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夏天笔者刚从洛杉矶移居到香港这座阔别多年的城市，就接到所属经管学院通知，因学生报名人数突然几近翻倍，需多教一门应用计量经济学的硕士课程。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下，香港特区的大学还能增产扩容，实属难得。

研究院课程热招启示

香港高等教育深造课程的火爆缘由，一是内地经济内循环的溢出效应，二是教育出口转内销的新变化。内地人口众多，大学林立，近几年每年大学毕业生为数超过800万，高于本港总人口。大学毕业生一窝蜂拥向大城市找工作，但毕竟空缺有限，就业门坎相应提高，尤其待遇优厚的职位，不少雇主明言只面试具研究院毕业资格者，经济发达的粤港澳大湾区自然是偌大教育市场的重心所在。香港几所高等学府作为大湾区内的佼佼者，慕名而来进修者也就不在少数。

至于所谓「出口转内销」，以英美为首的一些国家，曾将学位以上程度的延伸教育打包成一个个商业化项目，长则18个月，短则9个月，大受欢迎。国内的硕士课程则脱胎于前苏联的教育体系，研究生须修读3年，相当于副博士。国际接轨之下，内地硕士便显得尴尬，三年寒窗却仅换来相当于在外国花一个寒暑就能拿到的学衔，难怪家境许可的学生纷纷出国念个硕士。本港的大学学制与英美相仿，在世界大学排行中一直榜上有名，也成为念硕士的一时之选。2020年疫灾突如其来，加上中美关系阴晴不定，更令原本有意放洋的内地学生「内销」到香港。

内地研究生教育规模庞大，但市场竞争激烈，需求极有弹性；香港的高等教育院校凭借中西结合的独特模式，可以短期引领风骚，却难以避免内地和海外大学的夹击；若缺乏核心竞争力，长期下去可能无以为继，而这也正是本地企业的写照。探讨港式高等教育如何在全国教育市场脱颖而出，相信对探讨香港的经济前路不无裨益。

两地毕业生竞争形势

办学毕竟不是营商，院校不必时刻揣摩市场动向，而应聚焦引进优质师资，多出科研成果，力争在具公信力的排行榜高踞前列。品牌大，名声响，从者自然趋之若鹜。这话虽不无道理，但时下大学竞争日益激烈，香港已非一枝独秀，想在全国教育市场分一杯羹，还须知己知彼。

一如研究企业竞争力始于分析产品的市场定位，探讨香港高等院校的竞争力，亦须掌握本地教育市场何在，价值多少，替代性又怎样。大概而言，可对比香港与内地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及薪酬情况。较精准的做法则是先选出一批跟香港大学、科技大学、中文大学旗鼓相当的内地大学，然后把有条件进入这些内地名校却选择来港升学的大学毕业生和这些内地名校毕业生互比，便大致可以得知港产教育的市场竞争力；不过其中亦存在地域性局限：本地毕业生求职于港澳，上海名校的毕业生就业于华东，两者的市值难以比较。所以港产本科生在全国的竞争力到底如何，一直不得而知。研究生方面则迥然相异，在港念书的硕士生大多数来自内地，学成后不少会返内地就业，特别在招生屡屡扩容之后，更是如此。这样一来，产地与销地分开了，港产研究生与北大、清华等内地名校培养出来的一批就要同台竞争，一较高低。香港高等教育优良，但大学品牌在内地仍然不够响亮，而且产销分离，港产毕业生未必能让内地雇主另眼相看。因此，香港要抢滩内地教育市场，战略重点当在提供特色高质的课程，以突显港产大学生的优势。

发挥中西荟萃的优良传统

与内地相比，港式教育最大特色，在于较纯正地保持了英美风格的西式教育。以笔者在内的诸多同事为例，在英美等地留学、工作多年而后加盟港大，从科研到教学，几乎毋须任何适应调整，人到香港，时差一过，立马开工。若在内地打天下，这个优势却不免有所折扣。两年前，从普林斯顿大学毕业的一名华人经济学博士做了一项实证研究【注】，响应北京和上海多家公司的网络招聘广告，向各公司发送两类虚构简历，一类申请者是具美国大学学历的海归派，另一类则是内地大学学历的本土派。研究结果竟发现海归申请者比本土申请者收到企业回复的概率足足低了18%，就算同具名校学历，海归回复率还是要低7%，即便是外国企业招聘，海归仍处于劣势。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就算京沪广深等一线城市的企业，对西式教育只是一知半解，甚至认为西学中用，水土难服。随着内地经济重心移向内循环，这种情形恐怕会变本加厉。

西式教育在中国内地就业市场的含金量大为稀释，自然也对现有的港式教育带来挑战，但这未尝不是一项机遇，因为香港高等院校大可走化西入中的路线。这是英美名校难以比拟的独特优势。化西入中并非重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旧调，也不是单靠西学的他山之石，而是采用西方的科学精神和方法，来解决中国面临的种种问题。科学精神和方法虽源于欧美，但早已是世界各国创造财富、推进文明的共同工具。中国文化里缺乏现代科学的基因，科学精神和方法在神州大陆有待根深柢固，这一弊端同样反映在高等教育上。港式教育带有亚洲文化风味，但底子还是英美传统，只要运作得当，既是中国学生所熟悉，又能弥补内地高等教育的短板，实在大有可为。

化西入中，关键全在于一个「化」字。最简单的做法就是教原滋原味的西学，让学生自己去「化」。民国时期，以上海为首的发达城市，年轻人到教会学校或在外国租界接受教育，走的便是这条路；香港很长一段时间也是如此。虽说这种方式的确造就不少人才，但须讲究个人天资或家学底子，难以普及，何况时下早就不复人心向西。化西入中的责任，到底要落到学校身上。

助推经济的人才摇篮

笔者前辈张五常堪称化西入中的能手，老人家特立独行，褒贬不一，但在内地张粉无数，曾在各大高等院校演讲，风采有如明星，所著五大卷《经济解释》亦风靡神州大地。张教授的秘诀在于把西式经济学原理内化成为几条核心原则，藉此理解中国现实的局限条件，从而剖析中国经济，固然未必全都中肯，但有学有识也有用，广受欢迎，其来有自。

港大同事李晋教授和笔者合开一门硕士班的课，名为「组织经济学及企业战略」，旨在化经济学、管理学的基本理论和方式，来解中国企业的组织管理难题。笔者在教授应用计量方法时，开宗明义，就是用科学方法来理清对中国经济似是而非的认识，亦即把张五常的模式应用到日常教学之中。

万事开头难，但只要持之以恒，相信总有成功之日。

上文倡议的港式教育，或者不如港式餐饮那般历史悠久，或港式影视那般风格鲜明，更不如港式金融那般众所周知，但其社会意义却非同小可。短期而言，倘若港式教育能在内地打响名头，为大湾区输送大量港产人才，不仅有助促进粤港澳三地的经济融合，也可立马缓解粤港两地缺乏人才流动的瓶颈。长期而言，要是本地高等院校能在化西入中一环独领风骚，对内地的教育科技当可发挥示范效应，除了有助香港保持在全国的经济地位，也可让港人扬眉吐气一番。

注： Mingyu Chen, 2020, “The Value of US College Education in Global Labor Markets: Experimental Evidence from China”, Working Paper, Princeton University.

