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环球金融市场风起云涌，其中比特币的价格波动犹如过山车，备受追求高回报的投资者追捧。然而，在这片浩瀚的数字海洋中，大多数企业与投资者寻求的并非冒险，而是一个投资避风港。

期间，一种名为“稳定币”的数字资产应运而生，成为连接虚拟经济与实体金融不可或缺的桥梁；截至2025年初，其全球总市值已悄然突破2500亿美元。究竟稳定币如何渗透传统的资产配置？又如何牵动香港的未来发展？

稳定币并非投资工具

要了解这个市场新贵，关键在于其核心追求——稳定。它是一种价值与特定资产（通常是美元等强势主权货币）保持一比一挂钩的加密货币，旨在克服比特币等资产的价格波动。作为数字资产连结传统金融的介面，稳定币是网络世界里可靠的交易媒介和价值储存手段。

市场上的稳定币主要可分为3类。最主流的是法定货币储备派，其发行机构承诺，每发行1枚稳定币，就会存入等值的法币现金或高流动性短期政府债券作为储备。泰达币（Tether）和USD Coin这两大稳定币是此派代表，其价值基石在于发行方储备资产的透明度与信誉。为应对监管要求，主流发行商正主动走向合规，定期发布由知名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储备报告。

其次是加密资产抵押派，透过在智能合约中超额抵押其他加密资产（如以太坊）来生成稳定币，著名代表是去中心化的Dai。另有一度被寄予厚望的算法稳定币，但已被证明风险极高。2022年，因TerraUSD崩盘，蒸发掉数百亿美元市值，是金融史上一次惨痛教训，也让全球投资者认识到，由高品质流动性资产支持的法币储备稳定币，无疑是当前最可靠的选择。

简而言之，法币储备稳定币好比一张“数字现金收据”，可随时换回等额现金；加密资产抵押稳定币则有如一家“数字当铺”，透过超额抵押借出资金；而算法稳定币则似是一个失灵的“智能调温器”。

赋能香港成为规则制定先锋

凭借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竞争力优势，香港在稳定币这场全球金融变革中，正从积极参与者蜕变为关键规则制定者。继立法会于2025年5月21日正式通过《稳定币条例草案》，条例于8月1日生效之后，将进一步完善数字资产活动的监管框架。这标志著香港成为首批为法币稳定币订定监管法规的主要经济体之一，而在制度创新方面走在世界前列。

此项立法的基础是贯彻“相同风险、相同监管”的理念，明确规定任何在港发行或推广稳定币的机构，都必须获得香港金融管理局（金管局）的牌照。与此同时，为了鼓励创新并管控风险，金管局于2024年初推出“稳定币发行人沙盒”计划，邀请有潜力的机构在可控环境下测试其业务模式，展现出当局平衡监管与发展的智慧。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香港正积极探索将稳定币落实于实体经济的应用场景。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曾提到，稳定币有望在中国推动的“一带一路”倡议中扮演重要角色。在一些沿线国家，当地货币汇率波动剧烈，若能采用与港元或美元挂钩的稳定币进行项目投资和贸易结算，就能有效规避汇率风险，突破传统跨境支付的瓶颈。

从避险工具迈向资产配置新核心

稳定币的未来发展，远不止于支付功能，其不断增强的金融属性，正逐渐演变为传统投资组合中的新角色。首先，其应用场景正迅速扩展到主流金融领域。全球支付巨头Visa和PayPal的深度整合便是最有力的证明。这些公司正积极将USD Coin、PYUSD等稳定币用于提升跨境支付效率和减低小额汇款成本，反映稳定币受主流金融体系逐步采纳。

其次，除现金和债券之外，稳定币正成为传统投资组合中的新型“稳定器”和“流动性工具”。在市场动荡时，投资者可将资金暂时停泊在稳定币中，以规避市场波动。对于机构投资者而言，配置稳定币不仅可以对冲风险，还能提供前所未有的高流动性，以便在市场出现机会时，得以迅速部署资金。

至于革命性的影响，在于稳定币正成为激活现实世界资产（real-world assets）代币化浪潮的核心媒介。所谓现实世界资产代币化，是指将股票、债券、房地产，甚至艺术品或私募股权等传统非流动性资产，转化为可在区块链上交易的数字代币，从而在更大程度上释放此等资产的流动性与交易效率。权威报告预测，全球现实世界资产代币化的市场规模有望在2030年达到16万亿美元。在这个即将来临的庞大市场中，稳定币将是购买和交易这些代币化资产最主要的结算工具。

当然，稳定币的前景也并非一片坦途。储备金的透明度和审计问题依然是市场信心的重点。与此同时，全球监管的协调、反洗钱合规要求，以及与各国央行数字货币之间的竞合关系，都是在稳定币长远发展中，必须审慎应对的挑战。

打造永续数字资产生态圈

作为诞生于区块链技术的金融创新产物，稳定币正处于传统金融与未来数字经济的十字路口。它不再是一个简单的支付工具，而是演化成一种关乎信任、效率和全球互联的金融解决方案。

香港率先建立起世界一流的法币稳定币监管框架，是极具远见的一著。这不仅能有效管理风险、保障投资者，更能吸引各地的顶尖金融科技公司落户，围绕港元开发稳定币，从而将港元的货币主权扩充至数字领域。从上周发表的《香港数字资产发展政策宣言2.0》，足见当局锐意拓展数字资产行业的决心。

从“一带一路”的宏大叙事，到未来万物皆可代币化的现实世界资产蓝图，稳定币的巨大潜力正在逐步释放。这场由信任之锚所引领的金融变革，故事才刚刚开始。深刻理解个中蕴含的机遇与风险，将是每一位关注未来经济动向者必修的重要一课。

章逸飞博士
港大经管学院经济学高级讲师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五年七月二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人工智能（AI）正迅速成为优化效率与推动创新的核心技术，广泛应用于医疗、企业营运与公共安全等领域，但正如一枚钱币的另一面，犯罪分子却有机可乘。随着 AI 技术日益成熟，犯罪组织更透过骇客攻击、诈骗、伪造影片勒索，以及散播错误资讯，令人防不胜防。

AI 在金融方面的滥用尤为显著。到 2027 年，预期生成式 AI 将使全球诈骗损失增加四倍。近10年来，金融与银行业的数字化转型加速，冠状病毒病疫情更巩固了数字银行的主导地位。此一转变无疑提升了服务效率与交易量，却也被金融犯罪分子找到下手机会。2023 年，全球约有 3.1 兆美元的不法资金流经金融系统，其中包括人口贩运、毒品交易和恐怖主义融资等活动。同年，银行诈骗造成的损失估计共达 4856 亿美元。

道高一尺  魔高一丈

美国财政部在 2024 年指出，现有金融风险管理架构可能无法涵盖新兴 AI 技术，显示唯有以 AI 对抗 AI，才能建立有效的防御机制。

今时今日，诈骗集团已舍人力操作而取生成式 AI 工具，钓鱼邮件和深度伪造骗案的内容几可乱真。去年多宗案件牵涉模仿公司高层，令员工将大额资金汇入假帐户；可见生成式 AI 已成为诈骗者绕过传统安全防线、操控信任的关键工具。从环联​（TransUnion ）的信贷报告可见，数字诈骗案件较疫情前暴增 80%，其中信用卡骗案上升 76%，而帐户盗用（account takeover）的增幅更高达 81% 至 131%。

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指出，2023 年诈骗损失突破 100 亿美元，较2022年增加 10 亿。根据纳斯达克全球金融犯罪报告【注】，2023 年全球欺诈骗局和银行骗案预计总损失超过 4850 亿美元；20 至 29 岁年轻人的受骗率高于 70 岁以上长者，反映诈骗目标已不再限于高龄组别。

虚拟货币投资亦不乏“拉地毯”（rug pull）骗局，货币开发者关闭项目后即卷款潜逃，导致投资者血本无归。有组织犯罪更朝全球化与专业化发展，催生出新兴的犯罪商业模式，如“服务式犯罪”（crime as a service）。此外，国际刑警组织指出，部分受害者遭假工作广告诱骗，更被贩运至东南亚与南美等地的诈骗中心，结合科技与人身剥削，形成规模化、工业化的诈骗产业链。

生成智能  便于造假

随着合成身份生成器与自动化加密货币帐户开设工具等 AI 技术的出现，不仅大幅加快洗钱流程，甚至可能动摇整体金融体系，并助长跨国犯罪网络扩张。洗钱如今已演变为一种商业化服务，按客户付费等级来提供不同层次的操作方案。在分层洗钱阶段，高端客户可动用不常使用的帐户，并透过分散的傀儡户口（money mule）网络进行小额、多宗交易，以规避监管。

