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人北上，反向消費，已經成為新冠疫情后香港與大灣區旅遊消費的常態。根據旅遊發展局公布數據，2023年訪港內地旅客共2676萬人次，遠低於疫情前2019年的4377萬人次以及2018年的5104萬人次。相比之下，內地旅遊則大幅發展。2023年北上香港居民累計達5300萬人次，恰好為訪港內地旅客的兩倍，其中超過4000萬經深港各個口岸出境。

即便香港陸續出台諸多旅遊利好政策，其收效也頗為有限，訪港內地旅客恢復仍然緩慢。據旅遊發展局4月16日公布的初步數據顯示，2024年首季訪港旅客量為1123萬人次，按年增長1.5倍；若與2023年第四季相比，則有5%升幅，但這仍然遠低於2019年首季同期所錄得的1823萬人次。

曾幾何時，內地遊客在香港大街小巷人頭攢動的景象已不復存在。誠然，內地旅客消費模式轉變和疫情後經濟形勢是造成這一局面的部分原因，但香港自身旅遊吸引力下降實為主因。香港的高昂成本與部分行業的落後服務，在面臨內地物美價廉的商品和優質的服務面前，無疑缺乏競爭優勢。如何引潮回港，再創旅遊業的春天，成為當下香港亟需思考的一大問題。

打造全新港式旅遊

近幾年，全國各地城市嘗試深度挖掘，並大力推廣其城市特色，因此造就後疫情一波又一波的城市旅遊熱潮。例如西安的古都文化及兵馬俑、哈爾濱的冰雪大世界、長沙火辣的瀟湘文化和成熟的娛樂產業，一一成為各個城市獨有的魅力，吸引絡繹不絕的遊客到訪。

面臨競爭白熱化的新環境，香港旅遊消費增長的突破口，就在於如何定位和推廣自身的獨特優勢。因此必須因地制宜，在充分發揮傳統優勢之餘不斷創新，打造旅遊業的新名片和新爆點，應成為香港未來旅遊消費增長的主要路線。具體來講，可以從以下四大範疇出發，全方位塑造獨具香港特色的旅遊業。

國際都會遊

國際都市既是香港最核心的價值，也是傳統優勢所在。隨着消費者生活水平不斷提高，人們對旅遊的認知也不僅僅局限於走馬觀花式的打卡或是盲目地消費購物，而是追求更多更高質量的沉浸式體驗。到港遊客，除了被繁華的港風街景和幻彩的維港夜色所吸引，往往期待更深入地融入國際化都市生活。

為此，香港應擴展傳統優勢，積極承辦世界一流的文娛表演、藝術展覽等國際活動，吸引國內外遊客到訪。新加坡早前獨立承辦泰勒絲（Taylor Swift）的演唱會，充分反映這方面的巨大經濟效益。對於過去一年，香港也陸續承辦具有國際影響力的大型文娛藝術活動，如巴塞爾藝術展、香港國際電影節等已在港舉辦多年的文娛盛事，正是同時帶旺與之深度結合相關產業的最佳例子；活動期間，訪港旅客量、旅遊消費、酒店餐飲等都呈現顯著增長。

為了鞏固國際都會遊的固有魅力，可以在以下3方面繼續加強。第一，承辦部分國際一流的文娛演出和體育賽事，產生足夠的轟動效應和影響力。第二，賽事的選擇，要以通用吸引力為主，以保持流量，並兼顧小眾趣味和活動的多樣性和質量。第三，活動前的推廣，需要更強的把握流量密碼，利用自媒體的廣為宣傳，爭取頭條效應。活動後的跟進同樣不可或缺，不妨以系列性活動方式增強宣傳效果。

綠色休閒遊

大部分國際和內地遊客只知香港高聳入雲的樓宇和繁忙的街道。殊不知，香江依山傍海、四季溫潤，是開發綠色健康旅遊的絕佳目的地。這雖是個彈丸之地，但郊野面積超過一半以上，其中登山路線多不勝數。遊客既可按自身情況選擇不同難度的山徑，也可輕鬆享受沿途山水美景，對於終日奔波的都市居民而言，是絕佳的放鬆選擇。

除此之外，香港擁有四通八達的港口和諸多優質沙灘，遊客除了可以享受風光如畫的海灘，亦可親身體驗滑浪、獨木舟或海上夜釣等各類水上活動。天然條件皆已具備，香港要做的是如何推廣、引流，以及通過提供合理服務，將這些得天獨厚的自然資源轉變成實實在在的旅遊吸引力。

與此相關的體育賽事，亦可為旅遊業增加新亮點。各界每年都會舉辦多項行山賽事，其中大部分僅供本地行山愛好者參加。香港理應優化現有資源與安排，進一步擴大行山賽事的國際和國內影響力。打造香港行山賽事的品牌效應，從而吸引更多旅客到訪，為相關行業締造商機。

高校學術遊

香港擁有多所國際知名高等學府，一直以來吸引眾多境外學子前來求學。近幾年，受國際形式和地緣政治的影響，以及特區政府幾輪輸入人才計劃的推出，赴港求學的熱情日益高漲。內地家長和學子有需求來港實地考察，以便了解本地學校及教育體系。絡繹不絕的遊客和大大小小的旅行團，成為高校裏一道新的風景線。

雖然頻繁的參觀為大學日常教學帶來不少困擾，但筆者認為，「堵」不如「疏」，應正確面對市場需求，借此東風積極推動旅遊消費。各大學應適時成立對應部門，合理安排校園參觀，打造獨特的學術打卡點。不同學府甚至可以聯合舉辦針對內地學生的諮詢交流會，以吸引更多學生和家長在假期來港參觀。同時，積極利用本港高質量的暑期課程，使其成為拉動夏季旅遊的新亮點。

親民文化遊

香港是一個充滿藝術活力的城市。這些年，特區政府致力推動文化建設，將這座城市打造成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M+、西九藝術公園、戲曲中心等等，無不體現當局在建設現代文化之都的實力與決心。在此基礎上，香港可以考慮加入更多順應潮流的文化，多辦親民文化活動。

毋庸置疑，文化藝術是生活的載體，但要充分發揮其價值，則需拉近文化藝術與大眾生活的距離。過於抽象或晦澀難懂的文化藝術雖然高雅，但不易引起大眾共鳴。在這一環，除了連接國際親民潮流文化，亦應考慮內地潮流文化，畢竟過去10年訪港旅客中，有75%來自內地。因此，香港在積極打造國際文化之都的同時，也要兼顧大多數消費者的文化需求水平。只有把穩消費者的脈搏，才能設計出引人入勝的文化之旅；配合社交媒體的廣告宣傳效應，可讓更多潛在旅客了解香港的特色文化。

香港在放眼國際之餘，若能進一步利用背靠內地的優勢，相信可為本地旅遊業今後發展注入新動能。

李晶博士
港大經管學院工商管理學學士（國際商業及環球管理）課程副總監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四年五月十五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港人北上，反向消費，已經成為新冠疫情后香港與大灣區旅遊消費的常態。根據旅遊發展局公布數據，2023年訪港內地旅客共2676萬人次，遠低於疫情前2019年的4377萬人次以及2018年的5104萬人次。相比之下，內地旅遊則大幅發展。2023年北上香港居民累計達5300萬人次，恰好為訪港內地旅客的兩倍，其中超過4000萬經深港各個口岸出境。

即便香港陸續出台諸多旅遊利好政策，其收效也頗為有限，訪港內地旅客恢復仍然緩慢。據旅遊發展局4月16日公布的初步數據顯示，2024年首季訪港旅客量為1123萬人次，按年增長1.5倍；若與2023年第四季相比，則有5%升幅，但這仍然遠低於2019年首季同期所錄得的1823萬人次。

曾幾何時，內地遊客在香港大街小巷人頭攢動的景象已不復存在。誠然，內地旅客消費模式轉變和疫情後經濟形勢是造成這一局面的部分原因，但香港自身旅遊吸引力下降實為主因。香港的高昂成本與部分行業的落後服務，在面臨內地物美價廉的商品和優質的服務面前，無疑缺乏競爭優勢。如何引潮回港，再創旅遊業的春天，成為當下香港亟需思考的一大問題。

打造全新港式旅遊

近幾年，全國各地城市嘗試深度挖掘，並大力推廣其城市特色，因此造就後疫情一波又一波的城市旅遊熱潮。例如西安的古都文化及兵馬俑、哈爾濱的冰雪大世界、長沙火辣的瀟湘文化和成熟的娛樂產業，一一成為各個城市獨有的魅力，吸引絡繹不絕的遊客到訪。

