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市值前十的公司中，有六家是平台公司，包括苹果（Apple Inc.）、微软（Microsoft Corporation）、亚马逊（Amazon.com）、Alphabet（谷歌的母公司）、Facebook和阿里巴巴 【注1】。平台商业模式如此强大，主要是由于其网络效应。平台是一个多边网络︰以亚马逊和阿里巴巴等电子商务平台为例，平台一侧是购物者，而另一侧是供应商。若以Facebook等社交媒体平台为例，平台的一侧是社交媒体的用户，而另一侧是广告商。

用户增加令网络价值高涨

那什么是网络效应？以Facebook为例︰若你是Facebook上的唯一用户，那么你在Facebook上就自然没有好友，Facebook这个平台对你几乎没有价值，但随着Facebook上的用户数量增加，这个平台的价值对每个用户来说也会自然增加，因为每个用户都可以透过这个平台，接触到更多的亲友。

对网络平台而言，每增加一个新用户所带来的额外价值并不是固定的，而是递增的。由于这个原因，网络的总价值会随着网络用户数目几何级数上升。根据梅特卡夫定律（Metcalfe’s Law），网络的总价值与网络用户数目的平方是成正比。这一点研究人员通过研究每月活跃用户（Monthly Active Users, MAU）与平台获得的收入之间的关系后，获得数据支持 【注2】。

以我们刚刚提及，在Facebook上连接亲朋戚友为例，所描述的网络效应被称作「组内」（within-group），但网络效应也可能是「跨组」（cross-group）的︰当社交媒体本身的用户数量增加时，广告商亦可以通过平台向更多人推广他们的产品或服务，因此这个平台对广告商而言也变得更有价值。网络效应解释了平台商业模式如何创造巨大价值，以及为何它们的佼佼者市值能超越传统公司。

新平台仍可加入市场

由于网络平台对用户的价值与用户数量的增长之间存在正面关系，这使大型网络平台比小型网络平台更具吸引力。因此新用户往往会选择前者而非后者，这有助大型网络平台持续增长，不断扩大市场份额，直至主导市场，令别的平台无法与之匹敌。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平台之间的竞争往往是「一山不能藏二虎」。

投资者愿意投入大量资金，尽可能吸引潜在用户，让自己的平台成为最终及唯一的赢家。因此在任何网络平台确立其主导地位前，市场竞争都是残酷的︰滴滴快的和优步（Uber）之间就曾爆发一场激烈的价格战，直到滴滴快的以70亿美元收购优步。据报道，优步在价格战期间每年花费10亿美元。

基于网络效应，在市场上早已存在的网络平台比新进者有更明显的优势。对于新平台而言，它们需要解决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以Facebook这类社交媒体为例，对于一个新平台而言，它鲜有用户加入，皆因其他用户都在使用既有的平台；新用户的增长低，新平台的用户数量就会维持在较低的水平。如果以购物平台为例，对一个新平台来说，因为买家数量少，所以卖家不愿意加入；而卖家数量少，所以买家亦不想加入，结果导致新平台总用户数量长期停留在较低的水平。

但这并不意味占主导地位的平台是不可战胜的。以社交媒体为例，青少年只关心他们的同辈使用什么社交媒体平台，不会在意平台上年长用户的数量，这为新平台提供了增加年轻用户的机会。

Snapchat和Instagram多年来一直争夺推特（Twitter）和Facebook在美国青少年市场上的份额，但最近抖音（TikTok）正抢走所有社交媒体平台的份额。如果因为市场本身的特征，导致当前占主导地位的平台未能成为一个全球性的平台，而只能成为一个本地平台的总汇，那么新平台就能够有机会从原有主导平台手中分一杯羹。

例如优步在不同城市的业务是相对独立的，使其本质上是一个本地平台的总汇。因此优步强大的全球足迹并没有为其在任何本地市场上带来不可逾越的优势，一些规模不如优步的平台完全有机会在某些地区提供不逊于优步的服务，从而在这些地区站稳阵脚。

托管竞争对手的产品

尽管世界上许多高市值的公司都在使用平台商业模式营运，但大多数公司并非如此。我们不禁要问，传统公司如何从这种商业模式中受益？它们有没有可能变成一个平台？经济学家Andrei Hagiu、Bruno Jullien和Julian Wright建议，公司可以通过托管竞争对手的产品来达到这个目的。即在公司的平台上销售竞争对手的产品或服务。有趣的是，亚洲航空（AirAsia）不知道是否正朝着这个方向努力︰亚航一直致力由一家航空公司转型为一个超级生活应用程式。作为公司转型策略的一部分，亚航于2019年底开始销售其他航空公司的机票 【注3】。

巨大影响力招反垄断调查

虽然平台商业模式为用户创造巨大价值，但也带来其他问题，例如有社交媒体平台有可能导致用户成瘾的说法（user addiction）【注4】。因为除了争夺月活跃用户数量外，社交媒体平台也同时争夺用户的时间份额。根据techjury.com的数据 【注5】，在2020年社交媒体用户，每天的平均浏览时数高达2小时24分钟。

其中抖音的用户每天平均花45分钟浏览。最近《华尔街日报》拍摄了一部纪录片，调查抖音如何使用人工智能算法快速了解用户的观看偏好，并向用户推荐个人化的内容，令用户流连忘返 【注6】。《华尔街日报》为了了解这个算法的运作方式，创造了100个由计算机自动生成的抖音用户（机器人账户），并让它们观看了上千小时的抖音视频。他们发现用户分享、喜欢、关注和观看的内容，都对抖音向它们推荐的内容产生影响。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用户在抖音上的每一秒，应用程式都会不断追踪，抖音会借此了解用户的隐藏嗜好和情绪，让用户沉醉在视频中而难以自拔。

所谓树大招风，这些平台积累了巨大的影响力，亦为它们引来更多的反垄断调查。

例如在2020年12月9日，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起诉Facebook非法垄断，要求Facebook放弃包括Instagram和WhatsApp在内的资产、禁止对软件开发商施加反竞争条款，并要求Facebook在未来的并购活动中事先寻求政府的通知和批准。

差不多同一时间，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在2020年11月10日发布了《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征求意见稿）》。市监总局发布这些重要指引，标志着将继续加强打击互联网平台的垄断行为。尽管美国地区法官詹姆斯博．阿斯伯格（James Boasberg）驳回了联邦贸易委员会的诉讼，但法院的决定在美国国会却激起了新的呼声：议员们要求修订美国的反垄断法，以更有效地解决网络世界中的垄断问题。

【注1】： Largest Companies by Market Cap

【注2】： Zhang XZ, Liu JJ, Xu ZW (2015), “Tencent and Facebook data validate Metcalfe’s law,” JOURNAL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30(2）: 246–251.

【注3】： Reuters, “AirAsia to sell tickets on other airlines as part of online push,” NOVEMBER 15, 2019.

【注4】： Schou Andreassen, Cecilie and Pallesen, Stale (2014）, “Social Network Site Addiction – An Overview,” Current Pharmaceutical Design, 20(25）, pp. 4053-4061.

【注5】： Techjury.net, “How Much Time Do People Spend on Social Media in 2021?,” August 5, 2021.

【注6】： WSJ Video, “INSIDE TIKTOK’S HIGHLY SECRETIVE ALGORITHM,” July 21, 2021

房育辉教授

港大经管学院教授（管理及商业策略、经济学）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一年八月十一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50年前的夏天，时任美国总统尼克逊（Richard Milhous Nixon）分别在1971年7月15日及8月15日发表了两次震惊世界的电视讲话。先是在7月15日，就在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Henry Kissinger）秘密从巴基斯坦到北京会见周恩来总理后的数天，尼克逊宣布会在翌年2月访问中国。这从此改变了中美关系和人类历史的轨迹，其重要性毋庸置疑。

至于8月15日的讲话，尼克逊宣布单方面关闭黄金窗口，停止了与外国央行按协议兑换美元和黄金。这一方面终结了黄金的货币功能，同时也摧毁了布雷顿森林制度（Bretton Woods System，下称BWS）的一个重要基石，因而也是影响深远的历史性决策。

众所周知，BWS是人类历史上唯一一次通过国际协商成立的国际货币制度。1944年7月，来自44个国家的代表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小镇开会，计划战后的国际经济新秩序。与会者当时的思路，被两个历史经验影响：其一是十九世纪后期至一战期间的黄金本位制度，当时被认为有助于全球贸易和经济发展。其二是三十年代经济大萧条期间，黄金本位限制了西方国家和央行应付经济下滑的能力。各国以货币贬值和竖立贸易壁垒来保护自身的经济，但这种以邻为壑的政策却又互相左右着经济复苏。