金融机构面对庞大的资料量和多样化的数据，往往难以即时辨识异常行为。相反，犯罪分子则藉这些资料设计出难以察觉的诈骗手法。由前期侦察、分析防御系统弱点，以至优化诈骗模式，通过大型语言模型、影片生成工具，以至生物辨识技术，AI都广被应用。这些合成内容可应用于洗钱、地契诈骗等犯罪场景。

显而易见，透过模拟理财顾问的线上会议进行诈骗，将对金融服务构成重大冲击。传统防线如生物识别与第三方资料验证，正面临 AI 技术快速演进的严峻挑战。

科技犯罪  无孔不入

无可讳言，生成式 AI 被滥用的情况日益严重，特别是在诈骗与网络犯罪领域。2023 年 6 月，名为 WormGPT 的黑暗版 ChatGPT首次出现在暗网，具备执行多种非法任务的能力。FraudGPT则被揭露为一款专门用于搜寻系统漏洞、撰写恶意程式码和自动生成钓鱼邮件的大型语言模型。自 ChatGPT-4 问世以来，BlackHatGPT等“越狱版”模型，以及所谓“服务式越狱”（jailbreaking as a service）平台相继出现，进一步推动 AI 的恶意应用。

当前金融机构高度依赖行动装置和流动银行应用程式，以进行数字业务，效率与便利性得以跃升，然而资讯安全风险亦相应增高。从用户身份验证到一次性密码，流程主要集中于单一装置，一旦智能卡遭受病毒或恶意程式攻击，或会瘫痪整体系统。不少研究已经指出，AI 作奸犯科的潜力近乎无限，从操控式攻击、基础设施破坏，到 AI 系统全面武器化，皆具高度风险。

随着系统日益复杂，AI 在特定诱因和机器学习驱动下，甚至可能自主研发新型犯罪手法。乍听有如科幻情节，实际上金融业界已出现 AI 系统因诱因设计不当，而采取不道德行为的案例，惟现行防御架构尚未为此类风险作好准备。

周全应对  面面俱到

面对层出不穷的 AI犯罪手法，当局应从技术、政策、国际协作、教育四管齐下。

技术方面，AI 驱动的侦测系统是第一道防线。用于辨识深度伪造内容和金融异常交易的工具，已证实具实用性，应进一步整合至资讯安全架构中，以降低大规模攻击风险。香港大学和香港警务处合作研发的虚拟资产追踪系统CryptoTrace，利用创新科技，有效追踪涉及案件的虚拟货币交易。2025年4月，此项目在日内瓦国际发明展荣获评审团嘉许金奖。

政策方面，决策者应建立既能促进创新，又能防止滥用的监管环境。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于 2024 年 5 月发布的《金融市场负责任人工智能》报告中强调，AI 虽广泛应用于风险管理与预测分析，但也带来深度伪造、网络钓鱼与演算法操控等风险，呼吁建立相应的 AI 风险管理框架。

国际合作方面：AI 犯罪具跨国特性，必须全球携手应付。国际刑警组织与联合国皆倡议统一 AI 使用规范，订立伦理准则、惩罚机制，并强化各国执法力度。

教育方面：深化大众对 AI 诈骗与误导性资讯的辨识能力至关重要。香港警务处推出名为“防骗视伏器系列”的手机应用程式，有助市民实时侦测诈骗行为；本年4月更在日内瓦国际发明展赢得国际传媒大奖及金奖。

攻也AI   守也AI

既然骗徒有AI之矛可用，各界亦不妨以AI之盾加以防御。一方面，犯罪分子运用生成式模型制造仿真度高的假发票和合成帐户，加速洗钱与诈骗流程。另一方面，AI 演算法能自动侦测伪造文件、比对异常交易模式，显著提升风险识别与防范之效。如能善加利用，危中依然有机。

纵使目前尚未出现完全由 AI 主导的犯罪模式，但技术发展的趋势已清楚显示，务须马上部署预防措施，以便防患未然。为此，公私营协作无疑是重中之重。执法机关、政府与企业应紧密合作，建立以 AI 为核心的安全防护体系。金融机构与企业可将风险管理结合资讯安全防护，内置于 AI 系统之中；政府则应透过政策引导与拨款支持，促进研发创新，并全力推动跨界别，以至跨国界的协同对策。

注：https://www.nasdaq.com/global-financial-crime-report

谢国生博士
港大经管学院金融学首席讲师、新界乡议局当然执行委员

何敏淙
香港大学附属学院讲师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五年六月二十五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伦敦经历了从全球贸易港口到离岸金融中心的深刻转型。1964年，伦敦位居欧洲三大港口之一，处理货物量高达6130万吨；但至1980年代，随着大型远洋船舶和集装箱技术的普及，当地封闭式码头在地理与设施上均难以适应新型货运需求，货物处理量大降至2500万吨，伦敦港口因而失落领导地位。

为应对转型压力，伦敦展现出卓越的适应能力。1982年，伦敦船坞区（London Docklands）被划为企业区，并成立发展公司，吸引了约7.2亿英镑的私人资本，用于建设现代基础设施和引入服务业。1990年代，重建完成的船坞区，特别是金丝雀码头（Canary Wharf），更吸引大量跨国公司总部进驻，并发展出高效的物流、仓储与金融服务网路。伦敦逐步摆脱对传统货运的依赖，迈向多元化的全球服务与金融中心。

通过持续吸纳跨国资本与企业设点，伦敦不仅摆脱了对本地实体货物流的依赖，也成功维持了其作为全球资金、数据与专业服务流动枢纽的活力与战略价值。离岸地位赋予伦敦更大的制度与税务灵活性，使其能迅速调整政策以适应全球市场变化，并降低企业设立与运营成本。特别是在脱欧后，伦敦更加强调与非欧洲市场的金融与贸易合作，积极扩展其在新兴市场与多边框架下的影响力，进一步巩固其全球网络连接能力。此外，伦敦高度开放的资讯流通与法治环境，也提升了其作为资料、法务与技术服务集散地的吸引力，实现从“货物流”向“知识流”与“资本流”的升级转型。

今天的香港正面临类似的转折点。根据政府统计处数据，2025年首季，本地私人消费同比下降1.6%，消费市场呈现萎缩态势，经济结构亦显单一。特区政府虽积极推动科技创新和数据融合，努力实现经济多元化，但其间仍面临政策灵活性、金融创新能力、区位运用效率与综合服务整合等多重挑战。

筹划未来之际，香港必须综合历史、市场动能与地缘格局等因素，而要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维持并扩大影响力，更须主动谋求转型，在政策制定与战略部署上融合自身优势。借鉴伦敦经验，当可有望在环球供应链中打造新型枢纽地位，笔者建议聚焦下列四大范畴。

政策灵活  服务全面

弹性而高效的政策环境是转型成功的先决条件。1986年“金融大爆炸”（financial Big Bang）是伦敦金融改革的重要节点。英国监管机构通过放宽金融管制、引入市场机制、开放服务领域，迅速激发了金融市场活力。伦敦随即吸引了大批国际金融机构，强化了其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枢纽地位。伦敦金融城数据显示，如此改革后，当地国际银行数量大幅增加，金融交易显著活跃。

香港长期奉行“大市场、小政府”理财原则，拥有成熟的金融监管制度，是制度优势的集中体现，为进行转型提供了良好基础。要进一步巩固在国际供应链服务市场中的竞争力，香港不妨效法伦敦，加强在法律、税务、商业谘询各方面的专业服务支援，尤其是高增值供应链管理中日益复杂的跨境合规需求。

此外，清晰明确的政策预期机制同样不可或缺，以便提升政策透明度和市场信心。例如由香港统计处定期发布政策动态与行业趋势报告，协助企业及时判断政策走向，类似伦敦改革初期所采用的资讯公开与市场沟通机制，这既有助增强市场信任，也能扩充香港在服务型经济中的协调能力。

金融创新  机不可失

冷战时期，苏联集团国家出于规避美国金融监管的考虑，将美元存放于伦敦银行体系，由此催生出活跃的欧洲美元市场。及至1970年代末，伦敦已吸纳全球超过四分之一的欧洲美元业务量，奠定其作为国际资本汇聚地的基础。香港也可充分利用其特殊的地缘与制度优势，进一步在金融和贸易方面推动人民币国际化。

