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八十年代開始持續三十年的超全球化日子一去不復返，發達經濟體面臨自七十年代來最嚴峻的通脹壓力，中國經濟發展也減速，全球低增長年代正式來臨。

正如呂大樂教授在《四代香港人》已闡述，上一代香港人趕上了香港經濟起飛青雲路，累積了不少財富，面對各種全球經濟挑戰，新一代相對缺乏機會，常感出頭無期。香港傳統的四大經濟支柱，特別是房地產及金融，已發展成熟，香港勞動力市場向上流機會相比以往確實低了。

新一代更看重工作意義

同時，年輕一代對職業的看法可與上一代不同，着重工作意義及與生活取得平衡，不認為賺錢是頭等大事，也不像上一代般期望一份穩定工作做到老。但又同時受許多社交媒體創造者鼓勵FIRE（Financial Independence, Retire Early），對高等教育及個人學習的用處產生懷疑。

再加上各地經濟及生產力放緩，很多都經歷了去工業化，導致中產職位空心化，社會欠缺向上流動的發展空間，並趨向橫向發展。未來經濟不確性，加上工作模式及工時靈活化，衍生了多工的聘任模式，更多人從事非正規職位，形成零工經濟。

疫情加速了零工經濟的發展，國際勞工組織研究指出，疫情導致工作場所實施不同程度的封閉措施，安排在家或混合模式工作，全球工時大減之餘，員工卻更有彈性地選擇工作時間及地點。環球經濟和貿易鏈受到衝擊，企業因應難以預測供求，難以擴大規模，導致工時不定、放無薪假、停薪留職成為勞動市場的新常態。

相比傳統勞動市場，零工經濟可製造更廣泛更自由的工作，透過互聯網，更多人特別是年輕人以自由職業者的方式產生收入。但在經濟不景氣時，非正規職位往往優先被裁，反映了就業市場處於結構性的轉變。根據香港青年協會研究訪問，在疫情期間曾遇過就業問題的18至34歲青年佔55%，最多青年反映面對「找不到工作」的情況，佔22%；「工時減少」及「放無薪假」分別佔17.8%及17.5%。

數據未反映實際就業情況

疫情不但加速了零工經濟的發展，更推進了平台經濟的增長。許多工作在疫情時轉向遠程工作，讓更多工人從事自由職業，甚至同時擁有多項工作。根據歐洲工會研究所研究，17%的歐洲人在過去12個月中為互聯網經濟工作，而29%曾在某個時候嘗試過。這表明了零工和互聯網經濟的共同發展下，企業許多時要管理身兼多職的員工，企業與員工之間的關係疏離了，員工對公司的歸屬感也下降了，導致管理人力資源成本提高，企業常面對人才荒。

零工經濟亦暴露了就業數據不能反映就業市場的問題，當愈來愈多人選擇零工經濟就業的時候，就業數據仍沿用傳統的方法去計算失業及就業不足率，未能反映勞動市場的實際情況。

例如，在疫情期間，西方國家政府通過大量紓困措施及量化寬鬆政策，造成財富效應，致部分市民缺乏工作意欲。如是者雖然疫情時期非農業就業工作職位下降，但因願意上班的勞動人口也大幅下降，所以失業率變化不大。但在疫後，西方多間央行收水加息，金融市場動盪，以致部分人的退休大計受影響。更甚者企業瘦身裁員以致減少員工人數，斜槓一族的的「飯碗」更首當其衝，不少市民希望重出正規就業市場工作，此時勞動人口突然大幅上升，導致失業率飆升。

可見如政策制定者只按照傳統的失業和就業率制定勞工政策，便會出現誤判和滯後效應。舊有的勞動市場統計數據，可誤導公共政策的策劃，包括教育、人才，以至稅收及福利政策。因此，必須重新檢視勞動市場統計數據，與時並進。

制定與時並進的人才政策

特首在最新的《施政報告》中，提出「搶人才、搶企業」措施，這是香港過去兩年人口下跌及人才流失必須的政策。但政策成效有賴政策能否回應勞工市場新常態。留住人才，要令香港成為宜居、宜業的「家」之餘，亦需改革就業、創業、人才及青年政策，配合零工經濟新時代就業人口的期望與需求。

傳統行業難以吸引新一代入行，如何發展創意工業及增加下一代的創意力，這是未來教育改革應考慮的重要一環。至於科技工業，如筆者一直認為香港有潛力發展的健康科技、農業科技、綠色科技、食品科技和半導體3.0（「五大新興產業」），不僅需要科技人才，還需要了解該行業的管理及領導人才，進行戰略規劃。例如，領先半導體企業台積電，用高薪聘請國際關係學人才，協助其處理地緣政治研究，以及對供應鏈營運有經驗的人才，這些需要多種技能如零工經濟常用的數碼技能，及文化商數（CQ）等。參考以色列，透過創業活動和具有挑戰性的研發活動培育出發展全面的年輕人才。接受培訓的人才在離開機構後，在各行各業發揮他們的領導作用，提升應用創科發展。

與此同時政府必須與商界更緊密合作，策略性培育年輕人才、裝備他們與經濟相關，以及以科學研究為基礎的能力，以促進本土創新，並確保我們的義務教育、持續教育和行政人員培訓在瞬息萬變的世界中具有競爭力。筆者建議特區政府可考慮重啟「旋轉門」，制定恒常制度讓政務官到商界、智庫、創科和社福界等工種得以獲取與時並進的行業知識。

香港作為全球最自由的經濟體之一，能吸引全球創新要素、高端人才和企業機構在港滙聚。但大前提是政策制定者，須明白零工經濟下的勞動市場新常態，並了解未來多變的勞動力供求情況。

鄧希煒教授
亞洲環球研究所所長、馮國經馮國綸基金經濟學教授

林康聖先生
港大經管學院導師、香港經濟及商業策略研究所研究員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二年十一月十六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香港資本市場近來風雨飄搖，恒生指數一度跌破15000點的回歸前水平。長期堅挺的樓市今年以來也開始下行，表現漸呈疲軟。受疫情和地緣政治影響，外貿和經濟增長乏力；面對激烈的國際人才競爭，也似乎失卻優勢，人才外流有惡化之象。新加坡和香港此消彼長，更引起對香港的普遍擔憂。總之，對特區經濟的悲觀情緒正不斷蔓延。

當前面臨的困難和挑戰確實嚴峻，但香港經濟是否就此沉淪下去？前景變得暗淡無光？

核心優勢仍在

筆者認為恰恰相反。本文用意不在預測股市、樓市何時利空出盡、觸底反彈，也並非無視經濟低迷的困局。觀乎目前的至暗時刻，影響經濟長期發展的根本性因素易受忽略，但事實上，香港的核心優勢依然堅固，在新時代更顯巨大發展潛力。

香港特區的核心優勢為何？一言以蔽之，在於其獨特的制度。「一國兩制」之下，「一國」的基礎築牢後，就需要充分發揮「兩制」的特色。法治、自由市場、國際化是香港穩健制度的三個支柱。只要致力堅守，不斷予以完善和鞏固，就能保障經濟增長。過去幾年，儘管本港經歷了不少風雨，港大經管學院依然每年在全球招聘15至20位優秀學者，而吸引他們前來發展的就是這三個政策支柱；加上超低稅率、得天獨厚的自然條件和生活環境，香港確實是亞洲其他地方難以媲美的宜居城市。

潛力蓄勢待發

以下勾勒本港經濟發展潛力的幾個範疇。

首先，融入國家「國內國際雙循環」新發展格局，可為香港提供無窮商機。香港一直滿足於擔任外貿和金融的中介角色，對於內地經濟發展和市場變化趨勢缺乏深刻理解，可幸這種情況正在發生轉變。專業和商界人士對於了解內地情況的興趣正逐步提高。香港大學北京中心成立一年半以來的活動中，踴躍參與活動的港大校友和香港商界人士愈來愈多。另一方面，內地對香港的看法也有所不同，亦即從2019年之後的負面印象轉為正面積極；舉個例子，近兩年內地學生井噴式報考港大及特區其他高等學府，今年還會大幅增加。

雖然中國經濟同樣面臨種種困難和挑戰，需要透過重大調整和轉型升級，邁向持續增長，但整體經濟規模龐大，雙循環發展戰略中有很多領域可讓香港發揮重要作用。尤其明顯的是大灣區發展，一方面香港具備獨特優勢，可以多作貢獻；另一方面也為特區自身發展，提供一連串戰略機遇。剛剛成立的港大經管學院深圳校區，內設創業及創新孵化中心，眾多初創企業者熱烈申請加入，他們大多是到大灣區創業的香港學生和畢業生。得享香港賦予的國際化視野和資源之餘，又有當地的技術力量和市場資訊，配合良好的創業土壤，假以時日，這些兼具港深兩地優勢的初創幼苗，完全有機會成長為企業界的參天大樹。

