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2019冠状病毒病大流行危机，继美国国会2020年先后通过总值2.3万亿和9000亿美元的纾困法案，今年3月，总统拜登又签署总值1.9万亿美元的「美国救援计划法案」，共占美国本地生产总值（GDP）的24%，数目之大，就连2009年为应付金融危机推出的8000亿美元经济刺激方案，也显得相形见绌。

提振经济不易

据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对消费者支出的调查【表】，综观三轮纾困措施，美国消费者平均会将35.2%的援助金用作偿还债务，38.4%作为储蓄，用作消费的只占26.5%。2020年美国信用卡债务减少近830亿美元，跌幅占全国信用卡债务12%。尽管2021年1月消费支出按月增长2.4%，为7个月来最大增幅，但同期个人收入已增长10.1%，可见该国消费还未回到疫前水平，世纪一遇的疫灾令消费者趋向谨慎。

表：美国家庭从经济刺激方案获派款项用途

资料来源：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消费者预期调查

更有甚者，1.9万亿美元纾困方案或为经济带来长期损失。其主要争议之一是方案将减低产出缺口（output gap，亦即潜在GDP与实际出现GDP之差），并可能引发通胀压力。美国前财长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认为，全球金融海啸后，美国在2009至2019年这10年间，经济复苏步伐为第二次大战以来最慢。他最近又在《华盛顿邮报》撰文，指正当美国经济预期快速增长，而消费需求仍未复元，私人储蓄更大量过剩之际，9000亿和1.9万亿美元的两项刺激经济计划实在过于庞大。另一边厢，拜登政府则显然主张刺激经济力度愈猛愈好。

2019至2020年，美国GDP下降了3.5%，远低于大多数经济学家在疫情爆发时的预测。考虑到2020年下半年强劲的经济增长，GDP的产出缺口估计约为GDP的4%。萨默斯和其他经济学家并无否定需要更多财政刺激措施，但须考虑数额、时机和性质等因素。在疫后经济继续复苏的大前提下，1.9万亿美元的方案已占美国GDP的9%，远超出了4%的产出缺口。事实上，高于4%的增长就可能导致经济过热，引发通胀压力。

提防通胀隐忧

联储局在2020年8月调整通胀政策，把过往2%的长远通胀目标，由上限改为平均数值，亦即通胀率可在2%水平上下调节。至于有关维持此一平均通胀目标的具体时段，联储局则未有任何行政上的方针。

联储局近期似乎已经摆脱了对通胀的担忧。2021年3月，联储局将本年经济增长预测从去年12月的4.2%上调至6.5%，并将通胀预期上调至2.2%，失业率则从5%下调至4.5%；同时预测2022年经济增长达3.3%、通胀率2%、失业率3.9%。由于近10年美国的劳动力参与率偏低，故此联储局也不太顾虑失业率下降导致工资上涨。

鉴于估计经济快速复苏，即使2021年通胀加速，联储局仍不打算收紧货币政策，并计划直至2024年将利率目标维持在近零水平；主要论点是会导致长期通胀紧缩的因素，例如人口老龄化、技术创新和全球化等，仍在发挥作用。该局主席鲍威尔在国会作证时表示，他并不担心近期长期债券收益率上升，指出这类债券的表现似乎反映出市场对经济前景日益乐观。

但与此同时，M2货币供应量由2010至2019年期间，每年以5.8%增长，自2020年2月以来，则已飙升27%至4.2万亿美元。这是1943年以来货币供应量的最大增幅，主因是联储局资产负债表规模增加3.3万亿美元。目前的M2货币供应速度仍然处于历史性低水平，但如果货币供应速度加快，则会导致通胀上升。

