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2025年的全球经济，侥幸地在特朗普颠覆性的对等关税和各种不确定因素的威胁下，维持一定的韧性和达到约2.7%的增长。在今天送旧迎新之时，注意力自然放在短期的更替变动，但也不能忽略一些长期存在及积重难返的问题，如气候变化、收入不均、债务危机、地缘冲突及各主要经济体的内部失衡等。这些问题在2025年都没有改善，甚至越趋严重。

若将视线放得更长，21世纪已过了四分之一，人类社会的进步，亦将生产和财富推至历史高峰。据国际货币基金的初步估计，2025年的全球GDP 约为117万亿美元(按当前价格计算)，而麦肯锡公司推算全球的实质财富约为600万亿美元，其中不包括资产方和负债方互相抵消的金融财富【注1】。若将这些数字除以83亿全球人口，人均GDP约为14000美元，人均实质财富则为72000美元。当然 ，我们不能亦不应追求绝对的分配结果平等，但将这些数字和现实比较，也可以作为当前全球经济的一个参照。明显地，在宏观数字背后，个人际遇绝大多数跟不上这些平均数字。

收入和财富不均，是众所皆知的个人经验和逃不开的现实。有关最新情况，可参看三周前才发表的《世界不平等报告2026》【注2】。正如一般预期，这份报告指出，全球收入和财富不均顽固地存在，而且程度不断恶化。目前全球收入最高10%人士赚取了全球收入的53%，比2018年版同样报告的52%提高了；而底层50%人士的收入，只占全球收入的8%，比2018年的10%降低了。与收入比较，财富的分配更加不均。目前最富有的10%人士，拥有全球财富的75%，而低层的50%人士只拥有全球财富的2%。再看哪些超级富豪，全球最富有的0.001%人口(约5.6万) ，持有全球6%的财富，是全球比较不富有的一半人口(约41亿) 的三倍。此外，若计算1995至今30年来财富的增长，顶层1%的富人，不但原有财富的基数高，增长率也较高，自然形成“富者越富”的局面。

收入或财富不高，若没有太大变化，还可以尽量盘算如何量入为出。但在今天充满变数的年代，无论是收入或支出，都容易出现很大波动。这几年出现的新冠肺炎、贸易战和关税战、供应链断裂和重组、战争和制裁、气候变化加上天灾人祸、科技高速发展下的机遇和淘汰等等，都影响著政府、企业、和个人的收入和开支，给经济生活蒙上一层不安感。那些处于极端贫穷或收入底层的人口，情况更为脆弱。“经济不安全”(economic insecurity)已成为人类发展和经济福祉的一个议题。

经济不安全并不单指贫困和低收入，亦包括个人或家庭在面对经济风险时缺乏资源、制度保障或其他应对能力，因而产生对生活水平下降的忧虑。有关风险是多方面的，无论是就业、医疗、住房、教育、社会保障等，都可以在经济不确定的环境下随时出现困难。然而，“不安全”的概念相对模糊，并不容易定义，更不好量度。作为一个有趣例子，可以看看美国联邦储备局（美联储）的一个年度调查。美联储询问样本中的12000个成人，有没有足够的现金和储蓄，应付突如其来400美元的开支，如汽车维修或医疗费用。在最近三年的调查中，都只有63%回应说可以，其馀的要靠信用卡、借钱或变卖家中物品来应付，而样本的13%更表明没有任何办法筹措这额外的400元。美国是全球生产和财富最多的国家，也有37%人在财务上“不堪一击 ”，这自然反映出美国收入和财富分配的极端不均，及相对低的个人储蓄率。类似的个人或家庭经济状况，美国称为ALICE, 即“有工作但资产有限收入有限”(asset limited, income constrained, employed)，而在最近的中文网媒，网民以游戏术语“斩杀线”来形容有关的临界点，成为一时热话。

当然，经济的脆弱性并不限于美国低收入阶层。根据联合国发表的《2025年世界社会报告》【注3】，全球竟有60%人口因不同原因处于经济不安全状况。这包括了8亿多人均每日消费3美元或以下的极端贫穷人口。3美元正是世界银行最新的极端贫穷线。即使以世界银行为中上收入国家制定的人均每日消费8.3美元的贫穷线来看，也不能带来足够的安全感，一旦受到经济上的冲击，很容易下滑至极端贫穷水平。现时每天生活费用在3至8.3美元之间的人口就有约 30亿，即全球人口的三分之一，都处于这种情况。此外，即使有工作收入，可以有一定的消费水平，但在全球经济不确定的情况下，工作的稳定性成疑。大部分在发展中国家的工作，都是非正规部门的工作，缺乏劳动法和制度上的保障。如果有关劳工的就业受到关税和供应链重组影响，更容易感到不安。近年的创新科技突飞猛进，但都比较偏好资本和技术劳工，同时容易取缔非技术劳工，添加了底层劳工的焦虑。

经济不安全感直接减少消费意欲，除非收入和消费水平已低至基本生存要求所需。中国的消费率长期处于约40%的低位，不能说与个人或家庭的经济不安全感无关。相反，美国处于全球经济不确定的中心，而消费率长期维持高水平，表面上没有经济不安全带来的低消费隐忧。但若细看数据，不难发现美国的消费力主要来自高收入及富有人士。当前美国顶层收入10%的家庭，占去全国消费额的接近一半。这个比例在90年代只有三分之一，低收入阶层的消费增长远远不及他们的高收入同胞。

经济不安全不只是经济范畴，也直接影响到社会和政治事务。经济不安全降低了承受风险和损失的能力，而减少风险的一个做法是对他人和新生事物保持怀疑与不易轻信的态度。长期的经济分层和阶层固化，又减少跨阶级的沟通和社会经验的共享。这些都减少社会的和谐感及凝聚力。如果经济压力和不安全感被理解为社会不公或个人权益被剥夺的结果，会衍生出对权力和制度象征疏离甚至怨恨，如社会精英或政府部门。

经济不安全有相当程度的个人心理因素，也是事情发生前的主观概率。事后的宏观经济数据，不能反映出芸芸众生的内心纠结。2026年即将来临，全球经济看来安全渡过了过去一年的风云变幻，但当前的政经局面，仍只是世纪大变局的开端，充满了各方面的波诡云谲。在期望经济不受严重冲击的同时，也希望压力不要全落在低阶层民众的身上。

【注1】https://www.mckinsey.com/mgi/our-research/out-of-balance-whats-next-for-growth-wealth-and-debt

【注2】https://wir2026.wid.world/www-site/uploads/2025/12/World_Inequality_Report_2026.pdf

【注3】https://desapublications.un.org/file/21124/download

陆炎辉博士
港大经管学院荣誉副教授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