拜登上台后，白宫摒除了特朗普时期夸夸其谈、不干实事的作风，各种政策重上轨道，特别是应付新冠肺炎和处理肺炎带来的经济后遗症，都显得积极进取。也许由于压制疫情和提振经济是当务之急，其他政策都要让路。以外交政策为例，拜登在上任约两个星期后才在国务院作简单的阐释，但其中有关外贸方面着墨不多。不过，我们仍可以从拜登在竞选时对有关问题的论述、和他上台后执行的政策，了解他的政府怎样处理美国的外贸问题。

去年11月美国大选投票结束后，著名的外交政策智库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即发表了一份名为《使美国外交政策更好地帮助中产阶级》（Making US Foreign Policy Work Better for the Middle Class）的报告。报告的一个结论，是数十年的全球化没有很好的促进美国的生产力，反而加剧了美国的贫富悬殊和去工业化。在这个过程中，美国的中产阶级和工人的利益被严重忽略。报告建议拜登政府先巩固美国的竞争力、并大量投资在教育、能源和基础建设上。国内经济和外贸，并不是割裂的两种经济活动，而是互相促进。

这份报告作者之一，是现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杰克．苏利文（Jake Sullivan），早在奥巴马时期已经是时任副总统拜登的顾问。另一名作者则是现任国务院政策研究部门的一名高层。因此，这份报告可视作拜登政府外交政策的一份蓝图，而为中产阶级服务，也是拜登外贸政策的一个基调。事实上，早在竞选时，拜登已提出他的外交政策是为美国中产阶级制定，并扬言不会签订任何既没有创造就业、也不促进基础建设或提高劳工权益和推动环保的贸易协议。

美国新的贸易代表戴琦在上周被国会确认就任的咨询会上，亦作类似的论述，指美国的外贸政策应以工人的利益为中心。当被问及会否减少或取消特朗普留下来对其他国家征收的关税时，她没有正面回应，但承认关税是帮助贸易谈判的一件工具。

带有浓厚保护主义色彩

总的来说，拜登政府的贸易政策带有浓厚的保护主义色彩。这并不奇怪，传统上民主党因支持者的成份比较多是劳动阶层和工会，并不拥抱自由贸易，对提高自由化的贸易协议抱怀疑态度，认为只有利于资方。拜登本人算是民主党内比较倾向自由贸易的，他当参议员的时候，曾支持美国和加拿大、墨西哥的北美自由贸易协议，也赞成中国加入WTO。但时移世易，在目前政经环境下，拜登在上任后不到一周，便下令联邦政府采购物资时优先购买美国产品，一时令人侧目。

以贸易政策来争取选民，并非民主党的专利。特朗普也以此策略在2016年当选。但两者背后的理念不同。民主党不一定否定贸易带来的好处，只是对一个发达经济体而言，在自由贸易下收入分配不利于劳动阶层，因而采取政策保护劳工利益。特朗普的则是基于贸易是零和游戏的错误观点，以「美国第一」为号召，挑拨选民仇视外国来争取支持。

这个分别，可能影响着民主共和两党在贸易政策上的分歧。特朗普虽然已经下台，但在共和党内仍有相当大的影响力，也有相当多的选民支持。他上周末在保守政治行动会议（Conservative Political Action Conference）上作压轴演讲，是搬离白宫后的首次公开演讲，暗示会在2024年卷土重来。虽然有不少人、包括前国务卿蓬佩奥、都对共和党提名的总统参选人席位虎视眈眈，但到目前为止，特朗普仍是共和党中最大的政治力量，除非他在随后的税务及其他诉讼中被拖垮。

中美两国为全球最大的两个贸易国，美国的外贸政策，自然很大程度地涉及中美贸易。拜登在入主白宫后，并没有调整中美贸易战中的对华政策，但却采取了好几方面的行动。一是责成有关官员在100天内对美国所有供应链作全面检讨，最终目标是减少美国 对外国供应链的依赖。虽然美国官员说此举并非针对中国，但中国是全球100多个国家的最主要贸易伙伴，美国若有什么政策改变，自然直接影响中国。

拜登的另一个举措，是要和美国盟友组成统一战线针对中国，但并不得逞。约两周前的慕尼黑安全会议（Munich Security Conference）中，德国总理默克尔对中国的态度，明显和美国不一致。美国将中国看作是威胁全球经济的问题，但默克尔却认为以中国目前的能量和地位，是解决全球问题的一个力量。在这之前，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大西洋议会（Atlantic Council）上也表示，不赞成欧盟与美国结党对付中国。

特朗普并不仅仅对中国掀起贸易战，也对欧盟产品征收大幅度的关税，如开始时对钢材和铝材的25%关税，以及本年1月他离任前生效的对法国和德国空中巴士的15%关税等等，造成美欧之间不少芥蒂。拜登上台后，并没有就这些关税作任何表示，难怪欧盟也对拜登政府在全球经济的角色采取观望态度。况且，欧盟刚与中国签订了全面投资协议 （Comprehensive Agreement on Investment），期待和中国的进一步经济合作，自然不会作为美国对华政策的棋子。有趣的是，在中欧签订这个协议之前约一个星期，上面提到的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杰克．苏利文（Jake Sullivan）在推特引用了路透社有关消息的报道，并且表示拜登团队希望和欧盟早些讨论有关中国经济行为的共同关注问题。当时拜登团队仍未上任，这似乎是想欧盟延后和中国签约。当然，一个推特讯息起不了任何作用。

迟到的「美国已经回来」

拜登和他的幕僚，多次强调美国要在制定全球贸易规则上扮演领导角色，以针对中国的贸易措施。现时最主要的多边贸易协议平台是WTO，但经过特朗普政府的刻意制裁后，WTO已难发挥功能，希望新上任的总干事有能力扭转乾坤，使WTO能重新推动全球贸易。不过，所有会员均须尊重协议规则。去年9月WTO裁定特朗普的关税违反规定，美国政府须取消有关关税。那拜登政府会不会遵从？若美国遵从世贸的裁决，美国可以在国际舞台上重拾公信力，巩固其全球领导地位。但共和党及特朗普的支持者会愿意接受WTO的制约吗？拜登又会不会冒这个国内政治的风险？若美国选择不遵从世贸的裁决，又奢谈什么领导制定全球贸易规则？

现时全球贸易的格局现正处于一个大转折时刻，各种变化杂乱纷陈，包括新冠肺炎对贸易和供应链的冲击仍未全面呈现、拜登上台后中美贸易战如何收场、英国脱欧后还得和各贸易伙伴谈判新的协议、美国会否加入CPTPP又或者如其贸易代表戴琦所说先重新谈判内容才加入、地理位置离亚太区甚远的英伦三岛却申请加入CPTPP、中国在签订RCEP之后也曾提及加入CPTPP、WTO在新的总干事履新后能否发挥功能、数码化和技术进步如何影响全球贸易、各国的贸易政策又怎样配合应对气候变化、等等。拜登多次提及「美国已经回来」（「America is back」），但相比时代的步伐，显然有些姗姗来迟了。

陆炎辉 港大经管学院荣誉副教授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一年三月三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冠状病毒病疫情初期，一众经济学家预测，2020年全球将陷入19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衰退，但后来则修订为与2007至2009年金融海啸情况相若。例如根据2020年5月《华尔街日报》的调查，美国经济学家普遍预测，同年美国经济将收缩6.6%，属大萧条以来之最；联邦储备局官员随于6月预测，收缩幅度为6.5% 。

但到9月，联储局则将经济收缩率下调至3.7%；随着新冠疫苗陆续面世及美国总统大选尘埃落定，12月再次修订收缩幅度为2.4%，远低于金融海啸结束时4.3%的水平。 12月27日，美国国会通过2.3万亿美元的《新冠病毒援助、救济和经济安全法案》，提供9000亿美元刺激性援助，同时为截至2021年9月30日为止联邦政府财政年度提供1.4万亿美元资金。事实上，全球多国去年都采取了相类的扩张性财政政策，预计有关政策方向在2021年仍会持续。

国际货币与贸易

2021年伊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的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预测本年环球经济增长为5.5%，较去年10月预测上调0.3个百分点。刺激增长措施固然重要，但如要复苏稳健，还须管理好疫情，并有赖国际贸易周期反弹的助力。

自2020年3月中至年终，美元对一篮子贸易加权货币的汇率从117下跌至102.6，短短8个月间跌幅超过12%，处于过去两年多的最低水平【图1】。美元与主要货币的利率差异在疫情期间也大幅缩小。

美元走弱虽可提升美国出口的竞争力，但同时会因进口商品较昂贵而输入通胀。美元持续走弱的因素不外三项：第一，有效疫苗面世并在各国广泛接种，有助减轻疫灾对经济造成的不确定性及风险，而美元作为避险货币的作用减低，则导致美元需求下跌。第二，美国针对公共卫生危机及经济衰退提供了非常积极的扩张性货币及财政开支政策，大大增加了货币供应。第三，美国仍受财政预算和贸易的双重赤字困扰。

因此，预期美元今年将继续偏软，对该国经济来说无疑是一项利好因素，对全球经济也有积极作用。原因是多数大宗商品（如石油）以美元计价，美元走弱将使一些商品价格下降。此外，全球尤其是新兴经济体的债务，由于大部分以美元借入，偿还债务成本也会随之降低。

