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冠肺炎疫情至今，香港电影院经历了一波关门大潮。截至2024年4月30日，累计16间戏院结业，其中包括UA连锁影院在2021年3月全线结业。【注1】这波关门大潮似乎还远未结束，上月12日MCL Cinema Plus+荷里活广场戏院宣布结业，而以播放小众电影知名的高先电影院，也传出将于租约期满后结束营业。【注2】

电影院纷纷倒闭并非香港的独有现象，在作为电影大国的美国，同样难逃厄运。根据英国一家研究机构统计，目前美国的影院银幕总数为36,400，比2019年减少12%。世界最大的影院公司AMC娱乐，从2019年开始就陆续关闭了169家影院，虽然疫情之后又增加了60家，但是规模远比疫情前要小。至于全球第二大连锁影院巨头Cineworld，也关闭了接近15%的影院。

影院头号劲敌

冲着戏院而来的最大对手，无疑是Netflix、Disney+等串流媒体。比起动辄花上百元购买1张门票，同样是大概100元的串流服务月费，却可换来丰富的电影、电视节目选择，对于消费者来说自然更加划算。加上用户可以舒舒服服地躺在自家沙发上，随时随意暂停播放或重播，不难理解为什么愈来愈多人选择串流服务来看电影。

无庸置疑，新冠肺炎来袭令影院市道雪上加霜。疫情期间本港戏院共停业267日，市民被迫呆在家中，通过串流媒体观看电影电视。3年多下来，消费习惯逐渐改变。据《华尔街日报》报导，疫情前有60%的美国消费者认为，看电影应去戏院，疫后降至只有35%；同期选择在家看电影的美国人，则由40%增至65%。【注3】

作为影院的合作方，电影制作公司亦转投串流媒体的怀抱。荷里活各大电影制作公司为了既在院线大银幕上赚足戏票，又想在串流媒体上分一杯羹，通常会在新电影发行的首90天，授予电影院独家放映权。【注4】消费者如果迫不及待先睹为快，就只能花钱进戏院。等到这个影院独家档期过去了，串流媒体才可加以播放。

在串流媒体盛行的今天，独家档期对于影院的重要性也就不言而喻。然而疫情令所有影院停运，电影制作公司只好将影片直接在串流媒体上发行。尽管独家档期在疫后恢复，但大幅减半至只有45天。盈利窗口大大缩短之际，经营成本又告上升，经营影院生意可谓举步维艰。

力挽狂澜之道

影院能否赢过客厅沙发？虽然串流媒体优势明显，影院却可提供无法取代的观影体验。如何放大这一强项，是影院能否打赢家中沙发的核心关键。比方说，影院的超大银幕和震撼音效能让观影体验全面升级。在影院总体经营困难的情况下，大银幕IMAX加杜比音效却逆势增长。2023年IMAX的年收益上涨25%，达到2亿1400万美元，其全球（除中国内地）票房收入的市场份额也从2019年的1.7%升至2.1%。【注5】为了强化这一优势，美国德克萨斯州具百年历史的连锁电影院B&B，甚至安装了一块宽7层楼、高4层楼的超大银幕以及一块270度的环形银幕，让观众完全沉浸在电影特效之中。

即便是座椅，也有不少影院想胜过家里的沙发。为了提高观影体验，一些影院不惜重金设置可调整温度和倾斜度的座椅，甚至有服务员端上餐饮，观众们一享眼福之馀，还能一饱口福。阿联酋的连锁影院Vox更提供和牛豪华大餐，让看电影变成奢华享受。另有创新者，如在亚洲拥有连锁影院的韩国公司CGV，不仅在电影放映中为观众带来风雨以及气味的4D体验，还在放映前提供音乐、游戏、餐饮一条龙服务，把观影塑造成独特文化体验。

影院与客厅沙发能否握手言和

电影分类众多，一个很简单的标准就是片长。《经济学人》分析了从荷里活的黄金年代1930年至今10万多部在全球放映的电影，发现平均片长的增幅为32%，从1930年代平均1小时21分钟增至2022年的1小时47分钟。这种趋势在热卖的电影中尤其显著；2022年IMDB网站的评分排名中，十大电影平均片长为2个半小时，足足比1930年代的十大电影长了50%。【注6】

对于观众来说，这样的长片很难集中精力盯着家中的小荧幕一口气看完，而断断续续地看又让观影体验大打折扣。反之，影院的大银幕配合好音效，若再提供附加服务，就足以吸引消费者步出家门，走进影院，好好享受电影时光。电影制作公司的这种加时策略，在2019年漫威电影《复仇者联盟：终局之战》中取得丰厚回报。这部长达3小时的超级英雄电影成为2019年票房冠军。近期北美电影票房排行榜就有不少这类长片，其中包括长达3小时的2024年奥斯卡最佳影片《奥本海默》。

这意味著电影院和串流媒体可以针对不同影片细分市场：影院专门放映长片或大制作，串流媒体则主攻其他类型的作品；各有侧重，和气收场。

影院应为跳出舒适圈另谋对策

上电影院和在家看戏还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在影院内和朋友或陌生人坐在一起，这就使得影院有可能成为社交娱乐的场所。影院不妨跳出电影的局限，另辟蹊径。比如AMC影院正在考虑直播美国榄球联赛；美国连锁电影院B&B不仅贴心地为小朋友提供游乐场地，还为大人提供保龄球、攀岩、匹克球、酒吧以及举办私人宴会的场所。其他影院为了鼓励单身男女入场，甚至在放映前的等待时间组织配对约会活动，让害怕一个人看电影的年轻人多了一个走进影院的理由。

电影院PK客厅沙发的大战尚未结束。戏院如果不想举手投降，只能变阵迎战，由“观影场所”打造成“升级体验的休闲社交场所”，方能有望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役中收复失地。

注1：https://www.hk01.com/%E7%A4%BE%E6%9C%83%E6%96%B0%E8%81%9E/1015167/%E6%88%B2%E9%99%A2%E7%B5%90%E6%A5%AD-%E7%96%AB%E6%83%85%E8%87%B3%E4%BB%8A16%E9%96%93%E5%80%92%E9%96%89-ua%E5%85%A8%E7%B7%9A%E8%90%BD%E5%B9%95-%E5%8C%97%E4%B8%8A%E6%BD%AE%E6%AF%94%E9%98%B2%E7%96%AB%E6%8E%AA%E6%96%BD%E6%9B%B4%E5%85%87

注2：https://www.hk01.com/%E9%9B%BB%E5%BD%B1/1084551/%E9%AB%98%E5%85%88%E9%9B%BB%E5%BD%B1%E9%99%A2%E7%AA%81%E5%82%B3%E6%BB%BF%E7%B4%84%E5%BE%8C%E7%B5%90%E6%A5%AD-%E6%9C%89%E8%82%A1%E6%9D%B1%E6%9B%BE%E8%A1%A8%E7%A4%BA-%E7%94%9F%E6%84%8F%E5%94%94%E4%BF%82%E4%B8%8D%E5%A5%BD-%E8%80%8C%E4%BF%82%E5%B7%AE

注3：“How going to the movies is changing, in charts,”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August 6, 2024.

注4：“Movie-theater industry pain intensifies even as pandemic eases,”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April 4, 2023.

注5：“Cinemas may be dying. But IMAX and the high end are thriving,” The Economist, February 28, 2024.

注6：“Why films have become so ridiculously long,” The Economist, October 14, 2023.

