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伊始，本地消費者無論在超級市場還是便利店，如果要購買塑膠購物袋，要付出比之前貴一倍的價格。根據香港特區政府剛修訂的《產品環保責任條例》和《產品環保責任（塑膠購物袋）規例》，每個塑膠購物袋的收費由最低5角增至最低1元，並取消現時對盛載冰凍或冷凍食品的塑膠購物袋的豁免。這是自2009年推行塑膠購物袋收費計劃以來首次漲價，是項優化措施目的是減少對環境的污染。

從5角到1元，雖然價格翻倍，但有市民認為加幅不痛不癢，對制止濫用塑膠購物袋難以奏效。早前也有議員在立法會會議上提出加價至2元，但其決議案被否決。到底應該如何對塑膠購物袋收費，才能達到保護環境的目標呢？

公共物品不比商品

假設環境是一件商品，把對環境的污染比作對環境這種商品的消費，那麼有消費就有價格。可是環境與其他商品不同，消費一盒朱古力只會影響購買者本身的利益，得享口福之餘，或有體重增加的煩惱；消費塑膠製品卻不僅影響購買者本身的利益，例如攜帶方便，也會影響到其他人和物種的利益。人類從1950年代開始生產的塑膠製品高達630億噸，其中只有9%被回收，12%被焚化，剩餘的79%都成為白色污染（white pollution）。這些白色污染被遺棄在土地和海洋裏，不僅成為讓海豹窒息而死的兇手，也化為極其微小的塑膠顆粒，進入生物體內，甚至出現在我們的餐桌上【註1】 。

在經濟學中，環境被稱為「公共物品」（public goods），經消費後形成界外效應（externality）。正如汽車廢氣的界外效應是損害非駕駛者的健康，塑膠製品的界外效應則損害非塑膠製品使用者以及連塑膠製品都不知為何物的動物的利益。

那麼，為公共物品定價時，就不僅要考慮購買者本身的利益，也應計算界外效應的大小，更要釐清誰應該為此埋單。

應由誰來付鈔？

經濟學認為帶來界外效應的一方應該埋單。那麼，塑膠製品消費者理應為塑膠製品產生的污染埋單。世界上包括中國在內的30個國家在境內對使用塑膠袋的消費者強制收費【註2】，但需要為污染埋單的只有消費者麼？消費者走進商店，若所有商品都用塑膠包裝，就沒有購買環保包裝的選擇，可見要求消費者單獨為白色污染埋單毫不公平；總值高達3.75萬億美元的塑膠製品產業鏈【註3】，包括生產、使用和銷售塑膠製品的所有企業，一律應共同負責。日本、澳洲和意大利等為數共43個國家，要求生產塑膠製品的企業負責清理、回收和循環再用【註2】。世界知名企業包括可口可樂、寶潔、麥當勞以及本港品牌莎莎也主動宣布減少或禁用不可回收的塑膠包裝，取而代之以可回收或可重複使用的材料【註1】。香港特區政府也正在籌備推展「塑膠飲料容器生產者責任計劃」，要求生產商承擔收集塑膠飲料容器的責任。筆者期待政府出台更有效的政策，以助更多企業承擔起減少塑膠包裝對環境污染的責任。

怎樣定價才算合理

確定了由誰來埋單，那麼價格應該是多少才合理呢？商品的價格與其價值密切相關。要是純粹考慮塑膠製品對於環境的污染，當然應立即予以禁止，但眼下塑膠製品無處不在，例如超市裏的雞蛋盒到辦公桌上的滑鼠，甚至是每天使用的牙膏牙刷。塑膠之所以被廣泛使用，因為輕便耐用，具備良好的密封性。生產一公斤以石油或天然氣為原料的原生塑料（virgin plastic）會排放2至3公斤的二氧化碳，與生產同等重量的鋼鐵所排放的二氧化碳相當【註1】。

不過，同樣的產品，消費者會選用輕便的塑膠還是笨重的鋼鐵呢？如果一味污名化塑膠，對塑膠製品定價過高，消費者和廠商被迫使用性能較差或者不方便的材料，給生產和生活帶來的成本也不容忽視。

試想一下，如果超市裏的食品被禁止使用塑膠包裝，食品保存期會大大縮短，變質的食品不僅有損健康，丟棄的食品也會釀成大量浪費，對環境帶來更嚴重的污染。

定價不僅涉及公平地釐定塑膠製品的價值，還要公平地顧及塑膠製品的消費者。經濟學利用價格敏感度來量度漲價與消費者購買量的關係。相比於低收入的消費者，高收入者對於膠袋從5角提高至1元並不敏感。

如果只通過五花八門的方式來「懲罰」購買膠袋的消費者，那麼被罰的可能大多是低收入一群，而導致低收入消費者為白色污染埋單，高收入消費者則坐享其成。

如何讓不同收入的消費者公平地分擔環境責任，也是定價塑膠製品的考慮因素。同一道理，政府在制定生產者責任計劃之際，也需要考慮徵收塑膠製品污染稅對不同企業的影響，「一刀切」未免扼殺搖籃中的中小企業。

為後世着想

小小一個塑膠袋，看似簡單，其定價卻大有講究。關鍵繫於化繁為簡，回到2009年香港特區政府對塑膠袋徵費的初衷，用意不在於懲罰消費者，更不是為了增加財政收入。

無論收費5角抑或1元，都是為了提醒消費者，濫用膠袋會污染共同生活的環境，今日的資源浪費將嚴重威脅子孫後代的生存。

只要我們改變消費習慣，少用一個塑膠袋，循環再用購物袋，不濫用，不浪費，我們的天空會更藍，我們孩子的笑容會更加燦爛。

註1：”Too much of a good thing”, The Economist, 3 March 2018, page 55–57.

註2：”Legal Limits on Single-Use Plastics and Microplastics: A Global Review of National Laws and Regulations”, 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 5 December 2018.

註3：”Lacking flexibility”, The Economist, 27 July 2019, page 58.

范亭亭博士
港大經管學院市場學高級講師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三年一月十一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新年伊始，本地消費者無論在超級市場還是便利店，如果要購買塑膠購物袋，要付出比之前貴一倍的價格。根據香港特區政府剛修訂的《產品環保責任條例》和《產品環保責任（塑膠購物袋）規例》，每個塑膠購物袋的收費由最低5角增至最低1元，並取消現時對盛載冰凍或冷凍食品的塑膠購物袋的豁免。這是自2009年推行塑膠購物袋收費計劃以來首次漲價，是項優化措施目的是減少對環境的污染。

從5角到1元，雖然價格翻倍，但有市民認為加幅不痛不癢，對制止濫用塑膠購物袋難以奏效。早前也有議員在立法會會議上提出加價至2元，但其決議案被否決。到底應該如何對塑膠購物袋收費，才能達到保護環境的目標呢？

公共物品不比商品

假設環境是一件商品，把對環境的污染比作對環境這種商品的消費，那麼有消費就有價格。可是環境與其他商品不同，消費一盒朱古力只會影響購買者本身的利益，得享口福之餘，或有體重增加的煩惱；消費塑膠製品卻不僅影響購買者本身的利益，例如攜帶方便，也會影響到其他人和物種的利益。人類從1950年代開始生產的塑膠製品高達630億噸，其中只有9%被回收，12%被焚化，剩餘的79%都成為白色污染（white pollution）。這些白色污染被遺棄在土地和海洋裏，不僅成為讓海豹窒息而死的兇手，也化為極其微小的塑膠顆粒，進入生物體內，甚至出現在我們的餐桌上【註1】 。

在經濟學中，環境被稱為「公共物品」（public goods），經消費後形成界外效應（externality）。正如汽車廢氣的界外效應是損害非駕駛者的健康，塑膠製品的界外效應則損害非塑膠製品使用者以及連塑膠製品都不知為何物的動物的利益。

那麼，為公共物品定價時，就不僅要考慮購買者本身的利益，也應計算界外效應的大小，更要釐清誰應該為此埋單。

應由誰來付鈔？

經濟學認為帶來界外效應的一方應該埋單。那麼，塑膠製品消費者理應為塑膠製品產生的污染埋單。世界上包括中國在內的30個國家在境內對使用塑膠袋的消費者強制收費【註2】，但需要為污染埋單的只有消費者麼？消費者走進商店，若所有商品都用塑膠包裝，就沒有購買環保包裝的選擇，可見要求消費者單獨為白色污染埋單毫不公平；總值高達3.75萬億美元的塑膠製品產業鏈【註3】，包括生產、使用和銷售塑膠製品的所有企業，一律應共同負責。日本、澳洲和意大利等為數共43個國家，要求生產塑膠製品的企業負責清理、回收和循環再用【註2】。世界知名企業包括可口可樂、寶潔、麥當勞以及本港品牌莎莎也主動宣布減少或禁用不可回收的塑膠包裝，取而代之以可回收或可重複使用的材料【註1】。香港特區政府也正在籌備推展「塑膠飲料容器生產者責任計劃」，要求生產商承擔收集塑膠飲料容器的責任。筆者期待政府出台更有效的政策，以助更多企業承擔起減少塑膠包裝對環境污染的責任。