大都會展鴻圖

其次，大變局下的世界政治經濟局勢，對香港既是挑戰，更是機遇。中美大國博弈之中，本港難免深受衝擊，前路荊棘滿途。然而危中有機，無論從政治或經濟角度看來，都應該得出這個判斷：香港別樹一幟的地位，未來將成為中國聯通世界更為重要的視窗，為國家的外循環發揮關鍵作用。香港自身的國際化，也正在從被動變為主動。昔日香港總是利用自身國際化環境，以招徠海外資本和人才，不過時移世易，守成的做法無法維持其國際化地位和形象。

特區政府最近一輪疫情防控政策的調整，為恢復與增強國際聯繫創造了必要條件，市民大眾都希望能盡快落實徹底開放的安排。官員最近也紛紛走出去，積極向各國推廣香港、尋求拓展機會，這種「主動國際化」的作為很有必要，也值得讚賞。在政府的積極推動下，國際金融領袖投資峰會本月初剛在港圓滿舉行，超過200名世界金融領袖克服阻力出席，充分展現了香港的國際吸引力。

與此同時，各界和民間也應積極主動加強國際交流和合作，為本港國際化增添活力。港大經管學院今年暑假組成代表團，前赴越南胡志明市和以色列特拉維夫市進行學術交流和教育合作，並參加香港大學設於兩地的中心的相關活動。當地業界同仁表示，疫情爆發之後，這是他們迎來的第一個香港代表團，冀望能盡快恢復與香港的交流協作。由此足見特區的「主動國際化」策略大有可為。

最後，香港內在的經濟轉型和升級值得期待。在上月宣讀的《施政報告》中，特首李家超除了在民生和管治能力提升等主要環節，提出不少有新意的針對性舉措，在人才政策和以創科為經濟引擎的北部都會區發展上，更有一些大膽政策突破和設想。「南金融、北創科」的願景以及文化創意產業的擴展，也令人對香港的前景充滿憧憬。

在港大經管學院9月發表的《香港經濟政策綠皮書2022》中，王于漸教授提出香港足以成為1000萬人口的大都會，廣泛吸引全球多元化人才，以利於經濟轉型和升級。當然，相關政策的實施尚需時日，實現上述願景的過程也必會遇上各種挑戰，但尋求變革和突破已經逐漸成為特區政府與社會的共識，力量已經在積聚，變化一定會發生。有為又有限的政府，高效而包容的市場，兩者在香港結合，必將驅動未來經濟走向長期繁榮。

在局勢變幻莫測的時代，最重要的是堅韌和適變，而這正是獅子山精神的精髓。歷史上每一次香港陷於危機，最終看好香港的都被證明是正確的，筆者寄望也相信這一次奇蹟會如常再次出現。

蔡洪濱教授
港大經管學院院長兼經濟學講座教授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二年十一月九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美國前總統特朗普在2018年對中國發起的貿易戰，轉眼已4年多，到今天仍然處在膠着狀態。中美在2020年初簽訂第一階段協定後，並無進一步的實質磋商。拜登上台後進一步打壓中國，並拉攏盟友發動更凌厲的科技戰和晶片戰，加上新冠肺炎的出現和地緣政治的急速演變，使曾經困擾中美政府和金融市場的貿易戰變得無關宏旨，鮮有媒介提及。

從表面論述來看，貿易戰源於中美貿易的不平衡。特朗普及其幕僚從錯誤的重商主義觀點出發，認為美國的外貿逆差會減少美國的生產和就業；而中國的順差，是採用不公平貿易政策讓中國工人取去美國工人飯碗而達致的。以關稅為武器的貿易戰，就是要減少美國從中國進口，將工作崗位還給美國工人。

對華貿易戰無助扭轉逆差

人民幣滙率曾經是美國多次提及的不公平貿易政策之一。美國認為人民銀行操縱滙率以降低中國商品的美元價格。中國曾在九十年代初期被美國列為滙率操縱國，但那是在滙率改革之前，滙率制度仍有計劃經濟的影子。隨後多年來，中國都不符合美國自己制定的滙率操縱的3個準則。此外，在2005至2015年期間，人民幣兌美元已上升了47%。但在貿易戰中人民幣處於弱勢，在貶值至兌美元破7後，即使仍未符合美國所謂滙率操縱的準則，美國仍然隨即宣布中國是滙率操縱國。然而，人民幣或其他美國貿易夥伴的貨幣滙率，並不影響美國總體貿易逆差。

基於國民收入核算，一個經濟體在儲蓄與投資上的差距，就等於外貿順差。簡單而言，若果儲蓄多於投資，儲蓄下來的資源沒有全部在本地運用，那自然是給外國使用了，表現出來的就是出口高於進口，也就是貿易順差，最明顯的例子是中國。反過來說，若儲蓄少於投資，當地的資源不足以應付投資需求，便得從外國進口，表現出來就是外貿逆差，最明顯的例子是美國。

假設人民幣升值，又或美國向中國商品徵收關稅，兩者都會增加美國消費者購買中國商品的美元價格，因而減少美國與中國貿易的逆差。然而，人民幣的滙率與關稅都不會直接影響美國的儲蓄和投資，因而也不影響美國與外國的總貿易逆差。逆差總數不改，但與中國的逆差減少，美國與其他地方的逆差必然增加了。換句話說，美國促使人民幣升值或向中國產品徵收關稅等政策，只會使美國消費者由從中國進口改為從其他地方進口。美國的貿易逆差總數不改變，工作崗位也不會回流到美國。

基於有關的國民收入核算，美國若要縮減外貿逆差總數，一是增加儲蓄，一是減少投資。美國的外貿逆差這麼龐大，反映出美國的儲蓄遠低於投資。從政策的角度看，很少會建議減少投資的，因此有關外貿逆差的分析，重點便放在儲蓄上。儲蓄率低的經濟體，便容易出現貿易逆差。

布雷頓森林制度瓦解所致

眾所周知，美國人的消費偏向甚高，或儲蓄偏向甚低，加上美國聯邦政府的財政赤字，有貿易逆差不足為奇。然而，根據美國政府數據，美國的商品貿易在1971年之前都是順差的。但從1971年至今，除1973年外，美國每年都錄得外貿逆差，這大概和布雷頓森林制度的瓦解有關。

1971年美元和黃金脫鈎後成為最主要的國際貨幣，美國可以不受約束地發行美元，而且得到全球接受。這自然大大方便了美國的進口，而外國得到的美元則轉過來投放在美元資產，如美國政府債券。美國的外貿總逆差在1971年只有13億美元，到去年已大幅增加至8450億美元。與此同時，外國持有的美國政府債券由1975年6月的660億美元，大幅增加至本年6月的74300億美元。可以說，如果布雷頓森林制度得以維持，美國不能大量增加貨幣供應向外國進口，美國的外貿逆差也不會像今天這麼龐大。

這裏先稍作總結。基於國民收入核算，一個經濟體的貿易順差或逆差，必然等於其儲蓄高於或低於投資的數值。貿易的逆差與否，受到國內宏觀行為的規範。一些試圖減少貿易逆差的政策，如滙率或關稅，都不能改變總貿易逆差，最多只會改變總逆差在不同貿易夥伴間的分布。美國的貿易逆差源於美國較低的儲蓄率及美元的國際地位，要減少逆差，須提高美國的儲蓄率。

然而，上述只是理解有關問題的一個常見角度，但並不是唯一的角度。從國民收入核算得到的是一個會計結果，是經濟活動結束後的觀察，並不能說明經濟活動進行時的考慮和其中的因果關係。在論述中，美國的儲蓄和投資行為是主導因素，外國被動地配合，出口到美國去彌補美國因儲蓄太少導致資源的不足，隨後持有的美元資產只反映美國與外國的貿易不平衡。

海外資金主動流入美國

可是，今天的國際資金流動遠高於外貿所需。按照國際清算銀行每3年一次的調查，在今年4月，全球的外滙成交總額為每天7.5萬億美元，而去年全球的貿易總額為28.5萬億美元。換句話說，外滙市場僅4天的交投量，便足以應付全球整年的貿易所需，餘下來360天的外滙買賣，主要反映國際投資和外滙炒賣的活動。在金融全球化的今天，資金流動早超越貿易考慮。因此，海外資金可以是主動地流入美國，從而帶動美國的貿易逆差。和以上論述作比較，就是因果轉換。