范亭亭
港大经管学院市场学首席讲师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五年一月二十二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还有五天，便是特朗普2.0时代的正式开始。8年前，特朗普以半冷门姿态在大选中赢了希拉莉，在缺乏政坛经验下登上总统宝座。就职典礼后，他还在着意于出席人数的多少。然而，这次他却有备而来，当选后迅即组成内阁，并高调地提出一些将要推出的政策，如高关税和扩张领土等。

他同时又接见多位外国领导人及大企业总裁，海湖庄园一时冠盖云集，重要人物络绎不绝，一番未就任已指点江山的气象，无视现任总统拜登。特朗普的得力助手马斯克亦不甘后人，公然称德国总理肖尔茨为蠢才，并公开支持极右的另类选择党。他又和一些政客盘算如何在英国下次大选前促使现任首相工党的施纪贤下台，似乎在帮助特朗普成功竞选后，爱上了造王者（kingmaker）的角色。这些出位的言行，预告了未来数年的国际风云变幻。

特朗普2.0的政策目的仍然是“让美国再次伟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MAGA），做法是“美国优先”（America First），政策范围则包罗甚广。美国甚为保守的智库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在2023年出版了“2025计划”（Project 2025）报告，详细列出不同范畴的政策执行方向。这份长达900页的报告，有100多个保守主义机构和一些前特朗普政府的官员参与，虽然特朗普口口声声说报告和他无关，但可说代表了保守派主流思想。2016年特朗普竞选总统时传统基金会也有类似报告，并认为特朗普首两年任期内已跟随该报告的64%建议。

在经济领域上，特朗普2.0比较确实的政策范围包括减税、减少贸易逆差和减少进入美国的移民。特朗普于2017年成功在国会通过“减税及职位法案”（Tax Cuts and Jobs Act），但其中多项条款只是临时的，将于本年底失效。若没有进一步的立法行动，税率便会在年底回升至之前的水平。

特朗普一方面希望有关的低税率可以持续，另方面亦想进一步减税。上述的“2025计划”的建议是将现有税率推倒重来，新的个人所得税分15%和30%两种，企业所得税则减至18%。有批评指出，这会增加低收入人士和减少高收入人士的税务负担，增加了税后收入分配的不均。由于共和党掌控了参众两院的多数，成功减税的机会比较大，会为美国经济带来正面的刺激作用，同时也会提高美国企业的竞争力。

大削政府开支势添民怨

另一方面，特朗普2.0亦计划削减联邦政府的财政开支，提高政府部门的效率。马斯克曾经稍为随意地提到，会减少政府开支2万亿元（美元下同），但这难以实现。在去年9月结束的财政年度，美国政府开支为6.75万亿元，2万亿元即占总开支的30%。再看看开支中必须支付的，包括社会保障、医疗和国债利息，已达4.13亿万亿元。馀下的再减2万亿便只有0.62万亿，连该年度的国防开支也不足，更无经费用于教育、基础建设、退伍军人福利等多个社会民生项目。当然，若要节省2万亿，肯定会影响政府运作和引发民怨。

特朗普2.0的减税规模和幅度有多大仍未清楚，但无论如何，都会进一步增加美国国债。即使包括多次提及的对外国产品增加征收关税所得的财政收入，亦难以抵消削减所得税的财赤效果。基于美元的“嚣张的特权”（exorbitant privileges），美国政府已习惯了对财赤和国债的持续上升视若无睹，只要去美元化还未认真地打击到美元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核心地位，美国两党仍会继续透支未来。

特朗普及其顾问团队常认为进口是给外国赚自己的钱，美国的贸易逆差是外国找美国的便宜。要减少贸易逆差，一是征收关税，另一是从汇率入手，迫使外国货币升值，两者都会增加美国消费者购买外国产品的美元价格，减少他们的进口。但关税可以选择性地加于某些特定商品，因而也是制裁外国或保护本地产业的手段。

特朗普早前曾扬言要对中国产品加征60%关税和全球其他国家产品10%甚至20%的关税，其后又以25%关税威胁加拿大和墨西哥，要它们限制芬太尼和非法移民进入美国，最近又说以100%关税对付那些要去美元化的金砖国家。要控制巴拿马运河和格陵兰岛，也用关税威胁巴拿马和丹麦。

对众多外地征收大幅关税，无异于减少外贸，趋向孤立主义，同时外国亦会还以颜色。全球分工已落实到零部件的层面，特朗普的多方面关税容易误中副车，亦会如回力镖般害人害己。到头来美国的贸易或会趋向平衡，但那只是贸易收缩下的平衡，贸易带来的增值皆付诸东流。首当其冲的美国企业或会进行多方面的游说，或以各种理由争取豁免贸易限制，甚至因为竞争力不足而退出市场。估计美国会在特朗普2.0开始时对一些国家选择性地加征关税，但税率不会如传闻般高。

在目前的环境下，美国难以迫使外国货币升值。一来面对美国的高关税，正是需要让货币贬值来抵消关税，将货币升值就如送羊入虎口。二来目前全球众多经济体都处于增长疲弱情况，货币升值是倒行逆施。这情况和1985年的广场协议时不同，当时的日本经济如日中天，每每威胁着美国的领先地位，有条件让日圆升值。当然，日本央行随后的误判和无效的政策，导致经济呆滞多年，但那是后话。

加征关税将推高美国物价

反过来说，美国是否可以单方面让美元贬值来促进出口？首先，直接影响美元汇价的是联储局的货币政策。在现有制度下，联储局毋须听命于白宫。此外，美国的货币政策目标是2%的通胀率和最高就业的双重使命，没有汇率目标的考虑。换句话说，联储局实施货币政策，一贯以来都不是要调控美元汇率。若特朗普硬要更改货币制度的安排，自然会给美元及美元资产市场添上浓厚的不确定性和不透明性，美元亦会自然贬值，但此举破坏性很大。

过去几个月美国的通胀率似乎有很大黏性，虽然通胀率不很高，但迟迟未接近2%的目标，联储局减息的步伐也慢下来，似乎短期内改变不大，特别是特朗普2.0若真的加征关税，也会推高美国物价。

以特朗普唯我独尊的性格，大概无论美国经济如何如他所愿，亦不会是他心目中的MAGA，因为世界上有一个足以与美国抗衡的中国，这也是他在2018年开始启动贸易战打击中国的原因。然而美国并没有赢得贸易战，甚至在不同准则下都败下阵来。随后拜登政府对中国的多方面打压都不成功。

如今特朗普再度上台，为了增加胜算，便巧取豪夺地增加美国的资源。主要是土地，和随之而来的物资和战略位置，于是有了特朗普2.0的启幕，国际政治一下子回到二战前的乱局。也许战后的80年是历史的偏差，规则制定者最终也是规则破坏者。

一个被法庭定罪的重犯（convicted felon），曾经在4年前挑动政变、两次被国会弹劾、谎话连篇的政客，可以第二度登上全球最高权力的位置，应该是超乎政治学伦理和想像的异数，但特朗普2.0并非个人现象，在他后面有7700多万投票给他的美国选民，以及众多攀附的政客、资本家和科技巨头。历史不会终结。

陆炎辉博士
港大经管学院荣誉副教授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五年一月十五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致命工业意外在香港时有发生，2024年上半年共11宗，较前年同期有所增加。劳工处公布，这些意外中有5宗关乎建造业，2宗与制造业有关，馀下4宗则涉及运输、仓库、邮政及速递服务。建造业在职业安全健康方面一向存在较多问题，该5宗相关致命意外关乎有害物质、有人受困、被堕下的物件击中等。

有立法会议员关注建造业界的安全意识薄弱，为赶工而导致意外。劳工处指出，业界贪快、贪方便、“要钱唔要命”的弊病颇为常见；如果做足安全措施，大部分意外本可避免。

经济学假设人都是理性的，每个人的行为应对自己最有利。要防止一件事情发生，就应该加大其成本，让决策者加以避免。工业意外牵涉到雇员和雇主双方；就雇员而言，如果安全措施没做足，因工受伤甚至丧命，难道成本还不够大、还不应加倍小心吗？

至于雇主方面，除了承担赔偿责任，还要被迫停工、接受监控、暂禁投标等。立法会2023年通过修订《职业安全及职业健康法例（杂项修订）条例草案》，最高罚款额由50万元大增至1000万元。加大成本难道还不足以让公司警觉幷作出改善吗？实行更严厉的法规、加强教育、监督雇员，对雇主而言，减少致命意外应该是收益大于成本，为什么情况未见明显改善？

疏忽在所难免

近年兴起的行为经济学认为，人在决策、行动时，常常不够理性，幷没有做出对自己最有利的选择。认知科学、心理学为这一说法提供了很多证据。美国心理学家Christopher Chabris和Daniel Simons曾经进行一项广为人知的实验，其中安排6名学生互相传递篮球，然后将相关视频播放给观察者，要求他们点算其中3名穿白色上衣的学生总共传球多少次。球来球往之际，有个身穿大猩猩服装的人走到球员中间，捶胸顿足一番后便离开。这件匪夷所思的事情，竟有一半观察者完全没有注意到。短短数分钟传球过程中，舞台背后的布景颜色瞬间改变，更是几乎没有观察者留意得到。这一实验后来被称为“有史以来最著名的心理学演示之一”，两位研究者还因此获颁搞笑诺贝尔奖。