怎樣定價才算合理

確定了由誰來埋單，那麼價格應該是多少才合理呢？商品的價格與其價值密切相關。要是純粹考慮塑膠製品對於環境的污染，當然應立即予以禁止，但眼下塑膠製品無處不在，例如超市裏的雞蛋盒到辦公桌上的滑鼠，甚至是每天使用的牙膏牙刷。塑膠之所以被廣泛使用，因為輕便耐用，具備良好的密封性。生產一公斤以石油或天然氣為原料的原生塑料（virgin plastic）會排放2至3公斤的二氧化碳，與生產同等重量的鋼鐵所排放的二氧化碳相當【註1】。

不過，同樣的產品，消費者會選用輕便的塑膠還是笨重的鋼鐵呢？如果一味污名化塑膠，對塑膠製品定價過高，消費者和廠商被迫使用性能較差或者不方便的材料，給生產和生活帶來的成本也不容忽視。

試想一下，如果超市裏的食品被禁止使用塑膠包裝，食品保存期會大大縮短，變質的食品不僅有損健康，丟棄的食品也會釀成大量浪費，對環境帶來更嚴重的污染。

定價不僅涉及公平地釐定塑膠製品的價值，還要公平地顧及塑膠製品的消費者。經濟學利用價格敏感度來量度漲價與消費者購買量的關係。相比於低收入的消費者，高收入者對於膠袋從5角提高至1元並不敏感。

如果只通過五花八門的方式來「懲罰」購買膠袋的消費者，那麼被罰的可能大多是低收入一群，而導致低收入消費者為白色污染埋單，高收入消費者則坐享其成。

如何讓不同收入的消費者公平地分擔環境責任，也是定價塑膠製品的考慮因素。同一道理，政府在制定生產者責任計劃之際，也需要考慮徵收塑膠製品污染稅對不同企業的影響，「一刀切」未免扼殺搖籃中的中小企業。

為後世着想

小小一個塑膠袋，看似簡單，其定價卻大有講究。關鍵繫於化繁為簡，回到2009年香港特區政府對塑膠袋徵費的初衷，用意不在於懲罰消費者，更不是為了增加財政收入。

無論收費5角抑或1元，都是為了提醒消費者，濫用膠袋會污染共同生活的環境，今日的資源浪費將嚴重威脅子孫後代的生存。

只要我們改變消費習慣，少用一個塑膠袋，循環再用購物袋，不濫用，不浪費，我們的天空會更藍，我們孩子的笑容會更加燦爛。

註1：”Too much of a good thing”, The Economist, 3 March 2018, page 55–57.

註2：”Legal Limits on Single-Use Plastics and Microplastics: A Global Review of National Laws and Regulations”, 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 5 December 2018.

註3：”Lacking flexibility”, The Economist, 27 July 2019, page 58.

范亭亭博士
港大經管學院市場學高級講師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三年一月十一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最近兩宗有關足球運動的新聞，大概受到不少球迷關注。其一是以球王美斯為主力的阿根廷國家足球隊在兩周前第三度贏得世界盃，16年後再將大力神盃從歐洲捧回南美洲。其二是為巴西三奪世界盃的另一球王比利在上星期因病離世。對一些香港人來說，足球是南美洲的主要聯想；對南美洲、特別是巴西和阿根廷的人來說，足球是國家的驕傲；對當地很多青少年來說，足球是個人前途和家人生活的主要出路。但南美洲足球運動的蓬勃，或許掩蓋了經濟長期停滯不前的現實。

為方便討論，這裏將南美洲擴至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包括了墨西哥和中美洲國家。世界銀行的數據把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Latin America and Caribbean）作為一個區域列出。按有關資料，這地區在2021年佔全球人口的8.3%及GDP的7.7%，即人均收入略低於全球的平均值。

經濟發展的重要目標是增加生產和收入，發展的快慢可以以人均收入是否接近或追上高收入國家（如美國）的水平為指標，即有沒有與後者「趨同」（convergence）。若果以此為指標，以購買力恒等的匯率來計算，拉美經濟一個多世紀以來沒有改善，甚至有些下滑。

按Maddison Project Database 2020【註】 的數據，在1860年拉丁美洲的人均收入是美國的36%，但隨後一直低於30%，在上世紀八十及九十年代更接近20%。這個比例沒有改變，不等於沒有經濟增長，只是經濟增長的步伐與美國相同，沒有拉近和美國的差距。這個比例下跌，則表示與美國的經濟距離愈來愈遠。還好，拉美經濟在本世紀有些少好轉，根據世界銀行的統計，該區的人均收入在2021年稍為升至美國的25%水平。

阿根廷墮中等收入陷阱

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包括33個國家，它們的經濟表現自然有一定的參差，但總的來說，除了個別幾個國家之外，人均收入與美國水平相比，多年來並沒有很大的變化。

第一個比較特別的是阿根廷。阿根廷曾經是拉丁美洲收入最高的國家，從十九世紀到上世紀三十年代，人均收入約為美國的50%至60%，也是巴西的4倍到5倍。但自經濟大蕭條後，阿根廷的經濟有些一蹶不振，平均收入和美國比較逐步下跌，最近幾十年都在美國的30%上下，沒有什麼進步，可以說是掉進中等收入陷阱的最明顯例子。

第二個比較特別的國家是智利，它的人均收入在五十年代初是美國的40%，隨後下跌至九十年代初的20%，然後再回升至近十年的40%。智利的經濟發展有一段特別的插曲，就是社會黨在1970年選舉獲勝，領導人阿連德（Allende）成為智利第28任總統，是拉丁美洲首位通過民選執政的馬克思主義者，他上任後實施企業國有化及價格管制等政策。在美國的後院搞社會主義，自然不容於美國政府。通過中央情報局的幕後策劃和協助，智利軍人皮諾契特（Pinochet）在1973年發動政變推翻阿連德，並開始了長達17年的軍政府統治。

皮諾契特上台後重用一些在美國芝加哥大學畢業的經濟學者主理經濟事務，後者被統稱為「芝加哥男孩」（Chicago boys）。眾所周知，芝加哥經濟學派的主導思想為自由市場，政府在經濟活動的角色應減至最低，因此智利的經濟政策在數年內出現了180度的改變。

由阿連德上台的1970年到皮諾契特下台的1990年，智利的人均收入與美國比較，主要趨勢都是下降。在軍政府統治期間，一方面市場是開放了，但另一方面，權貴資本主義（crony capitalism）也愈趨嚴重，很多以前的國有企業在私有化過程中都落到和政府有關的人手上。以市場為主導的經濟政策，沒有很快的推動經濟，要到八十年代中後期，智利的經濟才拾級而上，成為拉丁美洲表現最好的經濟體。

亞太人均收入追貼美國

和拉丁美洲不同，亞太區經濟體的人均收入與美國相比持續上升，也就是愈來愈追上美國的水平。以亞洲四小龍為例，四個經濟體合起來計算的人均收入在1950年只達到美國的12%，但到2012年已經上升至78%。其中香港的人均收入已經和美國差不多，有些年份還超過美國。

拉丁美洲和亞太區經濟表現的不同，背後的原因很多，亦相當複雜。簡單來說，首先是發展策略的不同。二戰後至八十年代，拉美經濟體比較多依靠保護政策和進口替代來發展國內產業，而亞太區則以出口導向為主。比較兩種策略，後者更着重市場力量，汰弱留強、提升效率。

第二個主要分別，是拉丁美洲的宏觀調控政策常有失誤，導致通脹高企、匯率波動及債務危機等，給經濟帶來震盪和不確定性。雖然亞洲在上世紀末也出現過金融風暴，但總的來說，數十年來宏觀經濟的表現優於拉丁美洲。以1987至2021年的平均通脹為例，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的通脹率比東亞及太平洋地區高63%。

「華盛頓共識」推行自貿

說到拉丁美洲的宏觀調控，自然要提及「華盛頓共識」（Washington Consensus）。拉美經濟經歷過數十年宏觀失控的折騰、特別是八十年代的債務危機後，逐漸接受一系列新的經濟政策。1989年，美國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ion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的經濟學者約翰威廉姆森（John Williamson）列出十項有關政策，並統稱為「華盛頓共識」。這些政策包括自由貿易、容許外資進入、國企私有化、保護產權、利率和匯率市場化，及嚴謹控制政府財政等等。

總的來說，就是新自由主義下的經濟政策，也是位於美國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主導思想。威廉姆森的原意是描述性的，以華盛頓共識這個名詞去概括上述政策，但這個名詞很快就變成指導性的，即經濟發展必須依據這些政策，特別是冷戰結束後，「華盛頓共識」似乎是經濟發展的唯一方程式。其後，由於中國的發展道路並不跟從「華盛頓共識」，有外國學者拋出「北京共識」來描述中國的發展政策，但中國政府和學界都不用這個名詞。

九十年代至今已三十多年，拉丁美洲的經濟或許比以前採用更多有關的建議。比如開放貿易，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外貿佔生產總值的比例，已由1990年的33%增加至2021年的55%，和東亞及太平洋的56%相若，但拉丁美洲的人均收入仍然和美國維持原有的差距，即長期停留在美國水平的20%至30%。

