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疫不忘初心 保民亦要便民
当前全球新冠病毒疫情极度严峻，香港也到了抗疫的关键阶段，笔者虽非医学专家，倒有几点意见和读者分享。
特区政府最近宣布收紧社交距离措施。除了扩大「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的使用范围，还推出了疫苗通行证，规定只有接种了新冠疫苗的人士才能进入表列处所。这些措施是否太严苛，又或者做得不到位，并非本文的讨论重点。笔者希望在此厘清一个概念，那就是只容许已接种疫苗人士进入，和必须先出示接种证明才能进入，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就好比成年人外出要携带身份证，不同于他先得向住所大堂的保安员出示身份证才能外出。
要确保只有已接种疫苗的人士才能进入表列处所， 较有效率的做法是安排政府人员进行随机检查。既然政府对违规者已有罚款安排， 只要加大随机检查的频率就能产生阻吓作用。
但目前的安排在以下几方面均存在问题。 第一，表列处所需安排员工查核疫苗通行证，令经营成本增加。对大企业或许微不足道，但对小企业而言，无疑是百上加斤。小企业大概不会多聘人手处理，这个安排只会增加员工工作量，使他们疲于奔命。
对于顾客或任何进入表列处所的人而言，在门口登记也是浪费时间。他们可能提着大包小包，又要进行登记，未免狼狈。再者，人群聚集也会造成堵塞，影响邻近商户及交通甚至发生意外。
资料显示，目前香港20岁到60岁人士的疫苗接种比例已经接近九成。既然大多数市民已经完成接种，证明自己的接种纪录到底意义何在？出示接种纪录未必耗时，但若所有人都要这样重重复复，总体的时间成本则非常之大。
至于使用「安心出行」的安排也可稍作改善，例如食肆可以让顾客就坐时才扫码，会较为方便。
笔者前几天在本报阅读曾国平博士撰写的文章，文章指出其他国家的长者疫苗接种率普遍高于青壮年人，但香港长者的疫苗接种率却比青壮年人低，情况异常。笔者于是认真研究相关数据。从【图1】可见，在香港各年龄组别，已接种两剂疫苗的人口和比例中，60岁或以上人士的接种率明显低于20岁至60岁；70岁至79岁的接种率低于60岁至69岁；80岁或以上的接种率，又低于70岁至79岁。
【图 1】香港疫苗接种人口的年龄分布
资料来源：https://www.covidvaccine.gov.hk/zh-HK/dashboard
网站Our World in Data收集了大量有关2019冠状病毒病和新冠疫苗接种的数据，根据【图2、3、4】，年纪愈大的人，疫苗接种率愈高。
这个数据库共列出33个国家的数据。笔者发现，各地60岁或以上人士的接种率均高于全国平均率。香港60岁或以上人士的低接种率，确实异常！
【图 2】 澳洲各年龄层已接种 2019 冠状病毒病疫苗处方剂量比率
资料来源：Our World in Data （https://ourworldindata.org/covid-vaccinations#vaccinations-by-age；2022 年 2 月 12 日）
【图 3】 以色列各年龄层已接种 2019 冠状病毒病疫苗处方剂量比率
资料来源：Our World in Data （https://ourworldindata.org/covid-vaccinations#vaccinations-by-age；2022 年 2 月 11 日）
【图 4】 意大利各年龄层中已接种 2019 冠状病毒病疫苗处方剂量比率
资料来源：Our World in Data （https://ourworldindata.org/covid-vaccinations#vaccinations-by-age；2022 年 2 月 11 日）
笔者认为，这个特殊现象的成因有二：首先，香港的疫情从来没有欧美严重，使长者觉得没有接种疫苗的迫切性。其次，2019冠状病毒病的各种疫苗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快速研发，故长者对疫苗副作用有所忧虑相当合理。其次，政府在推出疫苗接种计划不久后，便停止公布接种疫苗后出现严重副作用的个案，助长了人们对接种疫苗的疑虑。
笔者认为外国长者高接种率的经验值得港府大力宣传。在拥有高度言论自由和法治的国家中，假使长者接种疫苗是弊多于利，又或极可能引起严重医疗后果，当地媒体和代议士必然会相当重视。
目前在香港使用的疫苗有两款：科兴疫苗是传统技术，其功效未必最高，但医学界对其副作用应更有把握；复必泰疫苗则是西方新技术。因此在本地接种疫苗的副作用，与其他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的经验是可以类比的。既然在这些有言论自由和法治保障的地方，老人家都比年轻人更愿意接种疫苗，换句话说，接种疫苗利大于弊。了解此点，有助加强本地长者接种疫苗的信心。
说到长者的疫苗接种率，笔者就联想起老人院的院友。今年1月7日开始，亲属已经不能到院舍探望他们。早前的探访安排亦有诸多限制：到访前除了必先预约、每次只限一名已完成两剂接种的亲属探访、探访者亦必须拥有24小时内的核酸检测阴性结果证明等等。
笔者希望随着疫情减退，加上长者接种率上升，老人院的探访安排可获放宽。对于接种率达到100%的院舍，政府应给予最大程度的放宽；要是大型院舍的独立楼层能达到这个要求，亦应如是放宽。既然疫苗能够减少出现重症的机会，而所有院友亦完成接种，那探访安排就没必要如此严苛。否则只得安全，却了无生趣，这又有何意义？笔者亦建议，在社会福利署的安排和在自愿的情况下，各个院舍和院友可以安排掉换，让更多院舍可以达到有关要求。
笔者认为抗疫有赖全民参与和合作。只有好的抗疫政策并不足够，还需市民大众对政策了解和信任，否则只会事倍功半。因此在抗疫的同时，如何方便市民，令市民确实感到政策的好处是至关重要的，事情成败往往系于其中细节。
赵耀华 港大经管学院副教授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二年二月十六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