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電力市場的監管機制

踏入2020年元旦，市民即面對電費加價：中華電力有限公司加幅2.5%，香港電燈有限公司則加5.2%。去年年底兩家電力公司宣布新收費，立刻引起一片口誅筆伐。手機、汽車、豬肉、大米也會加價，但消費者常常淡然處之；即使房價貴得離譜，只升不跌，也沒有像電費這樣招來眾口一詞對賣方的批評。究其原因，是因為電力是一個受嚴格管制的行業，一分一毫的價格變動都要得到政府批准，不像其他大部分行業，價格主要受供給、需求、競爭的影響而自由浮動。即使是房屋，特區政府的干預也不過是間接通過徵收特別印花稅來調節，而不是直接設定交易價格。討論電費漲價合理與否，首先要理解為什麼電力行業需要管制，以及怎樣管制才屬有效。

電力的運作涵蓋發電、輸電、配電3個基本環節，電力公司須把電線鋪設到每一個區內的每一座大廈。如果一個地區由相互競爭的幾家公司同時服務，各自鋪設一套電網，顯然是一種浪費；所以一個地區的電力服務通常都由一家合法的壟斷企業包辦，經濟學稱之為「自然壟斷」（natural monopoly）。類似的行業還有食水、污水處理、天然氣、長途電話、公共交通，以及固定和移動的互聯網網絡等，它們與電力行業合稱「公用事業」（public utilities）。香港的電力公司只得兩家，港燈服務香港島、鴨脷洲及南丫島，而中電則服務九龍、新界及部分離島，兩者都是集發電、輸電、售電於一身的「垂直一體化」（vertically integrated）企業。2018年，香港的電力用戶總數約為310萬，其中約20%由港燈供電，80%由中電服務。

價格管制的基本模式

電力公司缺乏市場力量的約束，所以電費和服務質素都必須由政府來管制，以保障消費者權益，但電力公司也應享有合理的利潤，否則哪有私營企業願意虧本經營？釐定價格的傳統做法是回報率管制（rate-of-return regulation），即先由政府與電力公司就回報率達成協議，再把企業的固定資產平均淨值乘以這個回報率，就是電力公司獲准賺取的利潤，最後計算符合利潤的收費。在2018年10月（中電）和2019年1月（港燈）開始實行的新《管制計劃協議》，為期約15年，把准許回報率從舊協議的9.99%下調至8%【註】，可說是一個進步。

回報率管制的一大缺點是電力公司傾向於過度投資。作為私營企業，賺取最大利潤顯然是其終極目標。准許回報率一目了然，普通居民和立法會議員都可評價其合理與否，電力公司與政府討價還價的餘地相對有限。不過，公司利潤按回報率乘以固定資產計算，只要增加固定資產，總利潤仍然可以維持不變甚至繼續增長。從世界其他國家的經驗及眾多學術研究結果可見，所有受規管的電力市場，或多或少都有過度投資的問題。現時本地兩家電力公司的備用發電量為20%到30%，也足以顯示投資過度。回報率管制的另一個缺點是，削弱電力公司降低成本和改良技術的動力。在現有回報機制下，兩者惠及消費者但並不增加電力公司的利潤，所以公司管理層常常漠視公益，而集中精力與政府討價還價，但求把增加投資合理化。

平衡廉價與環保

為消除此等管制價格的弊端，有些行業採取「價格上限管制」（price-cap regulation）方式，即由政府規定企業的定價水平，只要實際價格不超過既定標準，企業可充分享受成本節約及技術進步所帶來的好處，不受限制，例如西區海底隧道就是採用這種方式管制收費。至於長途電話行業，美國各州在上世紀80年代幾乎全部採用回報率管制，但到2000年代初，則差不多已全部轉為價格上限管制。在電力行業，美國的州份一般採用回報率管制，而歐洲及亞洲國家則傾向於價格上限管制。

不過，價格上限管制也有其致命缺點：企業為求節省成本，往往會降低服務質素。電力行業服務尤其講究安全（即不可漏電而傷及人身）和穩定（即盡量減少停電）。電力與其他大部分的服務與消費不同，一分一秒都不可打斷。個別日用品如雞蛋或豬肉，以至消費品如手機或汽車，即使供應暫時中斷，都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情，可是家裏的照明、高樓大廈的電梯、股票市場交易、公司電腦系統、工廠的生產運作，以至每天運載500萬人次的香港電動運輸系統，哪怕中斷分秒，也後果堪虞。香港的供電可靠性高達99.9997%，每年平均意外停電時間少於3分鐘。

這一水平是世界之冠，與新加坡相若，而遠高於悉尼、紐約、倫敦。這樣高的可靠性與龐大的備用發電量及規管模式（回報率管制而非價格上限管制）是分不開的。從這個角度看，新的管制協議繼續採用回報率管制不失為一個合理、穩妥的辦法。

這次電費上漲的主要理據之一，是兩家電力公司需要採用更昂貴的天然氣作為發電燃料，為此需要額外投資，以建設新燃氣機組和海上液化天然氣接收站等。特區政府的能源政策，除了向用戶提供廉價、穩定的電力，還須致力推動環保，減少發電對環境的影響。為應對全球氣候變化，政府計劃本年內把碳強度從2005年的水平減低50%至60%。由於本港的碳排放有三分之二源於發電，減少碳排放首先應從改變發電燃料組合方面入手。今時今日，煤仍然是香港最主要的發電燃料，所佔比重高達一半，天然氣和非化石燃料（包括輸入的核電）各佔四分之一。新的《管制計劃協議》要求本年內燃氣發電升至整體燃料組合的50%，而目前從大亞灣核電站輸入的核電佔比維持在25%。這一環保要求，也是特區政府繼續採用回報率管制的另一原因，因為價格上限管制主要為求減低成本，而環保考量卻會增加成本。

總括而言，電力行業由於自身特點，只能由公司以合法壟斷方式經營。為符合平穩供電及環保要求，香港現階段應繼續採用管制回報率的機制。要減輕市民的電費負擔，看來只能通過電力市場的競爭與開放。這一題目，留待下一篇文章分析。

【註】：《經濟發展事務委員會與兩間電力公司進行的周年電費檢討最新背景資料簡介》附錄I，2017年12月12日。

周文　香港大學經濟及工商管理學院副教授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理順比例代表制度　準確反映選民意願

上月24日舉行的區議會選舉民主派大獲全勝。全港18區區議會，原本全由建制派控制，選舉後17區改為民主派控制，只有離島區例外；原因是離島區有8名當然議員，他們不經區議會選舉產生，全是建制派。建制派大敗的原因是他們支持特首林鄭月娥對抗主流民意。區議會選舉當日有近3百萬名選民投票，民主派得票率接近6成，遠遠超越建制派的4成得票率。選舉結果清晰顯示主流民意不接受林鄭對「五大訴求」的回應。選舉過後，林鄭依然極不尊重主流民意，堅持繼續對抗，是卑劣政客行逕。

不足一年，立法會選舉將會在明年9月進行。與區議會不同，立法會只有一半議席（35席）由地區普選直接產生，其餘一半議席分為超級區議會（5席）和傳統功能界別（30席），傳統功能界別議席非由普選產生，議席多數由建制派掌控。另外，區議會選舉實行單議席單票制，而立法會地區選舉和超級區議會選舉採用比例代表制。比例代表制有多種，可大致歸納為三大類：最大餘額法，最高均數法和可轉移單票制。立法會地區選舉和超級區議會選舉以黑爾數額（Hare quota）計算議席，是一個最大餘額法。

黑爾最大餘額法由臨時立法會（臨立會）於1998年通過，取代前立法局地區選舉單議席單票制，目的是減少民主派在1998年舉行第一屆立法會地區選舉贏取議席數目。其實，當時臨立會秘書處已就各種比例代表制提供客觀分析，指出所有最大餘額法（包括黑爾最大餘額法）都可能引致「阿拉巴馬矛盾現象」（Alabama Paradox），即某選區議席總數增加1席，其中一個政黨反而有可能損失1席。臨立會秘書處的分析亦同時指出，最高均數法可避免這種弊病【註一】。最高均數法比最大餘額法優勝，臨立會卻偏偏選取黑爾最大餘額法，證明政治決定可以不顧道理。

