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自从国安法通过以来，香港特区进入了一国两制2.0阶段，香港人有需要进一步认识国情，现在中国实施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追本溯源，究竟社会主义如何来到中国？

1914年6月28日，塞尔维亚一个狂热青年在波斯尼亚首府萨拉热窝，开枪打死奥匈帝国皇储斐迪南大公，引起一连串强烈反应，最终演变成全面战争，参战国分成同盟国和协约国两大阵营（史称「第一次世界大战」，实为事后相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而言，当时在中国则称为「欧战」）。同盟国包括德国、奥匈帝国、鄂图曼土耳其帝国和保加利亚，而协约国则包括英国、法国、俄罗斯、意大利、美国、塞尔维亚以及日本、中国。

日本在1894年的甲午战争和1905年的日俄战争，分别打败清政府和俄罗斯帝国之后，对中国和西太平洋仍虎视眈眈。欧战爆发之后，日本以曾签订英日同盟条约为由参加协约国阵营，并于1914年8月27日向德国宣战，向山东青岛（即德国在亚洲最大的军港）发动战争。同年11月7日，德军投降，日本占领胶州湾。

中国的北洋政府随即向日本政府提出从青岛撤军的要求，不仅不得要领，反遭日本驻华公使于1915年1月18日，向总统袁世凯提出了所谓《二十一条》，要求中国进一步赋予日本在华的影响力，削弱中国的主权。北洋政府最后签署的是《二十一条》轻量版的《中日民四条约》。事件曝光以后，举国哗然，抗议不断。

北洋政府和日本秘密谈判过程中，事情逐渐透露出来，有说是北洋政府有意为之，希望列强能够干预，使得日本不能得逞。这甚有可能，因为事实上有例在先，中国在甲午战争失败后签订《马关条约》，须将辽东割让给日本，但在德、法、俄三国干预之下，日本把辽东交还中国，亦即「三国干涉还辽」事件。

北洋政府于1917年4月15日加入协约国，向同盟国宣战。中国士兵虽然没有实际参战，只是提供后勤补给，亦得以战胜国身份，参与1919年在凡尔赛宫举行的巴黎和会。可惜事与愿违，和会后签订的《凡尔赛条约》，却把德国在山东的利益交了给日本！

1919年5月4日，北京的大学生上街抗议，火烧赵家楼，北洋政府大举逮捕涉事大学生，随即演变成全国抗议运动，展开有名的「五四运动」。 （在美国的调停下，中国和日本以及其他七个国家在1922年美国华盛顿开会达成协议，将青岛归还中国，不过这已是后话。）

五四运动爆发前几年，中国思想界已出现反儒家的思潮，例如反对妇女缠足，提倡男女平等，以至划时代的白话文运动，当时又以《新青年》杂志为文化运动的核心。该杂志既有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钱玄同四支健笔，而鲁迅的短篇小说影响力也很大。毛泽东几年后回忆五四运动，亦称陈独秀为「思想界的大明星」、「五四运动的总司令」。

俄罗斯罗曼诺夫帝国是西方列强中的一个后进国家，到了1917年初，由于连年战争，疲惫不堪，士兵厌战，爆发了二月革命，沙皇尼古拉二世下台，帝制瓦解，但是新成立的临时政府仍然继续尼古拉二世的战役，民怨持续发酵，终于爆发另一场革命，推翻了临时政府，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俄国十月革命。领导革命的是列宁和以托洛茨基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布尔什维克是俄语多数派的意思，实际上是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1903年的一次党大会中分裂出来，以列宁为首的那一派。）

李大钊受十月革命鼓舞，先后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克的胜利》、《新纪元》等文章和演讲，大力歌颂。五四运动期间，陈独秀被捕入狱，李大钊既奔走营救，写下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再论问题与主义》等文章，又组织成立马克思学术研究会，系统地介绍并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笔者重读这些文章，觉得并非有特别深度，社会主义或马克思主义得以受到当时知识界和年轻人关注，我觉得主要基于以下两个原因。

第一，十月革命后在俄国成立的政权，不但声称代表劳苦大众，还有自己一套的民族政策，通过《俄罗斯各族人民权利宣言》，宣布俄罗斯境内各个民族地位平等，可以民族自决，包括成立独立国家的权利。这对于备受列强压迫的中国，特别有吸引力。

其后俄罗斯与其他几个爆发了革命的邻近政权，在1922年组成苏联，以宪法规定加盟共和国有权独立出去，而乌克兰和白俄罗斯既属苏联的一部分，却都是联合国的创始成员，其会员资格一直维持至今，这都说明当时的十月革命后的俄罗斯和苏联对民族，主权，国家等等范畴的特殊观点。

和中国相关的事件则牵涉中国东方铁路（不同时期有不同名字）。 1896年（光绪22年），清政府和俄罗斯帝国签订《中俄密约》，同意俄国从西伯利亚通过中国东三省建设一条铁路到海参崴，铁路原本由两国政府合办，但清廷积弱，实际上由俄国管理，于是东北的心脏地带出现一个规模远比普通租界大得多，而不受中国管辖的国中之国。

1917年十月革命后的俄国革命政权，不仅没有宣布继承沙俄的权利，反而宣布废除沙俄与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以及俄国在华的特权，包括无条件将中东铁路交还中国。这种做法都使得中国有识之士刮目相看。

第二，同样重要的原因，是革命后成立的俄国和后来成立的苏联，能够为提供强大的财政、物资，以至军事上的帮助，以便中国寻求统一和独立自主。中国共产党的最早组织在1920年8月在上海成立，翌年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23年1月，孙中山与苏联代表越飞会面，发表联合声明，开始联俄容共政策，同年6月中国共产党决定全体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中国国民党，这一切都是为北伐和统一中国作准备。

孙中山在1925年初逝世前，其总理遗嘱就说：「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社会主义就是这样来到中国的，「平等待我」就是关键所在。至于布尔什维克党支持民族平等的政策到底是权宜之计，还是真心相信的原则立场，又是否陈义过高，不切实际？那就是另一个课题了。

赵耀华 港大经管学院副教授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一年四月二十一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