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述效應」與林鄭風格

行為經濟學中，有一理論名為「表述效應」（framing effects）。此理論由Daniel Kahneman和Amos Tversky所創（Kahneman是200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之一；很可惜，Tversky早於1996年已經去世），經典例子是他們提出的「亞洲疾病問題」（Asian disease problem）：試想像某國正為一種異常亞洲疾病爆發作準備，預計此疾病將導致600人死亡。以下是兩個可考慮的應對方案：
•    如果採用方案一，將有200人得救。
•    如果採用方案二，600人得救的概率是三分之一，而無人得救的概率是三分之二。

他們就以上兩個方案進行意見調查，結果絕大多數受訪者選擇方案一。
然後向另一組別參與者重複以上意見調查，兩個方案改為：
•    如果採用方案甲，將有400人死亡。
•    如果採用方案乙，無人死亡的概率是三分之一，而600人死亡的概率是三分之二。

他們指出方案甲和方案一所描述的後果相同，方案乙和方案二的後果亦一樣；但在聚焦預期死亡人數的方案甲和乙之間，絕大多數受訪者都選擇方案乙，和第一組別的調查結果剛好相反！

根據以上結果，Kahneman和Tversky提出「表述效應」理論，指出一般人對某一件事的看法，很容易受該事件如何被表述所影響。

「表述」掩人耳目
「表述效應」不單止可用來理解經濟行為，也可以應用到公共政策方面；如政府推動政策時強調政策的好處，爭取公衆支持。反對派卻把公衆視線轉移至政策的壞處，令政府不能成功推動對他們不利的政策。現在令人擔憂的反對修訂《逃犯條例》（俗稱「反送中」）運動，便是一個很清晰的例子。

嚴格來說，Kahneman和Tversky的「亞洲疾病問題」用了兩種「表述效應」。第一種「表述效應」是「同一個」意見調查，經過巧妙的不同表述，可得出截然不同的結果。後來有人指出方案甲其實和方案一並不相同，原因是「將有400人死亡」不等於「將有200人得救」，例如另外200人可能變成植物人。

第二種「表述效應」是兩位學者巧妙地把兩個不同方案（方案甲和方案一）表述為「同一個」方案。第二種「表述效應」應用較少，因為它比較難用；此點可用以下例子解釋。
加工肉類可被形容為「90%無脂肪」或「10%脂肪」。對一般消費者而言，「90%無脂肪」的敍述比「10%脂肪」吸引，這是第一種「表述效應」。第二種「表述效應」是把近似但不同的加工肉類形容為同樣吸引。雖然「(90 + X)%無脂肪」的加工肉類比「90%無脂肪」吸引，但把「(90 + X)%無脂肪」形容為「(10 – X)%脂肪」會引致該加工肉類吸引力下降。要符合第二種「表述效應」，「(10 – X)%脂肪」的效果需要等同於「90%無脂肪」的敍述。

第二種「表述效應」的應用比第一種難，因為需要準確量化X的數值，而數據充足與否是基本的要求。由此可見，應用第二種「表述效應」不能單靠直覺判斷；現在的「反修例」運動正是一個現成例子。

民意不可迴避
「反修例」運動原本只有一個訴求：要求特首林鄭月娥撤回修訂《逃犯條例》草案。林鄭由起初完全漠視民意到後來「暫緩」該草案，意圖把「暫緩」修例演繹成「撤回」修例，屬於第二種「表述效應」。

林鄭在6月15日宣布特區政府決定「暫緩」修例。首先，「暫緩」和「撤回」在意義上有明顯分別。「暫緩」的意思含糊不清，更可以是短暫安排，不排除特首可以隨時恢復修例。相比之下，「撤回」比較實在，政府必須從立法會撤回該草案，有實際行動。「暫緩」修例不足以回應「撤回」修例訴求不難理解。

一天後，林鄭回應遊行，聲明已停止修例工作。政府消息指「停止」修例和「暫緩」修例沒有分別，更交代重推無期，估計今屆立法會會期（明年7月結束）不會提上立法會，等同「自然死亡」，效果與撤回修例差不多。

以上的演繹，進一步指出「暫緩」/「停止」和「撤回」的主要分別。「撤回」是即時性的，即時回應訴求，乾淨利落。「暫緩」/「停止」始終存在變數，要等到一年後才會「自然死亡」，拖拖拉拉。有云「政治一日都嫌長」，何況是一年？認為一年後自然死亡與（即時）撤回修例差不多的人，真可謂「差不多先生」。

7月9日，林鄭宣布修例工作已經「壽終正寢，the bill is dead」。客觀上，這條修例草案「壽終正寢」，效果等同撤回修例。然而「表述效應」是主觀的，林鄭再一次失敗，「壽終正寢」不被接納為回應撤回修例的訴求。

林鄭的連串失敗不難理解，如果她真心相信「暫緩」/「停止」修例、「自然死亡」、「壽終正寢」全部等同「撤回」修例，那為何不直接用上「撤回」字眼？難度她認為說服數以百萬計的市民比說服她自己容易？

學生常常問我答案是否愈複雜愈好。我對他們說，如果他們能夠用簡單的方法解決問題，一定比用較複雜的方法好。事實上，想出簡單方法解決問題是社會進步之源；特首有責任推動社會進步，而不是為社會製造問題。

最後，我不認為修訂《逃犯條例》毫無道理；它有壞處，也有好處。如果日後修例對社會整體有利，獲得社會普遍支持，我寄望政府能夠肩負責任，重推修例，正面回應社會訴求。

程騰歡 香港大學經濟及工商管理學院副教授
（本文同時於二零一九年七月三十一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從佔領華爾街到香港社運

近10年來，世界各地大規模社會運動頻生，計有2010年年底中東和北非地區的「阿拉伯之春」、2011年5月西班牙的「憤怒者」運動，以及同年9月美國的「佔領華爾街」運動，香港警務處統計顯示，2010至2015年間本地公眾集會平均每年5千多宗，2016至2018年間則激增至每年超過1萬宗；2010至2018年期間，公眾遊行每年超過1千宗。

自回歸後出現的大型遊行，包括2003年反對為《基本法》第23條立法，參與人數50萬；2014年歷時79天爭取真普選的「佔領中環」運動，人數達120萬；今年6月9日反對修訂《逃犯條例》遊行，民陣報稱參與人數亦超過100萬；6月16日「反送中」遊行提出五大訴求，報稱參與人數甚至達200萬。這些數字足以證明，香港仍然享有高度自治、言論、集會及遊行自由，但亦反映社會問題嚴重。

嶄新社運模式

傳統社運往往由較具規模和成熟的社運組織發起，借助組織領袖的個人魅力，策動群衆行動，管理上層次分明。「反送中」運動則主要是網絡行動，群眾自發參與，跟外地社運模式相類似。美國的「佔領華爾街」運動以橫向式通訊為基礎，把群衆的公共領域最大化。點對點等網絡設施讓參與者和支持者隨時表達不滿，在基層協調政治行動。

在現代通訊技術普及的情況下，社運人士可以在短時間內，快速分享最新的實況信息，因應情況更有效重新部署。

因次按危機引發華爾街銀行信貸爆煲，美國經濟持續惡化，剛畢業的年輕人就業尤其困難，以致民怨沸騰。但 「佔領華爾街」的成員並沒有組織市區騷亂，卻在全國各地以示威遊行和露營佔領方式持續抗爭，同時借助數碼科技與新媒體，宣洩不滿情緒。

參加者來自不同背景，但政治立場每多左傾；沒有正式政黨聯繫，亦無領導人或發言人，形成自由開放式的社運平台，包容性特別強，歡迎任何志同道合者參與，既易於壯大聲勢，更有利抗爭一浪接一浪持續下去，不會因領袖被捕而令抗爭夭折。

美國在2008年經濟衰退開始時，最富有的1％國民集體財富超過其餘99％民眾的總和。經過銀行信貸風暴的洗禮後，企業行政總裁2010年的薪酬平均增幅為36％，但一般家庭的工資則停滯不前，以致財富集中度創下1928年以來的歷史新高，貧富差距也在工業化國家中最懸殊。「佔領」運動於是出師有名，抗爭口號正是「九成九民眾在此！」（We Are the 99%!）。

