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一向高度依赖来自物业市场交易的地价收入和印花税，作为政府主要财政来源，但两种税收均与经济周期挂钩，波动性高，长远难成稳定收入来源。面对2019冠状病毒病威胁下的严峻经济环境，笔者认为当局应另辟蹊径，透过破格思维力求财政稳健均衡。

给库房收支把脉

【图1】显示，税收为公共财政最大收入来源，自2014-15 至 2019-20年度期间，在政府总收入中，营业税占22.44% 至 31.16%；薪俸税占8.42% 至 12.86%；地价收入占13.53% 至 26.59%。

图1 2014–2020年香港特区政府收入组合

资料来源：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作者计算

财政预算收入主要来自地价收入，波动性最高，2003至2004年度总值为54亿元，2017至2018年度则高达1,648亿元，难怪高地价政策备受非议，亦令人怀疑地价收入能否充当稳定可靠的收入来源。整体收入中另一重要来源是印花税，从【图1】可见，近6年来占政府收入10.8% 至 15.64%；其余则为投资收入及其他收入。库房收入有大约7成来自税收，较为单一，在公共开支日增的情况下，可持续之道在于开源。

根据2020至2021年度的开支预算，教育方面开支为996亿元（20.5%）、社会福利939亿元（19.3%）、卫生871亿元（17.9%），合共占政府经常开支总额2806亿元（57.7%）。公共开支即政府开支加上房屋委员会及其他基金的开支，每年占本地生产总值（GDP）约15% 至22%，最近已臻高位，预料更会在短期内进一步提升。
至于储备，回归后香港特区虽然屡有财政盈余，但2019至2020年度则出现赤字，约相当于同年GDP的1.3%。上次出现财政赤字是在2000年代初，亦即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及2003年沙士爆发之前【图2】。2003年10月，香港财政储备只有0.234万亿元，处于史上低位，而在2019年1月则为1.2万亿元，达历史高位。

图2 香港特区政府财政盈余

资料来源：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

截至2020年3月底，本港财政储备高达1.16万亿元，以全港人口计算，每人平均15.4万元，占2019年GDP的40.5%或政府开支191%。由此衍生出连串问题：如何投资有道，以确保妥善管理储备？怎样维持财政高效和透明度？厘订财政储备水平准则何在？财政政策应否改革，以平衡收支？要利民纾困，应否动用财政储备？

上两个财政年度，特区政府在管理累积财政盈余方面都采取较具前瞻性的策略，其中包括提供税项宽免，以增强企业的竞争力；投资未来；投资预防措施，如防患医疗护理、培训、再培训，以及社会企业。此等措施旨在提升社会和经济发展的竞争力，并确保公共财政健全。

为财政开源铺路

当前疫病肆虐，加上中美在贸易、经济发展方面摩擦持续、英国脱欧以及中东和亚洲地缘政治风险，本港短期内仍面临经济下行带来的重大挑战。基于中美关系恶化，世界政治、经济形势今后更为波诡云谲，香港作为中国内地及世界其他地区的门户角色，难免受制于各项不确定性。

针对新冠肺炎大流行，特区政府透过「防疫抗疫基金」，已先后推出多轮纾困措施，又以扩张性开支提供经济援助，财政储备跌至约8000亿元。踏入2021年，世界各地相继推行疫苗接种计划，但疫前的经济「常态」未必能够迅速恢复。

《基本法》规定香港特区的财政预算量入为出，政府须审慎理财，同时力保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笔者认为解读《基本法》不宜墨守成规，因为要应对前所未有的新冠疫情，即使财政赤字维持数年也无可厚非。为达财政稳健和维持国际竞争力的目标，具体措施包括提高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和国际航空枢纽地位，强化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国际资产管理中心及风险管理中心功能，推动金融、商贸、物流、专业服务等向高增值方向发展，以及发展创新和科技事业等等。

公共财政方面，针对特区未来财政赤字或会持续此一难题，务须藉破格思维制订长远财政策略，在不同范畴开源，以增加稳定收入。可行方法之一，在于推动「明日大屿」以配合可持续发展的方向。要解决房屋问题，填海是治本的方法。按「明日大屿」规划及工程研究的建议，东涌扩展计划将会提供约 49600 个住宅单位，既可增加房屋供应及土地储备，亦可为政府带来可观的长远财政收入。根据香港测量师学会的估算，交椅洲人工岛的私人住宅及商业地的卖地收入已达7070亿至11430亿元，足以应付首阶段发展工程的开支。

新发展三大动能

首先，创业可带动经济更上一层楼，使经济活动多元化，在低迷时期有助刺激经济复苏。投资推广署的《2019 年初创企业统计调查》显示，相对于2017年，2019年全港初创企业增至 3184 家，增幅达42.8%；雇员12478 人，增幅更高达 97.4%。

除本地以外，此等初创企业的创办人亦来自世界各地，包括美国、中国内地、英国、法国及澳洲。一如其他发达经济体，创业活动已渐成本港经济结构的重要一环，在当前备受疫情左右的经济困局下，更尤其如此。特区政府应以寛松包容的政策，推动及支持各年龄组别人士创业，令本地经济结构更多元化。

其次，长者潜力不容忽视。按特区政府统计处2016年公布的人口预测，本港人口老化在未来20年将加快步伐。2018至2038年，老年人口的数字和比率将分别从127万和17.9%增至244万和31.9%。 换言之，在2038年，几乎每3个香港人中，就有1人为65岁或以上的长者。

香港作为一个知识型经济体，长者继续工作的潜能和对经济的潜在贡献，无疑较一般传统劳动力市场为高。若要释放年长人口的生产力，则需要利用相应的基础设施及前瞻性政策加以配合，务求达到《联合国老年人原则》中确立的5项标准：独立、参与、照顾、自我充实和尊严。为长者谋求福祉之余，可让他们在新经济中继续发挥所长，甚至参与创新活动。

2017年10月，林郑月娥以行政长官身分发表其任内的首份《施政报告》，提及「在安老方面，我们不会把人口高龄化视为威胁公共财政的问题，反之藉此契机开拓更多有效照顾长者的服务」。事实上，新一代长者中不乏健康且活力充沛的一群，整体教育程度也较高，自然可为社会继续贡献力量。当局若能推动支持长者就业和终身学习的计划，将有助本地经济复苏。

第三，由香港社会服务联会成立的「社会创新及创业发展基金」因应高龄人口，在2017年建立了一个容纳各方参与的乐龄科技平台，从而检视了多项具广泛应用潜力的乐龄科技产品及服务，以推广乐龄科技在本港的发展及应用。

欧美各国和日本近年也在乐龄科技的研究投放大量资源，当中涉及绿色环境、能源、保健和医疗等领域，以改善老龄化社会的生活质素为最终目标。面对世界人口持续老化，香港凭借本身的的基础科研，结合深圳的创新及科技，在有关产品及服务市场上定能大有可为。

谢国生 港大经管学院金融学首席讲师、新界乡议局当然执行委员

赵耀华 港大经管学院副教授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一年一月二十七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说特朗普任内以社交媒体治国并不为过，他在推特和脸书就分别有8800万和300万的追随者。1月6日发生示威者冲击国会山庄事件之后，特朗普被社交媒体封锁，推特甚至永久封闭其私人账户。这些事件都来得非常突然，特朗普作为一个现象，和他任内的作为，特别是在任期的最后几个月，都是值得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细加研究的课题。

