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踏入2025年最后一季，中美经济战火重燃。当前全球经济的焦点，落在本月底在南韩庆州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会议中。但在APEC会议举行之前数天，在地球的另一边，有另一事情也值得关注，那是10月26日阿根廷立法机关的中期选举。

阿根廷经济多年来屡次陷入困难甚至危机。2023年底总统大选时，有“狂人”之称的哈维尔·米莱 (Javier Milei) 异军突起，夺取了总统宝座。也许是阿根廷民众厌倦了之前反复失败的各种经济政策，所以愿意给这位自由意志主义者(libertarian) 实施他信奉的经济政策的机会。四年的总统任期很快已过了一半，在即将来临的立法机关选举中，有一半的下议院 (Chamber of Deputies) 和三分一的上议院 (Senate) 议员要换班。选举结果直接反映阿根廷人对米莱政策的态度，也影响到有关政策在随后两年的延续性。按阿根廷的选举规则，18至70岁的公民必须投票，而选票是以政党而非候选人为基础，政党则按选票比例分配议席。

阿根廷的选举结果也会带来一定的国际影响。一来是阿根廷作为自由意志主义经济政策的实验室，无论结果如何，都可以作为其他经济体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参考。二来是阿根廷和拉丁美洲是当前中美角力的一个场所。如米莱在上月暂停阿根廷大豆及一些谷物的出口税，提高了阿根廷农民出口大豆到中国的收入。相比之下，美国农民在今年没有收到中国购买大豆的任何订单。

若要一言蔽之，阿根廷的核心经济问题，在于政府多年来的过度开支。早期的财政赤字靠发行货币来支付，导致通货膨胀。通胀促使多次货币改革，如改变货币单位，一单位新披索等于一千或一万旧披索，以减少钞票上“零”的数目。又如在经历了3000%年通胀率后，在1991年引进货币发行局制度，将披索与美元挂钩，借用美国的货币政策取代自己失当的货币政策。但政府开支没有充分压缩，财政赤字不能通过印钞解决、便通过发债弥补，导致债台高筑。1956年至今，阿根廷动用了国际货币基金 (IMF) 21次紧急援助 (bailouts)，又自1951年起，已有6次主权债务违约。情况之严重及失控，可见一斑。此外，上述的货币发行局制度毕竟对政府财政约束太大，到2002年便被取缔，阿根廷披索在央行管控下重新浮动，政府又可发行货币应付开支。

2023年下半年，阿根廷经济面对的，仍然是持续数十年挥之不去的问题，包括三位数字的通胀率、连续六个季度的经济收缩、司空见惯的财政赤字、所馀无几的外汇储备、备受贬值压力的披索等等。当时米莱的竞选政纲，包括多项激进的经济改革。他主张大幅削减政府开支和人手、关闭一些政府部门 、放宽管制以减少官僚对商业的操控、把一些国有企业私有化等。更引人注目的，是废除中央银行及美元化，即以美元替代披索作为阿根廷的流通货币。但政客上台后面对各种制约，竞选时的承诺并不能一一兑现。米莱执政后，并没有用美元取代披索，原因是阿根廷的美元储备太少，及美元化会限制阿根廷经济自主性，在国会中缺乏支持。在废除中央银行、国有企业私有化、减税及税务改革等多方面，都因政治和立法上的阻力而没有全面推行。

在今年二月美国的一次政治集会中，米莱和特斯拉的马斯克在台上高举电锯欢呼，为阿根廷和美国大幅削减政府开支的做法站台。当时马斯克还在负责特朗普新设立的政府效率部(Department of Government Efficiency，简称DOGE)。马斯克的DOGE虎头蛇尾，很快从新闻中消失；但米莱上任后半年，便减去政府开支达GDP的5.6%，下手不可谓不重。削减开支使阿根廷政府在2024年录得财政盈馀，是123年以来的首次，年通胀率亦由去年4月近期高峰的290% 下跌至本年8月的33%。然而，削减的政府开支，主要在社会福利、补贴和环保方面，以及政府部门的大幅裁员，自然增加了贫富不均和社会张力。

无论是国家、企业或个人，过度开支不可持续，虽然短期内还可以借债度日，长远而言必须紧缩开支(austerity)，除非有新的收入来源。在国民经济层面，政府财政有浓厚的资源再分配结果，自然有各种政治考量。一方面的考量是如何取舍，压缩开支从哪方面入手。上面提到米莱建议废除或削减的政府部门，都是和文化、环保、性别多元性、教育等有关，这明显反映出他极端保守的倾向，自然也招来相对左倾人士的批评和抗争。另一方面的政治考量，是民众的耐性。即使民众对如何紧缩开支达成共识，但对艰苦日子的耐受力却未必相同。民众难以判断政策最终是否有效，投票给米莱是希望他的政策成果符合自己的预期；但政策奏效需要时间，米莱亦可能在经济重拾正轨之前已失去民众的支持。

阿根廷GDP 在今年首季录得 6% 的年增长率，算是不错的成绩；但随后经济重现困难，首先表现在披索的大幅贬值。事实上 ，在上述各项政策的背后，是透过外汇管制的稳定汇率。这只是短期权宜之计，并不符合米莱自由意志主义的思想，也和IMF提供援助的条件有一定差距。在财政盈馀、通胀受控和经济增长之外，米莱想乘胜追击，在四月中旬放宽外汇管制，却导致披索一夜间贬值12%，粉碎了市场对阿根廷经济仅有的信心。资金开始外逃，阿根廷央行要卖出所馀无几的外汇储备来维持披索汇率，情况就如1992年英国央行抗拒索罗斯炒卖英镑的情况相若。米莱最终求救于特朗普，得到200亿美元货币互换的救生圈。

然而，货币互换只是暂时贷款，若经济情况没有改善，贷款用完后，阿根廷仍然故态重现，贷款便变为坏帐。因此，特朗普为了帮助外国的政治盟友，在国内要承受“美国优先”(MAGA) 政治力量的压力。此外，阿根廷早已和中国签定了180亿美元的货币互换安排。对中国而言，和外国央行的货币互换是促进人民币国际化的一步。有报道说美国曾以阿根廷放弃和中国的有关安排，作为得到美国帮忙的条件，但遭米莱否认。更有趣的是，美国财长贝桑说会全力支持阿根廷捍卫披索汇率和金融稳定，却忘记了1992年他作为索罗斯得力助手成功狙击英镑时，他正坐在赌桌的另一边。

100年前，阿根廷的人均GDP 略高于当时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英国。100年后的今天，阿根廷的人均GDP不及英国水平的四分之一。阿根廷的经济困局为时已久、积重难返，同时亦派生出不同的利益集团和政治力量，局限了经济改革的空间，情况并不容易处理。也许要有一些疯狂，才敢大刀阔斧。阿根廷人民给予米莱多少时间，大概月底的选举便见分晓。

陆炎辉
港大经管学院经济学荣誉副教授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五年十月十五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