疫下各大股市表现

去年投资市场出现一个有趣现象，就是各国经济因疫情而萎缩之际，股票市场反而持续上扬。观乎股市主要反映预期中的经济表现，短期而言，与经济实况的相关性却甚低。以恒生指数和香港特区经济为例，从【图2】可见两者在30年的相关性一直并不稳定。

2021年2月初，各大股市表现已胜过去年1月冠状病毒病尚未蔓延全球之时。从2019年1月至2021年1月，标普500指数的两年回报是46%，日经指数为42%，上证指数为41%，德国DAX为26%，而恒生指数则只有8%【图3】。其实从2019年第一季度起，恒生指数已落后于环球大市，突显出香港内部争拗和社会动荡的影响。

经济复苏的曙光

大多数经济体预期要到2021年中后期，方能恢复到疫前的实质本地生产总值水平，失业率则维持在平均线上。因此，尽管实施进取的刺激措施，继续扩张，亦会在较后时间才呈现通胀压力。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曾预测，37个发达国家在2020年内的经济收缩为5.5%，全球经济增长则下调4.2%。衰退困境近百年一遇，令人忧虑。

拜登政府上场刚过1个月，美国能否在世界经济重拾领军地位，驱动各国迈向经济复苏，仍是未知之数。反观中国因能有效控制疫情，生产力和经济活动恢复得最快。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多项数据显示，2020年中期国内经济已呈现V形反弹，5月份消费物价指数按年上涨2.4%。加上国内国外双循环的经济策略，中国经济可谓一枝独秀，有望带领全球经济向上。

重重围困有待突破

聚焦本港，根据特区政府统计处在上月底发布2020年的本地生产总值（GDP）估计数字，第四季较上年同期实质下跌3%，全年GDP则按年实质下跌6.1% 【注1】。政府去年先后推出多项纾困措施，总值逾3000亿元，以致财政储备降至约8000亿元，相当于政府13至14个月的经常开支，接近2003年「沙士」后的水平。预料财政刺激方案将逐步撤除；为减轻财政压力，政府亦应设法开源。

按统计处资料，失业率由2019年12月的3.7%飙升至2020年第四季的6.6%，失业人数超过24万；2020年10月至2021年1月，失业率更达7%，失业人数25.3万，创16年来新高。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致光估计本年第一季失业率或会升至7.2%才见顶，这将低于2003年8.5%的顶峰；失业率预计在下半年经济好转后才会回落。

另一方面，贫穷问题持续恶化。统计处指出，2019年香港整体的贫穷人口为149万，比2018年增加了9万，贫穷率由20.4%升至21.4%。纵使这或与人口高龄化有关，但2016至2018年间，青年贫穷率却连续3年录得升幅，为数90100人，占总贫穷人口8.8%。

新部署扭转乾坤

放眼国际社会，欧美政府纷纷实施低利率量宽政策，不排除会产生资产泡沫爆破而触发金融危机，加上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乘势兴起，国际贸易和投资大幅萎缩，全球经济、科技、政治均面临巨变。

环球经济短期内能否避免衰退，取决于以下因素：疫情的冲击会否持续下去？各经济体能否重建供应链以改善世界贸易？疫情会否结构性削弱劳工市场或对经济需求造成永久结构性损失？

当前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在国内国际双循环策略下，香港经济复苏则取决于以下几个因素。当新冠疫苗广泛接种后，预期经济可快速恢复，市民消费可望弹力反弹。健康码及检疫措施若能全面落实，则可望在第二季末至第三季初与内地重新通关，而令零售及服务行业复苏。经济重拾正轨有助特区政府解决贫富悬殊等老大难问题，正如笔者在本栏为文分析 【注2】，政府必须重建置业阶梯，以改善社会不均现象。

经历两年来内外交困，虽然外资未有明显撤离香港的迹象，但西方国家以至邻国如新加坡，均锐意吸纳香港的人才、技术和资金。虽然本地的简单低税制、自由营商环境、完善的司法制度，仍然是吸引外资留港的重要元素，但特区政府不可掉以轻心。资金能否自由进出，也是外来投资者的重要考虑因素，毕竟国际金融中心定位取决于「信心」二字。如何巩固跨国企业和国际投资者对香港作为亚洲国际都会的信心，实乃特区政府当务之急。

资料来源：Trade Weighted U.S. Dollar Index: Broad, Goods and Services (DTWEXBGS) | FRED | St. Louis Fed（检索于2021年2月16日）

资料来源：^HSI 30,792.85 148.12 0.48% : HANG SENG INDEX – Yahoo Finance（检索于2021年2月16日）

资料来源：Yahoo Finance – Stock Market Live, Quotes, Business & Finance News（检索于2021年2月16日）

注1： 2020年第四季及全年本地生产总值及选定主要开支组成部分的预先估计数字按年

注2：2020年1月29日〈新年新象 逆境自强〉，2019年10月23日〈重建置业阶梯 收窄贫富差距〉，谢国生，《信报》

谢国生 港大经管学院金融学首席讲师、新界乡议局当然执行委员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一年二月二十四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冠状病毒病疫情初期，一众经济学家预测，2020年全球将陷入19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衰退，但后来则修订为与2007至2009年金融海啸情况相若。例如根据2020年5月《华尔街日报》的调查，美国经济学家普遍预测，同年美国经济将收缩6.6%，属大萧条以来之最；联邦储备局官员随于6月预测，收缩幅度为6.5% 。

但到9月，联储局则将经济收缩率下调至3.7%；随着新冠疫苗陆续面世及美国总统大选尘埃落定，12月再次修订收缩幅度为2.4%，远低于金融海啸结束时4.3%的水平。 12月27日，美国国会通过2.3万亿美元的《新冠病毒援助、救济和经济安全法案》，提供9000亿美元刺激性援助，同时为截至2021年9月30日为止联邦政府财政年度提供1.4万亿美元资金。事实上，全球多国去年都采取了相类的扩张性财政政策，预计有关政策方向在2021年仍会持续。

国际货币与贸易

2021年伊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的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预测本年环球经济增长为5.5%，较去年10月预测上调0.3个百分点。刺激增长措施固然重要，但如要复苏稳健，还须管理好疫情，并有赖国际贸易周期反弹的助力。

自2020年3月中至年终，美元对一篮子贸易加权货币的汇率从117下跌至102.6，短短8个月间跌幅超过12%，处于过去两年多的最低水平【图1】。美元与主要货币的利率差异在疫情期间也大幅缩小。

美元走弱虽可提升美国出口的竞争力，但同时会因进口商品较昂贵而输入通胀。美元持续走弱的因素不外三项：第一，有效疫苗面世并在各国广泛接种，有助减轻疫灾对经济造成的不确定性及风险，而美元作为避险货币的作用减低，则导致美元需求下跌。第二，美国针对公共卫生危机及经济衰退提供了非常积极的扩张性货币及财政开支政策，大大增加了货币供应。第三，美国仍受财政预算和贸易的双重赤字困扰。

因此，预期美元今年将继续偏软，对该国经济来说无疑是一项利好因素，对全球经济也有积极作用。原因是多数大宗商品（如石油）以美元计价，美元走弱将使一些商品价格下降。此外，全球尤其是新兴经济体的债务，由于大部分以美元借入，偿还债务成本也会随之降低。

疫下各大股市表现

去年投资市场出现一个有趣现象，就是各国经济因疫情而萎缩之际，股票市场反而持续上扬。观乎股市主要反映预期中的经济表现，短期而言，与经济实况的相关性却甚低。以恒生指数和香港特区经济为例，从【图2】可见两者在30年的相关性一直并不稳定。

2021年2月初，各大股市表现已胜过去年1月冠状病毒病尚未蔓延全球之时。从2019年1月至2021年1月，标普500指数的两年回报是46%，日经指数为42%，上证指数为41%，德国DAX为26%，而恒生指数则只有8%【图3】。其实从2019年第一季度起，恒生指数已落后于环球大市，突显出香港内部争拗和社会动荡的影响。

经济复苏的曙光

大多数经济体预期要到2021年中后期，方能恢复到疫前的实质本地生产总值水平，失业率则维持在平均线上。因此，尽管实施进取的刺激措施，继续扩张，亦会在较后时间才呈现通胀压力。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曾预测，37个发达国家在2020年内的经济收缩为5.5%，全球经济增长则下调4.2%。衰退困境近百年一遇，令人忧虑。