這後者的看法並不新鮮。剛出爐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之一、前聯儲局主席貝南奇早在2005年便有全球儲蓄過剩（global saving glut）、資金流入美國，導致美國經常賬出現愈來愈高赤字的說法。儲蓄率高的地方自然是亞洲和石油輸出國，這些經濟體持有美元資產作為儲蓄組合的一部分，是考慮到美國金融市場的深度、廣度和流動性，以及美元的全球地位。從這個角度出發，美國理應為能夠吸引這些外來資金而高興，並通過外貿逆差暫時購入較多的外國產品，最好能通過政策緩和貿易帶來的收入不均，而非對外國發動貿易戰。

按美國智庫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的計算，中美貿易戰在2018年7月啟動後，美國從中國的進口隨即下跌，在2020年新冠疫情期間，與貿易戰開始時相比減少了22%，隨後慢慢回升，到本年3月才回復2018年7月的水平，但仍然未追上貿易戰前的上升趨勢。相反，美國從其他地方的進口，除了新冠肺炎的短暫影響外，則大幅上升，今年8月與貿易戰開始時增加了38%。這些數字，一方面符合上面所說，貿易戰只是轉移美國的貿易逆差來自哪些貿易夥伴，而不會怎樣影響逆差的總值。另一方面，這幾年的演變，背後不純粹是貿易戰的作用。除了關稅外，中美脫鈎、新冠肺炎、地緣政治等因素都帶動全球供應鏈的重新組合，因而也改變了中美貿易的形態。

陸炎輝博士
港大經管學院榮譽副教授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二年十一月二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2019冠狀病毒病困擾香港特區快將3年，期間世界局勢波詭雲譎，在內外交困之際，本地社會民生問題不斷湧現，經濟雪上加霜，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備受挑戰。

本年9月，英國Z/Yen集團和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發表第32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數（Global Financial Centre Index），香港在全球國際金融中心排名降一級，名列第四，新加坡則位居第三。經濟學人智庫最新研究亦指出，香港商業營運風險排名第四，落後於新加坡、澳洲及紐西蘭。

國際評級表象

上述指數涵蓋全球119個金融中心，每半年進行一次調查。根據最新一期指數，雖然香港的整體表現較6個月前上升10分，但仍僅以一分之差被新加坡取代第三位置。目前絕大部分的國際金融活動都集中於首兩位的紐約和倫敦，兩者比香港存有一定的優勢，暫時難被超越。如【表1】所示，在排名榜上香港的真正競爭對手是第三至第十位的市場。香港以一分之差落後於第三位的新加坡，以6分領先第十位的巴黎，可見競爭之激烈。

近年上海、北京、深圳等內地城市急起直追，金融中心指數分別位列全球第六、八、九，較10年前大幅攀升。包括香港在內，中國就已經有4個國際金融中心高踞世界十大，比美國還要多一個，中國經濟潛力優厚，不言而喻。

排名背後意義

新加坡去年已放寬入境檢疫安排，在全球金融中心指數的評分卻只比香港高一分，可見特區作為國際金融中心依然實力雄厚。不過以今年計，新加坡已經奪去至少5個一直在本港舉辦多年的大型展覽，包括JGW珠寶展、國際遊樂園及景點協會（IAAPA）亞洲博覽會、亞太區美容展、法國餐酒展等；問題關鍵繫於香港的金融優勢是否只因短期防疫措施而失利，抑或從此一去不返。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對有關指數作出正面回應，認為香港得分增長比紐約和倫敦都要多，料因防疫限制而拖累評分，又列出多項2021年數據，包括港股市值超過42萬億元，以及共有2500多家上市公司，分別高過新加坡7倍及2.7倍。此外，本港是亞洲區內僅次於內地和南韓的債券樞紐，去年年底，在香港管理的資產達4.5萬億美元；香港亦是亞洲區內僅次於內地的第二大私募基金中心，現時在港私募基金管理資產規模達1800億美元，比新加坡高4倍。陳司長續稱，數據客觀地反映香港存在優勢，故此「毋須妄自菲薄，也不用迴避不足，只須實事求是、針對性地制定有效對策，進一步提升本港金融市場的競爭力。」

特區政府發言人亦表示：「報告指出相對其他主要金融中心金融從業員對所屬城市的展望，香港的從業員對本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未來競爭力最為充滿信心。」而本屆政府「亦會以破格思維，推出嶄新的措施，吸引人才和企業來港，增強香港經濟的發展動能和進一步提升香港金融業的競爭力。」

除了金融中心排名，全球金融中心指數以營商環境、人力資本、基礎設施、金融業發展水平，以及聲譽作為五大競爭力指標。由於範圍涉及教育與發展、可持續性等要素，香港憑其長期優勢，可抵消短期抗疫政策的影響。報告亦解釋香港和東京排名下跌，主要歸咎於入境措施。

2021年9月的指數顯示，香港在5項競爭力指標中，均能躋身前7名；在本年3月的調查中，除了金融業發展水平一項下跌至第11位外，在其他4項的表現均屬前5名。至於最新在9月發表的報告中，香港在營商環境、人力資本、基礎設施、聲譽的競爭力指標排名均有下跌，其中聲譽更下跌6級，由上次調查的第3位跌至第9位。此項指標主要關乎城市品牌與吸引力、創新程度、文化多樣性、與其他金融中心的比較定位。香港的吸引力下跌，不利於爭奪人才、投資者和盛事主辦權。

國際指標啟示

除了5個範疇的競爭力比較，全球金融中心指數亦通過相關行業人士提供的反饋，分析各個金融中心的表現，包括銀行業、投資管理、保險業、專業服務、政府和監管部門、金融、金融科技、貿易。【表2】顯示，2020及2021年間，香港在貿易、專業服務、銀行業、保險業的表現均屬於三甲之列；但2022年則除了貿易之外，香港在這4個行業上的表現都出現下跌趨勢。

分類指標表現每況愈下，反映出長期累積的弱點；香港6個行業排名一致向下（【表2】）。全球金融中心指數自2019年起引入「金融科技」指標，從其後7期報告可見，香港排名由第七下降至第十名，得分由740減至690分。日走下坡的表現尤其值得反省。

當然，單憑這些短期指數的排名變動，實不足以全面反映香港金融業的實力所在。正如陳茂波司長在上述回應中所言，港股市值與全年總成交額、上市公司數量皆遠超新加坡數倍以上，而金融服務行業在本地生產總值中亦佔較大比重；凡此種種，皆是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備受肯定的成績。

填補人才庫存

經濟學人智庫最新研究指出，香港受制度及人口變動影響，對跨國企業的吸引力漸減。舉例來說，2019至2021年期間的政治動盪及針對疫情實施的入境限制，使香港企業更難招聘海外人才。研究亦提及與新加坡相比，香港在本地安全及政治穩定有所不及。近期金融會計界及金融機構的人才流失率更分別為11%及30%，對本地經濟前景同樣構成一定威脅。不過，隨着中央政府對實踐「一國兩制」的清晰論述，香港已進入「由治及興」的新階段。正如經濟學人智庫點出：「主要基於與中國內地的密切聯繫，香港仍將是一大國際金融中心。」

排名結果是一個警號，揭示出近半年來國際社會對香港的印象。可以肯定，特區政府定必在吸引人才政策上細心部署。香港作為大灣區內的重要高等教育中心，擁有5所世界百強大學，在培訓大灣區人才當可發揮舉足輕重的作用，有助填補香港流失的人才。

毋庸置疑，香港作為國際貿易和金融樞紐，擁有不少令先進經濟體羨慕不已的基礎條件，如低稅率、普通法、完善的金融監管系統，加上連貫內地的廣深港高速鐵路和港珠澳大橋，以至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機場第三跑道等新設施，可謂萬事俱備；所欠的東風，在於從速為整體社會疫後復常做好準備，以便在國際競爭舞台中穩佔一席。

謝國生博士
港大經管學院金融學首席講師
何敏淙先生
香港大學附屬學院講師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二年十月二十六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西區海底隧道（西隧）專營權明年8月屆滿，政府計劃繼接收西隧後，在三條過海隧道實施「擠塞徵費」。這個方案向立法會提出後，社會上出現一些反對意見。其實，按照擠塞程度分段收費，是各種方案中比較科學可行的一種，也是世界各大城市公共交通政策的共同趨勢。