除了上述的發展策略和宏觀調控外，拉丁美洲的經濟發展還受制於很多其他因素，如區內的整合不足、出口產品單調、強烈的民粹主義、嚴重的收入不均等。邁入2023年，在眾多負面因素下，全球經濟不容樂觀，在缺乏明顯優勢的情況下，拉丁美洲亦難獨善其身。

【註】https://www.rug.nl/ggdc/historicaldevelopment/maddison/releases/maddison-project-database-2020?lang=en

陸炎輝博士
港大經管學院榮譽副教授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三年一月四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在新冠肺炎的影響下，卡塔爾仍成功主辦舉世矚目的世界盃，令全球觀眾盡情投入一股足球熱潮。觀乎今屆賽事，亞洲球隊如日本和南韓表現出色，香港足球發展卻停滯不前，相形見絀。特區政府必須提供更多誘因，吸引投資者注入更多資源，才有望為本地足運帶來生機。香港理應乘此熱潮，追上體育產業化的國際潮流，達致相關產品多元化和效益最大化。

體育發展指標

政府近年來一直積極推動體育發展，2021年的《施政報告》提出加強落實體育普及化、精英化和盛事化，2022年10月行政長官李家超公布的《施政報告》中，亦將「推動體育發展」列作建設「健康活力香港」內容之一。另一方面，啟德體育園項目預期在2023年底竣工；這是本地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體育基建，面積約28公頃，耗資約300億港元，提供世界級的多用途設施，包括5萬座位的主場館以及可容納約5000名觀眾的公眾運動場，足以舉辦各式各樣世界級的活動。

2021年12月，香港青年協會旗下的「青年創研庫」發表「促進產業化推動體育發展」研究報告，指出本港體育發展主要依靠政府資源，不足以應付大規模發展的需要。若能運用市場資源，令體育事業和產品產生協同效應，效益更大，長遠能促進市民健康和帶動經濟增長。報告認為，政府應將體育產業納入資歷架構，並透過過往資歷認可機制，確立體育產業從業員的專業性，以提升人才發展。

以日本為例，自本世紀開始，體育資助制度趨向雙軌化，來自私人機構的資金有增無減；在2020年東京奧運會摘下27枚金牌，成績僅次於中美兩國。同年該國的體育廳向選定的體育總會推出配對計劃，物色合適的企業作為夥伴，從而建立商業網絡和進行市場推廣工作。

經濟得失啟示

2020年，全球體育贊助市場價值估計為570億美元，預計2027年將增至近900億美元（Gough, 2021）。在體育贊助中產生最大收入的行業包括金融服務、技術和汽車行業。就區域而言，北美洲更製造了全球超過三分之一的體育贊助收入。

話說回來，世上沒有穩賺不賠的生意，而成本超支在主辦國際盛事的城市中亦已成為常態【表】，牛津大學的Bent Flyvbjerg和Allison Stewart對舉辦奧運會成本超支的研究發現，成本超支情況極為嚴重。2016年里約熱內盧奧運會的成本近140億美元，超支352%；2014年索契冬季奧運會原耗資218.9億美元，超支289%；2012年倫敦奧運會則略低於150億美元，超支76%。估計東京奧運會因延遲一年舉行，使日本損失28億美元，其中三分之二由公共資金支付。申辦委員會當初預計成本為73億美元，但最終巨額超支，成本高達220億美元。

各主辦國在奧運會結束後出現龐大財政赤字和數十年債務，已屬司空見慣。既然如此，各國為何還要爭相申辦奧運？

【表】成本超支的奧運會

資料來源：Statista, Bent Flyvbjerg and Allison Stewart

國際品牌效應

主辦奧運會可以為國家帶來長期的經濟效益，而且體育運動早已深入人心，是個人、組織、城市和國家風采的一種表現方式，也可以作為國際間的外交途徑。2022年體育全球市場報告提及，世界體育市場總值預計將從2021年的3549.6億美元升至2022年的5014.3億美元，複合年增長率為41.3%。增長主要是由於商業機構重新安排業務，並從新冠肺炎的影響中恢復過來；預計到2026年總值將達7078.4億美元，複合年增長率為9%。

全球化進程和相關研究加強了公共外交和國家品牌概念在國際關係中的重要性。從歷史上看，舉辦此類世界體育盛事是國家榮譽，並可作為新興大國登上世界舞台的標誌。世界體育盛事是中心舞台，不僅讓職業運動員代表國家在比賽中追求卓越，更為主辦國向外國宣傳其民族身份和文化。國際足球協會（FIFA）和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等機構經常強調，體育公認在改善金融增長和國際關係方面有積極貢獻。國家品牌有助於構建人們對有關國家的觀感，可與外交相連；品牌夠吸引，外交政策自然可事半功倍，足以為該國打造有說服力的正面形象，進而帶動旅遊和商業發展。

「體產」並駕齊驅

毋庸置疑，香港具備舉辦國際比賽的經驗與優勢，例如賽馬會本月舉辦的浪琴香港國際賽事，總獎金高達1.1億港元，吸引了45匹來自本港、日本、法國、德國、愛爾蘭、澳洲及新加坡等7個地區的良駒參賽，香港賽駒在其中3項一級賽奪冠。事實上，本地賽駒的數目只佔全球0.8%，能夠取得如此佳績，證明水準已臻精英化，可與賽馬強國的賽駒一較高下。

浪琴香港國際賽是全球馬壇一年一度的盛事之一，在各地賽馬界及馬迷心中享有崇高地位。過去兩年的香港國際賽並未受新冠疫情影響，依然如常舉行，今年更受惠於特區政府進一步放寬防疫措施，規模尤其盛大，吸引了4.5萬名觀眾入場，創出3年以來新高，投注額達17.29億港元。體育足以發揮的經濟效益絕對不容忽視。

早前的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報告提出，就建設體育強國列為2035年總目標之一，將「廣泛開展全民健身活動，加強青少年體育工作，促進群眾體育和競技體育全面發展」。國務院今年7月發布全民健身計劃，表明2025年要帶動國家體育產業總規模達5萬億元人民幣，即全國生產總值的5%。

新一年即將到臨。展望未來，香港將與澳門及廣東省攜手舉辦2025年的全運會，這是讓香港體育產業化更上層樓的重要契機。同時，特區政府應制定具體的長遠體育發展策略，吸引更多機構及私人投資，令體育界和產業界齊頭並進。

參考文獻：
Flyvbjerg, B., and Stewart, A., “Olympic Proportions: Cost and Cost Overrun at the Olympics 1960-2012”, SSRN Electronic Journal SSRN Journal. (2012) Said Business School Working Papers.

Gough, C. (2021), “Sports sponsorship – Statistics & Facts”, Statistia, October 1, 2021.

Sports Global Market Report 2022, The Business Research Company. February 2022.

謝國生博士
港大經管學院金融學首席講師

章穎芝女士
香港大學附屬學院講師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企業應該在多大程度上參與提高社會福利的活動，一直是公共政策領域和金融市場上的熱門話題。過去十年，企業對環境、社會和治理（ESG）的發展，已經成為趨勢。治理與責任研究所（Governance & Accountability Institute）指出，在2020年，92%的標準普爾500指數公司發布了可持續發展和企業責任報告，而在2011年卻少於20%。

根據《2022年普華永道資產和財富演變進程》報告顯示，全球資產管理公司在ESG相關的資產管理規模（AUM）於2021年間高達18.4萬億美元，並預計在2026年增加至33.9萬億美元。ESG資產有望在五年內佔全球資產管理規模總額的21.5%。此外，目前有超過3000家機構投資者和服務供應商簽署了負責任投資原則（PRI）。在香港交易所，公開上市的發行人需要發布ESG報告，其中包括董事局對ESG問題的監督、管理ESG的策略，以及披露對ESG相關目標的審查進度。

一個有關ESG的經濟問題是，公司在對社會做「好事」的同時，能否做一盤「好」的生意？這篇文章將提出一個理論來回答這個問題，並引用研究結果及案例，來證實這個論點。

行善經濟能否做好生意

情景1：想像在一個不追求ESG的營商環境下，消費者、投資者和其他持份者並不關心行善或環境保護，那麼公司將資源投放在ESG是一個兩難的取捨，因為用於為社會做善事或者環境保護上的資源，可以選擇分配給持份者，例如：公司可調低價格讓消費者受惠、提高員工薪酬和福利或者向股東支付更多股息。在這個情況下，對股東負責的管理層會選擇以最低的成本，來滿足政府和監管機構的基本要求，或者應對公眾的壓力。

情景2：各持份者對社會公益和環境保護有強烈的訴求，公司在追求社會公益及環境保護時，和公司利益沒有根本的衝突，這個營商環境便有利於ESG。假設公司有1000個具社會責任感和在意企業有否行善的潛在消費者，公司若從這群消費者中的每人收取額外1美元，並花費800美元為這些消費者做「好事」，基於規模經濟，這項投資極有可能比1000個消費者每人單獨花1美元取得更好成果。這是一個雙贏的局面：公司獲得額外200美元的利潤，同時滿足了消費者對「行善」的訴求。此外，這個活動可為公司吸引更多有心「行善」的潛在客戶。同樣的邏輯，對ESG充滿熱情的員工願意在ESG表現突出的公司以較低的報酬工作，追求ESG的投資者也願意接受投資較低回報的公司。