拜登政府上场刚过1个月，美国能否在世界经济重拾领军地位，驱动各国迈向经济复苏，仍是未知之数。反观中国因能有效控制疫情，生产力和经济活动恢复得最快。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多项数据显示，2020年中期国内经济已呈现V形反弹，5月份消费物价指数按年上涨2.4%。加上国内国外双循环的经济策略，中国经济可谓一枝独秀，有望带领全球经济向上。

重重围困有待突破

聚焦本港，根据特区政府统计处在上月底发布2020年的本地生产总值（GDP）估计数字，第四季较上年同期实质下跌3%，全年GDP则按年实质下跌6.1%【注1】。政府去年先后推出多项纾困措施，总值逾3000亿元，以致财政储备降至约8000亿元，相当于政府13至14个月的经常开支，接近2003年「沙士」后的水平。预料财政刺激方案将逐步撤除；为减轻财政压力，政府亦应设法开源。

按统计处资料，失业率由2019年12月的3.7%飙升至2020年第四季的6.6%，失业人数超过24万；2020年10月至2021年1月，失业率更达7%，失业人数25.3万，创16年来新高。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致光估计本年第一季失业率或会升至7.2%才见顶，这将低于2003年8.5%的顶峰；失业率预计在下半年经济好转后才会回落。

另一方面，贫穷问题持续恶化。统计处指出，2019年香港整体的贫穷人口为149万，比2018年增加了9万，贫穷率由20.4%升至21.4%。纵使这或与人口高龄化有关，但2016至2018年间，青年贫穷率却连续3年录得升幅，为数90100人，占总贫穷人口8.8%。

新部署扭转乾坤

放眼国际社会，欧美政府纷纷实施低利率量宽政策，不排除会产生资产泡沫爆破而触发金融危机，加上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乘势兴起，国际贸易和投资大幅萎缩，全球经济、科技、政治均面临巨变。

环球经济短期内能否避免衰退，取决于以下因素：疫情的冲击会否持续下去？各经济体能否重建供应链以改善世界贸易？疫情会否结构性削弱劳工市场或对经济需求造成永久结构性损失？

当前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在国内国际双循环策略下，香港经济复苏则取决于以下几个因素。当新冠疫苗广泛接种后，预期经济可快速恢复，市民消费可望弹力反弹。健康码及检疫措施若能全面落实，则可望在第二季末至第三季初与内地重新通关，而令零售及服务行业复苏。经济重拾正轨有助特区政府解决贫富悬殊等老大难问题，正如笔者在本栏为文分析【注2】，政府必须重建置业阶梯，以改善社会不均现象。

经历两年来内外交困，虽然外资未有明显撤离香港的迹象，但西方国家以至邻国如新加坡，均锐意吸纳香港的人才、技术和资金。虽然本地的简单低税制、自由营商环境、完善的司法制度，仍然是吸引外资留港的重要元素，但特区政府不可掉以轻心。资金能否自由进出，也是外来投资者的重要考虑因素，毕竟国际金融中心定位取决于「信心」二字。如何巩固跨国企业和国际投资者对香港作为亚洲国际都会的信心，实乃特区政府当务之急。

资料来源：Trade Weighted U.S. Dollar Index: Broad, Goods and Services (DTWEXBGS) | FRED | St. Louis Fed（检索于2021年2月16日）

资料来源：^HSI 30,792.85 148.12 0.48% : HANG SENG INDEX – Yahoo Finance（检索于2021年2月16日）

资料来源：Yahoo Finance – Stock Market Live, Quotes, Business & Finance News（检索于2021年2月16日）

注1： 2020年第四季及全年本地生产总值及选定主要开支组成部分的预先估计数字按年

注2：2020年1月29日〈新年新象 逆境自强〉，2019年10月23日〈重建置业阶梯 收窄贫富差距〉，谢国生，《信报》

谢国生 港大经管学院金融学首席讲师、新界乡议局当然执行委员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一年二月二十四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有留意国际金融事务的读者，除了知道互惠基金、对冲基金、私募基金、风险投资等概念外，一定也会注意到主权财富基金（Sovereign Wealth Fund）。香港人最熟悉的可能是新加坡的淡马锡，它亦是渣打银行的主要股东。本文的目的是介绍主权财富基金，顺带谈及香港财政储备如何增值的问题。

主权财富基金泛指由国家成立的跨境投资基金。虽然那些并非主权地区，但经济上扮演独立角色的地区（如香港），其政府成立的投资基金，也应归类为主权财富基金，读者请勿单单看到主权一词，就赋予太多的政治联想。

主权财富基金世界排名

根据主权财富基金研究所（Sovereign Wealth Fund Institute）数据显示，全球最大95个主权财富基金的资产总值为82440亿美元，其中74%由首十强所占，价值达59522亿美元【表】。第一位是挪威政府退休金基金，第二是中国投资公司，第四则是香港金融管理局（金管局）所管理的外汇基金。第六、第七位均为新加坡的主权财富基金：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和淡马锡控股，同一个国家就已经有两个主权投资基金；而中东国家在十大之中更占了四位（第三、第五、第八、第十）。

【表】十大主权财富基金

(单位：10亿美元)

资料来源：https://www.swfinstitute.org/fund-rankings/sovereign-wealth-fund（检索于2021年2月13日）

主权财富基金的分类

从资金来源的角度来说，主权财富基金一般分为两类。第一类资金源于石油、天然气之类商品的生产，中东诸国和挪威的主权财富基金即属此类。

第二类是在国际贸易中有经常盈余的国家，或因某种原因积累了大量外汇储备的国家，由中央银行或另一专门管理机构用作海外投资，金管局的外汇基金即属此类。

由于资金来源有别，以上两类主权财富基金的投资目标和策略也不一样。第一类主权基金的资金虽然基本上来自政府或市民，但并没有规定要把资金或收益定期摊分给持份者，所以投资策略可以进取一点，并以增值为目标。鉴于这类基金透明度不足，投资目标到底以纯商业利益为主，抑或有其他策略性考虑，倒是耐人寻味。

第二类主权财富基金由于资金来自外汇储备，严格来说这些资金并不属于国家或地区所有，因为当其货币被出售时，外汇储备就会减少，因此基金的目标聚焦保本，尤须提防下行风险。

香港外汇基金的使命

根据金管局资料，外汇基金资产分为四部分：第一是「支持组合」（backing portfolio），即「流通性极高及优质的美元资产，为货币基础提供十足支持，并用以履行联系汇率制度下的兑换保证」。第二是「投资组合」（investment portfolio），「投资于债券和股票市场（包括已发展和新兴市场经济体），以保障资产的价值及长期购买力」。2019年年终，外汇基金资产总值达4200亿港元，上述两个组合分别占44% 和48%，合共占外汇基金的绝大部分【图1】。

第三是「长期增长组合」（long-term growth portfolio），由金管局在2009年推出，「以审慎及循序渐进的方式投资私募股权及海外房地产」。第四部分是「策略性资产组合」（strategic portfolio），设立于2007年，持有特区政府因应策略性目的而购入的港交所股份。此一组合性质特殊，并无纳入评估外汇基金的投资表现之中。

【图1】2019年年终外汇基金的主要资产及负债规模

资料来源：https://www.hkma.gov.hk/chi/key-functions/reserves-management/investment-management/portfolio-segregation/（检索于2021年2月13日）

笔者认为金管局的资产组合偏向保守，虽然单就「支持组合」而言，其作用既然在于处理外汇问题，可说保守有理，但「投资组合」则不宜那么保守。从负债方面来看，只有17000亿港元是货币基础，其余包括财政储备、政府基金及法定组织存款累计盈余，以及重估储备等等。依笔者看，外汇基金不宜包括非外汇成份，否则账目不清，无助于发挥其功效。财政储备与货币无关，不宜纳入外汇基金之内，而应另设一个基金，仍可委托由金管局管理。

回顾外汇基金的长期表现

【图2】是外汇基金1994至2019年的每年表现，其中可见过去10年来的平均投资回报较上一个10年为低，更准确一点说，以2008年为分界线，就会发现之前10年（即1998至2007年）的平均年回报率为7.38%，其后10年（即2009至2018年）的平均年回报率只有2.82%。

外汇基金近年相对较弱的表现，与2008年金融海啸之后各国实行量宽政策而形成超低息环境有关，由于金管局外汇基金偏重于债券投资，债券收益率下降，导致外汇基金的整体投资表现亦下降。