多修道路 無補於事

全球各大城市的交通日益擁擠，除了延長出行時間，還造成空氣污染、交通事故加劇等弊病。解決擠塞最自然的思路是多修路，可是實踐證明，路多了不一定能減少擠塞，有時只會適得其反。1968年，德國數學家布雷斯（Dietrich Braess）在運輸模型中發現，道路增加以後，交通反倒有可能更為擁擠。道理很簡單，人們選擇各種交通工具時，主要比較成本和收益。使用私家車的好處是便利，壞處之一是交通擁擠，假如道路增多而車輛數目不變，基於車流減少，私家車出行成本相應降低，將鼓勵更多人駕駛私家車，擠塞就可能更嚴重。

這一現象被稱為「布雷斯悖論」（Braess’s Paradox）。這樣一個出人意料的結果，雖出於理論推導，卻可在現實中找到不少例證。例如南韓首爾因為清溪川工程而關閉一條高速公路，結果市區附近的車速反倒加快。1969年，德國斯圖加特市投資改進公路網絡，但塞車未有改善，直到關閉一段公路以後，車流才見順暢。1990年，美國紐約因應世界地球日而暫時關閉第42街，意外發現堵車情況頗有改善。根據交通模型對紐約、波士頓、倫敦的推演，可以預計封閉哪些道路就可以改善交通。香港亦有類似證據：中環繞道的開通並無紓緩紅磡海底隧道（紅隧）、東區海底隧道（東隧）的塞車。

國際政界、學界現在一般認為，解決大城市交通擁擠的有效辦法是擠塞徵費，即按照擠塞程度，在一天當中不同時段採取不同收費。新加坡、米蘭、倫敦、斯德哥爾摩、紐約都先後推行這個辦法。進入倫敦中心8平方英里的區域，每日費用15英鎊，這一政策實行一年後，塞車情況下降30%，空氣污染減少四分之一。2007年，斯德哥爾摩對進出市中心13平方英里範圍實行擠塞徵費後，進出車輛的數量下降20%，塞車情況改善50%。

收費懸殊 其來有自

本港三條過海隧道均採用「建造、營運及移交」專營權的模式，由私人公司出資建造，獲准在建成後一段時間內持有專營權，收取較高的隧道費，以保證投資回報。專營權屆滿，政府接收隧道之際，往往會大幅降低收費。目前紅隧和東隧由政府運作，收費較低，私家車分別收費20元和25元；西隧仍由私人公司營運，私家車收費高達75元。

收費結構失衡導致紅隧和東隧的擠塞問題嚴重。根據2021年年底數月的交通調查，繁忙時段過海車輛數目超出三隧總容量的四分之一，紅隧和東隧更超過50%，通過兩條隧道的時間分別為25分鐘及17分鐘，為交通暢順時段的3倍。西隧的情況略好，但繁忙時間的使用量亦已達到其設計容量的極限，交通擠塞情況時有出現。

香港汽車會指擠塞徵費是懲罰駕駛者，對他們不公平。政府關注的是整體市民利益，並非某一團體。擠塞波及所有道路使用者，包括乘巴士過海的普羅大眾，以及不過海而必須使用鄰近過海隧道出入口道路的出行人士。若縮短車龍，無疑有利這兩大群體。

公道與否 各有準則

輪候時間過長，對每名駕駛者都是巨大成本，對時間寶貴者更甚。這些人為節省時間，一定樂於每次多花幾十元隧道費。事實上，這次建議擠塞徵費不過10或20港元，遠低於紐約市的23美元。至於那些一毛不拔的人，既然漲一元是得罪，漲20元也是得罪，基於政治策略考量，政府不妨一次性多加一點，紅隧在目前20元極低的基礎上，即使增加40元亦不為過。歸根究柢，現行20元過海收費過於低廉，正是導致擠塞最主要原因。不論是否實行分段收費，早應該提高。這點見識相信政府官員是有的，可是立法會少數人出於小團體私利，一直強烈反對。

有人說問題源自缺乏良好配套措施，例如房屋政策、泊車轉乘等。由於香港特定的地理條件，在港島有大量工作機會，但住屋成本高企，必然會有許多人住在九龍、新界而前往港島上班，每天上班、歸家的兩次過海高峰，無論什麼樣的房屋政策也難以解決。

三隧定價 不宜劃一

政府的目標之一是，三條隧道的收費水平調整至相若甚至劃一，以避免有人為省錢而繞道，產生無謂浪費。有鑑於現時紅隧、東隧的收費大幅低於西隧，將三隧收費水平拉近的思路正確，但不應追求完全一致。道理很簡單：紅隧最方便，需求最大，若三隧收費劃一，紅隧可能仍然極其擁擠，而西隧則未盡其用。為有效使用道路，合理辦法應是紅隧收費高於其他兩隧，讓車輛分流到西隧、東隧。

這次擠塞徵費的方案主要針對私家車。在繁忙時段，私家車佔過海車輛五成至六成，但只佔過海人數不到兩成，反觀巴士佔過海車輛數量8%，但運載過海乘客接近八成之多。所以私家車在擠塞時段需多付費，而計劃降低巴士的收費水平。方案沒有提到巴士是否實行分段收費，依筆者看，巴士作為有效的公共交通工具，運載大量乘客，不應該分段收費。

政府還計劃降低貨車等商用車輛的過海費用，並對的士全日劃一收費。這裏有兩個問題：第一，各種不同車輛之間的收費是否應該拉平；第二，某一種車輛在全日之內的收費是否應像私家車那樣隨擠塞程度而調整。

不同種類車輛對交通擠塞的影響相若；相互之間收費高低主要看在過海交通中各自帶來的社會效益以及對價格的敏感性。商用車輛支援各種經濟活動，又缺少替代運輸工具，目前隧道費普遍較私家車為高，計劃將之降低可謂合理。的士有時載客多人，部分乘客（主要是外來旅客）不熟悉公共交通，又攜帶行李，過海的時段也無彈性，將的士過海費用維持在低於私家車的水平，亦屬合理。

然而商用車輛也有一定彈性（例如改在非繁忙時段過海）；大部分的士乘客都是本地人，他們過海的需求也可調整。對這兩類車輛，也應該全日按不同時段收費。近些年倫敦市中心的交通量漸次回升，主要原因就是網購快遞及優步等網約車興起。

周文博士
港大經管學院管理及商業策略副教授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二年十月十九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人類社會正處於十九世紀以來的第三次能源轉型。第一次能源轉型，是指植物能轉為燃煤發電；第二次是指以化石燃料取代煤炭；至於目前的第三次轉型，是指以可再生的潔淨能源，來取代污染性較高的化石能源，使其成為人類社會的主要能源。

對於中國，這次能源轉型（以下我們稱之為能源革命），是頭等大事。除了防止溫室效應，負起全球可持續發展的責任之外，俄烏戰爭之後西歐出現的能源危機暴露了過度依賴外國能源的危險性。為免受制於人，能源就要自給自足；中國要和平發展，能源革命是必不可少的。

最基本條件已具備

從前中國很難高談闊論能源革命，由於中國是個「多煤少油少氣」的國家，唯一掌握較多的就是煤炭，但煤炭有局限，高污染等各種問題非常嚴重。然而，中國的情況今非昔比，已不可同日而語。

在《第十三個五年計劃》期間（即2016到2020年期間），中國新能源迅速增長，風力發電（風電）及太陽能發電（光電）每年的新增裝機，分別達到3044萬千瓦和2405萬千瓦；兩者在總發電量中的佔比，從2015年的4%上升到2020年的9.5%。

新能源至今已發展了近二十年。早期技術還未成熟的時候，仍需巨額的補貼資助。然而，自2020年起，技術趨於成熟，已毋須再依賴補貼，並進入了大規模發展的階段。

根據《第十四個五年計劃》，中國力爭在2030年前二氧化碳排放達最高峰，並致力於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由於水電和核能固有的限制，大力發展風電和光電，是必由之路。既然現在兩者的成本已經低於火力發電（火電），比起天然氣發電（氣電）成本就更低，完成能源革命最基本的條件已經具備了，餘下的問題是如何提供足夠的經濟誘因鼓勵企業投資，以及技術上的執行問題。就後者而言，我們可以從以下兩個方面：需求方和供應方，作出相應的考慮。

從需求方的角度而言，電力需求有高峰，有低谷，並不是時刻不變的。針對負荷峰谷的差別，需要調節電力系統來應對。有研究指出，隨着中國第三產業和居民生活用電佔比不斷提升，用電負荷的峰谷差率與峰谷差絕對值都在不斷增長。以浙江為例，2020年最大峰谷差達33140MW，最大峰谷差率超過50%。隨着使用者電氣化程度也在不斷提升（其中電動車取代傳統車是個例子），這情況可能愈趨嚴重。附【圖】顯示，電動車充電負荷的日內波動，與原有電網負荷的情況高度重合，進一步擴大負荷峰谷差率。以寧波為例，電動車充電高峰期在9至11點和19至20點，與電網用電高峰期吻合。