近年来，人民币在各国央行外汇储备中的比重持续上升。香港凭借与内地的紧密联系，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离岸人民币交易中心。根据香港金融管理局（金管局）数据，截至2025年4月底，人民币存款总额达到10309亿元。为扩大这一优势，香港亟需加快金融创新步伐，推动数字化平台建设与跨境支付系统优化，拓宽人民币在国际贸易与投资中的使用场景。

事实上，香港在金融科技一环已动作频频：近期推出的稳定币监管制度，使香港跻身世界首批确立虚拟资产支付牌照的司法辖区之列，增强了其在数字金融领域的国际话语权。在当前地缘政治不确定性升高、全球对非美元资产配置需求日增的背景下，稳定币制度亦为香港提供了一项制度创新的窗口，有助于吸引寻求多元资产避险选项的国际投资者，并加强其作为资金中介平台的地位。同时，多家国际人工智能企业前来落户，带动区块链、遥感等前沿技术向金融服务延伸。金管局亦积极扩大数字人民币与“多种央行数码货币跨境网络”（mBridge）项目，在制度上为人民币国际化铺路。

香港更可深化与中东、东盟等地区的金融合作网络，推动更大范围的货币互换与金融产品对接，培育供应链融资生态。这一系列举措将有利于构建兼具技术优势与制度弹性的金融服务体系，为本港在全球供应链金融领域争取更大战略主动。

善用地利  融入国际

伦敦的地理位置优势不容忽视。位处欧洲与北美之间，归入格林威治时区，可同步覆盖亚欧美三大洲的交易时段，无疑是这座城市作为世界全天候金融兼贸易中心的天然条件。

香港作为中国通向世界的重要门户，背靠内地，东临东南亚，亦具备发展成为区域供应链与贸易服务中枢的地理优势。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持续推进，香港在与相关国家合作中的作用不断增强；再者，积极申请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之馀，也带来更广泛的市场接入与服务扩展机会。

至于制度层面，香港亦展现出高度的融合能力。2025年5月，《国际调解院公约》在此落地签署，标志着香港在全球法律服务体系中迈出关键一步。凭借“一国两制”下的普通法体系和中英双语环境，香港将国际调解机制引入供应链体系，为解决跨境争议提供高附加值服务。由此，香港不仅在传统物流节点中占据一席之地，更有望升级为国际法律与商业服务枢纽，与伦敦的发展轨迹形成良性呼应。

双向发展  服务四方

伦敦的成功不仅源于金融能力，也来自跨境贸易与资本流动方面的地位。自1970年代以来，伦敦通过灵活的金融政策招徕各地资本与企业总部落户，其高效的金融市场与港口物流功能相辅相成，为企业提供涵盖资金、物流与管理的系统服务。

香港完全拥有发展类似“双重枢纽”的潜质。作为亚洲顶尖金融中心，其金融体系高度开放；在港口、机场、物流与仓储方面亦具备坚固基础。未来，香港更可通过系统化推进供应链管理与服务升级，帮助企业实现流程优化与成本控制，从而吸引更多跨国公司前来设立区域总部与管理中心。

在离岸人民币融资与结算方面，香港尤其应借鉴伦敦经验，以世界一流的金融与基础设施，为跨国企业提供整合式服务。当前，香港已与阿联酋、泰国等国家探索央行数字货币（CBDC）在跨境支付中的创新应用，这类协作可促进金融服务附加值及完善国际网络联通。

此外，香港应鼓励本地专业服务机构深化与国际市场的连接。在供应链管理、风险控制、税务谘询等领域打造产业生态，使其从服务平台向管理中枢升级，而成为国际企业拓展亚太市场的战略节点。

总的来说，在世界经济与地缘政治日益复杂的背景下，香港正处于战略调整的关键时期。借鉴伦敦从传统港口城市向现代金融与服务中心的成功转型经验，香港可在制度、服务与科技等多个维度协同推进改革。在提升政策灵活性的同时，应强化供应链服务能力，扩大人民币国际化空间，并充分发挥地理与制度优势，构建系统化、多功能的跨国服务平台。

长远而言，香港不仅应巩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更应以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为新支点，在全球经济版图中重塑核心角色。笔者相信，香港完全有能力通过一场深度转型，实现从“贸易中转”到“管理中枢”的跃升，在世界经济体系中持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艺术与AI矛盾背后的行业存亡思辨

近年来，人工智能（AI）技术的爆发式发展，在世界各地掀起了激烈讨论与深层焦虑，究竟人工智能会否替代人类工作，并且摧毁各行各业。早在 2016 年，英国物理学家霍金生前就有此预言：随着人工智能崛起，中产阶级势将深受就业流失趋势的影响，只有最讲求关爱、创造力和监督力的岗位得以保留。【注1】

在这场席卷全球的技术革新浪潮中，艺术行业因其对创意与审美的极高要求，往往被视为人类独特性的最后壁垒。香港特区政府非常重视文艺创意产业，全力推动此一生态圈的繁荣，2023年用于培育新进艺术人才和资助艺团发展的拨款接近1亿元。与此同时，现实的矛盾却正在凸显；已有报导指出，一些艺术从业员抱怨工作机会正被人工智能悄然挤占。

为明晰讨论边界，笔者将借助人工智能绘图工具创作的艺术作品定义为“人工智能艺术”，而将通过传统绘画工具独立完成的原创作品称作“原生人类艺术”。当下，一边是 “原生人类艺术不可替代” 的坚定信念，一边是“人工智能艺术正在崛起” 的现实冲击，这种认知冲突直指核心命题：人工智能究竟会如何重塑艺术家的创作逻辑？当人工智能深度介入有关领域，原生人类艺术作品的市场价值是否会被人工智能艺术吞噬殆尽？

美学、创意、声誉的三方博弈

在探讨人工智能对艺术行业的影响前，应先破解评估艺术作品价值的“密码”。 这个看似充满感性色彩的一环，实则暗藏一套微妙的理性逻辑。经典的享乐主义定价理论揭示了艺术品价值的本质——价值来自其美学和创造力水平。鉴赏一件艺术品时，其中蕴含的美学特质与创新因子，恰似一颗投入湖面的石子，会在观赏者心中激发美学享受、好奇心满足以及情感共鸣。【注2】

然而，观赏者对艺术品美学与创造力水平的评价，每每具有强烈主观性，难以形成统一标准，此时公众普遍认可的创作者声誉，便成为衡量艺术品价值的关键标尺。即便无法与毕卡索的抽象艺术产生情感共振的观者，也不会否定其作品的艺术价值。艺术家在行业内的地位与影响力，为作品价值提供了共识锚点。

综合而言，艺术品的美学水平、创造力水平与艺术家声誉，共同构成了决定其市场价值的核心要素。在此基础上，人工智能技术将如何从这3个维度介入艺术创作过程？对原生人类艺术品的价值呈现，又会产生什么影响？

AI是助力还是挑战

人工智能与艺术创作的关系正引发行业思辨。支持者认为，人工智能绘图工具能根据使用者的指令，整合不同艺术流派的技法与概念，为创作提供多元灵感。美国纽约大学相关研究显示，与人工智能工具互动后，艺术创作者的思路因受到显著启发而开阔得多，部分创作者从中获得突破固有风格的新视角，提升自身的美学素养和创造力水平。【注3】

此外，“人工智能艺术家”标签正成为行业先锋符号。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热度攀升，尝试以人工智能辅助创作的艺术家更易引发公众与媒体关注。这种曝光效应将可能为其带来提升个人声誉的契机，因而在艺术生态圈中更易形成差异化影响力。

反对者对此则有所担忧。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一项研究指出，长期依赖 AI 工具可能导致使用者个人创意降低，思维趋向同质化。【注4】如此看来，过度依赖人工智能或对艺术创作者的个人能力产生负面效果。版权与道德问题也随之凸显，据报道，多名著名艺术家共同起诉 AI 绘图工具供应商，指控其滥用有关作品作 AI 训练用途、侵害版权，以致应用 AI 绘图工具的创作者亦面临声誉受损的风险。

目前，应用人工智能对艺术家美学素养、创造力水平和行业声誉的具体影响尚无定论，相关争议仍有待通过实证数据加以探究。

AI辅助创作的价值增长曲线

数字艺术品交易平台近年不断发展，艺术创作者可在这些平台上透过电子档案形式，出售各类画作以供顾客下载，并在社区内与潜在顾客互动。某领先平台要求作者披露作品是否以 AI技术绘制，这种规则既清晰区分了“人工智能艺术”与“原生人类艺术”的界线，也使研究者得以追踪分析两类作品的市场表现。

