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报导

最近上映的电影《奥本海默》，讲述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J. Robert Oppenheimer）在原子弹研发成功之后，如何因为反战立场和曾经的左倾活动而遭受迫害。其实，这不仅是他个人的悲剧，更是全体人类共同的悲剧。核武器的发明、扩散和竞赛，让这个世界变得极不安全。俄罗斯对乌克兰军事行动受挫之际，就曾多次暗示迫不得已时会使用核武。

美国的核战计划

上世纪冷战结束，敌对阵营的划分不如以前那么清晰，核战的风险似乎也不如美苏争霸时那么显着。其实，美苏两国当年的战争计划存在重大漏洞，人类命运曾经悬于一线；这个世界并未毁灭，全靠运气而已。2017年出版的《末日机器》（The Doomsday Machine）披露了很多细节，此书的副标题正是「一个核战策划者的自白」。作者埃尔斯伯格（Daniel Ellsberg）广为人知的壮举，是1971年向美国十几家报纸披露绝密的「五角大楼文件」，揭发美国领导层和军方明知越战无法打赢而向公众和国会隐瞒真相。此事成为后来美国从越南撤军的一个重要诱因。为此，基辛格曾经称他为「地球上最危险的人」，要不惜一切代价阻止他发声。

在哈佛攻读博士期间，埃尔斯伯格曾经主动参军，带兵海外，几年后以海军陆战队中尉的军衔退役；完成博士学位后，于1958年受雇于著名的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获委派研究美国的核战计划，接触到最高级的绝密文件，上至海军司令、下至空军飞行员，他都可以访谈、考察，其后又以兰德研究员的身份在五角大楼工作，目睹并协助高层决策，包括1962年那场震惊世界的古巴危机。

埃尔斯伯格揭露越战的7000页五角大楼文件，是偷偷复印的；他还复印了另外1.5万页关于美国核战计划的文件，本来也准备向公众披露，但由于越战吹哨而被起诉，于是把核战文件交付给哥哥，埋于地下，后来阴差阳错，被暴风雨冲走，从此不见踪影。

埃尔斯伯格发现，世界上所有决策、指令都有不确定性，但美国军方的核战计划，恰恰没有考虑到这一点，在敌对双方白热化的对抗中，极有可能擦枪走火，导致全面核战和人类毁灭。

名义上发动核武器攻击的大权只由美国总统掌握，电视上经常看到一个武官伴随总统左右，手里拎着一个俗称「核足球」（nuclear football）的黑色公事包，据说里面含有只有总统才可以发出的核攻击指令，但这是做给公众看的。其实核攻击的权力一路下放，从总统到战区司令、舰队、战略空军，不知有多少个手指可以按下那个按钮。道理也非常简单：如果指令只能由总统下达，对方先发制人，一个氢弹就可把华盛顿夷为平地，消灭美国政府几乎所有高官，从而瘫痪其反击能力。稍有头脑的人都会预先安排好，万一自己有何不测，另外哪几个人可以接过下达命令的权力。可笑的是，美国一方面层层下放权力以避免被对方「斩首」，另一方面自己核战计划的核心就是斩首莫斯科，似乎从没想过对方也会防此一着。其实，博弈论指出，在大国对抗时，要特别保护对方的指令系统，保证敌方最高领导人安全，让其指令得以顺利下达。

1958年，埃尔斯伯格访问南韩群山（Kunsan）美军空军基地，当地驻扎了12架F100远程轰炸机，每架战机携带氢弹。指挥官明言，一旦通讯中断（这种意外时有发生），又有核弹在基地爆炸（飞机在紧急时刻起飞，发生此类事故的概率颇高，因此在演习时从不带着弹头起飞），为保护下属，他会自行决定下令核攻击，正所谓「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1962年古巴危机发生，埃尔斯伯格被召至五角大楼参与幕僚的讨论和推演。事过三四十年，决策双方才意识到，当时美、苏之间离核战只有一步之遥，之所以没有打起来，实在有很大运气的成份。本来赫鲁晓夫明令卡斯特罗和驻古巴的苏联指挥官，如无最高当局的命令，绝对不得发动攻击。但是卡斯特罗还是下令，击中一架美国侦察机。苏军指挥官眼见炮火纷飞，又与上级失去联络，以为大战已经开始，所以用导弹击落一架美国U2高空侦察机。赫鲁晓夫立刻意识到，事情开始失控。