有人说这是人为制造的场景，你让人去数传球的次数，他当然不会注意有没有大猩猩走过。问题是，我们在日常生活或决策过程中，虽然幷无受命要专注什么，却自然而然只会专注某些事而忽略另外一些事。上述两位学者亦曾在街头进行另一实验，其中参加者假装在陌生的城市迷了路，向路过的人问路。在对话中安排了另外两人抬著门板，强行从问路者和回答者中间穿插而过，而问路者与其中一个抬门板者巧妙互换。等门板过去，回答者继续回答。虽然“调包”两人的衣著、相貌差别很大，有一半观察者却完全察觉不到问路者已经换了人。

如何避免意外

两位学者的一系列研究都揭示，专注于某一件事的人，很容易忽略其他事情。2010年，他们将相关主题写成《看不见的大猩猩》（The Invisible Gorilla: How Our Intuitions Deceive Us）一书，大获好评，影响广泛。书中大量例子表明，我们以为可以全面、准确地观察到周围所发生的事情，但其实只看到这个世界的极小部分，而错过了很多。我们的注意力、感知、记忆、推理，都有重大缺陷和错失，常常导致代价高昂甚至危及生命的错误。

每个人都会犯类似的错误。香港每年都有多宗高层住客在晾衫时，意外跌出窗外而丧命的惨剧。在工业意外中死亡的雇员，也很可能基于同一原因：不是不懂后果严重，而是大大低估了发生事故的可能性。

要改善此情况，当然不能单靠加大惩罚力度，而要从教育入手。劳工处称，有些个案每每发生在缺乏安全意识的少数族裔身上，因此要特别针对这个群组推展有关宣传。

雇主方面，则需要考虑到底是公司对问题认知不足，还是只因尚未找到合适、有效的方法。如果是前者，当然应该进一步加重处罚，有议员就建议设立举报机制。若是后者，则政府和行业协会应该加强教育、督促公司切实执行有关法规，委派专人监督，组织有效的经验交流。

此外，不妨借助高科技，例如劳工处正在研究利用无人机协助搜证和执法。除了执法和惩罚，高科技还有更正面的作用。例如智能相机镜头现已用来及时发出警报，以免司机因打瞌睡而出意外，或长者上洗手间时摔倒。应用到工业场景，可研究能否在搭棚工人的头盔装上智能镜头，以监察工友在工作时是否已扣上安全绳。至于在固定场所（如工厂），安装智能相机确保工业安全，相信较易实行。

理性还是非理性

注意力一时疏忽，看似是人类的认知缺失，但换个角度看，倒可以视为人类认知的巨大成就。几百万年前，在非洲大草原上的人类祖先，需要在瞥见移动物体的瞬间，断定是否狮子、豹子之类的吃人猛兽，是否需要拔腿就跑，而不是全面、准确、客观地认识世界；在极短的时间内，根据一鳞半爪的讯息，就要迅速决定如何行动。换句话说，认知是解读而非接收，追求的是效率而非全面、客观。为了作出决定，只需抓取一点点关键资料，而忽略其他。

人到底是理性还是非理性，所做决策是否对自己最有利？就证据而言，幷不是非黑即白，既有仔细思考、权衡利弊的例子，也有卤莽大意而丢失性命的个案。

就学术研究而言，理性抑或非理性都只是假设。采取什么样的假设，主要不是看假设是否绝对符合实际，而是看它能否最有效地帮助我们分析和理解问题。

至于公共政策，则不能直接假设人是理性的。行为经济学对于非理性行为的关注，可以为公共政策带来新的思路。以器官移植为例，世界各国都面对捐赠器官供应短缺问题。虽然德国与奥地利在语言、宗教、历史、经济发展、教育水平各方面都很近似，但德国的器官捐赠登记率只有15%，奥地利却高达90%以上。专家发现，造成这一重大差别的原因，在于德国的系统要求捐赠者填表，声明同意捐赠，亦即自愿捐赠（opt-in）；没采取任何行动的人，等于不愿意捐赠。奥地利的系统则倒转过来，没采取任何行动的人视为“预设默许”（opt-out）捐赠，而不愿意捐赠器官者，则需要填表声明。

科学家的研究表明，在德国、美国这些推行自愿捐赠机制的国家，国民认为器官捐赠道德高尚但成本高昂，好比要决定把遗产的5%甚至50%捐给慈善机构，或相当于绝食抗议这样代价高昂的行为。而在奥地利这种实施预设默许安排的国家，国民认为器官捐赠是件小事，无关道德，有点像让某人在排队时插队，又或缺席孩子的毕业典礼和棒球比赛。

在香港，由此产生的政策建议也就清晰明确：如果希望提升器官捐赠的比率，一个简单有效的办法，就是将现行自愿捐赠的机制，改为预设默许捐赠。

周文教授
港大经管学院管理及商业策略副教授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五年一月八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数字化生活已经成为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然而对于中国2.97亿60岁以上的长者来说【注1】，新技术能否让他们受益却仍然存疑。 尽管各界都在努力推动「智慧养老」，但现实是许多长者在跨越数字鸿沟时，遇到不少挑战。

随着全球老龄化趋势加剧，如何确保庞大的银发族享受科技时代的便利，成为了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

世代数字鸿沟有待缩窄

长者使用数字技术常常面临诸多障碍。 一方面，很多数字产品设计缺乏对长者需求的关注，操作复杂、界面不友好，使得他们即使有心尝试，也往往因为使用体验不佳而望而却步。 另一方面，网络诈骗日益猖獗，一些不法分子专向防范意识较弱的银发族下手，导致他们在数字生活中遭受财物损失，甚至心理创伤。

信息超载、隐私泄露等问题也让不少长者对新技术产生恐惧感，更进一步限制其融入数字生活的步伐。 为了使每位长者都能安全、自信地参与数字社会，许多企业都开始探索如何通过数字化技术，构建一个更加包容、人性化的环境。

包容长者如何惠及企业

从环境、社会及管治（ESG）的角度来看，企业在助老领域的投入不仅能带来显著的社会效益，还为企业创造多方面的价值。 为此，笔者调研了顶尖数字化企业的助老实践，总结出以下4种效果。

一、提升品牌形象和社会认同。 通过积极参与助老项目，企业展示其对社会责任的承诺，增强公众对其品牌的好感和信任。 二、建立社区关系。 深入社区提供服务的企业，能够更好地理解当地需求，建立深厚的社区联系。 三、增强员工参与感和忠诚度。 透过助老项目，员工得以参与公益活动，从而增强其归属感和忠诚度。 四、推动内部创新和人才发展。 在开发适合长者的技术产品和服务过程中，企业能够激发内部的创新思维和技术进步。

案例1：AI向善语料库

腾讯于2024年8月启动了一项面向全社会的共创行动——AI（人工智能）向善语料库【注2】，旨在为那些在商业环节中失声的群体和话题，构建一个更加人性化的AI语料库。 通过前期调研，腾讯研究院认识到，由于社会普遍认为长者在数字方面的消费力较低，因此相应需求长期不受重视。 目前大部分AI产品亦并非专为长者而设，未能针对其实际需要。 要使长者能够真正受益于AI的发展，大模型需要能够理解他们的特殊需要，提供信息实用、满载关怀的回答。

为此，该项目首先通过联系一众专业人士，包括社工、志愿者、社区工作者、心理辅导员、医生等，加上热心的高等院校师生，共同收集并整理了数千条长者日常生活中的真实问题及相关解答。 这些问题涵盖了情绪管理、网络购物、心理危机处理，乃至临终关怀等多个方面，力求全面覆盖长者的生活需求。

为了确保语料的质量，腾讯邀请不同专家确定了「好语料」的5个标准：一、精确的需求识别; 二、充分的同理心; 三、切实可行且效果可见的操作建议; 四、简短口语化的表达方式; 五、稳定的回答风格。 团队发现，AI回答的同理心尤其关键，不仅需要应对长者的负面情绪，提供充分的理解和支持，也应有助于激发和强化他们的积极情绪与自我价值感。 腾讯研究院计划逐步开放AI向善语料库，以推动社会各界在这些语料的基础上，创建出更有人情味的产品。