笔者的研究团队针对某领先数字艺术品交易平台，对3355位艺术家的 415906件绘画作品数据及其交易记录，展开了全面且系统性的分析。研究样本聚焦于原生人类艺术作品，由创作者独立绘制，充分展现出其内在艺术能力与创新能力。研究过程中运用了多领域先进演算法：采用机器视觉领域的BAID演算法衡量其原生人类画作审美价值;借助 Meta AI Lab 的 Dino V2演算法抽取图像特征，并结合滚动馀弦距离演算法，以评估艺术家在其原生人类艺术作品中表现的创新能力; 同时以粉丝授予的勋章数量，反映艺术家声誉的变化。

研究结果显示，尝试运用人工智能技术的艺术创作者，其美学素养、创造力水平及个人声誉均呈现向上态势：在与人工智能绘图工具互动后，作者后续发布的原生人类艺术品在美学、创意维度评分显著提高，且在价格、销量及利润方面均实现增长。这一研究成果支持了一个积极的假设：人工智能技术很有可能并没有挤压传统艺术市场，反而通过赋能创作者，有效拓宽了原生人类艺术品的价值空间。

AI技术赋能的未来图景

我们的研究结果显示，人工智能大概并非原生人类艺术品行业的终结者，相反，它有可能正扮演着赋能者的角色，为积极接纳它的艺术创作者开启全新机遇之门。长远而言，若能合理运用人工智能工具，从中汲取灵感与技巧，有望成为艺术创作者保持竞争力的关键。

著眼于人工智能技术的巨大潜力，立足亚洲艺术与技术革新前沿，香港特区政府正积极投资，布局人工智能在创意产业的发展，同时构建风险防控体系。 香港生成式人工智能研发中心已推出 HKGAI V1 系列人工智能工具，具备文本、图像、音频、视频的多媒体综合生成能力，为业界提供强大的创作辅助。再者，数字政策办公室也公布了《香港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及应用指引》，聚焦版权、道德等关键问题，为人工智能创意产业的稳健发展筑牢合规根基。

展望未来，文化艺术产业将步入人类创造力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的崭新时代。在技术与艺术的碰撞交融中，艺术的边界将不断拓展，新的美学范式与创作形态有望持续涌现，相信可为全球文艺爱好者带来更多惊喜与感动。

注1：https://www.theguardian.com/commentisfree/2016/dec/01/stephen-hawking-dangerous-time-planet-inequality

注2：Hernando, E., & Campo, S. (2017). “Does the Artist’s Name Influence the Perceived Value of an Art Work?”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rts Management 19(2): 46–58.

注3：https://www.sps.nyu.edu/homepage/emerging-technologies-collaborative/blog/2023/embracing-creativity-how-ai-can-enhance-the-creative-process.html

注4：https://doi.org/10.48550/arxiv.2410.03703

方钰麟教授
港大经管学院创新及资讯管理学教授，数字经济与创新研究所总监

牟洋忱
香港大学数字经济和创新研究所研究助理

钱冰洁博士
香港大学数字经济和创新研究所博士后、同济大学经管学院助理教授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五年六月十一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近期内地电商巨头淘宝、京东、拼多多纷纷发力，将香港市场纳入包邮区。过去港人需先通过中转集运才能接收所订货品，相比之下，最新推出的一站式购物服务，自然大受欢迎。

无庸置疑，内地电商龙头的抢滩行为必会影响本地零售业，让早已低迷的销情雪上加霜。这种趋势下，本土零售业有什么应对之道？笔者从以下3个角度建议业界如何破解困局。

善用数据优化零售营销

按照一般看法，内地电商的核心竞争力在于价格低廉，笔者却认为，此等企业在数字化方面，同样遥遥领先香港零售业。内地零售业极其重视数据分析，往往设有庞大的数据分析部门，通过统计学、经济学、机器学习等方法，研究如何更好地为消费者进行定价、产品推荐和提升服务。以淘宝为例，“顺手买一件”功能就是基于用户的选购商品和浏览内容等行为，判断用户还可能喜欢买哪种产品而作出推荐，力求提升其购买意欲。

除了电商之外，内地的线下零售业也在积极进行数字化转型。笔者曾经与内地菜市场（类似香港街市）合作，通过用户的购物数据和地理轨迹优化市场布局、产品选择，以及对用户展开更为个性化的促销。这些数字化改变可以在成本不额外增加的前提下，大大提升零售效益。

反观本港零售业在这方面却不尽如人意。很多本地零售品牌不懂数字化，也无意采用，一直依循传统的营销思维看待零售业，甚至没有收集用户数据。即使认识到数字化的重要性，企业对数据的运用也往往浅尝辄止。例如，一些知名品牌也投入巨资建立网购平台，可惜却没有分析平台积累的宝贵用户数据。另外，一些线下零售商推行积分系统，给予用户购物奖励，但也没有积极发掘交易数据的价值，这是对数字资源的巨大浪费。本地零售商若不能彻底适应数字化，拥抱数字化，就难望在智能时代保持竞争力。

差异化定位减轻竞争压力

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原理，就是差异化定位可以减低竞争，让企业获得相对优势。受制于高工资和租金，香港的零售业普遍成本较高，如果直接和内地电商打价格战，根本毫无胜算。在这种情况下，本地零售商不妨考虑放弃或减少没有竞争力的产品，而聚焦于旗下更有优势或内地电商难以覆盖的产品。众所周知，香港是自由港，绝大多数产品没有内地增值税和消费税，但铺租和员工成本较高，因此对大部分产品而言，并无价格优势；相反，对少量单价高的贵重产品则仍有价格优势，如大牌奢侈品、黄金饰品、电子产品、化妆品等。

此外，一些富本地特色的产品，如药油药膏、本土文创、饼干点心等商品，也是内地无法提供的，因而具有天然竞争力。香港零售商应该多开发和选择具有独特竞争力的产品，与国内电商错位竞争，以保自身竞争优势。就拿天天吃到的大米来说，如果本地零售商销售内地大米，肯定难以在价格方面占优，但改为销售泰国、日本出产的大米，而面向不同消费群组的错位竞争，就可藉自由港的免税优势保证收益。

加强政府监管以巩固品质信心

相信不少市民对十多年前内地奶粉大军的情况依然记忆犹新。受2008年三鹿奶粉丑闻影响，内地人对国产奶粉品牌丧失信心，纷纷前往香港抢购奶粉，以致本地奶粉库存告急，这也推动特区政府在2013年修改法例，限制奶粉出境。又如内地奶粉品牌晨光乳业旗下“供港一号牛奶”，通过标签中“供港”字眼，打造符合香港质检标准的形象。至于去年国内油罐车装载食用油事件，甚至促使民众专程南下，购买香港食用油。这些例子在在反映内地人对香港产品质量的信心，更显示高标准的品质可以成为香港零售业的优势。

不可不察的是，近年来本港屡有冒牌产品和假货出现，蚕食市民大众对香港产品的信心。例如，街市销售丹麦蓝罐曲奇假货、代购平台卖假手袋时有发生，甚至出现冒牌药物和中成药。若这些假货不受管制而得以流入市场，势必影响香港的品质声誉。此外，2024年7月亦曾引起“农夫山泉”风波：香港消费者委员会（消委会）检测市面各款樽装水，指出农夫山泉品质达到欧盟标准上限，却遭农夫山泉发律师信；结果消委会将该样本改列为独立类别，经重新评分后整体表现由4.5星上调至5星。

上述事件无疑会消耗市民的信任，一旦香港产品的品质优势不再，被打上低端劣质的标签，其竞争力势将荡然无存。因此，特区政府务须订立严谨的品质标准，并加强执法打击假货，维护产品的品质优势，加上零售业配合宣传，即可让市民安心选购香港产品。

追上数字化时代的步伐，善用差异化策略，强化品质信心，都是可行策略。如能三管齐下，就有望维持香港零售业的持续优势。

李曦教授
港大经管学院市场学教授、亚洲案例研究中心总监、数字经济与创新研究所副总监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五年六月四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今年首季录得1220万名旅客访港，创新冠疫情后的季度新高；内地五一黄金周则迎来110万名旅客，按年增加22%。诚然，数字增长并不代表万事大吉。随着全球经济放缓、消费降级，很多游客当天来当天走，甚至“发明”了在快餐店过夜的省钱旅游攻略。

旺丁不旺财，可能导致城市资源无法承担游客增多所产生的负荷，而市民则不满游客带来的拥挤和不便，最终只会影响旅游业的持续发展。

如何旺丁又旺财呢？笔者上月就曾在本栏撰文分析泡泡玛特的知识产权策略（IP strategy）【注1】；既然这家潮流文化娱乐公司的商品IP可以声誉和销量双赢，香港的旅游IP是否可以从中借镜呢？