我在《比例代表制的荒謬之處》一文【註二】指出，黑爾最大餘額法還有一個更嚴重的問題，就是它可能「違反民意」——— 隨着投票人數增加，某一政黨無論得票數目和其增長率皆高於另一政黨，但有可能前者的議席數目不增反減，而後者的議席數目不減反增。「違反民意」抵觸民主的基本精神，選舉制度「違反民意」是荒謬的。Balinski和Young的專著Fair Representation: Meeting the Ideal of One Man, One Vote對此問題（和其他相關問題）有深入分析。他們指出，所有最大餘額法均有可能「違反民意」（他們稱之為Population Paradox），而避免此問題的不二法門是轉用最高均數法。臨立會秘書處的分析沒有提到此嚴重問題，也沒有提及Fair Representation一書，功課做得不足，大家應引以為鑒（最好讀多一點書）。

此外，普遍分析是比較各種比例代表制對大政黨或小政黨較為有利。2012年立法會港島區選舉結果有參考價值。當年共有14個名單爭奪港島區7個立法會議席，7個勝出名單是（按得票數目排列）：陳家洛（70,475票）、單仲偕（40,558票）、曾鈺成（36,517票）、鍾樹根（33,901票）、何秀蘭（31,523票）、葉劉淑儀（30,289票）、王國興（27,336票）；而14個名單共得票330,766張。陳、單、曾、鍾、何、葉劉、王名單的黑爾數額分別為1.49、0.86、0.77、0.72、0.67、0.64、0.58。雖然陳名單得票是鍾（或何或葉劉或王）名單得票兩倍之上，但陳名單獲分派1個議席後，其黑爾餘額0.49少於王名單的0.58，不足以贏取第2個議席，排在陳名單第2名的陳淑莊最終落選。

以上例子一般用來說明黑爾最大餘額法對「大」黨（黑爾數額大於1 ）不利。雖然「大」黨得票是「小」黨（黑爾數額少於1）得票兩倍之上，但「大」黨須以整數贏取第1個議席，剩下的餘額往往不敵「小」黨的黑爾數額，最後「大」黨和「小」黨獲得議席數目相同，不符合它們的得票比例。對香港政治有點認識的朋友應該對上述「大」、「小」黨分析不以為然，因為陳所屬的公民黨不是大黨（最多是中型政黨），而鍾所屬的民建聯才是香港的最大政黨；其實，民建聯在該區還有曾名單（曾是民建聯前主席）。曾、鍾兩名單合共得70,418票，接近陳名單得票（70,475票），但曾、鍾兩名單合共取得兩個議席，是陳名單的雙倍！

黑爾最大餘額法表面上對小黨有利，但大黨可以分拆名單，套取「小黨之利」，所以它對這種功利型大黨也是有利的。「老實」的大黨不分拆名單、不配票，便受到懲罰，獲取議席數目低於得票比例。當然，「老實」的政黨也會學乖，漸漸懂得分拆名單和配票。最後，各大黨把名單分拆，努力配票；這種「套利」行為很可能造成多議席單票制亂局，令到某政黨得票高，卻敗於配票能力或運氣。黑爾最大餘額法容易受到操縱，極不理想，有很大改進空間。

Balinski和Young指出，有一個比例代表制——— 抗特（d’Hondt）最高均數法———可以避免以上操縱問題。另外，作為一個最高均數法，抗特最高均數法「順應民意」和沒有「阿拉巴馬矛盾現象」，兩方面皆比黑爾最大餘額法優勝。現時，立法會一半以上的議席（地區選區和超級區議會選舉）採用黑爾最大餘額法，此法在20多年前由臨立會匆匆通過。上月區議會選舉投票人數和投票率皆為歷來最高，立法會選舉比區議會選舉更重要，準確反映選民意願十分重要，是時候「去黑（爾）迎抗（特）」。

【註一】：https://www.legco.gov.hk/yr97-98/chinese/sec/library/cin1_plc.pdf
【註二】：《比例代表制的荒謬之處》，程騰歡，明報，2019年12月9日

程騰歡 香港大學經濟及工商管理學院副教授
（本文同時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2019香港抗爭的意義

感謝《信報》編輯部和香港大學同事的支持，讓筆者能夠在這個專欄中自由抒發己見，不知不覺年內已發表一共9篇文章。在2019年年底壓軸的這一篇，希望就之前各篇的內容，作一些補充。

兩岸統一的問題

在兩岸統一這個問題上，北京政府一直沿用的方法是：在不排除動武的同時，利用各種經濟誘因，加強與台灣的融合；另一方面則在國際層面盡量封殺，力求最後對方接受「一國兩制」的安排。但是這條路子在最近連串事件影響之下，顯然已經行不通了。

香港的林鄭政府先是強行推行不得人心的《逃犯條例》修訂，進而縱容大規模警暴，從種種跡象顯示，執法部門的高層可能已不再聽命於特區政府，而是遵從國內的相關部門的指示。加上最近律政司司長鄭若驊在倫敦遇襲受傷後，受到特殊照顧，專程送到首都北京接受治療一事，都暴露了「一國兩制」對香港自治的保證是多麼脆弱無能。正是趙孟之所貴， 趙孟能賤之。台灣人看在眼裏，還會接受如此安排嗎？

中國曾經實施過兩次「一國兩制」，第一次在西藏，第二次在香港和澳門。西藏那次實行不到十年，即告壽終正寢，香港的「一國兩制」則已奄奄一息。觀乎這兩次失敗，關鍵原因在於北京政府只承諾給予當地原有生活方式的保證，卻沒有在中國內地進行相應改革，以拉近彼此在制度上的距離；矛盾未能消弭，自然成為後患。

當前台灣人民享有高度人權和法治，要他們接受「一國兩制」，內地必須在這些方面推行改革，大幅提升有關水平。及至改革成果鞏固後，沒有壓制台灣人權法制的動機，台灣人不再擔心，兩岸統一也就水到渠成。既然民族統一是崇高偉大的使命，在內地進行人權改革就更見意義重大了，在促進內地人民福祉之餘，還會對中華民族的統一大業發揮關鍵作用。

如何理解示威者的暴力行為

筆者在本欄多次警告示威者應見好就收，更要採取和平的方法，這裏卻必須指出，既然許多示威者的暴力行為是極端情緒化的結果，我們思考這個問題時，亦須避免自己同樣受到情緒化的干擾。

正如社會上總會有特別具創意、特別聰明的人一樣，社會上總會有特別有正義感、特別衝動、特別嫉惡如仇，甚至不惜訴諸暴力的一群；這種多元化正是一個群體能夠生存下去的重要條件。假如這類人佔人口中的百分之一，那麼在香港的數目就有七萬多人；由於反修例和反警暴的示威運動持久和廣泛，「適齡人口」中有一兩萬這類人就不足為奇了。你的孩子John和Susan是否其中一分子，對你固然是切身問題，但與時局整體可說拉不上關係。筆者認為與其問John和Susan為何成為前線抗爭者，倒不如正視為何在2018年沒有出現這類暴力事件，但在2019年卻出現？現在應如何收拾殘局？

在這個問題上，不妨學習宏觀經濟學家的研究態度。他們研究失業率上升的時候，不會問Peter和Nancy為什麼會失業，是否懶惰抑或能力不足，這些問題對我們處理失業率上升幫助不大──社會上總會有人倒楣，競爭能力比較弱，也總會有行業在經濟不景時受到較大打擊。相反，這些經濟學家會問，是什麼因素導致失業率上升？這些因素是否長期存在？有什麼政策可以降低失業率？我們必須撇開情緒的影響，用這種態度去看待香港的示威活動，方有望解決問題，脫離困局。

香港這半年來的抗爭運動堪稱非比尋常的歷史事件，將會影響中國以後幾十年的發展。

香港抗爭運動影響深遠

它目前最大的「成果」，在於對台灣人民提出了最嚴正的警告：在中國人權狀況沒有顯著提高的大前提下，接受「一國兩制」是非常危險的決定。最近的向心事件暴露了中共如何處心積慮在台灣進行滲透工作，這進一步警惕台灣人民：危險已經來到身邊！台灣總統大選將至，最終民進黨大勝、國民黨大敗的結果可說已無懸念，接下來國民黨淪為無足輕重的小黨派，大概亦屬意料中事。不管台灣人是否承認自己是中國人，台灣是現今保存中國傳統文化最好的社會，同時成功建立了民主制度，對人權法治言論自由都有很好的保障，這說明了中國傳統文化和西方自由民主可以並行不悖。台灣將選擇繼續維持現狀下去，亦有能力生存下去，這對香港和內地人民而言將會是指路明燈。