在供應方面，與傳統煤電不同，風電和光電需要看天時，不是「呼之則來，揮之則去」。中國全年用電情況與新能源發電量均具有周期性。根據2021年的統計，全社會用電量在7至9月及12月處於高峰，在2至4月及11月處於低谷。然而，風電與光伏合計發電量在3至5月及11月處於高峰，在7至9月及12月處於低谷，兩者峰谷錯位。由於這個錯配，系統需要火電機組和儲能技術來保障電力供應。當新能源發電低谷月份，需要大量火電機組保障電力供應；而在新能源發電的高峰月份，則需要更多儲能設施來維持電網安全穩定。

因此，如何把新能源視作主要能源的同時，確保電力供應的穩定性，是目前最必須解決的問題。由於風電和光電的供應不穩，即使他日成為主要供電來源，傳統燃煤發電的輔助地位仍難以完全被取代。

煤電生產仍在虧損邊緣

中國在去年第四季出現限電風潮。此前，國家實行「市場煤、計劃電」，就是煤價市場化，價格隨市場供求而變，但電力價格則由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發改委）等官方機構監控。由於全球經濟漸從新冠疫情中復甦，對中國產品需求大增，導致國際煤價急升，中國的煤價亦然。

發電廠由於發電售價受到規管，不能轉嫁成本予用戶，甚至出現虧損。舉例說，全國最大的煤電廠華能國際不僅錄得全年虧損，以每股虧損計算，就超過其過去5年的每股盈利的總和！煤價在去年下半年急升，發電廠為了避免虧損，寧願「躺平」，所以才會出現家居限電的情況。

其後，為應對電廠的龐大虧損，發改委亦採取了相應措施。即使如此，這些大電廠的煤電生產在今年上半年仍然錄得虧損。發改委應該繼續努力，使得傳統煤電生產商取得合理利潤，而不是用愛去生產。

電力系統的願景

這場新能源革命，不僅是以可再生能源代替化石能源，還包括電力的更廣泛使用，如電動車的普及，逐步淘汰使用汽油的傳統汽車一樣。日前，在《財經》雜誌於北京舉辦的第二屆碳中和高峰論壇上，發改委能源研究所研究員時璟麗表示，隨着中國「雙碳」相關工作的推進，未來電力系統可能會成為能源系統的核心和中樞，走向多網融合。

「從目前可見的技術來看，未來電力網絡不僅僅是連接不斷提升的電氣化的方方面面，還可能跟供熱網路、燃料網路實現有效互通，即構成一個以電力為核心的能源網路。」她還說，不只如此，能源網路可能還要通過數位技術與資訊網、交通網等進行融合，這將會催生很多新的技術領域和新業態。

中國不論在人口還是經濟總量上，都屬於世界大國，其成功進行能源革命，對其自身和全世界均有深遠意義。

參考文獻：

圖1及圖2參考自「儲能報告系列之一：從調峰、調頻角度看我國電化學儲能需求空間──電氣設備行業深度研究」國海證券報告2022年1月21日（https://pdf.dfcfw.com/pdf/H3_AP202201241542283345_1.pdf?1643018429000.pdf）

專家：電力系統未來或走向多網融合（https://www.cnfin.com/dz-lb/detail/20220923/3715176_1.html）

趙耀華博士
港大經管學院經濟學副教授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二年十月十二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美元相對於其他貨幣迅速升值是當前全球經濟的焦點。上星期英國的「迷你財政預算」（mini budget）導致英鎊大幅貶值和波動，更增加了市場對主要貨幣滙率的關注。隨着聯儲局在3月開始加息周期及美元走強，早已有論者提及「反向貨幣戰爭」（reverse currency war）的來臨。

貨幣戰爭的英語一詞，主要是指競爭性的貨幣貶值（competitive devaluation），特別指上世紀三十年代西方經濟體互相通過貨幣貶值來刺激出口抑制進口，以鄰為壑的政策。至2010年，時任巴西財長以currency war來批評當時美國和日本等採取超低利率和量化寬鬆政策、製造過於寬鬆的貨幣環境，間接使貨幣貶值。雖然，以「戰爭」來形容當時的情況，有些言過其實，但之後這詞語便得到較多使用。至於反向貨幣戰爭，則是指競爭性的貨幣升值，如目前美元和其他貨幣持續相繼加息以維持幣值的情況。

上世紀三十年代的經濟大蕭條，西方國家都紛紛放棄了黃金本位。在沒有了與黃金掛鈎的制約後，便將貨幣貶值以刺激出口和生產，但同時亦導致其他國家採取貶值貨幣或提高關稅作為反擊。由於滙率是兩種貨幣之間的兌換比例，相繼貶值只會互相抵消作用。如此你來我往，形成所謂貨幣戰爭。這情況當時主要發生在英、美和法國之間。

三十年代競爭性貶值的經驗，使隨後數十年的政策制定偏向防範競爭對手以貨幣貶值來損人利己。如國際貨幣基金的協議條款，說明不能通過操控貨幣滙率以爭取出口優勢。布雷頓森林會議制度，只容許對外收支有根本性失衡的國家將貨幣貶值，因而限制了貨幣戰爭的出現。此外，美國一直都很在意其他經濟體通過貨幣貶值來增加出口到美國。美國財政部每半年就發表一次報告，檢視按美國制定的標準，其主要貿易夥伴有沒有操控貨幣，並作有關的警惕或制裁。

然而，目前的情況是各主要貨幣傾向升值而非貶值。為了壓抑來勢洶洶的通脹，以及追回之前對通脹幅度誤判的政策缺失，聯儲局在過去半年已五度加息，幅度共3厘，是歷次加息周期中步伐最快的一次，導致全球資金流入美國，帶動美元迅速升值。

從貿易角度而言，美國是全球最大的進口國，美元升值理應提高美國從外國進口的購買力，因而惠及其眾多的貿易夥伴，但事實則不然。原因是美元作為全球主要貨幣，即使不涉及美國進出口的貿易，都多以美元來定價和支付；而美國本身的進口，有95%是以美元定價，因此美元的滙率變化，不直接影響美國消費者付出的美元價格，因而也不怎樣影響外國對美國的出口數量。反過來說，其他經濟體從美國進口，則因美元升值而需付出更多，造成輸入性通脹。此外，國際市場上如能源、原材料等主要商品，均以美元定價買賣，美元升值同時將這些商品的非美元價格推高，引發全球性通脹。

跨經濟體統一市場暫難成事

從投資角度而言，美元與其他貨幣的息差，驅使資金從海外流向美國，亦同時乾涸了其他經濟體、特別是發展中國家的外滙儲備。美國以外的全球資金萎縮，增加了在遏抑通脹和刺激經濟之間取捨的困難。那些因新冠肺炎而要向外舉債、又或其他原因有美元外債的經濟體債務負擔百上加斤。不少央行都相應加息，惟速度和幅度都不若美國。雖然有人形容這個局面為反向貨幣戰爭，但美元以外的貨幣都只是被動地作一些軟弱的回應而已。

美元升值帶來其他經濟的困境，因此有意見認為美國應該考慮其他經濟體的情況，減慢加息幅度。這同時也引發出主要貨幣的滙率是否需要協調，甚至是否重新引入如布雷頓森林會議制度的討論。

黃金本位和布雷頓森林會議制度等固定滙率安排，都是滙率協調的機制。但是當滙率與內部經濟有矛盾時便要在政策上作取捨，而一般的選擇是放棄原有的滙率。西方經濟在經濟大蕭條時放棄黃金本位，是一個明顯的例子；布雷頓森林會議制度的瓦解，又是另一個例子。若要滙率穩定，經濟體之間要猶如一個統一市場，包括產品市場和生產要素市場。在當前的國際政經環境下，並不存在這些條件。

當然，滙率的協調不等於固定滙率。1985年的廣場協議（Plaza Accord），可以說是過去五十年最主要的滙率協調案例。當時聯儲局也是要遏抑通脹而大幅加息，加上列根總統上任後擴張性的財政政策，使美元從1980至1985年期間升值了44%，造成明顯的全球貿易失衡。美國的外貿逆差大增，國會意圖通過保護主義色彩濃厚的法案來限制美國進口，但這會嚴重影響美國的貿易夥伴。會議由當時五大工業國，即美、英、法、西德和日本的財長出席，結果是其他四個國家同意美元兌其他幾種貨幣貶值，避免了美國國會的保護主義法案。在隨後兩年間，美元貶值了約40%。廣場協議也是G7財長會議的前身，其後加入了意大利和加拿大，成為全球管治中一個設定。