人无我有 只此一家

泡泡玛特和艺术家签署独家授权，亦即只有泡泡玛特有权使用Labubu等众多IP形象。反观香港的旅游IP，则不用和谁签署协议，就已是自身的宝贵资产。无论是绵延298公里的四大行山径，还是荷里活电影《变形金刚》的取景点鲗鱼涌“怪兽大厦”；无论是穿行北角春秧街菜市场的“叮叮”电车，还是屹立百年的哥德式建筑伯大尼教堂，甚至是坚尼地城海旁一隅的日常景观，无一不是香港独一无二的风景。

拥有当然只是第一步，如何得以众所周知，则有赖行之有效的宣传。Labubu风靡东南亚的背后是泡泡玛特的营销策略。潮玩很多，但能挂在Blackpink泰国女星Lisa的手袋上，能和泰国公主合照，能成为泰国官方首位IP旅游大使，则只有Labubu。哪管在民间或官方层面，泡泡玛特都给Labubu充足的曝光机会，才使得Labubu在泰国一鸣惊人。

香港多元的旅游资源也需要通过类似的曝光，才能广为人知。从顶流明星，到影响力强的KOL，以至官方宣传，只有打造出鲜明地标，令国际形象深入人心，才算得上“修成正果”。

人有我优 精益求精

即便是与别不同的景致，也不是没有竞争对手。有山有海的行山径深圳也有，哥德式教堂广州、上海、青岛亦可见，为什么游客要选择来香港呢？正如泡泡玛特既不是盲盒的发明者，也不是盲盒市场的垄断商，何以消费者对其产品情有独钟？

一个看似简单的盲盒，除了藏在里面设计精良的潮玩，还包含背后各种市场营销巧思：要是定价太低，恐怕有损IP的品牌价值；定价太高，则难令消费者乐意解囊。售价介乎70至100元之间，即使中学生也可以省点零用钱就能买到。至于如何避免消费者重复抽到同一玩偶，泡泡玛特乐见客户互换盲盒之馀，还从互换盲盒的数据中推测下个爆款。这正是“人有我优”策略画龙点睛之处，也是泡泡玛特的致胜之道。

本港不妨借鉴这个经验，除了“一无二”，更要“胜一筹”。例如，虽然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的展品数量和质量不及北京国家博物馆，但是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的突出之处，在于展览策划、展品说明，甚至展馆背景音乐。在国内举办的大型展览，参观者往往挤得水泄不通，相较之下，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则可让游客慢慢欣赏、细细琢磨、悠悠品味。这种“人有我优”的细意安排，足以吸引曾经去过国家博物馆的游客步入香港故宫，欣赏妙不可言的赏玩艺术。

人优我全 包罗万象

香港无疑是弹丸之地，然而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论自然风景，既有唯一两次获选世界三大夜景的太平山顶，也有被美国媒体CNN誉为全球最美行山径之一的龙脊。论市区风貌，既有中银大厦、环球贸易广场等摩天大楼，也有铜锣湾鹅颈桥下打小人的旧式习俗。论饮食潮流，既有潮人云集的兰桂坊，也有历史悠久的点心车茶居莲香楼。

从市区到郊野，从摩登到传统，从历史到潮流，也都近在咫尺，让访客全面体验缤纷多彩的旅游惊喜。这种“小而全”，正是香港作为东西交汇、新旧互碰的优厚条件。

如何利用“人优我全”的优势？特区政府不妨学习泡泡玛特为Labubu不停推出的系列产品。同一个Labubu既可以在海边散步，也可以做慵懒的瑜伽，每个系列都使Labubu变得百变有趣，买一个不如买一套，买一套不如逐套收藏。同理，香港丰富的旅游资源可设计出万花筒式主题，如“香港的夜与日”、“香港的中与西”、“香港的山城与海港”，“香港的繁忙与慢活”等系列。一个城市若能呈现出各式各样的美好，游客才会驻足细味，酒店以至相关行业自然不愁没生意。

虽然旅游业的附加值只占本地生产总值的2.6%，却是15万名从业员的饭碗。游客消费也为零售业总销售额贡献18%，为饮食业总收入贡献24%【注】。这一行的兴衰与每个香港人可谓息息相关。毫无疑问，旅游业是一个城市的名片，象征其软实力。只有足够发达的城市才有实力打造和宣传蕴藏其中的旅游资源；只有足够成熟的社会才能照顾和关注游客的需求；也只有足够开放的文化才能包容八方的来客。

冀望香港真能做到无处不旅游、无处不周全，令来去匆匆的游客留连忘返。

注1：〈泡泡玛特一夜爆红的IP策略〉，范亭亭，《信报》，2025年4月16日

注2：《香港旅游业发展蓝图2.0》（https://www.cstb.gov.hk/file_manager/tc/documents/consultation-and-publications/Tourism_Blueprint_2.0_Chinese.pdf）

范亭亭博士
港大经管学院市场学首席讲师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五年五月二十八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早前中美双方在日内瓦就关税会谈，出乎意料地迅速达成休战共识，关税税率暂时回落至所谓美国“解放日”之前的水平，但全球局面却难复旧观。美国总统特朗普玩弄所谓谈判技巧，叫价忽高忽低、忽真忽假，威逼利诱，为己方制造谈判空间。可是碍于底气不足，逻辑紊乱，贸易战犹如美方蹩脚的马戏班杂耍，将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推至历史高点【注1】。

经过一个多月的折腾，特朗普的关税神话已不攻自破。说关税是由外国而非美国支付，却在沃尔玛通知消费者货品因关税而加价时，责成沃尔玛应“吞下”关税，而非转嫁给消费者。说关税会重振美国制造业和创造工作岗位，却批评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库克将iPhone生产转到印度，而非带回美国。

至于金融市场对关税上升或暂缓的大幅度反应，更是不留情面的表达关税大棒对经济的负面影响。特朗普团队只能改变口风，说关税毕竟有些短期影响，长远来说还是对美国利多于弊。

目前，除了与英国达成没太多实质内容的协议外，美国和其他国家的贸易谈判还没任何成果。对等关税90天宽限期将在7月9日结束，大抵各国都认识到美国外强中干，想多看其他国家的情况来判断美国的底线，没快快下跪，这使美国的处境愈来愈尴尬，因此特朗普和财政部长贝桑都分别在数天前表示，若各国没谈判诚意，美国便会单方面征收“解放日”当天宣布的对等关税税率。这是美国惯性的威吓伎俩，惟事情毕竟要解决，也许在未来数周会出现一些突破口。

进口遏本地生产属错误理解

特朗普和他的团队把关税闹得这么大，赌上美国的经济和国际形象，自然有他们的看法和执念，虽然不一定都正确，这里以两条宏观经济学入门的恒等式来讨论。

美国上月底公布本年首季GDP数字，实质增长率与前一季相比，以按年下跌0.3%的速度减少，大部分美国舆论都认为是美国企业争取在特朗普政府提高关税之前，大量进口外国商品所致。众多的主流传媒，包括《华尔街日报》、《华盛顿邮报》、彭博、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等，均如此报道。背后的思路，是进口降低了本地生产。

按这个逻辑推理，中国多年来对美国的大量出口，便严重地拉低美国的生产和经济增长，同时夺去美国工人的就业机会。特朗普两次当选总统，其中一原因是成功地利用这种思维，标榜自己会以关税抗拒外国产品，保护美国和美国工人的利益。他的贸易顾问纳瓦罗，也多年来不断重复类似言论。

然而，进口会减少本地生产，是错误的理解，因为进口是“外国的生产”，进口多少，影响的是外国而非本地生产。这或许不能完全澄清所有疑虑，那看看本地生产总值，也就是所谓GDP。

宏观经济学入门教科书，通常都会在首一、二章解释GDP的量度方法，幷以Y=C+I+G+EX-IM这个算式表达，其中Y是GDP，C是消费，I是实质投资，G是政府开支，EX是出口，IM是进口。一般读者会误以为进口IM的前面有减号，便得出IM增加、Y相应减少的结论。但这条公式只是会计结果，即在产量已成定局时（如去年的GDP）要找出它的总值，较简单的做法就是计算公式右边各组成部分的总和而已。若要了解进口或贸易逆差和GDP的关系，还得要加入有关的经济行为假设和分析，不能简单地从这公式看出来。

