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报导

在过去三年外需不足及地缘政治风险增加的影响下，许多跨国公司选择将总部迁出香港。据特区政府数据，近年本港企业总部数量和相关就业人数均明显减少【图1】，最多的专业服务界别在10年之间有53间公司总部撤离香港【图2】。很多总部离开香港后选择迁往新加坡，其中包括联邦快递（FedEx）等知名跨国企业。

图1  2012–2022年香港地区总部数量及就业人数

资料来源：政府统计处

图2  2012和2022年香港按主要业务划分的地区总部数量

即便如此，香港依然是亚洲进出口贸易、批发零售、金融及银行业总部集聚的中心。

相比于2012年，中国内地、加拿大、瑞士、新加坡和英国等企业在港设立的总部数量均呈向上趋势，其中内地公司由2012年的106家增至2022年的251家。继早前国际生物制药企业阿斯利康（AstraZeneca）决定在港设立研发中心后，中国新能源车电池企业宁德时代亦决定在香港科技园设立国际总部，进一步强化各界对香港未来的信心。

作为发展产业链和价值链高端环节的新经济模式，总部经济（Headquarters Economy）有利于带动区域分工协作，使企业价值链与区域资源实现最优空间耦合。基于环球地缘政治新格局，香港亟须重振总部经济，以增强抗风险能力和国际竞争力。

总部经济的发展，足以发挥「集中」和「首位」的特色。总部集聚所产生的正面界外效应，如投入共享、知识溢出等，有利于实现规模收益递增，讯息交换的模式也愈趋专业化，并可进一步降低交易成本，提升经济效率。以下从两个角度分析：

一、规模经济

总部经济集中了企业价值链中知识含量最高的环节，香港可借此发挥其专业化服务和便利性；降低成本之余，亦可结合丰富的创新要素，进一步吸引外来人才、资本和讯息，提升自身以及粤港澳大湾区的产业集群效应和经济总量。

二、分工合作

企业总部的集聚便利各企业在知识、技术和管理的合作，促进劳动力和知识的专业化分工，加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香港市场发展成熟，供应链管理完善，加上资本充足和流动性强，驱动总部经济可为其他企业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营造研发创新的环境；产业升级和多元化发展更可令整体经济提质扩容。

毋庸置疑，香港现正处于功能转型的关键时期。下文通过深入比较西雅图和上海的成功案例，为特区政府发展总部经济、形成差异化竞争优势提供政策建议。

汽车产业的龙头供应商博世（Bosch）在上海成立其亚太总部，又于2022年底在浦东设立研发中心。此一行业既需创新功能、金融功能和贸易功能，还需靠枢纽城市加以融会贯通。上海集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科技创新五大强项于一身，具备博世落户最合适的条件。

除各类产业政策，为有潜力的公司总部提供资助、奖励和税收优惠之外，上海凭借其独特的跨境资金集中运营和结算模式，为外商的投融资提供政策支持。此外，诺和诺德、百事食品、特斯拉均在上海经营业务。

放眼美国，亚马逊的成功与其总部选址西雅图关系密切。除了航空和海运基建，该市也是国际贸易和物流枢纽，对迅速发展的零售业不可或缺。微软、波音、谷歌等大型企业进驻其中，亦带动西雅图的经济发展，加上新来的高科技企业和初创企业，形成了一个繁荣的科技生态系统。

随着其位于弗吉尼亚州水晶城（Crystal City）的第二总部在本年启用，亚马逊既能扩大市场占有率，也通过业务多元化降低了营运风险。水晶城临近华盛顿特区，技术人才充裕，便于亚马逊与政府机构交流。预计该公司可为当地创造逾2.5万个高薪职位，不但可带动税收和消费的增长，亦会吸引更多科技公司、企业家流入，对当地经济自然有所裨益。

上海、西雅图和香港有不少共同点。首先，三地均是国际化都会，对人才有很强的吸引力。良好的教育制度和优质的教育资源，为当地的制造、科技和金融贸易产业培养了源源不绝的高质人才。

其次，三地亦是重要的金融贸易中心，开放的政策和优越的营商环境深获各国企业和投资者青睐。然而，在吸引总部进驻的政策一环，香港仍不及上海和西雅图，皆因低税率和零关税政策正在全球贸易愈加开放的情况下渐失优势。香港的科技业和制造业基础薄弱，对相关企业未够吸引力；加上经济去全球化和供应链多元化的背景，特区长期作为中间枢纽，难以帮助企业总部分散风险。

自2012至2022年，香港总部经济格局呈现明显变化：美国公司总部逐渐外移，内地公司总部则迅速增加【图3】。同期，香港资讯科技服务业和制造业总部数量涨幅分别为1%和2%，增速相对缓慢【图4】。

图3

图4

值得注意的是，金融业虽然占本地生产总值近四分之一，但就业贡献率不足一成；特区政府于2009年明确提出推动6项优势产业发展，但至2020年仅贡献了全港14%的就业。有鉴于此，香港应积极发展总部经济优势，吸引跨国企业总部前来，为产业多元化开路；为此更应深化融入「一带一路」倡议及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通过区域协作提升本港的经济实力和区域影响力。

香港特区享有史无前例的「一国两制」安排，国家「十四五」规划明确了香港「八大中心」的定位。笔者建议，一方面利用本港固有的国际金融、运输、贸易及航空枢纽实力，吸引相关总部进驻，向特定的产业提供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如重点产业的奖励计划），同时借助大湾区优势促进国内外市场互联互通，为海外公司进驻香港以至大中华区市场提供更好的跨境投融资服务。再者，不妨制定一些足以留住公司总部的持续性激励措施，包括技术创新政策、人才引进政策和实体业务增资政策。

另一方面，主动调整香港总部经济结构。通过北部都会区建设，积极推动香港国际创新科技中心、亚太区国际法律及解决争议服务中心、区域知识产权贸易中心以及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的落地，以本地优势为各行业的企业总部提供配套服务，吸引科创型企业、高端制造业等企业总部来港。利用好香港的人才和讯息流优势，从科技研发、服务经济和对外开放三个维度，吸引和对接全球创新资源。

最后，有关当局更可考虑以下各项措施，从速推进总部经济。一、为需要的资本项目提供便利的投资安排；二、为北部都会区的策略科技产业（strategic technology industries）引进优先政策，招揽科技型和高附加值制造业总部在港集聚；三、加强信贷税收支持力度，按经济贡献、就业贡献等给予相应奖励；四、致力吸引重点领域人才，提供相关出入境便利政策以及住房、家庭照顾、教育的配套设施。

邓希炜教授

香港大学经管学院副院长（对外事务）、亚洲环球研究所总监、冯国经冯国纶基金经济学教授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二十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