央行協調滙率的一個近年例子，出現在2013年初。當時安倍晉三剛第二度出任日本首相，推出所謂安倍經濟學來振興迷失了20年的日本經濟，包括大規模的量化寬鬆。與此同時，歐洲剛從希臘債務危機中喘息過來，經濟疲弱。日本和歐洲都需要弱化貨幣來刺激經濟。為了避免可能出現的貨幣戰，G7的財長及央行行長在2013年2月簽署一紙簡單聲明，表示繼續由市場決定滙率，各自的貨幣政策都只針對內部的政策目的。

不過，貨幣政策同時有對內和對外的效應，日本和歐洲都採用量化寬鬆甚至負利率政策，雖然名為應付疲弱的國內經濟，但在浮動滙率下，同時亦會使貨幣貶值。是貨幣戰與否，孰見仁見智。

然而，很難想像在當前環境下，主要經濟體會坐下來商討如何協調滙率。

首先是目前主要央行都制定了明確的貨幣政策目標，這和廣場協議時不同。現時歐洲央行、英倫銀行和日本銀行都是以2%通脹率為首要的貨幣政策目標，雖然除此之外還會看就業和經濟增長等其他因素。美國的政策目標則同時包括平均2%通脹率和最高就業。但由於不同經濟體出現通脹的情況有別，如勞動力市場的結構、市場對通脹的預期等，若某一經濟體的貨幣政策要與其他經濟體協調，便難以達到本身的政策目標。這會導致一個嚴重的後果，就是央行容易失去市場的信任，難以掌控市場對貨幣政策的預期。這不利於日後的貨幣政策，情況有些像聯儲局在去年錯誤地認為通脹是暫時性的，但當通脹一發不可收拾時，便需要加碼調控、矯枉過正，來重新爭取市場的信心。

美元強勢短期內不能抑止

其二是上面提到的，貨幣政策同時影響到內部和外部經濟。與其他經濟體作滙率協調，可能限制了以貨幣政策針對內部經濟的空間。當全球經濟都受到新冠肺炎、俄烏戰爭、地緣政治、氣候變化的困擾時，較多政府都會以內部經濟為主要政策考慮，特別是主要貨幣都是採用浮動滙率。

美國本年3月至8月的通脹率都在8%之上，遠高於目前加息後3%的聯邦基金利率。聯儲局繼續加息事在必行。從兩周前公布的點陣圖來看，公開市場委員會預期今年年底聯邦基金利率的中位數為4.25厘，即在今年餘下11月和12月的兩次會議中會再加息1.25厘，而預期明年年底中位數則更高至4.75厘。換句話說，聯儲局加息勢頭未減，若其他主要央行追不上聯儲局的加息步伐，美元還有一定的升值空間。

此外，資金流向美元，並非完全基於息差。美元是最主要的避難貨幣，即使是2008年這麼災難性的金融風暴，而風暴的來源正是美國，在風暴初期的半年左右，美元滙率價仍有相當可觀的升幅，到量化寬鬆政策施行後才慢慢貶值。目前，俄烏戰爭的延續和深化，甚至有提及核武器的使用、北溪1、2號的受破壞、歐洲民眾對生活的日益不滿等等，都會促使資金流向美國。美元的強勢在短期內難以抑止，相信有能力的央行，會像最近的日本銀行般在外滙市場干預；能力稍遜的，可能要舉債度日；其他的只能期望市民願意共渡時艱、過艱苦日子了。

陸炎輝博士
港大經管學院榮譽副教授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二年十月五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美元相對於其他貨幣迅速升值是當前全球經濟的焦點。上星期英國的「迷你財政預算」（mini budget）導致英鎊大幅貶值和波動，更增加了市場對主要貨幣滙率的關注。隨着聯儲局在3月開始加息周期及美元走強，早已有論者提及「反向貨幣戰爭」（reverse currency war）的來臨。

貨幣戰爭的英語一詞，主要是指競爭性的貨幣貶值（competitive devaluation），特別指上世紀三十年代西方經濟體互相通過貨幣貶值來刺激出口抑制進口，以鄰為壑的政策。至2010年，時任巴西財長以currency war來批評當時美國和日本等採取超低利率和量化寬鬆政策、製造過於寬鬆的貨幣環境，間接使貨幣貶值。雖然，以「戰爭」來形容當時的情況，有些言過其實，但之後這詞語便得到較多使用。至於反向貨幣戰爭，則是指競爭性的貨幣升值，如目前美元和其他貨幣持續相繼加息以維持幣值的情況。

上世紀三十年代的經濟大蕭條，西方國家都紛紛放棄了黃金本位。在沒有了與黃金掛鈎的制約後，便將貨幣貶值以刺激出口和生產，但同時亦導致其他國家採取貶值貨幣或提高關稅作為反擊。由於滙率是兩種貨幣之間的兌換比例，相繼貶值只會互相抵消作用。如此你來我往，形成所謂貨幣戰爭。這情況當時主要發生在英、美和法國之間。

三十年代競爭性貶值的經驗，使隨後數十年的政策制定偏向防範競爭對手以貨幣貶值來損人利己。如國際貨幣基金的協議條款，說明不能通過操控貨幣滙率以爭取出口優勢。布雷頓森林會議制度，只容許對外收支有根本性失衡的國家將貨幣貶值，因而限制了貨幣戰爭的出現。此外，美國一直都很在意其他經濟體通過貨幣貶值來增加出口到美國。美國財政部每半年就發表一次報告，檢視按美國制定的標準，其主要貿易夥伴有沒有操控貨幣，並作有關的警惕或制裁。

然而，目前的情況是各主要貨幣傾向升值而非貶值。為了壓抑來勢洶洶的通脹，以及追回之前對通脹幅度誤判的政策缺失，聯儲局在過去半年已五度加息，幅度共3厘，是歷次加息周期中步伐最快的一次，導致全球資金流入美國，帶動美元迅速升值。

從貿易角度而言，美國是全球最大的進口國，美元升值理應提高美國從外國進口的購買力，因而惠及其眾多的貿易夥伴，但事實則不然。原因是美元作為全球主要貨幣，即使不涉及美國進出口的貿易，都多以美元來定價和支付；而美國本身的進口，有95%是以美元定價，因此美元的滙率變化，不直接影響美國消費者付出的美元價格，因而也不怎樣影響外國對美國的出口數量。反過來說，其他經濟體從美國進口，則因美元升值而需付出更多，造成輸入性通脹。此外，國際市場上如能源、原材料等主要商品，均以美元定價買賣，美元升值同時將這些商品的非美元價格推高，引發全球性通脹。

跨經濟體統一市場暫難成事

從投資角度而言，美元與其他貨幣的息差，驅使資金從海外流向美國，亦同時乾涸了其他經濟體、特別是發展中國家的外滙儲備。美國以外的全球資金萎縮，增加了在遏抑通脹和刺激經濟之間取捨的困難。那些因新冠肺炎而要向外舉債、又或其他原因有美元外債的經濟體債務負擔百上加斤。不少央行都相應加息，惟速度和幅度都不若美國。雖然有人形容這個局面為反向貨幣戰爭，但美元以外的貨幣都只是被動地作一些軟弱的回應而已。

美元升值帶來其他經濟的困境，因此有意見認為美國應該考慮其他經濟體的情況，減慢加息幅度。這同時也引發出主要貨幣的滙率是否需要協調，甚至是否重新引入如布雷頓森林會議制度的討論。

黃金本位和布雷頓森林會議制度等固定滙率安排，都是滙率協調的機制。但是當滙率與內部經濟有矛盾時便要在政策上作取捨，而一般的選擇是放棄原有的滙率。西方經濟在經濟大蕭條時放棄黃金本位，是一個明顯的例子；布雷頓森林會議制度的瓦解，又是另一個例子。若要滙率穩定，經濟體之間要猶如一個統一市場，包括產品市場和生產要素市場。在當前的國際政經環境下，並不存在這些條件。

當然，滙率的協調不等於固定滙率。1985年的廣場協議（Plaza Accord），可以說是過去五十年最主要的滙率協調案例。當時聯儲局也是要遏抑通脹而大幅加息，加上列根總統上任後擴張性的財政政策，使美元從1980至1985年期間升值了44%，造成明顯的全球貿易失衡。美國的外貿逆差大增，國會意圖通過保護主義色彩濃厚的法案來限制美國進口，但這會嚴重影響美國的貿易夥伴。會議由當時五大工業國，即美、英、法、西德和日本的財長出席，結果是其他四個國家同意美元兌其他幾種貨幣貶值，避免了美國國會的保護主義法案。在隨後兩年間，美元貶值了約40%。廣場協議也是G7財長會議的前身，其後加入了意大利和加拿大，成為全球管治中一個設定。