甘乃迪总统向赫鲁晓夫发出最后通牒：假如美国军机再受袭，美国必然攻入古巴。美国并不知道，苏联已经在古巴驻军4.2万人，存有100多枚核弹头。这些短程战术核武器虽然打不到美国本土，但一旦美国入侵，必然会打在美国军人身上，必然导致全面核战争。所以赫鲁晓夫急忙公开声明，接受美国条件，立刻拆除安装在古巴的导弹，世界才避过一劫。

至于海上，同样几乎触发核战。美国战舰群与反潜直升机曾围攻苏联一艘核潜艇，该潜艇携有核鱼雷，足可摧毁美方所有在场军舰；当时潜艇舰长与政治委员已经决定发起核攻击。千钧一发之际，碰巧舰队的参谋长也在潜艇，他不同意。3名负责人最后决定克制，人类又躲过一劫。

古巴危机中，赫鲁晓夫和甘乃迪都真心希望不打核战，不想毁灭地球，却差一点就打起来了。然而在情绪紧张、高度对抗时，前线指挥官往往因误判形势或自作主张，把对垒局势推到临界点，一念之差就难免走上万劫不复之路。

视亿万人如草芥

1945年原子弹研发成功，1952年美国第一次试爆氢弹。到1986年高峰期，美国存有逾2万枚核弹头，苏联则有4万枚。氢弹的威力是原子弹的1千倍，而制造成本更低。1枚氢弹可以有2500万黄色炸药的当量（这还不是最大的），其爆炸力超过人类历史上所有战争（包括两次世界大战）火力的总和。

1960年代初，埃尔斯伯格调查美军的核战计划，发现其主导思想是先发制人，而非一般以为的维持二次反击的能力，以进行核威慑。华盛顿政府明知中苏已经决裂，但总是将两国绑在一起，并已制定轰炸中国每个大中城市的详细计划。只要与苏联开战，即使与中国完全无关，美国也会顺手把中国灭了。军方对死亡人数的估计是：如果美国先对苏联下手，中苏两国会死3亿人，再加上核爆辐射粉尘，西欧、东欧以及邻近的中立国家（如芬兰、瑞典、奥地利、阿富汗、印度、日本），会再死3亿人。

当年美国高级将领在内布拉斯加州的战略空军指挥部开会，谈笑之间就决定地球上几亿人的生死，那些与美、苏对抗并无直接关系的国家的平民就更无辜。与会者中只有1人觉得不妥：「1942年纳粹的万湖会议，讨论如何科学、有效地杀死几百万犹太人，在人类历史上留下最丑陋的一页；可我们现在的做法，比纳粹邪恶、无耻何止百倍。」

斯大林说：「死一个人，那是悲剧；死一百万人，那只是个数字。」尼采说：「个人极少发疯，可集体发疯却是常态。」美苏军方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疯狂地制造核武器、制定核战计划时，还不知道「核冬天」的概念（要到1980年代才有科学家提出），仍未明白他们的计划都是自杀的计划。当前俄乌战争、以巴冲突，几万名无辜平民死亡，几百万人流离失所，已经是了不得的大事，可是和核战相比，却又微不足道。核战的疯狂，出现在极权国家，也出现在号称最人性、最善良的民主国家，岂不令人深思？今时今日的领导人，会比几十年前的元首更理性、更有智慧吗？

周文博士
港大经管学院管理及商业策略副教授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四年一月三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