美国去年发生了大规模的示威，暴露了社会的深层次矛盾，两党选民之间的对立，也似乎到了史无前例的地步。网上社交媒体有否推波助澜，令社会更为分化？它们防止危险言论的措施，会不会矫枉过正，成为另一种风险？笔者希望在此对第一个问题，介绍一些新近研究结果，尽管这些研究并不涉及最近的大选。

首先介绍一项关于美国的研究【注1】。论文作者指出，种种量度指标都揭示美国在政治上日益两极化（polarization）。举例说，在1960年，共和党和民主党支持者仅各有5%，会对自己的子女与另一政党支持者结婚「感到不快」（displeased）；但到了2010年，则约有一半的共和党支持者和超过30%的民主党支持者对此「感到有点不快或甚感不快」（feel somewhat or very unhappy）。投票给自己所属政党候选人的比例，从1980至2015年间增加了50%；在1971年有71%受访选民表示，在总统大选和国会大选中，均会投给同一政党的候选人，这个数字更在2012年上升到90%。

不同年龄组别两极化情况

论文作者根据前人研究的8个常用的两极化指标，整合成一个综合指标。在数据方面，他们根据一项长期调查（American National Election Studies），把人口分为4组，分别是18至39岁、40至64岁、65岁以上，和75岁以上，并且计算出各个年龄组别在不同时间的综合指标度。（这个指标为正数，参考的数值定为1，数值愈大两极化愈严重）。此外，作者通过其他调查，整理出这些年龄组别使用互联网的频繁程度。

从【图】中可见，每个分图中的一条粗黑线，就是该年龄组别两极化的综合指标，18至39岁和40至65岁这两个组别的两极化程度，不及另外两个组别严重。在过去二十多年，两极化最严重的其实是高龄群组。

图 18–75岁以上各年龄组别的两极化综合指标

资料来源：【注1】

然而数据分析显示（这也符合常识），高龄群组使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程度较低，年轻群组使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则较普遍。虽然许多作者认为互联网特别是社交媒体是政治两极化的一个驱策力量，这篇文章的发现却不支持此一看法，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对于近年的政治两极化现象，充其量只能起到有限的作用。

社交媒体和仇恨犯罪

以下介绍另一项研究，关于社交媒体是否增加仇恨罪行（hate crimes）的因果关系分析【注2】。

这篇论文以俄罗斯的数据为依据，俄罗斯幅员广大，有180个少数民族，很适合进行这方面的研究。VKontakte（简称VK）是俄罗斯的最主要网上社交平台，2006年秋天由圣彼得堡国立大学一名学生所创建，其功能和设计与脸书十分相似，2011年在俄罗斯的市场占有率高达90%。

VK的早期参与者都是该大学的学生，来自全国各地，各自把VK带回老家，因此至少在VK的早年，其渗透率高低由历史所决定。这种情况有如对照实验，提供了理想的研究数据。

文章指出，社交媒体的渗透率愈高，种族仇恨罪案就愈普遍。而在民族情绪本来就较炽烈的地方，这种效果更为明显，其中VK渗透率每增加10%，仇恨罪行就会随之增加25.8%。相反，在民族主义情绪最温和的地方，VK渗透率增加对当地仇恨罪行的数目则丝毫没有影响。

2018年夏天，作者又通过网上问卷形式，以125个城市的4000名受访者为对象，探讨VK渗透率如何影响市民的仇外心态。对于这类敏感议题，受访者往往有所忌讳，不愿公开承认，因而影响了问卷调查的可靠性。作者于是用了一个巧妙的办法处理，把受访者随机分为两组，为对照组的受访者开出四道命题，让他们回答同意多少道命题。至于实验组，除了这四道命题，还开出有第五道（以下简称为排外命题）：「我对某些种族感到不耐烦或讨厌」（I feel annoyance or dislike toward some ethnicities）。

将实验组同意的命题平均数，减去对照组同意的平均数，就等于受访者同意排外命题的百分比。由于承认排外情绪的方式并非公开，是作者推论出来的，所以称之为「引申性敌视态度」（elicited hostility attitude）。

作者接着的计量分析，发现社交媒体的渗透率对受访者的「引申性敌视态度」有正面作用，对年轻或教育程度较低者尤为显著。具体说来，VK的渗透率每增加10%，就会令受访者的潜伏敌视态度加深2%。

社交平台须用得其法

在这里介绍了两篇论文，表面上有不同的结论，笔者觉得它们各有其意义。第一篇说明美国以至一般国家的政治矛盾才是根源，完全归咎社交平台只会治标不治本，并非解决问题之道。

推特和其他社交媒体封锁特朗普的账户，应该能够减少他对世界所造成的负面作用，但若不正视美国国内的深层矛盾，反而会加强特朗普支持者对拜登当选是一场阴谋的想法，而通过封锁账户言论自由的做法，如果处理不慎，更可能后患无穷。

第二项研究则告诉我们，采用科学方法，借助合适数据，确实可以证实社交媒体渗透率上升，足令仇恨罪案和仇外情绪变本加厉，还可以量化其作用。这个结论不但符合一般人的认知，更值得所有人，特别是决策者深思。网络上的社交媒体不收分文，让我们免费使用，但是世上并没有免费午餐，我们的消费行为和生活习惯的信息被广告商掌握之余，我们付出了宝贵的时间和专注力，更可能误入歧途而不自知。

注1： Boxell, L. M. Gentzkow, and J. M. Shapiro, “Greater Internet Use is Not Associated with Faster Growth in Political Polarization Among US Demographic Group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2017, 114 （40）, 10612

注2： Bursztyn, L, G. Egorov, R. Enikolopov, and M. Petrova （2019）, “Social Media and Xenophobia: Evidence from Russia,” NBER Working Paper 26567

赵耀华 港大经管学院副教授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一年一月二十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2020年11月15日，东盟10国加上中国、日本、南韩、澳洲和新西兰共15国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议》（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简称RCEP）。稍后待各国于国会通过后，协议将会是有史以来最大的自由贸易协议，涵盖全球三分之一的人口（约23亿）及本地生产总值（GDP），预计到了2030年，GDP更将占全球的一半。

在2019冠状病毒病肆虐以及去全球化趋势的大环境下，RCEP的签署殊属创举，可算是近年最值得鼓舞的国际事件。不少研究就已预计，RCEP多个成员国更将是疫后全球复苏及长期增长的重要引擎；RCEP其中两大成员国──中国和越南──是少数去年能在严峻疫情下仍保持经济增长的国家。

除了协议规模抛离欧盟及由美国、加拿大、墨西哥组成的北美自由贸易区，RCEP亦将成为最重要的消费中心，占世界中产人口（以一家三口年收入15000美元以上为准）高达一半，单在中国就有超过4亿。据中国政府定下的目标，到2035年中产人口将增加一倍。至于东盟境内，有关数目现为1.4亿，预计到2030年，亦将倍增至3.3亿的水平。

RCEP精华所在

RCEP协议条文共500多页，共20章。直接关于贸易的8章，条文类似世界贸易组织（WTO）等传统多边贸易协议，着重逐步减免关税及非关税壁垒，计划在10年内取消92%商品的所有关税。但由于东盟成员国之间已经实施自由贸易，中国政府亦已与东盟各国签署双边自由贸易协议，而在RCEP成立前并未订定双边自由贸易协议的中日韩三国，各自的关税率都偏低，相信降低贸易壁垒本身对区内贸易影响有限。