【图2】1994–2019年外汇基金投资回报率（不包括策略性资产组合内的资产）

资料来源：https://www.hkma.gov.hk/media/chi/doc/key-information/press-release/2020/20200123c3a3.pdf（检索于2021年2月13日）

慎思提高储备收益的方案

香港财政预算一直奉行量入为出的政策，除了特殊情况之外（如过去一年受到新冠疫情的打击），每年都有财政盈余，因而累积了庞大的储备。坊间对此的讨论，大都集中在如何降低税率，或者用各种方式派钱，鲜有论及如何把固有的财政储备好好地增值。在金融海啸发生之前（九七回归之前尤甚），美国国库债券的息率一直高企，只需买入这类国库债券，就有不错的进账；但时移世易，如今仍依赖买入此等债券的做法，未免流于消极。

特区政府就像一个有稳定的职业，过去财政纪录良好的投资者，在现时超低息环境中，只甘于将积蓄存入银行作定期存款一样。笔者认为财金官员应考虑到香港作为一大国际金融中心，现在正是时候集思广益，计划如何另设具规模而以增值为目标的主权财富基金。

赵耀华 港大经管学院副教授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一年二月十七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有留意国际金融事务的读者，除了知道互惠基金、对冲基金、私募基金、风险投资等概念外，一定也会注意到主权财富基金（Sovereign Wealth Fund）。香港人最熟悉的可能是新加坡的淡马锡，它亦是渣打银行的主要股东。本文的目的是介绍主权财富基金，顺带谈及香港财政储备如何增值的问题。

主权财富基金泛指由国家成立的跨境投资基金。虽然那些并非主权地区，但经济上扮演独立角色的地区（如香港），其政府成立的投资基金，也应归类为主权财富基金，读者请勿单单看到主权一词，就赋予太多的政治联想。

主权财富基金世界排名

根据主权财富基金研究所（Sovereign Wealth Fund Institute）数据显示，全球最大95个主权财富基金的资产总值为82440亿美元，其中74%由首十强所占，价值达59522亿美元【表】。第一位是挪威政府退休金基金，第二是中国投资公司，第四则是香港金融管理局（金管局）所管理的外汇基金。第六、第七位均为新加坡的主权财富基金：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和淡马锡控股，同一个国家就已经有两个主权投资基金；而中东国家在十大之中更占了四位（第三、第五、第八、第十）。

【表】十大主权财富基金

(单位：10亿美元)

资料来源：https://www.swfinstitute.org/fund-rankings/sovereign-wealth-fund（检索于2021年2月13日）

主权财富基金的分类

从资金来源的角度来说，主权财富基金一般分为两类。第一类资金源于石油、天然气之类商品的生产，中东诸国和挪威的主权财富基金即属此类。

第二类是在国际贸易中有经常盈余的国家，或因某种原因积累了大量外汇储备的国家，由中央银行或另一专门管理机构用作海外投资，金管局的外汇基金即属此类。

由于资金来源有别，以上两类主权财富基金的投资目标和策略也不一样。第一类主权基金的资金虽然基本上来自政府或市民，但并没有规定要把资金或收益定期摊分给持份者，所以投资策略可以进取一点，并以增值为目标。鉴于这类基金透明度不足，投资目标到底以纯商业利益为主，抑或有其他策略性考虑，倒是耐人寻味。

第二类主权财富基金由于资金来自外汇储备，严格来说这些资金并不属于国家或地区所有，因为当其货币被出售时，外汇储备就会减少，因此基金的目标聚焦保本，尤须提防下行风险。

香港外汇基金的使命

根据金管局资料，外汇基金资产分为四部分：第一是「支持组合」（backing portfolio），即「流通性极高及优质的美元资产，为货币基础提供十足支持，并用以履行联系汇率制度下的兑换保证」。第二是「投资组合」（investment portfolio），「投资于债券和股票市场（包括已发展和新兴市场经济体），以保障资产的价值及长期购买力」。2019年年终，外汇基金资产总值达4200亿港元，上述两个组合分别占44% 和48%，合共占外汇基金的绝大部分【图1】。

第三是「长期增长组合」（long-term growth portfolio），由金管局在2009年推出，「以审慎及循序渐进的方式投资私募股权及海外房地产」。第四部分是「策略性资产组合」（strategic portfolio），设立于2007年，持有特区政府因应策略性目的而购入的港交所股份。此一组合性质特殊，并无纳入评估外汇基金的投资表现之中。

【图1】2019年年终外汇基金的主要资产及负债规模

资料来源：https://www.hkma.gov.hk/chi/key-functions/reserves-management/investment-management/portfolio-segregation/（检索于2021年2月13日）

笔者认为金管局的资产组合偏向保守，虽然单就「支持组合」而言，其作用既然在于处理外汇问题，可说保守有理，但「投资组合」则不宜那么保守。从负债方面来看，只有17000亿港元是货币基础，其余包括财政储备、政府基金及法定组织存款累计盈余，以及重估储备等等。依笔者看，外汇基金不宜包括非外汇成份，否则账目不清，无助于发挥其功效。财政储备与货币无关，不宜纳入外汇基金之内，而应另设一个基金，仍可委托由金管局管理。

回顾外汇基金的长期表现

【图2】是外汇基金1994至2019年的每年表现，其中可见过去10年来的平均投资回报较上一个10年为低，更准确一点说，以2008年为分界线，就会发现之前10年（即1998至2007年）的平均年回报率为7.38%，其后10年（即2009至2018年）的平均年回报率只有2.82%。

外汇基金近年相对较弱的表现，与2008年金融海啸之后各国实行量宽政策而形成超低息环境有关，由于金管局外汇基金偏重于债券投资，债券收益率下降，导致外汇基金的整体投资表现亦下降。

【图2】1994–2019年外汇基金投资回报率（不包括策略性资产组合内的资产）

资料来源：https://www.hkma.gov.hk/media/chi/doc/key-information/press-release/2020/20200123c3a3.pdf（检索于2021年2月13日）

慎思提高储备收益的方案

香港财政预算一直奉行量入为出的政策，除了特殊情况之外（如过去一年受到新冠疫情的打击），每年都有财政盈余，因而累积了庞大的储备。坊间对此的讨论，大都集中在如何降低税率，或者用各种方式派钱，鲜有论及如何把固有的财政储备好好地增值。在金融海啸发生之前（九七回归之前尤甚），美国国库债券的息率一直高企，只需买入这类国库债券，就有不错的进账；但时移世易，如今仍依赖买入此等债券的做法，未免流于消极。

特区政府就像一个有稳定的职业，过去财政纪录良好的投资者，在现时超低息环境中，只甘于将积蓄存入银行作定期存款一样。笔者认为财金官员应考虑到香港作为一大国际金融中心，现在正是时候集思广益，计划如何另设具规模而以增值为目标的主权财富基金。

赵耀华 港大经管学院副教授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一年二月十七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过去两年来，香港经历了内外环境巨变。社会运动影响下，本港经济持续低迷，加上中美贸易谈判曲折、新冠肺炎疫情冲击 、世界经济下行，无疑令本地困局雪上加霜。失业人数不断攀升，青年失业率更远高于其他年龄组别。若要走出逆境，年轻一代需要多元发展，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正好为他们开辟一条发展的新跑道。

《香港青年就业及大湾区发展指数2020》于去年年底公布，这是香港大学继2018年再度参与有关调查研究。 2020年调研共收集1370份有效问卷，其中香港特区问卷1009份，广东省问卷361份；并包括香港青年的焦点小组访谈和不同业界人士的深度访谈。笔者与研究团队的成员通过数据进行分析，借此了解青年人（介乎15至39岁的香港永久性居民）的就业情况，对经济形势的看法，就业的选择，以及到大湾区发展的意愿，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青年就业现况

香港青年失业率在不同行业有显著分别，在香港问卷中，社会及个人服务业的青年失业率高达8.5%，而金融及保险业的青年失业率仅为1%，这可能因各行业受疫情冲击的程度不同所致。

即使在职青年同样对未来的就业情况表示担忧，超过四成在职者曾经历或担心减薪、降职、失业。逾七成的受访者认为今后一年香港就业或经济情况会恶化，表示乐观者则少于一成半。笔者推断，悲观预期将会导致他们减少消费，增加预防性储蓄，有损内部消费，窒碍经济复苏。近六成受访者不满意特区政府在改善经济、纾缓失业方面的表现，笔者猜测这亦与青年担忧经济前景和工作稳定性相关。