面臨競爭白熱化的新環境，香港旅遊消費增長的突破口，就在於如何定位和推廣自身的獨特優勢。因此必須因地制宜，在充分發揮傳統優勢之餘不斷創新，打造旅遊業的新名片和新爆點，應成為香港未來旅遊消費增長的主要路線。具體來講，可以從以下四大範疇出發，全方位塑造獨具香港特色的旅遊業。

國際都會遊

國際都市既是香港最核心的價值，也是傳統優勢所在。隨着消費者生活水平不斷提高，人們對旅遊的認知也不僅僅局限於走馬觀花式的打卡或是盲目地消費購物，而是追求更多更高質量的沉浸式體驗。到港遊客，除了被繁華的港風街景和幻彩的維港夜色所吸引，往往期待更深入地融入國際化都市生活。

為此，香港應擴展傳統優勢，積極承辦世界一流的文娛表演、藝術展覽等國際活動，吸引國內外遊客到訪。新加坡早前獨立承辦泰勒絲（Taylor Swift）的演唱會，充分反映這方面的巨大經濟效益。對於過去一年，香港也陸續承辦具有國際影響力的大型文娛藝術活動，如巴塞爾藝術展、香港國際電影節等已在港舉辦多年的文娛盛事，正是同時帶旺與之深度結合相關產業的最佳例子；活動期間，訪港旅客量、旅遊消費、酒店餐飲等都呈現顯著增長。

為了鞏固國際都會遊的固有魅力，可以在以下3方面繼續加強。第一，承辦部分國際一流的文娛演出和體育賽事，產生足夠的轟動效應和影響力。第二，賽事的選擇，要以通用吸引力為主，以保持流量，並兼顧小眾趣味和活動的多樣性和質量。第三，活動前的推廣，需要更強的把握流量密碼，利用自媒體的廣為宣傳，爭取頭條效應。活動後的跟進同樣不可或缺，不妨以系列性活動方式增強宣傳效果。

綠色休閒遊

大部分國際和內地遊客只知香港高聳入雲的樓宇和繁忙的街道。殊不知，香江依山傍海、四季溫潤，是開發綠色健康旅遊的絕佳目的地。這雖是個彈丸之地，但郊野面積超過一半以上，其中登山路線多不勝數。遊客既可按自身情況選擇不同難度的山徑，也可輕鬆享受沿途山水美景，對於終日奔波的都市居民而言，是絕佳的放鬆選擇。

除此之外，香港擁有四通八達的港口和諸多優質沙灘，遊客除了可以享受風光如畫的海灘，亦可親身體驗滑浪、獨木舟或海上夜釣等各類水上活動。天然條件皆已具備，香港要做的是如何推廣、引流，以及通過提供合理服務，將這些得天獨厚的自然資源轉變成實實在在的旅遊吸引力。

與此相關的體育賽事，亦可為旅遊業增加新亮點。各界每年都會舉辦多項行山賽事，其中大部分僅供本地行山愛好者參加。香港理應優化現有資源與安排，進一步擴大行山賽事的國際和國內影響力。打造香港行山賽事的品牌效應，從而吸引更多旅客到訪，為相關行業締造商機。

高校學術遊

香港擁有多所國際知名高等學府，一直以來吸引眾多境外學子前來求學。近幾年，受國際形式和地緣政治的影響，以及特區政府幾輪輸入人才計劃的推出，赴港求學的熱情日益高漲。內地家長和學子有需求來港實地考察，以便了解本地學校及教育體系。絡繹不絕的遊客和大大小小的旅行團，成為高校裏一道新的風景線。

雖然頻繁的參觀為大學日常教學帶來不少困擾，但筆者認為，「堵」不如「疏」，應正確面對市場需求，借此東風積極推動旅遊消費。各大學應適時成立對應部門，合理安排校園參觀，打造獨特的學術打卡點。不同學府甚至可以聯合舉辦針對內地學生的諮詢交流會，以吸引更多學生和家長在假期來港參觀。同時，積極利用本港高質量的暑期課程，使其成為拉動夏季旅遊的新亮點。

親民文化遊

香港是一個充滿藝術活力的城市。這些年，特區政府致力推動文化建設，將這座城市打造成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M+、西九藝術公園、戲曲中心等等，無不體現當局在建設現代文化之都的實力與決心。在此基礎上，香港可以考慮加入更多順應潮流的文化，多辦親民文化活動。

毋庸置疑，文化藝術是生活的載體，但要充分發揮其價值，則需拉近文化藝術與大眾生活的距離。過於抽象或晦澀難懂的文化藝術雖然高雅，但不易引起大眾共鳴。在這一環，除了連接國際親民潮流文化，亦應考慮內地潮流文化，畢竟過去10年訪港旅客中，有75%來自內地。因此，香港在積極打造國際文化之都的同時，也要兼顧大多數消費者的文化需求水平。只有把穩消費者的脈搏，才能設計出引人入勝的文化之旅；配合社交媒體的廣告宣傳效應，可讓更多潛在旅客了解香港的特色文化。

香港在放眼國際之餘，若能進一步利用背靠內地的優勢，相信可為本地旅遊業今後發展注入新動能。

李晶博士
港大經管學院工商管理學學士（國際商業及環球管理）課程副總監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四年五月十五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剛剛過去的五一假期，在內地被稱為吃喝玩樂爆棚的消費黃金周，算是給略顯疲態的中國經濟帶來一股暖流。雖然香港部分商家也受益於內地黃金周的溢出效應，但其作用就像這幾天市民議論紛紛的五一煙火表演，站在有利位置倒也頗為可觀，但畢竟不像射向高空的煙花那般絢爛，稍微遠離樓台就只能空對月。

這是本港近兩年的經濟寫照，每逢佳節長假，商家既喜且憂，尤其是港人北上消費日趨規模，而來港的內地遊客則消費降級。長此以往，不免讓人擔心本地服務業會不會像製造業一樣出現空洞化（hollowing out）？特區政府是否應該未雨綢繆，施以援手？

熱潮將成長期趨勢

港人北上消費現象簡直可以寫成經濟學教科書上的經典案例。市場經濟一大定律就是所謂的一價定律：在高效運作、競爭充分的市場，同量同質產品價格趨同。但這一定律在香港和鄰近內地城市的商品差價下顯得慘白無力，拿深圳作參照，香港物價動輒高出在內地同類消費一半，甚至數倍。

這樣巨大的價格差，如何得以長期維持？筆者認為無非靠以下幾個因素。一是區域壟斷（如醫療服務），若為市民提供的醫療保險只適用在香港，那港人不得不在港看病求醫。二是高交易費用，要是港人到內地消費交通不便、語言不通、對內地商家缺乏信任，那麼市民也不會大規模北上。三是本地偏好（home bias）強烈，如果香港人對本地特產情有獨鍾，對異鄉文化不甚了然甚或不願接受，那本地消費就會佔絕對主導的份量。

另外一個極為重要的因素是收入，如果香港人維持高水平的實際收入，日常消費只佔收入一小部分，就會出現經濟學上的需求價格彈性（price elasticity of demand）偏低。既然消費者對價格變動不敏感，市場價格自然有機會高企不下。

近年來，隨着香港與內地經濟上的加速融合，以上幾個讓一價定律失效的因素紛紛瓦解。但香港的高成本決定了物價高企，因此港人到內地消費的動力必然大為增強。筆者斗膽預測，港人北上消費將會成為長期趨勢，而且消費範圍會從吃喝玩樂日益擴大到醫療、文化等領域。問題的關鍵在於，此一消費趨勢會否削弱香港經濟的增長？

對整體經濟影響不大

北上消費蔚然成風，不能說對香港經濟秋毫無損，畢竟對不少商家來說，日常消費是此消彼長的現象。然而港人離港消費對整體經濟影響不會太大，這是長期形成的經濟結構使然。

在國際貿易研究中，經濟學者往往把一個經濟體分成兩大部門：可貿易部門和不可貿易部門。可貿易產品指在本地產出的物品和服務，但賣給外地的企業和消費者，比如香港製造的醫療用品，賣到美國市場去，或者香港企業提供的法律諮詢服務，賣給赴港上市的境外企業。不可貿易產品則是那些本地產出、本地消費的物品和服務，最典型例子莫過於餐飲業。實際經濟運行中，有一個介乎兩者之間的準貿易部門，其產品雖然不是直接賣給外地消費者，但其附加值依附於出口產品而產生，比如物流及金融服務。

香港屬於外向型經濟，可貿易部門是引擎，準貿易部門在其驅動下產生巨大乘數效應，促進經濟增長。以本地服務業為主的不可貿易部門，則是得益於其他兩個部門形成的溢出效應。因此，港人北上消費雖對本地服務業有一些衝擊，但對整體經濟影響不大。