隨着內地經濟發展，中國人民對自由和人權的渴求，只會有增無已。所謂衣食足而後知榮辱，他們會漸漸了解到做有尊嚴的自由人的價值，這也正是香港這場運動最核心的意義。相當弔詭的是，香港年輕抗爭者儘管不是港獨分子，確實對內地的感情相當疏遠，這場運動亦沒有期盼國內人民的響應，但是它的持續進行，卻又的確會對國內人民帶來鼓舞，估計對兩廣粵語地區的民眾影響力尤大，最近在廣東茂名出現的民眾抗爭，就有人用上了「光復茂名，時代革命」的口號。香港運動持續地對大陸的影響正是中共最忌憚的地方，這是中共建政以來前所未有的挑戰。

北京政府在國際的領域因為沒有化解香港問題而處處碰壁，尷尬非常，卻相當成功地在內地製造輿論，把香港的抗爭運動渲染成為受外國勢力支配的少數港獨分子的打砸搶行為，這有利於他們收緊對香港的統治，甚至「義正辭嚴」地進行。

香港人應如何自處

在中港台三地之中，香港的情況最為危險，非建制派雖然在區議會中大勝，但這並未有令統治當局尋求政治解決的方法，在未來的日子，不僅警暴仍然繼續下去，北京會加速收緊對香港的控制，所有人都會受到影響，大家要有心理準備。大家亦要想清楚，若仍然選擇抗爭的話，必須用更靈巧的方法，也要有長期奮鬥之心，要有「成功不必在我，功力必不唐捐」的信念。

這半年來每一個香港人都受到極大的傷害，筆者認為特區政府與其要求警察加班，發放額外薪金，倒不如多聘用心理學家和輔導員，為香港市民服務更為有效。

如果大家覺得情緒困擾，不知所措，不妨參考以下的兩個小建議。第一，從痛苦和絕望中尋找意義，外在生存環境由不得我們選擇（至少在目前形勢下而言），但若能夠處理好自身情緒，讓家人朋友釋懷，這對他們來說是無價之寶，你也會發現自己並非無所作為。

第二是寬恕。家人或者朋友的看法也許和你截然相反，與其憎恨他們，倒不如歸咎於他們的思想，理解他們也是受害者，我們仍須堅信大多數人都是善良的。不要對持不同意見者散播仇恨，應停止對所謂藍店的攻擊，停止對「私了」的褒揚；縱使不能做到愛敵如己，至少也不應傷害他們，仇恨是傳播性很強的病菌。

趙耀華 香港大學經濟及工商管理學院副教授

（本文同時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十八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一帶一路」深化藍圖

「一帶一路」倡議始於2013年，可為連接歐洲的古絲綢之路沿線國家，提供數十億美元的基礎建設投資。2015年3月，中國政府頒布《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願景與行動》，截至2019年8月，共有166個國家和國際組織簽署共建「一帶一路」合作文件【註】。中國擬於每年投入約1500億美元，促進國內持續增長，平衡國際貿易和保護主義。

此外，「一帶一路」的基礎設施投資也可為中國的海外投資提供比美國政府債券更具吸引力的回報。倡議有助中國企業開闢市場，輸出鋼鐵等過剩產能。在中亞國家的投資，亦有利於在西部（如新疆、西藏）打造更穩定的社會政治環境。透過深化與東南亞國家的外交關係，則可保障中國南海海上物流的安全。

取經德國之行

然而近年來，在斯里蘭卡、馬來西亞等地項目受到負面的國際輿論壓力，可見要在沿線國家確立有利商機，殊非易事；其中德國作為中國重要的貿易夥伴，而且地處中歐和西歐之間，是「一帶一路」的重要物流節點，更對大灣區未來發展深有啟發，尤其值得借鑑。

德國擁有先進的工業生產技術，與中國在基礎設施、能源、交通、環保等多方領域大有合作空間，但以往「一帶一路」的相關論壇主要聚焦於市場行銷方面，甚少觸及商機開發及風險評估和回報分析。

事實上，德國企業樂於直接與內地的私營企業代表當面洽談、交流。今年8月，筆者隨團到德國實地考察，獲益匪淺。

雙方固有分歧

我們一行人先到德國陶瓷業重鎮圖林根州（Freistaat Thüringen），會見了當地發展協會Landes-Entwicklungs-Gesellschaft的代表。協會的任務是推動圖林根州的技術和商業發展，其獨特的綜合和跨學科的工業整合中小企業、多個行業的研究機構和不同學科的大學。

會談中提及如何化挑戰為機遇。首先是強化貿易資訊。中國幅員遼闊，德國中小企業對進入中國市場不知從何入手。第二，中國企業規模龐大，員工人數動輒萬人以上，而在圖林根州，八成公司的員工不足200人。因此雙方在磋商劃分業務和財務細節時，難以達成共識。第三是對保護知識產權的憂慮。德國企業注重共同發展中國市場，分享市場訊息，並不斷改進產品以滿足當地需求；同時，他們亦非常關心專利和商標的保護和尊重程度。在這方面，雙方似乎缺乏了解。德國在技術創新一環主要靠個人創意，認為中國主流的企業創新文化側重於複製和改良。凡此種種差異，均有待雙方藉加強溝通以解決問題。

潛在合作契機

耶拿（Jena）被譽為德國的「光谷」，是全球光學和光學電子產業的技術和創新中心；這個大學城內創立的光學品牌世界知名，包括蔡司（ZEISS）、Schott和Jenoptik。與德國企業合作開發先進技術的中國企業包括華為、大疆（DJI）和比亞迪（BYD）等。位於耶拿市中心的OptoNet是一個光子學機構大聯盟，會員數目約達180之多。

從OptoNet的會晤中，可見大聯盟的成員普遍對「一帶一路」認識和讚賞，此一基礎有助進一步拉近中德兩國關係。對於耶拿的企業來說，中國被視為一個不斷增長的關鍵市場，佔該市總收入份額高達20%；按銷售額計算，則位居第三大市場，僅次於歐洲和北美。

大聯盟成員亦坦言與中國合作時遇上挑戰，首先是市場的不確定性。儘管中國市場龐大，但只有少數OptoNet成員與中國有長期關係。德國中小企業認為，銷售往往是短期和不可預測的，大多數成員與中國國有企業只維持「按需供應」的客戶關係。其次是溝通管道不清晰，德國中小企對中國企業結構尤其認識不足；國有企業層級結構複雜，使德國同行難以找到合適對口洽商或跟進合作事宜，彼此往往產生誤會，以致德國企業傾向與中國私營企業合作，認為這個市場尚未完全開發，看來更有前景。再者，在落實營商時缺乏有效溝通。

關於理解客戶的需求、對品質和交付的期望，雙方企業似乎總是存在焦點落差的問題。為了讓外國企業加深了解中國市場及營商之道，實在有必要為此等企業建立更有效的資訊管道。毫無疑問，雙方共識薄弱往往不利合作意向。除了語言障礙，德國企業進入中國的障礙還包括對品質、技術和創新的定義各有不同理解。

在保護知識產權方面，大聯盟的成員認為以中國目前的知識產權保護水平，並不能保證德國中小企業在敏感技術領域獲得足夠的安全感。因此，德國公司非常擔心與中國公司合資。他們通常認為直接銷售或分銷是最安全有效的銷售管道。至於一些中小企業則願意探索其他選擇，如設立分公司或與中國企業建立新的合作關係。

儘管如此，OptoNet的代表相信兩國在新光子學和光學技術的聯合研發方面存在重大的合作機遇，而在可預見的未來，以上的問題一定能夠在互利共贏的基礎上得到解決。他們願意進一步了解中國市場。為了讓德國公司認識中國市場的最新發展，OptoNet的代表提議組織一個涵蓋各個行業和文化主題的中國市場系列，建立一個聯繫各持份者的平台。

嶄新共贏方案

曾被大文豪歌德稱為「小巴黎」的萊比錫（Leipzig），與中國之間的緊密聯繫可追溯到古代絲綢之路。在1988年東西德統一之前，南京市與萊比錫簽署了以市政、文化交流、高校合作為重點的合作夥伴關係協定。萊比錫和中國的社會經濟合作項目不斷擴大和深化。最先進的萊比錫—恩格斯多夫編組場（Leipzig-Engelsdorf Marshalling yard）亦從「一帶一路」倡議中獲得了49%的投資項目，發展成為連接中國和西歐的主要鐵路樞紐。

