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作为妇女事业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北京宣言》和《行动纲领》早于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上已获通过。然而据世界经济论坛于2021年3月的《全球性别差距报告》（Global Gender Gap Report），性别平等进展受新冠肺炎影响而遭遇挫折，距离达标为期135年，较2019年的预期推迟36年。疫情中女性不但失业率高于男性，由于学校停课，更加重其照顾子女的责任。

事实上，解决性别不平等不但是社会问题，也关乎经济表现。因为提升女性地位所作的投资可创造就业机会和提升本地生产总值（GDP），从而有助促进经济发展甚至竞争力。

按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估计，任何成员国若能把劳动力中性别差距缩减50%，就能在2030年让国内的GDP提升6%左右，足见性别平等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失衡导致迟婚

随着女性教育程度逐渐提高，加上男女比例失衡扩大，适婚男性人数减少，教育程度较高的女性更不易物色对象，遑论觅得配偶。 「经济独立假设」（Economic Independence Hypothesis）指出，教育和工作成就高是削弱婚配机会的关键理由，原因是传统的家庭分工取决于夫妻之间的生产力比较优势。女性学历或社会地位愈高，迟婚倾向也愈明显。

根据特区政府统计处2022年7月的香港女性及男性主要统计数字，两性比例较5年前进一步失衡。如【表】所示，每1000名女性仅得910名男性，相对于2016年，每1000名女性有925名男性，差距进一步扩大。此外，2021年男、女劳动人口分别是1923100人和1947300人，女性劳动人数首次超越男性。女性初婚年龄升至30.6岁，初次生育年龄延迟至32.6岁，生育率亦出现持续下降的趋势。

Wong（2005年）对香港女性初婚年龄的社会经济决定因素进行研究，结果与「人力资本假设」（human capital hypothesis）一致：学业和事业较有成就的女性倾向于迟婚。本地女性在教育和工作成就方面取得的进步，对于有关整体经济转型对初婚年龄有何影响的研究，极具参考价值。

年轻人愈来愈迟婚，尤其因为女性在事业上的参与度增加。从Yousefy和Baratali（2011年）的调查结果可见，拥有较高学历的女性享有较高职位，大大有助事业发展。

1960和1970年代第二次女权主义浪潮期间，女权主义理论取得良好进展。女性劳动参与及社会地位提升之余，促进平等机会的法律渐获社会重视，对女性经济地位的研究亦日益重要。女性主义经济学应运而生，重点包括：一、在性别平等上更全面地理解支持生活和社会供给的过程，将性别理解为一个基本经济类别。二、重视无偿家务和育儿工作。三、重视社会整体福祉。四、将伦理标准纳入经济分析。

与新古典经济学不同，女性主义经济学质疑「独立」的概念，因为生活上需要人们彼此照顾；不仅将性别作为分析中的一个「变量」看待，更视之为世界经济运作的一个决定性因素。

Chinoda等（2021年）就2011年、 2014年和2017年期间25个非洲国家之中的金融技术、金融包容性和收入不均之间的相互作用进行研究，发现金融包容性有效地调节了收入不均。 Loko与Yang（2022年）利用全球114个经济体的新型金融科技数据，发现金融科技显著改善了女性的就业福利，并减低性别不平等。

首先，数码金融工具有助传统金融体系以外的人群受益。根据世界银行集团最新的全球金融包容性指数数据库（Global Findex Database），现时仍有超过10亿女性无法使用金融系统，超过70%的女性无法获得金融服务。金融科技有望为女性在金融服务上提供更大的便利、隐私和安全性。

其次，利用替代数据，如数码平台上关于消费者的讯息，金融科技可供贷款提供者在不依赖信用报告或评分的情况下，作出贷款决策，为女性申请人提供较灵活的服务。

再者，据国际金融公司本年估计，全球女性足以填补总值3000亿美元的融资缺口。许多基于「大数据、小额信贷」理念的金融科技平台，可借创造讯息资本以减轻资讯不对称（information asymmetry）和放宽抵押要求，给予女性经济赋权和创业机会，扩大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及其在商界的领导地位。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2020年一份报告，探讨各国对性别平等的看法及对未来的期望，发现颇多人认为当工作稀缺时，男性应比女性获得较多工作机会，但大多数人对本国性别平等的未来感到乐观。在接受调查的34个国家中，平均有75%的受访者认为本国女性最终可能拥有与男性相同的权利，只有5%相信本国女性已经获得平等。至于对性别平等的期望，男性往往比女性乐观；例如日本77%的男性（相对于58%的女性）表示，本国女性最终会或已经获得与男性相同的权利。调查中对性别平等持乐观态度的女性比例高于男性的国家，仅得尼日利亚和菲律宾两国。

Equileap（2019年）就女性劳动力、高级管理层和董事会的性别平衡、同工同酬、育儿假、非歧视性招聘和晋升，以及供应链安全等综合因素，对全球3000多家上市公司进行性别平等研究。结果显示，在亚洲地区中，新加坡企业整体表现最佳，性别平等率为42%，日本企业为35%，香港为29%，皆远低于53%的全球基准。

至于劳动参与率的性别平衡，新加坡和香港公司的比率分别为47.3%和42.5%，高于41.7%的全球基准；日本公司为40.4%，略低于全球基准。

任职高级管理层方面，新加坡和香港公司分别为33.7%和31.1%，略高于31%的全球基准；日本公司只得16.2%，远低于全球基准。

至于在董事局的代表性方面，新加坡、日本和香港分别为17.5%、12.3%和15.3%，皆远低于34.2%的全球基准。

同工同酬和性别薪酬差距是经济平等的关键指标。一些国家如英国和冰岛，已强制要求报告性别薪酬差距，以提高透明度。实现性别平等能为公司带来「性别红利」（gender dividend），即通过对女性的投资而取得的经济增长。举例来说，生育率较低可减轻女性的育儿负担，以便腾出时间从事其他活动。另有研究显示，性别多元化的企业，较能实现高于趋势的回报和较低的风险。

总括而言，促进性别平等可以达致性别多元化，为两性和社会带来好处。公平、平等和正义是人权的基础，每个人都应有机会充分发挥自己的潜力，而性别平等有助于缔造一个破除界限的世界。随着时间的推移，为经济增长带来更大的动力；通过提高就业和生产力，积极应对人口老化相关的挑战。

参考文献：

Chinoda T., Mashamba, T., and Vivian, A.（2021）, “Fintech, Financial Inclusion and Income Inequality Nexus in Africa”, Cogent Economics & Finance 9（1）.

Equileap. 2019）, “Gender Equality in Japan, Hong Kong & Singapore”, Special Report, March 2019.

Horowitz J., and Fetterolf J.（2020）, “Worldwide Optimism About Future of Gender Equality”, Pew Research Center.

Loko B., and Yang Y.（2022）, “Fintech, Female Employment, and Gender Inequality”, IMF Working Paper.

Wong O. M. H.（2005）, “The Socioeconomic Determinants of the Age at First Marriage among Women in Hong Kong”, Journal of Family and Economic Issues, 26（4）, 529-550.

Yousefy A., and Baratali M.（2011）, “Women, Employment and Higher education schoolings”, Procedia 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15, 3861-3869.

谢国生博士
港大经管学院首席讲师（金融学）

章颖芝女士
香港大学附属学院讲师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二年八月三十一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