部分商品的通货膨胀亦正加剧。疫情令生产能力降低，工厂难以交付货物，供应链投入价格因原材料短缺、运输成本上升和商品价格攀升而上扬，导致今年1月生产者价格指数（Producer Price Index，简称PPI）按月上升1.3%，2月上升0.5%，3月上升1%，至4月又上涨了1.3%，将12个月的增幅推高至5%，为10年来增幅之冠。企业亦逐渐通过向消费者提高价格，以收回增加的成本。因应需求驱动而供应紧张的经济往往引发通货膨胀。

赤字预算作风

商界及金融市场普遍认为疫情不可能于短期内完全消失，但专业投资者当前所忧虑的市场风险并非疫情，而是通货膨胀。债券投资者恐怕债券价格下跌，而不分青红皂白抛售债券，导致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在近期暴涨。虽然是次债券危机并未如2013年债券恐慌时严重；当年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在大概短短4个月内就已攀升到1.2%，债券增长速度更为剧烈，反观目前国债收益率升至1.37%，则历时近7个月。

在疫灾或会重燃的阴影下，美国股市亦在联储局4月货币政策会议纪录发布后大幅下跌，恐慌指数一度飙升20%。联储局部分官员似乎已准备在经济复苏加快速度下，考虑改变货币政策，调整资产购买的步伐。

对于近年来背负廉价债务借款人，尤其是主权政府和企业而言，高利率都将构成负担。2020年，各国政府因刺激经济而增加的财政债务达16.3万亿美元，增幅为20%。同年美国政府的公共债务亦上升3万亿美元以上，占GDP的120%，若包括第三轮的1.9万亿美元方案，GDP占比更达130%，为二战后的最高水平（二战以来的75年间，美国政府有63年出现预算赤字）。

长远而言，美国难免因债务负担沉重的趋势而引起经济隐忧。国会预算办公室预计，至2051年，单是联邦政府的债务将倍增至GDP的202%。自疫症爆发以来，该国企业承担的新债务共1.5万亿美元。2020年，基于房屋按揭、学生和汽车贷款增加，美国家庭债务增长2.9%至14.6万亿美元。可幸的是利率低企，借款人的偿债能力尚见强劲。

面对颇大的利率和通胀风险，关键在于通胀上升属暂时性、周期性抑或结构性。虽然通胀趋升足以令债务贬值，可用较便宜的美元还债，但高利率却会增加借款人及企业的再融资成本，并削弱其融资能力，对经济前景自然构成威胁。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及当前疫症大流行后的经济复苏都有赖央行长期保持低利率政策，但通货膨胀带来的高利率却会窒碍复苏。为应对冠状病毒病造成的经济灾难，美国政府被迫推出史上最大规模的纾困方案。方案虽对重启经济能收一时之效，但债务上升、公共财政恶化，以及通胀压力等长期后遗症，绝对不容忽视。

谢国生博士

港大经管学院金融学首席讲师、新界乡议局当然执行委员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一年五月二十六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随着时代发展，学校里学到的知识容易变得过时，同时互联网的普及化，又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学习机会，未来的教育会是怎么样的？由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出版的Back to the Future of Education: Four OECD Scenarios for Schooling一书中，提出了四个不同的假设情景给我们思考。第一是假设未来形势基本不变，正规教育继续扩张，配合其他方面的转变。另外三种假设情景就较为新颖，甚至带点天方夜谭的感觉，包括「教育外判」（education outsourced）、学校转型（schools as learning hubs）及随时学习（learn-as-you-go）；这意味着传统的学校制度瓦解，学习变得多样化、个人化。到底香港未来的教育会变成怎样？这是一个与当前社会息息相关的问题。

5月14日，香港大学经管学院与香港经济及商业策略研究所合办「香港经济前景展望」研讨会，内容涵盖五大范畴，笔者负责主持最后有关教育、社会平等及流动性的讨论环节，由黄英琦女士、程介明教授、陈易希先生和院长蔡洪滨教授先后发言。虽然历时短短一个小时，内容却极其丰富，笔者在这里作一个扼要的介绍，并分享一些个人感想。