與此同時，萊比錫投資區的德國商界也有一些擔憂。第一是就如何確保技術和保護知識產權方面，德國和中國的高管經常存在分歧，這在談判合同和合作夥伴關係時，最終會有壞影響。第二是投資目標分歧。

萊比錫投資區提供各種服務來吸引來自中國的商業投資。然而他們發現，一些自稱是企業的中國商人最後只對購買萊比錫房產、取得高品質的教育福利以及申請歐盟公民身份感興趣。這種隱性的投資目標不免動搖萊比錫對外來投資的信任基礎。

一般人對「一帶一路」似乎至今仍有誤解，認為無非是基礎設施建設，其中高鐵和高速公路等大型項目，只會讓跨國公司和大型企業受益。在與德國個別商界代表的交流中，筆者所得印象反而是「一帶一路」不純粹講求硬體，其實更搭建了一個簇新的世界貿易及投資平台，足以為沿線國家及地區的企業帶來前所未有的發展良機，對穩定全球經濟及均衡國際貿易有所貢獻。

【註】：第四屆「一帶一路」高峰論壇講詞《凝心聚力 並肩前行 推進「一帶一路」建設高質量發展》，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副主任甯吉喆，2019年9月11日。

謝國生博士
香港大學經濟及工商管理學院金融學首席講師、新界鄉議局當然執行委員

（本文同時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十一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中國出口與香港創新

中國於1979年開始改革開放，此後40年來，實現並保持了長期的經濟高增長（平均每年9.6%）和貿易高增長（平均每年10.9%），如此驚人成績在世界歷史上是前所未有的。2013年，中國已成為全球最大的商品出口國。為什麼中國的經濟得以發展迅速？這已經有很多的探討和論述。為什麼中國的出口表現又如此出色？貿易理論和經驗證據提供的答案包括國內經濟改革、減少市場扭曲、提高效率以及貿易自由化等因素。這些因素使國家能夠更好地實現其比較優勢，並促使企業提高生產力和產品品質，從而增加出口。

經濟改革成效

根據多倫多大學朱曉冬教授的一篇工作論文，減少國內市場扭曲對促進經濟增長和國內貿易都很重要。在21世紀初，中國由政策引發的勞動人口流動成本和內部貿易成本甚高。自此之後，政府進行了政策改革和基礎建設投資，大大降低了勞動人口流動和貿易的成本，而全國經濟總生產率亦同時大幅提升。2000至2005年，內地貿易和勞動人口流動成本的降低，以及相關的貿易和勞動人口流動的增長，佔全國勞動生產率增長總量的28%；另一方面，國際貿易成本的降低僅佔增長的8%。這些數據突顯出內部改革對內地經濟增長的重要性，這與視此5年期的增長是「出口主導」的普遍觀點並不符合。

我和我的合作者最近做了一些關於中國出口的研究，發現一些似乎與貿易無關的國內改革，對出口有着重大影響。我們關注的國內改革重點在增值稅的改革。增值稅是全球大約80%國家/地區都採用的一種稅項。1979年，內地4個城市率先對兩種工業產品試行增值稅，自1994年全國實施以來，增值稅一直是中國政府稅收的主要來源。例如2007年，增值稅收入超過15470億元人民幣（約合2200億美元），佔當年中國稅收總額的33.9%。

增值稅一旦採用，企業就會有逃稅的動機。雖然同行業企業的名義增值稅率相同，但各家公司逃避增值稅的能力不同，因此面對不同的實際增值稅稅率。稅務部門徵稅時須檢查和驗證公司的生產成本和銷售收入。以往這種檢查成本很高，政府人員要親身到公司實地檢查，於是偏遠的地方就可免則免。這樣一來，與距離地方稅務局較近的公司相比，距離較遠的公司因很可能得以避過檢查，自然更有動機少報增值稅。

 出口增長助力

2001年，中國啟動「金稅工程」（Golden Tax Project；簡稱GTP），以便稅務機關通過科技而毋須實地檢查、驗證企業的購銷情況。因此，對於所有公司來說，逃稅變得更加困難，跟當地稅務局不同距離的公司也不會有不同的執法機率。換句話說，GTP大大提升對全國公司執行增值稅的力度，特別是那些離各自地方稅務局較遠的公司。

我們的研究通過資料分析後發現，實施GTP之前，較遠的公司支付的實際稅率低於較近的公司；推行GTP後，前者的實際增值稅稅率增幅更大。公司與稅務局的距離增加一個標準差，使公司在GTP後的有效增值稅稅率提高約0.1個百分點。研究結果亦顯示，GTP減少了企業在國內市場的銷售額，但其出口量卻大增。公司與稅務局的距離增加一個標準差，公司的國內銷售額便減少3.6%，而出口則增加10%。由於一家公司與相應地方稅務局之間的平均距離約為2.4個標準差，所以此段期間平均來說，GTP使公司的出口量增加了24%，並對中國整體出口增長貢獻了約7.7%。

上文兩個例子闡釋同一個問題。一個市場出現很多扭曲情況，不單影響該市場，同時影響其他行業的發展。香港存在很多市場扭曲的現象，嚴重窒礙經濟發展；眾所周知，創新是經濟增長的關鍵，但本地缺乏創新，這不能歸咎於教育、政策或市民大眾。事實上，造成目前這種結果的其中一大障礙是高房價。在美國，許多創新都來自一些年輕畢業生在家裏的地下室進行研發試驗，成本當然極低。反觀本地大學畢業生首要考慮是找工作，否則將無法支付一個小型住宅單位的租金。沒有人敢花幾年時間，租個地方去做那些不確定的事情；若能勇往直前，放膽創新，大灣區在這方面也許足以提供解決方案。

年輕一輩可把一些高附加值的部分放在本地，其他大部分工作在內地進行。在香港，有些市場（包括房地產）過度扭曲；內地也有相類情況，例如金融、資訊、人員流動等範疇。若要對症下藥，必須把產業分布在不同領域，盡量減低市場扭曲帶來的負面影響。

丘東曉　香港大學經濟及工商管理學院副院長兼鍾瀚德基金教授（經濟發展學）

（本文同時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四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暴民」易除 民心難挽

最近讀到這個真實的故事，對當下香港人的處境，不無啟發。

2018年7月15日，阿福二哥因住得最近，是最早到達醫院看望阿福的親人。雖說住得最近，其實他們亦好幾年沒有見面了。阿福在前天晚上被發現倒臥街頭，據最先發現他們的兩個警察所述，發現阿福時他已經沒有心跳，是這兩個警察經一輪急救，才讓阿福恢復脈搏跳動。現在臥在病床上的阿福，仍然昏迷，面部大部分的地方都被繃帶包紮着，身上還滿是喉管和包紮之類的。

阿福之死

在二哥的記憶中，阿福雖是一個溫和善良的小孩，但成長過程中卻總是出現各種問題，在學校成績不好、懶惰、青少年濫藥、成年之後醉酒鬧事等等，想不到現在仍然為他增添煩惱。

阿福的其他親人陸續到來，阿福的三家姐和他關係最好，早年移民到澳洲，也第一時間趕來。對於許多年沒有見面、在床上包紮得動彈不得的弟弟，她一邊幫他擦身按摩，一邊飲泣道：「我的天啊，怎麼會這麼糟糕的，你好像變了另一個人！」

阿福和前妻育有兩個女兒，她們都移居到新加坡，前妻由於與阿福過往的傷痛經歷，決定不回來看他，倒是他的16歲長女，知道父親命懸一線，堅持要回來看看他。其實女兒回憶所及，只見過父親兩次，上一次已經是10年前了。

阿福臥床一直昏迷，最終於同年7月29日去世了。當家人忙於處理阿福身後事的時候，突然收到有關當局一個非常震撼的來電：「阿福還未死！死者不是阿福！」

法醫官判斷致死原因時，循例核對一下死者的身份。假阿福被發現的時候身上有阿福的身份證，也有寄給阿福的信件，阿福之前也曾在那所醫院求診，他們年齡、體重、身高相若，在醫院期間頭部又被包紮了，多年不見的家人都沒有發現異樣！法醫官在接受英文傳媒的訪問時這樣說It’s not the norm by any stretch of the imagination. But no, it’s not terribly rare.（這種錯誤事件令人難以置信，絕對不是常規，但也不是那麼罕見。）