针对振兴本港经济，受访青年最希望政府能够通过财政支出、刺激和鼓励本地消费，达到稳定经济的效果。超过七成受访者期盼政府再向全民派发现金或消费券，鼓励市民消费。近六成青年希望与其他国家及地区建立「旅游气泡」，恢复国际商贸交流及旅游业活动；仅三成受访者支持与内地通关。然而广东省问卷的结果则相反，65%的受访者认为与内地政府协调，推行两地互认的健康码，恢复通关最有助于振兴香港经济。两地问卷的受访者一致认为，资助待业的青年求学深造或参加职业技能培训亦有利于重振经济。

青年就业选择

在薪酬福利水平相同的情况下，受访者最看重工作与生活平衡，逾八成青年关心晋升机会或发展前景，不到五成受访者关注雇主的政见理念。创科产业、高新技术、商业分析及金融科技工作最受香港青年欢迎，高达近四成受访者认为这类工作有吸引力。此外，半数受访者考虑在香港与内地以外的亚洲地区就业，而两成受访者希望前往内地发展。有意离港发展的受访者主要关注民生因素，即「收入水平高」、「生活成本低」。

赴大湾区内地城市发展意愿

至于香港青年对前赴大湾区内地城市发展的看法，香港问卷中，22%的受访者表示愿意，显然低于研究团队在2018年发布的《香港青年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指数》中36%的比率。不愿意的比例则从2018年的三成上升到五成。但是调研也发现，在愿意前往大湾区内地城市发展的香港青年中，有超过六成的受访者比2018年更愿意。在广东省问卷中，65%的受访者相比两年前，更愿意在大湾区内地城市工作。

通过对香港青年就业选择的调查和深度访谈，笔者认为两地目前依然存在的薪酬水平差异，是很多香港青年不愿意前往大湾区内地城市发展的重要原因。尽管如此，香港青年还是认为大湾区内地城市有很多发展优势，近六成的受访者认为内地生活成本低、工作机会多、薪酬增长速度快、楼价低、晋升机会多、行业选择多，可以克服薪酬偏低的障碍。在大湾区内地城市中最受香港青年欢迎的行业仍是创科产业、高新技术、商业分析及金融科技。

青年外闯所需助力

此外，研究亦发现受访香港青年希望得到的政策支持，主要在于下列四大范畴。

第一，就业及创业支援。内地薪酬水平低于香港是青年却步的重要因素，笔者建议特区政府在一定期间内适度补贴两地收入差距，使企业愿意以高于内地平均标准的工资聘请香港青年，并提升对在大湾区内地城市创业者的资助力度。

政府还应加大投入服务港人的机构和网站，为有意在大湾区内地城市就业、创业、学习及生活的青年提供一站式服务和资讯。

在香港和广东省问卷中，分别有大约四成和六成的受访者希望获受资助的职业培训。笔者建议有关机构和大湾区内地城市的职业培训学校（类似香港职业训练局）合作，资助青年参加职业技能培训，及帮助青年找工作；并鼓励有意在创科行业就业或创业的香港青年参加大湾区内地城市的创科训练营。

第二是住房。在适应新环境及找工作上，45%的香港问卷受访者认为提供住房津贴或公屋单位最有促进作用。 63%的广东省问卷受访者对此措施表示支持。笔者亦赞同特区政府在大湾区内地城市修建公屋，并打造类似「香港城」的社区，提供一定期限的住宿补助，鼓励居于社区的青年交流就业资讯。

第三为医疗。香港问卷中，42%的受访青年希望获得医疗津贴，或者香港医院能在大湾区内地城市设立分院；广东省问卷更有69%的受访者有此需求。笔者建议特区政府推动香港医疗机构在大湾区内地城市设立分支机构，以提供与本港同等水准的医疗服务；并推出医疗保险互联互通机制。

第四，交通方面，43%香港問卷和70%廣東省問卷的受訪者希望獲得來往大灣區內地城市和香港的交通津貼。當局不妨考慮推出高鐵、跨境巴士和火車的套票。

内外循环各有天地

中国「双循环」战略下，香港将成为重要支点和连接点，年青人应把握历史机遇，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空间。香港青年大致分为愿意去内地和有意在本港或海外发展两类，打算现时到大湾区内地城市发展或对此持开放态度的青年，可以参与经济内循环。诚如行政长官在2020年《施政报告》指出，「以香港的经济和市场规模，青年人的失业率可能会维持双位数字一段时间」，而「有7000万人口的大湾区发展潜力却十分巨大，能为香港青年人提供事业发展机会」。特区政府可在刚出台的「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及「大湾区青年创业资助计划」的基础上，制订更多便利措施，帮助香港青年迈出往外闯的第一步，并将其在本港享受的福利转移到大湾区内地城市。至于希望留港或前往海外发展的青年，则可参与经济外循环，特区政府也应鼓励支持，落实就业支援政策。青年人是社会未来的栋梁，协助他们就业，有助于香港早日重振经济，增强长远发展的竞争力。

陶志刚 港大经管学院汇丰基金教授（环球经济与企业策略）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一年二月十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过去两年来，香港经历了内外环境巨变。社会运动影响下，本港经济持续低迷，加上中美贸易谈判曲折、新冠肺炎疫情冲击 、世界经济下行，无疑令本地困局雪上加霜。失业人数不断攀升，青年失业率更远高于其他年龄组别。若要走出逆境，年轻一代需要多元发展，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正好为他们开辟一条发展的新跑道。

《香港青年就业及大湾区发展指数2020》于去年年底公布，这是香港大学继2018年再度参与有关调查研究。 2020年调研共收集1370份有效问卷，其中香港特区问卷1009份，广东省问卷361份；并包括香港青年的焦点小组访谈和不同业界人士的深度访谈。笔者与研究团队的成员通过数据进行分析，借此了解青年人（介乎15至39岁的香港永久性居民）的就业情况，对经济形势的看法，就业的选择，以及到大湾区发展的意愿，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青年就业现况

香港青年失业率在不同行业有显著分别，在香港问卷中，社会及个人服务业的青年失业率高达8.5%，而金融及保险业的青年失业率仅为1%，这可能因各行业受疫情冲击的程度不同所致。

即使在职青年同样对未来的就业情况表示担忧，超过四成在职者曾经历或担心减薪、降职、失业。逾七成的受访者认为今后一年香港就业或经济情况会恶化，表示乐观者则少于一成半。笔者推断，悲观预期将会导致他们减少消费，增加预防性储蓄，有损内部消费，窒碍经济复苏。近六成受访者不满意特区政府在改善经济、纾缓失业方面的表现，笔者猜测这亦与青年担忧经济前景和工作稳定性相关。

针对振兴本港经济，受访青年最希望政府能够通过财政支出、刺激和鼓励本地消费，达到稳定经济的效果。超过七成受访者期盼政府再向全民派发现金或消费券，鼓励市民消费。近六成青年希望与其他国家及地区建立「旅游气泡」，恢复国际商贸交流及旅游业活动；仅三成受访者支持与内地通关。然而广东省问卷的结果则相反，65%的受访者认为与内地政府协调，推行两地互认的健康码，恢复通关最有助于振兴香港经济。两地问卷的受访者一致认为，资助待业的青年求学深造或参加职业技能培训亦有利于重振经济。

青年就业选择

在薪酬福利水平相同的情况下，受访者最看重工作与生活平衡，逾八成青年关心晋升机会或发展前景，不到五成受访者关注雇主的政见理念。创科产业、高新技术、商业分析及金融科技工作最受香港青年欢迎，高达近四成受访者认为这类工作有吸引力。此外，半数受访者考虑在香港与内地以外的亚洲地区就业，而两成受访者希望前往内地发展。有意离港发展的受访者主要关注民生因素，即「收入水平高」、「生活成本低」。

赴大湾区内地城市发展意愿

至于香港青年对前赴大湾区内地城市发展的看法，香港问卷中，22%的受访者表示愿意，显然低于研究团队在2018年发布的《香港青年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指数》中36%的比率。不愿意的比例则从2018年的三成上升到五成。但是调研也发现，在愿意前往大湾区内地城市发展的香港青年中，有超过六成的受访者比2018年更愿意。在广东省问卷中，65%的受访者相比两年前，更愿意在大湾区内地城市工作。