央行協調滙率的一個近年例子，出現在2013年初。當時安倍晉三剛第二度出任日本首相，推出所謂安倍經濟學來振興迷失了20年的日本經濟，包括大規模的量化寬鬆。與此同時，歐洲剛從希臘債務危機中喘息過來，經濟疲弱。日本和歐洲都需要弱化貨幣來刺激經濟。為了避免可能出現的貨幣戰，G7的財長及央行行長在2013年2月簽署一紙簡單聲明，表示繼續由市場決定滙率，各自的貨幣政策都只針對內部的政策目的。

不過，貨幣政策同時有對內和對外的效應，日本和歐洲都採用量化寬鬆甚至負利率政策，雖然名為應付疲弱的國內經濟，但在浮動滙率下，同時亦會使貨幣貶值。是貨幣戰與否，孰見仁見智。

然而，很難想像在當前環境下，主要經濟體會坐下來商討如何協調滙率。

首先是目前主要央行都制定了明確的貨幣政策目標，這和廣場協議時不同。現時歐洲央行、英倫銀行和日本銀行都是以2%通脹率為首要的貨幣政策目標，雖然除此之外還會看就業和經濟增長等其他因素。美國的政策目標則同時包括平均2%通脹率和最高就業。但由於不同經濟體出現通脹的情況有別，如勞動力市場的結構、市場對通脹的預期等，若某一經濟體的貨幣政策要與其他經濟體協調，便難以達到本身的政策目標。這會導致一個嚴重的後果，就是央行容易失去市場的信任，難以掌控市場對貨幣政策的預期。這不利於日後的貨幣政策，情況有些像聯儲局在去年錯誤地認為通脹是暫時性的，但當通脹一發不可收拾時，便需要加碼調控、矯枉過正，來重新爭取市場的信心。

美元強勢短期內不能抑止

其二是上面提到的，貨幣政策同時影響到內部和外部經濟。與其他經濟體作滙率協調，可能限制了以貨幣政策針對內部經濟的空間。當全球經濟都受到新冠肺炎、俄烏戰爭、地緣政治、氣候變化的困擾時，較多政府都會以內部經濟為主要政策考慮，特別是主要貨幣都是採用浮動滙率。

美國本年3月至8月的通脹率都在8%之上，遠高於目前加息後3%的聯邦基金利率。聯儲局繼續加息事在必行。從兩周前公布的點陣圖來看，公開市場委員會預期今年年底聯邦基金利率的中位數為4.25厘，即在今年餘下11月和12月的兩次會議中會再加息1.25厘，而預期明年年底中位數則更高至4.75厘。換句話說，聯儲局加息勢頭未減，若其他主要央行追不上聯儲局的加息步伐，美元還有一定的升值空間。

此外，資金流向美元，並非完全基於息差。美元是最主要的避難貨幣，即使是2008年這麼災難性的金融風暴，而風暴的來源正是美國，在風暴初期的半年左右，美元滙率價仍有相當可觀的升幅，到量化寬鬆政策施行後才慢慢貶值。目前，俄烏戰爭的延續和深化，甚至有提及核武器的使用、北溪1、2號的受破壞、歐洲民眾對生活的日益不滿等等，都會促使資金流向美國。美元的強勢在短期內難以抑止，相信有能力的央行，會像最近的日本銀行般在外滙市場干預；能力稍遜的，可能要舉債度日；其他的只能期望市民願意共渡時艱、過艱苦日子了。

陸炎輝博士
港大經管學院榮譽副教授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二年十月五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近日香港新冠疫情回穩，特區政府於9月26日開始放寬入境檢疫安排，把實施一個多月以來的「3+4」門檻下調至「0+3」，亦即抵港人士毋須接受強制檢疫，只須進行3天醫學監察。顯而易見，此舉旨在掌控疫情、保障市民健康的大前提之下，盡量擴大香港連接國際的空間，讓經濟有序地重拾正軌，社會得以脫離困境。

疫情前後對照

疫情襲港幾近3年，旅遊業作為香港傳統四大支柱產業之一，期內嚴重受創，面對缺乏旅客和商務往來的情況，航空業更是委靡不振。政府統計數據【表1】顯示，2018年來港旅客人數高達6500萬以上，但在2021年疫情期間下跌至只有9萬多，跌幅超過99%！香港可謂與世隔絕。到了今年第二季，旅客人數才漸見回暖跡象【表2】。

香港旅遊發展局公布8月初每日平均約有1500人次訪港，而在「3＋4」檢疫安排實施後的同月下旬，每日則錄得約2100人次訪港，僅佔疫前約1%而已。由本年1月至8月，訪港旅客約183600人次，其中約15萬人次（超過80%）來自內地，按年升差不多2.5倍。

隨着各國陸續放寬防疫限制，過去兩年被遏抑的旅遊需求逐漸浮現。國際航空運輸協會（IATA）總幹事Willie Walsh指出，國際旅遊今年首季升勢強勁；美國、歐洲、拉丁美洲等市場在航空旅遊的增長率均接近60%，亞太區卻受防疫措施嚴格限制而「嚴重滯後」。儘管俄烏戰爭持續，油價飆升導致機票價格增多10%至15%，但總體航空客運量的增長速度快過預期。總體而言，航空業可望在2023年回復至疫情前水平。

空運蓄勢待發

按國泰航空公布的8月份客貨運量數據，自8月中起，返港及經香港轉機的旅客人數有上升趨勢，尤其是從北美、歐洲出發的長途旅客。今年首8個月，載客人次較去年同期增加133.5%；期內載貨量較去年同期則下跌8%。該公司預計今年年底，客運航班運力可達疫情前水平約三分之一，而貨運航班運力則可達疫前水平約三分之二。

隨着特區政府本周放寬檢疫限制，相信旅遊業的嚴冬已過。以航空而言，由於航班運作複雜，要及時為機組及前線人員提供培訓等，重建整體運力不能一蹴而就，有關當局必須與業界緊密合作，維持本港的航空樞紐地位。

在《十四五規劃》和《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的支持下，香港可透過國際機場及灣區內的交通網絡，拓展客源至整個灣區，驅動國際及國內雙循環，打造「機場城市」，從而強化國際航空樞紐地位。預料本年內將投入服務的香港國際機場第三跑道，將可大幅提高機場整體的運營能力，並預計在2030年整個跑道系統全面啟用後對本地生產總值可貢獻達5%。

旅遊基建鋪排

預期2024年年初前啟用的航天城項目「11 Skies」，集「機場經濟」和「橋頭經濟」於一身，是香港機場從純粹出入境運輸樞紐升格為「機場城市」的關鍵一環。聯同附近的港珠澳大橋、屯門至赤鱲角連接路及亞洲國際博覽館，形成香港獨特地標群，與杜拜國際機場相似，既通往全球各地，又可經港珠澳大橋直達其他灣區城市。灣區市民亦可乘交通之便，在香港國際機場轉機。若特區政府適時簡化入境與轉機手續，加強對外宣傳，以香港國際機場為中心的機場城市，將一躍成為覆蓋灣區8600萬人口的窗口。

重新擦亮品牌

事實上，疫情無礙本港興建和提升旅遊建設，例如西九文化區的M+與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已先後於去年和今年開幕。耗資7.99億元、修整約一年的第六代山頂纜車亦已於上月啟用。鑑於這些大型旅遊基建項目相繼落成，香港在全球旅遊業中具備強大競爭優勢，相信疫後將可更上層樓。

近日香港大學袁國勇等4名醫學專家發文表示，由2020年初至今新冠病毒不斷變異，至目前流行的Omicron，本港新冠病毒粗病死率已經大幅下降，若已注射三針疫苗，則出現重症和死亡機率微乎其微。該文指自去年年底起，確診者粗病死率為0.59%，但若只聚焦第六波疫情（即由本年6月起計算），粗病死率下降至0.097%。新冠病毒已成風土病，再出現社區爆發的機會很微，應盡早放寬防疫政策。

疫下有十多萬專業人士選擇離港，其中會計界人才流失尤甚，香港總商會調查亦發現，有38%公司正計劃離港，其中14%指不會再回流。過去一年香港的入境檢疫措施比不少經濟體（包括新加坡）嚴厲，削弱原有競爭力。例如疫情前，展覽業每年為本港帶來超過580億元經濟效益，重振展覽業將有助各行業復甦，但疫下卻先後有多個大型國際展覽會被迫取消。

