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大选结果折射出的避责文化
互相指摘或卸责，也许只是个人没担当的怯懦行为，但放大到社会层面，就足以产生混淆公众视听的恶果。政治人物往往透过彼此指摘来转移视线，力求贬低对手而抬高自己。在竞争白热化的选举中，不惜一切推卸责任已成政客的惯技，或对选举结果以至未来管治和政策带来难以想像的冲击。
本月美国总统选举结果尘埃落定，共和党特朗普以压倒性姿态胜出。贺锦丽惨败后，其所属民主党内随即出现大举卸责现象，矛头直指拜登，归咎他未能及时退选，陷贺锦丽于尴尬境地。不少党内成员亦认为拜登年老退化，不受选民欢迎，虽然他及后宣布退选，贺锦丽仍因受选民支持度不足，未能于明年入主白宫。
与此同时，民主党在国会改选中失去参议院和众议院的控制权，较4年前表现更糟。根据《纽约时报》的分析，自拜登在2020年出任总统以来，美国3100多个县的选民大都转向右倾。民主党向来标榜的支持堕胎权和民主立场，无法像经济和移民等迫切议题引起选民共鸣。
尽管美国失业率现正维持在历史低位，股市畅旺，但物价高、房租贵也是事实。拜登任内，物价上涨超过20%。康奈尔大学的经济学家巴苏（Kaushik Basu）指出，各种经济指标之中，通胀对政治影响最大。一般人无需数据，也对通胀有切身感受。再者，《金融时报》的分析显示，在今年举行选举的10个国家中，执政党的表现都不如上届选举，相信也与高通胀有关。
根据民调，三分之二的美国选民对经济给予劣评，收入较低的一群倾向于支持特朗普。2020年，他以15个百分点的差距失去收入介乎5万至10万的选民，但在这次选举中却逆转获胜。民主党人似乎忽略了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Maslow’s Hierarchy of Needs）：基本需要（如财务稳健和身心健康）必须先行，然后再满足其他方面。在竞选活动中，民主党聚焦于民主等议题而忽略经济。曾经是该党核心的工人阶级选民不再予以支持，因愈来愈多人按自身的经济利益来投票。党内对败选结果莫衷一是，更出现互相指摘。如此反应，是否就能把选票赢回来？答案不言而喻。政治指摘伎俩层出不穷，皆因政党或领导人借此进行政治操弄，以便大权在握。
在商业环境中，互相指摘确也颇为普遍。譬如一家公司面临存亡危机，责任的分配将直接影响其股价和投资者的信心。假使管理层只管找替罪羊，哪怕是象征式的代罪羔羊，公司亦难逃衰败的厄运。从管理学的研究可见，将公司失败归咎于外部因素的管理层，其整体表现往往不及承认自身责任并自我反省的公司。在濒临破产的企业中，可以看到不少经理将业绩欠佳委过于其他部门。相反，管理层若有责任感，则有可能转亏为盈，让业务重上轨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只有汲取教训，才能避免重蹈覆辙。
此外，互相指摘也足以助长风险规避文化，员工因害怕受责备而不敢主动行事，或碍于不愿分享想法而窒碍创意。众所周知，成功的企业有赖畅顺的运作；管理层必须致力培养团队合作精神，以解决公司内部的分歧。
反观一些行业早已认识到指摘的弊端，例如航空业所以在降低意外事故一环取得成效，很大程度上受惠于“无过失”调查的程序。在美国，负责调查有关事故的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明确表示，调查目的并非追究责任，而是找出问题并提出建议，以防同类事件重演。航空业不进行追责的事后调查，为现代航空安全奠下重要基石。
这种调查方式有助于建立开放的安全文化，鼓励业界报忧，最终目的是确保减少意外事故。英国的航空监管机构在诚实错误和其他错误之间划界线，也是个好的起点。航空公司致力于营造一种文化，使机师不会因为与其经验和培训相符的决定或疏忽而受到惩罚。这种做法并非完全免责，只是将责任范围收窄而已。
医疗保健领域也面临类似情况。一旦发生医疗事故，世界各地对病人的补偿制度各有不同。例如英国依赖找出过失的诉讼程序，而纽西兰则是全球最早实施医疗事故处理制度的国家。纽西兰率先以“无过失补偿”的程序来处理医疗事故，并于1974年成立意外补偿局负责，接受因工作、交通或医疗事故导致的伤害赔偿申请。在这一制度下，无论医疗措施或副作用造成的伤害是否可以避免，病人均可向补偿局提出申请。只要问题与医疗诊断或决策相关，申请便可获批准。该制度推行后，除非医疗人员的行为严重违法，否则纽西兰患者几乎无法向医疗机构提出诉讼。
在航空和医疗领域，从错误中学习的动机特强，因为从业员在工作中生命随时受到威胁，安全无疑至关重要。因此，软件工程师和开发人员经常进行“无过失的事后分析”，以调查网站失灵或伺服器故障等问题。一般人不易理解这种不追责的思维，心理学家James Reason在1990年代为此提出一个框架，以释除大众对无能和犯错者逃避责罚的疑虑。
要逃避指摘其实并非易事。一、当事人为了避责往往要大费心力，但指摘别人反而是毫不费力的快速反应，而且容易令人入信。至于记录错误并确保流程得以改进，则难免涉及结构性的变化。例如无过失事后分析长期以来已属谷歌企业文化的一部分，该公司为此提供模板、反馈和讨论小组。二、企业管理层既然大权在握，指摘属下雇员也就轻而易举。
加州大学圣地牙哥分校和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学者最近合作发表一篇研究论文，指出当权者往往认为其他人会将失败归咎于他们。在一项实验中，参与者被随机分配为主管或工人，然后检视有关错误的纪录。参与者都收到道歉信，声明网络连接不稳定，以致任务无法正常完成。结果扮演主管者每多认定抄写员应为失误负责，主张克扣其报酬。由此可见掌权与施罚之间的因果关系。
指摘别人似乎也具传染性。2009年，心理学学者David Sherman 和 John Klein发表合著论文【注】，其中一个实验要求参与者阅读有关政治失败的新闻，然后写下政客的过失。读到关于政客将失败归咎于特殊利益的报道时，参与者更可能将自己的失败责任推卸给别人。至于读到政客承担责任的参与者，则更可能肯为自身的不足负责。同理，管理高层若轻易指摘别人，公司员工也会有样学样。如此一来，不难衍生出一种推卸责任的指摘文化。
不同文化对于失责和指摘的容忍度不尽相同。例如集体主义可能导致共同指摘，而在个人主义的文化中，个人指摘则较常见。相互指摘的经济学强调人类行为与经济结果之间的相互作用。了解这些动态关系当有助于机构创造出更具建设性的环境，减少诿过于人，以鼓励问责和合作。
注：Sherman, D. K. and John M. Klein, “Failure to Blame: The Effect of Collective Blame on Self-Attributio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09.
谢国生博士
港大经管学院金融学首席讲师、新界乡议局当然执行委员
何敏淙先生
香港大学附属学院讲师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