先天不足 后天失调

为了取得平衡，制度的安排是美元与黄金挂钩，定价为每盎斯黄金35美元。其他主要货币和美元挂钩，较次要的货币则和某一主要货币挂钩，形成一个全球性的固定汇率制度。其中，美国有责任维持黄金按35美元的价格与美元兑换，其他央行则有责任维持其货币对美元在固定汇率1%上下的区间内。央行可以实施外汇管制以稳定汇率波幅，若有短期的对外收支赤字，可以通过新成立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融资，但若有长期和结构性的对外收支失衡，则可以将货币贬值或升值（即所谓adjustable peg）。表面上，这个制度可以促进经贸。同时又给予各国央行以货币政策处理国内经济问题的空间。

BWS生效期间，即二战后至1973年，全球经济高速发展，甚至有人认为是资本主义的黄金时期。然而，这些良好的经济表现，大部分不能归功于BWS。一来是基于种种原因，该制度要到1958年才开始全面运作。二来是各国战后重建，经济增长自然可观。再加上美国援助欧洲的马歇尔计划（Marshall Plan）和对日本的扶助，以及《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各个回合的成果。这些都是前所未见的大规模刺激经济政策。事实上，BWS先天不足、后天失调，需要几经艰苦才能勉强经营，遑论发挥对全球经济的重要影响。

BWS以美元为核心，使美元名正言顺地取替英镑，成为全球最主要货币。在制度的安排下，各国以美元来结算对外收支的顺逆差。这个制度在早期还算运作良好，一来是因为当时美国政府持有的黄金储备，达全球央行黄金储备总额的四分之三，使政府和市场均对BWS的黄金本位有一定的信心。二来是因为欧洲和日本在战后重建，需要来自美国的产品，助长美国出口。但到了六十年代，欧洲和日本经济复苏，也提高了自身产业的竞争力，反过来出口到美国，同时也减少了对美元的需求，并开始将手上的美元按BWS的协议向联储局兑换黄金。

扭曲操作 诱导吸资

这时候，问题出现了。即使美国在制度开始时有丰富的黄金储备，但这些储备增幅，远远追不上美元供应的增幅。在1955年，美国的黄金储备超过外国政府及央行持有的美元160%，但到了1971年，美国的黄金储备只及外国持有美元的25%。全球经济需要一种通用货币进行国际贸易和投资。经济发展愈快，需求愈大，在海外的美元愈多。即使只有部分通过外国央行向联储局兑换黄金，美国的黄金储备也不足以应付。这自然动摇了市场对美元的信心，也是耶鲁大学Robert Triffin教授指出的Triffin困境。

为了减少外国持有的美元和保持联储局的黄金储备，美国政府作出了多方面的努力。其一是在1961年通过财政部的外汇稳定基金（Exchange Stabilization Fund）在战后首次干预外汇市场，买入美元卖出外汇，但毕竟因美国政府持有的外汇不多而成效有限。其二是在1962年，联储局实施所谓扭曲操作（operation twist），买长债卖短债，从而压低长息拉高短息，诱导资金流入，减少留在海外的美元。

此外，联储局在1962年开始与外国央行成立货币互换机制（currency swap），以承担对方持有美元的汇价风险。货币互换机制包括两次交易，一是将自己的货币与对方货币互换，然后是在指定日期以对方货币按既定汇率换回自己的货币。如西德担心手上持有的美元可能贬值，会先向联储局兑换黄金。通过货币互换机制，联储局以美元与德国联邦银行交换马克，双方承诺将来按现时同意的汇率换回自己的货币。在第一次交易后，德国联邦银行手上面便有两笔美元，一是对美国外贸顺差获得的，另一是通过互换机制获得的。这时联储局便以手上暂时持有的马克兑换德国联邦银行手上第一笔美元，后者手上余下的美元，因为有货币互换机制所担保的汇率和约束，便不会用来向联储局兑换黄金。这个货币互换机制所涉及的金额，自1962年至1971年一直上升，反映出BWS的问题是结构性而非短暂性的。

胁迫外国 勿兑黄金

在六十年代，伦敦黄金市场的价格曾一度高至每盎斯40美元，原因是该年为美国大选年，年轻有为的民主党候选人甘乃迪（John F. Kennedy）表示当选后会采取扩张性的经济政策，导致市场预期金价会升破BWS定下的每盎斯35美元。为了维持制度的运作，联储局和欧洲7家央行将各自的黄金储备汇聚成一黄金池，有需要时卖出黄金以维持35美元的价格。但在1967年英镑贬值后，市场对有关制度进一步失去信心。在法国央行退出后，黄金池也在翌年停止运作。

除了上述的经济政策外，美国也不断对外国政府施压，劝喻甚至胁迫外国不要将手上的美元向美国兑换黄金。例如对西德政府，美国就曾威胁要将驻在西德的美军撤走。看来美国很有决心也很努力去维持BWS，然而美国的国内经济政策却是背道而驰。

美国的通胀在六十年代迅速上升，如1965年消费物价指数通胀率只有1.6%，到1970年已高至5.8%，这削弱了美国产品的竞争力。相比于西德和日本的强劲出口，美国的贸易逆差自然上升，海外持有的美元数量亦随之增加。美国通胀的原因，主要是美国政府的财政赤字。因为越战和詹森总统（Lyndon B. Johnson）的伟大社会计划（Great Society）的开支而大幅增加，由1965年的14亿美元增加至1968年的251亿美元。所谓伟大社会计划，是要消除贫穷和种族不平等的一连串社会福利政策。此外，当时的经济政策，受到凯恩斯主义的影响，一方面将重点放在就业而非通胀。另一方面亦错误认为可以利用菲利浦曲线作通胀和失业之间的最佳选择。

上述的Triffin困境，其实并非拖垮BWS的充分原因。即使海外持有的美元远高于按35美元价格计算的联储局黄金储备，也不一定出现问题，因为海外的美元有其作为全球通用货币的需求，不会全部用来向联储局兑换黄金。但当美国因国内政治经济情况，实施过分扩张性的政策时，美元会通过美国较高的通胀流到海外，导致外国的通胀。当海外的美元供应大于需求时候，外国央行便有诱因向联储局兑换黄金。

通胀高企 寿终正寝

至1971年，法国和英国都分别表示会按BWS协议向联储局兑换黄金，这可能是骆驼背上的最后一根稻草，促使尼克逊于8月中单方面关闭了黄金窗口。在同一个讲话中，尼克逊也宣布将美国的价格和工资全部冻结90天。在非战争时期，这是资本主义自由经济所不能想像的举措，反映出当时美国的通胀已难以收拾，BWS已时日无多。当时各国还尽量维持没有黄金本位的固定汇率制度。直到1973年，各主要货币相继浮动后，BWS便寿终正寝了。

陆炎辉 港大经管学院荣誉副教授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一年八月四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当前冠状病毒病大流行之下，经济复苏一如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需靠央行长期保持低利率政策。2020年初，美国联邦储备局（联储局）把利率由1.75厘大幅降至0.25厘，并推行量化宽松政策，以拯救经济。随着今年年初通胀升温，市场预期扩张性货币政策将有所调整。联储局于本年6月宣布议息结果，0厘至0.25厘的联邦基金利率维持不变。

主席鲍威尔透露，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已就缩减资产购买计划进行了讨论，进一步强化外界对联储局减少买债的预期。

货币环境正常化

联储局大部分成员预计在2023年前会加息至少两次。市场估计，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实际最早会在2022年首季开始减少购买资产。联储局将加息预期提前至2023年，反映美国经济基础更为稳固，通胀亦将会长期上升。值得留意的是，联储局18名成员中有7名预期局方会在2022年加息，显示市场对美国未来几个季度经济全面复苏的共识日渐加强。

联储局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一是维持物价稳定，实现2%的平均通胀目标；二是实现充分就业。上月美国消费物价指数达5.4%，是1991年年底以来最大升幅。针对通货膨胀，联储局放慢买债步伐是正确的方向，但若局方的时间表比市场预期快，或会令市场出现波动。本月上旬，联储局的逆回购工具创下约1万亿美元的纪录，银行间充斥着大量廉价资金，并透过极低利率逆流到联储局，这亦是支持政府减少买债的原因。

美国货币政策何时可以重拾正轨？除了货币流动性以外，通胀和失业率也是重要考虑因素。劳动市场的结构性问题取决于财政政策和疫情，而非货币政策。若经济创新投资不足，劳动力下滑，须透过结构性改革，促进产业升级与经济转型，方可带动持续增长。长期维持超低利率亦会加速劳动市场的扭曲。一旦经济过热（亦即在充分就业情况下，通胀仍然超过平均2%），联储局才会加息。要是美国经济陷入滞胀，虽然目前机会甚微，但也是加息条件之一。