腾讯研究院发布的研究报告。

案例2：蓝马甲行动

为了便于长者更安全地享受数字生活，并增强他们的反诈防骗意识，蚂蚁集团及其公益基金会于2020年9月发起了蓝马甲行动【注3】。 通过传统方式和数字技术，这一项目旨在协助长者融入数字时代，避免让长者成为网络犯罪的目标。

线下活动方面，蓝马甲在社区中心举办公益讲座，讲解数字设备使用方法和防骗知识; 在社区广场设立咨询台，提供现场指导和答疑; 组织志愿者进行家访，给予一对一的帮助和指导。 至于线上活动，蓝马甲行动与20多家伙伴机构携手合作，生产多元的专业助老科普内容。 例如，徐州幸福105电台每天早晚高峰时段都会播放《幸福蓝马甲公益电台》小单元，包含反诈小剧场和手机使用指南等内容。

现时蓝马甲行动已经具备4个系统化的支持平台：助老内容创新平台、助老生态支持平台、助老价值倡导平台和助老议题研究平台。 基于前期活动的经验，蚂蚁公益基金会在2022年发布《适老化设计与服务参考指南》，2023年发布助老防骗书《一件蓝马甲——关注数字时代的银发群体》。 「蓝马甲行动」为长者提供了直接的帮助和支持，也促进了社会对银发族议题的关注。

蓝马甲志愿者在社区驻点协助长者使用手机。

图片来源：长沙县知仁社会工作发展中心

政策建议

综上所述，助老不仅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途径，也是提升品牌形象、促进社会和谐、加强社区关系，以及推动内部管治优化的有效方式。 从ESG的角度看，这些活动为企业带来可持续的竞争优势和发展机遇，创造双赢局面。

笔者呼吁更多企业充分发挥自身的技术、资源和服务优势，积极参与并推动助老事业。 通过深入了解长者用户的需求和心理特征，设计既易用又富有情感交流的产品; 通过教育普及和社会服务，提高他们的数字素养和防骗意识，从而构建一个更加包容、温暖的数字社会，让每一位长者都能安全、自信地享受科技带来的便利。

注1：https://www.mca.gov.cn/n152/n166/c1662004999980001780/content.html

注2：https://mp.weixin.qq.com/s/ggdoPoCtTmimzqu7IW8P9Q

注3：https://mp.weixin.qq.com/s/oqvkME_w1nUBmb7f89ir1w

张闰嘉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博士生

颜示硼
港大经管学院管理及商业策略助理教授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五年一月一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香港经济自二战后尽管经历多次起伏，其国际金融及贸易中心地位，依然在世界经济舞台上历久不衰。 然而，面对近年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区域竞争激烈及地缘政治局势恶化，香港作为高度外向型的自由经济体，我们不能因为过去均能化危为机便心存侥幸。 时移世易，香港现时面对人口老化等诸多内忧，加上外部挑战，未必如昔日般「耐寒」。

面对这些新时代的挑战，我们不能因循守旧，必须努力寻找方法提升自身的竞争力，解决经济的老大难问题。

经济未解的“老大难”

香港经济近几年面对的挑战之一，是政府财政赤字问题持续。 特区政府于2017至2018年度的盈余达至1,490亿元，创历史新高; 而在2023至2024年度却录得1,002亿港元的赤字。 本年度（2024至2025）财赤原本预期会缩减至481亿元，但目前估计则将高达约1,000亿元，其中尚未扣除政府发债所得，实际赤字应该更大。 财赤的背后，既有政府开支快速增长，亦有政府收入倒退的因素。 政府开支在2017至2018年度为4,709亿元; 到了2023至2024年度已大幅增至7,213亿元，当中非经常开支、社福和卫生开支增速较快，而后者并不易扣减。 与此同时，特区政府收入从6,198亿元倒退至5,494亿元。

如图1所示，在政府收入的主要来源中，2017至2018年度有26.6%来自卖地、15.4%的收入来自印花税; 到了2023至2024年度，卖地收入占比已锐减至3.6%，而印花税的占比则大幅下滑至8.9%。 虽然投资收入占比从3.5%升至13.6%，但始终并非一项稳定的收入来源。 此外，税务局2023-24年报显示，于2022-23课税年度只有约183万市民需要缴交薪俸税，税基依然偏小。 整体经济不景，政府难望在短期内大幅削减居高不下的财政赤字。

图1 香港特区政府于2017-18及2023-24财年的收入来源

香港经济面对的挑战之二，是未能充分发挥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带来的经济效益。 目前大湾区内的消费活动已经高度融合，但香港的专业服务业仍未能完全融入大湾区的发展。 近年港人北上消费成风，但南下旅客消费意欲普遍较弱。 同时，愈来愈多港人选择在内地电商平台购物，对本港实体店的销量造成一定影响。 根据统计处的数据，2018年零售业销货价值指数为144.8点，2023年只有121.3点，至2024年首10个月的平均数字进一步跌至111.8点。

此外，2018年零售业销货数量指数为148.9点，2023年只有113.9点，至2024年首10个月的平均数字进一步跌至103.3点。 两者降幅同样显著。 诚言，由于租金和人工成本的约束，香港零售业确实难以在性价比方面与内地同行竞争。 但是，香港擅长的专业服务业似乎亦未能充分把握大湾区的市场机遇，这除了是因为近年宏观经济转弱，亦有跨境专业资格认证滞后、行政程序繁琐等原因。

香港经济面对的挑战之三，是中产阶层逐渐萎缩、国际人才流失。 经济结构单一是中产阶层逐渐萎缩的一大原因，香港中等收入工作一向集中于金融、房地产及专业服务业，当这些行业遭遇逆风，问题便马上浮现。 此外，近年大量中产阶层移民海外，虽然亦有大量高学历的新移民来港，但国际化程度较低。 香港大学经管学院的《香港经济政策绿皮书2024》曾利用领英数据作出分析，其中亚裔占离港者的比例为58%，占来港者的比例却高达79%; 而离港者的联系人数目更是来港者的1.7倍。

四大变革迈出新方向

要破解上述问题并非易事，笔者简列以下四大政策方向，以收抛砖引玉之效。

一、辟财源扩阔税基

香港可以借鉴新加坡，考虑采用循序渐进的方式引入消费税，缓解政府财政压力。 新加坡于1994年开征3%的商品及服务税（简称GST），其后逐步增至2024年的9%。 2023年，此一税项已贡献该国政府15.7%的财政收入。 若按香港私人消费开支计算，扣除现有重叠税项，粗略估算每2%的GST可为特区政府带来约270亿港元的增量收入，约占2023年财政收入的5%。 参考新加坡的经验，零售业销售在2007年及2023年调高GST税率后有所下降，但在1994年、2003年及2004年调高GST税率后没有下降。 近期RHB银行的经济学家在一项研究中指出，新加坡于2024年1月调高GST税率后，对消费习惯并无明显影响。 从中可见，调高GST税率后，零售业销售并非必然变差，关键在于力度把控、预期管理和福利政策的相互配合，以确保市民保持消费意欲。

诚然，征收GST在新加坡亦有引起争议，例如有意见认为生活必需品应获得豁免。 新加坡政府不接纳该意见的原因在于潜在增加的合规和审查成本，其选择通过发放GST代金卷、资助公共教育和医疗服务等方式来舒缓低收入家庭的生活压力。 无论如何，GST过低不足以减轻政府财困，过高则会引起商家、市民的不满，以及可能造成过份的通胀压力; 如何在两者之间取得平衡是政策制定的一大难点。 此外，政府亦可考虑出售闲置资产，包括闲置物业和过剩股权，以舒缓财政压力。

二、谋发展推公私营协作

特区政府可考虑通过加强公私营界别合作，推动基建发展，此举既可减少政府前期投入和营运的成本，又能引进先进企业的技术和管理经验。 许多国际城市通过这种发展模式已取得了可观成效。 例如美国芝加哥的Skyway公路、加州长滩港的再发展项目、新加坡滨海湾金沙综合度假村、国内北京地铁4号线项目，以至本港的东区海底隧道等。 公私营界别合作方式固然各式各样，较常见的包括建设-运营-移交、建设-拥有-营运、转让-营运-移交」等模式，香港可视乎实际需要斟酌选用。