在商品贸易方面，焦点在于第3章有关原产地的定义，与现有许多自贸协议如北美自由贸易协议（NAFTA）一样，只要产品包含来自自贸协议区内的一定百分比增值（一般在40%左右），即可获所有成员国共同设定的关税及其他政策优惠。在RCEP签定前，国际双边贸易政策因应各国各自的原产地要求，贸易公司为求有足够的增值分成来自出口国，往往未能有效分布生产链，更会作出有违社会效益的避税行为，导致生产率降低。所以RCEP提出将原产地重新定义，有助优化区内供应链重组，提高生产效率，并鼓励公司尽量利用区内的中间投入产品及原材料，而减少对区外的经济依赖。

至于RCEP其余12章，则在传统商品贸易政策的基础上更上层楼，如有关服务贸易包括金融行业的开放（第8章），对跨境投资的协助及法律保障（第10章），优化及统一区内保护知识产权的法例及框架（第11章），以至设立有关海关法例促成及保障零关税电子商贸（第12章），一一超越WTO及其他地区自贸协议而有所创新，更符合二十一世纪由数码经济及服务贸易带动的环球贸易。

鉴于区内65%的服务贸易壁垒将在10年内下降至零，而区内已发展国家的经济，多年来已由服务业驱动，中国亦已从工业逐渐转为以服务业为主导，相信RCEP能带动的服务贸易开放，将较工业贸易的开放，更能促进区内跨境投资以及成员国的持续经济发展；对日后其他地区自贸区协议，可提供参考。

对全球经济的影响

相较《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CPTPP，前称TPP），RCEP对成员国政府所需作出的改革要求整体上没那么高，但正因为能够尊重各国不同的政经情况，注重包容性的经济发展及互补，而尤其有利于疫后亟需的经济复苏。RCEP倡议的法例及其框架标准化及一体化，特别是有关产权制度的协调，也可为区内经济制度相对落后的国家，带来积极的改革动力。

读者也许会顾虑，区域贸易协议或会助长区域主义，经济学研究对此并没有共识，反而有研究指出，区域贸易协议将可增加未来多边贸易协议达成的机会【注】，而哈佛贸易经济学权威Pol Antras 及Fritz Foley约于10年前已在其研究中，就美国对外直接投资进行微观数据分析，发现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当东盟的规模不断扩张时，基于区内生产和销售成本下降，美国在东亚的投资随之迅速增加，由此可见，区域贸易协议并非排他性。然而时移世易，美国数年来实行单边主义，寄望在拜登下星期上场后，美国经济政策会步向正常化，在区内投资可有望逐渐增加。

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占RCEP经济规模一半的中国，毫无疑问将在协议的未来发展方向中，扮演重要角色，同时从中获益，推动本身经济发展。

其中一方面在于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直至目前为止，人民币国际化的进展在贸易一环比较显著，外国与中国贸易现时有超过20%以人民币结算。透过RCEP，中国的贸易市场自然扩大，而区内亦可能在原材料及中间产品进口方面减少对欧美的依赖，从而增加人民币在区内的用途。

另外，由于多年来生产成本上涨，中国经济已从全球供应链的中下游（如劳动密集型加工出口），升至近中上游，包括多项高增值及研发密集型的活动。加上中美贸易战的关税压力及不确定性，美国在中国贸易伙伴排名榜上，已在2019年由首位跌到第三位，而中国的贸易重心，亦已渐渐转向东南亚，特别是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三国。

2019年，东盟更成为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仅次于欧盟；尤其是半导体，东盟输往中国的货量增幅高达24%，中国输往东盟的货量增幅更达29%。RCEP签署后，相信东盟的整体生产力会逐步提高，区内的供应链重组也会进一步改善，而有望很快超越欧盟，成为中国的最大贸易伙伴。这些环环相扣的发展，势将惠及「一带一路」有关基建及贸易项目的投资，并更能应付美国政府贸易及科技战。RCEP的签署也为中国政府的双循环的外循环部分，打响头炮；内循环部分方面，则透过区内的供应链重组，利用日韩两国在先进领域的技术与零件，建立较完整的本地生产链。

RCEP是去全球化大前提下的区域化现象，香港日后的参与备受关注，笔者认为社会各界应把握下列五大条件，巩固并再创优势。

为香港带来的崭新机遇

首先，香港的传统四大支柱行业（金融服务、旅游、贸易及物流、专业及工商业支持服务），在就业及生产总值的比重逐年下滑，唯有金融服务例外。香港位居要塞，作为中日韩及东盟的地理枢纽，其贸易及物流中介角色可望透过RCEP复兴。随着国内港口及机场不断发展，本港不能只靠基建设备，更应发挥向来超级联系人的角色，利用自身管理供应链的经验，为RCEP自贸区提供对物流及贸易的融资、保险及管理服务。

第二，鉴于RCEP将开放区内的跨境电子商贸及数据储存，数据储存地点再不受地理位置局限，香港在电讯基建配套及国际带宽接驳方面，均达全球最先进水平，位列亚太区最具吸引力的数据中心选址前列，紧随新加坡、悉尼及东京，只要加上内地和特区政府大力推动，在区内大数据产业链发展方面定能大有可为。

第三，笔者一直提倡本港再工业化，藉此完善科研及初创的生态圈。利用本地的科研基础及销售经验，结合大湾区的高端工业生产技术，通过产学研与销售的互动，实现再工业化以及经济结构转型之余，亦可瞄准RCEP成员国日益扩大的消费市场。

第四，RCEP既为国家创造进一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条件，香港作为区内首要国际金融中心，自能深化其人民币离岸结算中心的功能，并借助其金融科技人力资源及市场，驱动人民币数码化。

最后，凭借其完备的法制及训练有素的从业员，香港也能为RCEP成员国之间的公司争端诉讼，充当法律支持基地，并为区内培训法律人才。

注： Caroline Freund, Antoni Estevadeordal, and Emanuel Ornelas, ‘Does Regionalism Affect Trade Liberalization towards Non-Member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3（4）, （2008）: 1531-1575.