這是個在美國紐約發生的真實個案，死者Raheme Perry被誤為Frederick Williams，讀者欲知真阿福的去向以及假阿福的來歷，可以看看Propublica引人入勝的報道The Wrong Goodbye（https://features.propublica.org/wrong-goodbye/mistaken-identity-end-of-life-decision-family-support-frederick-williams-raheme-perry/）。

失蹤的失蹤人口

這個故事對目下的香港人有一啟發。

第一就是誤認身份和何謂失蹤人口的問題。至親都可以認錯人，那個在CCTV裏出現的陳彥霖是否真是陳彥霖？那個在電視台闢謠的陳彥霖母親是否真是陳彥霖母親？在醫院找尋阿福的家人，他們已經多年沒有聯絡。這種狀況可能會繼續下去，若日後阿福真的失去聯絡了，他的家人大概亦不會去報警尋求協助。到底有多少失蹤人口是沒有紀錄在官方數字上呢？這種情況在現今家庭觀念薄弱的環境下尤為嚴重，因為人失蹤了，也沒有至親發現，而朋友同學的舉報，則未必受到執法當局受理。

第二，事實的關鍵難以判斷。到底阿福當晚發生了什麼事情，以致會昏倒在街頭？他送院之後的醫療紀錄，表示血液裏有毒品可卡因，但是他的頭部也有一塊瘀血，到底致命原因是可卡因，是那塊瘀血，還是醫療失誤？目擊證人是否可信？當警方和市民的關係不錯，可以排除警方有意的隱瞞事實；但是若事件發生在今時今日的香港，就不要期待市民仍然會相信警察。

警暴問題 不能逃避

第三，公職人員在維持社會的公平和公正方面的重要性。上述事件中，那個法醫官盡忠職守，若他稍有疏忽，也許就不會發現這宗死錯人事件，真相就不會公諸於世。推而廣之，如果當公職人員普遍紀律廢弛，或為了某種政治目的而違反專業守則的話，社會就會變得是非不分，公義不能彰顯，對市民造成不必要的傷害。今天香港警察暴力司空見慣，政府負責公共衞生的官員罔顧市民健康而不公開催淚彈的化學成分，這不僅不符合專業精神，更是徹底違反人性的行為。

香港今年發生的反修例運動，從6月底林鄭宣布暫緩修訂，到剛剛完成的區議會選舉，可以說是經歷了第二個階段。在這期間，警暴成為運動的焦點。而正因為日趨嚴重的警暴，像火上加油一樣，使得這場運動能夠持續這麼久，儘管抗爭者暴力程度達到史無前例，仍然得到廣大市民的同情。

市民對警方不滿可以分為三方面。第一點，就是從目前公開的資料，已經顯示出警方在許多情況下出現了怠工、失職、過度暴力，甚至違法的一面。最明顯的是7月21日元朗警察集體失蹤，8月31日在太子港鐵站車廂內無差別亂棍毆打市民；此外，在示威場所中對已被制服者使用過分暴力以及濫捕等問題，就更罄竹難書。

第二，警方對於上述事件視若無睹，文過飾非，閃爍其詞，甚至態度囂張，目中無人，幸災樂禍，指鹿為馬。筆者完全明白警方在執行任務時的困難，個別警察出現的過火行為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可以理解與姑息問題、不承認錯誤是兩回事。警方這種錯誤態度，甚至比他們原先所犯的錯誤更為嚴重。

第三，除了一些已經很明顯的過失，期間還出現許多令市民不安的事情，這些警方最終未必須要負上責任，但是他們有責任配合調查，給予市民徹底的交代。這包括知專陳彥霖同學之死、10月1日中學生在荃灣被近距離開槍穿肺險死、11月3日科大周同學在將軍澳跌死、11月11日西灣河周同學在手無寸鐵下被近距離槍擊險死。

此外，新屋嶺到底發生過什麼事情，為什麼當時有社會賢達要求探訪亦被拒絕？而且警方還被指摘冒充示威者破壞，然後插贓嫁禍。警方原本可以詳細解釋這些事件，提高事件透明度和取得民心卻不為，不禁令人費解。

由於累計被捕的人數已超過5000人，勇武派已經損傷慘重，而大眾亦都清楚知道，香港不能承受這麼大的破壞，因此從暴力的廣泛程度來看，這個運動已經達到了最高點，以後不會有這麼大規模的社會運動。這是好事。

在接着要進入的第三個階段，估計香港市民將繼續堅持，並採取更靈活的和理非路線，針對警權過大，進行鍥而不捨的抗爭。周日的區議會選舉，再次證明香港人有決心要做有尊嚴的自由人，如果政府對此仍然熟視無睹，不去改弦易轍，則不僅政令難以推行，警察和政府高官以至他們的家庭成員，將不可能有尊嚴和顏面地在香港生活下去。香港這半年內的核心問題其實是民心的問題，而不是抗爭者暴力嚴重的問題，但是林鄭政府把視線轉移在暴力抗爭身上。隨着暴力程度減退，希望林鄭不要逃避，能夠回應市民核心的訴求。

趙耀華 香港大學經濟及工商管理學院副教授

（本文同時於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香港經濟結構轉型之路

受當前政治事件影響，香港經濟已經進入技術性衰退，經濟困局近期只會愈發嚴峻。然而，香港經濟面臨的更大挑戰，是長期經濟增長的前景不明朗。主要癥結在於經濟結構過於單一，傳統產業增長乏力。唯有進行經濟結構轉型，才是香港經濟的唯一出路。

產業結構單一 增長動力不足

從2009年到2018年的十年，香港經濟增長顯著減速，年均生產總值（GDP）增速只有2.81%，遠低於1999年到2008年約4.72%的平均增速。香港經濟的增長表現，也明顯遜於同期新加坡的增長表現。同為外向型開放經濟，新加坡過去十年的平均增長率是4.68%，大幅拉大了與香港的差距。

香港經濟增長乏力，可以從產業結構看出原因。香港產業結構單一，農業和製造業在整個經濟中佔比微乎其微。四大支柱產業（貿易及物流，金融服務，專業及工商業支援服務以及旅遊）作為香港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其增加價值佔本港生產總值（GDP）比重在2007年巔峰期高達60.3%， 近年有所下降但仍佔55%以上（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當中最重要的是貿易及物流業和金融服務業，各佔21.5%和18.9% （2017年）。 這兩個外向型核心產業，帶動旅遊，零售和相關支援服務（如法律服務）產業的發展，是香港經濟的火車頭。然而，在2007年到2017年的十年間，這兩個產業的年均增長率分別為3%和4.1%, 遠低於之前的增速，火車頭的拉動力顯著下降。

香港這兩個核心支柱產業，未來前景更不樂觀。一方面，反全球化趨勢在全世界愈演愈烈，國際貿易和跨境資本流動近年開始不增反降，未來相當長時間可能會持續惡化。同樣倚重（但不像香港般依靠）貿易和金融的新加坡, 過去兩個季度經濟幾乎沒有增長。在反全球化的時代，香港的貿易和金融業要持續增長，無疑挑戰巨大。

另一方面，新的數碼革命浪潮中，一個重要的經濟趨勢是去中介化。這對以中介為基礎的香港核心支柱產業有深遠的影響。阿里巴巴集團去年在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宣布，未來5年在電子商務的平台上將實現2千億美元的進口。京東也有類似的雄心勃勃的進口計劃。就如國內貿易和零售日益被電子商務取代一樣，越來越多的進口貿易以及相關的報關物流金融服務也將被電子商務主導。金融科技的蓬勃發展，如支付，轉賬，信用，信貸等等領域的電子化數碼化，理財和投資的人工智能化，無不是對傳統金融中介服務的衝擊。

由此可見，香港過於單一的產業結構現在已經疲態盡顯，而長遠來看，反全球化及去中介化趨勢的影響將使其更加難以為繼。香港需要加強支柱產業的競爭力，但更重要的任務是進行經濟結構轉型。