进口与投资消费会互相抵消

举例来说，若美国企业因预期关税上调而提早从外国入货，不错会增加IM，但这不是唯一的经济活动。如果货品进口后暂时存入货仓，那在上述公式中，企业的库存投资（也就是I的一部分）会和进口同时上升，互相抵消而不会改变Y。如果货品即时售予消费者，那等于消费增加，公式中的C亦会和进口同时上升及互相抵消。

同样地，如果货品是由政府而非企业进口，那么G也会相应提高。

换句话说，美国本年首季GDP轻微收缩，与美国争取在关税提高前增加进口无关，而是其他原因导致。同理，IM数值的改变，一般都有相应的C、I、或G的改变而不影响到本地生产。

如果进口是用来替代本地产品，若消费者减少购买本地产品，转买外国产品，那本地生产自然下跌。不过，严格来说，进口行为幷不直接减少本地生产，后者下跌只是因消费者为某些原因先不购买本地产品。若果原因是外国产品价廉物美，本地货品难以竞争，那减少没有竞争力行业的本地生产，让广大消费者购买更便宜的进口货，是适当的安排，说不定腾出来的资源可转移到更有优势的行业。此外，进口和本地生产不一定互相取代，也可能是互相补充，特别是进口的是零部件或原材料，在这情况下，进口愈多，本地生产也会愈高。

总而言之，进口多少或贸易逆差多大，和本地生产总值的关系有多个可能性，幷非进口愈多本地生产必然愈少。反过来说，以关税或其他贸易壁垒来限制进口，不一定会带动本地生产，甚至可能弄巧反拙。过去数年，美国的进口总值持续扩大，但美国的失业率都维持在接近4%的历史低位（新冠肺炎期间除外），与进口会减少本地生产的说法不符。

逆差与外资流入无因果关系

另一条被特朗普团队误用的宏观经济恒等式，是经常账逆差等于净外资流入。经常账的主要部分是贸易馀额，为简单起见这里就不考虑其他较小的部分。外资流入就是外国资金为本地所用，也等于外国贷款给本地。

这两者之所以恒等，以美国为例，美国的贸易逆差能够成为事实，或美国人用外国产品可以多于外国人用美国产品，无论在个人或企业层面如何安排，归根究柢是美国人多用的外国产品是外国暂时借给美国的。美国的贸易逆差愈大，等于向外国讨债愈多、或外资流入愈多，两者同时出现，是一个硬币的两边。

即使美国发行美元来支付贸易逆差，也等于欠外国债务，因为美元是美国联储局的负债，亦是外国美元持有者的资产，只不过美元现金这个资产的名义回报率是零，低于美元债券而已。

经常账逆差等于资金流入量这个恒等式，同样是会计结果，不代表任何因果关系，特朗普团队却作如下的论述。

由于美元是最主要的外汇储备货币，众多的外国央行均在外汇市场买入美元，使美元相对其他货币升值，导致美国多进口少出口，形成长期庞大的贸易逆差、制造业萎缩、工人失业及依赖外国产品，同时外国则有贸易顺差，将从美国赚到的美元转换为美国政府债券。当外国持有的美债愈来愈多，会威胁到美元作为储备货币的地位及美国的国家安全。

换句话说，外国资金流入美国持有美元美债，导致美国外贸逆差及制造业流失，似乎是说美国多年来为全球提供外汇储备货币，竟要承担经济上损失，特朗普为使美国再次伟大，减少美国的“委屈”，便一方面对众多贸易伙伴大幅加征关税，以及萌生将现有美债转换为百年无息长债的想法等。

然而，上面的论述与实际情况幷不相符，首先是外国央行持有的美国政府债券，自2012年起至去年底都徘徊于4万亿美元左右，甚至有些下跌【注2】。

这反映总的来说，外国央行在这期间幷没有加持美国政府债券作为外汇储备，惟美国的经常账逆差仍在2020年后增加很多。

其次，若以制造业雇员占全国非农业雇员的比例来代表制造业占美国经济重要性的话，这比例从二战结束时的35%持续有序地下跌至目前的约8%【注3】。但期间美元汇价经历了多次大幅波动，如在1985年广场协议后美元的实质有效汇率从118大幅贬值至数年后的90，幷持续数年处于低位，可是没有改变制造业雇员比例下跌的速度和趋势。

也许政客的经济论述只是影响舆论及为政治服务，但特朗普2.0才开始了4个月，经济政策的逻辑已显得左支右绌。在去年总统竞选时被选民认为是特朗普强项的经济政策，到最近路透的调查中只得37%受访者认同。看来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在未来数年都会在高位波动。

注1：https://www.policyuncertainty.com/
注2：https://fred.stlouisfed.org/series/BOGZ1FL263061130Q
注3：https://fred.stlouisfed.org/graph/?g=cAYh

陆炎辉博士
港大经管学院荣誉副教授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五年五月二十一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一直以来，香港在四大支柱产业上表现卓越，包括贸易与物流、金融服务、专业及工商业服务以及旅游业。根据香港政府的研究统计，在新冠疫情之前，这四个行业贡献了接近六成的本地生产总值（GDP）和近一半的总就业机会。然而，这些支柱产业各自都面临了不同程度的衰退，原因包括市场需求和用户行为的快速变化、区域和全球竞争、新的价值链发展、先进科技的影响，以及地缘政治环境的变化。为应对这些挑战，“创新”被提出作为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手法，而问题在于我们应如何制定创新策略——而不是单单为了“创新”而提出想法。本文将探讨如何从减贫的角度出发进而延伸至研究Web3行业的发展，来思考创新策略的制定方法——这两个话题的共通点或许能为我们提供关于香港未来发展路径的启示。

行政长官在2022年的施政报告中宣布重组扶贫委员会（Commission on Poverty），以研究针对有需要群体的精准扶贫政策，并在其2024年的报告中重点关注三个领域：㓥房户、单亲家庭和老年人。毫无疑问，这些都是香港社会的重要议题，但我们也可以回顾中国大陆在过去二十年间所走过的道路，并观察创新如何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从2013年提出的“精准扶贫”策略，到2021年推进至“乡村振兴”战略。我们香港大学团队与中国国际减贫中心（IPRCC）合作，并在盖茨基金会的支持下，最近出版了一本名为《中国减贫案例分析——通过实践与可持续发展目标实现减贫的最佳实践》的书籍。中国国际减贫中心此前隶属于国家乡村振兴局，现于中国农业农村部辖下运作。透过对不同地区和村庄所实施的战略进行分析，并结合关键持分者的努力与协作，我们可以全面了解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是如何在中国国家战略框架下得以实现。

减贫理念的发展始于几个核心问题：“帮助谁”、“谁来帮”、“如何帮”以及“如何持续发展” 。从微观层面来看，它涉及对特定贫困地区状况的深入了解，包括识别使用者和地区痛点的根本原因，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从宏观角度来看，则是要调动更广泛的资源，推动长期的经济和产业发展。其中，“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的理念常被提及，例如在一些青年教育水平较低、影响当地产业发展的地区建立有效的人才培养计划，由企业提供就业对接，并由政府举办培训课程；而在一些偏远地区，除了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和供应链，还结合包括建立文化自信的综合解决方案，协调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的发展；此外，还推出了利用电视广播的“脱贫致富电视夜校”等创意方案，并透过各种线上线下活动扩大影响力。这些集体努力使中国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的第一个目标——彻底消除极端贫困，得以提前十年实现。

中国的减贫成就及相关经验表明，成功的关键在于对痛点和核心问题的深入理解，并透过地方政府、全国企业和政府部门等多方协同努力调动可用资源。其中的关键要素是“深入理解”、“协同合作”和“创新自信”，这也与设计思维（Design Thinking）的问题解决方法论一致：同理心、跨学科创新和迭代优化。自2018年“Unleash Hong Kong”倡议以来，香港政府一直在支持设计思维的培训与应用。从扶贫案例来看，这种方法已被证明有效——值得进一步讨论的是，这种创新战略是否得到了充分贯彻执行，其实施是否足够深入且富有创意。

而类似的创新策略也可应用于香港的Web3发展。

过去十年间，去中心化的区块链Web3带来了金融领域的数码革命，尽管金融市场因比特币和加密货币的波动经历了如过山车般的起伏，但它所带来的变革远不止于投机市场——更大的长远影响其实是数码资产管理、跨境交易以及金融、货币和证券政策的更新。虽然香港政府的目标是成为国际Web3枢纽，并在全球金融市场中制造声量以吸引投资者和资本，但在设计思维框架下，我们值得思考如何制定具有创新性的战略，才能真正符合2022年10月发布的《虚拟资产在港发展政策声明》以及2023年6月成立的促进Web3发展专责小组的愿景。