邓希炜教授
港大经管学院经济学教授、香港经济及商业策略研究所副总监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一年一月十三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过去大半年来，中国与澳洲的贸易纠纷愈演愈烈。澳洲出口到中国的货品，从龙虾、大麦、牛肉，到木材、棉花、糖、红酒，乃至最近的煤炭和精铜，纷纷遭北京政府认定有各种问题，因而施加惩罚性关税或禁止入关。

有人说中国的主要敌人是美国，双方在贸易战线上仍处于对垒状态，这时不宜四面树敌。其实不然，中澳争拗是中美博弈这盘大棋中的一小部分，中方主动出击，借此打击美国盟友，相信是精心部署的一着。

中国外交战略

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在价值观念、政治与经济体制等许多方面有重大分歧，双方时有龃龉，但总体是合作共赢的局面。但近年来，随着中美之间的国力此消彼长，西方国家开始把中国当作头号敌人，加大打击力度，中美贸易战就是转折点。

中美之间的实力悬殊，中国基本上只能采取守势，但对西方其他国家则随时有能力还以颜色，既可安抚国内的民族情绪，亦可杀鸡儆猴，让这些国家认清形势，切勿反华过什。特朗普以「美国优先」为国策，难望其为盟国挺身而出，中国可借此向西方世界宣示，为美国敲边鼓等同火中取栗，实属下策。

至于中国要教训的对象，则以其反华程度以及中方反击所得效益多寡为标准，而澳洲正符合这两个条件。加拿大因为孟晚舟事件，在北京眼里也是个需要惩戒的对象。但在贸易层面上，打击澳洲比打击加拿大更能奏效，所以暂时对加拿大按兵不动。可见中国并非四处树敌。合纵连横，古已有之；统一战线、各个击破更是中国共产党的拿手好戏。近日签署的《中欧全面投资协定》，亦显示北京面对美国穷追猛打之下，仍能巧妙利用美欧矛盾，突围而出。

美国重返亚太

美国外交的传统重点是欧洲。苏联垮台以后，头号敌人不复存在，利用欧洲的北约盟友足以牵制俄罗斯。鉴于中国近年崛起，美国从奥巴马时代起已将战略重心转移到太平洋，相应地需要在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物色盟友。除了极少数东南亚小国，如缅甸、老挝、柬埔寨之外，其他亚太国家或对中国不满、或抱敌意，都与美国的立场接近，美国必然软硬兼施，加以拉拢。

印度是中国的传统敌人，越南与中国有很多历史恩怨，是东南亚阵营中反华的中坚力量，不过两国的国力有限，无法与中国直接对抗。加上意识形态与西方不同，无法打人权和民主牌。日本与南韩则因为忌惮北韩，而需与中国维持较好的关系。
余下的澳洲本就属于西方阵营，国土辽阔，实力也较强，估计在美国怂恿之下，近一两年来反华尤显积极。

贸易战场

澳洲对中国的贸易依存度高，并且大量出口到中国。两国的经济互补性强，澳洲主要出产的原材料如铁矿石、煤炭等，正好是中国高速发展所需。此外，彼此地理位置相对较近，铁矿石的另一大出口国巴西，就距离中国很远。近年来，中国占澳洲出口总量的三分之一，包括94%的木材和龙虾、76%的羊毛，以及71%的棉花。相比之下，澳洲占中国出口份额只有3%。

一旦确定打击目标，中国下一步需要决定打击澳洲的哪一类出口货品；贸易战从来都是既损人又损己，所以要寻找损人大而损己小的产品。根据澳洲统计局数据，2017至2019年间，澳洲输华的物资，依价值计算从大到小依次为铁矿石、煤、金、羊毛、牛肉、铜、铝、锌、药品、羊肉、葡萄酒、棉花、原油及天然气、龙虾、原木和大麦。矿石对国民经济影响较大，所以中国先从消费品入手：葡萄酒、龙虾、大麦、牛肉，棉花等。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例如原木有虫害、肉类加工厂出现2019冠状病毒病确诊个案等，甚至指称对方倾销、补贴。半年下来，澳洲似乎还能撑得住，没有让步，所以最近中国开始打击更重要的货品，即煤炭。澳洲煤炭在中国总消费量中占比很小，而且国内煤炭进口不乏其他来源。

互斗转机何在？

中国一直不动澳洲输华的最大项，即铁矿石，因为这个对本国的打击太大。那么，澳洲会不会以限制铁矿石出口来反击中国？澳洲政府已表明不会，因为对该国的打击也太大。再者，以贸易战为理由限制私人企业出口盈利，名不正言不顺，不像美国以国家安全做幌子，限制私人企业向中国出口，至少有法律依据。
美国和其他盟国又会否搭救澳洲？虽然五眼联盟2020年年底公开支持澳洲与中国的贸易对抗，但只是徒托空言，许多西方国家其实乘机与中国做生意，比如法国就多卖葡萄酒给中国，加拿大则憧憬向中国出口炼焦煤。

媒体曾经报导，中国列出澳洲的「不当」行为有14项之多【注】，包括在香港、新疆、南海等问题上指责中国，以至阻止中国在澳洲基础建设及农业的投资等。其实有关立场与其他西方国家并无二致；2018年，澳洲率先禁止华为参与5G招标，比美国还早，但这并不妨碍中澳之间的贸易持续、快速增长。 2020年，中国从澳洲进口的铁矿石、天然气、煤炭三大项，全都创历史新高。

回溯两国关系趋于紧张，导火线始于2020年4月，澳洲一口咬定中国应为新冠疫情负责，这是在特朗普之外唯一摆明与中国为敌的国家。 11月，中国外交部称澳方「屡屡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的问题上采取错误言行，主动挑起挑衅性、对抗性行动。」12月，外长王毅说：「中国到底是澳方的威胁还是伙伴？如果澳方把中国视为威胁，中澳关系如何得以改善？」澳方的反应是：「在核心价值观上我们绝不让步。」上升到「价值」层面固然冠冕堂皇，但却无助于解决问题。以澳洲国内政治而言，执政党也难以像台湾的蔡英文那样，以反华作为其国策而得保权位。

世事如棋局局新，箇中只有永远的利益，没有永远的敌人；国际经济、政治局势波诡云谲，各国关系发展总是变幻莫测。美国候任总统拜登即将入主白宫，读者不妨静观其变，澳洲又会否审时度势，对其「反中」策略加以调整。

注：〈中列澳大利亞「14罪狀」澳總理拒絕屈服〉，《德國之聲》，2020年11月19日

周文 港大经管学院副教授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一年一月六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针对2019冠状病毒病研制而成的两种疫苗（Pfizer-BioNTech和Moderna），近日获得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的批准，得以在美国广泛使用；与此同时，其他疫苗的研发也正进行得如火如荼。可以预见，不久将有更多疫苗获批面市。疫苗研发成功固然是好消息，但要战胜病毒、重启经济，前路依然漫长。

美国NBC新闻早前进行了一项有关政府批核疫苗的调查【注1】，结果显示在接近3万名受访者中，仅有44%的美国成年人表示会接种疫苗，22%表示不会，另有32%则表示不确定。现任美国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Anthony Fauci认为，可能需要接近90%的人口具有2019冠状病毒免疫力，才能遏制疫情【注2】（因为疫苗不是百分百有效，意味着接种疫苗人口比率可能需要超过90%）！然而，美国疫情又最为严峻，感染人数和死亡人数都为全球之冠。若美国推广接种疫苗计划失败，未能在病毒变异前达致群体免疫，其他国家的抗疫进程都会受到打击。因此，释除民众的疑虑，让他们愿意接种，对遏制全球疫情至关重要。

金钱诱因 利弊互见

对于这一问题，著名经济学家Gregory Mankiw和Robert Litan都主张利诱方式（monetary incentive），即以奖金鼓励市民接种疫苗。Mankiw引用经济学上的「界外效应」（externality）概念，以支持自己的观点：如果一个市场的参与者会对市场外的人产生影响，单凭市场的调节作用，未能为整体社会带来最佳效益；此时，政府应通过课税或补贴来调节市场，藉以提升社会福祉。举个例子，工厂生产若不考虑对社会的影响，则过量的废料排放会造成污染环境；因此政府应征收排放税，控制污染量。同理，个人接种疫苗会降低病毒传播的风险，可惠及他人，因此政府应发放补贴，鼓励市民大众接种。