三、藉独特优势融入大湾区

香港需要优化与大湾区其他城市之间的融合，充分挥区域经济带来的好处。 香港与内地最近签署《〈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服务贸易协议》第二份修订协议，据此，当中内地对本港多个专业服务领域进一步开放。 特区政府可在此基础上，继续与大湾区其他城市保持密切沟通和合作，以确保政策得到有效落实，例如帮助香港的产业测量企业进行备案，以便其通过联合体模式竞投大湾区的咨询项目。

再者，香港的高等教育在大湾区内优势明显，政府可与各城市保持紧密合作，继续支持香港高校于区内扩建分校，并在后续发展中取得成功。 其中，尤其有必要打通「四流」，即人流、货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唯其如此，方能使大湾区分校同时获得国内和国外的宝贵资源，并保持香港高校国际化的竞争优势。

为最大程度上消除香港金融、法律和会计等各个专业领域服务大湾区市场的障碍，特区政府仍需要继续推动打通大湾区内的制度壁垒。 例如，香港律师会和中山大学在《香港法律执业者在粤港澳大湾区首阶段发展现况调研报告》中指出，在目前的内地法规下，香港律师事务所与内地律师事务所联营，不得采取合伙型联营和法人型联营。 因此，实践中香港律所和内地律所的合作主要是非合伙型联营，其衍生出许多问题，例如律师利益冲突处理不同、业务受理范围和处理标准不同、双方法律责任规定不明确等。

四、积极抢人才兼吸引外资

在吸引内地人才和资金的同时，香港有必要重视吸引海外人才和外国资金，以维持自身作为国际大都市的相对优势。 当前地缘政治紧张，华裔顶尖科技人才在欧美等地发展事业遭遇障碍，特区政府不妨借机争取他们来港发展。 与此同时，特区政府亦可考虑为各大学设定具体的绩效指标，例如规定外国学生须达到一定比例，以巩固香港高校国际化的强项。

无庸置疑，香港必须继续利用「一国两制」的独特优势，为内地招徕更多的外商直接投资。 同时，引进重点企业办公室除了继续引进内资外，亦需要加强引进外国领先企业，以维持香港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 人工智能、生命科技、金融科技、先进制造、新能源等新兴产业的发展，关系到香港未来是否能够创造更多优质工作，以壮大中产阶层和促进经济繁荣。

正如笔者于两年前在本栏中提及，吸引人才的前提，是创造宜居宜业的环境。 否则，即使人才来港，他们亦不会久留。 一方面，人才需要在香港找到优质的工作、接触到生气勃勃的业界社群，以及享受舒适而多姿多彩的生活环境; 另一方面，人力资本是否优质亦是企业落户香港的重要考虑因素。 因此，招商引资、抢人才，甚至是文娱政策，应该相辅相成，而不是独立运作。 留住人才和企业是一个系统工程，香港需要全方位的政策配合，方能成功。

邓希炜教授
港大经管学院副院长（对外事务）、冯国经冯国纶基金经济学教授

张超艺
港大经管学院香港经济及商业策略研究所高级研究助理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四年十二月十八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今时今日，人工智能（AI）技术突飞猛进，从智能助手到自动驾驶，从工业生产到医疗诊断，AI的应用已深入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根据国际数据公司（International Data Corporation）预测，全球AI市场规模将从2022年的1324亿美元增长到2027年的5124亿美元。

在为AI带来的创新便利欢呼之馀，社会各界是否意识到，这场科技革命正在悄然对地球环境造成巨大影响？事实上，AI发展过程中产生的碳排放问题，已经到了不容忽视的地步。

隐形杀手：AI训练的碳足迹

要理解AI对环境的影响，必须揭开AI模型训练的面纱。现代AI模型，尤其是大型语言模型的训练过程，需要海量的数据支持和庞大的计算资源。根据马萨诸塞大学阿默斯特分校的最新研究，训练一个大型AI模型产生的碳排放量高达62.6万磅，相当于5辆汽车从生产到报废的全生命周期碳排放总和。

具体而言，GPT-3的训练过程，大约产生552吨二氧化碳；至于规模更大的GPT-4，碳排放量估计超过1000吨。令人尤其担忧的是，这个数字正在不断攀升。在“大模型即王道”的行业共识下，各大科技公司争相发展更大规模的模型，导致能源消耗呈指数级增长。到2030年，估计AI行业的碳排放量将占全球碳排放的3.5%。

数据中心：AI时代的耗能巨兽

当前AI大模型的能源消耗令人咋舌。史丹福AI研究所数据显示，GPT-3单次训练耗电1287兆瓦时，相当于3000辆特斯拉电动车各行驶20万英里的总耗电量，产生552吨二氧化碳排放。

从日常应用看，ChatGPT回应用户1次，耗电量达2.96瓦时，差不多是标准谷歌搜索（0.3瓦时）的10倍；由AI驱动的谷歌搜索更需8.9瓦时。水资源消耗同样惊人：GPT-3训练期间，耗水近700吨，每20至50个问题就需500毫升水。2022年，Meta公司仅在数据中心冷却上，就已耗水260多万立方米。

能耗激增的根源

人工智能大模型的高能源消耗主要源于两大核心因素。首先，随着AI技术的快速反复运算，晶片需求量急升，直接推高了电力消耗。现代AI模型的训练和推理过程使用大量计算资源，这些资源主要依赖高性能硬体，包括图形处理单元（GPU）和专用集成电路（ASIC），运行时耗电极大，以应付复杂的计算。随着AI模型规模不断扩大，所需的计算能力也呈指数级增长，对高性能晶片的需求亦有增无已，令整体电力消耗量飙升。

再者，AI模型训练过程需要强大的算力支持，这些运转不息的数据中心产生高热量，必须冷却处理。中心作为AI计算的核心基础设施，其能耗问题尤为明显。伺服器和储存设备在高负荷运行时会释出巨大热量，如果不及时散热，设备的性能和寿命都会严重受损。因此，数据中心都配备高效的冷却系统，以确保设备在适当温度下操作。

数据中心营运成本结构中，电费占总成本的60%，其中超过40%用于冷却散热系统；特别是在风冷数据中心，超过60%的电力用来散热，真正用于计算的电力还不到40%。这种能源利用效率的失衡，导致全球数据中心的耗电量已达10年前的近10倍。传统的风冷系统虽然成本较低，但效能亦较低，难以满足现代数据中心的高效散热所需。相比之下，液冷系统虽然初期投资较高，但散热效率亦高，能够大幅降低数据中心的能源消耗。

此外，中心的选址和设计也对能耗有重大影响。不少数据中心建在电力成本较低而气候炎热的地区，加重冷却系统的负担。为了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数据中心应优先选择气候凉爽、能源供应稳定的地区，并采用模组化设计，以便根据需求灵活调整计算资源的配置。

最后，AI模型的训练和推理过程还涉及大量的数据传输和储存，这也增加了能源消耗。随着数据量持续增加，中心因需要更多储存设备和更高频宽才足以应付，而进一步推高能耗。由此可见，企业应积极采用数据压缩和优化传输技术，减少不必要的程序，以便降低能耗。

企业解决方案和政策建议

面对AI技术带来的环境挑战，企业和政策制定者需要采取一系列减碳措施。一、企业应积极采用绿色能源和节能技术。通过投资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减少对传统化石燃料的依赖。二、企业应优化AI模型的训练演算法，减少不必要的计算量，从源头上降低能源消耗。三、企业应加强数据中心的管理和技术升级。采用液冷等高效冷却技术，提升能源使用效率。通过智能调度和负载均衡，减少数据中心的闲置资源浪费。四、企业可通过虚拟化技术，整合计算资源，进一步降低能耗。

在政策层面，一、政府应制定严格的能效标准，推动AI技术的绿色发展。通过税务优惠和资助，鼓励企业采用节能技术和可再生能源。二、加强对数据中心的监管，制定能源效益评估标准，推动行业整体能效提升。三、政府和业界携手推动公众和企业的环保意识。通过碳排放交易、碳抵消等机制，减少AI技术对环境的负面影响。教育和宣传是不可或缺的范畴，只有当AI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广为人知，才能形成社会共识，合力应对。