根據以上簡單的分析，如果政府要推廣ESG，應投入更多的資源來推動大眾對ESG的關注，讓他們以消費者、員工或投資者的身份，來鼓勵企業追求ESG。

此外，一些實證研究有探討參與ESG是否能幫助公司取得更好的業績。這些研究各有差異，根據Rockefeller資產管理公司和紐約大學Stern可持續商業中心的聯合研究，58%的研究證實可持續發展投資對企業財務業績（運營指標，如ROE或ROA）具正面影響，而只有13%和8%的研究記錄了中性或負面影響。當涉及到對投資績效的影響時（從投資者的角度來看，如夏普比率），大約有一半的研究發現可持續發展投資有積極或中性的作用，28%的研究記錄了不明確的結果，只有不到15%的研究聲稱是負面影響。

除了運營和財務成本效益分析，投資ESG可能為公司帶來其他有利的方面。例如，從組織的角度來看，參與善舉可能對人才戰略產生積極影響，可能有助於公司僱用、保留和激勵員工。根據普華永道的報告，88%的千禧一代會根據ESG/CSR的表現是否優秀來選擇僱主，如果公司的ESG/CSR表現不符合他們的期望，86%的人將考慮離開。Mercer也報告了類似的結果。人力資源管理協會（SHRM）的一項研究顯示，公司若擁有卓越的可持續發展計劃，相比這方面較弱的公司，享有更多優勢，例如：55%的公司士氣更好、43%的公司業務流程更有效率、43%的公司公眾形象更好及38%的公司員工忠誠度更高。

以上各項研究結果表明，現時的商業環境比較有利於EGS，而ESG的舉措確實可以實現雙贏。

追求融合抑或戰略性ESG

如果公司決心發展ESG，應如何制定戰略？借鑑哈佛商學院教授Michael E. Porter和Mark R. Kramer於2006年撰寫關於企業社會責任的研究，企業對ESG的追求應該是有選擇性的和戰略性的，這樣才能產生最大的積極影響，創造雙贏。

具體來說，戰略性的ESG是指公司的ESG戰略應該與其核心商業目標和核心競爭力相結合，業務可同時創造商業價值和積極的社會變革，並融入日常的商業文化和運營中。

這裏有兩個策略可以幫助企業實現融合的ESG戰略。首先是「由內而外的策略」，公司要識別關鍵利益相關者真正關心的事，透過改革價值鏈活動而帶來積極的社會影響。近年，歐盟提出的迴圈經濟正和這種戰略提倡的相符合，為了保護環境而提倡資源迴圈使用、減少浪費及降低碳排放。以優衣庫為例，公司在其核心業務中瞄準了回收和延長產品壽命的戰略，因而制定了一個向下回收的計劃，以「關閉迴圈」。當優衣庫生產新羽絨服時，它重新思考了設計（哪些原材料可以被回收）、所有權（從「消費者」轉變為「使用者」）和材料走向。優衣庫開發了一種移除羽絨的方法，並加工製成新的羽絨商品，有別於傳統的羽絨回收的方法，主要是去除和重新使用被子中的羽絨。優衣庫花了6年時間使舊羽絨服回收得以大規模實現，並於2020年11月在日本市場推出「再生羽絨服」，其中的羽絨及羽毛，全部來自2019年起在日本回收的62萬件羽絨商品。除此之外，由內而外的戰略為企業提出了一個明確的框架，開始着手發展ESG。企業首先要確定運營在主要活動（如進貨和出貨的物流、運營、市場和銷售、售後服務）和支持活動（如採購、技術開發、人力資源管理等）中的積極或消極的社會影響，然後企業可以在整個活動中清除消極影響並加強積極影響。很明顯，優衣庫致力於在售後服務方面清除其浪費。

另一種是「由外而內的策略」。這種策略可以帶來積極的社會變化，同時也能增強公司的競爭優勢。在這裏，這些社會問題是指外在環境中一些對公司在其經營地競爭力的基本驅動力有顯著影響的問題。公司可以通過Michael Porter提出的四個相關條件來發展他們的競爭優勢，包括投入條件、相關和支持產業條件、當地需求條件以及公司戰略和競爭條件。例如，由特斯拉和優步等牽頭的零排放運輸協會（Zero Emission Transportation Association），旨在提高消費者使用新能源汽車的獎勵，鼓勵汽油動力汽車退役，並提倡更嚴格的排放和性能標準。這就是一個同時為減少碳排放做出貢獻，亦為自己創造更好競爭條件的例子。

綜合來看，筆者認為，打算對ESG作出貢獻的企業不需要解決所有的社會與環境問題，而應該關注創造共享價值的領域。其他的問題，留給更能創造共享價值的企業去幫忙解決 。

雖然ESG在企業中很流行，但不是所有的公司都有能力在ESG上作比較顯著的貢獻，特別是以價格敏感的消費者為目標客戶的公司。消費者行為中的「意圖-行動差距」研究表明，很少消費者對環保產品和服務持積極態度，並堅持不懈地掏腰包。例如，快時尚公司Shein，其模式中根深柢固的做法就是浪費，但可以帶來最低的價格，許多年輕消費者還沒有準備好減少購買量，並為每件產品支付更多費用以減輕對環境的危害。這類公司處於情景1，因此他們在ESG上的支出是一個兩難選擇，Shein講述的ESG故事是一個單薄的策略。除非它轉變現有的商業模式，吸引不一樣的顧客群，否則不可能走出這個困境。

有公司納入業務核心價值

另一方面，也有比較少數從一開始就以目標為導向的公司。這些公司將其可持續發展的願景和使命置於其業務戰略的核心，並將其完全融入到他們所做的每一件事中。Patagonia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經過多年的經營，它為自己創造了情景2。Patagonia不僅在企業可持續發展和環境責任方面長期開闢新領域，而且還吸引了一批真正關心環境而龐大的穩定粉絲群。關於其宗旨和消費者基礎，生態行動主義始終是Patagonia宗旨的核心，並且毫不猶豫地一直堅持「可持續創新」的立場。可以佐證的一個例子是，在2011年的感恩節，該品牌製作了一個名為「不要買這件夾克」的廣告，旨在讓客戶了解時裝業對環境的影響，關注過度消費問題。Patagonia的另一個廣告教育名為「Crude Awakening（粗暴的喚醒）」，它呼籲客戶為2015年在加州Refugio State Park附近的漏油事件採取行動，使用#CrudeAwakening來宣傳這個問題。它的宣傳有助於加州三項新法案的通過，以防止海上鑽探。

此外，Patagonia的創始人Yvon Chouinard自1973年創立以來，一直將可持續發展放在品牌的首位。他最近捐出了價值30億美元的公司持有權，該公司於2022年9月14日宣布今後Patagonia的所有利潤，每年約1億美元，將用於資助應對氣候變化和推進荒野保護的工作。兩者都證明他對ESG的追求是以目的為導向，並能夠創造出比那些只響應社會號召或只為滿足監管要求而做的事情，帶來更大的影響。

房育輝教授
港大經管學院管理及商業策略、經濟學教授

孟曉璇博士
港大經管學院經濟學研究助理教授

余雪霏女士
港大經管學院管理及商業策略系在讀博士生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企業應該在多大程度上參與提高社會福利的活動，一直是公共政策領域和金融市場上的熱門話題。過去十年，企業對環境、社會和治理（ESG）的發展，已經成為趨勢。治理與責任研究所（Governance & Accountability Institute）指出，在2020年，92%的標準普爾500指數公司發布了可持續發展和企業責任報告，而在2011年卻少於20%。

根據《2022年普華永道資產和財富演變進程》報告顯示，全球資產管理公司在ESG相關的資產管理規模（AUM）於2021年間高達18.4萬億美元，並預計在2026年增加至33.9萬億美元。ESG資產有望在五年內佔全球資產管理規模總額的21.5%。此外，目前有超過3000家機構投資者和服務供應商簽署了負責任投資原則（PRI）。在香港交易所，公開上市的發行人需要發布ESG報告，其中包括董事局對ESG問題的監督、管理ESG的策略，以及披露對ESG相關目標的審查進度。

一個有關ESG的經濟問題是，公司在對社會做「好事」的同時，能否做一盤「好」的生意？這篇文章將提出一個理論來回答這個問題，並引用研究結果及案例，來證實這個論點。

行善經濟能否做好生意

情景1：想像在一個不追求ESG的營商環境下，消費者、投資者和其他持份者並不關心行善或環境保護，那麼公司將資源投放在ESG是一個兩難的取捨，因為用於為社會做善事或者環境保護上的資源，可以選擇分配給持份者，例如：公司可調低價格讓消費者受惠、提高員工薪酬和福利或者向股東支付更多股息。在這個情況下，對股東負責的管理層會選擇以最低的成本，來滿足政府和監管機構的基本要求，或者應對公眾的壓力。