就业复苏的期望

上月美国非农业就业职位增加85万个，较预期中的72万为多；失业率则为5.9%，高于预期的5.6%。从非农业就业数据可见，就业市场复苏仍然存在结构性问题，恢复速度参差，服务业虽然复苏加快，但就业水平仍未及疫情之前。加上政府大力补贴失业人士，降低他们重投职场的诱因，进一步减慢就业复苏。非农业职位较疫前相差800万个，即使市场每月能增加数十万个新增职位，亦需约1年才可望重回旧日水平。部分制造业更因供应链瓶颈问题，呈就业放缓迹象。

受疫情影响，供应链投入价格上升，以致2021年1月生产者价格指数（Producer Price Index；简称PPI）按年增幅达5%，刷新10年来的最高纪录。刚公布的6月PPI仍较5月增加1%，比去年同期增加7.3%；同月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urchasing Managers’ Index）更达62.6，超过预期的61.5。企业因此已提高产品售价来收回成本。由需求驱动、供应紧张的经济，通常会引发通货膨胀，但美国劳动力市场正在摆脱困境，预计今年第三季将恢复就业强劲增长。

逐步退市的框架

相对于启动时机，「收水」的节奏与规模更形重要，皆因联储局已在上月示意提早加息，市场自然预期货币政策将会有所调整。回顾2013年的经验，时任联储局主席贝南奇当年5月22日向市场发放缩减买债的讯号，但到12月18日才正式采取行动，直至2014年10月29日才完成整个过程。有鉴于此，联储局可能于明年首季开始将买债金额下调，若每月缩减150亿美元，大概需经6至8次会议（6至12个月）方能完全撤除量宽。

此前，联储局可能最快在今年8月或9月宣布缩减资产购买的策略。与会者表示，联储局希望在正式发表前，减少购买按揭抵押证券（Mortgage-Backed Securities，简称MBS）。现时该局正以每月1200亿美元的规模购买债券，当中800亿美元用于国债，400亿美元则购买MBS。笔者预期联储局会每个月首先减少购买MBS 100亿美元，而会保持购买国债，原因有二：

首先，纽约联储银行早前多次对楼市上升发出警告，并已开始少量沽售所持的MBS，就是逐步减持的讯号。再者，拜登政府正为其基建方案争取支持，由于开支规模超过万亿美元，预计财政部因需发行巨额国债，而要联储局维持买债规模。

通胀升温，投资者忧虑债券价格下跌而加以抛售，导致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暴涨。随着联储局近期表示将提早加息，美债息逐渐回稳。数据显示，在孳息率上升的大前提之下，美国及环球股票仍可带来回报，这与经济复苏及企业利润恢复的时机吻合。对于黄金及加密货币等不能产生任何收益的资产而言，这将是个挑战。估值较高的股票亦不稳，因为其昂贵估值的一部分要依赖充足的流动性支持，而当前金融体系的流动性正逐渐被撤回；美国科技公司亦可能面对更加波动的时期。

尽管联储局对政策利率走向的预测转趋鹰派，但10年期美国国库券孳息率已跌至低于1.5厘，为3月初以来的低位。短期债券则反应较大，2年期美国国库券孳息率升至0.25厘，可见投资者逐步消化政策正常化的消息。即使长期债券孳息率未见急升，美元亦会在鹰派推动下走强，除日圆外，6月大多数成熟市场货币兑美元汇率下跌约3至4%。

前路障碍尚存

高利率将成为所有背负廉价债务借款人的重担，尤其是主权政府和企业。在2020年，各国政府用于刺激经济的财政债务跃升16.3万亿美元，增幅达20%。

而美国政府的公共债务在2020财政年度更增加超过3万亿美元，占GDP 120%，为第二次大战后的最高水平。以为经济增长可让债务问题自动解决，无疑是一厢情愿的想法。

长远而言，美国沉重的债务有碍整体经济发展。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预计，到2051年，单是联邦政府的债务将高达GDP的202%。自疫症爆发以来，美国企业承担的新债务已有1.5万亿美元之多。在2020年，家庭债务增长2.9%至14.6万亿美元。现时利率低企，借款人在偿还方面尚可应付；若利率攀升，则存在引发坏账的风险，高利率亦会增加借款人的再融资成本，并削弱其融资能力。

联储局上月发表的声明指出，今后的经济发展，势将系于疫情的走势。疫苗接种的进度，将有望持续减轻当前公共卫生危机对经济所造成的影响，但经济前景面临的风险依然存在【注】。正如本文所列种种，同样预示经济复苏前景并非康庄坦途。

【注】：Federal Reserve issues FOMC statement, Board of Governors of 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 16 June 2021

谢国生 港大经管学院金融学首席讲师、新界乡议局当然执行委员

何敏淙 港大经管学院经济金融学助教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一年七月二十八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很久以前，一位同事曾向我讲述这个故事：有一次，他见到一对父子在自动提款机提取款项。当年这种提款机尚未流行，当那个爸爸正要提款时，儿子（大概是小学生的年纪）鬼鬼祟祟，东张西望，然后低声对爸爸说：「没有人，快点取钱，愈多愈好！」原来他以为爸爸在偷钱，所以叫他赶紧按键！不知道什么原因，过了这么多年，这个故事仍然萦绕脑际。

这个小朋友犯了两个错误。第一，他没有注意到笔者同事就在附近，误以为四周没有人。第二，也是更重要的，就是小孩心存贪念，一时昧着良心想和爸爸一同犯罪。

穿透行为表象

事情背后或有几个可能性。第一，不过是误会一场，小朋友鬼鬼祟祟，其实是怕别人抢他们的钱，而不是想去偷钱。

第二，儿子的确认为爸爸正在偷钱。但是爸爸一向不贪小便宜，只是平素并无向儿子灌输道德教育；又或者父子俩在日常生活中确有贪小便宜，却无损良知，不至于在公共场所干起犯法的勾当，也不会鼓励别人犯罪。

第三，儿子认定爸爸在偷钱，爸爸在日常生活中一贯自私自利，甚至公然犯法。当然，他爸爸总有一套自圆其说的方法。

先讨论第二种情况。笔者认为家长和学校都应加强伦理道德教育。为什么守法、诚实等美德（且以「良知」来概括之）如此重要？笔者在这里不欲多加解释，正如数学和科学都建基于证明、逻辑和事实，然而公理（axiom）是不证自明的陈述，是科学的原始概念，就如几何学中，点是不占任何空间的。可以说，良知就是公理。孟子一次回应梁惠王道：「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强调慎独，即独自一人之际，仍须确保自己的言行合乎规矩。

言教不如身教

有些人会解释良知不仅为社会带来好处，亦会为个人带来好处。笔者认为不应过分提倡，否则等于承认计较利害就是遵从良知的考虑，良知变相可以代价而沽！

笔者认为，除了言教，即传授正确的道德伦理教育之外，更要强调身教，以免流于空谈，毫无说服力。况且人与人之间难免互相影响，在特定环境常见的行为，无论多么奇特，一旦松懈警觉，久而久之，就会视为常规。所以家长或长辈平日吃肥丢瘦，甚或处事有违良知，其身不正，就难望下一代不会学坏。

前些时候，《澳门导报》【注】刊载前总理温家宝为去世不久的母亲写的追思文，文章回顾了温母的一生，特别指出她一直教导下一代养成真诚、朴实和善良的人生态度，正好与本文的题旨互相呼应。

至于上述事件的第三个可能性，即小朋友的家人平时不仅贪小便宜，甚至公然犯法，又为自己的恶行开脱。这种表现包含两个元素。第一，就是把人分化为「自己人」和「外人」，认为自己人与别不同，又把外人妖魔化。第二，特别讲求服从。

利字当头 敌我难分

家人自然是自己人，其他人都是外人。公义和美德只适用于自己人之间，对外人则一概不适用，而且不惜把外人妖魔化，借此合理化一己的所作所为。以偷窃提款机存款为例，这类人就会借口说这些存款都是资产阶级剥削劳动人民所得，钱多到数不清，从中提取一些也不算偷。又或者说，自己辛劳多年，却遭社会亏待，所以取回些钱也属理所当然，诸如此类。

这里面最大的问题，在于自己人与外人的界线是可以浮动的。小孩子在这种环境中长大，惯于牺牲外人利益而尝到甜头，很难相信长大后会真诚对待自己人。为求自利，恐怕会想出种种借口。即使亲如父母也可以被视为外人，为私利而牺牲其利益。

为保障自己人的安全，家长往往会要求别人服从自己。当然，并非只有这类家长才有这类要求。要求小孩子服从，就是训练他们抗拒「即时如愿」（instant gratification）的能力。这种能力固然不是听听书就能明白的道理，若要加以掌握，就像肌肉需要通过运动锻炼一样，坐着不动，断不会发达。