危机中的曙光

AI技术势不可挡，但我们必须确保其发展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通过科技创新、企业自律、政府引导和社会监督等多管齐下的方式，在享受AI便利的同时，亦可把环境影响降至最低。根据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的预测，若能采取积极措施，到2030年，AI行业的碳排放增长率可以控制在每年5%以内。

作为这个时代的见证者和参与者，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关注AI发展带来的环境问题，用实际行动支持绿色AI的发展。只有这样，才能够确保AI技术真正造福人类，而不会变成地球的另一个负担。在追求科技进步的道路上，环境保护绝不应作为可有可无的点缀，反之应是必须严格遵守的底线。让社会上下齐心协力，推动AI走向更加绿色、可持续的未来。

通过政策引导、科技创新和公众参与，香港不难在2035年之前，实现AI行业的碳中和目标，为全球可持续发展作出贡献。

本栏逢周三刊登

章逸飞博士
港大经管学院经济学高级讲师

今天当我们戴上耳机聆听音乐时，会否意识到超过30%的音乐已经是由AI生成的？从去年一首AI生成歌曲Heart on My Sleeve在Spotify上一举获得逾2000万的点击，到今年年初，最大唱片公司环球唱片（Universal Music）因为AI音乐泛滥，而把旗下所有音乐从最大手机短视频平台TikTok上撤销，再到今年年中环球唱片和TikTok达成协议，后者同意在所有AI音乐视频上加上“AI音乐”的标签，AI技术对音乐产业的影响来势汹汹。

是喜还是忧？

随着AI技术的发展，各大科技公司的触角已经深入到音乐行业。比如，Meta公司去年推出的MusicGen模型可以根据用户输入的文字生成音乐，而另一家公司Stability AI在今年推出的Stable Audio 2.0模型更允许用户上传现成的音乐，从而生成风格迥异的新音乐，音效甚至堪比黑胶唱片。

喜的是，AI让非音乐专业出身的普通人不仅可以轻轻松松“创作”音乐，甚至还可以利用这些“创作”获得额外的收入。美国一家初创公司Boomy允许用户将其利用AI模型生成的音乐上载到Spotify等音乐串流平台，从而赚取佣金。

但忧的是，如果音乐可以被AI模型“创造”出来，那专业音乐人会否就此失业？从去年荷里活演员和剧作家对AI持续了5个月的抗议，不难看出这种忧虑已迫在眉睫。

事实上，这种忧虑也并非空穴来风。2017年Spotify上播放的音乐中，有87%是来自唱片公司的签约歌手，但是到了2022年这个比率下降到了75%。截至2023年，AI已经生成了超过一亿首乐曲，大概占据了我们30%倾听音乐的时间。业界人士预计，AI音乐的市场收益将会在2026年达到70亿美元；到2030年，AI音乐将占据50%的音乐市场份额。

数量抑或质素？

目前AI生成音乐的优势在于速度和数量。美国初创公司Boomy声称，短短几年AI生成乐曲已多达1800万首；相比之下，Spotify上纵贯古今的曲目也只有一亿首。可是，AI生成的音乐质素是否可以媲美专业音乐人的创作呢？目前AI的“创作”是基于过去的音乐，随着数量的迅速增长，其质素会回归平均（Regression to the mean）；而当大众对新技术的新鲜感退潮后，对AI生成的音乐会否感到厌烦，转而追捧音乐人的创作？又或者，AI生成音乐和音乐人的原创音乐是否可以“科学分工”，比如AI生成音乐可以作为成本较低的背景音乐，而音乐人的创作则在演唱会舞台上熠熠生辉。

人们对于数量和质素的要求，从来都不是舍此弃彼，如何优势互补，值得AI公司和音乐人共同探索。

对AI生成音乐感到头痛的，不仅仅有音乐人，更有靠音乐版权为生的唱片公司。AI模型之所以可以“创造”音乐，依赖的原材料就是现有唱片公司旗下的音乐。模型学习了这些音乐的特点，从而“创造”新的音乐。但是AI公司是否需要为这些原材料付版权费？AI创造出来的音乐，是否也应该受版权保护？

近年来，对这些问题的挑战层出不穷。比如去年，环球唱片指控一家由亚马逊和谷歌投资的AI公司Anthropic非法使用旗下的音乐，来训练AI模型。Anthropic公司则声称使用现有的音乐训练AI模型，不属于盗版侵权。

挑战还是机会？

由于AI技术的发展速度远远超过了现行知识产权法例的进展，这些无法迅速解决的问题，就成为了灰色地带，为唱片公司和AI科技公司既带来挑战，也提供机会。回顾历史，这不是唱片公司第一次遇到科技对版权的挑战。早在二十世纪末，当音乐从CD变成MP3电子档案，加上Napster等共享档案平台的兴起，盗版音乐泛滥让不少唱片公司几近关门大吉。唱片业花了10年时间，才开发出比传统售卖CD更加有利可图的商业模式，并最终与音乐串流平台在音乐版权上达成协议。

以史为鉴，随着AI音乐势不可挡，唱片公司不再视其为洪水猛兽，而是努力寻找新的商业模式，让音乐版权在AI时代可带来更大收益。华纳音乐集团CEO Robert Kyncl曾表示：“我们不会简单粗暴地拒绝阻止AI。”在推动音乐版权的法律界定和保护措施的同时，积极利用AI，一方面协助专业音乐人以更低成本、更快速度创作音乐，比如运用AI将播客（Podcasts）内容转换成不同语言，让不同国度的听众一饱耳福，甚至利用机器学习模型将披头四主唱John Lennon在1973年留下的一首模糊音乐demo提取出来，不仅在50年后的今天“复活”了这首Now and Then，还让披头四的经典歌曲重新火了一把；另一方面，也训练AI模型来精准定位侵权音乐，在必要时提出法律诉讼。更有甚者，使出“萝卜加大棒”的策略，一边抗议AI公司侵权，一边推进与AI公司合作，利用其版权优势抢占市场先机。

两百年前，一曲《命运交响曲》让我们感受到双耳失聪的贝多芬对命运的抗争；两百年后的今天，如果贝多芬复活，AI是否可以化为他的耳朵，促发他的灵感，为我们带来更多传世佳作？两百年前，贝多芬用音符呐喊出：“听！命运在敲门！”两百年后的今天，希望AI敲开的是人类创造力之门！

本栏逢周三刊登

范亭亭博士
港大经管学院市场学首席讲师

互相指摘或卸责，也许只是个人没担当的怯懦行为，但放大到社会层面，就足以产生混淆公众视听的恶果。政治人物往往透过彼此指摘来转移视线，力求贬低对手而抬高自己。在竞争白热化的选举中，不惜一切推卸责任已成政客的惯技，或对选举结果以至未来管治和政策带来难以想像的冲击。

民主党败选背后

本月美国总统选举结果尘埃落定，共和党特朗普以压倒性姿态胜出。贺锦丽惨败后，其所属民主党内随即出现大举卸责现象，矛头直指拜登，归咎他未能及时退选，陷贺锦丽于尴尬境地。不少党内成员亦认为拜登年老退化，不受选民欢迎，虽然他及后宣布退选，贺锦丽仍因受选民支持度不足，未能于明年入主白宫。

与此同时，民主党在国会改选中失去参议院和众议院的控制权，较4年前表现更糟。根据《纽约时报》的分析，自拜登在2020年出任总统以来，美国3100多个县的选民大都转向右倾。民主党向来标榜的支持堕胎权和民主立场，无法像经济和移民等迫切议题引起选民共鸣。

尽管美国失业率现正维持在历史低位，股市畅旺，但物价高、房租贵也是事实。拜登任内，物价上涨超过20%。康奈尔大学的经济学家巴苏（Kaushik Basu）指出，各种经济指标之中，通胀对政治影响最大。一般人无需数据，也对通胀有切身感受。再者，《金融时报》的分析显示，在今年举行选举的10个国家中，执政党的表现都不如上届选举，相信也与高通胀有关。

