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EP、CPTPP 与 WTO

经过八年的努力，在上周末的东南亚国家联盟（简称东盟）峰会中，15个亚太地区国家的有关官员通过视像共同签署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简称RCEP ）。 15个成员包括了东盟十国和中日韩澳纽，在人口、生产总值和贸易总额三方面都占了全球约30%，而制造业的生产更是全球的一半以上，可以说是历史上最大的自由贸易协定。此外，RCEP的涵盖范围很广泛，协定书有20章，分别谈及商品贸易、服务贸易、知识产权、电子商贸和产地来源等等。

合作比对抗空间大

亚太地区国家推动经济合作和外贸，可以说是过去数十年有关政策的延续。二战后，从日本到四小龙、东盟、及经济改革后的中国内地，都是以外贸作为经济增长的推动力，成为全球化的得益者。多年来，有关的经济体已达成了众多不同的自由贸易协定，包括东盟本身，和东盟分别与中国、日本、韩国及澳纽的协定。 RCEP是以这些「东盟加一」协定为基础的更上一层楼，代表了亚太经济希望在过去成功经验上的迈进。

RCEP成员国中，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占的经济比重自然最高，主导性亦较强，因此即使RCEP由东盟发起，也被视为中国的经济势力范围。然而，基于历史及地缘政治等原因，中国与RCEP其他成员国的关系会转为冷淡甚至紧张，特别是当中美关系恶化期间。 RCEP的成功签署，反映出有关国家认为合作比对抗的空间为大，甚至希望通过经济合作来纾缓政治上的冲突。

以RCEP经济规模之大来看，美国是比较明显的缺席者。众所周知，二战后的国际经济秩序，主要由美国策划和制定准则，而这有助美国成为全球政治经济的盟主。当时的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简称GATT）及其后的世界贸易组织（简称WTO），都是美国主导。但到了RCEP，美国只能做旁观者。事实上，RCEP及其他类似的大型贸易协定的冒起，与WTO的衰落有关。

WTO作为推动全球贸易和解决贸易纠纷的功能，已日渐失效，甚至不能正常运作。这里举出几个明显事例作为说明。首先是贸易自由化的推动，GATT曾经成功达成了多个回合的贸易协定，促进了全球经贸，但在1994年乌拉圭回合后便无以为继，讨论多年的多哈回合亦胎死腹中。 1995年WTO取代GATT后，没有新的自由贸易协定，并逐渐退化成只为会员国解决贸易纠纷的平台。但即使这样，也在过去四年因特朗普政府的刻意阻挠而难以胜任。

WTO的「争端解决机构」设有「上诉机构」，成员国可以就WTO对贸易纠纷的仲裁结果提出上诉。正常来说，「上诉机构」有7位成员，任期4年。但特朗普上台后，屡屡反对新成员的委任，以致2016年年底起便没有新的成员。随着旧成员的离任，到今天，「上诉机构」只余下一人，那是中国的赵宏女士，而她的任期到这个月底便结束。赵女士上任已差不多4年，期间美国还不断地怀疑她的就任资格。

世贸组织无所作为

不单如此，WTO总干事的任命也出现很多波折。现任巴西籍的Roberto Azevedo因WTO无所作为而意兴阑珊，在数个月前宣布提早一年结束第二届任期，即于本年8月辞职。经过一轮筛选，WTO提名了尼日利亚籍的Ngozi Okonjo-Iweala接任，已获得包括中国、日本和欧盟等众多成员国的支持，但却因为美国反对而未能确实。有关讨论本来订于本月9日继续，但会议却在三天前取消。

WTO的乱象反映出全球政治经济的乱局，使人对WTO难有憧憬，因而另起炉灶。 RCEP是其中之一，另外是美国和欧盟的「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Transatlantic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hip，简称TTIP）及美国和亚洲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rans-Pacific Partnership，简称TPP ）。

TPP包括美洲和亚洲太平洋边缘的12个国家，其中有RCEP的成员。 TPP是奥巴马政府所谓重返亚洲的一项部署，但谈判时没有包括中国，若与TTIP同时执行，可将中国局限于全球余下的40%经济活动中。

然而，特朗普认为以前的多边和区域性贸易协定都不利于美国。他喜欢单对单和另一个国家谈判，以美国经济庞大的优势使对方就范。但他可能更不喜欢奥巴马，因此在2017年1月上任总统后第三天即宣布美国退出TPP。在群龙无首的情况，余下的11个国家决定继续谈判，并于2018年3月签订修改后的《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Agreement for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简称CPTPP）。

各国接受程度有异

和CPTPP相比，RCEP的涵盖范围较广，但成员间的经济整合程度较低，如在劳工权益、环保和知识产权等对成员国的要求不及CPTPP高。一个考虑是贸易协定可以对成员国的国内政策造成多少掣肘，不同国家有不同的接受程度。在WTO框架下没有达成新的多边贸易协定，某个程度是这个原因导致。另一个考虑是RCEP成员之间的经济规模和人均收入水平比较参差，难以达到CPTPP成员间的深入整合程度。印度自2012年开始一直都有参与RCEP的谈判，但却在一年前宣布退出，原因是不希望开放国内13亿人口的大市场给外国商品，宁愿放弃了自己商品进入其他国家市场的机会。印度政府似乎没有信心掌握新形势下国际分工更替所带来的机遇。在各国经济力量还很参差的情况下，要求深度的经济整合，自然曲高和寡。

目前美国既非RCEP成员，也非CPTPP成员，对全球经贸的发展渐渐失去了话语权，亦不能很好地分享预期中的亚洲发展成果。因此有论者建议美国在拜登上任后重返CPTPP。但拜登将要面对一大堆的问题，估计重回CPTPP不会是政策上的优先考虑。即使有意愿这样做，也只会在国内政治局面稳定下来才启动。

