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报导

笔者在本栏4月的文章，指出影响香港超过半个世纪的「积极不干预」管治理念，间接导致香港经济产业单一，社会缺乏向上流机会，认为现在是时候改弦易辙，另觅有效的方法以协助创造多元化的产业及劳工职位。本文将从以下三大范畴，探讨在特区政府的经济政策推动下，为何未来数年是本港经济转型的良机。

工业化换代

首先，笔者认为现时是本港以产学研互动及高端工业带动的经济转型最可能成功的时候。

自前特首梁振英先生在2016年《施政报告》中首次提出香港再工业化以来，特区政府虽已透过创新及科技局、科学园及生产力促进局等机构，分别以直接资助、技术支援及租务减免等方式，推动数以千计的再工业化项目，但香港本地生产总值（GDP）中工业占比仍然少于1%，相比分别透过不同高端制造业而使GDP中工业占比超过20%的亚洲另外三小龙──新加坡、南韩及台湾，香港再工业化仍大有空间发展，进度亦有望改善。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第三次工业革命由资讯科技带动，让生产链的每一部分更容易承包给外国供应商，使全球分工更为有效。在九十年代前，中国经济开始对外迅速开放，多年来经济改革也令生产力大幅提高，加上大量劳动人口从农村释放出来，香港厂商自然把握时机，把大部分生产线转移到珠三角地区。在高峰期，香港厂商在当地雇用超过300万名员工，实现所谓「前店后厂」的生产模式，同时逐渐地把香港工业掏空。

即便如此，过去数年以物联网 （IoT）智能生产为主导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如能加以有效利用，即可协助香港实现再工业化。

厂商可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3D 打印等技术，发掘更具灵活性的产品服务化机会，提升生产效率，减低生产及库存成本，克服多年来因租金及工资成本高昂而未能发展高科技工业的障碍。依赖贯穿供应链伙伴流程的「工业4.0」技术，中小企业便能参与全球更精密的生产分工。

举例来说，厂商可考虑运用智能生产技术，制造在港研发的高增值产品，如有矫形作用的眼镜片、智能手表、医疗器材及用品，目标是走高质量路线，迎合国内及亚洲区内日益扩大的中产市场。当需要提升产量的时候，还可利用物联网技术，联系区内其他生产基地，有弹性地增加供应，满足市场需要。

在区内，香港优势在于拥有大量基础研发人才及经验、较稳健的保障知识产权的制度，以及世界一流的航运及空运设施。

港商可凭仗这些优势，参与全球高端产品生产链上游研发及下游精密配件最后组装部分，利用物联网智能生产技术，灵活地出口全球。

继在2019年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中支持香港在区内发挥其现有优势，如金融、航运、贸易，亦强调再工业化的需要及能力，中央政府在今年《十四五规划纲要》中表明支持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

在国家政策及工业4.0科技创造的协同效应下，笔者对香港经济转型感到乐观。

新世界秩序

在中美角力在可预见的将来仍然持续的形势下，地缘政治仍会充满不确定性。加上在冠状病毒病疫情后，各国政府将施行政策，加强必需品及关键零部件供应的抵御性。在敏感科技领域方面（如5G），亦相信会在不同地区出现各自不同的标准。基于全球新常态，企业须为未来自然灾害或国际关系恶化所带来的冲击作好准备，因此会更着重产地分散，减少因降低生产成本而集中在某一地方生产。因此，环球贸易将会变得区域化、碎片化，削弱以往大规模生产的优势，各地中小企参与全球供应链的机会反而增加；香港的厂商亦应会受惠于这贸易链重组的过程。

至于不少在美国工作的华裔科学家及科研人才，或会因针对华人的偏颇性执法，受到日益不公平的对待，而打算重回亚洲工作。特区政府应把握此一机会，增加诱因，积极成立招揽人才计划，吸引这批境外杰出人才来港工作，贡献本地及区内的科研发展以至经济转型。特区政府在《2021–22年度财政预算案》宣布，年内将拨款支持大学招聘国际创科人才；毗邻科学园的「创新斗室」（InnoCell），快将为创科社群提供低于市价但具备智能科技的住宿和协作空间，都是值得鼓舞的开始，成功的话可考虑加强支援力度。