根据民调，三分之二的美国选民对经济给予劣评，收入较低的一群倾向于支持特朗普。2020年，他以15个百分点的差距失去收入介乎5万至10万的选民，但在这次选举中却逆转获胜。民主党人似乎忽略了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Maslow’s Hierarchy of Needs）：基本需要（如财务稳健和身心健康）必须先行，然后再满足其他方面。在竞选活动中，民主党聚焦于民主等议题而忽略经济。曾经是该党核心的工人阶级选民不再予以支持，因愈来愈多人按自身的经济利益来投票。党内对败选结果莫衷一是，更出现互相指摘。如此反应，是否就能把选票赢回来？答案不言而喻。政治指摘伎俩层出不穷，皆因政党或领导人借此进行政治操弄，以便大权在握。

企业卸责文化

在商业环境中，互相指摘确也颇为普遍。譬如一家公司面临存亡危机，责任的分配将直接影响其股价和投资者的信心。假使管理层只管找替罪羊，哪怕是象征式的代罪羔羊，公司亦难逃衰败的厄运。从管理学的研究可见，将公司失败归咎于外部因素的管理层，其整体表现往往不及承认自身责任并自我反省的公司。在濒临破产的企业中，可以看到不少经理将业绩欠佳委过于其他部门。相反，管理层若有责任感，则有可能转亏为盈，让业务重上轨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只有汲取教训，才能避免重蹈覆辙。

此外，互相指摘也足以助长风险规避文化，员工因害怕受责备而不敢主动行事，或碍于不愿分享想法而窒碍创意。众所周知，成功的企业有赖畅顺的运作；管理层必须致力培养团队合作精神，以解决公司内部的分歧。

“无过失”调查的启示

反观一些行业早已认识到指摘的弊端，例如航空业所以在降低意外事故一环取得成效，很大程度上受惠于“无过失”调查的程序。在美国，负责调查有关事故的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明确表示，调查目的并非追究责任，而是找出问题并提出建议，以防同类事件重演。航空业不进行追责的事后调查，为现代航空安全奠下重要基石。

这种调查方式有助于建立开放的安全文化，鼓励业界报忧，最终目的是确保减少意外事故。英国的航空监管机构在诚实错误和其他错误之间划界线，也是个好的起点。航空公司致力于营造一种文化，使机师不会因为与其经验和培训相符的决定或疏忽而受到惩罚。这种做法并非完全免责，只是将责任范围收窄而已。

医疗保健领域也面临类似情况。一旦发生医疗事故，世界各地对病人的补偿制度各有不同。例如英国依赖找出过失的诉讼程序，而纽西兰则是全球最早实施医疗事故处理制度的国家。纽西兰率先以“无过失补偿”的程序来处理医疗事故，并于1974年成立意外补偿局负责，接受因工作、交通或医疗事故导致的伤害赔偿申请。在这一制度下，无论医疗措施或副作用造成的伤害是否可以避免，病人均可向补偿局提出申请。只要问题与医疗诊断或决策相关，申请便可获批准。该制度推行后，除非医疗人员的行为严重违法，否则纽西兰患者几乎无法向医疗机构提出诉讼。

在航空和医疗领域，从错误中学习的动机特强，因为从业员在工作中生命随时受到威胁，安全无疑至关重要。因此，软件工程师和开发人员经常进行“无过失的事后分析”，以调查网站失灵或伺服器故障等问题。一般人不易理解这种不追责的思维，心理学家James Reason在1990年代为此提出一个框架，以释除大众对无能和犯错者逃避责罚的疑虑。

问责而非卸责

要逃避指摘其实并非易事。一、当事人为了避责往往要大费心力，但指摘别人反而是毫不费力的快速反应，而且容易令人入信。至于记录错误并确保流程得以改进，则难免涉及结构性的变化。例如无过失事后分析长期以来已属谷歌企业文化的一部分，该公司为此提供模板、反馈和讨论小组。二、企业管理层既然大权在握，指摘属下雇员也就轻而易举。

加州大学圣地牙哥分校和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学者最近合作发表一篇研究论文，指出当权者往往认为其他人会将失败归咎于他们。在一项实验中，参与者被随机分配为主管或工人，然后检视有关错误的纪录。参与者都收到道歉信，声明网络连接不稳定，以致任务无法正常完成。结果扮演主管者每多认定抄写员应为失误负责，主张克扣其报酬。由此可见掌权与施罚之间的因果关系。

指摘别人似乎也具传染性。2009年，心理学学者David Sherman 和 John Klein发表合著论文【注】，其中一个实验要求参与者阅读有关政治失败的新闻，然后写下政客的过失。读到关于政客将失败归咎于特殊利益的报道时，参与者更可能将自己的失败责任推卸给别人。至于读到政客承担责任的参与者，则更可能肯为自身的不足负责。同理，管理高层若轻易指摘别人，公司员工也会有样学样。如此一来，不难衍生出一种推卸责任的指摘文化。

不同文化对于失责和指摘的容忍度不尽相同。例如集体主义可能导致共同指摘，而在个人主义的文化中，个人指摘则较常见。相互指摘的经济学强调人类行为与经济结果之间的相互作用。了解这些动态关系当有助于机构创造出更具建设性的环境，减少诿过于人，以鼓励问责和合作。

注：Sherman, D. K. and John M. Klein, “Failure to Blame: The Effect of Collective Blame on Self-Attributio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09.

谢国生博士
港大经管学院金融学首席讲师、新界乡议局当然执行委员

何敏淙先生
香港大学附属学院讲师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特朗普在成功当选下届美国总统后，迅即筹组内阁。从人选来看，差不多每个任命都是要颠覆原有建制，这为未来数年的美国及国际社会增添浓厚不确定性。明年1月，美国各政府部门都有新主管上任，然而有一个重要职位不会因总统换届而改变人选，那便是联储局主席。现任主席鲍威尔由特朗普提名和参议院确认，但随后因加息引起特朗普的不满。看来若法律或政治成本低的话，特朗普也会以亲信取代鲍威尔，并将联储局来个翻天覆地的改动。

联储局与货币政策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这次总统选举中更清晰可见。不少调查都显示经济是选民最关心议题，而40年来首次出现的高通胀，正是民主党失败的一个主要原因。这次通胀在2021年中已明显呈现，但联储局在翌年3月才首次加息，未能先发制人，通胀因而冒升至2022年6月的9.1%。虽然通胀在今年中已放缓至约3%，惟物价水平仍高企。由2021年4月至本年10月，消费者物价指数上升了18.3%，这都被选民算在拜登和贺锦丽头上，同期间工资虽然有增长，却被看为个人努力的成果。

面对通胀，拜登政府也有一些应对措施，例如出售40%的战略石油储备以纾缓能源价格，但毕竟不若货币政策之有效。同时，民主党被传统思维限制，在经济议题上一贯重就业轻通胀，看见失业率徘徊于历史最低水平的4%以下，便认为已赢得民心，忽略了40年来通胀都处于低水平，约50岁以下选民都是首次面对无端失去大幅购买力的困境，而把通胀归咎于企业提高价格以谋取暴利的论述，实际上并没有解决问题。联储局这次对通胀反应过慢，加上其他政治经济因素，使一些政客产生把货币政策收归政府行政部门的意图。讽刺的是，特朗普这次胜出的一个原因是两年多的通货膨胀，但他二进白宫后迅速推行的高关税，将大幅提高美国物价。

美国大选结果揭晓后不久，刚好是联储局议息会议结束，鲍威尔在记者会上被问及，如果特朗普要他辞职会否接受，他只简单回应一个“不”字，然后是好几秒钟的冷场，无声胜有声地道出他与特朗普之间的张力。特朗普2017年以鲍威尔取代耶伦任联储局主席；其后联储局在2017及2018两年加息7次，每次0.25厘，把2008年金融海啸后接近零的利率提高至较正常水平，但特朗普认为提高利率会影响他任内经济，公开称鲍威尔是敌人，他和他的团队是笨蛋（bonehead）等。这次竞选期间，特朗普数次提过总统要有权决定利率，认为自己赚钱很多，也很成功，在很多情况下比联储局决策人和联储局主席有更佳直觉。其后他又自辩，说不是要直接控制利率，只是认为总统可如其他人一样就利率政策表达意见。他警告在竞选期间减息有助民主党竞选，但又多次提及当选后会减息，尽管在目前框架下，他没有这个权力。