上述提议看似合理，但也有不足之处。George Loewenstein和Cynthia Cryder本月在《纽约时报》撰文指出，人类并非如动物般头脑简单，纯以利诱可能会适得其反，人们因而思索酬金背后的含义，很自然就假设是风险的代价，并以金额多少来衡量接种疫苗的风险。归根究柢，真正值得做的事，毋须付钱也会有人愿意参与。诱之以利或会导致人们对接种疫苗效益产生疑虑，最终参加接种的人反而减少，实属下策。

两位作者亦曾就诱之以利反见风险的现象进行研究【注3】，参加者可透过参与3个医疗实验获得不同数额的酬金。根据研究结果，在有关实验内容和步骤完全相同的情况下，参加者认为酬金数额愈高，其中涉及的风险就愈大。由此可见，若以金钱回报鼓励接种疫苗，部分人反会因怀疑风险较大而不愿接种。

出奇制胜 价高者得

Loewenstein和Cryder在文章进一步提出，将接种疫苗与金钱回报扯上关系，也会削弱利他主义者的参与意愿。试想，要是一个人原本出于无私的崇高目的参与其事，但得知事后可获金钱，则或会因担心别人有所误会，以为他只为酬金，非求「正义」，而可能会放弃或延迟接种。为了化解这个矛盾，两位作者主张改以非金钱的回报为诱因，为市民提供简单直接的动机，例如规定必须持有疫苗接种证明，才可乘坐国际航班；既为接种疫苗加入个人优惠，又可免与贪念挂钩，可谓一举两得。

此外，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Richard Thaler本月也在《纽时》发表的文章中建议，在早期疫苗供应不足的时候，可采用「慈善拍卖」（charity auction）方式，将一部分疫苗的优先接种名额向专业体育界或影艺界拍卖（有关机构都最有动机全面复工），然后将拍卖所得款项用以援助受疫情影响最大的弱势社群，以助渡过难关。

表面看来，拍卖疫苗似乎于理不合，但Thaler的论据有三。首先，拍卖可达致财富再分配，有利于社会公平。其次，就算以非价格竞争手段决定接种的优先次序，难免产生黑市；既然如此，倒不如索性创造一个市场，让交易资金能有一个好去处。第三，在资本主义社会，富人享有更多的医疗资源是事实，尽管也许不合理，却不容否认，而拍卖只不过体现这一事实而已，并非偏袒富人。此外，Thaler认为体育和电影明星对大众也有引导作用，如果他们愿意为疫苗支付可观金额，普罗大众也会随之认同疫苗的价值，对推广接种疫苗足以发挥积极作用。

灵活分配 效益倍增

综合上文各种观点，笔者建议，可将Thaler的拍卖方案略作调整，并加以补充，改为「慈善配对捐助」（charity matching donation）：任何团体可保证向指定慈善机构（如新冠疫情支持基金）捐出固定款项，而获得分配疫苗，并为其成员接种。如此一来，「有条件接种」就能肯定疫苗在一般人心目中的价值，与慈善挂钩，亦即将接种疫苗等同善举。同时，捐款更会拨归慈善机构，以供协助有需要的群众，堪称「一石三鸟」。慈善配对捐助亦可根据对象调整捐助金额，扩大灵活性，从行业巨头到民间团体，都可藉此途径获得接种机会；长远而言，意义同样重大。

纵然疫苗研发成功，假使欠缺良好分配机制，恐怕难以奏效。各国政府不妨借鉴行为经济学的研究，审慎制定有关政策，早日推广疫苗，期望最终战胜病毒。

注1： “Poll: Less than half of Americans say they’ll get a coronavirus vaccine”, Ben Kamisar and Melissa Holzberg, NBC News, 18 August 2020

注2： “How Much Herd Immunity Is Enough?”, Donald G. McNeil Jr., The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24, 2020

注3： Cryder, C. E., London, A. J., Volpp, K. G., & Loewenstein, G. (2010). “Informative inducement: Study payment as a signal of risk”.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70(3), 455–464.

程騰歡 港大經管學院副教授
牟昊鑫 港大經管學院研究助理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历史上很少有哪一年不到年中便已确定写入史册，成为历史长河的分水岭。2020年就是这样的一年，而我们都身处其中、亲历其境。

一年前疫情还未出现的时候，全球经济已受到好几方面的趋势影响。比较直接的是美国以国家安全为借口的保护主义，具体表现在中美贸易战上。但特朗普政府针对的不单是中国，还有其他贸易伙伴，甚至是以美国为首所建立的全球自由主义贸易体系。像世界贸易组织（WTO），因为美国屡次反对有关候选人的提名，目前既无总干事又无贸易争端上诉机构成员，偌大的国际组织形同虚设。

人口老化气候变化影响大

另一个趋势是，金融海啸以来，美国、英国、欧罗区和日本都纷纷采取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使全球持续处于低利率环境。利率低企，投资回报主要基于资产增值。大量资金流到金融市场，带动金融资产价格上升。有能力持有金融资产的人，财富呈现增长，而只能把少有的积蓄存在银行的，回报几近于零，贫富差距因而扩大。

全球化也是收入不平均的一个原因。发展中国家自从八十年代加入全球化过程后，通过国际市场竞争和国际分工获取了发达国家内中、低收入阶层的工作岗位，使后者的生活水平多年来没有改善，因而敌视全球化和外来竞争，并导致民粹主义的抬头。2016年英国脱欧和特朗普上台，都直接和这些演变有关。此外，科技的突飞猛进、或所谓工业革命4.0，如水银泻地般迅速渗入各种经济活动，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也改写了收入分配。

除上述外，长远地影响到全球经济演变的，还有人口老化和气候变化。人口老化方面，65岁或以上人口占全球人口的比例，已由2000年的6.8%上升至去年的9.1%。一些经济体的人口老化来得比较早，日本是众所皆知的例子。在香港，65岁或以上占人口的比例在去年已经高达17.5%。至于气候变化，则是刻不容缓需要国际间携手合作应付的重要议题。

上面种种，已为全球经济带来不同的挑战。新冠肺炎的出现，更迅速地破坏全球经济，亦加强了上述趋势的影响。篇幅有限，这里谈谈新冠肺炎和外贸。

从二战后到金融海啸的数十年间，全球贸易的增长都高于GDP的增长。贸易额对GDP比例的上升，可视为全球化的一个简单明显的指标。但金融海啸后，全球贸易增长已慢下来。2008至2018期间，贸易和GDP都同时增加了26%，亦即是全球化没有更上一层楼。由于服务贸易增长快于商品贸易，所以商品贸易的增长低于GDP的增长。

商品贸易增长较慢，一个原因是技术进步、如人工智能及机械人的发展，减少了对劳动力的需求。生产商可以减少因需利用外国的廉价劳动力而将部分生产外移，因而也减少了零部件或最终产品的进进出出。

另一个原因是，随着经济水平上升，服务业占经济活动的比例愈来愈大，在去年已占了全球GDP的三分之二。但比起农业和工业产品，服务业的可贸易性较低。像工业产品可以由一个经济体出口到另一个经济体加工，然后再出口。来来回回，贸易数值自然较大。相反，服务业一般不可能转口。此外，过去十多年，并没有什么如关税及贸易总协议（GATT）时期的多边贸易协议签订，也没有如中国的大型经济进行外贸改革开放市场，去推动贸易增长。