中国传统的家庭教育着重教子女照指令行事，甚至是盲目附和。但过分强调服从，难免会打击小孩子的创作力和求知欲。在现代社会的知识型经济下，科学和技术日新月异，正正需要从事有关研究者勇于怀疑，甚至否定，更须不断尝试、革新、创造，只讲服从就会扼杀这种精神。

对家长来说，这也会产生一个很大的思想误区，迷信服从等于忠诚，而把不服从等同于背叛。话说从前有一位国王，膝下有三个公主。大公主和二公主对他言听计从，教育她们完全没有难度；但三公主则总跟他抬杠，你说东，她就说西，使得国王非常生气。最后，国王与三公主断绝父女关系，更将财产都分给大公主和二公主，但国王这时才发现她们其实一直假意奉承，反而三公主才真正对他好。这是莎士比亚《李尔王》的故事，寓意深刻，发人深省。

笔者在本栏的最近两篇文章都以「信」为题，在〈如何取得别人的信任〉（7月7日）中探讨取信于人之道。归根究柢，要令别人相信自己的不二法门，就是把自己变成值得相信的人。

没有谁比遵从良知的人更值得别人信任。无论个人或一家人，若言而无信，办起事来只会是事倍功半，可见教育如何重要。

此前，6月23日〈教我如何相信他〉一文则论及如何判断别人是否可信，这就需要自己有尊重事实和科学的态度，同时要有足够的怀疑精神，而怀疑精神更是那些惯于服从的人多所缺乏的。

怀疑精神当然不仅仅是对别人的怀疑，还包括对自己的怀疑，自己所掌握的资料是否正确，自己是不是受先入之见所左右等等。

【注】：〈我的母亲〉，温家宝，《澳门导报》，2021年3月25日，2021年4月1日，2021年4月9日，2021年4月15日

赵耀华 港大经管学院副教授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一年七月二十一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挥之未去，香港的经济损失已高达6000亿港元。要重振经济，恢复正常生活，唯一的途径就是接种疫苗。特区政府自2月底启动疫苗接种计划，至今4个多月才接种了451万剂（截至周二），进度未如理想。按通行的标准（即每100人接种的剂数）加以比较：香港54剂，新加坡快了将近一倍，达到98剂，中国内地90剂、美国99剂、英国118剂、以色列125剂，最高的是阿联酋157剂 【注1】。

若要达致群体免疫，全港需要近七成人口完成两剂接种。按本地人口750万、每人两剂计算，香港总共需要接种约1000万剂疫苗。基于目前每日大约接种6万剂，还需近100天，亦即到11月才可达标。

香港疫苗充足，但接种率偏低，大概是因为市民顾虑接种疫苗后有可能引起严重的并发症，如心肌炎、血栓、流产，甚至死亡。个人关注的是自己和家人的安危，政府着眼的是社区传播的风险，市民不接种疫苗诱因自然较大。怎样做才能够有效推行疫苗接种计划，阻止疫症蔓延？特区政府可透过增强诱因、科学理据，以及引导资讯三方面入手。

诱之以利

事实上，有少数人或因注射疫苗而出现严重不良反应。如果通过惩罚强制全民接种，不但于理不合，而且远远不及奖励有效。各种与疫苗接种挂钩的奖赏优惠，除有薪假、定期检疫津贴等之外，港府还可考虑向完成两剂接种的市民再派发现金，譬如每人再派发1万元。

香港在疫情中至今损失达6000亿港元，即平均每名港人损失8万港元；相对而言，1万元现金奖励有助控制疫情，让普罗大众恢复正常生活，实在划算得很。况且钱到了市民手里，寓抗疫于刺激经济，其作用跟刚推出的5000元消费券更可谓相辅相成。

鉴于疫苗有效期只有几个月，政府不妨设定期限，例如从公布上述的现金奖励计划当日起两个月内接种疫苗，即可获派现金1万元，每延迟1个月就递减1000至2000元。

解惑释疑

至于新冠肺炎疫苗的副作用和功效方面，民间常有错误解读。养和医院一项有关已接种疫苗医护人员的初步研究，上月在《香港医学杂志》刊载，获媒体广泛报道，亮点是复必泰疫苗产生的抗体，阳性比率超过九成，远高于科兴疫苗的19.3%，前者的抗体数量也超过后者10倍以上。然而只要细阅医疗团队两页纸的报告 【注2】，不难发现不同媒体片面解读数据，可谓各取所需。首先，接种两剂科兴疫苗的样本有198个，接种两剂复必泰疫苗的样本只有91个；研究人员使用了3种检测抗体阳性比率和抗体水平的方法，从传媒所见，那些耸人听闻的数字，都是最极端的情况。

报告列出3种方法的不同结果，某种方法显示两种疫苗在某阶段的效能差别很大，但使用另一种方法，差别则大大缩小。更重要的是，抗体阳性比率的差别主要在第一针之后、第二针之前，传媒所谓抗体阳性比例低至19%，所指是科兴疫苗首针的数据，但两种疫苗都是要打两针的，如果比较第二针之后的抗体水平，两种疫苗的差别就大为收窄──科兴疫苗94.4%，复必泰疫苗100%。事实上，在这份研究报告中，末段总结就清楚说明：「科兴疫苗和复必泰疫苗同样能令有关医护人员产生免疫反应。」

朋友之间提到养和的数据，印象都是复必泰疫苗比科兴疫苗有效很多倍，电视新闻滚动字幕传递的也是同样讯息。笔者近日仔细阅读了相关的报道和资料，除了发现一般人的印象与实际数据大有出入，自身也长了不少相关科学知识，例如，中文大学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说，三高（高血压、高胆固醇、高血糖）病人更应该要打疫苗；打针后离世的死者，许多是由于血管闭塞，而过程需时，不可能打针后立即引致。世界卫生组织疫苗研发委员会顾问邵一鸣指出，疫苗的保护作用分为3级，最理想的1级是保护接种者不受感染（「防感染」）；2级是预防轻症变成重症导致死亡（「防发病」或是「防重症」）；而3级是即使感染但体内病毒量低，难以传染给他人（「防传播」）。中国的新冠疫苗定位是2级预防，预期目标本来就是防发病而非防感染，所以一些人接种疫苗后依然感染病毒不足为奇。

特区政府有关接种新冠疫苗的网站罗列122条有关接种疫苗的常见问题 【注3】，附上详尽、浅白、科学的解答。但绝大部分市民大概不会主动一一查阅，尤其是有误解的人，常常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理解有误。所以政府应主动向市民解释，而且要针对即时新闻、社会最关心的议题。在中国内地，张文宏、锺南山这样的科学家很具影响力；特区政府可以聘用顶尖科学家或医学专家，例如许树昌、袁国勇等，每天在卫生防护中心通报疫情后，向市民重点解释基本的科学知识。

因势利导

由6月1日起，政府只会每隔两周在网上就新冠疫苗异常事件发出简报，有人批评政府是为了刻意降低透明度而进行黑箱作业。其实，有关的媒体报道大都属选择性，而且带有预设的立场和目的。以极具新闻性的接种疫苗后死亡个案为例，香港平均每天就有210人死亡，有人在接种疫苗后离世，两者未必存在因果关系。应该比较的，是在接种疫苗与不接种疫苗这两群人当中得病或死亡的概率。官方网站显示 【注4】，以死亡、急性中风、急性心肌梗塞等重大事故来衡量，不接种疫苗组别的风险远高于已接种疫苗组别，可惜这些资讯被淹没在众多新闻当中，而政府并没有特别向市民阐释。

相比之下，大众传媒过于关注骇人听闻的新闻，例如前述养和医院的研究，在雅虎新闻上的标题就是「研究指科兴疫苗保护力最低仅两成」。虽然有「最低」两个字，一般人却只会重点关注「两成」，从而得出错误结论。这固然是因为新闻报道为吸引眼球而偏离重点。但追本溯源，是因为普罗大众大多对极端的、语必惊人的新闻特别感兴趣。

现代科学有许多证据显示，一般人往往无法做出科学判断。所以笔者认为政府需要过滤资讯，例如不聚焦接种疫苗后死亡的资讯，引导民众做出正确抉择。有人或会认为这样的威权做法并不理想，应该给予个人最大程度的资讯和自由选择。但由于人的大脑认知和人性的固有弱点，资讯愈多，不见得人的选择就愈理性。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塞勒（ Richard Thaler）写过一本名为《轻推》（Nudge）的书，副题就是「怎样引导公众在健康、财富、幸福方面作出明智的抉择」。一个经典例子就是，奥地利与德国的语言、文化、历史都很接近，但奥地利的器官捐赠率高达90%以上，而德国只有15%，主要原因是给奥地利人的预设选项是「捐赠器官」，如不愿意捐赠，填一张表格就可退出；但在德国，预设选项是「不捐赠器官」，如欲捐赠，必须专门填一份表格。由此可见，人的选择每每受无关宏旨的因素影响，假使政府认为某种结果是对公众有利的，应通过资讯的筛选，协助公众适当地作出决定。