情景2：各持份者對社會公益和環境保護有強烈的訴求，公司在追求社會公益及環境保護時，和公司利益沒有根本的衝突，這個營商環境便有利於ESG。假設公司有1000個具社會責任感和在意企業有否行善的潛在消費者，公司若從這群消費者中的每人收取額外1美元，並花費800美元為這些消費者做「好事」，基於規模經濟，這項投資極有可能比1000個消費者每人單獨花1美元取得更好成果。這是一個雙贏的局面：公司獲得額外200美元的利潤，同時滿足了消費者對「行善」的訴求。此外，這個活動可為公司吸引更多有心「行善」的潛在客戶。同樣的邏輯，對ESG充滿熱情的員工願意在ESG表現突出的公司以較低的報酬工作，追求ESG的投資者也願意接受投資較低回報的公司。

根據以上簡單的分析，如果政府要推廣ESG，應投入更多的資源來推動大眾對ESG的關注，讓他們以消費者、員工或投資者的身份，來鼓勵企業追求ESG。

此外，一些實證研究有探討參與ESG是否能幫助公司取得更好的業績。這些研究各有差異，根據Rockefeller資產管理公司和紐約大學Stern可持續商業中心的聯合研究，58%的研究證實可持續發展投資對企業財務業績（運營指標，如ROE或ROA）具正面影響，而只有13%和8%的研究記錄了中性或負面影響。當涉及到對投資績效的影響時（從投資者的角度來看，如夏普比率），大約有一半的研究發現可持續發展投資有積極或中性的作用，28%的研究記錄了不明確的結果，只有不到15%的研究聲稱是負面影響。

除了運營和財務成本效益分析，投資ESG可能為公司帶來其他有利的方面。例如，從組織的角度來看，參與善舉可能對人才戰略產生積極影響，可能有助於公司僱用、保留和激勵員工。根據普華永道的報告，88%的千禧一代會根據ESG/CSR的表現是否優秀來選擇僱主，如果公司的ESG/CSR表現不符合他們的期望，86%的人將考慮離開。Mercer也報告了類似的結果。人力資源管理協會（SHRM）的一項研究顯示，公司若擁有卓越的可持續發展計劃，相比這方面較弱的公司，享有更多優勢，例如：55%的公司士氣更好、43%的公司業務流程更有效率、43%的公司公眾形象更好及38%的公司員工忠誠度更高。

以上各項研究結果表明，現時的商業環境比較有利於EGS，而ESG的舉措確實可以實現雙贏。

追求融合抑或戰略性ESG

如果公司決心發展ESG，應如何制定戰略？借鑑哈佛商學院教授Michael E. Porter和Mark R. Kramer於2006年撰寫關於企業社會責任的研究，企業對ESG的追求應該是有選擇性的和戰略性的，這樣才能產生最大的積極影響，創造雙贏。

具體來說，戰略性的ESG是指公司的ESG戰略應該與其核心商業目標和核心競爭力相結合，業務可同時創造商業價值和積極的社會變革，並融入日常的商業文化和運營中。

這裏有兩個策略可以幫助企業實現融合的ESG戰略。首先是「由內而外的策略」，公司要識別關鍵利益相關者真正關心的事，透過改革價值鏈活動而帶來積極的社會影響。近年，歐盟提出的迴圈經濟正和這種戰略提倡的相符合，為了保護環境而提倡資源迴圈使用、減少浪費及降低碳排放。以優衣庫為例，公司在其核心業務中瞄準了回收和延長產品壽命的戰略，因而制定了一個向下回收的計劃，以「關閉迴圈」。當優衣庫生產新羽絨服時，它重新思考了設計（哪些原材料可以被回收）、所有權（從「消費者」轉變為「使用者」）和材料走向。優衣庫開發了一種移除羽絨的方法，並加工製成新的羽絨商品，有別於傳統的羽絨回收的方法，主要是去除和重新使用被子中的羽絨。優衣庫花了6年時間使舊羽絨服回收得以大規模實現，並於2020年11月在日本市場推出「再生羽絨服」，其中的羽絨及羽毛，全部來自2019年起在日本回收的62萬件羽絨商品。除此之外，由內而外的戰略為企業提出了一個明確的框架，開始着手發展ESG。企業首先要確定運營在主要活動（如進貨和出貨的物流、運營、市場和銷售、售後服務）和支持活動（如採購、技術開發、人力資源管理等）中的積極或消極的社會影響，然後企業可以在整個活動中清除消極影響並加強積極影響。很明顯，優衣庫致力於在售後服務方面清除其浪費。

另一種是「由外而內的策略」。這種策略可以帶來積極的社會變化，同時也能增強公司的競爭優勢。在這裏，這些社會問題是指外在環境中一些對公司在其經營地競爭力的基本驅動力有顯著影響的問題。公司可以通過Michael Porter提出的四個相關條件來發展他們的競爭優勢，包括投入條件、相關和支持產業條件、當地需求條件以及公司戰略和競爭條件。例如，由特斯拉和優步等牽頭的零排放運輸協會（Zero Emission Transportation Association），旨在提高消費者使用新能源汽車的獎勵，鼓勵汽油動力汽車退役，並提倡更嚴格的排放和性能標準。這就是一個同時為減少碳排放做出貢獻，亦為自己創造更好競爭條件的例子。

綜合來看，筆者認為，打算對ESG作出貢獻的企業不需要解決所有的社會與環境問題，而應該關注創造共享價值的領域。其他的問題，留給更能創造共享價值的企業去幫忙解決 。

雖然ESG在企業中很流行，但不是所有的公司都有能力在ESG上作比較顯著的貢獻，特別是以價格敏感的消費者為目標客戶的公司。消費者行為中的「意圖-行動差距」研究表明，很少消費者對環保產品和服務持積極態度，並堅持不懈地掏腰包。例如，快時尚公司Shein，其模式中根深柢固的做法就是浪費，但可以帶來最低的價格，許多年輕消費者還沒有準備好減少購買量，並為每件產品支付更多費用以減輕對環境的危害。這類公司處於情景1，因此他們在ESG上的支出是一個兩難選擇，Shein講述的ESG故事是一個單薄的策略。除非它轉變現有的商業模式，吸引不一樣的顧客群，否則不可能走出這個困境。

有公司納入業務核心價值

另一方面，也有比較少數從一開始就以目標為導向的公司。這些公司將其可持續發展的願景和使命置於其業務戰略的核心，並將其完全融入到他們所做的每一件事中。Patagonia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經過多年的經營，它為自己創造了情景2。Patagonia不僅在企業可持續發展和環境責任方面長期開闢新領域，而且還吸引了一批真正關心環境而龐大的穩定粉絲群。關於其宗旨和消費者基礎，生態行動主義始終是Patagonia宗旨的核心，並且毫不猶豫地一直堅持「可持續創新」的立場。可以佐證的一個例子是，在2011年的感恩節，該品牌製作了一個名為「不要買這件夾克」的廣告，旨在讓客戶了解時裝業對環境的影響，關注過度消費問題。Patagonia的另一個廣告教育名為「Crude Awakening（粗暴的喚醒）」，它呼籲客戶為2015年在加州Refugio State Park附近的漏油事件採取行動，使用#CrudeAwakening來宣傳這個問題。它的宣傳有助於加州三項新法案的通過，以防止海上鑽探。

此外，Patagonia的創始人Yvon Chouinard自1973年創立以來，一直將可持續發展放在品牌的首位。他最近捐出了價值30億美元的公司持有權，該公司於2022年9月14日宣布今後Patagonia的所有利潤，每年約1億美元，將用於資助應對氣候變化和推進荒野保護的工作。兩者都證明他對ESG的追求是以目的為導向，並能夠創造出比那些只響應社會號召或只為滿足監管要求而做的事情，帶來更大的影響。

房育輝教授
港大經管學院管理及商業策略、經濟學教授

孟曉璇博士
港大經管學院經濟學研究助理教授

余雪霏女士
港大經管學院管理及商業策略系在讀博士生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受俄烏戰爭及全球通脹升溫等因素影響，各國能源價格不斷飆升。在11月22日立法會環境事務委員會會議上，香港特區政府與中華電力有限公司（中電）及香港電燈有限公司（港燈）進行了周年電費檢討，2023年本地電價將大幅上漲。供應九龍、新界等地區電力的中電每度電價格增至1.54元，較2022年1月的電價上漲19.8%；供應港島等地區電力的港燈更將電價按年上調45.6%，增至每度電1.97元。

電價大幅上漲引發爭議

正當整體經濟下行壓力增加，兩大電力公司作為公共事業機構的加價方案，難免引發社會的激烈爭議，尤其是將高額成本轉嫁給用戶的這一行為，更惹來市民極度不滿。

香港電價由「基本電價」和「燃料調整費」兩部分組成，因基本電價保持不變，電價上漲主要由燃料調整費增加所致。能源諮詢委員會前委員、世界綠色組織行政總裁余遠騁曾表示，由於產油國減產和俄烏軍事衝突導致能源價格上漲，兩家電力公司的燃料收入無法抵消燃料開支升幅，合計共需墊付數十億元，造成燃料調整費按月升勢自本年持續至2023年。

立法會議員陳克勤則批評，能源緊張和國際形勢觸發的電力成本上升，已經通過不斷上調的燃料調整費悉數轉嫁給市民：港燈的燃料調整費由2022年1月的0.273元/度升至12月的0.801元/度，中電的燃料調整費由2022年1月的0.386元/度升至12月的0.573元/度【圖】。現行制度下，電力公司毋須承擔燃料價格波動的風險，政府補貼與電力公司持續漲價的現象已是畸形。事實上，電力公司應負起社會責任，與市民共同分擔燃料調整費的上調幅度。