总在争夺与分享之间纠缠

全球贸易本来已在快速演变，估计新冠肺炎过后，不会回到之前的情况。一个原因是疫情会改变消费者的消费形态，如居家工作会变得更普遍，这自然减少了对交通工具和上班衣服的需求，但同时增加了对电子设备和便服的需求，因而影响有关产品及其零部件的进出口。

另一个原因是新冠肺炎使企业重新计算成本效率和可控性之间的平衡。现代科技容许企业将生产分割到不同地点及各供应链实时到位的管理，把生产成本降至最低。但新冠肺炎导致交通运输的不确定性，使企业作出即使成本稍高但比较靠谱的供应链安排；又或者在本土生产，以科技取代外地的劳动力，加快所谓工业化4.0的步伐。

在疫情之前，美国已将从中国进口的部分商品改为从墨西哥、越南等国家进口。这虽然和贸易战有关，但事实上，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生产成本亦随着上升，有关的转移早已逐渐出现，中国也慢慢从价值链的低端上升。

贸易战开始后，美国即重拳出击，但美国的外贸逆差总的来说不跌反升。原因无他，贸易逆差归根究柢反映一个经济体的储蓄和投资行为。储蓄少投资多，即等于用去大量资源、包括外国的资源，后者自然表现在进口上。特朗普上任后一年的减税，增加了政府的财政赤字，等于减少政府的储蓄和提高外贸逆差。疫情期间，即使美国人民的储蓄上升，但不足以抵消美国政府为挽救经济而实施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政府赤字大规模增加，美国的贸易逆差难以下跌，除非美国境内的投资活动减弱。

若说特朗普掀起贸易战是要取回美国贸易逆差背后失去的工作岗位来争取选民，贸易逆差没有改善甚至上升，那有关的政治力量仍然存在，拜登上台后仍然要面对这方面的压力，难以扭转美国保护主义的倾向。另一方面，中国于本年7月底推出的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互相促进的发展策略，相信其中一个考虑是碍于国际环境充满敌意，而这情况在新冠肺炎后变本加厉，因而在经济运作上减少对外国的依赖。中美两国是全球第一第二大贸易国，总贸易额占全球四分之一，若中美两国都转向国内，加上有关商品在第三国的供应链，全球贸易增长定然受到很大影响。WTO预测今年全球贸易额会下跌9.2%，虽然明年反弹7.1%，但仍然不能回复到疫情前的水平。

2020年提醒我们「山川异域、风月同天」。不过，既是同天，便会有两种取态，一是争夺、一是分享。数千年来，人类都在争夺与分享之间纠缠。「凡是过去、皆为序章」。2021年将至，期待好好总结经验，明年大步踏前。

陆炎辉　港大经管学院荣誉副教授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零年十二月廿三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2008年10月，一个名叫中本聪的作者，将一篇论文传到一个密码学的电邮名单，其中详细解释如何构建一个去中心化的数字资产。2009年1月，第一批这样的资产诞生了，正是今天鼎鼎大名的比特币。

比特币在诞生早期价格非常廉宜，曾经有用5000个比特币购买一个意大利薄饼的纪录。这个食客现在一定会后悔，本文执笔之时，每个比特币价值约为19000美元，那个薄饼现价相当于7.4亿港元！

比特币有两个优点。第一，它的总数是有一个数学上限的，并不如政府发行的货币没有上限；政府滥发货币后果可大可小，轻则侵蚀货币的价值，重则引发经济危机，甚至产生战乱。第二，比特币以匿名方式持有和使用，这固然会吸引犯罪分子，但同时也会是热爱自由和重视保护私有产权的人所向往。

加密货币的弊端

笔者一直对比特币抱持怀疑的态度。第一，就是对其背后的技术所知有限，信心不足，事实上，加密的方法层出不穷，至今加密货币已有几千种，所以虽然比特币供应量有限，加密货币的总供应量未必真的有上限。

第二，就是不肯定政府对它的态度。如果政府加以全面取缔，它的接受程度就会只限于小众之间，其价格自然从天堂掉落凡间，肯定是灾难。

第三，它有可能被永久丢失的风险。因为一旦遗失私人密码，就没有任何办法证明你是持有人；同样道理，一旦身故，若果没有把私人密码事先交给承继者，从此就没有人可认领，这些比特币也会永久丢失。这和银行存款不一样，你丢失了账户密码，经过手续确认身份之后，可以获得新密码；你一旦身故，继承人仍然可以取回那些存款。

加密币获得承认

最近Paypal公司提供平台，让美国用户买卖包括比特币在内的4种加密货币，并且在不久的将来，可使用比特币购买平台中的商户产品，这是加密货币广受承认和普及化的重要里程碑。这个平台容许用户买卖分数值的比特币，而毋须逐个购买，用户也毋须担心丢失私人密码，因为他们并不直接拥有比特币，而是通过Paypal这个中介平台而持有。至于Paypal这个平台是否值得信任，又或会否构成风险，倒是用户应考虑的问题；但话说回来，即使银行也会倒闭，以致存户亦有存款化为乌有的风险。

投资界名宿达利奥是桥水公司的创办人，之前一直怀疑比特币作为流通货币的可行性，最近也承认可能有思虑不周的地方。此外，随着陆续有传统基金开始接受数码货币作为投资资产，可见加密货币渐获普遍承认，至少在美国的情况如此。比特币原本是小众所接受的去中心化的交易工具，但是比特币今天日趋普及，甚至获得主流金融机构的承认，而且吸引了无数投机者参与买卖，实在始料不及。不过，对于比特币的投资者，看见比特币价格飙升，也就乐观其成。到底比特币有没有形成泡沫，笔者不得而知，投资涉及风险，明年今天比特币的价值未必会较今天高，当然也不一定较低，笔者见过最乐观的估计，是明年比特币会升至10万美元一个！

数字人民币将国力推向极致

最近各国都讨论发行虚拟的数字货币。中国就已经开始发行数字人民币，笔者认为，中国的数字人民币和比特币之类的加密货币完全不同，打个比喻，就像宝莲灯和阿拉丁神灯。尽管两者都属于虚拟货币，但比特币这类虚拟货币并不是政府发行，其出现原因正正是要避免政府的干预。这些加密货币也以匿名方式持有，交易时不着痕迹。数字人民币则是由政府发行，而且是实名制的（对小额账户而言，名义上虽然并非如此，但其身份仍可以追踪到）。换言之，你拥有多少数字货币，如何运用，交易方是谁，政府是知道的，而且都有记录。数字人民币的普遍使用，当然会令贪污非法行为如洗黑钱等活动，难以进行，但同时也会使得公民社会的空间收窄，极端情况下，就连行乞或在街头卖艺，都必须事先得到许可才行。

在货币研究中有一种叫「货币替代」（currency substitution）的现象，指一个国家的国民不使用本国货币，而选用另外一个国家的货币去交易；又或者不仅使用本国货币，还广泛使用另一个国家的货币进行交易。拉丁美洲国家就普遍使用美元，东南亚国家在旅游景点也会使用美元。近年人民币用途日广，随着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美国相对衰落，人民币在海外的流通量只会愈来愈大。

