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T中文网明德商论专栏

持续多年的中美贸易战并未改变两国失衡的宏观结构。2018年以来，美国不断加征关税，2025年进一步升级，但美国对中国的货物逆差并未消失，2024年仍达2955亿美元，2025年接近2021亿美元[1]。与此同时，2025年美国对全球的贸易逆差增至1.23万亿美元，中国货物贸易顺差突破1万亿美元，均创历史新高。

关税难以改变深层的宏观错配，美国长期需求强于供给，产能不足，产业“空心化”但消费强劲；中国长期供给大于需求，产能过剩而内需不足。只要这一结构不变，双边失衡就不会因关税而消失。

美国以关税推动再平衡，更多是在“改道”，而不是在补产能。 达拉斯联储数据显示[2]，中国占美国进口的份额已从2017年的21.6%降至2024年的13.4%，但这更大程度上只是订单转向墨西哥、越南等第三国。值得注意的是，美联储研究估计[3]，截至2026年2月，2025年11月前实施的关税已把美国核心商品PCE价格累计推高3.1%。这表明关税的结果是物价和成本上升，而非自动创造美国工业能力。美国另一种更“国际主义”(“Globalist”)的政策思路强调协调西方盟友，希望中国提振消费和减少低价出口来为美国制造业调整争取时间。但如果这一策略奏效，其结果可能也是美国进口变贵，而非美国产能迅速扩张。

更有效的再平衡的方式是把一部分中国对美出口转化为中国在美国本土形成产能。 宏观上看，这相当于把部分中国顺差从货物流转化为资本形成，从中国工厂出口商品到美国转向中国资本在美国建厂、雇人、纳税、就地销售。美国并不排斥外资。BEA数据显示[4]，2023年外资控股的美国企业雇佣了866万人，占美国私营部门就业的6.2%。历史经验表明，在贸易摩擦时期，在美国生产、在美国销售往往比继续向美国出口更容易穿越政治壁垒。广场协议后日元快速升值削弱了日本对美出口竞争力，但推动了日本车企加快在美国建厂。中国企业也并非没有先例。福耀玻璃2014年决定投资俄亥俄原通用汽车工厂时，公开计划投资2亿美元、创造800个岗位[5]。对美国地方政府而言，工厂、工资和税基远比抽象的双边逆差更有政治说服力。

然而，这条路目前面临较大阻碍，核心问题来自美国政策与安全审查的不确定性。 FIRRMA之后，CFIUS审查已明确扩展到关键技术、关键基础设施和敏感个人数据等领域的部分非控股投资[6]。TikTok案则进一步显示，未来中资若想进入美国，尤其是在数据、平台和网络外部性强的行业，单纯的商业并购逻辑已不够，还必须防范国际关系和东道国制裁等政治风险因素。拜登签署的《2021年安全设备法》限制了华为，中兴，海康威视，海能达，浙江大华等中国企业在美国销售设备。佛罗里达州政府也对外商的房地产投资施加了区域限制。可见，美国对中国工业资本的开放即便在经济上具有效率和收益，在实践中也一直受到立法限制与行政不确定性的掣肘。

这也意味着，中美再平衡若想走向资本替代部分贸易，美国需要为中资制订更清楚和更可执行的规则。一个现实起点，是先从非战略性的绿地制造业项目做起，例如玻璃、家电、通用机械等本地就业效应强、数据敏感度低的行业。美国需要澄清审查规则，比如将含糊的“国家安全威胁”替换为明确的“通行/禁止”行业清单，以减少不确定性。或可借鉴欧洲部分国家的做法，对中国资本采取“有条件准入、同步审查”的模式：一方面接受绿地投资和本地化生产，另一方面通过监管控制风险。

美国若想缩小逆差，就不应依赖对商品加税，而应明确哪些中资项目可以来、怎么来、来之后怎么管。对中国而言，这也不仅是资本“走出去”，而是在外部冲击加剧的时代，把一部分过剩供给转化为可被接受的全球化产能。真正有前景的再平衡，不是更彻底的脱钩，而是更可治理的全球战略资本布局。

温佳玥女士

李海石教授
港大经管学院经济学助理教授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六年五月十四日载于《FT中文网》明德商论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