發展高端專業服務業　打造亞洲醫療、教育及文創中心

在考慮發展新的核心產業時，新產業需要同時滿足兩個條件。第一，必須符合和依靠香港的比較優勢，能夠在全球競爭中佔據先機；第二，必須順應未來經濟社會和技術的潮流，有足夠大的市場需求，能夠為香港經濟帶來持續的增長動力。貿易及物流業和金融服務業符合香港的比較優勢，但如上面分析所表明，未來需求在下降，增長空間有限。近年港府提出大力發展創科，扶持創新企業，發展人工智能等政策，這當然是順應未來潮流的應有之舉。然而，創科要形成推動香港經濟的核心產業，相當長一段時間內是不現實的。香港在研發的投入只有GDP的0.8%，而發達經濟體的研發佔GDP的比重普遍超過3%。 在數碼革命時代中至關重要的數據，市場，人才方面，香港都沒有特別優勢，更不用說其它區域已經形成了強大的先發優勢。

筆者認為，發展高端專業服務業，打造亞洲醫療、教育及文創中心，應成為香港經濟結構轉型的方向。早在2009年，香港政府曾經確定發展包括文化及創意、教育以及醫療在內的六項產業為優勢產業，遺憾的是10年過去這項政策還未真正得以落實。

首先，香港在發展這些高端專業服務業上有獨特的優勢。香港的安全和法治，是這些產業發展的必要條件；而香港的國際化程度和便利的交通，是這些產業在國際競爭中的天然優勢。這些產業有較高的技術門檻，而香港已經在這些領域建立了亞洲領先的地位，比如醫療和教育；或者有輝煌的傳統，如文創。關鍵是如何利用香港的獨特優勢，把這些專業服務行業scale up，成為香港經濟的新動力。

其次，高端專業服務的國際市場前景廣闊，需求不斷擴大。有媒體報導並引用數據指出，全球醫療旅遊產業從2000年的產值不到100億美金，飆升到2017年的7000億美金，並且以每年20%的速度保持增長，已經成為全球增長最快的一個新興產業。以日本為例，高端醫療體檢，尤其是癌症的早期篩查與防治，預計吸引每年約31萬人次的僅以體檢為目的的中國遊客。在教育產業方面，國際教育作為澳洲第三大出口產業每年給澳洲創造近200億澳元的價值。尤其是澳洲公共教育通過留學產業化所創造的巨大收益得到極大的支持，使得教育資源更加豐富，這對公共教育資源緊張的香港也可作參考。同時，文創產業的全球產值也高達2.25萬億美元。

高端專業服務的產業化與公共服務的相互促進

發展高端醫療及教育產業是否會稀釋公共資源，降低公共服務質量，是必須首先明確的問題。只要政府規劃得當，正確引導，醫療及教育產業化不僅不會與公共服務相衝突，反而能夠促進提升公共服務。

以醫療為例，香港的公營醫療體系雖保障了市民以低廉價格享受優質醫療服務，但醫療從業人員不足，病床緊張，患者輪候時間長等問題愈來愈惡化。政府醫療開支雖逐年增加，但佔GDP比重僅約為5.5%至5.7%，遠低於國際平均水平。如何在財力可持續的條件下擴大醫療供給能力，同時又不降低醫療專業人才的收入和激勵，一直是困擾香港醫療制度的難題。通過發展高端醫療產業，從需求端開放，引導私人資本和政府投資共同作用，是增加醫療供給能力，提升醫療公共服務的解決之道。

香港的高等教育在公共服務上是相對落後的。目前全港每年只有15000位本地生受資助學額進入公立大學，佔應屆青年的25%左右，而世界上其它發達經濟體70%的年輕人可享高等教育。政府應採取一系列政策，把本地入學名額盡快提高到50%。短期內大幅增加本地學額，只靠公共財政會令財政支出面臨過大的壓力。參考澳洲經驗，利用香港高等教育國際化高水準的優勢，吸引適量的非本地學生自費留學，從而增加本港學校教育經費，增加教學資源，是一個可行的選擇。

制度創新和妥善規劃是關鍵

高端專業服務產業的發展，需要政府和社會的共同推動，需要公共資金和社會資本的共同作用。政府應當積極引導，妥善規劃，穩妥有序的擴大供給能力，保障公共服務水平穩步提升。

制度創新是釋放供給能力的關鍵。醫療服務的供給能力提升，需要加強本地醫學教育培育人才的能力，准入規則和條件也必須逐步放鬆。國際需求的導入，私立醫院的建設，醫護體系的配套，醫師資質的放鬆，在政府協調下同步推進，就能不斷提升供給能力。在高等教育方面，教學人員延遲退休可以在短期內補充現有教學資源。增加教育研究經費，同時改善經費的分配使用規則以提升公平性和資源效率，加上有序增加自費留學，便可逐步提升高等教育的供給能力。香港文創產業要恢復往日的輝煌，需要政府加大投入，同時創造環境，促進文創繁榮的良好生態。

蔡洪濱　香港大學經濟及工商管理學院院長兼經濟學講座教授
（本文同時於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二十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是時候正視氣候變化了

最近兩周內有好幾件事情都和氣候有關。首先是上星期五的立冬，習俗上把這一天視作冬季的開始。香港處於亞熱帶，除了寒流襲港的幾天外，一般的冬季都很暖和，去年更加像沒有冬天似的。今年的冬季剛開始，似乎也不會特別寒冷，但隨着過去幾個月的社會動盪、人際和社群關係的急速轉變，即使氣候不冷，港人或許仍不寒而慄，凍在骨子裏。

另一件事情，是美國於本月初正式退出《巴黎氣候協議》。氣候變化是本世紀人類面對的一個重大議題，而《巴黎協議》可以說是全球所有國家共同解決氣候變化問題最重要的平台。然而，作為最多經濟活動國家的總統，特朗普一直對氣候變化抱着懷疑，甚至否定的態度。數年前他在競選總統期間，便表示了沒有氣候變化這回事的看法。有論者認為這是他要推翻奧巴馬發展可再生能源的政策，以及支持傳統石油和天然氣企業的藉口。

美國排放二氧化碳稱冠

特朗普在上台後不到半年，便宣布美國停止參與《巴黎協議》的工作。但退出《巴黎協議》，有關國家須在協議生效滿3年才能提出。對美國來說，這正是本年11月4日。而宣布退出後，需要一年時間才生效，所以美國要到明年11月才正式退出《巴黎協議》。美國退出《巴黎協議》，主要是認為協議對美國構成不公平的負擔，而且協議給予一些大的碳排放國如中國等一些不公平的優惠。

從存量來看，美國是歷史上排放如二氧化碳等導致溫室效應氣體累積最多的國家。從流量來看，美國也是目前排放溫室效應氣體的第二大國。美國退出《巴黎協議》，自然影響到全球減排的計劃，或許也會減少協議對其他國家減排的約束力。《巴黎協議》的主要目標，是限制全球氣溫上升，不高於工業革命前攝氏1.5度。但按聯合國估計，即使美國沒有退出，這個目標也難以達到。

美國退出《巴黎協議》，並不等於毋須為氣候變化付出代價。只要全球多數國家都重視這個問題，他們或會以這個問題作為國際合作的一個考慮條件。例如在國際貿易談判中，加入針對溫室效應氣體的政策，或給予有這類政策的國家較為優惠的貿易條款。當然，談判的結果視乎有關國家的市場力量，但當國民極度關注減排這個問題時，政府若與沒有減排政策的國家來往時，自然會受到一定的壓力。

界外效應經濟成本龐大

至今年中，《巴黎協議》有194個簽署國，比世界貿易組織的164個成員還多。有這麼多個國家共同參與，去解決氣候變化這個問題，反映出氣候變化的界外效應和龐大的經濟成本。前者指大氣層難分你我，各個國家都是地球村的一分子，需要合作才能保護共享的環境。但問題也在這裏，既然大家都有份，權利和義務便不容易清楚界定。此外，不同國家也因經濟發展水平不同而能力各異。氣候變化明顯地涉及國際間利益分配的問題。

另一方面，氣候變化導致的經濟損失愈趨明顯和嚴重，不能不盡快應付。這些損失以不同的形式出現，包括山火、水災旱災、海水上升、冰川融化、極端風暴、生物絕種等等。若只計算簡單的經濟損失，美國在過去5年，就因天氣或氣候因素損失了5000億美元。三藩市聯邦儲備銀行在上星期五（11月8日）舉辦了一個關於氣候變化經濟學的研討會， 會上發表的研究報告顯示，如果沒有應對氣候變化的政策，到2100年，全球的人均本地生產總值可以下跌7%。如果各個國家能履行本國在《巴黎協議》的義務，則下跌的幅度可減少至1%。這些數字或會因假設更改而有所變化，但仍可反映出問題的大小。