另外，中央政府为迎接这些新时代挑战，在今年的「十四五」规划中强调双循环经济政策。在内循环方面，政策会加强内需及生产链完整性；在外循环方面，将巩固中国与亚洲其他地区的商贸关系，特别是去年11月由15个亚太地区国家共同签订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是全球规模最大的自贸协议，预计10年内可创造一个在亚洲超过10亿人口的中产消费市场。相信双循环会为作好准备的本港企业及人才带来莫大机遇，而香港的贸易格局及形势将有重大转变，有关当局应协助港商有效转型，打进新兴市场。

新经济政策思维

最近笔者重读1997年出版的Made by Hong Kong一书，合著者是8位来自母校麻省理工学院政治以至核工程等不同领域的学者，他们接受香港商界邀请，在1995至96年期间访问了为数共350名商家及机构，然后执笔为香港经济进行分析及献计。笔者认识多年的美国经济学家Andrew Bernard，就亲自透露为了这项研究，短短两年从波士顿来港达20次。

研究针对六大产业，包括生物科技、电子、资讯科技、成衣及纺织、资本市场，以及其他制造业。8位学者都认定香港需要加强工业发展，走高技术知识型工业路线，并提出六大建议：

1）香港经济须加强在产品及生产工序的创新能力，工业界应与大学加强合作，以及建立公司品牌形象。政府和业界均须大幅增加研发的投资水平，特别是在应用研究方面。

2）为提升香港工业劳动力的能力，高等教育界应着力培训应用科学及产品研发、设计人才，并提升中小学生的英语水平。

3）加强保护知识产权的公共机构，鼓励本地及外国企业在港从事科研及创新。

4）鼓励创办新技术型企业，特别建议当时还在构思阶段中的科学园，应为初创及早期发展技术型企业，创建一个去中心化的「虚拟」网络。

5）让更多技术人才加入政府，建立轮流机制，聘请业界及学界专家担任政府设立的临时但全职行政职位。

6）加强吸引国内和海外技术人才来港工作，包括改善移民政策，以及资助外来专业人士在港的房屋及生活支出。

24年前的建议，在今天香港不单适用，更是急需。无奈地，麻省理工团队期待香港出现的经济转型并无发生，因为香港自五十年代第一次经济转型以来，虽历经多次波动，但仍长期受惠于各种全球政经改变所带来的红利。首先是1978年前内地经济尚未完全开放时，香港担当中西桥梁的红利。随后在中国逐渐开放的同时，香港作为中间人所抽取的国际红利，包括外资在1990年代初，透过本港打入国内市场的红利；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的贸易红利；以及过去十多年国内资金经香港「走出去」的红利。

在大时代的巨轮下，加上正如吕大乐教授在其著作《尴尬：香港社会还未进入一国两制的议题》中论及，香港社会在九七回归后，对政策改变普遍存在恐惧感，任何需要大刀阔斧、改变经济政策的方案，都会受制于港英年代起已主宰经济命脉的不干预方针这个「舒适区域」。然而，当香港经济面临近20年来出现的深层次结构性问题，例如土地及房屋供求失衡及产业单一之际，社会各界（包括一些财经界精英）也开始公开承认，「小政府大市场」的不干预政策实属过时。因此，笔者对香港经济出现第三次转型抱有希望。

过去20年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相信连卓有远见的Made by Hong Kong作者，在1997年也意想不到。时移世易，香港当前的经济政策不但应配合中国整体经济规划，更须对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发展产生协同及回补作用，缔造双赢局面。

但在这些基本原则上，20多年前以上8位麻省理工教授的建议，虽大都未获特区决策者积极采纳，却仍具划时代意义，足以启发如何设计香港经济转型的蓝图。

邓希炜教授
港大经管学院经济学教授、香港经济及商业策略研究所副总监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一年六月九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