全球经贸重要基石

拜登政府首先要急速处理近在眉睫的新冠肺炎和经济复苏，但可能没有国会大多数的支持而举步维艰。此外，特朗普的下台不等于特朗普主义的消失。美国社会已严重撕裂，投票支持特朗普的7100万选民都会对拜登的施政作有理或无理的批判，而政客们或已对两年后的国会中期选举和四年后的总统选举作出部署。在民主党初选期间，拜登的政策观点还会受到一些党内其他参选者的质询。但当他成为民主党候选人后，与特朗普争夺白宫宝座的道路上，传媒和社会的注意力都放在特朗普的负面言行和倒行逆施的政策上。拜登只要不犯大错，便容易获得良好印象。但当他入主白宫后情况便会大不相同。经过特朗普和他的幕僚四年来的论述，无论内容是对是错，估计美国人已不热中于自由贸易，更不在乎加入CPTPP与否了。

基于RCEP的规模和亚太区经济发展的动力，RCEP很可能是未来数十年全球经贸格局中一块重要基石。 RCEP协议达成于新冠肺炎疫情仍然处于高峰、全球最大两个经济体关系恶劣、WTO体系面临瓦解、全球化受到严重质疑的年代。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2020年毕竟是奇幻的一年。

陆炎辉　港大经管学院荣誉副教授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零年十一月十八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新冠肺炎虽然对全球经济造成一定的打击，但人类的创新精神却从来没有因疫情而减退。 11月14日，港大经管学院院长蔡洪滨教授及其博士毕业论文导师兼202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史丹福大学米尔格龙教授（Paul Robert Milgrom）同获邀出席第十一届财新峰会「重建全球信任」，讨论有关拍卖理论的发展及市场设计研究的未来。米尔格龙教授开场便向大家简述由他的研究团队开发、获得诺贝尔奖委员会青睐的全新拍卖模式。该模式为整个美国电视行业带来全面革新，展示米尔格龙教授在理论应用层面上的卓越成就。

米尔格龙教授及其团队创出的拍卖模式可谓经济学理论和尖端计算机科学技术结合的典范。项目耗资约100亿美元，却获得近200亿美元的收入。蔡教授赞赏这种拍卖理论的发展及突破性的实践，他认为复杂的社会难题接踵而来，却为经济学研究和数据分析的突破带来机遇。同时，这些创新的研究和分析亦能为当前的问题和挑战提供可行的解决方案。

米尔格龙教授亦同意学术理论结合先进技术能够有效提升社会平等。以新冠肺炎疫苗为例，一个出色的拍卖系统能确保疫苗分配到有最迫切需要的社群。尽管坊间有人认为宏观经济学理论倾向空乏，难以在现实生活中应用，米尔格龙教授却指出宏观经济学理论与计算机科学能在现实社会中相辅相成。科学家擅长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条件下进行预测，而经济学、政治学和心理学理论的贡献则能帮助他们的预测更加贴近现实情况。

对此，蔡教授完全同意米尔格龙教授的观点。他认为在这个时代，经济学家比以往更容易利用跨学科的知识，解决现实问题。在经济学、机器学习及数据分析互相配合下，更可以创造无限的可能性。他敦促我们必须与时并进，并对新思维及创意持开放态度。

算法定价对竞争的潜在负面影响

疫情肆虐加速普罗大众把购物习惯从线下转向线上。根据IBM美国零售指数的最新数据，冠状病毒大流行让零售业从实体店转向网上购物的进程提早了约5年；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OECD）的报告也指出：疫情正在加快电子商务平台向新的客户和产品扩展速度。毋庸置疑，进程产生好处：企业从实体经营转向线上业务时，降低了成本，同时提高了生产效率。但若要确保消费者能从中受益，线上平台所处的经营环境应该保持竞争性。能否维持这一点，未来仍存在不少变数，其中让人担心的是，以机器学习为核心的定价算法可能对营商环境的竞争带来潜在负面影响。

价格串通更易维持

近年来，在太平洋两岸的线上平台都已被普遍使用自动定价算法。威尔逊及其合作者于2016年的研究指出：在亚马逊1600家最热门的供货商中，三分之一使用定价软件设定价格；搜狐网（Sohu.com）亦称，京东（JD）等在线零售商使用算法来自动调整八成非促销商品的价格。这类定价软件使供货商可以在几毫秒内实时优化价格，例如响应市场环境的变化或竞争对手的改变来调整价格。自动定价算法也可以用于实体店。随着电子货架标签和无人超市普及，动态定价在这一类实体店中也可能变得愈来愈常见。自动定价算法普及，也引发竞争法学者、经济学学者，以及竞争法执法者对竞争法/反垄断法的反思和探讨。讨论关于自动定价算法是否会引发企业之间的价格串通，以及现有的竞争法/反垄断法是否足以确保一个竞争充分的线上营商环境。

首先要考虑的是定价算法能够接近即时响应竞争对手的价格能力。我们可以一种简单的竞争策略作为价格串通的例子：市场中的企业首先维持高价，直至观察到竞争对手降低价格；倘若竞争对手降低价格，企业则瞬间立即降价，与竞争对手的价格处于同一水平作为还击。假设每个企业都使用自动定价算法执行上述策略，那么任何试图通过降价来获取更大市场份额的手段都会失败。因此每家企业都很清楚，只要市场上的企业数量不多，便没有公司有动机去降低价格，从而使企业间的价格串通更容易维持。