各國政府除了努力減少溫室效應氣體排放之外，由於有些環境變化不能逆轉，政策也需要處理有關的問題，如海洋水平線上升，會導致2050年時有額外4000萬人口生活在海水漲潮時的水平線以下。如何妥善地安排這些人口的遷徙，也是對有關政府的一項挑戰。

氣候變化既然對經濟有一定的影響，那自然也可以是經濟政策考慮的因素。上星期美國聯邦儲備局三藩市分局首次就氣候變化召開了研討會，表示關注氣候變化對經濟金融的影響，甚至在貨幣政策的制定中包括氣候變化的考慮。也許三藩市位於深受山火困擾的加州，所以對氣候變化這個議題的探討較為積極，但聯儲局主席鮑威爾及其他高層，並不高調地談及氣候變化。

代與代永遠互相虧欠

相比之下，其他中央銀行就較為進取。包括英倫銀行和法國銀行等8家央行，在兩年前就成立了「綠化金融體系網絡」（Network for Greening the Financial System, NGFS）。現時已有40多家央行參與，包括中國人民銀行和香港金管局。這個組織是要協助全球經濟達到《巴黎協議》的目的，及管理過程中的風險。

氣候變化帶來的金融風險，可以是颱風、旱災、山火等導致企業營運困難甚或倒閉，可以是倚靠化石燃料的企業在過渡到低碳經濟時面臨的困境，也可以是金融機構的貸款過度集中於受海水上升影響的岸邊區域等等。在經濟方面，氣候變化可以導致因為基礎建設損毀或者主要商品價格大幅波動的宏觀經濟震盪，也可以影響貿易流通、供應鏈管理或預防性的貨幣需求等各種經濟活動。與人口老化一樣，氣候變化已逐漸融入21世紀的經濟生活。

以下也是一則上星期和氣候有關的新聞：意大利宣布於下一學年把氣候變化和持續發展列為必修課，是全球第一個有這個課程要求的國家。畢竟氣候變化這個議題，不單涉及同一時期國家與國家之間的利益分配，也涉及跨代之間的利益分配，像碳排放對大氣層的污染一樣會維持多年，久久不能散去。這一代的虛耗，由下一代承擔。

說到氣候變化與年輕一代，自然想起今年才16歲的瑞典少女通貝里（Greta Thunberg）。她兩個月前在紐約聯合國氣候變化峰會上的發言甚為惹人注目。她以激情（或情緒化？）的語句質問當前的世界領袖，說他們以空話偷走了她的夢想與童年，又說生物滅絕已經開始，但他們還在談論金錢及經濟持續增長的童話，期間多次喝問 「How dare you？」 關注氣候變化無可厚非，但代與代之間永遠都是互相虧欠的。

陸炎輝　香港大學經濟及工商管理學院榮譽副教授
（本文同時於二零一九年十一月十三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事與願違 過度有為

以前港英政府奉行「積極不干預」經濟政策，讓市民從高速增長中直接得益，生活水平得以大大提升。回歸15年後，前任特區行政長官梁振英（現為全國政協副主席）正式放棄「積極不干預」主義，把政府的角色轉為「適度有為」。何謂「適度有為」？他的首份施政報告有這樣的闡述：「我認為在市場可以發揮優勢的時候，政府不應干預，只要提供公平競爭的平台。但當市場失效、未能發揮功效，政府一定要有所作為。過去半年，政府以政策具體說明了對『有所作為』的拿捏。當住宅供不應求，政府提出及落實『港人港地』，減少非港人買入本港住宅，優先滿足港人置業需求；提出買家印花稅；以及用行政手段停收内地雙非孕婦來港產子，都是政府『適度有為』的例子⋯⋯」【註一】。

無為之治轉捩點
報告在2013年1月16日發表，由筆者在香港大學主講的「香港經濟體系」（Economic System of Hong Kong）在同年同月22日開課。當時我和學生討論的第一個課題便是「適度有為」。「適度有為」的道理顯淺易明，不需討論；正如梁振英所說，重點是政府能否拿捏得準。

我還記得同學即時的反應，就是把「港人港地」作為「適度有為」的例子不恰當，因為住宅供不應求的真正原因在於住宅土地供應不足；作為土地的唯一供應者，特區政府應該承認住宅供不應求是政府失效，而不是市場失效，諉過於市場是不對的。同一道理，「買家印花稅」亦不能跟「適度有為」混為一談。梁自以為拿捏得準，我們卻心裏明白，他只是自欺欺人；更令人擔憂的是政府或會一律把它的所作所為合理化成「有所作為」，最後淪為「過度有為」【註二】。

不幸言中，梁在提出買家印花稅之餘，也同時提高額外印花稅（俗稱「雙辣招」）。雖然雙辣招有反效果，房屋變得更難負擔，但梁振英罔顧事實，深信提高印花稅是「適度有為」，繼續「加辣」，先後在2013年2月和2016年11月兩次提高從價印花稅。信念歸信念，事實還事實。根據國際顧問公司Demographia編制的「中位數倍數」（Median Multiple；即樓價中位數除以家庭收入中位數），香港的中位數倍數由2013年14.9的水平升至2017年的19.4；即一個收入中位數家庭在2013年開始計劃買樓，假設把所有收入儲起，須14.9年後才可負擔一個樓價中位數住宅。縱使這個家庭真的有辦法儲起所有收入，經過4年後，由於中位數倍數已升至19.4的水平，這個家庭要把所有收入儲多15.4年，才足以負擔同一樣的單位，距離目標也就愈來愈遠！更殘酷的現實是，一個家庭根本不可能儲起所有收入，置業無望，注定一世做無殼蝸牛。

香港房屋本來已是全球最難負擔，經過特區政府3次「加辣」，中位數倍數不跌反升，更遠遠抛離第2位的悉尼和第3位的溫哥華；2017年，悉尼的中位數倍數是12.9，溫哥華則為12.6。樓價過高因為房屋供不應求，梁振英多次提高各種印花稅，以為減低房屋需求便是「適度有為」；可是他忽略印花稅的副作用：二手房屋供應大大下降，抵消印花稅的需求效應【註三】。梁只求「有所作為」，制定房屋政策粗疏，結果適得其反，絕對是「過度有為」。

積極有為後遺症
幸好梁振英放棄連任特首，現任特首林鄭月娥不需為上任特首的房屋政策合理化，提高印花稅再不是「適度有為」。前特首的「辣招」對林鄭能否「減辣」退市是一個考驗，但始終她能力有限，對「辣招」束手無策，無法帶領香港走出房屋困局。上屆政府的後遺症不止於「辣招」，更甚的是「適度有為」政策；林鄭眼高手低，為「適度有為」「加辣」，變成「積極有為」。

在「積極有為」旗幟下，林鄭更加盲目「有所作為」。香港房屋供不應求，她卻調低各類資助出售房屋（包括「綠置居」、「居屋」和「首置」）售價，刺激房屋需求，完全不合邏輯。林鄭把以上措施合理化為提高置業率之舉，但此時提高置業率無疑缺乏遠見，因為業主數目愈多，增加土地、房屋供應的阻力愈大。政府已經表明大幅增加土地、房屋供應是長遠目標，且充滿變數；林鄭的措施反令達標難上加難，將未竟之功留給未來特首。

除了在房屋供不應求時刺激需求，林鄭還把《長遠房屋策略》下，未來10年公私營房屋新供應由六四之比調整至七三之比，即減少私營房屋供應。在樓價遠超可負擔水平時減少私營房屋供應其實完全違反供求定律，但她總能自圓其說，將此舉合理化為回應過長公屋輪候時間之策。此一觀點未免流於表面化，因為公屋輪候時間增長在於樓價愈來愈難負擔，以致更多人轉向公營房屋市場；增加私營房屋供應，令樓價回復至可負擔水平，方為長遠治本之法。

梁振英政府「適度有為」，屢施「辣招」；林鄭政府變本加厲，「積極有為」，制定完全違反供求定律、不合邏輯惡策。香港樓價過高、房屋供不應求本來已是深層次問題，兩位特首皆為求「有所作為」，胡亂下藥，導致房屋問題變成整個社會問題。林鄭過度有為，反而令問題一如雪球愈滾愈大。當局今後若能放下但求「有所作為」之心，回歸客觀、理性，問題才有望解決。