通过对香港青年就业选择的调查和深度访谈，笔者认为两地目前依然存在的薪酬水平差异，是很多香港青年不愿意前往大湾区内地城市发展的重要原因。尽管如此，香港青年还是认为大湾区内地城市有很多发展优势，近六成的受访者认为内地生活成本低、工作机会多、薪酬增长速度快、楼价低、晋升机会多、行业选择多，可以克服薪酬偏低的障碍。在大湾区内地城市中最受香港青年欢迎的行业仍是创科产业、高新技术、商业分析及金融科技。

青年外闯所需助力

此外，研究亦发现受访香港青年希望得到的政策支持，主要在于下列四大范畴。

第一，就业及创业支援。内地薪酬水平低于香港是青年却步的重要因素，笔者建议特区政府在一定期间内适度补贴两地收入差距，使企业愿意以高于内地平均标准的工资聘请香港青年，并提升对在大湾区内地城市创业者的资助力度。

政府还应加大投入服务港人的机构和网站，为有意在大湾区内地城市就业、创业、学习及生活的青年提供一站式服务和资讯。

在香港和广东省问卷中，分别有大约四成和六成的受访者希望获受资助的职业培训。笔者建议有关机构和大湾区内地城市的职业培训学校（类似香港职业训练局）合作，资助青年参加职业技能培训，及帮助青年找工作；并鼓励有意在创科行业就业或创业的香港青年参加大湾区内地城市的创科训练营。

第二是住房。在适应新环境及找工作上，45%的香港问卷受访者认为提供住房津贴或公屋单位最有促进作用。 63%的广东省问卷受访者对此措施表示支持。笔者亦赞同特区政府在大湾区内地城市修建公屋，并打造类似「香港城」的社区，提供一定期限的住宿补助，鼓励居于社区的青年交流就业资讯。

第三为医疗。香港问卷中，42%的受访青年希望获得医疗津贴，或者香港医院能在大湾区内地城市设立分院；广东省问卷更有69%的受访者有此需求。笔者建议特区政府推动香港医疗机构在大湾区内地城市设立分支机构，以提供与本港同等水准的医疗服务；并推出医疗保险互联互通机制。

第四，交通方面，43%香港問卷和70%廣東省問卷的受訪者希望獲得來往大灣區內地城市和香港的交通津貼。當局不妨考慮推出高鐵、跨境巴士和火車的套票。

内外循环各有天地

中国「双循环」战略下，香港将成为重要支点和连接点，年青人应把握历史机遇，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空间。香港青年大致分为愿意去内地和有意在本港或海外发展两类，打算现时到大湾区内地城市发展或对此持开放态度的青年，可以参与经济内循环。诚如行政长官在2020年《施政报告》指出，「以香港的经济和市场规模，青年人的失业率可能会维持双位数字一段时间」，而「有7000万人口的大湾区发展潜力却十分巨大，能为香港青年人提供事业发展机会」。特区政府可在刚出台的「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及「大湾区青年创业资助计划」的基础上，制订更多便利措施，帮助香港青年迈出往外闯的第一步，并将其在本港享受的福利转移到大湾区内地城市。至于希望留港或前往海外发展的青年，则可参与经济外循环，特区政府也应鼓励支持，落实就业支援政策。青年人是社会未来的栋梁，协助他们就业，有助于香港早日重振经济，增强长远发展的竞争力。

陶志刚 港大经管学院汇丰基金教授（环球经济与企业策略）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一年二月十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在2018年年中至2019年年底期间，中美贸易战是全球经济及金融市场焦点所在。双方就进口对方产品征收的关税，以及轮流在两国举行的多次贸易谈判，均牵动市场的投资气氛。经过多番努力，中美最终达成一些共识，并于去年1月签署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但随着新冠肺炎的出现和美国的总统大选，贸易战已不再是重要的议题，媒体亦甚少提及。当然，这并不代表中美经济摩擦已告一段落，只是转移到其他战场而已。

特朗普早在上台前已多番表示对美国的贸易情况不满，并以此作为争取选民的议题。他上任后的第二年即发动贸易战，分别在2018年2月和3月对进口太阳能板、洗衣机、钢材和铝材等征收关税，涉及多个国家、包括中国的产品。中国遂在4月进行反制，也向一些美国产品征收关税。与此同时，美国以违反了其对伊朗和朝鲜的贸易管控为理由，打压中国电子产品制造商中兴通讯。而这些，都只是中美贸易战的序幕。

特朗普事与愿违

正规战于2018年7月初启动，美国先对中国340亿美元的产品加收25%的关税，其后分别扩阔至额外的160亿和2000亿美元的商品，最后的总数高达5000多亿，等于2017年贸易战前一年美国从中国进口的总额，税率由10%至25%不等。而中国从美国进口的商品总值远低于美国从中国的进口，因而以关税回应的空间较小。即使这样，双方你来我往，涉及数千亿美元的商品和高达25%的税率，战况堪称激烈。

特朗普政府发动贸易战，以关税和新的贸易协议为手段，主要目的是减少美国的外贸赤字，并从外国夺回制造业的工作岗位。然而，数年下来，这两方面的成绩都乏善可陈。先说美国的外贸，特朗普上台后，包括商品和服务的贸易赤字都差不多按年增加，其中2019年略低于2018年，但2020年首11个月已经超过6000亿，高于历史上任何一年。去年全球贸易明显地因新冠肺炎收缩，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在一个多月前的估计，2020年全球商品贸易比一年前减少5.6%，而美国的贸易赤字却增加那么多。即使不算12月，去年的美国贸易赤字比2016年特朗普上台前增加了25%，与发动贸易战以减少贸易赤字的原意背道而驰。

若只看中美贸易，大幅度的关税施加于大额的进口商品，的确减少了美国对中国的贸易赤字，由2018年的4189亿下降至2019年的3452亿美元，跌幅达17.6%。但由于美国贸易的总赤字只是轻微下跌，反映出对中国的贸易战，只是将从中国的进口转换为从其他经济体的进口，并不能把制造业的工作岗位从外国带回美国。

事实上，美国制造业职位的减少，主要是技术进步替代劳动力的结果。

美国的制造业就业人数，早在本世纪初已开始迅速减少，到金融海啸时进一步下跌。奥巴马执政时，制造业人数缓慢增加，特朗普时继续这个趋势，但也只是增加了约50万人，改变不多。美国的劳动力约1.65亿人，其中制造业约1500万人，少于10%，即使增加的50万个职位完全是贸易战的成果，也难以抵消贸易战造成的经济损失。不过，若有关的职位比较集中在政治上的所谓摇摆州份，贸易战对特朗普便有可取之处。

说到经济损失，关税使进口商品价格上升，减少对有关商品的需求，若该商品是原材料，自然会带动下游产品的价格上升，削弱有关产业的竞争力。若外国实施报复性关税，影响自然会更大。特朗普政府对进口钢材征收25%的关税，增加美国下游产品如汽车的生产成本，减少它们在国际市场的份额。关税及特朗普飘忽政策的不确定因素，使密歇根州汽车工业的投资额，在特朗普政府首三年与之前三年相比，下跌了29%。然而，这个州有不少特朗普的忠实支持者，如反对民主党州政府处理疫情政策的示威群众，其中有持枪冲入州政府大楼抗议，甚至扬言绑架州长。贸易战的原意是为这些人争取经济利益，起码表面说法如是，但结果却是给他们制造经济困难。

美关税得不偿失

特朗普曾多次重复，说对中国商品所征关税的税款是由中方支付。这个说法是否成立，视乎中国出口商会否因美国的关税而减低售价来促销，以及减价的幅度。有关这个问题，已有多份研究报告说明，特朗普的提法是错误的。其中一份由哈佛、芝大和波士顿联邦储备银行合作研究、即将发表的论文【注】，指出美国征收20%关税时，外国企业只把售价压低1%，亦即美国进口商或消费者要承担余下的19%。反过来说，若外国对美国出口加征15%报复性关税，美国的出口商要压低售价5%。这个分别反映出不同商品的需求弹性有异。美国企业从其他经济体进口取代中国产品的空间比较少，因此中国出口商在关税下毋须怎样减价。反过来说，中国进口商购买美国如大豆等产品时，因中国政府的关税使价格上升，可转向巴西或阿根廷购买，美国的大豆商便有减价的压力。

上述研究还有另一个发现，就是在贸易战中，中国商品在美国零售店铺的售价增加不多。在20%关税的情况下，消费者付出的价格平均只增加0.7%。换句话说，美国对华的关税，大部分是美国进口商付给美国政府的。