7月5日，雅虎新闻在显着位置报道「一个月两名4旬男子死亡 均曾接种科兴疫苗」，更强调疫苗由「内地研发」。同一天其实另有一宗新闻，报道一名78岁新型冠状病毒男患者死亡，可是在雅虎新闻的专门搜索找不到这篇新闻；在谷歌搜索，也只出现特区政府新闻网的报道 【注5】，内容并无提及死者从未接种新冠疫苗。有人接种疫苗后死亡，有人没接种疫苗而死亡，这两者都是事实，可是在市民大众心里引起的观感却截然不同。政府如果自信出发点是好的，不妨加大力度，主动对市民善加引导。

【注1】：〈新冠疫苗：世界各地和你所在地方接种进展程度〉，《BBC中文网》，2021年7月6日

【注2】：“Serological response to mRNA and inactivated COVID-19 vaccine in healthcare workers in Hong Kong: preliminary results”, Hong Kong Medical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cation), 24 June 2021

【注3】：接种新冠疫苗常见问题，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网站

【注4】：公立医院不良事件参考数据，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网站

【注5】：《78岁新冠肺炎男患者离世》，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新闻网

周文 港大经管学院副教授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一年七月十四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现代社会日趋进步，高度分工，互相依存。雇员需要得到雇主的信任、政府需要得到人民的信任、一家公司需要其客户的信任，否则就会事倍功半。当然，信任往往是双向的：雇主也须得到雇员的信任；一家公司要取信于另一家公司，也希望后者值得信任，余此类推。

至于如何取得别人的信任，经济学的相关研究主要在以下两大范畴。

调整承诺内容或改变奖励机制

举个虚构的例子：妈妈对在读幼儿园的儿子说，如果十点前不上床睡觉，就会打死他；但即使儿子不听话，十点后还未睡，妈妈也断不会这样做，因为这样做不符合她的利益，所以聪明的儿子不难猜透，妈妈的威胁不过是虚张声势。

不过，要是迟睡的惩罚改为明天禁吃糖果那就可信得多。因为从妈妈的角度出发，糖果反正不是健康食品，少吃既有益身体，又可省钱，何乐而不为？对于这样的惩罚，儿子自然会认真看待，乖乖早睡早起。

比较这两个情景可以得出以下结论：要赢取别人的信任，所作的承诺必须比较实事求是，执行起来也应符合承诺者的利益。

又如另一个例子：在一场战役中，濒临溃败的一方说要同归于尽的豪言壮语，可能可信，也可能不可信。若果处于上风的一方给对方留一条后路，不赶尽杀绝，那么对方就没有同归于尽的必要。相反，一旦断了后路，那么拚死一战，也许尚有一线生机，战败者说这样的话也就可信得多。

穷途末路，改变了遵守诺言的诱因，对这些诱因的设计经济学称之为「激励机制」（incentive mechanism）问题。

在上述例子中，有没有退路由敌方决定，但是，有时处于下风一方的将领，会选择自断后路，从而激起士兵拚死一战的决心。这就是秦朝末年项羽「破釜沉舟」的故事。

在《水浒传》中，谁要成为「梁山好汉」，就必先是朝廷钦犯。不然的话，得先要犯一件如杀人放火的大案，交出投名状，方有被接受的机会。只有这样，这个人的投诚才算可信。因为他留在民间会受法律制裁，走上梁山才符合他的利益。

这一点智慧在古代的帝王术中也有些根据。据说汉初的萧何为官太过清廉，因而受汉高祖刘邦所忌。及后萧何听从建议，故意侵犯民产，得以释除刘邦的怀疑。朝廷为什么要用贪官？因为贪官有痛脚，所以会对上级和朝廷言听计从，贴贴服服地为朝廷服务，从而保证了这些官员和朝廷的利益高度一致。朝廷也会偶尔抽出一两个大贪官予以打击，给民众消消气 【注1】。

建立良好声誉需时

另外，人与人之间可通过时间来建立互信。比方说两名同学要完成一项习作，从双方的整体利益出发，他们都悉力以赴是最理想的。

然而，如果这是一次性的合作，就很难要求两人都悉力以赴。因此，双方事先所作要悉力以赴的诺言，就变得不可信【表】。

【表】 两名同学合作完成报告所面对的囚徒困境

*方格内的数字（左起）是甲、乙同学的「盈利」

这个问题，传统经济学称之为「正面界外效应」（Positive externality），用博弈论去分析，就是「囚徒困境」（Prisoner’s Dilemma）；从本质上来说，也是一个公共财产的悲剧（Tragedy of the Commons）。

但是，如果双方进行长期合作的话，彼此同样戮力以赴，就有可能达致均衡的结果。在任何一段期间偷懒，纵然会带来眼下的好处，却会引致对方长期的惩罚（对方也会选择偷懒），那么偷懒就变成无利可图。若双方都懂得这样思考，每次携手悉力以赴，就会产生均衡结果。

在非对称的环境里，上述思考仍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不少人到外地旅游购物，曾经受骗。作为个别旅客，我们与这些商户并没有长久的关系，所以当地不知名的商户就有加以欺骗的诱因。相反，一些国际知名的连锁店，在旅游胜地的店铺，会顾及自身的声誉和持续发展，对一次性的消费者亦予以保障，这就是品牌的价值。

以上讨论的各点，所以能够言出必行，并非源于高尚情操，而是关乎适当的奖励机制。下文则围绕言出必行这一美德的可能性，以及这个可能性所带来的启示。

对美德的向往

试想有一间连锁店在不同地方都有分店，所在地各有一些潜在的竞争者。连锁店固然不喜欢这些竞争者进入市场，分薄利益。要是竞争者加入，连锁店可以采取合作的态度，接受事实，共享市场；或进行削价行动，结果两败俱伤。

对于理性的连锁店而言，前者较符合其利益，因此尽管在潜在竞争者尚未采取行动时，连锁店会发出对新进场者的警告，但这些警告其实不会执行，也就并不可信。

假设在局外人眼中，这家连锁店有可能并不理性（仅关乎公司会否言出必行这一点，并非指公司负责人精神错乱），譬如老板性格与别不同，或者基于某些不为人知的原因，这家连锁店肯定会执行削价竞争的策略。

那么，真正理性的连锁店，就会模仿这间非理性的连锁店，通过打击新进场者，建立起自身言出必行的声誉。因此，美德虽不常见，其存在的可能性却足以鼓舞其他人效法，从而带来某种社会秩序和可预见性。

怎样才能取信于人？本文提出了以下四点。第一，提出实际可行的诺言，这样比较靠谱。第二，言必信，行必果，透过改变有关奖励机制，使履行诺言变得符合承诺者的利益。第三，长期合作有助于消除短期的不利行为。

第四也是最后一点，在长期的交往中，通过效法言出必行者的行为，可以建立拥有这项美德的声誉。只要承诺者的行为符合那些美德，就没有必要拘泥于其行为到底是本性如此，抑或纯属模仿所致。也许，这个模仿者在模仿过程中真的培养了言出必行者的美德，就像一个男生为了讨好女朋友，而开始自己素来讨厌的长跑运动，久而久之，也许就出现改变，对长跑由厌生爱。

【注1】：〈三千年腐败，不过是一纸投名状〉，《天天要闻》，2019 年 7 月 17 日

赵耀华 港大经管学院副教授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一年七月七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2007年至2019年期间，香港特区罪犯人数呈现下降趋势【表1】，非暴力罪案下跌29%，诈骗及伪造案件跌幅更达32%，反映警方期间的预防罪案措施和执法行动奏效。

【表1】2007–2019 年香港特區犯罪被捕人數

资料来源：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

通讯投资骗局

但根据警务处资料，诈骗案近两年有增无已【图】。警务处反诈骗协调中心所公开的数据显示，单在2021年3月，诈骗案数目与受害人损失金额，比去年同期都大幅上升，电话骗案及投资骗案的增幅更尤其严重【表2】。

【图】2010–2020 年香港特区诈骗案数目

资料来源：香港特区警务处

【表2】2020–2021 年香港特区骗案类别

资料来源：香港特区警务处反诈骗协调中心

时代进步，随着科技发达、社交媒体流行，骗徒的诈骗手法亦层出不穷，而他们最常用的是电话及商业层面的电邮。如【表2】所示，今年3月的电话及电邮骗案共124宗，损失金额超过4亿港元。其中主要是假冒公司高层、公营机构职员和政府执法部门人员。去年发生的骗案还包括1万元「现金发放计划」及虚拟货币（如比特币）高回报骗局。