路線明確有助激發更多飽受「不均」之苦的市民參與，進一步鞏固運動的集體認受性。另一方面，運動卻未有提出較具體的經濟或政治訴求，只有「反對企業霸權」等空泛口號。

香港近日的「反送中」運動，則提出5大具體訴求：完全撤回修例、撤銷把6月12 日集會定性為「暴動」、不檢控及釋放示威者、追究警隊開槍責任及要求特首林鄭月娥下台。執政者若照單全收，則「威權」何在? 示威者訴求不獲全面接納，則表示運動失敗；雙方因無妥協空間而缺乏下台階，以致僵持不下。

資訊科技威力

許多人以為「佔領華爾街」就像「阿拉伯之春」一樣，是一場Facebook 革命。但以美國組織社運的成熟經驗，很可能幕後有一批社運人士在運籌帷幄，參與民眾則一呼百應，在公園和街頭行動。黑客組織Anonymous亦隨即加入，推波助瀾。

佔領行動於2011年7月開始，即被美國主流媒體形容為欠缺社運經驗的年青人的自發行動，其在意識形態和抗爭方式上，跟同年西班牙爆發的「憤怒者」運動極為相似。不排除這兩個運動的參與者透過資訊科技互相啟發、學習。

佔領運動的參加者，都靠先進移動通訊科技而擺脫孤立無援之感，藉此加強對所關心問題的認識，從而集體上街宣洩不滿。通過在新媒體、街頭和營地分享抗爭中的親身經歷，彼此信念一致。例如運動期間，新媒體Tumblr.com通過發佈「九成九民眾在此」博客來鼓吹抗議活動，主題包括失業、失去家園、沉重債務以及政府罔顧民意等，也易於發酵成集體認同感，轉化為強大的抗爭力量。

此外，運動也有賴meetup.com和Foursquare等網絡服務，以及howToOccupy.org和OccupyWallst.org等網站，讓參與民眾深入討論和策劃行動。資訊科技的廣泛應用，某程度上還改變了社運的集體行為，有意參加者隨時可在手機下載有關應用程式，以追蹤遊行時間表、路線等。換言之，共享故事有助民眾了解，個人問題實植根於社會經濟和政治體系中的結構性缺陷；在線活動則便於把集體動機轉化為恒常的上街行動。

香港在運動抗爭使用社交媒體方面，同樣不遑多讓，通訊軟件Telegram及網上連登討論區，以民主方式決定行動，向群眾提供及時資訊，在最近的示威行動中，足見功效。

社會運動的成敗關鍵，除了取決於可動用資源、領導者的才能、周詳策劃及有效管理外，當然還在於媒體及國際的關注。

美國防暴警察對付示威暴徒，往往把示威群眾的部分後路封鎖，前面則呼籲及驅散示威者，然後圍捕。在一次防暴行動中，一名指揮官剛好遇上一群站在行人道上手無寸鐵的婦女。面部遭噴射胡椒噴霧後，她們摔倒地上，痛苦尖叫。有關視頻隨即在網上瘋傳，激起民憤，示威者廣獲同情和支持；加上媒體廣泛報導，當權者形象隨之惡化，管治能力亦大打折扣。警方作為執法部門陷於兩難，既要向當權者問責，亦須避免向示威者使用過份武力，否則容易助長抗爭。

抗爭遍地開花

本地情況如出一轍，警察是維持治安的執法者，本來不應是政治目標，但行動中每多成為示威群眾的洩憤對象，而釀成雙方流血衝突。執法部門一旦淪為政治工具，社會爭鬥只會泥足深陷，國際的關注亦難免令特區政府處理問題時備受掣肘。

2011年9月，「佔領華爾街」運動以形形式式的非暴力佔領行動席捲全美多個城市，首先佔領公園、廣場、聯邦建築物周圍的公共空間。建立這些臨時社區的基本條件，包括食物供應、駐紮營地、基本醫療以及人身安全。若部署長期抗爭，更須從民衆教育和社會文化入手，方可號召本來事不關己的市民也來參與。開放集會參與，讓所有人在決策過程中都有機會發表意見，促進真正的交流，增強社運凝聚力。

如此非暴力「公民抗命」，對美國社會影響之大，也是數十年來前所未有，最後導致7,000多人在122個城市中被捕。在運動剛展開的幾個月內，大多數的佔領據點都被警察強行清拆，參與者於是利用其他渠道繼續抗爭。

香港近期示威活動的聲勢，較「佔領華爾街」有過之而無不及，大型遊行、在立法會大樓外示威及包圍警察總部之後，一連串「光復」行動以及「連儂牆」蔓延至各區，創造出一個公開的群眾運動平台，為抗爭草根化及持續性打下基礎，使政府施政面臨嚴峻挑戰。

綜合以上分析， 物必先腐而後蟲生，引發香港近年社運熱潮的主因是民生、經濟和政治的深層次矛盾，久經長年積累，比導致美國「佔領華爾街」的經濟問題複雜得多。另一方面，資訊科技和社交媒體在各地社會運動中，無疑已被廣泛應用。政府固然可以封網拉人，杜絕反對當權者的言論在社交平台散播，但亦可善加利用，作為深入瞭解民怨的途徑，以防患於未然。
謝國生博士
香港大學經濟及工商管理學院金融學首席講師、新界鄉議局當然執行委員

（本文同時於二零一九年七月廿四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對反修例運動的一些思考

最近香港已經到了三日一示威，五日一遊行的地步。筆者早知香港民怨甚深，卻不知深到這個程度。有人把香港人的示威反抗歸咎於通識教育，筆者認為這應該是很次要的考慮。如果“洗腦”真是這麼容易的話，教會學校的學生一定都變成了教徒，但事實上並非如此。

己之所欲 欲施於人

對於近期此起彼伏的遊行示威，筆者不禁聯想起自己在教授「博弈論」一門課時喜歡和同學討論的一個虛構的審判案例。假設某宗案件的審判結果只有三種：無罪釋放、終生監禁和死刑。有三位法官，他們對這宗案件各有各的看法，其中一位認為犯人根本沒有犯法，應該無罪釋放；但若在死刑與終生監禁之間，則寧選死刑，皆因這位法官熱愛自由，信奉“不自由，毋寧死”（give me freedom or give me death）的人生觀；筆者上課每次提到這點，同學就會哈哈大笑。

這個案例之所以耐人尋味，原因有二。第一，同一個犯人，同一類案件，同一批法官，在三種不同（均爲人類歷史上出現過）的裁決程序之下，竟然出現三種不同的結果，這不禁令人思索何謂公義。第二，在其中一種程序之下，上述那位法官起到關鍵作用，他雖然不能使那犯人無罪釋放，卻成功令他得到死刑，逃過終身監禁的厄運！這個法官基於對自由有崇高的理想，認為別人要接受自己的看法，變成好心做壞事。

聚焦目前香港社會，有示威者爲了迫使政府答應他們的要求，誓不罷休，把運動升級，延伸到各個社區。他們要別人接受這種長期對抗的生活，這是否與他們原先標榜自由的目標背道而馳？事實上警民衝突隨之而不斷加深，這對別人是否公道？

報酬遞減法則

經濟學上有一個重要定律，叫報酬遞減法則。完成一件事情最後20%所付出的代價，往往要較完成開頭80%為大。考試成績達到80分不是很難，但是從80分提升到95分就很難了。把一件產品做到合乎規格、耐用美觀不難，把它提升至一級水平卻很費勁。身為學生，是否值得花時間把成績從80分提升到95分呢？身為商人，是否值得盡力做到精益求精，令產品更上一層樓呢？對於這些問題，答案其實並非必然，因爲其中所需的額外努力，也許可以花在別的用途上，帶來較大的收益。

回到反修例運動上，擱置修訂《逃犯條例》是個很大的成就，要給它一個分數的話，那至少值80分。筆者已在本欄上一篇文章中表示，當務之急是恢復秩序，從長計議，而不值得再把行動升級，去迫使對方做出更多的讓步。這兩三周的發展，亦證實了更多的群衆運動事實上會帶來更多的衝突（現在示威者和警方不僅對6.12事件中對方的行為不滿意，還對7.1攻佔立法會大樓事件，以致之後屯門，上水，沙田的遊行示威中對方的行為感到不滿意），如此下去，社會進一步撕裂，到了難以修補的地步。