觀乎真正足以支撐本地服務業的力量，一要靠貿易和準貿易部門蓬勃發展，以提升市民收入，二是靠香港作為國際大都會的集聚效應。從這個意義上，能有北上消費機會反倒有助於加強香港的集聚效應。試想想，北上消費的比重不斷增加，當大到可以把深圳的物價算進本地物價指數時，香港對中端人才的吸引力定必大增。

歸根究柢，服務業近年略顯蕭條，核心不在港人北上消費或內地訪客消費降級，而繫於香港經濟能否良性發展。長遠而言，端賴這座城市能否維持跟國際接軌的競爭優勢。

助中小企渡難關

既然北上消費並不會造成香港服務業空洞化的風險，那特區政府是否就可置之不理？早前Facebook上曾出現名為「全港店舖執笠結業消息關注組」的群組，據說成員超過30萬人，以致人多爆群。若香港真的出現大規模結業潮，不但對中小商家是嚴峻考驗，也會對就業問題造成不小衝擊。

眼下工商界有兩種聲音，一種是商家應努力提升產品品質及服務水平，既保住港人的胃和腳，同時吸引內地遊客的嘴和腿。另一種聲音則認為在微利年代，要商家短期內自我增值未免不切實際，冀望特區政府能採取措施予以保護。有網友呼籲政府每月派發消費券，或補貼瀕臨倒閉的小商家。

眾說紛紜，當局應如何取捨？筆者認為，特區政府對來自民間的救市呼聲縱使毋須有求必應，卻也不宜置之不理，更應該仔細調研，審慎評估粵港澳大灣區經濟融合對本港中小企業的影響，並在大數據和經濟學模型的基礎上，對比各種政策的有效性和可行度。當局若能在市場出現悲觀氣氛的時候，因勢利導，採取措施提振營商者信心，相信有望化危為機。

吳延暉教授
港大經管學院經濟學、管理及商業策略副教授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四年五月八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剛剛過去的五一假期，在內地被稱為吃喝玩樂爆棚的消費黃金周，算是給略顯疲態的中國經濟帶來一股暖流。雖然香港部分商家也受益於內地黃金周的溢出效應，但其作用就像這幾天市民議論紛紛的五一煙火表演，站在有利位置倒也頗為可觀，但畢竟不像射向高空的煙花那般絢爛，稍微遠離樓台就只能空對月。

這是本港近兩年的經濟寫照，每逢佳節長假，商家既喜且憂，尤其是港人北上消費日趨規模，而來港的內地遊客則消費降級。長此以往，不免讓人擔心本地服務業會不會像製造業一樣出現空洞化（hollowing out）？特區政府是否應該未雨綢繆，施以援手？

熱潮將成長期趨勢

港人北上消費現象簡直可以寫成經濟學教科書上的經典案例。市場經濟一大定律就是所謂的一價定律：在高效運作、競爭充分的市場，同量同質產品價格趨同。但這一定律在香港和鄰近內地城市的商品差價下顯得慘白無力，拿深圳作參照，香港物價動輒高出在內地同類消費一半，甚至數倍。

這樣巨大的價格差，如何得以長期維持？筆者認為無非靠以下幾個因素。一是區域壟斷（如醫療服務），若為市民提供的醫療保險只適用在香港，那港人不得不在港看病求醫。二是高交易費用，要是港人到內地消費交通不便、語言不通、對內地商家缺乏信任，那麼市民也不會大規模北上。三是本地偏好（home bias）強烈，如果香港人對本地特產情有獨鍾，對異鄉文化不甚了然甚或不願接受，那本地消費就會佔絕對主導的份量。

另外一個極為重要的因素是收入，如果香港人維持高水平的實際收入，日常消費只佔收入一小部分，就會出現經濟學上的需求價格彈性（price elasticity of demand）偏低。既然消費者對價格變動不敏感，市場價格自然有機會高企不下。

近年來，隨着香港與內地經濟上的加速融合，以上幾個讓一價定律失效的因素紛紛瓦解。但香港的高成本決定了物價高企，因此港人到內地消費的動力必然大為增強。筆者斗膽預測，港人北上消費將會成為長期趨勢，而且消費範圍會從吃喝玩樂日益擴大到醫療、文化等領域。問題的關鍵在於，此一消費趨勢會否削弱香港經濟的增長？

對整體經濟影響不大

北上消費蔚然成風，不能說對香港經濟秋毫無損，畢竟對不少商家來說，日常消費是此消彼長的現象。然而港人離港消費對整體經濟影響不會太大，這是長期形成的經濟結構使然。

在國際貿易研究中，經濟學者往往把一個經濟體分成兩大部門：可貿易部門和不可貿易部門。可貿易產品指在本地產出的物品和服務，但賣給外地的企業和消費者，比如香港製造的醫療用品，賣到美國市場去，或者香港企業提供的法律諮詢服務，賣給赴港上市的境外企業。不可貿易產品則是那些本地產出、本地消費的物品和服務，最典型例子莫過於餐飲業。實際經濟運行中，有一個介乎兩者之間的準貿易部門，其產品雖然不是直接賣給外地消費者，但其附加值依附於出口產品而產生，比如物流及金融服務。

香港屬於外向型經濟，可貿易部門是引擎，準貿易部門在其驅動下產生巨大乘數效應，促進經濟增長。以本地服務業為主的不可貿易部門，則是得益於其他兩個部門形成的溢出效應。因此，港人北上消費雖對本地服務業有一些衝擊，但對整體經濟影響不大。

觀乎真正足以支撐本地服務業的力量，一要靠貿易和準貿易部門蓬勃發展，以提升市民收入，二是靠香港作為國際大都會的集聚效應。從這個意義上，能有北上消費機會反倒有助於加強香港的集聚效應。試想想，北上消費的比重不斷增加，當大到可以把深圳的物價算進本地物價指數時，香港對中端人才的吸引力定必大增。

歸根究柢，服務業近年略顯蕭條，核心不在港人北上消費或內地訪客消費降級，而繫於香港經濟能否良性發展。長遠而言，端賴這座城市能否維持跟國際接軌的競爭優勢。

助中小企渡難關

既然北上消費並不會造成香港服務業空洞化的風險，那特區政府是否就可置之不理？早前Facebook上曾出現名為「全港店舖執笠結業消息關注組」的群組，據說成員超過30萬人，以致人多爆群。若香港真的出現大規模結業潮，不但對中小商家是嚴峻考驗，也會對就業問題造成不小衝擊。

眼下工商界有兩種聲音，一種是商家應努力提升產品品質及服務水平，既保住港人的胃和腳，同時吸引內地遊客的嘴和腿。另一種聲音則認為在微利年代，要商家短期內自我增值未免不切實際，冀望特區政府能採取措施予以保護。有網友呼籲政府每月派發消費券，或補貼瀕臨倒閉的小商家。

眾說紛紜，當局應如何取捨？筆者認為，特區政府對來自民間的救市呼聲縱使毋須有求必應，卻也不宜置之不理，更應該仔細調研，審慎評估粵港澳大灣區經濟融合對本港中小企業的影響，並在大數據和經濟學模型的基礎上，對比各種政策的有效性和可行度。當局若能在市場出現悲觀氣氛的時候，因勢利導，採取措施提振營商者信心，相信有望化危為機。

吳延暉教授
港大經管學院經濟學、管理及商業策略副教授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四年五月八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這兩天又是美國聯儲局議息的日子。從2022年3月到2023年7月的短短16個月內，聯儲局持續提高政策利率以遏抑40多年未有的高通脹，累計加息5.25厘。至去年11月，以消費物價指數（CPI）計算的年通脹率，已由2022年6月的9.06%高峰下降至3.14%。若以聯儲局關注的個人消費支出物價指數（PCE）計算，去年10月至12月的按月增幅均差不多為零。市場樂見遏抑通脹見成效，預期2024年將進入減息周期，甚至有估計認為全年會減息6次。

然而，在過去3個月，美國通脹不但沒有進一步下滑，反而輕微上升。本年1月至3月的CPI年通脹率分別為3.09%、3.15%和3.48%，PCE指數按月增幅又重回0.4%、0.3%和0.3%，反映通脹在這個水平的黏性。聯儲局主席鮑威爾及其他官員均表示，需等更多數據確定通脹放緩才減息，市場亦預期今年減息次數約為兩次。

聯儲局的貨幣政策目標是達到最高就業水平和價格穩定，即所謂雙重使命（dual mandate）。最高就業水平隨着經濟和勞動力等多方面因素而變，難以定下數字目標，但美國的失業率在新冠疫情後已大幅降落，過去兩年都低於4%，不是目前主要考慮。減息與否及有關幅度和次數，還得看能否達至以PCE計算的2%通脹目標。