胡萝卜加大棒方案

第二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人工智能或机器学习算法的复杂性和自主性。一个价格同盟要有可持续性，竞争者必须采用「胡萝卜加大棒方案」。根据该方案，如果企业能共同维持高价格水平，则大家共享高价格带来的利润，即「胡萝卜」；反之，如果任何企业偏离原有的高价，想通过降低价格夺取更多的市场份额，其他企业会与该企业进行价格战，惩罚该企业，即「大棒」。基于该逻辑，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的经济学教授约瑟夫．哈灵顿在2019年指出，监管者应将内置于定价算法中的「胡萝卜加大棒方案」定为违反反垄断法。确实，如果企业在计算价格的时候，直接在算法中加入「胡萝卜加大棒方案」的元素，将该算法明确禁止可防止价格串通。

另一方面，编写程式的人可能并没有直接将该算法写入程式中。但是，程式通过自身学习所获得的定价策略，可能与「胡萝卜加大棒方案」别无二致。这种情况下，上一条建议可能难以防范价格串谋。令人担忧的是，已经有研究指出，机器学习算法可以自行演化出类似「胡萝卜加大棒的方案」：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的论文中，欧洲大学学院（EUI）和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CEPR）研究人员Emilio Calvano、Giacomo Calzolari、Vincenzo Denicolo和Sergio Pastorello使用模拟的市场环境，来考察机器学习算法所习得的定价策略。每家公司均使用强化学习算法（Q-learning）来作为核心的定价算法。结果发现，在毋须借助企业间沟通的情况下，算法能够通过自身演化，将价格维持在较高水平。如【图】所见，即使研究员将一家公司在第一回合中（在图中以圆形为标记）强行调低其产品定价时，另一家公司（以三角形为标记）也会降价。他们最终将收取相同价格并逐渐回复到原有的价格水平。

【图】记录研究员强制降低一个算法的定价以偏离最佳定价水平，一个周期后，后续两种算法所收取的价格。该图像取自于1,000次实验所获得的平均结果。对于那些由于定价偏离，而出现了价格周期性变化的情况，研究员在计算平均价格的时候选取第一个周期的价格，并取所有价格的平均值。在计算总体的平均值的时候，研究员会将其视为一个观测值。
（图片来源：EUI与CEPR研究员发表于《美国经济评论》的论文）

使消费者蒙受损失

以上作者认为，采用这些定价策略的公司，现阶段难以被确认是否违反了反垄断法：因为尽管事实上它们达到了价格串通的结果，但监管机构却无法找到它们之间合谋的意图，也没有明确的协议和公司之间关于串谋定价的沟通纪录。因此难以对其以违反反垄断法进行起诉。

第三个潜在的问题是同一套定价算法可能会被广泛使用，从而使企业在产品定价上更容易串通。当一家提供定价算法的公司为同一市场的多个竞争者提供服务，那么它会有动机将程式写得更易于价格串联，帮助其客户群体获得更高的利润。不排除在极端情况下，某些市场所有公司如果都使用同一套定价算法时，算法会自然地将所有公司的价格都设置在垄断价格的水平，从而让消费者蒙受损失。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即使市场有几个提供定价算法的公司，竞争者也可能通过采用同一间公司提供的算法，协助实现串联价格。最后，定价算法公司之间的合并存在对竞争的负面影响，可能更甚于一般的企业合并。

一般而言，公司的合并会使新组成的公司提高其产品或服务价格获取更大利润。

倘若两家定价算法公司决定合并时，很可能会导致市场上可选的定价算法方案数量减少，让更多公司使用同样的定价算法，也会进一步鼓励这些使用算法定价的公司之间的价格串通。

综合以上所述，算法定价的崛起为竞争法学者、经济学学者、竞争法执法者，以及从业人员提出了新挑战。透过这篇文章，笔者希望引起更多普罗大众关注算法定价可能对市场竞争所带来的影响。

房育辉教授
港大经管学院教授（管理及商业策略、经济学）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零年十一月十一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犀牛出没注意

2007年，正当美国发生的金融海啸急速演变之际，时任衍生工具交易员兼作家塔利伯（Nassim Nicholas Taleb）的著作《黑天鹅效应》（The Black Swan: The Impact of the Highly Improbable）面世。 「黑天鹅」一词，是指一些出现概率非常低，事前无从估计，但影响极为巨大的事件。作者认为影响世界的许多大事，其实都是黑天鹅事件，并批评学术界和风险管理的专家，往往忽略概率分布中极端可能性的重要性。当时百年一遇的金融海啸，正是一次黑天鹅事件，该书出版合时，自然洛阳纸贵。

灰犀牛的威力

2016年美国女作家渥克（Michele Wucker）出版的《灰犀牛》（The Gray Rhino: How to Recognize and Act on the Obvious Dangers We Ignore）一书，则指出许多我们认为是黑天鹅的事件，事出之前其实有迹可寻，亦每每有人提出及时的警告。这些问题极可能发生，且其重大威胁又备受忽略，作者称之为「灰犀牛」，因为它体型庞大，平时动作缓慢，离远亦能清楚看见，应有足够时间回避。

根据渥克所言，倘若我们不幸被灰犀牛袭击，那一定是自身有些事情做得不好，初时视而不见，没有戒心，即使后来有人提出警告，我们也予以否定。然而，对于灰犀牛问题我们有能力解决，这与塔利伯所强调的黑天鹅性质截然不同。