當初政府要強勢通過修例的時候，站出來反對是勇氣的表現，但是當政府已經讓步，還要打落水狗的話，就是不知進退，貪勝不知輸，這是兵家大忌，亦有違中庸之道。

以情害意的謬誤

有一種叫「以情害意」的思考謬誤。許多概念都帶有貶義，如偷竊、殺人、縱火，一些人做出此等行為，背後可能有其「正當」的理由，因此就把偷竊說成不是偷竊，殺人不是殺人等等， 這正正犯了以情害意的謬誤。

西方有個俠盜羅賓漢的故事，他同情弱小，救助窮人，那是俠義表現；他打劫富人，是盜的一方面。俠盜是不一樣的盜賊，但始終也是盜賊，我們不會因爲欣賞這個人而忽略他的盜竊行為。鄧小平也說過黑社會也有愛國的，但是愛國的黑社會仍然是黑社會，不會因為他們愛國就不是黑社會，不然的話，「黑社會也有愛國的」就是一個僞命題。

反修例運動中，經常出現的口號是「沒有暴民，只有暴政」。7月1日強闖立法會大樓，肆意破壞的示威者當然是暴民，怎能說不是呢？你可以說他們有崇高理想，或者是不得已才這樣做，但是這群使用暴力的市民，為達目的而罔顧法紀，這是千真萬確的事實，否定這一點，既强詞奪理，也有推卸責任的嫌疑。他們最後會不會被判有罪，這是法庭的決定，我們既然相信香港的司法制度，就交由法官裁決好了。

最優化決策中的約束條件

香港不是一個獨立的國家，而是中國的一部分，這次逃犯條例修訂事件證明香港現有體制已經完全破產，要改變這個體制，並不是香港人自己可以説了算，必須得到中央政府同意才行。然而內地是個專制的政權，人權法治觀念薄弱，習近平上台以後，情況更加變本加厲，要説服北京接受香港重啟政治改革，殊非容易。再者，中國的經濟實力如日方中，而監管社會的能力日益强大，這個趨勢在今後二十年保持，應可算意料中事。以為把行動升級，就可以迫使內地領導讓步是非常冒險的想法。要取得對方同意，香港人如非必要，不應加以冒犯，必須令對方相信香港人是克制的、成熟的，即使民主化之後也不會出亂子。之前的百萬人和平行動，充分反映了大部分市民的素質。可惜其後出現的升級行動，特別是7月1日攻佔立法會大樓肆意破壞，卻大大損害香港人和平理性的美好形象。筆者認為，香港現在需要的不是更多的衝突，而是更多的冷靜思考，和友善的對話。

趙耀華 香港大學經濟及工商管理學院副教授

（本文同時於二零一九年七月十七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貿易戰的影響究竟有多大

中美貿易戰從去年上半年開始爆發，先是美國對從中國進口的2000億美元貨物增加高達25%關稅，之後是中國對從美國進口的600億美元貨物增加25%關稅。在這期間，兩國高層代表曾進行多輪談判，進展時而樂觀，時而悲觀，不但牽動着億萬人的心，也帶動股票市場大起大落。中美元首終於在剛剛結束的二十國集團領導人峰會（G20）會面，又一次帶來了好消息。雙方同意重開談判，美國並答應不會對餘下3000億美元的中國進口貨物增加關稅，允許美國公司繼續與華為做生意。我們期待雙方經過努力，最終會達成協定；然而彼此的矛盾卻不會因此而全面解決，可以預期，中美兩國的爭端將是一場持久戰。

貿戰兩大問題

那麼，中美貿易戰究竟對兩國甚至全球的經濟造成怎樣的影響？程度又有多深遠？第一個問題比較容易回答。首先，貿易戰將會大大減少兩國之間的貿易。由於兩國的貿易不僅涉及消費品，大部分其實是中間品的貿易，可見除了消費者受到傷害，亦波及兩國的生產能力。在當今世界，很多國家的生產都與中國和美國的生產連在一起，即全球生產鏈。典型的例子是，其他國家生產中間產品，然後出口到中國加工和組裝，變成最終消費品出口到美國。所以，當貿易戰減少中國對美國的出口，這些國家對中國的出口也相應減少。貿易是每個國家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貿易減少會導致就業率和GDP下跌；這是有關貿易戰對經濟影響的定性分析，亦即第一個問題的答案。

第二個問題聚焦貿易戰對經濟影響的定量分析，就很難回答了。但這問題或較第一個問題更為舉足輕重。為什麼難呢？因為增加關稅對貿易量的影響，取決於進口對關稅變化的彈性，而這彈性對不同的產品都不一樣。當知道貿易量的變化時，又要知道貿易對GDP的貢獻有多大。同樣，不同行業的貿易量變化對GDP的影響也不一樣。一個行業的貿易量變化不僅影響行業本身，也影響其他行業，這就是經濟學上稱為「一般均衡」（General Equilibrium）的概念。

分析途徑有三

儘管困難，人們還是努力去尋找答案；以下介紹三種方法。第一種最簡單和直觀，但很不準確。首先根據過往的資料，看看當關稅提高一個百分點時，進口產品減少多少。同樣，根據過往的資料，看看當貿易減少一個百分點時，GDP又減少多少。最後，把中美貿易戰的關稅提高額來預測貿易和GDP的減幅。筆者看過一篇學術文章，作者估計當美國對2500億美元中國進口產品增加25% 的關稅後，這些產品的出口量會減半；對中國GDP的直接影響是下降0.43%，但間接的影響是減少1.12%，下降幅度合共1.55%。在過去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時期（平均每年增長9%），減少1.55% 可能不算太大的問題，但在當今年增長6.5%的常態下，降幅1.55%是影響很大的。

第二種估計方法是「可計算一般均衡模型」（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簡稱CGE）。CGE是一個很大的模型，它包括生產、消費、政府、行業內和行業外的聯繫、資源的限制、國際貿易等等。這個模型的優點是比較全面，但缺陷是我們看不到經濟變數之間的關係，而且需要大量的資料支援。2019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發表一篇工作論文，作者用改良後的CGE模型進行估計。假設美國對所有中國貨物增加25%的關稅，而中國同樣對所有美國貨物增加25%的關稅，那麼，美國的實質GDP會下降近0.3%，而中國的實質GDP就會下降近0.6%.

第三種估計方法由Ralph Ossa 提出。Ossa 曾在芝加哥大學布思商學院當副教授，現在是蘇黎世大學經濟系的教授和系主任。他通過一個統一框架分析有關問題，其中包含傳統貿易理論、新貿易理論和政治經濟學貿易理論對貿易保護的動機，比CGE模型有更好的理論基礎。Ossa的研究涵蓋7個國家及地區（包括美國和中國）和33個行業。如果沒有世貿組織，每個國家各自選擇自己的關稅的話，世界的平均關稅水準是62% 或63%。現在世界的平均關稅水準是8% 左右，也就是說，世界貿易組織有助各國把關稅大大降低，讓人們得享貿易帶來的好處。實質好處究竟有多大？。據Ossa的計算，如果全球爆發貿易戰，平均每個國家的實際收入就會下降2.9%。Ossa還特別計算了如果貿易戰只發生在中美之間，而且關稅只增加25%的情形；他估計美國的實際收入下降0.4%，而中國的實際收入下降0.7%，可見對中國的影響更大。不過，Ossa提到，他的計算基於長遠均衡而言，當中忽略了在均衡發生變化的過程中，很多成本的上升。比如說，人們可能從一個部門失業，需要長時間才能在另一部門找到工作，中間的成本會很大的。所以，Ossa的計算會低估了貿易戰帶來的影響。

香港難逃衝擊

那麼，中美貿易戰會對香港的經濟造成多大的影響呢？我們得先看看香港在中美貿易中所扮演的角色。中美之間的貿易有大概20% 是經香港轉口的，另外還有大量是經香港轉運的。香港的服務型經濟與貿易息息相關，比如銀行、物流、保險、會計、法律等。如果轉口和轉運的貿易大量減少，對這些行業就有直接的影響。這就是為什麼要透過一般均衡的模型，才能估計影響的大小。
若作粗略的計算，香港的貿易是中國的四分之一，是美國的三分之一；但由於香港是中美貿易和其他國家貿易的轉口港，美國的貿易下降會減少香港的貿易，中國的貿易下降也會減少香港的貿易，香港因而受到雙重影響。即使貿易戰導致中國所減少的貿易量佔全國貿易比例不算大，但對香港所減少的貿易量佔本地總貿易的比例卻很大。另外，貿易對GDP的影響在香港比在中國大很多。所以說，如果按上文提到貿易戰使中國實質GDP下降0.7% 作為參考，筆者認為對香港實質GDP的影響，肯定會超過1%。

參考文獻

Ossa, Ralph (2014), “Trade wars and trade talks with data”,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4(12): 4104-4146.