如果中国政府愿意推广数字人民币在海外的用途，更会使人民币在国际上更广受承认，但也无可避免会左右各国对各自货币政策的自主权。此外，海外使用者既须遵行实名制，中国政府自然就能掌握其个人资料和消费行为，而在政治上产生深远的影响。

以比特币为首的加密货币，虽已在美国成为一个重要的投资类别，然而未必足以左右联储局的货币政策。反观数字人民币的普及，却可能加速美元作为国际货币的衰落。西方的加密货币和中国的数字人民币两种虚拟货币今后如何发展，对美元又会构成何等威胁，实在值得密切观察；这里面有很多值得研究的地方，对研究者来说无疑是个宝藏。

赵耀华 港大经管学院副教授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零年十二月十六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根据特区政府统计处2016年公布的人口预测，香港人口老化在未来20年将加快步伐。2018至2038年，老年人口的数字和比率将分别从127万和17.9%增至244万和31.9%。换言之，在2038年，几乎每3个香港人中，就有1人为65岁或以上的长者。

长者议题一般与贫困、危疾和社会福利扯上关系。究竟长者是香港的资产抑或负资产？人口老化对社会资源的运用及经济有何影响，而政府面对人口老化的趋势又有何对策？

高龄化压力与动能

香港人口老化主因有三：寿命延长、生育率下降、生育率降幅超过死亡率降幅。医疗保健系统、房屋需求、公共福利金计划和公共债务管理，一一面临人口老化的挑战。纾缓人口老化须靠经济增长，增长可带来收入，以应付长者房屋需求和医疗保健开支，并且减轻公共财政压力及未来的赤字预算。

人口老化也是本地生产总值（GDP）和人均GDP下降的一大因素。随着生育率持续下降，劳动市场的生力军不足以弥补退休长者。劳动人口日减，退休人口反而日增，人均GDP走势自然向下。公共福利金和长者保健开支占GDP比重却提升，在一定程度上蚕食了基础设施和教育等长线投资。劳动人口萎缩亦变相推高平均工资水平。

统计处的数据亦显示，长者劳动力近年有增长的趋势【图】，15岁以上劳动人口中，长者占比从2000年的6%增加到2018年的12.4%，增幅超过1倍。同期长者的劳动参与率亦由1.3%升至4%。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于2020至2021年度《财政预算案》中表明，鉴于经济和就业情况不断恶化，每年将额外拨款3000万元，以加强劳工处的就业计划，进一步鼓励雇主聘用长者、青年和残疾人士，可见长者继续就业已成为趋势。

若能通过提升剩余劳动人囗的生产力，即使活跃劳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率下降，GDP和人均GDP仍可望维持不变。但经济增长有赖创新，问题是老龄化社会能否持续创新。

创业晚成现象

创业精神讲求活力，各地社会往往标榜年轻创业家的成功故事。人口老化一般被视为有碍社会创新，但一项就1960至2012年间33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的调查显示，人口老化与发明活动彼此关系呈驼峰状：劳动人口平均每100人之中，老年人数目介乎24至27之间时，经济中的创新发明活动最活跃。

创业成功的不可或缺因素，还包括教育背景和专业及工商界网络。欧美的研究指出，长者更有可能成功创业，而且50岁或以上创业者的失败率也最低。不过许多长者创业却受制于金融产品的年龄限制和较高的贷款利率，甚或购买雇员补偿保险被拒。因此，政府应在政策上予以扶持。

一份由麻省理工学院、华盛顿大学、美国全国经济研究所与美国人口普查局在2018年共同发表的调查报告，其中涵盖2007至2014年间合共270万名创业者，结果发现成功的新创企业创办人的平均年龄介乎42至45岁，而50至60岁组别的成功比例，更比20至30岁的创业者高出2.5倍。无论是高科技或软件产业，最初5年成长率最高的公司、透过首次公开招股或并购获利的公司，创办人的平均年龄也在40与45岁之间。

市场及政策新路向

纵使人口老化会带来经济增长放缓的风险，要是企业能够审时度势作出调整，以迎合银发市场的需求，亦可创造商机。老龄社会对医疗保健、长期护理、退休计划和休闲用品等产品与服务的需求愈来愈大，而对幼儿教育、育儿和传统银行服务等需求则显著减少。

企业的生产重点应随人口老化而修订。例如制药企业可将部分研发资源，从儿科疾病药物转移到长者疾病药物；人口老化也会刺激非处方药物、高级食品和营养补充剂的销量。面对市场整体需求因人口老化而放缓，企业可因应情况，转为满足银发消费需求而加以对冲，近年日本的成人纸尿裤销量，就已超过婴儿纸尿片。

银行业务方面，可将资源投放重点从传统以及投资服务转向退休年金、退休计划以及长者财富管理等等。银发一族资产增加，也可能导致对某些高端产品和优质服务的需求上升，其消费力不容低估。在美国，2010年50岁或以上者的消费较年轻人多出约10000亿美元。在英国，战后婴儿潮一代持有80%的金融资产。在欧洲，65岁的年龄组别所拥有的资产价值超过3000亿欧罗。

商界应多花时间和金钱来详细分析年长消费者的行为及需要，并采用更具包容性的产品开发策略和营销方法，以兼顾不同年龄组别的消费者，扩大产品范围，将年长消费者的需求纳入其中。

退而不休与经济向上

OECD曾经估计，女性的退休年数平均为21至28年，男性则为14至24年。可见退休人士仍可选择继续工作颇长时间，由此维持劳动人口，以助经济增长。

2011年，英国政府发布一项研究报告，若把人均劳动时间增加1年，实质GDP水平可提高约1%。故此，让仍然具有生产能力的长者选择继续工作，并且加大足以提升生产力的人力资本投资，政府和企业就可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推进经济发展。

要避免人口老化对整体经济造成冲击，其实特区政府和商界可以携手采取主动，让长者尽量继续发挥所长，贡献社会。这意味着须改革有碍他们留在劳动大军中的制度和措施，例如撤销提前退休的规定，或推行鼓励老年人工作的税务优惠等。

化潜能为动力

香港作为一个知识型经济体，长者继续工作的潜能和对经济的潜在贡献，无疑较一般传统劳动力市场为高。
应对长者问题，不应简单化地视之为扶贫和福利问题，要释放年长人口的生产力，社会需要相应的基础设施。老龄化社会实在需要一套前瞻性政策，配合《联合国老年人原则》中确立的5项标准：独立、参与、照顾、自我充实和尊严，为长者谋求福祉之余，让他们在新经济中继续发挥所长，甚至投入创新活动。

2016年《施政报告》中提及，「新一代的长者将更健康和更有活力，教育程度也较高，足可继续为社会贡献力量。政府将继续建构长者友善城市，推广积极乐颐年。」政策不能空谈，当局务须积极推行有利长者就业和终身学习的措施，以利本港经济复苏。

欧美各国和日本近年投放大量资源于乐龄科技（gerontechnology）的研究，当中如绿色环境、能源、保健和医疗等领域的发展，都能够改善老龄化社会的生活质素。面对世界人口老化持续，为长者开发各类前端产品方面，香港的基础科研再配合深圳的创新及科技，无疑潜力无限。

谢国生博士
港大经管学院金融学首席讲师、新界乡议局当然执行委员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二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探索香港經濟新模式