高昂能源價格的健康代價

能源和電價顯著上漲，除了影響民生之外，還會產生什麼其他重要的影響？最近的兩項經濟學實證研究探討了其中不可忽視的健康代價：更多人將死於極端氣溫。

首先介紹一項關於天然氣價格與冬季低溫死亡的研究。澳洲蒙納士大學（Monash University）的Janjala Chirakijja、美國普林斯頓大學（Princeton University）的Seema Jayachandran以及美國西北大學（Northwestern University）的Pinchuan Ong研究了美國家庭供暖價格死亡率的影響【註1】。眾所周知，身處寒冷環境是美國冬季死亡率達到峰值的原因之一，較高的供暖價格則會增加人們處於低溫致命的風險。此外，高昂的能源費用還會通過減少其他促進健康的開支而影響健康。三位研究人員分析了從2000至2010年，作為家庭供暖主要能源的天然氣和電力價格在美國不同區域的變化，發現較高的供暖價格會顯著提高冬季的死亡率，其主要影響是導致更多由心血管和呼吸系統疾病引起的死亡。美國在2000年前後天然氣價格較低，是項研究發現期間每年避免了超過1.1萬人死於寒冷。

與美國相比，香港冬季較短，嚴寒情況亦較少出現，死於極端低溫的個案並不算多，因此Chirakijja等人的研究發現也許對香港借鑑意義有限，但夏天炎熱，極端高溫導致死亡則較常見。究竟有沒有關於電價與高溫死亡的研究呢？

筆者與美國柏克萊加州大學的Takanao Tanaka合作的一篇論文，對這一問題提供了答案【註2】。研究以日本為對象，發現在福島核事故後，由於公眾對核能的恐慌，日本政府關停了所有核電站，導致全國大規模電力短缺。夏季是日本的用電高峰，為了避免電網斷電，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減少民眾用電的政策，包括顯著提高電價，並通過各種宣傳呼籲大眾節約用電，尤其是要減少空調的使用。通過分析日本各個地區節能目標和電價的差異，我們的研究發現，節能政策導致日本每年過早死於高溫的人數增加了超過7700人，造成了巨大的健康成本。

相較於日本，香港的夏季溫度更高，持續時期更長，因此極端高溫帶來的健康威脅也更大。可以預見，如果電價上漲導致民眾不得不減少夏季製冷用電，在香港的高溫下，社會的健康風險將大幅提升。屆時很可能出現因極端高溫導致的死亡大幅增加。對於低收入階層來說，這一現象或更為嚴重。

由於電力公司的燃料調整費是與香港特區政府商討的結果，電力公司也是在法理框架下運作，很難改變現狀。如果電價持續上漲，政府必須持續為市民（尤其是低收入階層）提供補貼。

現行電費補貼計劃將持續至2023年5月，這一計劃已經持續3年，但補貼數額自2021年起至今一直維持不變（首11個月每月80元、第12個月120元）。相較於不斷增長的電價，不變的補貼數額在未來對升斗市民的幫助將愈來愈小。

多渠道應對電價上漲

至於政府自2019年起為期60個月的電費紓緩計劃，也將於2023年12月結束，如果不再延續，用電成本將會更加沉重。因此，為了降低高額電價帶來的健康風險，政府應考慮將已有的電費補貼計劃加以調整，對中低收入家庭提供更高的電費補助。

然而，提高補貼只能短期解決能源和電力價格大幅上漲帶來的問題。長期來看，更重要的是做到開源節流。從開源的角度，雖然國際形勢導致的供電成本上升不可避免，但中電和港燈也可以主動尋求其他獲取電力渠道。多年來，香港電力約80%自行生產，剩下部分從內地進口。如果供電成本持續上升，那麼從經濟角度考慮，通過多渠道進口電力等降低成本措施，對香港社會來說是更好的選擇。

隨着內地穩步推進碳中和計劃，清潔能源將成為發電的主要來源，而且清潔電力價格會比傳統電力更加低廉。從環境保護的角度來看，進口更多清潔電力來替代目前主要依靠化石能源發電，也會是更佳的選擇。除此之外，應大力拓展本地可再生能源，在海浪發電、太陽能發電等領域進行規模化研究和拓展，多方面保障能源安全。

節流方面，香港應該首先解決在很多行業都普遍存在的能源浪費現象。例如，諸多報道曾指出，很多場所夏季室內空調溫度過低，造成了大量的電力浪費。一些大型商場室內溫度長期低於攝氏18度，甚至令人不適；有人於是調侃香港能夠被稱為購物天堂是有理由的：商場有這麼充足的空調，連結賬都必須跑起來才不會血液凝固。對此，香港可考慮通過提高建築物能源效益（buildings energy efficiency）、對不同機構實施差異化定價、對高耗電用戶徵收附加費等手段，促使商業機構和企業合理用電、節約用電。而對於普羅大眾而言，則要引導大家多用節能電器（可提供相應政策支持或者直接補貼），從而提高社會總體的能源使用效率。長期來看，補貼和推廣節能電器的使用，亦是比直接補貼電費更好的政策選擇。主要原因是中低收入家庭通常會因為預算有限而更多地購買高能耗電器（因高耗能電器價格相對節能電器較低），但這類電器的長期使用成本反而更高。

【註1】Janjala Chirakijja, Seema Jayachandran, and Pinchuan Ong. Inexpensive heating reduces winter
mortality. No. w25681.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2019.

【註2】 He, Guojun, and Takanao Tanaka. “Energy Saving Can Kill: Evidence from the Fukushima Nuclear
Accident.”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Applied Economics, Forthcoming.

何國俊博士
港大經管學院經濟學、管理及商業策略副教授

去年9月，美、英兩國為了抑制中國在印太地區的影響力，表示會幫助澳洲發展8艘核動力潛艇，澳洲遂取消了原本向法國購買660億美元潛艇的訂單，美、法兩國因此鬧得不愉快。俄烏戰爭後，北約制裁俄羅斯的能源出口，歐洲須向美國購入天然氣，但價格卻是美國境內的4倍，法國總理馬克龍曾因此猛烈抨擊美國從盟友身上發戰爭財。至上星期，馬克龍到美國進行國事訪問，在國會圖書館會見民主、共和兩黨議員時，再度批評美國，但這次是針對拜登在8月16日簽署生效的《降低通脹法案》（Inflation Reduction Act，下稱IRA）。

美國的IRA引起一些盟友極為不滿，並非因為美國要加息抗通脹，帶動美元升值，吸取了其他地方的資金。事實上，IRA並不涉及聯儲局和貨幣政策。這個法案對外國的影響，主要在貿易和投資方面。總的來說，IRA反映出美國高度的保護主義，其程度使馬克龍形容為對外國有「超級侵略性」（Super Aggressive）。

促進高增值產業

IRA可以說是拜登於2021年提出的「重建美好未來」（Build Back Better，下稱BBB）的縮減版。拜登在2020年競選總統時已有BBB的口號，上任後亦提出BBB法案，涉及2萬億美元，投資在基礎建設、環保及其他社會項目。規模之大，被認為是自1930年代羅斯福總統新政後最大的美國重建計劃。這個法案先於去年11月在民主黨控制的眾議院通過，本來亦可在參議院由作為主席的副總統投下決定性的贊成票通過，但西弗吉尼亞州民主黨參議員曼欽（Joe Manchin）突然反對，使BBB法案胎死腹中。由於參議院內民主黨和共和黨各佔50席，Manchin的倒戈使人認為這個法案難以翻身。然而，今年7月突然傳出曼欽與民主黨參議院領袖舒默（Chuck Schumer）秘密磋商並且達成共識，將原先的BBB法案裁減和修訂，演變成如今的IRA，而IRA亦迅速在兩院通過，並由拜登簽署。

IRA包羅的範疇甚廣，包括促進美國高增值產業的投資、激發尖端科技的研發、應付氣候變化、減少聯邦政府財赤、降低處方藥物價格等等。這個法案在各行業的投資總額達到3937億美元，其重點放在綠色能源上，單是這一項已佔了2506億美元。這些投資可以減低能源價格和增加綠色能源的生產，使美國在2030年的碳排放比2005年減少約40%。各項投資加上其他開支，總額達5000億美元。另一方面，IRA將為美國政府帶來7370億美元的收入，有助減少財赤達2370億美元。收入的來源主要有三方面：第一是通過改革處方藥物的定價機制，減少醫療補助計劃的開支；第二是向利潤超過10億美元的企業徵收最低15%的稅收，如果有關企業本來就繳付這個稅率便不受影響；第三是加強稅局執法和徵稅的效率。

拜登政府宣稱IRA是美國歷史上在氣候和能源方面最大的投資，這個法案也算是拜登在內政上的一項成就，使他在民意支持率持續偏低的情況下扳回些少分數，甚至是上個月中期選舉中沒有出現所謂共和黨紅色浪潮（Red Wave）的一個原因。然而，民主黨在是次選舉中失去眾議院的控制權，拜登在餘下的任期內要通過另一個重要的法案並不容易，因此IRA很可能是他任內最主要的立法。