就谁支付美国的关税这一问题上，特朗普的助理、白宫贸易与制造业政策办公室主任纳瓦罗还尝试帮特朗普自圆其说，认为要应付美国的关税，中国的出口需要减价、人民币需要贬值，中国的付出是间接的。但中国出口价格只轻微下跌，而人民币贬值，美国一向的说法是对中国有利对美国有害，因而以货币操控国的标签来刁难中国，但现在又说人民币贬值是中国在美国关税下付出的代价，论点前后矛盾。

至去年10月，美国政府从进口中国商品征收的关税税收达660亿美元，但中国对美国农产品施行反制关税，使美国有关产品的农民怨声载道。特朗普为了安抚民心，曾多次拨款补贴农民。至去年9月，补贴总额达610亿美元，接近美国政府从贸易战所得的税收。几年下来，美国对中国的贸易战没有减少美国的贸易赤字，也没有怎样增加美国的制造业职位，只是将美国进口商的钱间接转移给农民。雷声大、雨点小，莫此为甚。

中国在2018年把贸易战作为个案交给WTO仲裁，理由是美国的关税税率，远高于其对WTO的承诺，而有关税率针对中国，也违反了最惠国待遇的原则。到去年9月，WTO裁定了中国胜诉，但有关的报道不多，或许因为仲裁没有实际后果。今天的WTO可说是武功全废，即使美国的贸易代表上诉，WTO的上诉委员会也没有人手处理，因为过去几年所有新会员的提名都被美国否决。

拜登上台后，面对一个撕裂的美国社会，要在两党和不同的利益集团中找寻共识，最方便的是制造和面对同一敌人。在特朗普和他的谋臣如蓬佩奥、班农、纳瓦罗等经营了四年后，美国人普遍对中国存有戒心甚至敌意，即使拜登及他的内阁都明白中美贸易战是前朝的乱局，也不会急于收拾。

注： Alberto Cavallo, Gita Gopinath, Brent Neiman, and Jenny Tang,”Tariff Pass-through at the Border and at the Store: Evidence from US Trade Policy,”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Insights, forthcoming.

陆炎辉 港大经管学院荣誉副教授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一年二月三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说特朗普任内以社交媒体治国并不为过，他在推特和脸书就分别有8800万和300万的追随者。1月6日发生示威者冲击国会山庄事件之后，特朗普被社交媒体封锁，推特甚至永久封闭其私人账户。这些事件都来得非常突然，特朗普作为一个现象，和他任内的作为，特别是在任期的最后几个月，都是值得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细加研究的课题。

美国去年发生了大规模的示威，暴露了社会的深层次矛盾，两党选民之间的对立，也似乎到了史无前例的地步。网上社交媒体有否推波助澜，令社会更为分化？它们防止危险言论的措施，会不会矫枉过正，成为另一种风险？笔者希望在此对第一个问题，介绍一些新近研究结果，尽管这些研究并不涉及最近的大选。

首先介绍一项关于美国的研究【注2】。论文作者指出，种种量度指标都揭示美国在政治上日益两极化（polarization）。举例说，在1960年，共和党和民主党支持者仅各有5%，会对自己的子女与另一政党支持者结婚「感到不快」（displeased）；但到了2010年，则约有一半的共和党支持者和超过30%的民主党支持者对此「感到有点不快或甚感不快」（feel somewhat or very unhappy）。投票给自己所属政党候选人的比例，从1980至2015年间增加了50%；在1971年有71%受访选民表示，在总统大选和国会大选中，均会投给同一政党的候选人，这个数字更在2012年上升到90%。

不同年龄组别两极化情况

论文作者根据前人研究的8个常用的两极化指标，整合成一个综合指标。在数据方面，他们根据一项长期调查（American National Election Studies），把人口分为4组，分别是18至39岁、40至64岁、65岁以上，和75岁以上，并且计算出各个年龄组别在不同时间的综合指标度。（这个指标为正数，参考的数值定为1，数值愈大两极化愈严重）。此外，作者通过其他调查，整理出这些年龄组别使用互联网的频繁程度。

从【图】中可见，每个分图中的一条粗黑线，就是该年龄组别两极化的综合指标，18至39岁和40至65岁这两个组别的两极化程度，不及另外两个组别严重。在过去二十多年，两极化最严重的其实是高龄群组。

图 18–75岁以上各年龄组别的两极化综合指标

资料来源：【注1】

然而数据分析显示（这也符合常识），高龄群组使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程度较低，年轻群组使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则较普遍。虽然许多作者认为互联网特别是社交媒体是政治两极化的一个驱策力量，这篇文章的发现却不支持此一看法，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对于近年的政治两极化现象，充其量只能起到有限的作用。

社交媒体和仇恨犯罪

以下介绍另一项研究，关于社交媒体是否增加仇恨罪行（hate crimes）的因果关系分析【注2】。

这篇论文以俄罗斯的数据为依据，俄罗斯幅员广大，有180个少数民族，很适合进行这方面的研究。VKontakte（简称VK）是俄罗斯的最主要网上社交平台，2006年秋天由圣彼得堡国立大学一名学生所创建，其功能和设计与脸书十分相似，2011年在俄罗斯的市场占有率高达90%。

VK的早期参与者都是该大学的学生，来自全国各地，各自把VK带回老家，因此至少在VK的早年，其渗透率高低由历史所决定。这种情况有如对照实验，提供了理想的研究数据。

文章指出，社交媒体的渗透率愈高，种族仇恨罪案就愈普遍。而在民族情绪本来就较炽烈的地方，这种效果更为明显，其中VK渗透率每增加10%，仇恨罪行就会随之增加25.8%。相反，在民族主义情绪最温和的地方，VK渗透率增加对当地仇恨罪行的数目则丝毫没有影响。

2018年夏天，作者又通过网上问卷形式，以125个城市的4000名受访者为对象，探讨VK渗透率如何影响市民的仇外心态。对于这类敏感议题，受访者往往有所忌讳，不愿公开承认，因而影响了问卷调查的可靠性。作者于是用了一个巧妙的办法处理，把受访者随机分为两组，为对照组的受访者开出四道命题，让他们回答同意多少道命题。至于实验组，除了这四道命题，还开出有第五道（以下简称为排外命题）：「我对某些种族感到不耐烦或讨厌」（I feel annoyance or dislike toward some ethnicities）。

将实验组同意的命题平均数，减去对照组同意的平均数，就等于受访者同意排外命题的百分比。由于承认排外情绪的方式并非公开，是作者推论出来的，所以称之为「引申性敌视态度」（elicited hostility attitude）。

作者接着的计量分析，发现社交媒体的渗透率对受访者的「引申性敌视态度」有正面作用，对年轻或教育程度较低者尤为显著。具体说来，VK的渗透率每增加10%，就会令受访者的潜伏敌视态度加深2%。

社交平台须用得其法

在这里介绍了两篇论文，表面上有不同的结论，笔者觉得它们各有其意义。第一篇说明美国以至一般国家的政治矛盾才是根源，完全归咎社交平台只会治标不治本，并非解决问题之道。

推特和其他社交媒体封锁特朗普的账户，应该能够减少他对世界所造成的负面作用，但若不正视美国国内的深层矛盾，反而会加强特朗普支持者对拜登当选是一场阴谋的想法，而通过封锁账户言论自由的做法，如果处理不慎，更可能后患无穷。

第二项研究则告诉我们，采用科学方法，借助合适数据，确实可以证实社交媒体渗透率上升，足令仇恨罪案和仇外情绪变本加厉，还可以量化其作用。这个结论不但符合一般人的认知，更值得所有人，特别是决策者深思。网络上的社交媒体不收分文，让我们免费使用，但是世上并没有免费午餐，我们的消费行为和生活习惯的信息被广告商掌握之余，我们付出了宝贵的时间和专注力，更可能误入歧途而不自知。

注1： Boxell, L. M. Gentzkow, and J. M. Shapiro, “Greater Internet Use is Not Associated with Faster Growth in Political Polarization Among US Demographic Group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2017, 114 （40）, 10612

注2： Bursztyn, L, G. Egorov, R. Enikolopov, and M. Petrova （2019）, “Social Media and Xenophobia: Evidence from Russia,” NBER Working Paper 26567

赵耀华 港大经管学院副教授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一年一月二十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