网上情缘骗案

近年社交媒体及交友应用程式流行，加上本地适婚男女比例失衡，感情骗案急剧上升；受害人多因网上裸聊、援交或情骗而蒙受财色损失。单是今年3月，网上情缘骗案达154宗，较去年同期激增83%；损失金额超过4100万元，数字等于去年同期的约3倍，足见其严重性。据警方2017年的统计，超过九成的受害人为女性，八成年龄介乎31至60岁；受害人中服务业从业员及专业人士占67%，而所有受害人其实从未亲身或透过视像通话见过对方。

热恋情侣一旦分手，或有埋怨感情金钱受骗，心中不忿而要对簿公堂，企图向对方追讨损失。网上情缘的当事人是否真的「受害」，技术上较难判定，因为交往之初，双方「志趣相投」甚或已经「情投意合」，情感交流以至和金钱上的付出，一概你情我愿，从中亦感到满足愉快。笔者认识的一位城中独身亿万富豪，就抱持这种看法：「欺诈又何妨，最重要是骗得我开心，在我有生之年别让我发现真相便可！」若基于此一观点，被抛弃的网上情人以受骗为由闹上法庭，恐怕难以达到兴讼的目的。

传销骗局

比较复杂巧妙的诈骗手法，则有层压式传销及近乎庞氏骗局的投资陷阱。层压式传销的惯常伎俩是透过开设「公司」或「拍卖网站」，提供传销实货或出售代币计划，以「成功人士」及「本小利大、赚钱快」作招徕。传销主要是以高压方式，怂恿参加者缴付巨款购买传销货品，如资金不足，公司会引导参加者向财务公司高息借贷。参加者的收入来自货品的买卖差价以及不断招揽新血入行，以赚取丰厚佣金。

有百年历史的庞氏骗局则是一种以投资方案为掩眼法的非法传销方式，将后来者的资金支付已承诺前期投资者的高利润回报，要是新投资无以为继，整个计划便逐渐破坏败露。庞氏骗局的常用吸引招数为「高收益、零风险」、回报长期一致兼迅速，公司的投资策略每多复杂难明，更经常催促投资者加大投资额度。1990年代在香港出现的牛奶种金投资，手法就跟庞氏骗局如出一辙；其他类似骗局亦不在少数。

欺诈手法

细心分析以上各种骗局，不难发现诈骗手法不外乎几道板斧。一般的个人财务诈骗行为只有单一目标，就是不择手段猎取锁定对象的个人资料（包括身份证号码、出生日期、居住及工作地址），甚至财务资料（如银行户口资料、信用卡密码等），从而牟取目标对象的钱财。

骗徒事前会审时度势，找紧一个黄金时机：传染病大流行、全民派钱计划、炙手可热的虚拟货币一一可加利用；金融投资市场大幅波动、经济不景、社会环境动荡、司法制度不明朗、跨境执法透明度不足等因素，都可以为骗徒提供犯罪的客观条件。诈骗计划既定，下一步就是选择有效、普及的媒介，如电话、电邮、网页、社交平台，甚至美人计等，务求目标对象上钓。

行骗成功与否，取决于能否针对目标对象的弱点，令他们毫无保留地相信而堕入圈套。普罗大众不一定都愚昧，却总不乏愚昧的人，人性更有诸多弱点，如少劳多得、迷信鬼神、感情空虚，又或用情不专、缺乏人生方向等；但骗徒能够得手，皆因看透人的贪念。

防骗之道

世界各地政府一直打击投资罪行，庞氏骗局何以未能根除？原因可以追溯到大约2008年金融风暴时期，当时金融服务业爆炸式增长，投资工具繁杂多样。面对环球经济不景，多国政府通过减低利率和量化宽松稳定金融市场及刺激经济，因崩盘而暴露的庞氏骗局数字曾创新高。每当投资市场充斥着过度贪婪的投资者，或经济萎缩导致整体投资回报下滑时，庞氏骗局就有机可乘。这些骗局表面上跟一般金融市场的交易无甚分别，但单靠市场监管未能加以杜绝。当今互联网资讯泛滥，投资机会俯拾皆是，骗徒于是以惊人回报利诱投资者。

庞氏骗局通常针对追求固定利率投资而不够成熟的投资者，尤其依赖低风险低回报的退休人士，因当利率急降或长期处于低位而收入减少，就会为求高收益，易于忽略其中高风险，成为瓮中之鳖。

当投资市场持续上扬，迈进牛市时，追求高利润的投资项目因受追捧，而助长庞氏骗局。牛市获媒体广泛报道，亦利好投资气氛；「风险投资」大行其道，充斥着投机和冒险投资，不成熟的投资者尤易误堕圈套。在信贷宽松环境下，投资者容易借钱作高风险投资，一旦市场形势逆转，高杠杆更可令投资者倾家荡产，引发投资回赎潮。

俗语有云：「桥不怕旧，至紧要受」，这正是骗徒的信念，加上社会变化，经济转移，通讯科技应用普及，诈骗集团容易借此向目标入手。况且电讯网络诈骗案多属跨国性质，要彻底瓦解殊非易事。为免堕进诈骗陷阱，还是老话一句，在电话、电邮、社交媒体上万勿轻信人言，更不要乱闯网上情关，紧守个人财物之余，务须为个人资料把关。

投资也不应单靠互联网上的「资讯」，对于回报高得不切实际的投资计划，尤其是声称低风险、高回报之类，更须严加提防。办法之一是多参考反诈骗协调中心网页，了解最新的诈骗手法，时时在意、步步留心，均有助于减低自己成为诈骗新闻主角的风险。

谢国生博士

港大经管学院金融学首席讲师、新界乡议局当然执行委员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从事经济学、社会科学，以及所有的科学研究，都应该以事实为基础，无论是从实验室取得的数据，抑或从现实中观察所得的数据，都要务求全面准确，如果这些数据资料是粗疏片面，甚或虚假，得出来的结论就毫不可靠，即所谓「进的是垃圾，出的是垃圾」（garbage in, garbage out）。

对资讯抱怀疑精神6点考虑

力求精准不仅是研究人员所要面对的问题，普通人亦如是。假设一个自称来自海外的神秘商人拉拢你合伙营商，他是否可信？某民选政客提出一个宏大的政策建议，这是否符合选民的利益？医生建议你做一个昂贵的检查，这是否有必要？大学研究院招生，收到给某个入学申请人的推荐信，当中含有多少水份？

笔者开列六方面供读者考虑。

有怀疑，核实之

首先要培养怀疑精神。对于你所取得的资讯，收到的业务合作建议等，要是觉得对自己有用，就应认真进行核实，又或者委托可靠的第三方代劳。不要轻信陌生人；对于来自熟悉渠道的资讯，虽然可信度应较高，但仍需带点怀疑。

一只鹅每天伸长颈项，张开嘴巴，爱护牠的主人都会喂牠吃东西，直至要把鹅屠宰为止。来自以为可靠来源的资讯，其实可能是最危险的。回顾1915年的中国，各界人士纷纷煽动大总统袁世凯恢复帝制，他儿子袁克定为了怂恿父亲做皇帝，竟伪造另一版本的《顺天时报》（日商在华出版的中文报纸），刊载拥护恢复帝制的假新闻，每天提供给袁世凯阅读！因此，「有怀疑，核实之」的重点，更在于万勿轻信看似可信的事物和言论。

注意「可靠」的讯号

经济学家斯彭斯（Michael Spence）以其「市场讯号」（market signalling）模型闻名于世，更因在相关研究的贡献于2001年取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年轻时候的斯彭斯注意到当时工商管理学硕士课程（MBA）的名校毕业生，收入明显高于同辈中没有读过MBA的学生。他出于好奇作出假设：MBA并无提高学生生产力的作用，但它却是一个很好的筛选工具，只有那些学习能力最高、最有纪律、最合群的学生，才能进入名校进修MBA和成功毕业。大企业看到这一点，选择聘用这批人，其待遇自然较一般人高。

上文提及的神秘海外富商，如果他在中环租用了一个2万呎的写字楼，这是一个很强烈的讯号──他是个有钱人，因为一个真正的富商付出甲级写字楼的高昂租金并不难，然而一般骗子却无能为力。这倒不是说他的生意一定能赚钱，也不是说他一定不是骗子，只是说即使他是骗子，也肯定资金雄厚。

同样道理，详实的推荐信比过于简略的推荐信值得信纳，而具体的描述会比空洞的赞扬可靠。写一封详实的推荐信自然较为费时，但也较为有力。再者，同样是两页纸书信，根据所了解的真实情况而写，总会比凭空杜撰容易得多，也就更为可信。

这当然也有例外，纳殊（John Nash）申请到普林斯顿大学攻读博士学位课程时，提交了一封推荐信，篇幅之短可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信中只有四个字：他是天才！（He is a genius!）