渥克这部著作在中国内地一纸风行，根据亚马逊网站介绍，它被称为是对内地政策领域影响最深的一本书，在百度搜寻该书，也会找到无数的帖文，其热门程度可见一斑。

作者财经记者出身，交游广阔，因此书中有许多故事以及自身经历，由报道阿根廷债务危机到参与北极圈研究会议，以至出席多哈世界经济论坛等等，作者都以第一身娓娓道来，读来一点也不沉闷。作者认为我们受到灰犀牛来袭，不幸受重创的原因，大概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人类不善于对未来作出预估（但又没有自知之明！），以及人类行为的一些盲点，包括肯定偏见（affirmative bias）、近况偏见（availability bias）和确认偏见（confirmation bias），等等。第二类原因，则关乎制度，譬如决策者与持份者利益不一致。

对于上述分类，笔者大致上同意，并在这里提出一些相关要点，供《灰犀牛》一书读者参考。

瑜中有瑕

第一，渥克选取了大量不同的案例和材料，优点是丰富，缺点是零碎。笔者认为，作者如果能够通过几个案例，做出较为深度的比较，从而归纳出核心的地方，会更容易阅读，也更有说服力。因此，书中归纳出来的重点是否都适用于所有案例，作者并没有说明清楚。例子太多，就难以逐一深入讨论，我也很怀疑有谁会对这么多种类的事情一一深入了解，这无疑削弱了书中论点的说服力。

举个例子，作者说到人类在面对灰犀牛时，可能会对正确的警惕采取视而不见的态度；她引述公元前五世纪波斯皇帝薛西斯拒绝顾问的劝告，毅然出兵攻打希腊大败的故事。然而，没有哪个顾问是永远正确的，大家想想今天的许多学术权威，即使对同一件事也往往有完全相反的看法就知道了。薛西斯错，我们认为他的顾问对，这只是事后的判断而已。对于一个谨慎的读者，是很难要求他轻易同意作者对这段历史的诠释。

第二，有些灰犀牛事件在萌芽之时就被成功解决了，因此也就不会加以记载。作者在自己的研究中，只着眼于灰犀牛造成的破坏，分析有欠全面，好比我们看到一个人晚上在家玩电玩，就指摘他不去上班，而没有注意到他白天上班的可能性一样。此外，当我们对A问题处理得不好的时候，也许是因为把力量放在处理更严重、影响更深远的B问题上，只知责备我们处理A问题不够妥善，就是偏颇，有欠公允。作者提到许多人类的盲点，如过分乐观等；反过来说，也许正因为这些偏见，才令许多灰犀牛消失于萌芽状态之中。

第三，金融海啸被视为黑天鹅，笔者要为此说一句公道话。虽然渥克指出，美国的金融海啸甚至都不能称为黑天鹅，又列举出之前几年已有专家提出了警告，但笔者认为这并不足以否定金融海啸是黑天鹅的判断，原因有三。第一，这些专家一般都不会只讲一面的，一定是「一方面如何如何……另一方面如何如何」；即使有人提出过警告，也不等于此人就认定风险极大。第二，任何时候都可能会有人杞人忧天，尽管有人事先提出过警告，并不能否定后来的发展就不是黑天鹅。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原因），我们说金融海啸是黑天鹅，应该是就它的巨大规模而言，笔者并没有注意到有任何具份量的人，曾事先预估到金融海啸即将来临。

犀牛早现踪迹

《灰犀牛》作者在书中回忆到她念大学时，读过法国剧作家尤涅斯科（Eugene Ionesco）的超现实主义话剧《犀牛》。故事是这样的：在法国的一个小镇，某天发生了奇怪的事情，有些人变成了犀牛，看到的人都视而不见，慢慢地他们也变成了犀牛，扩展到其他地方。有人提出警告，甚至奔走呼号，其他人却无动于衷，觉得与己无关，非常迅速地他们也都变成了犀牛，最后只剩下3人，他们都是一直以来最努力不懈，奔走呼号的人。其中一个说：「我不能失去我的朋友和工作！」他也变成了犀牛！剩下一男一女，男的跟女的说：「我们离开这里吧！」女的想了良久道：「不用了，我都变成犀牛好了！」人类就这样灭绝了！剧作家所谓的犀牛其实就是法西斯主义。人们予以姑息，造成历史的大错。渥克以此警告我们，对于已经出现的灰犀牛视而不见的严重后果。

《灰犀牛》这本书，或有不足的地方，不过哪怕只是书名得以家喻户晓，使得我们有所警惕，这本身就已是一项重大的贡献。

在我们的世界，灰犀牛其实俯拾即是。举例说，美国的极度贫富悬殊和两党之间意识形态的分歧，使得社会极度撕裂，而长期超低利率又使得在面对新困难时愈来愈没有回转的空间。欧洲则有移民问题，成员国之间对财政纪律亦有分歧。国际上有中美的「新冷战」，冷战甚至可能演变成热战。全球则面对全球暖化带来的影响，还有就是人工智能对人类的工作、自主性以至存在意义带来的威胁。这仅仅是部分能够清楚看见的灰犀牛，它们更有可能变成意想不到的黑天鹅呢！

赵耀华 港大经管学院副教授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零年十一月四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港深合璧的協同效應  

在深圳經濟特區建立40周年慶祝大會上，國家主席習近平發表講話，提及深圳是粵港澳大灣區的重要引擎及其在大灣區的領導地位將更提升，卻無觸及香港對深圳及全國改革開放的貢獻，有人認為這等於將香港邊緣化；其實香港在深圳改革開放的歷史軌跡中，一直佔着舉足輕重的地位，港商早期已在當地投資，時至今日，香港特區仍然是深圳最大的外資來源地，在當地經營的香港企業為數共約8萬【注1】。