西方央行以2%作為通脹目標，始於1989年的紐西蘭。這之前數年間，紐西蘭經歷了兩位數字及波動很大的通脹，央行需要遏抑通脹，自然成為社會共識。當通脹下降至10%，紐西蘭財政部長在接受電視訪問時說，他認為理想的通脹為1%。由於一般量度的CPI通脹率會稍微高估了真正通脹率，若後者的理想水平為1%，那官方可把CPI的通脹目標定在2%。2%通脹目標應運而生，其後英國、加拿大及其他經濟體相繼效尤，美國卻在20多年後才明確採納2%通脹為貨幣政策目標。

前聯儲局主席伏爾克（Paul Volcker）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初不惜經濟衰退，也以高息對抗通脹，使聯邦基金利率一度升至20厘。當時並沒有明確的通脹目標，不好判斷什麼時候「息」可而止。伏爾克1987年離任時，美國通脹率仍有4%。隨後的格林斯平（Alan Greenspan）曾研究是否採用2%通脹目標，但因研究結果顯示會帶來經濟衰退而作罷。另外，有研究員審閱2000年至2007年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FOMC）的會議紀錄，推斷其中隱含的與會者通脹目標為1.5%。金融海嘯後，時任聯儲局主席貝南奇（Ben Bernanke）才在2012年正式以2%通脹目標為聯儲局雙重任命之一。到2020年，新冠疫情帶來經濟衰退，加上美國通脹長期低於2%，聯儲局遂把2%目標改為平均2%，以增加實施較寬鬆貨幣政策的空間。換句話說，若目前聯儲局有信心通脹繼續下降，便可在通脹高於2%時啟動減息。

2%通脹目標的訂立，並非基於嚴謹的經濟分析或實證研究計算出來，但可以有些辯解。首先是通脹既然不討好，為何不把目標定在零通脹？一個原因是上文提及的通脹統計數字有向上偏差，即使官方通脹率是2%，實際通脹仍會低於2%。這些偏差可稍為糾正，如使用PCE取代CPI。惟更重要的原因是，若通脹目標低於2%，在經濟衰退時，央行便沒有減息空間。通脹會導致市場產生預期通脹，而預期通脹會拉高借貸利率，因此經濟在長期均衡狀態時，較高通脹會帶來較高的名義利率，央行定下較高的通脹目標，便可制定較高的政策利率，在經濟衰退時會有較大減息空間。此外，無論是CPI或PCE，物價指數代表了眾多商品和服務的加權平均，若這個指數維持零改變，背後必然有些價格上升、有些下降，後者表示某些行業或企業和有關僱員已面臨困境。保持輕微通脹，等於加上一些經濟運作的潤滑劑。進一步說，零通脹目標容易使經濟陷入通縮，而通縮的負面影響遠大於低程度通脹。

反過來問，2%通脹目標會否太低？好些經濟學者認為2%確實太低，有些更具體指出4%是更佳選擇，包括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首席經濟師和麻省理工學院教授布蘭查德（Olivier Blanchard）、奧巴馬任總統時的白宮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和哈佛大學教授弗曼（Jason Furman），以及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他們的主要論點是，如上面提及低通脹目標限制了央行下調利率刺激經濟的空間。舉個例子，若果以簡單的泰勒法則（Taylor rule）為標準來計算，在2008年金融海嘯後，最優化的聯邦基金利率大約是負5厘，但受到零利率的限制，聯儲局只能訴諸於量化寬鬆等非傳統貨幣政策。此外，雖然通脹不利於經濟，不過觀乎一些通脹率3%或4%的經濟體，情況並不那麼惡劣。無論雙方的論點如何，在目前打擊通脹的情況下，都不應修改2%的目標，否則會為金融市場帶來混亂，並影響聯儲局的誠信和日後貨幣政策的運作。事實上，建議改為4%的論者也指出，應該在經濟好景時才作修改。

基於美國本年首季通脹走勢，一般估計聯儲局這兩天會議不會減息，甚至預期減息會延後至第三或第四季。美元和其他貨幣的息差持續甚至擴大，助長美元強勢。據報道，約兩周前IMF和世界銀行的春季會議中，討論氣氛都是看好美元。看好美元的預期，帶動資金流向美元資產，進一步推高美元。美元持續高企，對全球經濟影響深遠，那些欠外債的發展中國家自然不好受，而美元升值也增加美國在國際市場的購買力，美國企業及消費者繼續購買包括中國等外國的產品，增加美國貿易赤字。若年底總統大選由特朗普勝出，新一輪及升級版的貿易戰大有可能出現。

說到美國總統選舉，當紐西蘭央行定下2%通脹目標時，除了應付通脹外，還有更深一層意義，就是使貨幣政策遵從一個簡單清晰的運作規則，從而減少行政部門的干擾，保持央行貨幣政策的獨立性。上星期《華爾街日報》報道，特朗普競選顧問團草擬及討論若特朗普當選的政策建議，其中一項是聯儲局的利率政策須諮詢總統。這或許是選舉前的訊息戰，但特朗普按個人利益及喜好批評聯儲局，並施加壓力改變聯儲局相對獨立的政策，則早有前科。他在2016年競選時，批評時任聯儲局主席耶倫減息創造寬鬆的經濟環境，有利於同屬民主黨的希拉莉競選。他上任後以鮑威爾替代耶倫，但隨即批評鮑威爾加息影響他任內的經濟表現。美國政府的財政金融一直都在透支未來，但仍然有市場熟悉的程序和規則，未至於要在短期內埋單。然而國際和國內政治的迅速演變，加添了無限的不可知數。

陸炎輝教授
港大經管學院榮譽副教授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四年五月一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這兩天又是美國聯儲局議息的日子。從2022年3月到2023年7月的短短16個月內，聯儲局持續提高政策利率以遏抑40多年未有的高通脹，累計加息5.25厘。至去年11月，以消費物價指數（CPI）計算的年通脹率，已由2022年6月的9.06%高峰下降至3.14%。若以聯儲局關注的個人消費支出物價指數（PCE）計算，去年10月至12月的按月增幅均差不多為零。市場樂見遏抑通脹見成效，預期2024年將進入減息周期，甚至有估計認為全年會減息6次。

然而，在過去3個月，美國通脹不但沒有進一步下滑，反而輕微上升。本年1月至3月的CPI年通脹率分別為3.09%、3.15%和3.48%，PCE指數按月增幅又重回0.4%、0.3%和0.3%，反映通脹在這個水平的黏性。聯儲局主席鮑威爾及其他官員均表示，需等更多數據確定通脹放緩才減息，市場亦預期今年減息次數約為兩次。

聯儲局的貨幣政策目標是達到最高就業水平和價格穩定，即所謂雙重使命（dual mandate）。最高就業水平隨着經濟和勞動力等多方面因素而變，難以定下數字目標，但美國的失業率在新冠疫情後已大幅降落，過去兩年都低於4%，不是目前主要考慮。減息與否及有關幅度和次數，還得看能否達至以PCE計算的2%通脹目標。

西方央行以2%作為通脹目標，始於1989年的紐西蘭。這之前數年間，紐西蘭經歷了兩位數字及波動很大的通脹，央行需要遏抑通脹，自然成為社會共識。當通脹下降至10%，紐西蘭財政部長在接受電視訪問時說，他認為理想的通脹為1%。由於一般量度的CPI通脹率會稍微高估了真正通脹率，若後者的理想水平為1%，那官方可把CPI的通脹目標定在2%。2%通脹目標應運而生，其後英國、加拿大及其他經濟體相繼效尤，美國卻在20多年後才明確採納2%通脹為貨幣政策目標。

前聯儲局主席伏爾克（Paul Volcker）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初不惜經濟衰退，也以高息對抗通脹，使聯邦基金利率一度升至20厘。當時並沒有明確的通脹目標，不好判斷什麼時候「息」可而止。伏爾克1987年離任時，美國通脹率仍有4%。隨後的格林斯平（Alan Greenspan）曾研究是否採用2%通脹目標，但因研究結果顯示會帶來經濟衰退而作罷。另外，有研究員審閱2000年至2007年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FOMC）的會議紀錄，推斷其中隱含的與會者通脹目標為1.5%。金融海嘯後，時任聯儲局主席貝南奇（Ben Bernanke）才在2012年正式以2%通脹目標為聯儲局雙重任命之一。到2020年，新冠疫情帶來經濟衰退，加上美國通脹長期低於2%，聯儲局遂把2%目標改為平均2%，以增加實施較寬鬆貨幣政策的空間。換句話說，若目前聯儲局有信心通脹繼續下降，便可在通脹高於2%時啟動減息。