Ossa, Ralph (2019), “The costs of a trade war”, Chapter 4 in Meredith A. Crowley (eds.), Trade War: The Clash of Economic Systems Endangering Global Prosperity, CEPR Press (London), 45-49.

丘東曉　香港大學經濟及工商管理學院副院長兼鍾瀚德基金教授（經濟發展學）

（本文同時於二零一九年七月十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民粹主義的抬頭

3年前英國就脫歐進行了公投，結果出人意表，贊成脫歐的以4個百分點勝出，英國自此受盡了脫歐這個議題折騰，與歐盟就脫歐後安排進行的談判，到目前仍沒有達成協議，而代替卡梅倫出任首相的文翠珊，堅持至本年5月也相位不保。

英美兩大民粹例子

同是3年前舉行的美國總統選舉，特朗普在早期不被看好的情況下勝出。他上台後掀動的國際風雲，更加是舉世矚目。很多論者認為，英國脫歐公投的結果與特朗普的當選，都是民粹主義抬頭的主要例子。

事實上，除了英美兩國外，其他國家民粹主義的傾向愈來愈明顯。去年5月大選後成立的意大利政府，由五星運動和北方聯盟兩個政黨聯合組成，被《紐約時報》稱為現代西歐的第一個民粹主義政府。在此之前的希臘，因為債務危機和市民抗拒經濟緊縮政策而上台的激進左翼聯盟，也是一個民粹主義政府。前者屬於極端右翼，而後者則屬左翼政府。至於在法國由瑪琳勒龐領導的國民聯盟，以及德國的另類選擇黨，都是民粹主義政黨的例子。

若要量化地了解民粹主義的冒起，可參考瑞典智庫Timbro編製的民粹主義指數。這個指數按歐洲33個國家（包括歐盟28個成員）的260多個政黨在所屬國家的立法機構選舉中所得票數百分比來計算。有關數字顯示，歐洲的民粹主義政黨在2000年立法機構選舉中總得票率是11.8%，到最近一次選舉他們的總得票率已達到22.7%。

上面提及的都是歐洲的情況，而早期有關民粹主義的討論則以拉丁美洲為主，較為人熟知的是三度當選阿根廷總統的貝隆。著名音樂劇《貝隆夫人》（Evita），說的就是他夫人伊娃的故事。阿根廷的經濟條件本來不錯，但經濟政策多年來屢犯錯失，致使國家滯留於中等收入陷阱，經濟裹足不前。

阿根廷的人均本地生產總值在1962年是美國的36%，到2018年則下跌至只有18%，近年亦常面對未能償還外債的困擾。至於近期在拉丁美洲的民粹主義例子，當數委內瑞拉的查維斯和馬杜羅。

民粹主義一詞源於十九世紀，內涵的主要出發點是「人民」，但使用時往往把人民與精英和建制對立起來，因此民粹主義很多時被看成是反精英主義，表現在經濟領域則與自由主義和市場經濟大相逕庭，甚至互不相容。

舉個例子，查維斯在1998年當上委內瑞拉總統後，便啟動了他的所謂玻利維亞使命，主要是增加社會福利、反貧窮、土地改革等措施。無論這是為人民服務還是為選票服務，這些政策籠統來說無可厚非，但後來因石油價格上升，政府的財政收入增加，這些福利政策愈做愈大，當油價下跌時，便出現種種問題。針對這些問題，查維斯的應變是出動政府有形之手，如價格管制，甚至軍隊介入等等。

查維斯於2013年去世後，接任的馬杜羅繼續實行民粹主義經濟政策，甚至變本加厲，結果使委內瑞拉的經濟掉進深谷。這裏的論述難免粗疏，但只要看看委內瑞拉豐富的石油資源（蘊藏量全球第一），對比她百分之數十萬的通脹率、崩潰的貨幣制度、消費必需品缺乏、人民逃亡鄰國等，雖然當中包含美國經濟制裁的因素，但仍然可以看出背後錯誤的經濟政策。

民粹主義經濟政策雖然導致較多的財政開支和財政赤字，但政府財政有時不一定全屬於國家管理的範圍之內，像歐羅區的意大利，去年新政府上台後，便跟歐盟因財政赤字作為本地生產總值百分比的高低發生爭論，帶出了意大利可能退出歐羅區的可能性，使意大利跟隨希臘和西班牙等國家成為歐羅不穩定的因素之一。

香港如何重新出發

民粹主義的冒起，涉及政治、社會、文化、政策等等多種因素，因此在不同國家會有不同的情況和表現。但無論有多複雜，都離不開經濟因素的影響，而其中經濟全球化更是最主要的因素。

經濟全球化，可以解釋為經濟活動跨越國界的比例愈來愈高。跨越國界的，包括商品、服務、資金、資產、職位、勞動力等。商品跨越國界，即國際貿易，會重新分配工作和工資。雖然貿易可帶來淨利益，但這些利益如何分配，是貿易容易被政治化的根本原因。在貿易中較少受重用的生產要素或工人，便成為經濟全球化的受害者，因此工人對二戰後以自由主義和市場經濟為主導的國際經濟秩序產生不滿。

經濟全球化至八十年代步伐加快，一方面是因為科技進步，以前不能的變成可能，如更細緻的分工和供應鏈的管理；另一方面是政策的改變，主要是八十年代中國、九十年代印度和前東歐及蘇聯經濟的改革開放。加速的經濟全球化，進一步鞏固了國際貿易帶來的受惠和受損。

最近，普林斯頓大學政治學教授維爾納．米勒（Jan Werner Müller）建議對民粹主義重新定義。按他的看法，民粹主義者並不一定反精英和反建制，像特朗普和推動英國脫歐的前獨立黨主席法拉奇，都算是精英和屬於建制內。他認為，民粹主義者肯定他們代表「真正的人民」。引申下去，他們就壟斷了所謂人民的定義，並排除了人民這個概念可能的多元化含義。特朗普的移民政策、和支持英國脫歐以減少通過歐盟到英國移民的想法，都是這種思路。

從這個角度看，似乎民粹主義比比皆是。香港也不例外，一個本來是「放開彼此心中矛盾，理想一起去追」的城市，竟然孕育出濃厚的「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社會心態。由於香港沒有普選，起碼暫時沒有，因此應該不會出現民粹主義政府。但沒有民粹主義政府，不等於沒有民粹主義的思維。香港要重新出發，需要考慮的事情多着呢！

陸炎輝　香港大學經濟及工商管理學院榮譽副教授
（本文同時於二零一九年七月三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反修例進退之道與長久之計

政府早前提出修訂《逃犯條例》，聲稱目的在於把香港陳姓殺人疑犯移交台灣，說法未免可疑。顯而易見，安排一次性移交疑犯，遠比修改法例容易，政府卻選擇了一個捨近圖遠、事倍功半的處理手法。打個比方，有人患了重病必須醫治，卻不去求醫，反而去重考香港中學文憑（HKDSE），希望進入醫學院，畢業後才把所學醫術為自己治病。如此行為是否難以理解？

反對修例的癥結

香港人反對修訂有關條例，關鍵原因是國內的法治薄弱，中國政府就有不少前科，透過法律手段打擊異見者。這不是信心的問題，而是客觀的事實。政府認為今次市民反對那麼強烈，無非是宣傳和諮詢不足。筆者不以為然，因為即使有更多宣傳和諮詢，只會加深市民對中國法制黑暗面的認識；政府可能早就察覺這點，希望快刀斬亂麻。

