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才通未必通高才 香港帮方能帮香港
香港正闹人才荒已经是不争的事实。根据大型求职网站JobsDB最新发布的《2023年招聘、薪酬及福利调查报告》，有68%受访企业表示招聘困难，而60%雇主指出填补职位不易，因为「难以招聘合适人才」。特区政府也不再犹抱琵琶半遮面，坦言人才缺口不容忽视。
为了应对这一困境，特区政府从去年10月开始，陆续出台一系列抢人才措施，鼓励人才流入从而填补本港的人才缺口。
其中最为瞩目的是「高端人才通行证计划」（简称「高才通」计划），目标是年薪高于250万港元的高财阶层和毕业于全球百强大学的高才人士。近日，官员更提出要进一步降低计划的门槛，积极延揽专业人才来港。凡此种种，虽然充分展示了特区政府求贤若渴的决心，但能否有效地解决人才荒，仍然有待商榷。
迄今为止，香港已经吸引了3.2万名精英，马上就超过去年《施政报告》所订3.5万人的目标，而且更多申请人不断涌现。不过，在现有计划之中，绝大多数申请人都来自内地，来港目的亦五花八门，并非全然与当局招揽人才的目标吻合。
根据媒体报道和社交平台消息，有内地人把「高才通」当作赴港的旅游签证，甚至有人借此前来生育。据说，在内地社交平台小红书上，流传诸多如何利用「高才通」的攻略。在与香港关系密切的内地城市，不乏有人把申请「高才通」获批视作身份的象征。笔者相信，这些「旁门左道」只是少数人所为，而众多「高才通」获批者面临的共同问题是：我来香港做什么？
在北京从事法律顾问工作的陈先生，从申请「高才通」计划到拿到香港身份证仅仅花了3个月时间。欣喜之余，他却坦率地告诉笔者，在香港很难找到适合他发展的机会。在上海一家高科技企业担任高管的姜先生，获批之后到来考察，认为香港的营商环境对内地人来说太陌生，表示近期不会来港发展。在广州工作的一批高薪人士，集体申请了「高才通」，但除了南来吃过几顿饭之外，不知有何作为。
这些内地的高财、高才一族，之所以乐意参与，很大程度是受本港「一国两制」所吸引，期望特区能够提供内地所缺乏的发展机会。可惜绝大部分人对香港能够提供什么商机并不清晰。换言之，「高才通」计划虽然有助于增强香港在内地的影响力，但内地人才来而不居，居而不留，对本地经济发展贡献甚微。笔者建议，特区政府应当为获批精英提供细致贴心的「售后服务」，认真了解他们的需求，并切实提供资源，从而绑定他们跟香港的联系。
在当局诸多抢人才的举措当中，吸纳特殊领域的专才最为紧迫，尤其是医疗领域。根据医院管理局数据，过去1年医生流失率约为8%，护士的流失率则超过10%。于是，香港撤除认可医学资格的壁垒，向内地的顶尖医学院抛出橄榄枝，以解决医护人员不足的难题。特区政府近来准备放宽「高才通」计划的门槛，也是意图打破「全球百强大学毕业生」这个僵化条件的限制，而向本港短缺的专业人才倾斜。这是务实之举，可圈可点。
然而，政府的主要动机在于填补就业市场流失的劳动力，从而保证整体经济能够像原来一样运作。这种做法固然无可厚非，但缺乏前瞻性，最终只能起到拾遗补漏的作用。以笔者之见，吸引专才应当跟产业转型相结合，亦即劳动力市场和产品市场必须互动。比如说，在重点发展医疗产业方面，若只精准地招揽少数特殊人才，而不开放医疗产业对外招商引资，这样人才配套不起来，将会影响产业发展。相反，如果开放医疗产业，人才自会纷至沓来，促进产业的集群效应（clustering effect）。
在吸纳专才上，特区政府应当把主动权交给企业，毕竟企业才是最后的买单人。政府应推的政策，一是为企业招揽人才大开绿灯，二是为企业打通招人渠道。对于前者，当局向来重视，也与「高才通」等措施一脉相承，毋庸多言。后者则是领导班子面对的一份新作业。诚然，政府不可能也不应该是企业的人力资源部，但不可不察的是，内地对香港的总体经济以及个体企业认知甚少，而本地企业对内地的人才市场也缺乏了解，所以需要特区政府搭桥牵线。最近，本港官员频繁出访内地城市，人才互补应当成为双方合作的一大议题。
香港出现的人才荒不是短期问题，而是人口结构和劳动力市场造成的长期结果。特区人口从2019年的751万下降到2022年的735万，同期15至64岁的劳动人口减少约28万人。在高质量劳动力方面，大学毕业生人数呈下滑趋势，由2018年的1.7万人跌至目前的1.5万人。这样一来，劳动力市场承受外部冲击的能力不足。新冠疫情期间，由于大量劳动人口流出，而新投入职场的毕业生却未能填补市场上的空缺，许多企业立马陷入青黄不接的窘况。
因此，劳动力市场的人才流失问题必须寻找长远解决方案。笔者以为，其中最关键的就是大力提高教育水平，不遗余力地培育本土人才。与外来的人才不一样，本地人才生于斯长于斯，不存在来而不居、居而不留的弊病，个人的发展天然地与香港的社会经济发展相融合。这也是笔者所言的「香港帮方能帮香港」；「香港帮」指的是愿意扎根香港，与香港同进共退的爱港之人，而不是狭义的本土派。
在培养本地人才一环，特区政府大有可为。香港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劳动密集型经济转向当前的资本密集和知识型经济，港人也从多生转向少生优育，逐渐在数量和质量之间选择更注重品质和对下一代的精心培养，因而一度出现教育繁荣、人才济济的盛况。
但是随着经济结构日趋单一、社会贫富差距扩大、新一代向上流动的空间缩窄，加上近年优质生源和教育资源有所流失，中小学教育质量有所下降，以致高等教育的优良资源反而未能供港人高效使用。如何尽快扭转这一局面，应是特区政府教育工作的重中之重。
吴延晖博士
港大经管学院副教授（经济学、管理及商业策略）
梁心怡小姐
港大经管学院准博士生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三年七月十二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