐漸拉近。一票雖難求，擁戴價更高。

【註1】：Alan B. Krueger, Rockonomics: What the Music Industry Can Teach Us About Economics (and Our Future) (London: John Murray Press, 2019), Chapter 6.

【註2】：https://www.theverge.com/ 2018/2/7/16923616/

【註3】：https://access.intix.org/Full-Article/the-highest-grossing-us-tour-of-all-time-used-slow-ticketing

范亭亭博士
港大經管學院高級講師（市場學）

周文博士
港大經管學院副教授（管理及商業策略）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二十九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