【註一】：2013年《施政報告》第20段
【註二】：《「適度有為」還是「過度有為」？》，程騰歡，信報，2013年2月5日
【註三】：《樓市用錯藥 降溫需換藥》，程騰歡，明報，2016年12月21日

程騰歡 香港大學經濟及工商管理學院副教授
（本文同時於二零一九年十一月六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全民基本收入

收入是否一定通過工作或者投資而來？有沒有可能什麼都不幹、什麼投資都不做或什麼退休金都沒有，但仍可以按時有收入？這個情況大概是在經濟匱乏時眾多勞動階級的幻想，但隨着科技發展和經濟增長，有可能會在不久的將來幻想成真。

由於貧富懸殊收入不均的情況日趨嚴重，各國政府都在密謀應對。大約5年前，「全民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這個概念逐漸冒起，討論的人愈來愈多，甚至有好些地方作實驗性的推行。所謂全民基本收入，指所有公民按月收到政府派發相同數額的金錢，毋須通過任何資產或財富的篩選。

大市場小政府 保守主義支持

乍眼一看，這些無條件的派錢計劃，一般出自比較傾向自由主義（籠統定義）的政客或政黨，會受到傾向保守主義者（也是籠統定義）的反對。但情況並非如此。二次大戰後，隨着經濟的演變和凱恩斯主義的影響，政府對國民的經濟援助和社會福利大幅增長，有關的項目亦層出不窮。但經年累月之後，有關部門逐漸變得架構臃腫、行政失效、資源浪費。以香港為例，過去一兩年「派糖」4000元的「德政」所虛耗的資源和費時失事，已使人嘆為觀止。在一些行政效率較低的國家和地區，情況更難以令人想像。若果引進全民基本收入計劃，取代全部或大部分這些社會福利項目，可以在不影響收入分配或扶貧工作下，省卻很多資源。

此外，國民收到現金後，可以按自己的喜好消費，毋須受到一些社會福利項目，如食物券等在消費種類和數量上的限制。全民基本收入將經濟回歸到大市場小政府，正是保守主義者支持的主要原因。相反，自由主義者則從這個角度反對全民基本收入，認為這只是將注意力引離具體的福利項目，減少繼續爭取如提高最低工資等等。具體的社會福利項目，如與就業、教育、房屋有關的，都是政治力量的根據地。若然大部分有關項目被政府的現金取替，政治影響力亦隨即消逝。

希拉莉曾考慮 惟財務難負擔

一些社會福利項目還有另一個問題，就是減少了當事人尋找工作的意願。舉例說，若沒有工作和收入，可以向政府申請每月3000元的福利，若出來工作所得工資只是5000元，收入增加了2000元，卻失去了多天的個人時間，有些人會覺得並不划算，乾脆呆在家裏算了。但在全民基本收入的計劃下，工作所得的都是額外收入，找工作的誘因自然提高了。

當然，全民基本收入計劃也有缺點。最容易被詬病的，是不論財富和收入，每個人每月所得都一樣，對很多人而言這並不公平。其次是經費問題。雖然取消了一些社會福利項目會省下經費，但仍不足夠全民派錢，除非原來的社會福利項目有極大的資源浪費。前美國國務卿希拉莉在有關她和特朗普爭奪總統寶座的回憶錄 — What Happened（2017年出版）中透露，她曾經考慮以全民基本收入作為競選時的政策方案，以爭取更廣泛的選民支持，但經仔細盤算後因財務負擔難以應付才放棄。

另一個考慮是，全民基本收入計劃會衝擊一個國家的移民政策。既然作為公民可享有基本收入，有關國家自然會吸引大量移民入境。即使沒有這個情況，現有的公民也會為了保護自己的利益而要求政府限制新移民數目，或提高新移民可以享受基本收入的條件和所需要的居留年期。

一般而言，新移民抵達國境後自然會有一些政治力量幫他們說話和爭取權利，所以更乾脆的做法是限制新移民數目，人不在則沒有話說。瑞士在2016年曾有公投是否實施全民基本收入政策，結果沒有通過。很多政黨就是以該計劃會引致大量移民流入瑞士為反對理由。

瑞士這次公投是全球首次就有關議題進行的投票。有趣的是議案並非由議員在國會中提出，而是只要在18個月內得到十萬名公民聯署，瑞士政府便需將建議通過公投表決。建議中，成年人每月可得2500瑞士法郎，兒童625瑞士法郎。這些數字是基於當時瑞士在社會福利上的人均開支來計算的。投票的結果，23%贊成、77%反對。議案不獲通過，除了因為政黨認為影響移民政策而不支持外，還有對工作和收入的觀念。人們都習慣了工作和收入之間的密切關係，不能接受全社會都可以不勞而獲。

瑞士公投否決 憂損謀生觀念

全民基本收入是一個大型政策項目，現時經濟學者及政策制定者對這個項目的了解還很粗淺。過去數年間，有政府和機構在一些國家進行有關的實驗，包括芬蘭、加拿大、荷蘭、美國和肯尼亞。初步的觀察，效果是較為正面的，如受惠人的工作意欲，並沒有因為政府派錢而減少等等。不過有關的數據還是很初步，未足夠作為全面推行政策的依據。

兩天前宣布的本年度諾貝爾經濟學獎的三位得主，所做的研究是針對如何有效地減貧。其中麻省理工的班納吉教授，在今年初的一篇論文初步總結了全民基本收入在發展中國家的影響。發展中國家還沒有真正的全民基本收入的試驗，有的只是一些現金援助項目。受惠人是特定的群組而非全民。捐助的單位對發展中國家如何利用資金，都有一些既定的看法。如經費應該用在基礎建設或教育上，不應用在無謂的開支如煙酒上的消費。按班納吉的了解，基於目前少量和初步的研究，現金援助並沒有誘使發展中國家的消費者胡亂消費，同時也沒有減少他們繼續工作的努力。

全民基本收入有一些知名的支持者，就是在矽谷的科創企業家。臉書的朱克伯格（Mark Zuckerberg）兩年前在哈佛大學畢業禮演講上首次公開支持全民基本收入。他認為社會發展不應該再以生產多少為指標，而是要看個人能否找到在世上有意義的角色。全民基本收入可以幫助個人發展創意、追求理想。此外矽谷的其他企業家，包括特斯拉的馬斯克（Elon Musk）也公開支持全民基本收入。

增值稅助減貧 政治上不受落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人工智能和自動化，將會減少大量的工作崗位。同時，新科技亦改變了工作與職位的關係，會有愈來愈多的勞動力變為自僱人士、或同時做幾份兼職而非一份全職、又或同僱主的關係只是短期合約等等。這些改變，使基於勞動力市場全職工作、長期合約的勞動法規和社會福利都不合用。全民基本收入計劃，正好彌補這些不足。這或許是矽谷支持這個計劃的一個原因。畢竟，這些大企業家們也需要市民大眾手中有足夠的消費力來購買他們的產品。

最後要提及的，是首位參與美國總統競選的華裔人士楊安澤（Andrew Yang）。由於他以全民基本收入作為競選平台的重點，他大概是目前最受注目的全民基本收入的倡議者。他建議引進增值稅作為收入，然後分發給每位美國人每月1000元。雖然他當選總統甚至民主黨候選人的機會微乎其微，但他在這方面的建議比現時民主黨領先的候選人、麻省參議員沃倫（Elizabeth Warren）更為扎實。

哈佛著名經濟學者曼昆教授（Greg Mankiw）最近簡單比較了楊安澤和沃倫就減少貧富不均的建議。沃倫主張對富人徵收財富稅，用以幫助窮人。劫富濟貧，在政治上容易得到支持，但實際效果並不明顯。一來要確定財富多少並不容易，因為有時目前的財富數值是基於將來的收入，難以估計。二來富人可以將財富作不同的調動和分配來避稅。

楊安澤建議的增值稅，稅基是經濟活動的數額。有錢人多消費自然多付稅，窮人消費較少付稅也較少。既然兩者均從政府獲得每月1000元，富人繳付的增值稅自然高於1000元，而窮人則少於1000元。整個計劃還是對窮人有利，但畢竟多了一種增值稅，市民都不容易接受。相比之下，楊安澤的建議於減少貧富差距更有效，但在政治上就不受歡迎了。

陸炎輝　香港大學經濟及工商管理學院榮譽副教授
（本文同時於二零一九年十月十六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