正當國家面對嚴峻國際局勢、本港經濟持續衰退，評論與其突顯港深之間競爭，不如聚焦香港如何繼續借助「一國兩制」的獨特優勢，與深圳進一步攜手合作，在大灣區發展互補共榮。

締造奇蹟的要訣

從1970年代末一個華南市鎮發展成今日的國際大都市，深圳是國內經濟特區成功實踐的表表者。2019年深圳的本地生產總值（GDP）達2.7萬億元人民幣，在亞洲城市中領先香港一位，名列第五，堪稱「偉大奇蹟」。

習近平就改革開放後累積的經驗，總結新時代經濟特區的成功關鍵，在於「十個堅持」。配合堅持發展的大方向，人才是第一資源，創新是第一動力。創新在驅動經濟增長擔當的角色日形重要，筆者早前已在本欄先後撰文探討【注2】，在此不贅。創新有賴人才，重點包括發展策略性新興產業、數碼經濟等。除了基礎研究和融入全球創新網絡方面，還須加強金融、研發、設計、會計、法律、會展等現代服務業，提升業界競爭力。同時應適當地放寬人才政策，引進並培養所需人才和創新團隊。

此外，必須致力全面對外開放，首要條件是提高對海外投資者「引進來」的吸引力和內地企業「走出去」的競爭力。強化吸引力方面，須在社會上提供法制保障、文化生活、交通設施、資訊自由，保持資金流通和政治穩定。要提高競爭力，除了着眼於價格和品質，還須在創新應用層面上不斷突破，兼顧科技與生活方式。生活方式創新足以帶領世界生活潮流，從而提升中國產業及服務在國際上的需求。經濟發展新格局並不局限於國內循環，而是國內國際雙循環。增強國內大循環和聯通國內國際雙循環的功能，將有利於建設更高水平的開放型經濟體。

雙城經濟的幾何級數升勢

圍繞着珠江三角洲的大灣區涵蓋多元化的綜合發展，可容納各類商貿或專業服務在區內落戶。粵港澳經濟運行的規則機制銜接，則有助促進大灣區城際鐵路建設，以及乘客、貨物便捷流動。至於前海現代服務業合作區的改革開放、落馬洲河套地區創新及科技園的規劃，以及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等建設，也一一蓄勢待發。

香港、深圳一衣帶水，在地緣經濟環境中可相互依存、相互補充。習近平表示，「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是國家重大發展戰略，深圳是大灣區建設的重要引擎。」只要協調相互衝突的利益關係，令市場、產業和基礎設施一體化，港深就能共享資源和產業分工，提升整體的競爭力；透過啟動雙引擎功能，不但兩地雙贏，大灣區發展定將更上層樓。

內外變局中的新部署

在新冠肺炎疫情下，歐美政府即使紛紛實行低利率量寬政策，仍難免瀕臨經濟危機邊緣，亦不排除會因另一次金融危機而陷入經濟蕭條。正當世界處於動盪變革期，而保護主義和單邊主義則乘勢而起，國際貿易和投資大幅萎縮，全球經濟、科技、安全、政治等格局都在大幅調整。

中國經濟則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人民對生活質素的要求提高，經濟長期向好，市場空間廣闊，發展韌性強大，正邁向以國內大循環為主、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嶄新發展。

在這個大前提之下，香港有何經濟角色？

回歸以來，香港發展既一直獲得國家大力支持，而大灣區發展計劃對推動區內各類產業（如高等教育、環保綠化工程、醫療衞生、創意文化）都具前瞻性的指引作用，無疑為香港帶來不可多得的歷史性契機。

至於以創新為核心的未來發展方向，香港2018年投放於研發的整體開支，只佔GDP約0.86%，遠低於經濟發達地區的2.4%。既然香港亟待通過創新和科技提升自身競爭力，特區政府應借助深圳在科研和創新的優勢，從而更全面配合國家的策略性發展方向。

釋放港深融合的龐大潛能

在人才資源開發方面，香港各高等院校經過多年來的努力，已成為亞洲區內一大高等教育中心，在不少學科以及基礎研究領域上都居於世界前列。培訓人才方面，以香港大學經濟及工商管理學院為例，回歸後通過與上海、北京的重點大學所合辦的課程，在深圳、北京和上海培訓與時並進的領導人才。

港深可在大學教育上合作，以提供更多機會讓兩地學生互相學習，透過交流和實習計劃，增強香港學生的專業知識之餘，亦深化他們對國家的向心力。

事實上，特區政府提供資助計劃，鼓勵香港青年創業者發掘在大灣區發展的機會，至今已有青年初創企業進入大灣區市場。

香港在「一國兩制」下，仍享有特殊地位及許多不可替代的優勢，如「普通法」法制、資訊自由、言論自由、資金出入自由、自由貿易港定位等，在金融、物流及各類專業服務行業別具競爭條件，足以在國際上發展成知識及學術中心，吸引各地人才來港，接受在中國營商的各項相關專業培訓，並從中向中國經濟取經。深圳現執國際科研牛耳，香港則具備豐富環球專業管理及融資經驗，兩地可望在「科技創新管理及融資」領域踏上新合作台階，讓香港更好地發揮「一國兩制」的獨特優勢，打造更大發展空間。

作為粵港澳大灣區內的國際大都會，香港憑藉自身條件和經驗，加上優越的地理位置以及與內地城市和國際城市的連通性，充當面向海外市場的超級聯繫人，為大灣區的發展引進資金、人才、技術及國際經驗，而在推動人民幣國際化一環，亦將能繼續發揮所長，有所貢獻。