基本法委員會成員陳弘毅教授建議「港人港審」，這個方案能大大減少香港人的顧慮；可惜未獲有關方面接受，而陳教授亦沒有堅持下去。

香港作為國際大都會、世界知名的國際金融中心，歡迎各國的公司和投資者來做生意，自然也視他們為本地持份者。然而，要是《逃犯條例》一經修訂，外國人基於也有可能被遣返內地，產生憂慮實屬合理。今年年初，中國政府因孟晚舟被加拿大政府拘捕，以牙還牙，隨即拘捕兩名加拿大國民，這就足以說明外國人的憂慮是有充分根據的。

筆者擔心，若修訂《逃犯條例》強行通過的話，恐怕香港作為具備獨立司法制度的自由經濟體所享的國際地位，就難以取得西方社會持續承認。這對香港固然是個毀滅性的災難，對中國內地也一點好處都沒有。

以上分析點出筆者反對修訂《逃犯條例》的原因。

見好就收的智慧

6月9日，民陣發起反修例遊行，稱有100萬人參加；6月12日，金鐘立法會大樓外警民衝突過後，政府隨即在6月15日宣布暫緩修例。6月16日的遊行，民陣稱參加者多達200萬，進一步震驚全世界；特區政府官員和特首林鄭月娥先後作出道歉。

到目前為止，反對運動有以下三方面的成果：第一，暫緩修例；第二，特首和政府官員先後為修例工作做得不好而致歉；第三，警務處處長盧偉聰已作澄清，6月12日的示威行動不是一場暴動。

雖然暫緩修例不完全等於撤回草案，但事實上分別已經不大，至少看來不像是政府緩兵之計。至於要求林鄭下台一事，筆者覺得換人只是早晚的事，而林鄭已受重創，留任亦不會有什麼殺傷力。盧偉聰的澄清，亦讓6月12日示威者不會因為參與行動而入罪，應可釋然。對於上述3項成果，筆者覺得滿意、可以接受，示威者並無必要採取破壞社會秩序的手段窮追猛打，要求林鄭下台和收回條例修訂。

至於另外兩個要求，一是成立獨立委員會調查6月12日示威所引起的衝突；二是釋放當日被捕的示威者。對於前者，筆者相信有助於平息民怨，亦可消除對警察不合理的指摘，是個合理的主張。對於後者，筆者卻有不同看法；與其提出無條件釋放被捕者，倒不如為他們提供法律援助，並要求有關當局保證他們應有的權利。

理性行事的責任

個別參與示威者襲擊警察或者使用暴力，因而受到調查、被捕以至遭檢控，筆者覺得這並沒有什麼問題。不管出發點如何崇高，個人必須為自身行為承擔責任。

筆者憶及前任香港大學校長馬斐森（Peter Mathieson）教授的一段話。2014年他剛上任，與我們學院的一眾同事見面，筆者問他如何看待即將出現的佔中事件，校內師生若參與其中而被捕，應該如何應對等等。馬教授以他在英國一所大學任教時一事回應：在一次抗議事件中，一個學生在盛怒之下，從二樓把滅火筒扔向地下的群眾，造成有人身受重傷，這個學生事後被判入獄。示威者不管出發點如何崇高，必須對自己的行為負責，不可傷害他人，筆者對此十分同意。

要求與林鄭或盧偉聰對話，本屬無可厚非，卻也並非迫切（上文指出，筆者認為政府的連番回應已可接受），不應該為此而影響到市民大眾的生活。6月21日，把3000名警員圍困於警察總局15小時的行動，更是非常危險的挑釁行為。期間就有數十個999電話不能獲警方即時處理，其中有可能是涉及人命的，以別人的生命當做自己的談判籌碼，這是否合乎道德？筆者十分懷疑。

示威者再採取這些行動，難免變本加厲，最後甚至會斷送原先反修例運動所帶來的成果，就像止痛藥愈吃愈多，藥力失效，最後腎功能受到破壞一樣。

另一點筆者想提出的，就是我們是否對警察太嚴苛了。在6月12日示威衝突的影片中，我們固然看到警員有過分使用武力的情況，但也不要誇大問題的嚴重性。首先，不應以個別警員的行為當作為全體警員的行為，就好像有個別遊行參加者鹵莽違法，不應因此認為所有遊行人士都一樣。

一視同仁的胸襟

其次，當時前線警員只是執行上級命令，如果要追究責任的話，還是應該向指揮官追究，方為合理。對於其後發生的種種「惡行」（如在6月21日警察總局被圍當日，當局是否誇大需要救護車服務的人數，等等），也應如是觀之。

把警察叫作黑警是非常侮辱性的語言暴力。警員除了要處理遊行示威外，還有許多任務，例如防止毒品槍械流入本港；打擊黑社會活動，以免惡勢力影響市民大眾的日常生活；偵查商業罪案、尋找失蹤人口、處理交通糾紛等等。

基於不滿警察在某一方面的表現，就全盤否定警察的貢獻，實在沒有道理。即使在示威的問題上，他們只不過是市民與政府之間的磨心，絕非敵人。我們是否只看見別人眼中有刺，卻沒有意識到自己眼中有樑木呢？

特區政府因《逃犯條例》失誤，證明原本的管治模式已經徹底失敗，這為香港的民主化帶來莫大機遇；接着下來，就要看香港人能否好好把握這個機遇，而這需要的不是偏見與謾罵，而是如實地理解我們見到的一切。多些朋友，少些敵人，這是永遠不會錯的策略。

趙耀華 香港大學經濟及工商管理學院副教授

（本文同時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二十六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沙頭角禁區潛力蓄勢待發

自《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於今年2月中出爐後，深圳市口岸辦公室火速在5月中旬，宣布對深圳各口岸功能進行優化和調整，以提升深港融合；當中皇崗口岸、文錦渡口岸和沙頭角口岸將取消貨車通關及貨檢功能，過境貨檢將由西面的深圳灣口岸及東面興建中的蓮塘口岸負責，實行「東進東出，西進西出」。深圳方面將重建皇崗口岸，作為純旅檢通道，並擬與香港實施「合作查驗，一次放行」，實現「兩地一檢」。沙頭角口岸是另一個將被重建作純旅檢通道的口岸。

為配合口岸發展，香港將面對兩個問題︰一是在法律法規層面上的銜接；二是涉及更新查驗設施及設備的協同。香港是時候檢討邊境禁區的融合和需要。由於深圳計劃重建沙頭角口岸，這為沙頭角禁區開放提供一個黃金機會。

禁區歷史背景

沙頭角原橫跨中港兩地，範圍涵蓋深圳的鹽田區及部分新界北區。當中包括沙頭角村及著名的中英街，鄰近有打鼓嶺及坪輋。遍布在沙頭角及附近島嶼的鄉村，統稱為沙頭角鄉，人口以客家、鶴佬、蜑家和廣府人為主。全盛時期人口超過兩萬，鄉村數目超過60，居民以捕魚及務農為主要經濟活動。

區內保存歷史遺跡和傳統文化，包括清乾隆年間落成的鏡蓉書屋，樓高兩層，是少數專供教學用途的青磚書室，1991年獲香港政府列為法定古蹟；客家圍村的傳統習俗；以及已有300多年歷史的「魚燈舞」等。

1950年代初，港英政府基於圍堵中國、防止偷渡及打擊走私3個理由，把沙頭角列為邊境禁區。2012年2月15日起，為開發生態旅遊，帶動區內旅遊業，政府分兩個階段開放禁區。首階段縮減蓮麻坑至沙頭角段，以及米埔至落馬洲管制站分段的禁區。第二階段將於2020年初展開，把落馬洲管制站至梧桐河分段，以及梧桐河至蓮麻坑分段開放。沙頭角邊境禁區的面積，相應由原來的2800公頃大幅縮減至400公頃。

基於保安理由，特區政府繼續把中英街及沙頭角墟列為禁區，市民進入沙頭角墟，必須持有許可證，俗稱「禁區紙」。現時區內設施包括各式店舖、巴士總站等，便利居民的日常生活。