2%通脹目標的訂立，並非基於嚴謹的經濟分析或實證研究計算出來，但可以有些辯解。首先是通脹既然不討好，為何不把目標定在零通脹？一個原因是上文提及的通脹統計數字有向上偏差，即使官方通脹率是2%，實際通脹仍會低於2%。這些偏差可稍為糾正，如使用PCE取代CPI。惟更重要的原因是，若通脹目標低於2%，在經濟衰退時，央行便沒有減息空間。通脹會導致市場產生預期通脹，而預期通脹會拉高借貸利率，因此經濟在長期均衡狀態時，較高通脹會帶來較高的名義利率，央行定下較高的通脹目標，便可制定較高的政策利率，在經濟衰退時會有較大減息空間。此外，無論是CPI或PCE，物價指數代表了眾多商品和服務的加權平均，若這個指數維持零改變，背後必然有些價格上升、有些下降，後者表示某些行業或企業和有關僱員已面臨困境。保持輕微通脹，等於加上一些經濟運作的潤滑劑。進一步說，零通脹目標容易使經濟陷入通縮，而通縮的負面影響遠大於低程度通脹。

反過來問，2%通脹目標會否太低？好些經濟學者認為2%確實太低，有些更具體指出4%是更佳選擇，包括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首席經濟師和麻省理工學院教授布蘭查德（Olivier Blanchard）、奧巴馬任總統時的白宮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和哈佛大學教授弗曼（Jason Furman），以及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他們的主要論點是，如上面提及低通脹目標限制了央行下調利率刺激經濟的空間。舉個例子，若果以簡單的泰勒法則（Taylor rule）為標準來計算，在2008年金融海嘯後，最優化的聯邦基金利率大約是負5厘，但受到零利率的限制，聯儲局只能訴諸於量化寬鬆等非傳統貨幣政策。此外，雖然通脹不利於經濟，不過觀乎一些通脹率3%或4%的經濟體，情況並不那麼惡劣。無論雙方的論點如何，在目前打擊通脹的情況下，都不應修改2%的目標，否則會為金融市場帶來混亂，並影響聯儲局的誠信和日後貨幣政策的運作。事實上，建議改為4%的論者也指出，應該在經濟好景時才作修改。

基於美國本年首季通脹走勢，一般估計聯儲局這兩天會議不會減息，甚至預期減息會延後至第三或第四季。美元和其他貨幣的息差持續甚至擴大，助長美元強勢。據報道，約兩周前IMF和世界銀行的春季會議中，討論氣氛都是看好美元。看好美元的預期，帶動資金流向美元資產，進一步推高美元。美元持續高企，對全球經濟影響深遠，那些欠外債的發展中國家自然不好受，而美元升值也增加美國在國際市場的購買力，美國企業及消費者繼續購買包括中國等外國的產品，增加美國貿易赤字。若年底總統大選由特朗普勝出，新一輪及升級版的貿易戰大有可能出現。

說到美國總統選舉，當紐西蘭央行定下2%通脹目標時，除了應付通脹外，還有更深一層意義，就是使貨幣政策遵從一個簡單清晰的運作規則，從而減少行政部門的干擾，保持央行貨幣政策的獨立性。上星期《華爾街日報》報道，特朗普競選顧問團草擬及討論若特朗普當選的政策建議，其中一項是聯儲局的利率政策須諮詢總統。這或許是選舉前的訊息戰，但特朗普按個人利益及喜好批評聯儲局，並施加壓力改變聯儲局相對獨立的政策，則早有前科。他在2016年競選時，批評時任聯儲局主席耶倫減息創造寬鬆的經濟環境，有利於同屬民主黨的希拉莉競選。他上任後以鮑威爾替代耶倫，但隨即批評鮑威爾加息影響他任內的經濟表現。美國政府的財政金融一直都在透支未來，但仍然有市場熟悉的程序和規則，未至於要在短期內埋單。然而國際和國內政治的迅速演變，加添了無限的不可知數。

陸炎輝教授
港大經管學院榮譽副教授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四年五月一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以色列裔美國心理學家、暢銷書《快思慢想》（Thinking, Fast and Slow）的作者卡內曼（Daniel Kahneman）在本年3月27日離世，享年90歲。他與心理學家特沃斯基（Amos Tversky）通過實驗研究，將認知心理學的觀點與經濟學理論結合，為傳統經濟學無法解釋的行為提供了新解釋，成為行為經濟學領域的先驅。

卡內曼的研究深刻透徹，革新了人們對於決策、風險評估和心理預期的理解，貢獻良多；2002年因而榮獲諾貝爾經濟學獎，而他的研究夥伴特沃斯基則因早逝而緣慳諾獎。

不甘損失 賭徒心態

1979年，上述兩位學者共同提出廣為人知的展望理論（Prospect Theory）。即使大部分人都會盡力規避風險，有時仍會選擇冒險；卡內曼如何詮釋這個現象呢？試想像面對以下兩個遊戲的選項：

遊戲1

A.立即獲得500元

B.「擲公字」：「公」可獲獎金1000元，「字」則無獎。

你會怎樣選擇呢？

遊戲2

先給你1000元，然後讓你考慮以下兩個選項：

C.即時損失500元

D.「擲公字」：「公」就損失1000元，「字」則毫無損失。

這次你又會怎樣選擇？

這兩個遊戲在數學上本質相同。「遊戲1」規定你在兩個選項中任擇其一：A）肯定可得500元，或B）獲得1000元或0元的概率同為50%；「遊戲2」同樣要你二選一：C）肯定可得500元（1000元-500元），而D）獲得1000（1000元-0元）或0元（1000元-1000元）的概率同為50%。

既然遊戲本質一致，按道理選擇也應該一致（在「遊戲1」選A的話，在「遊戲2」就會選C），但事實並非如此。大部分人在「遊戲1」會選A，基於迴避風險而選擇確實回報；在「遊戲2」卻會選D，亦即選擇風險而迴避確實回報！

結果如此，皆因兩個遊戲的表述方式有異：一個強調得益，一個強調損失，以致影響我們看待問題的角度。面對蒙受損失的風險時，一般人往往不惜打賭，以免賠錢；從中亦可探討賭徒心態。

一名賭徒在賭場「買大細」連續贏了5局，他想今天必定是時來運到，買什麼中什麼，接下來加注押了「大」。豈料這局開圍骰，輸個清光，還賠了一點。他心生不忿，心想只要借點錢把剛賠出去的賺回來，也就馬上收手，結果又賠個清光。賭徒連續5局僥幸贏錢固然飄飄然，但隨後一局賠了些錢，在怕輸心理（loss aversion）影響下，必須贏回來才收手離場。

展望理論解釋了人們難以忍受損失的心理，損失愈大，愈傾向冒險（risk-seeking）。一項研究發現，在香港的強積金投資中，供款人傾向選擇較高風險的投資組合，原因正是他們認為薪金被迫放進強積金戶口，直至退休之後才能取回，實在是一種損失【註1】。

博彩收入 有利公益

現今社會除了透過徵稅支持公共服務運作外，政府或慈善服務團體亦會以博彩為收入來源。人們一般不願意投資公共服務，一旦這些服務被設立，人人都能夠使用（如國防、治安），每個人於是都傾向等待其他人去投資，讓自己可免費享用服務。

另一些對社會發展至關重要的服務（如教育），有些人因無緣享用而不願投資。透過博彩收入的做法能夠吸引社會大眾參與，同時為這些公共服務提供必要的營運資金。

自1980年代以來，美國一些地方政府已開始引進和設立樂透（Lotto）為公共服務籌募部分資金。加州在1984年設立有關賭博的條款（California State Lottery Act of 1984），2010年作出修訂後，規定最少87%博彩收入必須回饋社會，包括資助公共教育開支。自1985年起，博彩已為當地公立學校累計提供超過415億美元。

在香港，賽馬會作為最大的博彩事業經營者，每年透過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開展公益項目和舉辦慈善活動。事實上，透過經營賭博事業為公共或慈善服務籌款的做法，可從行為經濟學角度加以解讀。以港人關注的六合彩為例，這種樂透形式的博彩非常簡單易明。六合彩的獎金池（金多寶）累積投注，若沒有人中獎，就會累積至下一期，直至有人中獎。

六合彩為何受到大眾歡迎？同樣可透過展望理論加以解釋。由於獎金池透過投注額增加而累積，當累積獎金愈高，就愈能吸引更多人投注，形成良性循環。每多一名投注者，自然會減少每名中獎者所瓜分的預期獎金，但人們往往將重點放在龐大的獎金金額，而忽略極低的中獎機率。這種高估自己中獎機率的現象，亦可透過表述效應（framing effect）分析：大眾接收有關六合彩的資訊時，只會收到有關獎金金額，以及又有人中獎的消息。在考慮是否投注時，基於中獎頻率高和獎金金額大的訊息，於是認為自己亦會中獎。如此，經營六合彩能夠帶來龐大收入，且足以資助公共服務的部分成本。