注1：行政長官出席香港中華總商會120周年會慶酒會致詞，2020年10月15日

注2：2020年7月29日〈經濟洗牌 以創為進〉，2020年9月30日〈創業脫貧 雙軌並行〉，謝國生，《信報》

謝國生博士
港大經管學院金融學首席講師、新界鄉議局當然執行委員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零年十月廿八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美国国债能持续扩大多少？

面对百年一遇的疫情所带来的重创，各国政府都迅速启动了政策机器以挽救经济。美国在3月就推出了分别数以万亿元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其规模之大和速度之快，前所未有。然而，由于抗疫政策的倒行逆施，令经济复苏缓慢，传说中的V形反弹仍然付诸阙如。以失业率为例，虽然从4月高峰的14.7%下降，但按月递减的速度愈来愈慢，到9月仍达7.9%，远高于疫情爆发前2月的3.5%。

由于经济陷入困境，且前景甚不明朗，联储局主席鲍威尔在约两周前作虚拟演讲时，强调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须双管齐下（work side by side）。讲话发表后，随即引起不少论者侧目。原因是联储局极少提及或介入财政政策，不然会破坏本身相对于白宫的独立性。犹记得两年前特朗普频给联储局减息的压力，也是因影响到联储局的独立性而为人诟病。

联储局板斧所余无几

鲍威尔的讲话反映出联储局的货币政策空间已经愈来愈小。 3月底的纾缓疫情法案（CARES Act），政府直接给市民和企业派钱，费用算入当年政府财赤，应付财赤需要发行的国债由联储局货币化，这已差不多等于当年联储局主席贝南奇所说的，由直升机洒下金钱的做法。除了负利率政策外，联储局的板斧所余无几。那美国的财政政策又有多大空间？

说到美国联邦政府的财政，自然想到每年的赤字和日积月累的国债，年年如是，似乎理所当然。但这些情况能持续下去吗？先回顾一下，按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的数据【注1】，去50年美国联邦政府的税收和开支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相对平稳，分别为17.4%和20.7%，即财政赤字平均每年3.3%。 2017年特朗普上台时的情况与这些长期平均数字相若。 3.3%的财赤不算极高，略超过欧罗区给成员国定下3%的最高指标。

不过持续50年后，累积的国债规模自然相当庞大，估计到今年年底达到GDP的98%，远高于欧罗区给成员国定下的60%。

当然，在过去50年期间，美国的经济和财政必然有一定的波动，如金融海啸时财赤自然上升。而随着互联网经济的发展，美国政府的财政曾在九十年代后期有些许盈余。事实上，当时曾乐观地预期财政盈余会持续下去，甚至会在2010年前还清过去所有的政府债务。有趣的是，没有美国国债的全球经济和金融会是什么情况。当然，后来的发展并非美国国债消失，而是愈来愈庞大。

再往前看，情况就不容乐观。按美国的国会预算办公室在上月发表的长期预算展望【註2】，即使新冠肺炎疫情全面消失，财赤占GDP比例仍会在未来不断攀升，增加到2030年的5%和2050年的13%。财赤比例上升，主要是开支增加导致，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则相对稳定，而开支比例上升背后的原因主要是人口老化和利息支出。

开支税收作根本修订

随着人口老化，战后婴儿潮出生的人口都已步入退休年龄，政府要承担更巨额的医疗和社会保障开支。又随着国债的增加，利息开支也愈来愈大。这些开支反过来又增加国债的规模，进一步推高需要支付的利息。按上述国会预算办公室的展望，利息占财政支出会由2019年的8%上升至2050年的26​​%。而在2050年余下的74%政府开支中，40%会用在医疗、27%用在社会保障上。换句话说，除了利息、医疗和社会保障外，到时美国政府每付出100元，只有24.4元可用在其他项目，再减去国防及一般经常性开支后，余下用在提高生产力如基础建设、教育、研发等方面的预算买少见少，对美国经济前景和国力影响深远。

即使推测准确，上述情况也只会在未来数十年逐渐呈现，估计不会影响当前的经济政策。但若然美国政府的财政赤字不可能持续扩大，那总有开始处理这个问题的一天，不能等到事情无法继续才动手。特别是像社会福利等措施，难以一下子逆转。约十年前希腊面临债务危机时，政府要延后工人退休年龄两年以减轻退休金支出，便引发出大规模的罢工和示威。

一般来说，国债占GDP的比例可以由下列方式来降低。一是高速的经济增长，提高收入来还债，同时减少新的财赤。二是通过市场预期不到的通货膨胀，降低债务的实质成本。然而，以目前美国的经济情况，高增长和高通胀都难以出现。三是债务违约和债务重组。四是通过行政干预和金融压制，将有限的资金以低利率转移至政府部门，帮政府解困。这两者或会出现于发展中国家，但若美国作有关举措，定然带来全球金融市场的地震。余下来的唯一方法，便是在政府开支和税收各方面作根本的修订。

两党相争乏长远视野

要处理有关问题，需要有长远视野和长期计划，但这恰恰是美国政治体制下所欠缺的。众所周知，民主共和两党每4年一次争取选民，通常都只着眼于短期的议题。此外，政府的开支和税收本质上有强烈的收入再分配含义，财政政策的修改自然也有强烈的政治色彩。

传统上，共和党着重减税和优惠企业，民主党则着重增加民生福利。共和党一直以减税可刺激生产，因而税收会不跌反升为理论根据。民主党这几年多了所谓现代货币理论作为依据，指政府开支可随时通过发钞来支付。所以无论哪一个政党上台，方向都是增加政府财政赤字。因为选民的短视，政客也乐于对长远的国家财政问题视而不见，留待将来的政府来处理。在目前美国社会极度分化和撕裂的情况下，更不容易达成共识，问题只会继续延后和发酵。