普遍认为，2025年将是真实世界资产（Real World Assets, RWA）的关键之年，RWA是Web3技术衍生出的一种产品形式。RWA是指具有现实价值的实物资产，如商品或股权，透过将其代币化，可以拆分成更小、更易管理的单位，从而扩大投资者基础并提升市场流动性。有研究指出，摩根大通和高盛等金融机构正积极推动资产代币化，市场规模预计超过十万亿美元，并有望显著提高市场效率和流动性。

香港稳健的金融体系、连接中国内地与海外市场的战略地理位置，以及逐步开放的监管环境，是发展Web3和资产代币化的坚实基础。除了房地产和大宗商品外，这项最新的金融科技工具正拓展至碳信用、绿色金融、奢侈品收藏和知识产权等细分市场。令人鼓舞的是，香港政府已推出沙盒机制以试验新概念，并展开公众谘询和发布白皮书。尽管市场仍需面对监管碎片化、托管风险和二级市场流动性有限等挑战，要拥抱这项金融科技及其生态，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问题入手：哪些资产适合代币化？它们来自哪里？谁会购买？如何在Web3环境中进行良好投资？以及如何退出？这些问题的答案，或能引领香港通往国际Web3中心之路。

全球地缘政治环境日益复杂，中国亦面临自身经济发展上的挑战。因此香港作为东西方的桥梁，于目前充满挑战和竞争的环境中，肩负著重要角色，各行业采用创新策略变得极为重要。

我们可以从“深入理解”、“协同合作”和“创新自信”这三个关键词开始。

陈炳雄教授
港大经管学院创新与创业研究中心副总监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五年五月十四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上月发表的《世界经济展望》，将全球经济增长预测从今年 1 月的 3.3% 显著调低至 2.8%。报告指出，中国和印度将成为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预计未来5年贡献比例分别为 23%和超过15%；而美国因其关税政策的不确定性，对全球经济的贡献率遭下调至 11.3%。

不言而喻，国际经济复苏正面临贸易矛盾升温与政策不确定性的两面夹击。

行霸道损人自伤

全球经济增长预测下调的主因，在于特朗普政府自今年以来实施的关税政策，已导致各国供应链中断、企业投资意欲减退，以及商品生产成本上升。预测显示，今年国际贸易增长将放缓至 1.5%，美国的经济增长从 1.8% 下调至 0.9%，而欧元区则降至 0.8%。国际金融研究所预测，美国或在 2025 年下半年录得负增长。

根据彭博上月进行的最新调查结果显示，82 位经济学家预计美国经济在12 个月内陷入衰退的机率升至 45%，皆因美国政府对多国加征关税，将对消费支出和经济增长造成长期压力。

2024 年，中美两国的商品贸易总额约为 5850 亿美元，其中美国自中国进口商品的金额远高于出口至中国的金额：进口4400 亿美元，出口仅为 1450 亿美元，对中国的贸易逆差达 2950 亿美元，相当于美国经济规模约 1%。【图】

自特朗普上一任期至拜登当政时期，一直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以致美国从中国的进口比例从 2016 年的 21% 降至 2023 年的 13%，可见美国对中国的贸易依赖日益下降。但期间部分中国出口至美国的商品，已改由东南亚国家输往美国市场，例如太阳能板，按美国商务部 2023 年数据，中国太阳能板制造商已将组装业务迁至马来西亚、泰国、柬埔寨和越南，然后出口至美国，以规避关税。

如果美国对这些东南亚国家的商品实施“对等”关税，将不可避免地推高这些实际上仍源自中国的商品在美国市场的售价。

阵前形势相比拼

2024 年，美国对中国的最大宗出口是大豆，作为中国畜牧业的关键饲料；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以电子产品、电脑和玩具为主，而最大类别商品是智能手机，占美国进口总额9%，其中一大部分是美国苹果公司在中国代工制造的产品。美国对中国加征关税令苹果公司市值下挫，股价跌幅在过去1个月高达 20%。这些中国制造的美国入口商品，早已因特朗普政府实施的 20% 关税而价格上涨；若关税增至 100% 或更高，美国消费者承受的价格压力可能是原来的5倍。另一方面，中国对美国商品征收报复性关税，也将推高美国商品在中国市场的售价，而令中国消费者蒙受损失。

经济学理论早已指出，关税会导致进口商品涨价，削弱消费者购买力；进口成本上升则会推高本国企业的生产成本，并通过供应链影响相关产业，导致产量下降。企业资金压力加大，更可能引发连锁反应，窒碍投资环境。

此外，中国基于在铜、锂、稀土等核心军用材料供应方面占主导地位，可选择限制对美出口，以冲击美国国防产业和相关制造业。美国则通过限制中国至今仍未能全面自主生产的先进微晶片的出口，并可能向柬埔寨、墨西哥、越南等国施压，以减少此等国家与中国的贸易往来。

美国难免遭反噬

美国今次对多数国家的商品征收至少 10% 关税，尽管部分惩罚性关税暂缓 90 天实施，但彭博经济研究指出，美国当前的有效关税率已达 23%，创下本世纪以来的新高，势将导致美国家庭需求大幅缩减，而消费支出是驱动美国本地生产总值的动力（约占三分之二），导致经济衰退加剧的风险。

国际机构警告，长期维持高关税将对全球供应链和经济产生连锁冲击。彭博的数据显示，美国首季进口按年增 19.2%，因企业为赶及在高关税生效前提前备货。然而，直至 2027 年的进出口预测却遭下调，出口预计将持续下降至 2026 年。包括中国在内的多国对美国商品已实施的报复性关税，将进一步削弱美国产品的海外竞争力。

对通货膨胀的潜在影响同样不可忽略。根据调查，2025 年底个人消费支出（PCE）物价指数预计为 3.2%，核心 PCE 通胀将升至 3.3%，均高于此前估计的 2.7%水平。Comerica 银行经济师 Bill Adams 和 Waran Bhahirethan 表示，尽管通胀不会重返 2022 年的高峰，但其升温幅度将收窄美国联邦储备局的减息空间。纵使经济增长放缓，劳动市场仍展现韧性。预测显示，2025 年底失业率将升至 4.6%，略高于此前估算的 4.3%。

中国经济渐转型

毫无疑问，中国经济备受美国不断加码的关税政策冲击，增长预测下调至 4%，低于此前的 4.6%。经济学家罗奇（Stephen S. Roach）认为，中国的国家主导型工业政策在贸易战初期或能抵御部分影响，但若关税冲突持续升级，将会重创以出口为主的经济模式

中国虽已提倡从出口导向型经济转为内需驱动型，却殊非易事。由于社会保障系统不够完善，许多家庭依然倾向节俭储蓄，对消费支出的贡献有限。尽管政府最近推出了“30 条提振内需”计划，展现中央对问题的重视，但社会保障系统仍有待显著改善。

关税政策不仅加剧了中美之间的矛盾，也削弱了两国的经济增长潜力。中国在试图应对外部压力的同时，也需应对内部结构性问题，这将对未来经济走势产生深远影响。

高关税祸及全球

中美两国共占世界经济总量约 43%，若双方爆发全面贸易战，以致经济增长放缓甚至陷入衰退，将严重拖累全球经济，各国投资活动大为受损。

作为最大制造国，中国的产能远超国内消费需求，其出口大幅高于进口也就不足为奇。由于商品得益于政府补贴和低息贷款等政策，许多商品（如钢铁）能以低于实际成本的价格生产，假使无法出口至美国，企业或会另觅市场。虽然他国消费者因而受惠，却不利于当地生产商，并且打击就业。英国钢铁贸易协会就已警告，中国过剩的钢铁产能可能转向英国市场，对其相关产业构成威胁。

此外，经济学家普遍认为，中美贸易战产生极具破坏性的溢出效应。发展中国家呈分化态势，部分新兴市场或受更大影响，估计今年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的增长将降至 3.7%，较此前预测减少 0.3%。全球通货膨胀的回落速度亦将逊于预期，全年预计维持在 4.3%，其中发达经济体的通胀压力尤为严重。

根据模拟分析，若关税战进一步升级，全球经济增长率可能再下降 1.5%，并引发金融市场的剧烈震荡。国际贸易关系日趋紧张，只会对生产力和经济增长构成长期威胁。因此，保持贸易政策的稳定性至关重要。各国政府应避免采取单边主义措施，并加强货币政策协调，以免全球金融体系分裂。

