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税制能否改善财富不均?
困扰香港特区的贫富悬殊问题挥之不去，令人忧虑，但究竟何谓富人？根据嘉信理财（Charles Schwab）的现代财富调查 【注】 ，2021年美国人对富有的定义是资产净值达190万美元。瑞士信贷（Credit Suisse）全球财富报告估计，2020年全球有5610万人的个人资产逾100万美元，其中约2000万人居住在美国，而当中700万人的净资产超过500万美元，21.5万人的净资产超过5000万美元。
在社会经济或个人健康受到冲击时，财富固然能提供安全网，亦能在经济稳健时为营商和事业发展提供资本，但贫富差距加剧却有损社会稳定。最近有报道指出，新加坡正研究透过税制改革收窄财富差距。
按联邦储备局（联储局）每季度估算，2020年美国家庭净资产（不包括16.6万亿美元债务）为130.2万亿美元，较2019年增加11.8万亿美元，创历史新高。以资产计，有养老基金和存款（70%）、房产（25%）以及其他有形资产（5%）；债务中，抵押贷款约占三分之二，学生债务占10%。若按美国人口普查局估计，2020年美国家庭的平均净资产为101万美元，而个人平均净资产约为39.3万美元。
然而平均财富与现实的财富分布却大相迳庭。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数据分析，2018年美国最富有的10%家庭拥有全国财富的79%以及经济收入的35%；其他国家的对应比率则分别为52%和24%。
在2021年6月，皮格提（Thomas Piketty）和李扬在世界财富与收入分布数据库WID.World发表的研究报告指出，香港自踏入本世纪以来，收入不均情况严重加剧。过去20年间，资本占比和顶尖财富占比大幅攀升，资本增至占国民收入的45%，相当于高收入国家资本份额的1.5倍以上；而顶尖财富占比（首0.001%）现更位居世界前列。
此外，研究报告指出香港收入最高的1%组别，在工资总额中占比高于收入最低的50%的一群，与特区回归前正好相反。在1981至2018年间，收入最高1%组别的工资占全港收入的比率，从10.7%升至16.3%；而最低50%组别则由18.7%降至11.6%，可见贫富差距日益严重。
收入不均一直是造成贫富悬殊的主因。以美国为例，收入最低的90%美国人平均开支占其税后收入的99%，反观收入最高的10%美国人的同项占比仅为64%。美国富人有充裕的资金投资金融产品，令金融资产的增长速度远胜整体经济。在1981年，美国金融资产为本地生产总值的2.3倍，到了2020年已增至6.1倍。这亦印证了皮格提在其经典著作《21世纪资本论》（Capital in the 21st Century）中的论点：当资本回报率大于经济增长，金融资产增长就会快于经济，形成财富不均。
其实美国财富不均的情况，在1910至1950年间有所下降，直到1980年亦一直维持在较低水平，但其后却大幅增加。过去40年来，联储局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加上利率持续下降，一直是驱动投资回报的主要因素，使财富不均持续恶化。随着利率下降，长期国债和大额资本化普通股的年均回报率分别为9.4%和11.5%。楼价不断上涨，同样加剧贫富悬殊。再者，储蓄利率处于历史低位，令小存户备受金融压制。
美国总统拜登上台后，就加征财富税提出多项建议，其中一项是将收入超过100万美元的最高长期资本利得税率从23.8%增至43.4%，并追溯到2021年4月。另一项建议则把免税遗产值由1170万美元降至350万美元；观乎目前70岁或以上的美国人，合共拥有35万亿美元财富之多，这无疑是庞大的税收来源。另一引发广泛讨论的建议，是将公司税率提高到28%。
一些经济学家就曾警告，提高公司税率恐会促使企业利用加价方式，把税务负担转嫁到消费者身上；公用事业公司则可透过法律框架提高水电费，以弥补税务成本，以致中下阶层消费者蒙受损失。至于财富税，在九十年代，尚有10多个欧洲国家加以征收，但如今只有挪威、西班牙和瑞士三国维持这项税收，而起步税率均不足1%，预计税收只有6位数，对国库帮助不大。
财富税难以在欧洲有效实施，皆因资产价值难以估算，有些更可随时移动。瑞典即使财富税率较低，已促使部分非常富有的公民（如宜家的创办人）远走他方，瑞典政府于是在2007年废除个人财富税。至于法国，从《新世界财富》的数据可知，自2000年以来，约有7万名百万富翁远走他国避税，因此法国亦于2017年步瑞典后尘。在1991年，奥地利亦取消征收了长达数十年的财富税，理由是计算征税的行政负担过重。
提高公司税率会直接影响企业收益、现金流和获利回报率，继而降低风险资本的税后回报。直接打击风险投资动机，对资本形成和经济增长构成重大影响，最终只会适得其反。
近数十年来，科技进步和自动化技术取代了美国的半熟练技工。企业把大量低技术的工序搬迁到成本较低的发展中国家，并致力发展高科技及专业服务。高学历高技术人才的薪酬得以水涨船高，低技术工人则面临减薪或裁员的危机，令这两类工人的贫富差距有增无已。
缺乏反垄断法保障，资讯技术和通讯服务等领域的大企业，可通过并购初创企业和开发新技术打击潜在竞争对手。由于市场竞争有限，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一直高企，这尤其影响到资金供应有限的经济阶层。
美国在反垄断法方面正处于十字路口。最近拜登宣布了一项促进竞争和减轻主要行业垄断的行政命令，效果如何还需拭目以待。美国政府处理谷歌和脸书等技术主导平台的方法备受投资者关注，皆因此等龙头企业一旦分拆，其价值可能高于当前市值，投资者更有望富者愈富。
财富不均问题错综复杂，要有效解决殊非易事，政治上亦极富争议。除了要拆解深层原因，亦须透彻分析各种办法可能产生的深远影响。经济历史学就满载着公共政策事与愿违的结局。
如前所述，恰当稳健的税收政策固然可作为解决之道，其他可行方案包括通过教育投资、医疗保障和完善退休金制度，应足以对财富不均现象产生较持久的正面影响。
【注】 ： Charles Schwab Modern Wealth Survey 2021
谢国生 港大经管学院金融学首席讲师、新界乡议局当然执行委员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一年十月二十七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