優厚發展條件

近年香港邊境禁區範圍日減，尚餘大約400公頃未被解封。隨着本地經濟起飛，鄉郊人口轉移，村落多已荒廢，目前只剩下37條鄉村，自上世紀五十年代初被列作禁區的沙頭角墟，尤其值得關注。

時至今日，沙頭角墟仍然缺乏直接海上交通，窒礙了整個新界北區的發展，隔斷了十多條經沙頭角出入村落的出路。完整的沙頭角墟荒廢多年，營商條件以至本地及鄰區就業通通欠奉。

儘管如此，作為處於兩地邊界的市鎮，沙頭角墟極具潛力發展成為邊境龍頭市鎮。

第一，沙頭角墟連接香港與深圳東部及粵東地區，位處區內交通樞紐；開放禁區，可以加強香港與深圳東部如鹽田區的連接。鹽田區的優勢包括有濱海旅遊、黃金珠寶產業及生態旅遊資源。藉着釋放人流、物流、資金流及訊息流，可惠及商貿、旅遊、科技及醫療等產業。

深圳有較完善的產業供應鏈，而香港方面則具創新優勢。中英街毗鄰深港兩地，沙頭角墟的地理優勢更有利於新市鎮發展，成為香港與粵東地區之間的中轉站。連同新界北區的蓮塘、香園圍、文錦渡及羅湖等口岸，沙頭角整體上蘊含口岸經濟帶的發展意義。

發展沙頭角可促進粵港兩地資源、技術、人才和服務的交流；作為邊境市鎮的試點之一，將來更能帶動鄰近地域的發展，從而有效利用周邊土地資源。開放沙頭角墟禁區定能釋放更多土地，紓緩當前香港土地嚴重缺乏的挑戰。

第二，沙頭角墟的「解禁」，可以帶動沙頭角海以東、大鵬灣西南海域，以吉澳為主的旅遊業。吉澳自清末便擁有「南海明珠」的稱譽，作為重要的海島市集，商貿繁盛，風光秀麗。其周圍的水域較為平靜，有潛力發展成為水上活動中心；島上有自來水供應及碼頭設施，具備發展基礎條件。

附近的印洲塘更是香港首批海岸公園之一，地質景觀豐富多彩。沙頭角碼頭是通往這些離島的交通要塞，但現時碼頭仍處於禁區範圍之內，進出皆受到限制。開放沙頭角墟禁區，即可刺激區內休閒以及生態旅遊業的發展。

沙頭角灣、大鵬灣及大亞灣連同新界沿海區域，具有獨特的海岸線風光，深圳方面亦計劃把這些灣區發展成國際黃金海岸旅遊帶，打造一個世界級的濱海生態旅遊度假區。

第三，沙頭角墟解禁和發展，有望加強附近偏遠鄉村（如荔枝窩）的基礎建設，改善民生。新界居民的一大呼聲是活化偏遠鄉村，國內如上海朱家角、浙江烏鎮等特色小鎮，結合旅遊、文化及生態等多元發展，可供香港參考。活化項目的渠道應以鄉民為主，以掌握傳統文化，與私營機構以互惠互利為合作基礎。

2012年2月15日，香港邊境禁區範圍再次縮減，沙頭角的6條鄉村得以解禁，因而釋放商機，塘肚村、新村及木棉頭村陸續興建旅遊景點。居民計劃分階段把42公頃土地闢作有機農莊，挖掘魚塘飼養有機鯇魚，以及開設氣槍靶場及野戰區等戶外活動場所。有機耕種農作方面，包括佔地20公頃的稻田，每月可生產30公噸菌類食品的蘑菇種植場，以及佔地5公頃的蘭花館，向本地酒店供貨。

政策方針導向

前任行政長官梁振英在《施政報告》中，提出要落實新農業政策，包括設立農業園和農業持續發展基金，期望透過政策和社會支持，使本地農業可以朝現代化、高增值方向持續發展，而此方針亦獲得現屆政府繼續支持。發展長遠目標包括申建民宿及酒店以開拓生態主題公園，再加上沙頭角沿海估計逾100公頃土地，可增闢蠔排、養殖龍蝦等。若計劃得以落實，預計可以創造超過1000個本地就業職位。

沙頭角公眾碼頭是全港最長的碼頭，街渡可穿梭來往附近的吉澳及鴨洲小島。沙頭角毗鄰八仙嶺及船灣郊野公園，加上鹿頸及流水響等郊遊景點，有充分條件推動當地的休閒和旅遊業。

綜合以上分析，放寬邊境政策有利香港與大灣區融合。隨着香園圍公路通車及蓮塘口岸即將開通，開放沙頭角禁區利多於弊，放寬禁區限制，有助發展區內生態旅遊，在帶動本土社區經濟的同時，亦可改善居民生活，長遠而言，更可增加土地供應，提升香港的持續發展優勢。

謝國生博士
香港大學經濟及工商管理學院金融學首席講師、新界鄉議局當然執行委員

（本文同時於二零一九年六月十八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福利區域一體化有利香港青年投身大灣區發展

中美貿易戰的不確定性，對以出口歐美市場為主的粵港澳企業帶來了許多負面影響，凸顯了產業升級及發展內需的重要性。國家提出的粵港澳大灣區發展戰略，將引領區內的經濟轉型。大灣區發展戰略的基礎，在於生產要素的區域流動性，關鍵是區域內人才及物資的流通。

筆者有幸參與香港廣東青年總會進行《香港青年粤港澳大灣區發展指數2018》的調研設計與分析，重點了解香港青年（15–39歲的香港永久居民）前往廣東省升學、就業、創業、居住的意願。研究數據來自問卷調查，收回問卷總數1370份，其中香港佔809份、廣東561份。

最新調研啟示

調查顯示，分别有23%、21%、19%和15%的香港受訪者願意到廣東省就業、居住、創業和求學，其中19%願意就讀香港學校在廣東建設的分校。促使香港青年前往廣東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是個人在內地的經歷，包括旅遊、參觀、探訪親友、學習、實習、就業、創業及公幹等。大部分身在廣東的香港青年，留在當地發展的意願普遍高於在香港的受訪者，願意就讀香港學校內地分校的比例更達53%，約是香港受訪者的3倍。

研究分析發現，在求學方面，費用低、機會多、學校品質不斷提高，都是吸引香港青年到廣東高校升學或進修的主要優勢。有近一半的受訪者表示，廣東的學費和生活費較低，且畢業後的就業或者創業機會更多。反之，香港青年到內地求學的最大障礙，是文憑或資質證明在香港的認受度低，61%的受訪人對此表示擔憂。此外，不熟悉內地學習環境、學校國際化程度較低，以及學習競爭壓力大，同樣是影響受訪者到廣東求學的負面因素。

在就業方面，43%的受訪者表示，在內地工作的晉升機會更多，這是吸引他們到廣東工作的最主要因素。超過三分之一的受訪者認為，在廣東工作有利於提高自身競爭力，且崗位種類多、部分職位的薪金較高並有政府津貼。至於窒礙受訪者前往就業的最重要原因，則是在當地缺乏人脈和不熟悉職場環境；而超過三分之一的受訪者表示，與家人分開也是一大負面因素。

創業一環，成本低、市場大、資金來源廣，及政府支持力度足，是吸引香港青年到廣東創業的主要動力。然而，近一半的受訪者表示，不熟悉內地創業環境及缺少人脈，是他們前往內地創業的最大障礙；有關資金能否自由流動和內地稅率較高，近三分之一的受訪者表示擔憂。

若論居住，生活成本低和住房條件好，是吸引他們到廣東居住的最大優勢。55%的受訪者則表示，與家人朋友分離和擔心內地生活環境品質，特別是環境衞生、食品安全、社會治安和醫療條件等，都是阻礙移居廣東的主要因素。

調研進一步了解香港青年最希望得到的大灣區教育、醫療、房屋、交通和退休養老這五大範疇的政策支持，發現廣東受訪者對政策支持的需求普遍高於香港受訪者，且重點有所不同。香港受訪者著重居住條件，而廣東受訪者則較注重交通便利。基於調查結果，筆者建議推出下列5項相應的政策措施，以助港人投身廣東省發展。

