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战下中国经济的危与机
2018年3月22日，特朗普政府根据“301调查”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时，学界对“贸易战”一词仍颇为谨慎，担心会进一步激化矛盾。然而，2025年4月，特朗普签署行政令，对180多个国家和地区加征10%的“最低基准关税”，甚至对日本、韩国等盟友征收超过20%的关税。毫无疑问，美国掀起的关税战已经在中美之间，甚至全球范围，引发一场后果难以预测的贸易战。
笔者认为，特朗普近期的一系列关税政策虽看似反复无常，其核心目标其实很明确：第一是缓解美国严峻的债务危机。特朗普政府大征关税以期增加政府收入，同时以关税为筹码迫使其他国家购买美国的产品、服务、自然资源及军火等，增加美国的出口。 另外，由特朗普的新任经济顾问米兰(Stephan Miran) 提出的“海湖庄园协议”（Mar-a-Lago Accord）表明，美国可能要求外国央行出售美元储备以令美元贬值，同时各国还需要购买美国的超长期国债，确保美债市场稳定，最终达到减轻美国债务压力的目的。
需要注意的是，这样激进的关税政策是否能有效缓解债务压力仍然是未知的。多位知名经济学家，以及美国前财政官员，均认为美国在今年将面临较大的通胀压力甚至陷入经济衰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也因此将今年美国的增长预期从2.7%调低至1.8%。
特朗普的第二个目的，是透过扰乱目前已经成形的全球供应链，削弱中国在供应链的地位，抑制中国的发展速度，以强化美国的经济领导力。然而这个目标同样极具挑战性。自2018年第一轮中美贸易战开始，中资企业通过“中国+1”策略（即在海外建立备份生产基地）和间接贸易绕开了部分关税壁垒。这个原本意图孤立中国的计划，反而令中国与东南亚，南美以及中东等地的国家展开了更多的贸易来往，建立了更深入的投资与合作关系，美国的供应链重构计划并未完全奏效。
短期内特朗普可能会根据国际反应调整关税政策，甚至对部分示好国家降低税率。但长期来看，美国对华关税仍可能高于2018年的水平。若两大经济体持续高关税对抗，即便仅持续数月，也将对双方经济造成严重伤害，最终可能其中一方不得不让步。
面对贸易壁垒，中资企业应继续推进“中国+1”策略，开拓不同的市场以提升应对地缘政治风险的能力。目前国内企业竞争愈加激烈，“不出海就出局”已成为许多企业共识。但需要提醒的是，“乱出海”同样值得警惕。海外市场并非万能解药，文化冲突、劳工问题、政策合规等挑战可能比国内竞争更复杂。企业家需理性评估投资回报率，明确出海目标，避免盲目扩张。
此外，中国庞大的内需市场为企业提供了转型空间。长期来看，国内的消费需求与发展空间比较乐观。在人工智能、高端制造等行业的技术创新令中国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大幅提升。而政府也积极提供政策支持，近期已陆续推出了包括“以旧换新”、数码产品国家补贴等提振消费的措施，同时也计划通过育儿补贴、提高养老金等途径提高收入。今年第一季度的国内消费超过此前预期，可见各项促进消费的措施已初见成效。
不过，当关税开始影响出口后，今年消费是否能稳步升温仍然需要观察。另外，疫情之后的收入增长放缓，房市走弱等因素也是令消费疲软的重要因素。再加上地缘政治和国际贸易的冲击，短期内消费可能难有大幅提升。在此期间，企业仍需要主动把握海外市场，并谨慎调整自身策略。
消费难以快速提升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中国极高的居民储蓄率。2024年国内居民储蓄率超过43%，为全球主要经济体当中最高。 而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比重仅为46%，低于56%的世界平均水平，更远低于其他主要经济体60%-70%的水平。事实上，从90年代以来，储蓄率就一直处于高位，且在金融危机、疫情等危机时期还会高于其他年份。
多年来很多经济学家尝试解释中国高储蓄率的成因，其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首席经济学家布兰乍得（Olivier Blanchard）在2006年就曾发表文章讨论。他认为大众相信经济会持续高速增长而人口将快速下降，加上社会福利网尚未完善，因此多数人选择通过“储蓄养老”来对抗未来可能出现的风险。另外2000年代初期房地产市场快速扩张及创业浪潮兴起，大众关于购房及创业的计划也令很多人选择增加储蓄而限制消费。
多数经济学家认同中国应该设法降低储蓄率，释放更多消费潜力。然而过去二三十年，房价高企，人口降低，以及出口占比高，收入增长有限等导致高储蓄率的条件持续存在。
中美第一阶段贸易战开始后，从政府到企业都开始意识到过度依赖出口的模式令自身很容易会受到地缘政治风险的影响，因此应该转而加大力度开发国内市场。2020年政府提出的经济“双循环”正是将更多资源和精力投入国内市场的重要一步。新一轮的贸易战，虽然会带来了更多的挑战与不确定性，但同时也很有可能创造新的机会，激发国内新的的消费潜力。在以旧换新，增加补贴等手段之后，可以预见未来各级政府可能会进一步通过发放消费券，利息或税赋减免等手段进一步刺激消费。
特朗普的关税政策非一时兴起，而是一场目标明确的战略行动。对中国而言，短期压力虽大，但长期来看，通过产业链韧性建设、内需市场挖掘和理性出海，中国经济仍具备较强的抗风险能力。关键在于保持战略定力，在变局中寻找新的增长点。
邓希炜教授
港大经管学院副院长（对外事务）、冯国经冯国纶基金经济学教授、亚洲环球研究所所长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五年五月一日载于《FT中文网》“明德商论”专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