美国政府的财赤和国债不单是美国内部的事情，更有深远的国际影响。上星期公布的一个数字，是经过两年多的贸易战后，美国本年8月的贸易逆差仍然达到14年来按月计算的新高峰。贸易平衡根本上反映的是国内包括政府的宏观经济行为。美国政府的财赤消耗了部分国民储蓄，也导致了较大的贸易逆差。

换言之，要弥补赤字，美国政府不单向国民举债，也通过美国的贸易逆差向外国举债。目前美国的国债有约四成由外国持有。

美单边主义自挖墙角

基于美国长期的贸易逆差，外国人持有美国的资产多于美国人持有的外国资产。在去年年底，这两个数字分别是40.3万亿和29.3万亿美元。但按圣路易斯联储局最近的一项计算【注3】，从1952年至2015年，外国人持有美国资产的年均回报率为3.3%，而美国人持有海外资产的年均回报率为5.8%。回报率差别这么大，一个可能原因是外国在美国持有的资产中有相当部分是美国政府债券，回报率低于私营企业。也可以说，外国投资者愿意收取较低的回报，换回来持有美元资产的可靠性和流动性。

美国政府要弥补财政赤字，可以向国民举债，但这样会减少国民储蓄，增加外贸逆差，也等于借用了外国的资源和产品。若债务通过央行货币化，而美元又是国际通货，流通到海外后亦一样暂时换取了外国的资源。

换句话说，美国国债通过不同的渠道由外国融资。亦因为这样，美国可以较其他国家更加容易维持多年来庞大的财赤。然而，这些不同的融资渠道都建基于二战后美国一手打造的国际经济金融秩序。惟目前美国奉行的单边主义正在挖自己的墙角，将原有的机制瓦解。在未来的中长期，美国的财赤和国债如何演变，会是全球经济的一个隐忧。

【註1】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 The Budget and Economic Outlook: 2019 to 2029, January 2019.

【註2】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 The 2020 Long-Term Budget Outlook, September 2020.

【註3】https://files.stlouisfed.org/files/htdocs/publications/economic-synopses/2020/01/31/the-united-states-as-a-global-financial-intermediary-and-insurer.pdf

陆炎辉　港大经管学院荣誉副教授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零年十月十四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香港第三次經濟轉型，還等什麼?  

中美角力在新冠疫情下持續，加上去全球化及去中介化的國際大趨勢，相信香港再難像以往倚靠作為各國貿易及金融中介，獲取厚利。

其實，香港一直倚仗政府推動的四大支柱行業（金融服務、旅遊、貿易及物流、專業及工商業支援服務），佔本地就業比重，自2011年起已逐年下降，而佔本地生產總值（GDP）比重，除了金融服務，其他三個支柱行業近年都有下滑趨勢。面對中美貿易戰及科技戰，貿易及物流更首當其衝；旅遊業則在疫情下陷於癱瘓，恢復需時。金融業方面，幸得多間重量級新經濟企業在港上市，為香港帶來豐厚財富，短期內能緩衝經濟下行速度，可惜金融從業員就業人口不到9%，對解決疫後失業及日益加劇的貧富懸殊問題幫助不大。

經濟歷史難關如何衝破？

筆者認為，繼1960年代本地經濟轉型至製造業為主導，及1990年代再轉型至金融地產物流等服務業後，必須進行第三次經濟轉型，切勿重蹈2003年沙士後的覆轍，靠旅遊及地產帶動復甦，錯失良機，反而應善加利用環球疫情及中美摩擦的壓力，轉危為機。第三次經濟轉型需要政府強勢支持，聚焦包容性經濟增長（inclusive growth），以創造多元化及具向上流動性的就業為核心，並且發展可持續知識型行業。

至於具體策略，筆者有以下三大建議。

一、加大研發開支

特區政府須大幅提高研究及發展開支。作為已發展經濟體，香港理應走在知識型新經濟前列，但政府向來對科研的投入（包括大學）偏低，到2017年只佔GDP 0.73%，遠低於大部分發達國家（如OECD成員國的平均比率為2.4%），甚至低於中東及北非國家的平均0.81%。

近年，特區政府似乎開始醒覺，在2017年《施政報告》擬定，在2022年前，將研發開支的GDP比率增至1.5%（約450億港元），令人鼓舞，但2019年政府的研發支出距離目標還很遠。相比政府多項總額高達3000億的疫情紓緩措施，包括涉及710億的全民派錢，450億的承諾作為長遠投資，維持研發佔GDP 1.5%的目標，並不為過。另外，金融管理局負責管理2000多億港元公帑的未來基金，則可讓投資專家發揮所長，更彈性地直接投資在風險基金及天使基金，支持初創及科研。能夠做到以上各點，科研投資者及人才將更樂於視香港為基地。

二、解決人才荒

若論香港整體經濟發展問題，關鍵不在於資金，而是缺乏適合人才。

所以第二策略，無疑是政府須多維度地彌補人才短缺。事實上，本地高學歷、有經驗的人才不少，但大多集中在金融、醫療、高等教育行業，大量知識及研發成果未能釋放到市場，從而造福市民。主因之一是中層技術及科技人才不足，以致高科技新經濟產業鏈斷裂。

此乃源自勞動市場供求錯配。大學學科廣受歡迎的往往是醫學、法律、工商管理等，而非科學或工程，主因之一是勞動市場沒有給科學、工程學畢業生提供學以致用的機會，這當然是「先有雞還是先有蛋」的問題，但筆者相信，要解決人才供應問題，更應先解決人才需求問題。政府可考慮利用大幅增加的研發支出，建立科研機構，研發甚至生產生物科技及金融科技等產品及技術，同時通過經濟誘因吸引國內、海外新經濟企業來港設立分公司，有效地增加對科研及科技人才的需求，並協助經濟轉型。