了解人性 妙用無窮

在公共政策上，行為經濟學的理論在近年亦被廣泛應用。其中「輕推理論」（Nudge Theory）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間，被用於鼓勵民眾注射疫苗。所謂「輕推」，即透過改變人們對事情的看法，引導他們作出特定行為或選擇。在美國，地方政府會以發送短訊方式提示民眾接種疫苗；有研究發現【註2】，與其他純粹提示或利用從眾心理的訊息相比，內含「已為你預留疫苗」的訊息更能有效推廣疫苗注射。

另一個廣被採用的理論為「預設選項」（default option）。強積金計劃提供的投資選項五花八門，一般人要完全了解及細加分析十分費時，以致最終選擇無助於累積財富，甚至錄得虧損。預設選項為人們簡化問題，從而避免因錯誤選擇而造成損失。

此外，預設選項亦被用於鼓勵市民參與計劃或活動，例如在部分沒有強制市民參與退休儲蓄保障的地區，先預設市民同意參與計劃，反而不願意參加者則須另行申請。此一做法無疑縮短市民作出重要及複雜決定的時間，減少延誤。

特沃斯基和卡內曼都已先後離世，但兩人針對人性方面的發現，早已打下堅實的理論基礎，行為經濟學家於近年研究中，在傳統經濟學理論的相關範疇更上層樓。

2017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塞勒（Richard Thaler）進一步結合心理學與經濟學理論，以分析人的決策和行為，並進行實證研究，大大促進了行為經濟學的發展，令此一領域重登諾貝爾獎的國際舞台。上述研究除了增進經濟學理論解釋社會現象的可靠性之外，亦為經濟學研究另闢蹊徑。

【註1】： 參見https://doi.org/10.5539/ass.v10n6p205

【註2】： 參見https://doi.org/10.1073/PNAS.2101165118

趙耀華教授
港大經管學院經濟學榮譽副教授

劉彥彰先生
港大經管學院本科生

吳兆康先生
港大經管學院本科生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四年四月二十四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以色列裔美國心理學家、暢銷書《快思慢想》（Thinking, Fast and Slow）的作者卡內曼（Daniel Kahneman）在本年3月27日離世，享年90歲。他與心理學家特沃斯基（Amos Tversky）通過實驗研究，將認知心理學的觀點與經濟學理論結合，為傳統經濟學無法解釋的行為提供了新解釋，成為行為經濟學領域的先驅。

卡內曼的研究深刻透徹，革新了人們對於決策、風險評估和心理預期的理解，貢獻良多；2002年因而榮獲諾貝爾經濟學獎，而他的研究夥伴特沃斯基則因早逝而緣慳諾獎。

不甘損失 賭徒心態

1979年，上述兩位學者共同提出廣為人知的展望理論（Prospect Theory）。即使大部分人都會盡力規避風險，有時仍會選擇冒險；卡內曼如何詮釋這個現象呢？試想像面對以下兩個遊戲的選項：

遊戲1

A.立即獲得500元

B.「擲公字」：「公」可獲獎金1000元，「字」則無獎。

你會怎樣選擇呢？

遊戲2

先給你1000元，然後讓你考慮以下兩個選項：

C.即時損失500元

D.「擲公字」：「公」就損失1000元，「字」則毫無損失。

這次你又會怎樣選擇？

這兩個遊戲在數學上本質相同。「遊戲1」規定你在兩個選項中任擇其一：A）肯定可得500元，或B）獲得1000元或0元的概率同為50%；「遊戲2」同樣要你二選一：C）肯定可得500元（1000元-500元），而D）獲得1000（1000元-0元）或0元（1000元-1000元）的概率同為50%。

既然遊戲本質一致，按道理選擇也應該一致（在「遊戲1」選A的話，在「遊戲2」就會選C），但事實並非如此。大部分人在「遊戲1」會選A，基於迴避風險而選擇確實回報；在「遊戲2」卻會選D，亦即選擇風險而迴避確實回報！

結果如此，皆因兩個遊戲的表述方式有異：一個強調得益，一個強調損失，以致影響我們看待問題的角度。面對蒙受損失的風險時，一般人往往不惜打賭，以免賠錢；從中亦可探討賭徒心態。

一名賭徒在賭場「買大細」連續贏了5局，他想今天必定是時來運到，買什麼中什麼，接下來加注押了「大」。豈料這局開圍骰，輸個清光，還賠了一點。他心生不忿，心想只要借點錢把剛賠出去的賺回來，也就馬上收手，結果又賠個清光。賭徒連續5局僥幸贏錢固然飄飄然，但隨後一局賠了些錢，在怕輸心理（loss aversion）影響下，必須贏回來才收手離場。

展望理論解釋了人們難以忍受損失的心理，損失愈大，愈傾向冒險（risk-seeking）。一項研究發現，在香港的強積金投資中，供款人傾向選擇較高風險的投資組合，原因正是他們認為薪金被迫放進強積金戶口，直至退休之後才能取回，實在是一種損失【註1】。

博彩收入 有利公益

現今社會除了透過徵稅支持公共服務運作外，政府或慈善服務團體亦會以博彩為收入來源。人們一般不願意投資公共服務，一旦這些服務被設立，人人都能夠使用（如國防、治安），每個人於是都傾向等待其他人去投資，讓自己可免費享用服務。

另一些對社會發展至關重要的服務（如教育），有些人因無緣享用而不願投資。透過博彩收入的做法能夠吸引社會大眾參與，同時為這些公共服務提供必要的營運資金。

自1980年代以來，美國一些地方政府已開始引進和設立樂透（Lotto）為公共服務籌募部分資金。加州在1984年設立有關賭博的條款（California State Lottery Act of 1984），2010年作出修訂後，規定最少87%博彩收入必須回饋社會，包括資助公共教育開支。自1985年起，博彩已為當地公立學校累計提供超過415億美元。

在香港，賽馬會作為最大的博彩事業經營者，每年透過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開展公益項目和舉辦慈善活動。事實上，透過經營賭博事業為公共或慈善服務籌款的做法，可從行為經濟學角度加以解讀。以港人關注的六合彩為例，這種樂透形式的博彩非常簡單易明。六合彩的獎金池（金多寶）累積投注，若沒有人中獎，就會累積至下一期，直至有人中獎。

六合彩為何受到大眾歡迎？同樣可透過展望理論加以解釋。由於獎金池透過投注額增加而累積，當累積獎金愈高，就愈能吸引更多人投注，形成良性循環。每多一名投注者，自然會減少每名中獎者所瓜分的預期獎金，但人們往往將重點放在龐大的獎金金額，而忽略極低的中獎機率。這種高估自己中獎機率的現象，亦可透過表述效應（framing effect）分析：大眾接收有關六合彩的資訊時，只會收到有關獎金金額，以及又有人中獎的消息。在考慮是否投注時，基於中獎頻率高和獎金金額大的訊息，於是認為自己亦會中獎。如此，經營六合彩能夠帶來龐大收入，且足以資助公共服務的部分成本。

了解人性 妙用無窮

在公共政策上，行為經濟學的理論在近年亦被廣泛應用。其中「輕推理論」（Nudge Theory）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間，被用於鼓勵民眾注射疫苗。所謂「輕推」，即透過改變人們對事情的看法，引導他們作出特定行為或選擇。在美國，地方政府會以發送短訊方式提示民眾接種疫苗；有研究發現【註2】，與其他純粹提示或利用從眾心理的訊息相比，內含「已為你預留疫苗」的訊息更能有效推廣疫苗注射。

另一個廣被採用的理論為「預設選項」（default option）。強積金計劃提供的投資選項五花八門，一般人要完全了解及細加分析十分費時，以致最終選擇無助於累積財富，甚至錄得虧損。預設選項為人們簡化問題，從而避免因錯誤選擇而造成損失。

此外，預設選項亦被用於鼓勵市民參與計劃或活動，例如在部分沒有強制市民參與退休儲蓄保障的地區，先預設市民同意參與計劃，反而不願意參加者則須另行申請。此一做法無疑縮短市民作出重要及複雜決定的時間，減少延誤。

特沃斯基和卡內曼都已先後離世，但兩人針對人性方面的發現，早已打下堅實的理論基礎，行為經濟學家於近年研究中，在傳統經濟學理論的相關範疇更上層樓。

2017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塞勒（Richard Thaler）進一步結合心理學與經濟學理論，以分析人的決策和行為，並進行實證研究，大大促進了行為經濟學的發展，令此一領域重登諾貝爾獎的國際舞台。上述研究除了增進經濟學理論解釋社會現象的可靠性之外，亦為經濟學研究另闢蹊徑。