IRA是名為降低通脹的法案，法案內有可能降低物價或通脹的渠道，包括上面提到的改革處方藥物價格、發展綠色能源、和減少財赤，但這些措施加起來對通脹的影響成疑。如財政赤字，最近幾年美國聯邦政府的財赤每年均高於一萬億美元，去年更高於兩萬億，而IRA整個計劃運作約十年才減少財赤達2370億美元，對通脹的影響輕微。按賓夕法尼亞大學禾頓商學院的財政預算模型（Penn-Wharton Budget Model）的預測，IRA會在首十年中期減少通脹0.1%，但這個估算在統計上與零並無差別。法案對通脹沒有什麼影響，但仍然以降低通脹為名，可能是年中時美國通脹已迅速上升，拜登政府為了表示有所作為，忽悠國民而不理會法案名不符實。

重設先進製造業

IRA的一個核心考慮是重設美國境內的先進製造業，以配合新時代對高科技和低碳的需求。但在發展電動汽車方面，則引起一些美國盟友的不滿。美國雖然有特斯拉（Tesla）在電動車行業早着先機，但美國消費者採用電動車的比例不高。這或許與美國消費者偏好大型汽車和多作長途駕駛，以及美國汽油價格相對其他國家便宜有關。去年美國汽車銷售總數中，電動車只佔5%，而在中國及歐洲，這個比例均接近17%。

和很多國家一樣，美國政府也補貼購買電動車的消費者，鼓勵由舊能源汽車過渡至電動車。每輛電動車的補貼額最高可達7500美元，而每家製造商有出售20萬輛電動車的補貼上限。美國的製造商如特斯拉和通用汽車，早已用盡配額，而歐洲和南韓出口到美國的電動車數量較少，本應還有配額繼續獲得補貼，提高在美國市場的競爭力。不過，IRA出台後，情況便出現很大的變化。首先是取消了每家製造商的補貼上限，其次是補貼只適用於在北美洲組裝的電動車。這樣，外國製造商即時喪失了剩餘的配額，若要繼續取得相關補貼，便需在美國設廠生產。

此外，美國政府對電動車的補貼，還有汽車電池原材料的規定。電池中的礦物材料，如鋰、鈷、鎳等，須來自美國或和美國有自由貿易協議的國家，而電池的零件如電極等，須來自北美洲。中國現時供應了全球一半以上的電動車電池，但中美兩國並沒有自由貿易協議，IRA的有關部分明顯是抑制中國在電動車行業的發展，同時亦為其他製造商增添困難。

向盟友威逼利誘

相對歐洲而言，或許南韓對IRA更為不滿。一個原因是，南韓除了IRA外，還受到拜登另一個法案的嚴重影響，就是《芯片和科學法案》（CHIPS and Science Act）。美國通過這個法案，對南韓及其芯片公司威逼利誘，為美國利益服務。另一個原因是，美國和南韓有自由貿易協議，而IRA違反了自由貿易協議中的「國民待遇」（National Treatment）。後者指南韓的產品到了美國，應該和美國產品得到同樣待遇。若美國的電動車有補貼，南韓的也應該有。按美國貿易代表官方網頁上的資料，歐盟或其成員國和美國都沒有自由貿易協議。和美國達成自由貿易協議的國家並不多，南韓是其中少數之一，英國和日本都沒有。

美國現時的工業政策甚為明顯，就是將影響未來大國競爭的高科技盡收國內，及打壓和收窄中國發展有關科技的空間。目前中美和歐洲三大經濟體的關係有着微妙的演變。歐洲已因俄烏戰爭被美國主導的北約拉進水深火熱之中，IRA嚴重地加深了美歐之間的嫌隙。另一方面，中美間的對抗在習拜會談後表面上稍為降溫。同時，更多歐洲領導人表示不會和中國經濟脫鈎。傳聞馬克龍會在明年初訪問中國，成果如何，值得關注。

陸炎輝博士
港大經管學院榮譽副教授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七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香港金融市場表現出色，截至2021年底，在港管理的資產總值4.5萬億美元；私募基金資產達1800億美元，在亞洲區內規模僅次於內地。然而在金融市場產品方面，香港仍側重股票，缺乏多元化發展，為加強產品及服務的深度和廣度，以鞏固其國際金融中心地位，不妨從新興領域入手。

新領域新規則

顯著例子是伊斯蘭金融，其中涵蓋伊斯蘭銀行、伊斯蘭債券（sukuk）、伊斯蘭保險（Takaful）、基金管理，以及符合伊斯蘭教義的公司（Shariah-compliant Corporate Sector）五大範疇。其整體規模雖然不大，但波斯灣地區（尤其是沙地阿拉伯）的地位，在全球伊斯蘭金融市場中將更舉足輕重。

投資伊斯蘭金融產品時必須遵守伊斯蘭投資原則，不得違反伊斯蘭教法（Shariah），其中有三大投資規則：

一、禁止收取利息（riba）。貨幣應被視作交易媒介，但收取利息卻意味貨幣為商品，而且屬不勞而獲，有違伊斯蘭教教義。不過，伊斯蘭金融體制容許銀行通過投資賺取利潤。「利潤」的概念與「利息」不同，銀行賺取的利潤經過買賣雙方同意，一旦出現任何資產風險，銀行與客戶必須共同承擔。這種直接賺取價差，不以「金錢賺取金錢」的交易方式，符合伊斯蘭金融「盈虧共享」的核心價值。

二、禁止具風險或不確定的交易（gharar）。當買賣雙方無法確知所交易商品的特質，例如買方事前無法檢視商品或賣方在交易時未持有該商品，為免交易不公平而引起爭議，具有風險或不確定的交易一律被禁止。

三、禁止從事賭博活動（maysir）。由於賭博被視為零和遊戲，不能創造財富，只能轉移財富，必有一方蒙受損失，獲利一方則不勞而獲，結果可能衍生貧窮、欺詐等社會問題。

穩投資建平台

伊斯蘭金融採用以實際資產支持的伊斯蘭債券，作為傳統金融體系中證券融資的代替品。伊斯蘭債券以有形資產為基礎，任何商業行為不能單純為了金錢而存在；強調對支持債券等實際資產的所有權，並不承諾對未來的回報和利潤分配。此外，伊斯蘭金融不准對現金流、按揭擔保和資產進行分拆或證券化，以確保發行債券的高透明度和對風險的正確評估，有利於管理投資風險。

由於伊斯蘭金融的性質異於西方金融體制，所以彼此足以互補。原則上，伊斯蘭金融重視實體經濟的平等和投資，為投資市場提供穩定和具成效的環境。相對其他風險資產而言，伊斯蘭金融堅守極低風險，以2008年金融海嘯為例，期間次級貸款問題導致西方傳統銀行及金融機構損失慘重，反觀伊斯蘭金融的融資方式則能提供所需安全性。究其原因，按照西方傳統融資方式，融資機構對有關資產既無收益權，亦毋須分擔損失，只會按時收回貸款並獲取約定的利息。伊斯蘭金融則並非以利息為基礎，而建基於風險共擔、公平夥伴的關係上。因此，融資提供者就必須認真分析借款者的投資意向、償付能力、首期付款及違約風險等，大大有助於避免次級貸款危機之類風險。

伊斯蘭金融產品具備分擔風險的機制，同樣受到非伊斯蘭教背景的投資者和發行機構歡迎。早於2007年8月，馬來西亞豐隆銀行獲香港金融管理局批准開設伊斯蘭銀行窗口。2007年11月，香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證監會）批准恒生伊斯蘭中國指數基金，並向個人投資者發售，恒生投資管理有限公司亦同時推出伊斯蘭基金系列。及至2010年，為加快促進香港伊斯蘭金融業務的發展，證監會與馬來西亞證券事務監察委員會簽署聲明，落實互相認可伊斯蘭集體投資計劃的安排。香港亦先後於2014年、2015年及2017年發行3批美元伊斯蘭債券，市場反應熱烈，並同時於香港交易所、馬來西亞的Bursa Malaysia（Exempt Regime）及杜拜的Nasdaq Dubai上市。

優勢相得益彰

香港的伊斯蘭金融業務以伊斯蘭債券為主，在發售及交易平台方面極具潛力。特區政府發售的伊斯蘭債券吸引了各國不同類別的投資者，其中中東和歐洲投資者佔比高達57%。香港更是全球首個獲得AAA發債評級的政府，未來可望招徠更多發債機構到此發行伊斯蘭債券。

此外，世界各地近年來積極提倡綠色金融和可持續投資，即透過投資為環境和社會帶來正面效益。環境、社會及管治（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Governance，簡稱ESG）以及社會責任投資均成投資界新寵兒。資料顯示，去年全球發行的綠色債券及批出的綠色貸款已達2690億美元。即使受到新冠疫情影響，2020年香港綠色債券發行金額合共20.9億美元，雖按年減少18%，但綠色融資宗數則創新高，符合國際定義的綠色債券共有15宗，綠色貸款1宗，反映在特區發展綠色金融仍有不俗成績。