繼世界龍舟錦標賽移師泰國以及渣打香港馬拉松延至明年初舉行，皇家加勒比國際郵輪公司亦決定今年2月才移至新加坡的「海洋光譜號」不會重返香港，此對香港的國際形象難免造成不良影響。為了重新擦亮香港品牌，11月初舉辦的「國際金融領袖投資高峰論壇」及「香港國際七人欖球賽」將被視為香港對外重新開放的重要指標，朝着商業開放、經濟復甦的方向再邁出一步，以增加香港和國際間的聯繫與互動。

毋庸置疑，抗疫政策要基於科學數據，但亦要考慮經濟效益及社會需要。經濟不振，只會給國家帶來負擔，有負國家把香港規劃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厚望。在整體社會復常路上，特區政府務須審時度勢，從速為本港的疫後發展制定策略性藍圖。

謝國生博士
港大經管學院金融學首席講師

何敏淙先生
港大經管學院經濟金融學助教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二十八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近年美國民意兩極化，許多社會重大問題如槍械管制、墮胎等難以化解。民眾的分歧，本該以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在國會通過立法來解決，但這一原則常常無法奏效。少數派的拿手絕活是「拉布」，亦即通過長時間發言、討論，阻止對某項法案投票以至法案的通過。從古羅馬到當今各國議會，包括香港特區立法會的不同黨派，都使用過這種手段。美國國會參眾兩院則只有參議院可以拉布，這自然成為法案通過的重要關卡。

如果拉布受大多數議員反對，其實也可強制終止，叫做「剪布」。美國參議院有100名議員，根據《議事規則》，剪布的門檻是全數議員的60%（60人）。若要修改《參議院規則》，過程同樣可以拉布，而這個剪布的門檻須達三分之二，即須至少67名議員支持。

拉布降低立法的效率，世界各國的政策法律因而常常跟不上瞬息萬變的社會發展，甚至成為社會進步的絆腳石。面對如此政治頑疾，到底有何對策？65年前美國政治的一樁舊案，可以給人一些啟發。

種族隔離與民權

美國南北戰爭之後，黑奴解放，但是種族歧視在南方仍然非常嚴重。雖然最高法院下令學校不得實行種族隔離，但受到南方各州政府和白人民眾的強烈抵抗。最有名的例子就是阿肯色州州長禁止小石城的9名黑人高中生上學，總統艾森豪威爾不得不派遣第101空降師士兵予以護送。雖然當時全國支持種族隔離的人屬少數，但因實行聯邦制，強調尊重各州的自主權，聯邦政府無法逼迫南方就範。多年前南北之間之所以兵戎相向，也是因為彼此的矛盾無法通過辯論或憲法和平解決。

艾森豪威爾意識到，必須釜底抽薪，給予黑人選舉權。在1870年通過的憲法第15條修正案，保證所有公民的投票權不受種族限制，但是南方州份利用種種辦法，阻撓黑人投票。除了暴力騷擾、職場刁難，州政府還為選民登記設置了很高的識字門檻和刁難性的考試，又以徵收人頭稅為先決條件。人頭稅與入息稅不同，不論收入高低都必須繳交，對絕大部分本已低收入的黑人來說，無疑百上加斤。所以到了1957年，雖然黑人在南方不少選區佔人口多數，但在整個南方的選民登記率只有20%。有鑑於此，總統於1957年向國會提交法案，希望從聯邦層面確保少數族裔的選舉權。在國會辯論時，這個法案受到南方集團強烈抵制。在參議院100個席位中，雖然南方11個州只有22名參議員，但其影響力卻遠高於這一比例，幾乎所有重要委員會的主席都是南方人，並且以拉布為終極武器。南方集團以區區22人之力，在南北戰爭結束後近一個世紀，成功阻擋歷史進程。

詹森的高招

始料不及的是，解開這一死結的偏偏是個南方人──得克薩斯州參議員詹森（Lyndon B. Johnson）。身為參議院多數黨（民主黨）領袖，詹森有意問鼎總統寶座，如果《民權法案》在參議院遭遇拉布，不管結果如何，他在黨內和民間的威信都會大受打擊，而難望當選總統。詹森的天才，就在於找到折衷方案，通過兩個關鍵的修正案，將法案初稿所賦予的聯邦權力削減殆盡，從而成功說服南方集團不進行拉布，法案最終成功通過。

這個1957年的《民權法案》，當時許多人很不滿意，但現在看來，它有極其重要的意義。作為美國自1875年以來通過的首個《民權法案》，縱使幾乎毫無約束力，卻打破了近百年的僵局，歷史的大潮開始衝擊國會裏的保守勢力。由於詹森在南方集團的重大影響力，被甘迺迪挑選為總統競選的搭檔，1960年成為副總統。1963年甘迺迪遇刺後，詹森順理成章成為總統，任內推動通過1964、1965、1968年一系列民權法案，在美國史上深具里程碑的意義。

政治就是妥協，這句話老生常談，實行起來卻談何容易！中美博弈、香港反修例事件、英國脫歐、美國政治日趨兩極化、俄烏之戰，我們所看到的，到處都是不肯妥協而且兩敗俱傷。詹森是美國政治史上難得一見的奇才，能夠把各方的底線看得通透，在不可能中找到可能，在雙方絕不讓步的立場中找到哪怕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共同點，把看似無關的第三方、第四方拉進來，將利益交換的規模和精妙之處都發揮到極致。

詹森並不是道德君子、意識形態鬥士，常被人比作狄更斯小說裏的反面人物烏利亞．希普。為了取得所需票數，詹森對參議員同儕威逼、利誘、欺騙、諂媚、敲詐，無所不用其極。但他是美國歷史上最有效率的立法者，在白宮短短5年，除了民權，還推動醫療保障、高等教育、改善貧困、社會福利等「偉大社會」（Great Society）的政策，如果不是因為越戰而黯然離開政壇，相信可享更崇高的歷史地位。

德政抑或權謀？

自南北戰爭結束後近百年期間，參議院一直不缺乏旗幟鮮明的自由派和雄辯的人權鬥士，包括後來成為詹森的副總統的韓福瑞（Hubert Humphrey）。但這些人完全無法對付南方集團的拉布，在議會鬥爭中一事無成。看來，推動政治的既不是道德感召、理論雄辯，也不是民意或歷史潮流，而是上不得枱面的妥協、利益交換，而這卻恰恰是政治的最高境界。

美國的政治生態漸走極端，從上一次拜登對特朗普的大選可見一斑。一般選民支持某個候選人，並不是因為贊同其競選政綱，而是因為痛恨另一個候選人。行政領導（例如總統）需要團結大多數人，而黨派政治則常常訴諸分化：如果獲得選民51%的支持，又何懼剩下的49%恨我入骨？反對者愈恨我，我的骨幹就愈支持我。

美國的政治體制早在1950、1960年代，已經漸顯僵化，許多政府政策即使從社會整體利益出發，卻往往受阻於參議院，這是少數人阻撓多數人的典型例子。詹森是參議院立法博弈的頂級高手，陰差陽錯之下成為總統（如果甘迺迪不是遇刺身亡，詹森單憑一己之力當選總統的成功率不高），反倒能摸準國會的練門，推動一系列法案和政策，成就一番社會改革的偉大事業。其他總統如杜魯門、甘迺迪，雖然也做過參議員，卻沒詹森在參議院縱橫捭闔的本事，常常受挫於開國元勳所故意設計的三權之間的互相制約。

更重要的問題是，民主的本質到底是不是少數服從多數？美國的開國元勳們在設計憲法時，為什麼設置了很多體制以保障少數？南方各州以多數白人壓迫少數黑人，以全美國而論，又是以北方多數壓迫南方少數，為什麼前者不合理但後者就合理？

史上最長時間的拉布

上文提及1957年《民權法案》，還有一段有趣的小插曲。雖然南方集團同意不拉布，但南卡羅萊納州參議員瑟蒙德（Strom Thurmond），偏要自行其是，滔滔不絕發言24小時零18分鐘，成為史上最長的單人拉布，這一紀錄到現在還未被打破。

按當時規則，如果發言者坐下或是離開會議室，他的發言就算結束。瑟蒙德在整個過程中曾簡單地吃喝，但沒去洗手間，據說是預先通過蒸汽浴讓身體脫水，並穿戴上尿袋，以作應急之用。有人說瑟蒙德的24小時拉布「稱得上是泌尿學上的奇蹟」。

這次拉布受到南方集團的批評，而且也未能阻止法案通過，但瑟蒙德本人卻因此在自己家鄉南卡羅萊納州大受歡迎，成功連任參議員達48年之久，直到2003年才以百歲高齡從參議院退休，成為美國歷史上年齡最大的參議員。

周文博士
港大經管學院管理及商業策略副教授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二十一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