教育資助委員會同時應逐步提升各大專院校研究生的人數及質素。例如筆者任職的香港大學經濟學系，全職研究型教職員約30位，每年卻只可收最多8位博士生，從培訓人才及研發的角度，比例都不理想，相信其他學系也有類似情況。大家要明白，香港培育的博士生大多來自境外（特別是中國內地），專業知識受到世界認可，即使短期內未能獲本地市場吸納，亦可選擇到國內或世界各地研究機構、企業及大學工作；況且培育博士生有利於香港未來經濟轉型，增添軟實力，可見增加整體博士生人數之舉理所當然。

至於從海外輸入人才一環，政府亦應優化現有計劃，並提升其規模。例如，2018年至2020年3月期間，透過科技人才入境計劃來港工作者，為數只及321人，與預期的1000人目標相差甚遠。這雖與近年本地經濟不穩有關，但也許亦與計劃的兩年固定聘任期，以及須同時聘用本港職員的綑綁安排有關。為招徠海外專才來港，筆者建議特區政府為來港的資深及策略性專才，興建高級科研人才宿舍；鑑於符合條件的專才人數不會很多，對本地社會的住屋問題估計影響有限。

值得注意的是，多年來的經濟學研究都指出，從高科技研發到生產，除了可增加生產力及帶動經濟增長，也可全面加強就業。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經濟學教授Enrico Moretti就在其研究中發現，在美國每當一間高科技公司招聘到一個職位，隨即產生5個新增職位，涵蓋高端服務業及其他舊經濟行業。換言之，高科技轉型更能製造包容性的經濟增長。

三、香港再工業化

具體策略之三：香港需要再工業化，目的主要是為年輕人帶來向上流動性及多元化的就業機會，也為科研及初創打造較完整的生態環境。2019年製造業佔本港GDP少於1%，反觀與香港同被稱為「亞洲四小龍」的台灣、南韓及新加坡，製造業佔GDP分別是30%、25%及20%，連經歷30年經濟低迷的日本，也能維持製造業佔GDP 21%的水平，足證製造業能夠在發達經濟體再次復興。上述發達經濟體生產成本不低，製造業都走科技化、機械化及市場國際化路線，可見製造業面對的挑戰，不僅是生產成本的問題，更是生產力、產品質素、市場定位，以至政府政策的問題。

至於本港產業發展的重點，應先從比較優勢行業（如金融及醫療）出發，建立高科技製造業，先以本地市場為試點，再以國際市場為最終目標。金融方面，特區政府及金管局已意識到網上銀行、大數據及金融科技化的重要性，筆者深信這方面最易迅速發展。香港大學去年也乘着此發展願景，推出了跨學系金融科技本科課程，以應社會所需。至於醫療服務，正逐漸邁向數碼化及使用人工智能，憑着香港的成熟醫療技術及國際一流的醫學專家，加上對新冠疫病的研發知識，醫學產品工業化及商業化有望更上層樓。

由於市民大眾不一定了解個人如何可受惠於科研、初創及再工業化，或會消極地否定令香港經濟多元化的政策，片面地歸咎於高地價等阻力。縱使經濟民生難題莫過於房屋，但主要是住宅供應問題；其實經過20多年的去工業化，香港還剩餘很多工業大廈，現在政府活化工廈的方向都以小型工業、藝術及飲食行業為主，接近40%還是用來存貨。簡單來說，再工業化面對的不是土地問題。

在推廣經濟轉型政策方面，政府應強調其能帶動包容性經濟增長，亦應以此為宗旨，定期檢討政策成效。正如哈佛大學經濟教授Dani Rodrik在其文章Creating a Good Jobs Economy中指出，可持續兼具包容性的經濟增長，應能製造良好職位，除為就職者提供足夠工資，滿足基本生活所需外，其工作性質也應帶來在職學習的機會，並具向上流願景、動力及責任。與大部分服務行業相比，高端製造業及其他科技行業更能提供此等職位。

工業政策的經濟理論基礎

歸根究柢，以往港英政府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提倡的「大市場、小政府」積極不干預政策，是在沒有市場失效（market failure）的情況下最適當的經濟政策方針及思維；但當發現市場失效，政府就有必要改弦易轍。

市場失效最經典例子，莫過於市場出現「界外效應」（externality），經濟學最常討論的有關例子就是污染。當污染製造者如工廠，沒有為受污染者作出補償，市場亦缺乏有效機制令污染製造者承擔後果，則政府每須實施政策（如稅項），增加污染製造者的生產成本，但政府如何能為製造正面界外效應的企業提供生產誘因，以造福社會？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教授Jonathan Gruber及Simon Johnson，在其Jump-Starting America一書中，證實美國在二戰後與蘇聯冷戰期間，能享受高速科技發展及生產力增長，全賴政府對科研（尤其是與軍事技術有關的項目）的財務及政策支持。他們還選定美國102個城市，包括受去工業化重創的底特律，認為全都有成為新經濟重鎮的基礎，今天欠缺的，是政府昔日對研發的大量投入。

人才的需求及供應，以至在職者及投資者對市場的預期，彼此環環相扣。筆者建議上述策略應三管齊下，以創建完善科研生態和工業化環境，為香港經濟困境帶來出路。冀望特區政府與社會各界靈活應變，轉危為機，從速帶動香港經濟轉型。

鄧希煒教授
港大經管學院經濟學教授、香港經濟及商業策略研究所副總監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零年十月七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