香港經濟長期以來奉行「自由市場」原則和政府「積極不干預」政策；經貿、金融自由開放，加上低稅率，為特區經常贏得全球最自由經濟體的美譽。「積極不干預」政策延續殖民政府期間經濟管治思維，貨幣政策專注於捍衞聯繫匯率制度，財政政策側重於維持保守的政府開支和盈餘理財。這樣的經濟模式與其傳統的經濟結構（以金融、貿易、物流、旅遊等中介產業為支柱）和經濟形態（低技能低端服務業為主）是匹配的，切合過去整體經濟發展需要，並且創造了繁榮輝煌的歷史里程。

改弦更張的十字路口

然而，當前本地經濟正處於亟需轉型的關鍵時刻，論者普遍認為經濟結構需要調整，經濟形態有待提升，但尚未形成共識的是，經濟模式也必須作出相應轉變。假若希望建立一個以高端專業服務行業（建設國際金融中心、國際醫療服務中心、國際教育中心、國際研發中心、國際文創中心等）為核心的經濟結構，塑造知識型創新驅動式經濟形態（高技能、高教育水準、高增值），就絕不能抱殘守缺、疏於求變。除金融和貿易之外，香港在醫療、教育、建造等多項專業領域限制極多，准入門檻奇高，管制嚴苛繁瑣，令行業發展困難。

另一方面，面對國際競爭和本港轉型需要，無論是在高端專業服務行業的發展，還是在塑造知識型創新驅動式經濟形態上，都有賴特區政府積極引導、鼓勵支援，投入必要資源，協同所有持份者的力量，攜手建造基礎設施和創造良好條件。「積極不干預」年代的管治邏輯，顯然無法滿足二十一世紀的需要，不及時改變，將導致香港錯失經濟轉型升級的歷史性機遇。

當務之急是探索新經濟發展模式，培育有效而不失包容的市場，政府必須有所為有所不為，堅守法治制度作為市場經濟的基石，保持國際化和開放型的獨特競爭優勢。

有效而不失包容的市場

二十世紀人類的理論探索和實踐經驗毋庸置疑的證明，計劃經濟是經濟發展的死路，由政府強勢主導的經濟最終必然活力盡失。然而，市場經濟形態多樣，市場經濟國家各自的經濟表現也大相逕庭，絕大多數發達經濟體都是沿用某種程度的混合經濟模式。市場原教旨主義所信奉的完全自由放任經濟，在現實中鮮有被採用。而現代主流經濟學也普遍認識到完全競爭的市場條件往往並不成立，壟斷和不對稱資訊等因素會產生資源配置扭曲，進而導致市場失靈。

2020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史丹福大學的米爾格羅姆（Paul Milgrom）和威爾遜（Robert Wilson）兩位教授，將其對拍賣理論的研究成果應用到無線波段等重要的市場設計中，也說明現代市場自身有時無法有效配置資源，存在改善的空間。2008年金融危機過後，西方社會興起了對於市場機制和資本主義制度的反思，日益惡化的收入和財富分配不均，社會階層分化和固化，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存在矛盾等等問題，推動人們思考改良市場機制和資本主義制度的有效途徑。

有效的市場一定是鼓勵充分競爭的自由經濟。香港應保持現有金融、貿易市場的自由，同時在規管過度的行業和領域進行全面檢視，能拆牆鬆綁的就大膽放開，可以簡化的就盡量簡化。通過放寬規管，在可能的行業和領域，放鬆准入，減低管制，促進競爭，提升活力。

在自然壟斷行業以及公共產品部門（公共事業、公共交通、公共衞生等），應實施合理有效的管制，以確保公共利益的最大化，避免被寡頭或少數既得利益者謀取不當利潤，而有損社會福祉。

有所為有所不為的政府

有效的市場並非簡單的叢林法則，弱肉強食、贏者通吃的競爭不能保持社会最優的結果。對由於各種原因而處於競爭劣勢的群體，在一段時間內給予適度的扶持，不僅是體現社會「整體溫度」的公平原則，也是維持長期經濟活力所必須。對於本地中小企業，尤其是初創企業，以及勞工和青年人，給予一定的支援和優惠，是社會和諧發展的現實必要。一個有效而不失包容的市場，既要保持充分競爭，也應鼓勵參與謀求共贏；既要注重金融穩定經濟增長，也應重視提升長期經濟活力，大力投資教育研發；既要追求經濟效率，也須正視社會公平，避免貧富懸殊惡化。

現代經濟學的一個基本共識，在於政府應讓市場充分發揮作用，在良好運作的時候不作不必要的干預；同時，政府在現今市場經濟中，肩負不可推卸的責任。政府應以良好的管治及政策，確保合理的市場規則，妥善修正市場失靈；建造高效的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以提供健全的市場環境；穩健實施宏觀經濟政策，以保持金融穩定、經濟健康；積極降低貧富差距，提升社會福利，以維護社會公平。此外，在應對重大危機、經濟結構調整、經濟形態升級等範疇，政府應表現出積極有力的承擔。

不同的市場經濟體，因其經濟發展水準、經濟社會條件不一，政府在市場經濟中的作為自然有所不同。特區政府在殖民時期所奉行的「積極不干預」政策，符合港英時代的執政目標，也順應和推動了當時以貿易和金融為主的中介經濟。回歸以來，特區政府的定位和責任、市民大眾的期望、中國內地和世界經濟的格局，都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如果當局仍然無視時代的變化，因循守舊，故步自封，則難免讓人認為是以「積極不干預」為名，行懶政為實，漠視社會上各種問題不斷日積月累，經濟只會陷入深淵。

縱使特區政府近年在經濟施政上試圖作出調整，但整體思路仍然不夠清晰。在有所不為方面，政府應保持現有的自由市場，尤其是金融市場的自由開放，堅決避免由政府強勢主導經濟，以作為最後防線。至於在此基礎上有所作為方面，當局責無旁貸，必須勇於改革，大膽創新。在房屋、經濟不均等積重已久的問題上實現突破；大幅加大教育投資，提升人力資本，為香港年輕人提供機會和希望；加強投入研發，為發展科技創新奠定基礎；積極協調發展高端專業服務業，推動經濟結構調整。凡此種種領域，特區政府應當大有可為。

堅守法治保障市場經濟

法治是市場經濟的制度基礎，是經濟持續發展的必要保障。市場經濟依靠競爭，而競爭必須有公平合理的規則。法律制度提供了關於產權保護、契約履行等市場經濟所必需的規則體系。法治還提供權利保障和安全感，讓市民安心進行各種市場活動。此外，法治提供穩定的預期和長遠的信心，有利於長期投資創業和創新。

法治是香港最重要的財富，是經濟發展最關鍵的制度紅利。堅守法治，維護和捍衞法治精神，保持和發揚法治意識和觀念，本地經濟才能行穩致遠。

保持國際化和開放型競爭優勢

香港作為亞洲一大國際化都市，多元化和開放型是其社會文化的特色，也是其經濟發展的獨特優勢。中西交匯，聯通世界，不僅為香港帶來貿易和資金流動的源源商機，也讓香港在吸引國際人才、激發觀念和思想碰撞的層面，有不可比擬的優勢。後者對於經濟結構轉型、經濟形態提升更至關重要。

保持國際化、多元化和開放型的特殊優勢，無疑是探索香港經濟新模式不容忽視的焦點。

蔡洪濱　港大經管學院院長兼經濟學講座教授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零年十一月廿五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