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报导

国家主席习近平最近与美国总统拜登举行视像峰会。有人可能认为中美关系会出现新转机，但有鉴双方基本态势依旧，中美战略对抗的格局不会因为最高领导人之间的会面而产生重大改变。

要准确预判中美之争的未来走势、鹿死谁手，有两个误区必先克服。首先我们要有大局观，切忌被一招半式的局部得失所迷惑。就像弈棋一样，一方步步进逼，另一方手忙脚乱、穷于应付，但是一日之长短并不足以奠定最后的胜利。在步步进逼之下，往往是柳暗花明的先兆、海阔天空的契机。高手的狠招，表面上不动声色、好整以暇，却能使对手的生存空间愈缩愈小。如不立刻应对，下一步就是死棋。所谓善战者无赫赫之功就是这个原因。从这个角度看，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招招看似雷霆万钧，但实际杀伤力有限。如果关税令商品价格大幅上涨，损害的倒可能是美国消费者的权益。

两国之间的较量，决胜关键不在意识形态，而在实力。美国指摘中国侵犯人权、侵占南海等借口，无不冠冕堂皇，似乎站稳道德高地。不过美国自己的历史也不见得光彩。坊间普遍认为，美伊关系是从1979年的伊朗人质事件开始持续紧张，但其实美伊交恶的导火线，早于1953年美国中央情报局策划军事政变，在推翻伊朗民选总理摩萨台（Mohammad Mosaddegh）时已经埋下。特朗普上台前后，美国媒体大肆报道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使当时美国国内人人义愤填膺。但某位美国高官却一语道破：「要说干预别国大选，我们可是精于此道！」

现时中国共产党在国人心中地位崇高，新世代的年轻人早已不再崇洋，故西方的人权牌绝不足以打败中国。从文化角度出发，在2013年前，全国电影票房的三甲均由荷里活大片如《阿凡达》、《变形金刚：黑月降临》以及《铁达尼号》等占据。但去年全国电影票房的前十名全是国产电影。可见可口可乐、麦当劳、星巴克这些西方品牌在中国年轻人眼里已光彩不再。

上世纪冷战时期，美国应对苏联的战略是建基于「围堵政策之父」（Father of Containment）乔治．凯南（George F. Kennan）于1947年发出的「长电报」（Long Telegram）。其核心思路，顾名思义是，以外交和经济上的围堵为主。但即使后来中央情报局诉诸暴力和阴谋，凯南亦不以为然。可见民主国家的决策者也知道单凭漂亮的言词赢不了冷战。苏联垮台，不是因为美国站稳道德高地，而是传统社会主义的生产效率低，未能与生机勃勃的资本主义竞争，最终被美国前总统列根的星球大战计划拖垮。

当前中美新冷战中，美国的策略有三：通过技术封锁和美元霸权削弱中国；联合盟友进行外交围堵；以及提振自身实力。第一项现时最有效，但中国也有应对之方，长久下去，其效力就会逐渐下降。

中国目前在外交上相对孤立。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说，美国与欧洲、亚洲盟友的经济实力占全球GDP六成；中国外交部则反驳说，美、英、加三国人口仅占全球5.7%，加上欧盟亦只达11%。而中国人口则占全球五分之一。其实两者都没有说到重点：人多未必能赢。1644年满清入关，以不足30万兵力打败了明朝一亿多人；战国末年，秦国统一天下，论人口、幅员、军队、人才，六国加在一起比秦国强得多。但六国是联盟，秦国则是单一决策。联盟永远绕不开各怀异心这个致命弱点。中国和俄罗斯的最大敌人都是美国，这本来是中俄联盟的良好基础。可是两国走得并不近，就是因为彼此存在不少利益冲突。

布林肯访欧，德国总理默克尔表明欧洲与美国的利益不同，外交政策各异。欧盟内部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不一，利益与诉求自然南辕北辙。在财政政策、疫苗政策等重要议题上，27个成员国很难达成一致共识。欧盟这个经济体发展得愈大，内部就愈不平衡，愈有利中国逐一击破。比如欧盟内许多外交政策需要全体成员国一致赞成才能通过，中国只要能够拉拢一两个成员国，就足以瓦解欧盟对中国的围堵，而中国的铁杆盟友都是欧盟内的边缘国家，如匈牙利、葡萄牙、希腊等。

合纵与连横的博弈同样体现于国际贸易上。中国凭借巨大市场的优势，让海外公司互相竞争，坐拥渔人之利。许多美国公司认为，美国限制中国，反倒让欧洲公司乘虚而入；中国与澳洲的贸易战，反过来又让美国、加拿大的公司有机可乘，拜登政府与澳洲的核潜艇交易，损害法国利益，又让中国有机可乘。欧美指摘中国强制转移技术，其实不论中国强制与否，只要有竞争，外国公司就会主动向北京政府提供技术转让。高铁、核能开发等技术都是例子。

中美之间的新冷战与美苏的旧冷战不同。当年苏联的经济总量与国际贸易都占世界很小份额。西方阵营与苏东阵营之间，经济上相互独立、军事上壁垒分明、敌我界限很容易划分，所以当年西方能团结抗苏。今日的地球村，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利益各不相同，正有利于分而治之。

中美之争，终究是实力之争。一般人看见中国崛起，常常归因于美国的天真、战略失误，或是中国使诈。这些观点难免流于皮相之见。大国实力之争，不宜看策略，宜看体制。事情都有内在的规律和前进的惯性。双方各有套路，尽其所能。美国历届总统并不是大儍瓜，但问题是，眼看中国实力渐强，美国能做什么？

回溯美国立国，建基于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这里不妨把它简称为「自由体制」。中国则是政府积极干预经济，就是所谓「举国体制」，其具体做法有二。第一，借助政府力量在商业运作上暗地里打击外国企业，同时扶植本国企业。但在这方面美国也不例外。在八十年代，美国在芯片行业赢不过日本，就借助政治和外交优势加以压迫。现在美国对华为等中国企业进行打压，都属同一性质。

第二，政府透过对一些战略行业进行补贴和支持，具体表现为「中国制造2025」计划。但美国其实也是一丘之貉。波音与空中巴士的补贴战，官司打了十几年，世界贸易组织早有判决。双方都有错，大家都在做手脚。

理论上，自由体制有很大活力，是资本主义繁荣的根本动力。反观昔日苏联、中国的社会主义缺乏效率，不改革就是死路一条。现在美国要改弦更张，能否做得好，还是个天大的疑问。官僚的决策相比于市场，常常来得迟缓、低效、失误率高。私人企业追求私利，美国政府不如中国政府强势，未必能指挥国内企业。如派发补贴，大家会抢着申请；但若限制企业出口，却会遇上极大阻力。举个例子，虽然中美在政治、经济、外交上全面对立，但美国的私人投资却大量涌入内地和香港。

美国一方面指摘北京政府对经济积极干预，另一方面却依样画葫芦，怎能令人心服口服？政府干预市场，与自由体制的哲学格格不入，美国的相关经验也不如中国。在决定补贴什么行业、哪些公司时，难道美国就能独擅胜场，优于中国？美国国会正在审议大约3万亿美元的政府拨款，这些钱从哪来？这些问题都令人深思。

归根究柢，从外交围堵和体制之争两方面看，美国并无特别胜算，东升西降的趋势料将持续。至于中美之间会否兵戎相见，端视台湾问题如何发展。

周文 港大经管学院副教授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一年十一月十七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