注意提供讯息者的立场

一般来说，一项主张与主张者的原先立场愈远，就愈值得重视。他提出这个意见的心理阻力相对较大，而且人是社会性动物，这样也会令他与其所属群体产生严重冲突，甚至失去所有朋友。教宗说上帝存在，并没有什么价值；若他说上帝不存在，那就很值得重视。同样道理，大学校长主张削减大学开支，国防部长主张裁军等，也都值得重视。

美国尼克逊总统在任期间，提出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与之建交，这与他作为坚定反共分子的立场严重抵触，所以此举对他来说需要极大勇气。反过来说，这也足以证明他真心相信，这项政策对美国的确有重大好处。相反，如果当时的美国总统是共产主义拥护者，那么与中国建交，就是容易得多的事情。

注意有关讯息的发放对象

有些国家的大学研究院规定，申请人有权阅读推荐人的信件，有些国家则要求申请人须事先选择是否保留阅读推荐信的权利。一般而言，如果推荐信是对申请人保密的话，推荐人就可以比较自由地发挥；若果信件是向申请人公开的话，那么推荐信一般比较正面，未必全面反映现实，作为校方取录学生的参考价值也就较低。

同样道理，两个国家进行外交会谈，通常有一部分是公开进行的，有传媒出席的；两国代表的言论未必是向对方表达的，而是向公众表达的，这些言论与其说是他们真心所想，不如说只是他们期望公众所相信，所以不宜照单全收。

了解发讯息者的心理状态

传送讯息者是否受贪婪、恐惧、痴迷所影响？只要察觉可能如此，尽管对方不是存心欺骗，都不要信以为真。

回说1900年晚清时期，因为义和团杀害传教士引起外交纷争，慈禧太后向英、美、法、德、意、日等11国宣战。但是当时的两广总督李鸿章、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等人，却与在南方的外国势力签署了《东南互保条约》，在当地不执行慈禧太后对外国宣战的国策，免受战火的蹂躏。他们所持的理由是︰慈禧太后的决定是「乱命」，亦即在心智失常、受到威逼，或没有充分掌握有关资料的情况下作出的命令，所以不应该执行。

注意自己接收讯息时的心理状态

接收讯息时，有否受贪婪、恐惧、痴迷所影响？我们买保险的时候，可能没有经过深思熟虑，因此有冷静期的安排。百货公司一般都有售后短期内退回或交换货物的服务，这些现代文明社会的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保障消费者权益，却也令我们减低戒心。

袁世凯当年如果不是自己想要称帝，也就不会受到他儿子的摆布。不走灰色地带，就不会受灰色地带诱惑。控制好情绪，有利于避免一时冲动而作出错误的决定。

总括而言，以上六点是笔者就本文主题的一孔之见。归根究柢，对意见提供者及其所提出的意见，都要有充分合理的怀疑。读完这篇文章，你大概会觉得我误导了你，因为篇目看似关于爱情；其实这正好充分点题──教我如何相信他！

赵耀华 港大经管学院副教授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一年六月二十三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笔者三个月前在本栏撰文 【注1】，倡议「化西入中」的港式教育，吸引中国内地学生来港求学，从而促进香港和内地的人才流动，助推粤港澳大湾区经济融合。业界一些朋友看了此文，颇感兴趣，致电商讨。一位朋友特别前来香港大学，跟笔者探讨教育和人才问题。寒暄几句后，他便单刀直入：「你提出的观点，无非是把香港当作内地人才加工的基地，然后走内销的道路。这对你们搞教育的当然是一盘好生意，但对香港又有什么『着数』呢？」此问乍听突兀，细想却值得思辨一番。

教育内销 人才输出

诚然，笔者前文不无把香港当作一个人才加工基地的意思。以前常听老一辈的人说，广东的金银首饰店甚少手艺精湛的师傅，不得不把产品拿到香港加工。一经香港师傅之妙手，再拿回当地市场便可高价卖出。教育加工，说白了也大致如此。与金银首饰不同的是，教育加工的对象是人力资本，是来港求学生活的人。

不难想像，把香港打造成一个高层次的人才加工基地，直接的利益便是带动高等教育以及相关行业的发展。笔者有时在港大经管学院数码港的教学楼执教，眼见来往其中的内地学子，数码港平添热闹之余，更颇有人才摇篮之势，不由心生喜悦。

教育加工带来的也许是蝇头小利，对香港整体经济的贡献微不足道。然而，当教育加工变成人才输出，意义显然大不一样。本地有名的珠宝品牌，譬如周大福、谢瑞麟，无论是中国内地的游客来港购买，还是把分店开到内地去，都是港产输出，港资赚钱。教育也是如此。一个香港人在本地的大学毕业后往内地就业，或者是一个内地人来港念书，再回内地就业，乃至内地人求学于香港大学、科技大学、中文大学设于内地的分校，对香港来说，都是教育的品牌和技术输出。本港的教育输出模式目前仍处于初步阶段，一旦能全面配合市场需求，巩固优势，形成规模，便可给教育产业开辟巨大空间，成为特区经济增长的一大亮点。

南下北上 人才分流

教育输出的另一个好处是促进人才流动。港粤之间人才缺乏流动是大湾区经济融合的一大障碍。

一方面，在香港常有人说，年轻人不愿到内地工作；另一方面，在深圳、广州的说法则是，就算香港青年愿意前往内地工作，他们能否胜任也成疑问。撇开政治、社会、生活方式等因素，单从经济角度考虑，这种人才缺乏流动的尴尬状况，部分源自港产教育在内地城市缺乏网络效应。试想如果在深广两地工作的香港大学毕业生随处可见，校友网络广阔，学弟学妹到内地求职也就不愁门路。能否觅得理想职位，办事是否有人照应，容易结交新朋友与否，这些都是港人移居内地实际考虑的问题。港产教育的输出恰恰有助于解决这些问题，效果应远胜金钱补贴和励志宣传。

窒碍香港与内地人才流动的社会因素的确不少，对研究社会流动的学者来说不足为奇。在成熟的社会生态中寻求大规模的人群流动，谈何容易！通过港式教育内销来刺激人才流动，算是笔者抛砖引玉的新思路建言，效果如何，有待日后小心求证。

毋庸置疑的是，随着大湾区人才流动加快，香港势将面临人才分流（talent sorting）的挑战。大体上说，有意在中国内地市场发展的销售、专业人才或从事制造业者，会选择离港北上，而志在参与外循环及金融行业的内地人才，则会乐于来港打拚。这是经济学的比较优势原理使然，不难预测。大有可能的结果就是，香港经济出现金融强化、商业淡化、制造业弱化、高科技分化。这样一来，整个大湾区的经济效率得以提升，香港却可能因此承受经济结构失调的风险，甚至国际竞争力备受削弱，长远而言并不可取。笔者以为，要避免这样的局面，人才战略至关重要。

在经济的常规运作中，大方向总是人随事走。毕竟大多数人求职，无非为了金钱回报。然而战略的要意旨在超越常规，既不能事事顺水推舟，有时更得逆水行舟。在目前的社会条件下，香港仗赖内地的内循环而寻求经济发展，实乃大势所趋；在人才战略上，香港却须坚守走外循环之路，加强人才的国际接轨和全球融合。

招贤纳士 全球战略

经济内循环，人才外循环，看似互相矛盾，实是应有之义。中央政府近年大讲经济内循环，意在加强内需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并不意味着要淡化对外贸易的重要性。部分政府智囊高参一再强调，中国经济要走的是「双循环」策略。笔者这几年与内地的企业家多有交流，不少人还是更愿意从事出口贸易，因为欧美商家订单规模大，产品标准明确，合同规范，交付准时，而一旦转战内销市场，状况便大不一样，企业往往为了打进一个小市场争得一地鸡毛。因此，香港熟悉国际业务的各种专业人才，在参与中国经济双循环的格局下，还是大有用武之地。

香港融入大湾区，并不意味滚滚商机扑面而来。除了在金融业上香港确实有内地难以比拟的优势，在其他行业，深圳、广州以至东莞、佛山都是香港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如果香港不能在人才上胜出一筹，在金融业以外的行业恐怕要在竞争中弱化。与内地相比，香港的人才优势全在其国际性。此外，香港若要走高科技方向，自身的人才储备实在不敷应用，假使不能面向全球招贤纳士，也就只能在高科技的大金盘中分得小小的一杯羹。笔者认为，香港采取人才外循环的策略，不但应当成为各界人士的共识，更应该是特区政府经济规划的重中之重。