多管齊下方案

一、教育：近一半的香港受訪者和超過76%的廣東受訪者認為，提供子女教育津貼和香港學校在內地建立分校可促進港人前往廣東升學與進修。因此，政府應鼓勵香港院校設立內地分校，配備同一水平的硬件設備和師資隊伍，在内地提供同等質量的香港教育。進一步建立教育共同體，鼓勵高校聯盟，實現大灣區內部文憑互通、學分互認、學生互換、教師互動、信息互聯。同時，可設立專項獎學金和教育津貼，鼓勵香港青年赴粵進修與實習。此外，為發揮廣東在產業上的比較優勢，還可建立產業實習基地和科技成果轉化示範基地。

二、醫療：約50%的香港受訪者和78%的廣東受訪者提出，政府應提供醫療保險、定額醫療津貼，並在廣東省建造香港醫院分院；筆者亦贊同設立分院，為香港青年提供與香港公立醫院水平相同的醫療服務。若能提供大灣區醫療保險，香港青年即可根據個人情況，自行選擇在廣東或香港靈活就醫。另外，積極引進國際醫療人才，開闢進口醫療耗材及藥品等綠色通道，提升大灣區的整體醫療水平。

三、房屋：超過60%香港受訪者認為，提供房屋津貼和公屋最能促使其到大灣區發展，約80%的廣東受訪者對這兩項措施表示支持。筆者建議特區政府為香港居民移居廣東提供經濟激勵，如租房和購房的補助與津貼，並與廣東省政府協同進行土地規劃和開發，在交通便捷、功能完善、產業聚集的區域，為香港居民建造青年公寓，打造「青年港人社區」，築巢引鳳。同時，建議廣東省政府進一步放寬香港居民在當地的購房限制，例如購房資格、購房數量和按揭貸款，給予香港居民與內地居民同等待遇。

四、交通：56%的香港受訪者和86%的廣東受訪者指出，提供交通津貼或套票為有效之舉。筆者建議，特區政府不妨借鑒現行的公共交通費用補貼計劃，為往返粵港兩地頻繁的市民，每月提供一定的交通補貼或車費回贈，並為特定人士（如長者、小童）提供高鐵、跨境巴士和火車的套票優惠。

五、退休養老：48%的香港受訪者和72%的廣東受訪者贊同特區政府在廣東省設立公立安老院。筆者看來，除在廣東省增加公立安老院數目外，還應從選址到配套的醫療保健服務，全方位提升安老院的水平。同時，擴大長者醫療券在廣東醫院的使用範圍，真正實現香港人在内地老有所養，病有所醫。

誠如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會見港澳各界，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訪問團時所說：「上世紀90年代中期，香港80%以上的製造業轉移到珠三角等地，促進內地出口導向型製造業迅速發展，助推內地產業融入全球產業鏈。」事實上，香港企業共享了改革開放40年的成功，大部分企業規模和產值增幅巨大，老一輩的香港企業家及員工從中也受惠匪淺。同時，受益於製造業轉移和相應的生產性服務業發展，香港經濟得以騰飛，人均收入水平及居民福利大幅提升。

目前，中美貿易衝突給內地和香港經濟發展帶來新的挑戰和機遇，過去40年的成功經驗，印證香港需要進一步融入內地的發展，實現新一輪的經濟轉型。上述調查研究表明，特區政府應採取一系列的民生福利政策，通過教育、醫療、房屋等福利的區域一體化，足可驅動香港青年投身大灣區發展。

陶志剛　香港大學經濟及工商管理學院滙豐基金教授（環球經濟與企業策略）

​（本文同時於二零一九年六月十二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貨幣操縱與貿易戰

大約三年半前還在競選期間，特朗普便曾揚言，會在上任美國總統的第一天，宣佈中國是貨幣操縱國。然而，他上台已兩年半，而現時亦是中美在貿易、科技和商業各方面角力硝煙瀰漫之際，美國還沒有標籤中國是貨幣操縱國。

貨幣操控 概念難定

一個原因是，貨幣操控在概念上或意圖上難以確定，而即使美國財政部對貨幣操縱有較明確的界定，中國也不符合這些準則。另一個原因是，當美國已經祭出25%關稅及殺傷力更大的武器時，標籤中國是貨幣操縱國對美國的幫助相對顯得微不足道。

按目前的程序，美國若認為某一經濟體操控貨幣，便會與對方談判，迫使對方貨幣升值及減少對美國的貿易盈餘。若情況在一年內沒有改變，美國便會採用其他對策，如指令貿易代表在雙邊或多邊貿易協議向對方施壓，或呼籲國際貨幣基金對該經濟作嚴厲的宏觀經濟監督。可以看出，這些措施對小型經濟或有阻嚇力，對大型經濟或在雙方已亮劍的貿易戰中並無作用。

美國針對外國貨幣操控的法案在1988年制定，首當其衝的是南韓和台灣。這兩個經濟體都在美國的壓力下，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多次將貨幣升值和減少外匯管制，始得擺脫貨幣操縱國的標籤。

中國也曾在90年代初數次被美國列為貨幣操縱國。然而，中國並沒有將人民幣升值，反而在94年大幅度將官方匯價貶值。當時的情況是，改革開放才十年多，新的匯率制度有待建立，人民幣的官方匯率仍然像在計劃經濟時被高估。與此同時，也有為進出口商而設的外匯調劑市場和民間的黑市。94年的貶值一下子將三個市場統一起來，其後亦確立了人民幣在經常帳上的自由兌換，為隨後中國的外貿奠定了良好基礎。若當時受制於美國貨幣操控的指責而將人民幣升值、或過早放寬外匯管制，很可能會影響到隨後的外貿表現和宏觀金融穩定。

95年，建基於關稅及貿易總協定（GATT）的世界貿易組織（WTO）成立，美國轉為較多以WTO的機制來處理與別國的貿易糾紛，亦與中國進行定期的中美戰略經濟對話來 討論和解決有關的雙邊問題，因此多年來並沒有再將中國或其他經濟體標籤為貨幣操控國。然而，美國財政部仍維持每半年發表一份報告，列出懷疑貨幣操控的國家以作監察，而中國通常都在這名單上。這份報告一般在四月和十月發表，但最近一期延至上週五月底才面世，未知是否受貿易戰和中美談判進展的影響。

原則上，貨幣貶值會減少出口商品價格及增加進口商品價格，因而可增加貿易盈餘和外匯儲備。因此，很多經濟學家認為操控貨幣使其貶值是不公平貿易的手法，應予以制裁。可是，匯率政策和貨幣政策等同一個硬幣的兩面，不能分割。貨幣貶值，可以是刻意操縱的結果，旨在刺激出口和外貿盈餘，也可以是針對宏觀經濟的貨幣政策下的結果，原意與貿易無關。這兩者有時難以分辨。舉例說，特朗普常給聯邦儲備局壓力促使其減息以刺激股市和美國經濟，增加明年總統大選連任的機會。若聯儲局真的因壓力而減息，會導致市場對競選期間美國息口進一步下滑的預期，美元匯價便會趨於弱勢。那特朗普算不算操控貨幣？

既然貨幣操縱的概念並不清晰，難以直接觀察，美國就乾脆以貨幣操縱可能帶來的後果作為界定。在上面提及美國財政部每年發表兩次的報告中，貨幣操控涉及三個條件，某國若全部符合便算是貨幣操控國了。其一是該國對美國的貿易盈餘達到每年二百億美元；其二是該國的經常帳盈餘達到本地生產總值的 3%；其三是該國央行在12個月內起碼有八個月在外匯市場購買外幣以弱化本地貨幣，並使外匯儲備按年增長達本地生產總值的2%。

在過去一年中，中國只符合第一個條件，因而沒有被列為貨幣操縱國。中國對美國的外貿盈餘達到四千多億美元，遠高於條件一的二百億，但因為中國經濟龐大，經常帳盈餘佔本地生產總值不到半個百分點，低於條件二的3%。至於中國的外匯儲備，在過去一年並沒有顯著變化，因而也不符合條件三。

中美貿戰 越南受惠

事實上，自從2015年8月人民幣突然貶值後，人民幣的市場匯率已趨於弱勢，不用人民銀行主動將其弱化。人民銀行做的，反而是防止人民幣過度貶值，像上週銀保監會主席郭樹清演講時便警告投機做空人民幣必會蒙受巨大損失，出口術以穩固人民幣兌美元的匯價在7算這個心理關口以下。