【註1】： 參見https://doi.org/10.5539/ass.v10n6p205

【註2】： 參見https://doi.org/10.1073/PNAS.2101165118

趙耀華教授
港大經管學院經濟學榮譽副教授

劉彥彰先生
港大經管學院本科生

吳兆康先生
港大經管學院本科生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四年四月二十四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近年地緣政經格局的改變及供應鏈多次受衝擊，各國政府因而尤其着重經濟安全，即使犧牲效率及經濟增長，亦願意放棄自1980年代奉行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

2023年，美國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Jake Sullivan）重新定義華盛頓共識，一改過去擁抱市場主導的全球化，而以國家安全為主軸，選擇性地跟個別國家進行經濟交往，主張「友國外判」（friendshoring），以及推出如《晶片法案》（CHIPS Act）、《降低通脹法》（Inflation Reduction Act）等補貼本土生產的政策。

中國政府在2015年推出「中國製造2025」計劃，曾被華盛頓政府抨擊為保護主義政策；其實自二次大戰後，推行產業政策的國家大多屬發展中國家，過往主張新自由主義的歐美政府不時批評亞洲國家（包括新加坡及日本）的工業政策扭曲市場。雖然至今經濟學研究對以往亞洲各國產業政策的成效仍未有共識，但至少承認其主要目標在於推動經濟發展及轉型，並認同以「走出去」主導的工業政策，較諸內向的保護主義政策最終更能令企業及經濟壯大。

時移世易，眾多歐美政府現在反過來，推出它們以往批評的內向型產業政策。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最新的文本分析就發現，近年推出的產業政策超過75%來自發達經濟體，目的大多不是要推動經濟發展，而是要應對氣候變化、提高地緣政治競爭力、增強供應鏈韌性及確保國家安全。

鑑於未來全球經濟管治模式及產業政策的目標將與昔日截然不同，傳統出口導向型的工業化策略正逐漸失去可行性和效果，各國政府須推出應變政策。本文旨在回顧過去及近年各國產業政策的轉變，並探討在香港可行的經濟策略。

新產業政策的定義

儘管產業政策經常成為討論焦點，卻缺乏明確定義。哈佛大學著名經濟學教授羅德里克（Dani Rodrik）聯同Juhász及連恩（Lane），在去年的研究中把產業政策定義為「政府為實現公共目標而改變經濟活動結構的政策」。這些公共目標包括激發創新、提升生產率、促進經濟增長、改善氣候、增加優質就業、支援滯後地區發展、擴大出口和實現進口替代等。

同時，產業政策的核心特點是公共部門優先支援特定產業，而非全面覆蓋所有產業。傳統產業政策主要關注製造業，如鋼鐵、汽車、造船、航空和半導體等領域，新產業政策的適用範圍則擴至服務業以及特定產業的研究與發展支援。換句話說，新產業政策的定義幾乎涵蓋政府希望扶持的所有行業及各種理由。

為實現產業政策目標，各國政策工具會因財政、制度和行政能力的差異而有所不同，而發達經濟體與新興市場在政策工具的選擇上存在差異。發達經濟體主要依靠直接財政撥款、國家貸款和其他形式的援助；新興市場則較傾向於減稅和資本注入，亦較頻繁地採用針對貿易的措施。

羅德里克教授跟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在本年發表的文章中，更列舉確保產業政策有效性的五大關鍵要素：嵌入性、協調性、監測、條件性和制度發展。嵌入性強調與企業建立策略合作與對話，了解投資機遇與障礙。協調性講求各公營部門之間相互合作解決產業發展問題。同時，政府須為監察及評估產業政策成效訂定標準。成功的產業政策應為遵守者提供激勵，而且不斷更新和改善相關制度。

舊產業政策的定義及理論

早在20年前，羅德里克已率先提出產業政策的十大原則，旨在協助各經濟體制定合理的產業政策。當時，產業政策的重點是為生產領域提供公共產品及服務，尤其是解決資訊不對稱所引致的市場失效，這亦是筆者作為經濟學家認為最有理論基礎的定義。羅德里克的十大原則如下：

1. 政府應只對新活動提供激勵措施；
2. 產業政策應聚焦具體活動而非特定行業，例如推動電動車上游的物料研究而非整個電動車行業；
3. 對於受補貼的活動，應確保其具有明顯的外溢和示範效應潛力；
4. 政府應設立專業的主管部門和執行機構，全力推行產業政策；
5. 執行機構應由政治權力頂層中明確利益相關主體加以密切監督；
6. 產業政策應具備明確評價標準，以確保政策效果；
7. 設定內置的失效條款；
8. 與私營部門建立暢通的定期溝通；
9. 實施產業政策之際，須應對可能出現的失敗，這也是決策者學習和調整的重要一環；
10. 產業政策應具備實驗性和創新性，使政策具有自我更新的能力。

不少常見的產業政策工具通常會特別優待本國生產者，例如對本土成份的要求、向國內生產商提供優惠的原材料准入、專為國內公司而設的補貼，以及為國內企業提供優惠信貸。此外，產業政策不但可以影響獲支持的行業或某些企業，還能產生對其他行業的外溢效應，減少訊息不對稱所導致的市場失效（如創新及出口企業未能掌握未來科技及潛在市場的訊息）。

產業政策能為企業提供激勵，但也可導致資源錯配。正如學者所云：「政府往往不善於選中贏家」（Governments are not good at picking winners），但「輸家往往懂得要靠政府」（Losers are good at picking governments）。可見政府在制定和實施產業政策時，應盡可能減少市場扭曲，控制財政成本，並降低負面跨境外溢效應。

中國過往的產業政策

羅德里克20年前就產業政策的建議，雖與他今天的相關定義有分別，但與中國政府自1980年開始推行的改革開放政策相近。最佳例子是自1980年代中央及地區政府建立經濟特區的政策。在改革開放初期，成立這些特區是為了建立產業集群，利用出口市場創造規模經濟發展，並透過市場自然產生各種經濟外溢，協助中小企克服技術、資訊、勞動力以至資金等的短板，並有效分擔固定成本。

政府的角色倒不是直接參與生產或選中贏家，而是提供公共並可共享的生產要素，如交通基建、出口建設、倉庫設施。

除了上述提出的橫向外溢效應（horizontal spillover）外，羅德里克以1960年代的台灣花農業為例，同時指出縱向外溢效應（vertical spillover）的重要性。當時台灣政府希望把基於第一產業為主的經濟，逐步轉型為基於工業的經濟，並選擇以花農業為經濟轉型引子，因其具備高增值及低需求彈性，在已發展的歐美市場更尤其如此。再者，花卉的出口需要上游的研發及下游的全球銷售及推廣活動，亦即羅德里克常強調的縱向外溢效應。

當前的最佳案例是中國的電動車行業，其成功可帶動上游的研發及生產（如電池及新物料行業），並帶動下游活動的成效，如出口、物流管理，以及市場銷售的策略及創新。

值得一提的是，中國製造業自1990年代以來迅速發展，並非單靠上述定義的舊工業政策，因為除了政府補貼及稅收優惠外，國家的基建投入，以及釋放大量農村人口到城市工作的戶口改革，同樣功不可沒。眾所周知，中國更因加入世界貿易組織而持續十多年得享穩定的出口增長。

對香港產業政策的啟示

那麼西方各國在改變其全球經濟管治模式及產業政策方向下，對香港有什麼啟示？首先，正如筆者兩年前在本欄所述，香港過往一直堅持「小政府、大市場」、「積極不干預」政策，但時移世易，現在或是時候逐步放開。英美政府既已推翻其在1980年代提出的新自由主義，香港更沒理由仍奉行西方國家過往以自身利益為依歸兼不合時宜的放任經濟政策。

香港經濟面對內憂外患，當務之急是積極謀求經濟新機會。香港要推出產業政策，應以羅德里克20年前對產業政策的定義及理據為依歸，並以中國過往發展產業成功的例子作參考，更須以中美經濟及科技的持續角力為背景。篇幅所限，容許筆者在此簡單列出3個重點：

1. 產業政策須針對全球供應鏈的某些活動，並不是要發展整個新行業，但須配合區內，特別是大灣區各地的發展方向，以它們的產業作錨，發掘我們在其上下游的比較優勢。例如，香港可在新物料及微電子生產的上游做好研發、融資及測試，以及在下游做好市場推廣及出口；
2. 由於地緣政治的風險，許多中國企業都在擴展海外事務及產業鏈，本港各個行業可把握這全球經濟重組的機會，支持它們擴充在區內的生產網絡，並促成它們在港設立地區總部；
3. 建立集群的重要性，在於創造外溢和示範效應。建設中的北部都會區應考慮以國內成功的產業園作參考，建立多個宜居宜業的小社區，亦可參考美國多個大學附近的創新集群，例如史丹福大學附近的訊息科技經濟圈及麻省理工附近的生命科技產學研集群。