谢国生博士
港大经管学院金融学首席讲师、新界乡议局当然执行委员

何敏淙
香港大学附属学院讲师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五年五月七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历经7年谈判，全球规模最大的自由贸易协定——《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于2022年1月1日正式生效，成员国共占世界人口近30%以及全球GDP超过三分之一。在全球经济碎片化持续加剧之际，RCEP被寄予厚望。这项协定汇聚了亚太地区规模悬殊、制度各异的多元国家，展现出区域包容性合作的强大潜力与韧性。

实施至今3年以来，RCEP对亚太地区的贸易格局产生了哪些影响？又将如何重塑成员国之间的贸易模式？本文将根据香港大学亚洲环球研究所团队建立的“RCEP Tracker”【注】，比较分析2020年首季至2024年第三季各RCEP成员的贸易表现，并总结出以下四大发展主轴：

一、中国稳居RCEP区内最大出口国之位，但出口增长明显放缓。虽然2024年对RCEP伙伴的出口在2023年衰退后稍有回升，然而整体动能仍显疲弱。

二、日本持续推进贸易多元化策略，在加强与越南、马来西亚等国合作的同时，有效降低对中国市场的依赖。综观2024年，日本对RCEP的整体贸易额略有下降。

三、东盟内部贸易在经历2023年的萎缩后，于2024年强劲反弹7%，反映出区域经济整合逐渐深化，为成员国带来新的增长动力。

四、RCEP成员与非成员国之间的贸易持续扩大。2024年，对非RCEP伙伴的出口增长达5%，总额为3.4万亿美元，增幅首次超过区内贸易。

趋势一：中国对RCEP贸易增长放缓

中国作为RCEP的核心成员，一直在区域贸易中扮演主导角色。2024年首三季，中国对RCEP成员国的出口总额达27.6亿美元，按年同期增长3.6%，在2023年8.5%衰退之后，贸易活动呈现稳步回升的趋势。这一温和复苏反映出中国与RCEP伙伴国的贸易关系已经调整，进入平稳阶段。

新冠肺炎疫情后，中国对RCEP的出口于2021年录得24.9%的爆发式增长，并在2022年延续强劲扩张。然而，随着全球供应链重组、东盟国家制造业竞争力提升，2023年中国对RCEP的出口首次出现8.5%的负增长。

2024年的小幅回升，伴随着明显的市场结构变化。一方面，中国对日本的出口已连续第二年下滑（2024年下降1.9%，2023年下降5.1%），反映日本积极推动供应链多元化，逐步减少对中国的依赖。另一方面，越南市场表现出色。中国对越南出口增长12.7%，一举扭转2023年7.5%的跌势，凸显越南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持续上升。

在东盟区内，中国的贸易表现各异。老挝、柬埔寨及越南分别以17.7%、14.6%及12.7%的年增长率，成为中国出口增速最快的市场，可见中南半岛国家经济活力显著提升。相比之下，新加坡、泰国等较成熟市场则维持约6%的稳定增长，印尼则仅微升0.3%。澳洲与缅甸因国内因素而出现需求萎缩，中国对这两国的出口分别减少7.5%和17.6%。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对南韩的出口于2024年强劲反弹9.6%，主要受惠于电子零组件及工业设备需求回升。这一变化与南韩制造业景气回暖密切相关，亦印证了RCEP关税优惠对高科技产业供应链的积极促进作用。

整体而言，尽管中国仍然是RCEP区域最大的贸易枢纽，但成员国彼此的贸易流向已趋多元化。这一变化既源于各国产业升级与供应链调整，也反映出RCEP框架下区域经济整合的深化进程。

中国与RCEP伙伴国的贸易关系已踏上新台阶。一方面，中国凭借完备的产业体系与规模优势，将继续在机械设备与电子产品领域担当关键供应者角色；另一方面，东盟国家则透过提升制造能力及签署多元化贸易协定，逐步打破对单一市场的过度依赖。这种动态平衡的格局，预料将持续重塑RCEP区域未来的贸易版图。

趋势二：日本对RCEP贸易疫后波动渐缓

自2020年以来，日本与RCEP成员国的贸易关系呈现明显的起伏波动。2021年，日本对RCEP国家的出口一度录得23.2%的强劲增长，只是势头未能延续。2023年，出口总额更急跌13.3%，2024年进一步下降3.5%，反映区内需求持续降温。

贸易格局的转变，亦清晰地体现于日本与东盟市场关系的重构表征。越南与马来西亚市场韧性较强，日本对这两国的出口维持稳定增长；反观对泰国及印尼则分别大幅下滑11.8%和12.9%。菲律宾市场在经历2023年19.1%的重挫后，2024年跌幅收窄至2.6%，呈现初步企稳的迹象。

这种多样化趋势，反映出日本供应链策略的调整方向。越南与马来西亚得力于制造业发展蓬勃、生产成本较低，以及积极参与《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与RCEP等战略性贸易协定，正逐步成为日本推动“中国+1”供应链多元化的重要据点。相较之下，泰国与印尼因生产成本上涨、政治局势不明朗，以及经济复苏缓慢等因素，在日本出口市场中的竞争力尤其逊色。

显而易见，日本正致力降低对中国市场的依赖。2020年，中国占日本对RCEP成员国出口总额的48%，为其区内最重要的贸易伙伴。至2023年，该比例降至41.7%，但在2024年则又稍升至42.8%。这种波动既反映出中国市场难以被完全取代的现实，亦显露出日本在重塑贸易格局过程中所面临的结构性制约。

趋势三：东盟贸易增速超越RCEP整体

东盟区内贸易在2021和2022年维持攀升，2023年却一度意外收缩13.3%，但随即在2024年录得7.03%的温和复苏。此一起伏走势反映出在面临全球贸易放缓、供应链中断等外部冲击之际，部分东盟经济体亦受制于内部需求疲弱的结构性问题。

纵使如此，东盟区内贸易的表现始终优于RCEP整体水平。2022年，东盟区内贸易的增幅甚至达RCEP区内贸易的两倍【图】，充分彰显东盟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深化趋势。即便东盟贸易在2023年与RCEP贸易同步下滑，但随即在2024年实现7.03%的较强反弹，足证该区域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不断提高。

东盟各成员国的表现亦存在明显差异。越南在2021和2022年对东盟出口分别增长23.6%和26.2%，累计增幅逾50%，巩固了其作为区域供应链关键节点的地位。出口虽在2023年下降7.63%，但在2024年则录得3.92%的增长，贸易网络正逐步适应新常态。

至于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的贸易表现，则尤见波动。出口额继2021年21.2%与2022年39.6%的爆发式跃升后，在2023年却骤降18.6%，2024年更进一步下滑8.0%。连续两年的萎缩，或意味著三国间的贸易合作正面临结构性挑战。相比之下，泰国展现出较强的适应能力，继在2022年创下548亿美元的出口高峰，并于2023年下跌10.3%之后，又已在2024年回升5.5%，反映随着区域投资与生产活动回暖，市场对泰国产品的需求亦渐恢复。

趋势四：RCEP与非成员国贸易关系日趋深化

RCEP成员与非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往来持续展现蓬勃活力，2024年首三季的贸易总额高达3.37万亿美元，较2023年增长5%。这股强势延续了2021年近30%的爆发式增长（当时受惠于疫后经济复苏及全球需求激增），即便2023年在全球经济下行压力下曾短暂回落7%，但在2024年迅速反弹，仍充分彰显RCEP经济体的适应力及其全球贸易网络的韧性。

南韩表现尤为亮眼，在2024年对非RCEP伙伴的出口额达2,890亿美元，同比增长12.8%。自2021年录得30.62%的惊人增幅以来，该国再次展现出其在全球市场深度整合的实力与韧性。

印尼的发展轨迹则较为波动，在2021和2022年，其出口分别飙升33.68%与35.1%，但至2023年则急剧逆转，出口大跌16.01%，反映出全球需求放缓、供应链中断及贸易政策调整等多重挑战。尽管在2024年收复失地，出口微升3.14%，但复苏步伐明显逊于区内其他主要经济体。

整体而言，RCEP成员国在加速推进区域经济整合的同时，亦积极拓展全球贸易网络，发挥强大的外向型动能。RCEP正逐步从区域经济增长引擎，迈向重塑全球贸易版图的关键力量。

注: https://www.asiaglobalinstitute.hku.hk/rcep-trade-tracker

邓希炜教授
港大经管学院副院长（对外事务）、冯国经冯国纶基金经济学教授、亚洲环球研究所所长

陈阳女士
亚洲环球研究所研究员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五年四月三十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