当前外资在香港的进出，成了商界和政界的关注议题。上月香港美国商会发布一份调查报告，称在325家受访成员机构中，42%考虑离开香港。上周的《华尔街日报》就报道有关外资在港的去留问题 【注2】，引述多名熟悉香港的国际商界人士，表示特区政府一直打出的「亚洲国际都会」品牌定位，现在面临新加坡和上海的极大挑战，形势不容乐观。文章特别提到，从2019年6月至2020年6月的一年间，在香港的美国公司有45家关闭总部或办事处；与此同时，来港开办地区总部或办事处的内地中资企业为数63家。此消彼长，中环区的高楼大厦还不至于人去楼空，但人才流动的格局已是悄然起了变化。这一点，特区政府不仅应关注事态发展，更须积极地去吸纳全球精英，并且借助中国经济内外双循环的良性互动，进一步巩固香港作为国际人才中心的地位。

【注1】：〈湾区争雄重育才 融汇中西港占优〉，吴延晖，《信报》，2021年3月10日

【注2】：Global Companies Eye Exits From Hong Kong, John Lyons and Frances Yoon,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7 June 2021

吴延晖博士
港大经管学院副教授（经济学、管理及商业策略）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一年六月十六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笔者在本栏4月的文章，指出影响香港超过半个世纪的「积极不干预」管治理念，间接导致香港经济产业单一，社会缺乏向上流机会，认为现在是时候改弦易辙，另觅有效的方法以协助创造多元化的产业及劳工职位。本文将从以下三大范畴，探讨在特区政府的经济政策推动下，为何未来数年是本港经济转型的良机。

工业化换代

首先，笔者认为现时是本港以产学研互动及高端工业带动的经济转型最可能成功的时候。

自前特首梁振英先生在2016年《施政报告》中首次提出香港再工业化以来，特区政府虽已透过创新及科技局、科学园及生产力促进局等机构，分别以直接资助、技术支援及租务减免等方式，推动数以千计的再工业化项目，但香港本地生产总值（GDP）中工业占比仍然少于1%，相比分别透过不同高端制造业而使GDP中工业占比超过20%的亚洲另外三小龙──新加坡、南韩及台湾，香港再工业化仍大有空间发展，进度亦有望改善。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第三次工业革命由资讯科技带动，让生产链的每一部分更容易承包给外国供应商，使全球分工更为有效。在九十年代前，中国经济开始对外迅速开放，多年来经济改革也令生产力大幅提高，加上大量劳动人口从农村释放出来，香港厂商自然把握时机，把大部分生产线转移到珠三角地区。在高峰期，香港厂商在当地雇用超过300万名员工，实现所谓「前店后厂」的生产模式，同时逐渐地把香港工业掏空。

即便如此，过去数年以物联网 （IoT）智能生产为主导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如能加以有效利用，即可协助香港实现再工业化。

厂商可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3D 打印等技术，发掘更具灵活性的产品服务化机会，提升生产效率，减低生产及库存成本，克服多年来因租金及工资成本高昂而未能发展高科技工业的障碍。依赖贯穿供应链伙伴流程的「工业4.0」技术，中小企业便能参与全球更精密的生产分工。

举例来说，厂商可考虑运用智能生产技术，制造在港研发的高增值产品，如有矫形作用的眼镜片、智能手表、医疗器材及用品，目标是走高质量路线，迎合国内及亚洲区内日益扩大的中产市场。当需要提升产量的时候，还可利用物联网技术，联系区内其他生产基地，有弹性地增加供应，满足市场需要。

在区内，香港优势在于拥有大量基础研发人才及经验、较稳健的保障知识产权的制度，以及世界一流的航运及空运设施。

港商可凭仗这些优势，参与全球高端产品生产链上游研发及下游精密配件最后组装部分，利用物联网智能生产技术，灵活地出口全球。

继在2019年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中支持香港在区内发挥其现有优势，如金融、航运、贸易，亦强调再工业化的需要及能力，中央政府在今年《十四五规划纲要》中表明支持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

在国家政策及工业4.0科技创造的协同效应下，笔者对香港经济转型感到乐观。

新世界秩序

在中美角力在可预见的将来仍然持续的形势下，地缘政治仍会充满不确定性。加上在冠状病毒病疫情后，各国政府将施行政策，加强必需品及关键零部件供应的抵御性。在敏感科技领域方面（如5G），亦相信会在不同地区出现各自不同的标准。基于全球新常态，企业须为未来自然灾害或国际关系恶化所带来的冲击作好准备，因此会更着重产地分散，减少因降低生产成本而集中在某一地方生产。因此，环球贸易将会变得区域化、碎片化，削弱以往大规模生产的优势，各地中小企参与全球供应链的机会反而增加；香港的厂商亦应会受惠于这贸易链重组的过程。

至于不少在美国工作的华裔科学家及科研人才，或会因针对华人的偏颇性执法，受到日益不公平的对待，而打算重回亚洲工作。特区政府应把握此一机会，增加诱因，积极成立招揽人才计划，吸引这批境外杰出人才来港工作，贡献本地及区内的科研发展以至经济转型。特区政府在《2021–22年度财政预算案》宣布，年内将拨款支持大学招聘国际创科人才；毗邻科学园的「创新斗室」（InnoCell），快将为创科社群提供低于市价但具备智能科技的住宿和协作空间，都是值得鼓舞的开始，成功的话可考虑加强支援力度。

另外，中央政府为迎接这些新时代挑战，在今年的「十四五」规划中强调双循环经济政策。在内循环方面，政策会加强内需及生产链完整性；在外循环方面，将巩固中国与亚洲其他地区的商贸关系，特别是去年11月由15个亚太地区国家共同签订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是全球规模最大的自贸协议，预计10年内可创造一个在亚洲超过10亿人口的中产消费市场。相信双循环会为作好准备的本港企业及人才带来莫大机遇，而香港的贸易格局及形势将有重大转变，有关当局应协助港商有效转型，打进新兴市场。

新经济政策思维

最近笔者重读1997年出版的Made by Hong Kong一书，合著者是8位来自母校麻省理工学院政治以至核工程等不同领域的学者，他们接受香港商界邀请，在1995至96年期间访问了为数共350名商家及机构，然后执笔为香港经济进行分析及献计。笔者认识多年的美国经济学家Andrew Bernard，就亲自透露为了这项研究，短短两年从波士顿来港达20次。

研究针对六大产业，包括生物科技、电子、资讯科技、成衣及纺织、资本市场，以及其他制造业。8位学者都认定香港需要加强工业发展，走高技术知识型工业路线，并提出六大建议：

1）香港经济须加强在产品及生产工序的创新能力，工业界应与大学加强合作，以及建立公司品牌形象。政府和业界均须大幅增加研发的投资水平，特别是在应用研究方面。

2）为提升香港工业劳动力的能力，高等教育界应着力培训应用科学及产品研发、设计人才，并提升中小学生的英语水平。

3）加强保护知识产权的公共机构，鼓励本地及外国企业在港从事科研及创新。

4）鼓励创办新技术型企业，特别建议当时还在构思阶段中的科学园，应为初创及早期发展技术型企业，创建一个去中心化的「虚拟」网络。

5）让更多技术人才加入政府，建立轮流机制，聘请业界及学界专家担任政府设立的临时但全职行政职位。

6）加强吸引国内和海外技术人才来港工作，包括改善移民政策，以及资助外来专业人士在港的房屋及生活支出。

24年前的建议，在今天香港不单适用，更是急需。无奈地，麻省理工团队期待香港出现的经济转型并无发生，因为香港自五十年代第一次经济转型以来，虽历经多次波动，但仍长期受惠于各种全球政经改变所带来的红利。首先是1978年前内地经济尚未完全开放时，香港担当中西桥梁的红利。随后在中国逐渐开放的同时，香港作为中间人所抽取的国际红利，包括外资在1990年代初，透过本港打入国内市场的红利；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的贸易红利；以及过去十多年国内资金经香港「走出去」的红利。

在大时代的巨轮下，加上正如吕大乐教授在其著作《尴尬：香港社会还未进入一国两制的议题》中论及，香港社会在九七回归后，对政策改变普遍存在恐惧感，任何需要大刀阔斧、改变经济政策的方案，都会受制于港英年代起已主宰经济命脉的不干预方针这个「舒适区域」。然而，当香港经济面临近20年来出现的深层次结构性问题，例如土地及房屋供求失衡及产业单一之际，社会各界（包括一些财经界精英）也开始公开承认，「小政府大市场」的不干预政策实属过时。因此，笔者对香港经济出现第三次转型抱有希望。

过去20年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相信连卓有远见的Made by Hong Kong作者，在1997年也意想不到。时移世易，香港当前的经济政策不但应配合中国整体经济规划，更须对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发展产生协同及回补作用，缔造双赢局面。

但在这些基本原则上，20多年前以上8位麻省理工教授的建议，虽大都未获特区决策者积极采纳，却仍具划时代意义，足以启发如何设计香港经济转型的蓝图。

邓希炜教授
港大经管学院经济学教授、香港经济及商业策略研究所副总监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一年六月九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