顧名思義，伊斯蘭綠色債券結合了伊斯蘭債券及綠色債券兩者的特色。2017年，國際上第一批伊斯蘭綠色債券由中資Edra Power Holdings Sdn Bhd旗下的Tadau Energy Sdn Bhd在馬來西亞發行，名為Green SRI Sukuk Tadau，價值2.5億美元，是一種永續責任投資（Sustainable Responsible Investment）債券。伊斯蘭綠色債券市場將是伊斯蘭金融未來的重點項目，香港應致力掌握先機，為迎來新發展做好一切基本配套。

部署如箭在弦

縱使環球商貿在過去3年備受疫情嚴重打擊，各地投資者仍在注視中國的市場商機。香港特區其實有條件成為伊斯蘭金融中心，除了法制穩健、貨幣穩定、外匯市場開放、規管制度及結算系統完善，其運作靈活的金融架構有利於發展符合伊斯蘭教法的各類創新金融產品。再者，作為粵港澳大灣區的國際金融中心，本港可充分發揮超級聯繫人的角色，協助推廣伊斯蘭金融產品，以滿足內地企業和中東投資者的需要。

香港是全球最大的離岸人民幣業務中心，亦是全球首個獲AAA發債評級並發售伊斯蘭債券的政府，作為發售及交易以人民幣定價的伊斯蘭債券平台，更具有無可比擬的優勢。過往已有兩宗來自馬來西亞而以人民幣計價的伊斯蘭點心債在香港發行。事實上，伊斯蘭債券早在1983年在馬來西亞首次發行，該國目前亦擁有全球最大的伊斯蘭債券市場。

伊斯蘭債券市場相繼在其他國家開始發展，例如新加坡（2009年）、英國（2014年）、香港（2014年）。香港背靠祖國，理應善用自身的獨特優勢，採取可持續的進取策略擴展此一市場；特區政府及金融業界若能攜手合作，推出以人民幣定價的伊斯蘭債券及綠色伊斯蘭債券，相信不難吸引更多發債機構在本港發行伊斯蘭債券。

謝國生博士
港大經管學院金融學首席講師

何敏淙先生
港大經管學院經濟金融學助教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二年十一月三十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無論是投資者或是經營者，都希望自己參與的企業在市場競爭中立於不敗之地。一間公司的內在價值，取決於其維持自由現金流的能力。能做到歷久不衰、長期獲利的企業，通常都具備可持續競爭優勢（sustainable competitive advantage），也就是畢非德（Warren Buffett）口中的「經濟護城河」（economic moat）。正如一座城堡需要護城河抵禦敵人的來犯，一間公司在面對競爭對手時，也有賴一道寬而深的經濟護城河，以穩守公司在市場上的定價能力（pricing power）。當競爭優勢遭到侵蝕，甚至陷入競爭劣勢時，就是企業由盛轉衰的開始。

根據企業戰略理論，競爭優勢的關鍵之一，在於該企業的內在核心能力（core competency）與外部環境中的關鍵成功因素（key success factors）是否相配。一間企業失去競爭優勢，有時是因為管理層未能持續投資於公司的核心能力，結果被對手趕上。不過一個更難察覺的隱形殺手，則是常被忽視的外部環境轉變。若外部關鍵成功因素發生改變，企業卻未能隨之調整內部資源分配，那麼其核心能力最終將與競爭環境脫節，而落入能力陷阱（competency trap）。

昔日王者 成功有道

以智能手機行業為例，如今鮮為人知的HTC，早年曾經一度拋離三星，與蘋果一較高下。在仍以諾基亞手機主導的年代，擅長硬件研發的HTC幾乎與蘋果同時推出輕觸式屏幕，更推出第一款設有全球定位系統的第三代流動電話，成為行業中硬件創新的領跑者。之後HTC又推出市面上第一款安卓（Android）智能手機，因而聲名大噪。

2011年，HTC一度搶佔全球手機市場高達8.8%的份額。可惜好景不長，隨着大量競爭對手的湧現，HTC的業務急轉直下，到2015年市佔率只剩下1.4%，公司市值更在短短4年內蒸發超過90%。

HTC的大起大落令很多人感到驚訝和不解。很多分析將其失敗歸咎於營銷策略失誤和競爭對手的凌厲攻勢；但細想之下，不難發現HTC的高層在產業價值鏈方面，從一開始就策略性地選擇專注於硬件研發，卻未能覺察外部競爭環境已悄悄發生變化。

早年將HTC從代工廠打造成為國際品牌的功臣周永明，在發展初期為公司確立「謙和智慧」（quietly brilliant）的定位，偏重產品的質料和性能優異，卻忽視軟件開發與品牌營銷。在下屬眼裏，周永明迷戀硬件設備，對細節要求更是嚴苛到近乎完美。這樣的經營策略也恰恰迎合了早期消費者的需求。當時手機產品類型有限，品質參差，因此消費者在作出選擇時，尤其關注硬件參數。大屏幕、高像素鏡頭，以及穩定的性能成為高檔手機的象徵，消費者也樂意為此支付較高價格。在這樣的市場環境下，本身就擁有硬件研發優勢的HTC，更受益於台灣完備的電子產業供應鏈，可謂如魚得水。

市場轉勢 成敗拐點

HTC雖然缺乏在軟件研發和產品推廣的能力，卻懂得利用自身優勢，吸引供應鏈上下游的龍頭與之結盟，借力打力。在上游，HTC借助微軟和谷歌，先後推出第一款配備視窗（Windows）和安卓作業系統的智能手機。在下游，HTC憑藉靈活快速的產品定制，建立了與T-Mobile、Verizon和Vodafone等歐美電訊商的的合作關係，成功打開國際市場的通路。短短5年內，佔盡天時、地利、人和的HTC搖身成為和蘋果平起平坐的安卓之王。

然而隨着供應鏈的不斷發展，手機製造業的入場門檻也大幅降低。進入成熟期的手機產業開始出現商品化（commoditization）的趨勢，HTC卻未能意識到危機四伏。中興、華為、小米等中國手機廠商相繼湧現，開始通過供應鏈取得標準化的晶片、鏡頭、屏幕，迅速提升產品的硬件質素。消費者自此對高檔手機不只講求高端硬件，更同時考慮操作系統以及品牌形象，作為用戶體驗的要素。

當消費者眼中的安卓手機顯得同質化，HTC就難再單憑硬件以實現產品差異化。再者，主打低端市場的內地廠商開始蠶食HTC的市場份額，就連昔日的電訊商夥伴也轉投其他品牌。HTC在市場上的定價能力因而逐漸消失，「謙和智慧」的品牌價值已不合時宜。

2013年，節節敗退的HTC高層決心作出最後反擊，推出經3年精心研發的高端手機New One。這款主打金屬機身兼具超高像素鏡頭的新手機，雖在推出前深受業內人士好評，並獲不少獎項，但時移世易，高端用戶更重視軟件和品牌，New One迅即被三星的S4擊垮。2018年，HTC最終將手機研發部門以11億美元賣給谷歌，從此由盛轉衰。

反觀HTC的老對手蘋果和三星，卻能因應市場發展，利用調整資源分配而取得新的競爭優勢。原本就已擁有品牌優勢的蘋果，透過打造自家的iOS生態系統（ecosystem）以增加產品差異化，進而提升用戶黏性。以2021年第二季度為例，蘋果以區區13%的手機付運量，賺取了整體市場75%的利潤。

至於不遑多讓的三星，則依靠規模優勢和雄厚資本，持續投入品牌營銷，提升用戶的認知品質（perceived quality）。單單2016年，三星的市場營銷投入就超過100億美元，反而HTC自2011年以後的營銷投入卻逐年下滑，2013年更跌破10億美元之數，不及對手的十分之一。三星近年研發的摺疊手機，儘管有華為、小米和維沃移動（vivo）緊緊追趕，卻依然能夠處變不驚，堅持高定價策略；背後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三星有一群忠實用戶，願意支付較高的品牌溢價。

剛柔並濟 致勝關鍵

HTC的興衰為投資者和經營者提供了一個經典案例，管理層執着於公司的核心能力，卻被企業的競爭優勢蒙蔽，漠視市場環境的演變。在成立初期，HTC對於硬實力的專注正好迎合消費者的偏好，業務發展邁向巔峰。隨着外部關鍵成功要素變得與內部核心能力不一致，死守硬實力的策略卻終使HTC從高峰滑落。相較之下，透過打造軟實力的蘋果和三星，在產業變革之際得以立於不敗。

其實行業演變並非手機市場獨有，HTC的盛衰也絕非偶然。今時今日的電動車行業，從特斯拉到「蔚小理」（蔚來、小鵬和理想），無不充滿了投資者對未來的憧憬。然而一間公司即使享有行業龍頭地位，只要稍有差池，就可能重蹈HTC的覆轍。決策者必須持續觀察業內趨勢，因應市場環境變化，不斷調整公司資源的分配。只有在軟實力和硬實力之間取得平衡，才能讓企業屹立不倒。

《道德經》有云：「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以其無以易之。弱之勝強，柔之勝剛，天下莫不知，莫能行。」無論是投資者或是經營者，若想為企業建成「經濟護城河」，不妨參考歷久彌新的老子智慧。

嚴崢博士
港大經管學院管理及商業策略高級研究助理

李晉教授
港大經管學院經濟學、管理及商業策略教授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