鲍仍可掌FOMC 诞两权力中心

联储局成立的法律依据，是1913年国会通过的《联邦储备法案》（Federal Reserve Act）。联储局有3个主要组成部分，分别是联邦储备理事会（Federal Reserve Board of Governors）、12家联邦储备银行（Federal Reserve Banks）和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ederal Open Market Committee，简称FOMC）。严格来说，《联邦储备法案》中没有联储局主席一职，只有联邦储备理事会主席。理事会有7位成员，都由总统提名和参议院确认，任期14年，原则上不能续任，而且任期平均分布，大约每两年委任一名新成员。此外，理事会主席及两位副主席也是由总统在7人中提名及参议院确认，每个任期4年。现时鲍威尔作为理事会主席任期到2026年5月，但作为理事会成员，他的任期到2028年1月才结束。

至于那12家联邦储备银行，分别对全国12个区域提供服务，主席则由该银行的董事物色及委任，不在总统权力之内。联储局的货币政策由FOMC制定，FOMC设有12位成员，包括理事会的7位成员及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主席，其馀4位则由馀下11家联邦储备银行的主席轮流担任。其他联邦储备银行主席可以出席FOMC会议，但没有投票权。《联邦储备法案》没有说明谁是FOMC主席，传统上，FOMC的12位成员都会推举理事会主席为FOMC主席及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主席为FOMC副主席。也就是说，FOMC的正、副主席并非由总统提名委任。

现时鲍威尔在联储局中有几个职位，分别是理事会的主席和成员，以及FOMC的主席和成员。特朗普要辞退鲍威尔，须先从他理事会成员职位着手，但要解除理事会成员职务，必须要有一个合适和有力的理由，如渎职或玩忽职守等。若以政策看法与总统或白宫相左为理由，自然难以服众。如果只解除鲍威尔理事会主席职务，仍然留他为理事会成员，程序或许较为简单或阻力较小，不过他仍可被推举为FOMC主席，和今天一样在每次议息会议后面对传媒。若总统另外提名理事会主席，会使联储局内出现两个权力中心。无论是解雇的过程或结果，都会带来金融市场震荡。

和这点有关的是，目前可能出现的一个政策矛盾。FOMC是合法制定货币政策的单位，如上所述，它包括了7位理事会成员和5位联邦储备银行主席。前者由总统提名委任，后者的委任和总统无关。与此同时，法律又把银行在联储局储备金的利息决定权授予理事会。在一般情况下，银行储备的利息与FOMC制定的联邦基金利率步伐一致、相辅相成。但假如FOMC认为应该提高联邦基金利率，较容易受总统影响的理事会却降低银行储备金利率，政策矛盾便出现。

特朗普若不能或不想付出太高成本辞退鲍威尔，那他仍可以等到有空缺时委任志同道合者为理事会成员或主席，去影响联储局的货币政策，不过这有一定的困难。他在第一任总统期内提名了3人，均过不了参议院，其中女经济学者谢尔顿（Judy Shelton）因主张美元与黄金挂钩及对联储局独立性置疑而失去一些共和党参议员的支持。

有趣的是，被特朗普考虑做财政部长的贝桑（Scott Bessent），建议特朗普上任后即提名及争取参议院提早确认新的理事会主席人选，作为影子主席，架空鲍威尔。影子主席可就货币政策发言，在惯常的前瞻指引（forward guidance）做法下，市场会比较听取影子主席意见而不理会任期只到2026年的鲍威尔。贝桑说这只是他个人意见，而非特朗普的意见，但又说曾和特朗普讨论，并有把这个想法与特朗普的顾问分享。未知贝桑这一招会否在未来美国党争中被重复使用，导致政坛幻影重重？

陆炎辉博士
港大经管学院荣誉副教授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四年十一月二十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时至今日，面对纷繁复杂的环境、社会和治理（ESG）指标和日益丰富的ESG实践，ESG已不再是企业的边缘议题。如何精准施策、高效管理以提升自身的ESG竞争力，成为摆在众多企业面前的一道必答题──在资源相对有限的情况下，企业应优先采取哪些ESG策略？

兼顾评级 提升成本收益

以往企业在构建ESG策略时，通常倾向于依据评级机构的指标和权重来制定策略，力求提升评级。这种做法有其合理之处，因为它符合投资者依赖的评级标准，从而有助于企业在合规、融资等方面获得优势。

然而，随着近年ESG评级机构激增、其评级标准多元化，给企业带来新的挑战。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球有多达约600家ESG评级机构，它们所选定的指标和权重各不相同。现有研究表明，不同机构的评级结果之间的关联性较弱【表】，其中在S和G方面的相关性尤其低。

这种评级的不确定性带来几个问题。首先，有些企业哪怕已经在ESG方面进行了大量投入和付出，仍然有可能被某些评级机构给予较低评分；其次，那些只想“洗绿”、做表面工夫的企业，也能找到一些评级机构给他们较高评分；再加上现在很多评级机构每年都会制作各类榜单、奖项，并以此作为盈利的渠道，更是让ESG评级的公信力逐渐缺失。这种变化给基于ESG评级作出的决策带来不确定性，这对包括公司和投资者在内的广大决策者来说都是巨大挑战。

面对这种问题，笔者认为，一方面需要规范ESG评级市场，增加不同评级机构方法论的透明度。另一方面，企业也应该更多评估每项ESG行动和计划的具体成本与收益，更加理性地实践ESG。

具体来说，企业应该积极寻找那些既能带来显著社会收益，又能有效控制成本的ESG行动。通过精准识别并优先落实这些ESG措施，企业能确保每一分投入都物超所值，在取得良好市场形象和投资者信任的同时，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重提升。

微调介面 饿了么创典范

具体到执行层面，企业可以考虑通过实验的方法寻找低成本、高社会收益的ESG行动，与此同时，企业应考虑与学界合作，对具体的ESG行动方案的成本与社会收益做精确评估。这里，笔者介绍与阿里巴巴的合作案例，说明企业如何通过较低的成本带来较大的社会收益。

“饿了么”是阿里巴巴集团旗下外卖平台，也是中国第二大外卖公司，2022年用户数已经超过7亿。与该平台合作期间，我们研究了“绿色助推”对用户即弃餐具使用的影响。具体来说，“饿了么”在北京、上海、天津3个城市开展了以下“绿色助推”实验：在这些城市的用户下单介面上做了一个微小的改动：将默认选项设置为“无需餐具”，并给予选择“无需餐具”的顾客“蚂蚁森林绿色能量”奖励。那是一种非金钱的奖励机制，客户只要积累足够的“绿色能量”，阿里巴巴就会以客户的名义在荒漠地区种树，或开展其他环境保护行动。

这一改变对于饿了么而言，成本微乎其微，但能带来多大的社会收益？我们对2019年至2020年间10个主要城市的用户订单历史进行了分析，发现实施“绿色助推”措施的城市与未实施的城市相比，不使用餐具的订单份额增加了648%【图】。如果将这种“绿色助推”措施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每年可节省超过217.5亿套即弃餐具，减少约326万吨塑料垃圾，并节约544万棵等量树木产生的木材。该研究2023年作为封面文章发表于Science杂志，获得全球媒体广泛关注。

这一案例充分展示企业能够以低成本兑现自身的社会和环境承诺。仅仅通过程序员数小时的工作，就能爆发出巨大社会价值。这种创新的ESG行动不仅提升了企业ESG表现，还为社会创造实质好处，助力国家达成环境目标。

企学合作 验证策略效果

上面的讨论只是企学合作的一个小案例，但其方法论却可以应用到很多分析很多问题。例如，龙头企业如何有效进行供应链ESG管理（E方面）？在预算有限的情况下，企业应该更多投入到二氧化碳减排，还是聚焦空气污染物的处理（E方面）？增加员工和管理层的多元性会怎样影响企业的财务和ESG表现（S方面）？怎样的考核评价机制，可以更好地提升公司绩效，同时提高员工满意度（G方面）？要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对企业而言可能并不容易，但对学界来说却不复杂。通过企学合作，企业可以借助学术界的理论支撑和数据分析能力，更加精准地识别ESG机遇，验证策略的有效性。笔者认为，企业不仅是ESG评级的“考生”，还应该是ESG行动的主导者和践行者；相信更多的企学合作将成为推动ESG领域革新的强劲动力。

何国俊教授
港大经管学院经济学教授、香港大学赛马会环球企业可持续发展研究所所长

崔文小姐
香港大学赛马会环球企业可持续发展研究所高级经理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四年十一月十三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