若果往後回顧，94年匯率改革後至04年期間，人民幣緊盯美元，但當時每年的外貿盈餘為數不多，並不符合美國貨幣操控的界定。中國的外貿盈餘在05年開始大幅度增加，亦因此而受到外國要求人民幣升值的壓力。05至15年期間，中國有相當多的外貿盈餘，亦累積了相當多的外匯儲備，但同時人民幣的名義有效匯率升值了47%，實際有效匯率更升值了57%，因此很難說中國操控貨幣導致不公平貿易。

美國財政部在上週發表的半年報中，就貨幣操控的三個條件作出兩個修訂，包括將條件二中經常帳佔本地生產總值由3%減至2%，及條件三中央行每年有八個月干預外匯市場購買外幣改為每年六個月。這明顯地是降低了門檻，使外國更容易被標籤為貨幣操縱國。這些更改反映出界定貨幣操縱國的隨意性，及美國在現時國際貿易動盪環境中的部署。

順帶一提，以前美國財政部只審視美國12個最大的貿易夥伴，以確定其中有沒有貨幣操控行為。但在最新的報告中，則包括了所有與美國雙邊貿易每年達到400億美元的經濟體，數目因而增加至21個（最後一個是香港）。21個經濟體中，越南符合了兩個條件，因而被置於監察名單中。越南同時也是最接近符合全數三個條件的經濟體。有趣的是，越南可能是中美貿易戰中最大的受惠者。當企業將在中國的營運轉至越南時，會否大幅度地增加越南的外貿盈餘和外匯儲備，成為多年來第一個被美國標籤的貨幣操縱國？

陸炎輝　香港大學經濟及工商管理學院榮譽副教授
（本文同時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五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功成不必在我」考

去年在網上看到一張照片，內有國家主席習近平的畫像和很大的橫幅，是在國內公路旁常見的一類政治宣傳品，本不足為奇，有趣的是橫幅上的字句：「功成不必在我」。一看之下，實在忍俊不禁，因為如果反過來讀，那就會變成「我在必不成功」！後來查了一下這句話的出處，覺得頗為耐人尋味。

2018年4月13日，習近平在慶祝海南建省三十週年的講話，到結尾時這樣說：

「今天，海南廣大幹部群眾要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以『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歷史擔當，保持歷史耐心，發揚釘釘子精神……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新征程上努力創造無愧於時代的新業績！」 。【註二 】

習近平說了這兩句話之後，便有理論家發現其中的深刻意義，提升到理論的層次：「功成不必在我」 「是一種共產主義理念」，「 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規律」，「 是共產黨員的黨性」 云云。【註一】

其實這兩句話也不是習近平自己創造的，司徒華先生就曾經講過 。「功成不必在我」其實出自五四運動健將胡適手筆，1932年，他給應屆大學畢業生演講，就已經說過這句話；雖是舊文，其內容卻一點也不過時，興許在此五四一百週年之際，相信可給當前關心中國前途的大學生一點啟發。【註三】

給青年人的良方

胡適在演講中指出，除了個別學生將來深造，從事學問研究之外，大部分人都要出來社會工作，難免感到不適應，就會出現兩種可能的墮落：一種是失去了求知的欲望，另一種就是失去了對學生時期理想的追求，甚至成為一個卑鄙的人。針對這兩個可能性， 胡適開出了三個方子。第一是要找一個自己很感興趣的問題去研究；第二是要培養業餘的興趣；第三是要抱有信心，無論現實社會如何糟糕，世道如何黑暗，必須相信，經過我們不斷努力，社會最後是會朝我們所想像的方向去變化的。「一個國家的強弱盛衰，都不是偶然的，都不能逃出因果的鐵律的。」 文章結語為：「朋友們，在你最悲觀失望的時候，那正是你必須鼓起堅強的信心的時候。你要深信：天下沒有白費的努力。成功不必在我，而功力必不唐捐。」

五四運動過了一百年，許多當時討論的議題和觀點，至今只有歷史的價值，要筆者挑選當時的一個人物，其當時的影響力至廣，其思想又與當今時局有莫大關係者，我會首推胡適先生（另一位是陳獨秀先生，以後有機會再討論）。胡適思想中至今依然適用的，至少有以下兩點。第一是對問題與主義的態度，第二是對自由主義的追求。

分清問題與主義

胡適在1919年挑起了一場辯論，他的一篇短文題目，就道盡其中要旨：《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註四】。胡適說每種主義都是一個特定環境，針對一個當時的情況而發展起來的。如果你只拿着西方的一些時髦主義，然後套在中國的實際問題上，就很難有開放的心靈去處理那個具體的問題。「為什麼談主義的人那麼多，為什麼研究問題的人那麼少呢？這都是由於一個懶字。懶的定義是避難就易。研究問題是極困難的事，高談主義是極容易的事。」他後來又進一步指出，主張某種主義的人可能的弊病：以為自己懷著崇高的目的 ，就可以不擇手段，沒有底線。

到了今天，那些認爲必須根本改變整個社會制度的各種主義已經沒有市場，如果胡適還活著，他也許會寫一篇題目為《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立場》的文章，即對待一個政權或者個人，不要有先入為主之見。舉例來說，當你認為這個人是壞蛋，不要就認爲他每一個觀點都是錯的。在香港有許多人不喜歡特首林鄭月娥及特區政府，用胡適的觀點，就是對於這個政府的政策，你還是應該用開放的心靈去對待的，用開放的心靈思考之後，你可能仍然不同意她對《逃犯條例》的修訂建議，卻可能會贊同她的大嶼山填海計劃 。同一道理，你可能不滿意北京政府對言論自由的束縛，卻不會逢中必反， 以至於看到美國總統特朗普對中國無理欺負，便膚淺到作出幸災樂禍的反應。

自由主義標杆

胡適是中國自由主義最重要的代表人物。 他在 1948年寫了一篇何謂自由主義的文章，簡單而全面地歸納了他的意見。何謂自由主義？其中包含四個部分：第一是尊重自由， 第二是民主，第三是寬容，第四就是和平漸進式的改革。【註五】

自由和民主應該不用多解釋。寬容就是對別人意見的接受和容忍，承認自己的想法可能不周詳，別人的想法有可能比自己更有道理。民主既是少數服從多數，但是多數派也得尊重少數人的權利。胡適同時反對暴力革命，因為以根本改革整個社會爲目標的暴力革命，「必然不會容忍異己，也絕對不能容許自由的思想與言論。」他還警告，過去一百六七十年的歷史裏， 「凡主張徹底改革的人，在政治上沒有一個不走上絕對專制的路」，「只有絕對的專制政治可以不擇手段，不惜代價，用最殘酷的方法做到他們認為根本改革的目的。」在中共建政之後，胡適這個警告果然不幸言中。

胡適這些自由主義的主張，過了幾十年後的今天，並沒有在神州大地實現， 這也就是我為什麼說胡適當年的思想，到今天仍然至關重要。

習近平在今年五四一百週年發表演講，據説在全文七千字的稿子裏，愛國出現過18次，但是五四運動標榜的民主和科學精神，卻一次都沒有出現過！【註六】這出之於從五四光環中發展起來，並以繼承五四自居的中國共產黨之口，未免令人茫然費解！

儘管如此， 習近平早前還是引用了胡適的名句：「成功不必在我，功力必不唐捐」，在這名句廣為傳誦之下，國人亦不可避免聯想到，中國在現代化過程中的未竟之功。

【註一】：感悟習總書記「功成不必在我」， 王相坤，中國共產黨新聞網，2013年12月12日
【註二】：習近平：在慶祝海南建省辦經濟特區30週年大會上的講話，新華網，2018年4月13日
【註三】：胡適：成功不必在我，功力必不唐捐，中華網，2017年7月20日
【註四】：胡適：問題與主義，愛思想，2015年5月2日
【註五】：閱讀白話：胡適《自由主義》，明報 ，2014年10月24日
【註六】：紀念五四100周年大會高規格舉行 6點寄語青年 習：不愛國很丟臉，《明報》，2019年5月1日

趙耀華 香港大學經濟及工商管理學院副教授

（本文同時於二零一九年五月廿二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