鄧希煒教授
港大經管學院副院長（對外事務）、亞洲環球研究所總監、馮國經馮國綸基金經濟學教授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四年四月十七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近年地緣政經格局的改變及供應鏈多次受衝擊，各國政府因而尤其着重經濟安全，即使犧牲效率及經濟增長，亦願意放棄自1980年代奉行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

2023年，美國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Jake Sullivan）重新定義華盛頓共識，一改過去擁抱市場主導的全球化，而以國家安全為主軸，選擇性地跟個別國家進行經濟交往，主張「友國外判」（friendshoring），以及推出如《晶片法案》（CHIPS Act）、《降低通脹法》（Inflation Reduction Act）等補貼本土生產的政策。

中國政府在2015年推出「中國製造2025」計劃，曾被華盛頓政府抨擊為保護主義政策；其實自二次大戰後，推行產業政策的國家大多屬發展中國家，過往主張新自由主義的歐美政府不時批評亞洲國家（包括新加坡及日本）的工業政策扭曲市場。雖然至今經濟學研究對以往亞洲各國產業政策的成效仍未有共識，但至少承認其主要目標在於推動經濟發展及轉型，並認同以「走出去」主導的工業政策，較諸內向的保護主義政策最終更能令企業及經濟壯大。

時移世易，眾多歐美政府現在反過來，推出它們以往批評的內向型產業政策。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最新的文本分析就發現，近年推出的產業政策超過75%來自發達經濟體，目的大多不是要推動經濟發展，而是要應對氣候變化、提高地緣政治競爭力、增強供應鏈韌性及確保國家安全。

鑑於未來全球經濟管治模式及產業政策的目標將與昔日截然不同，傳統出口導向型的工業化策略正逐漸失去可行性和效果，各國政府須推出應變政策。本文旨在回顧過去及近年各國產業政策的轉變，並探討在香港可行的經濟策略。

新產業政策的定義

儘管產業政策經常成為討論焦點，卻缺乏明確定義。哈佛大學著名經濟學教授羅德里克（Dani Rodrik）聯同Juhász及連恩（Lane），在去年的研究中把產業政策定義為「政府為實現公共目標而改變經濟活動結構的政策」。這些公共目標包括激發創新、提升生產率、促進經濟增長、改善氣候、增加優質就業、支援滯後地區發展、擴大出口和實現進口替代等。

同時，產業政策的核心特點是公共部門優先支援特定產業，而非全面覆蓋所有產業。傳統產業政策主要關注製造業，如鋼鐵、汽車、造船、航空和半導體等領域，新產業政策的適用範圍則擴至服務業以及特定產業的研究與發展支援。換句話說，新產業政策的定義幾乎涵蓋政府希望扶持的所有行業及各種理由。

為實現產業政策目標，各國政策工具會因財政、制度和行政能力的差異而有所不同，而發達經濟體與新興市場在政策工具的選擇上存在差異。發達經濟體主要依靠直接財政撥款、國家貸款和其他形式的援助；新興市場則較傾向於減稅和資本注入，亦較頻繁地採用針對貿易的措施。

羅德里克教授跟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在本年發表的文章中，更列舉確保產業政策有效性的五大關鍵要素：嵌入性、協調性、監測、條件性和制度發展。嵌入性強調與企業建立策略合作與對話，了解投資機遇與障礙。協調性講求各公營部門之間相互合作解決產業發展問題。同時，政府須為監察及評估產業政策成效訂定標準。成功的產業政策應為遵守者提供激勵，而且不斷更新和改善相關制度。

舊產業政策的定義及理論

早在20年前，羅德里克已率先提出產業政策的十大原則，旨在協助各經濟體制定合理的產業政策。當時，產業政策的重點是為生產領域提供公共產品及服務，尤其是解決資訊不對稱所引致的市場失效，這亦是筆者作為經濟學家認為最有理論基礎的定義。羅德里克的十大原則如下：

1. 政府應只對新活動提供激勵措施；
2. 產業政策應聚焦具體活動而非特定行業，例如推動電動車上游的物料研究而非整個電動車行業；
3. 對於受補貼的活動，應確保其具有明顯的外溢和示範效應潛力；
4. 政府應設立專業的主管部門和執行機構，全力推行產業政策；
5. 執行機構應由政治權力頂層中明確利益相關主體加以密切監督；
6. 產業政策應具備明確評價標準，以確保政策效果；
7. 設定內置的失效條款；
8. 與私營部門建立暢通的定期溝通；
9. 實施產業政策之際，須應對可能出現的失敗，這也是決策者學習和調整的重要一環；
10. 產業政策應具備實驗性和創新性，使政策具有自我更新的能力。

不少常見的產業政策工具通常會特別優待本國生產者，例如對本土成份的要求、向國內生產商提供優惠的原材料准入、專為國內公司而設的補貼，以及為國內企業提供優惠信貸。此外，產業政策不但可以影響獲支持的行業或某些企業，還能產生對其他行業的外溢效應，減少訊息不對稱所導致的市場失效（如創新及出口企業未能掌握未來科技及潛在市場的訊息）。

產業政策能為企業提供激勵，但也可導致資源錯配。正如學者所云：「政府往往不善於選中贏家」（Governments are not good at picking winners），但「輸家往往懂得要靠政府」（Losers are good at picking governments）。可見政府在制定和實施產業政策時，應盡可能減少市場扭曲，控制財政成本，並降低負面跨境外溢效應。

中國過往的產業政策

羅德里克20年前就產業政策的建議，雖與他今天的相關定義有分別，但與中國政府自1980年開始推行的改革開放政策相近。最佳例子是自1980年代中央及地區政府建立經濟特區的政策。在改革開放初期，成立這些特區是為了建立產業集群，利用出口市場創造規模經濟發展，並透過市場自然產生各種經濟外溢，協助中小企克服技術、資訊、勞動力以至資金等的短板，並有效分擔固定成本。

政府的角色倒不是直接參與生產或選中贏家，而是提供公共並可共享的生產要素，如交通基建、出口建設、倉庫設施。

除了上述提出的橫向外溢效應（horizontal spillover）外，羅德里克以1960年代的台灣花農業為例，同時指出縱向外溢效應（vertical spillover）的重要性。當時台灣政府希望把基於第一產業為主的經濟，逐步轉型為基於工業的經濟，並選擇以花農業為經濟轉型引子，因其具備高增值及低需求彈性，在已發展的歐美市場更尤其如此。再者，花卉的出口需要上游的研發及下游的全球銷售及推廣活動，亦即羅德里克常強調的縱向外溢效應。

當前的最佳案例是中國的電動車行業，其成功可帶動上游的研發及生產（如電池及新物料行業），並帶動下游活動的成效，如出口、物流管理，以及市場銷售的策略及創新。

值得一提的是，中國製造業自1990年代以來迅速發展，並非單靠上述定義的舊工業政策，因為除了政府補貼及稅收優惠外，國家的基建投入，以及釋放大量農村人口到城市工作的戶口改革，同樣功不可沒。眾所周知，中國更因加入世界貿易組織而持續十多年得享穩定的出口增長。

對香港產業政策的啟示

那麼西方各國在改變其全球經濟管治模式及產業政策方向下，對香港有什麼啟示？首先，正如筆者兩年前在本欄所述，香港過往一直堅持「小政府、大市場」、「積極不干預」政策，但時移世易，現在或是時候逐步放開。英美政府既已推翻其在1980年代提出的新自由主義，香港更沒理由仍奉行西方國家過往以自身利益為依歸兼不合時宜的放任經濟政策。

香港經濟面對內憂外患，當務之急是積極謀求經濟新機會。香港要推出產業政策，應以羅德里克20年前對產業政策的定義及理據為依歸，並以中國過往發展產業成功的例子作參考，更須以中美經濟及科技的持續角力為背景。篇幅所限，容許筆者在此簡單列出3個重點：

1. 產業政策須針對全球供應鏈的某些活動，並不是要發展整個新行業，但須配合區內，特別是大灣區各地的發展方向，以它們的產業作錨，發掘我們在其上下游的比較優勢。例如，香港可在新物料及微電子生產的上游做好研發、融資及測試，以及在下游做好市場推廣及出口；
2. 由於地緣政治的風險，許多中國企業都在擴展海外事務及產業鏈，本港各個行業可把握這全球經濟重組的機會，支持它們擴充在區內的生產網絡，並促成它們在港設立地區總部；
3. 建立集群的重要性，在於創造外溢和示範效應。建設中的北部都會區應考慮以國內成功的產業園作參考，建立多個宜居宜業的小社區，亦可參考美國多個大學附近的創新集群，例如史丹福大學附近的訊息科技經濟圈及麻省理工附近的生命科技產學研集群。

鄧希煒教授
港大經管學院副院長（對外事務）、亞洲環球研究所總監、馮國經馮國綸基金經濟學教授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四年四月十七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