时代变了

黄英琦女士指出，过去和未来的不同之处，可以归纳为下列四点：第一，生育率下降导致老年化，社会的需求随人口结构改变，人要为寿命延长后的日子妥作安排。第二，气候突变改变全球。第三就是我们将永远处于beta状态，犹如电脑软件的试用版（beta version），许多事情都变动不居，难以定格。第四，旧工作消失，新工作随之出现。

黄女士提出应该尊重学生的好奇心，教育要多元化，要培养学生的创业精神，以后大学联招的名额应该大为削减，腾出名额招收来自不同学习背景的学生。要发展出多样性的教育，还须靠相关活动带动，目前她就正在进行一项由赛马会赞助的项目，培训一批休学10星期的老师，让他们回到学校之后，在教学上加以创新。

程介明教授补充解释学习和教育的区别，学习（learning）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天性，而教育（education）或教育制度，则是西方工业化后的产物，是社会为个人而设的。时代变了，教育也应该改变。现在教育有待改进的地方，首先是没有保护和鼓励学生的好奇心。他打了一个比方，说我们需要的是二十一世纪的教育，可惜大学当局和老师抱持的却仍是二十世纪的思维，而家长的想法更停留在十九世纪！

知行之别

陈易希先生介绍了他自己的个人经历，小时候学业成绩十分差劲，但是特具好奇心，对发明很感兴趣。在开明的家庭和友善的老师鼓励下，参与各种比赛，一步一步自我提升。他又分享了自己的学习心得，包括怎样通过亲身经历去提高能力，例如在发明过程中发现自己在数学方面的不足，或如何努力锻炼沟通技巧，把脑海中的意念清晰向别人表达等等，而不是仅仅学习学校规定的课程，这也许就是程教授所说的「知」（knowing）和「行」（doing）的分别，教育应要帮助学生提高「行」的能力，而非只帮他们「知」，毕竟今时今日，同学用谷歌在网上搜寻一番，就已几乎无所不知。

蔡洪滨院长表达了他对本地教育和整体社会的乐观看法，不过他也慨叹作为金融中心，香港在教育和研究发展方面仍远远及不上国际水平。 2016年，香港花在教育的公共开支仅占本地生产总值（GDP）3.3%，低于OECD平均5.1%和以色列5.8%的水平。研发开支更只占GDP的0.8%，反观以色列的相应占比高达4.5%。鉴于以色列与香港相比，同样天然资源不足，人口规模亦相若，他深信若当局能增拨教育和研发经费，定当有利于本港经济的长远发展。

笔者对于当日各嘉宾表现出的热诚十分佩服，也极为赞同他们的看法，这里补充几点个人的意见。第一，多样化是好的，但这些改变往往对资源充足者裨益较大。互联网的发达，的确让一些有准备的人更方便更好地学习知识，但是对于条件不足者，这些变化会否拉阔贫富学生之间在学习表现的差别？通过12年学校教育，再经香港中学文凭考试（HKDSE）进入大学，仍然是家境清贫子弟最可靠而又力所能及的出路，若把基于HKDSE成绩取录的大学名额大幅缩减，是否有违公平原则？这些问题都是在教育改革中所必须考虑的。

第二，笔者设想，未来的香港教育界仍将有一批主流学校，其中虽然都会注入新元素，但其大部分课程和教授方式大概与以往相近，而同时增加的非主流学校，其课程和办学方式，却可能会与主流学校相当不同。笔者认为教育改革宜「贪新不忘旧」，「贪新」指勇于大胆尝试，「不忘旧」就是不必一窝蜂革新，值得保留的旧方法就应该加以保留，同时认真研究怎样在已有的基础上做得更好。

第三，笔者十分认同好奇心的重要，但是认为也应该重视培养健全人格。生命中难免遇到或大或小的逆境，其中只有部分纯属不幸，而一般来说，希望愈大，挫折愈大。如果没有应付逆境的能力，就不能走得远。此外，我们也须具备知难而退的智慧，虽说天生我才必有用，但是大多数人从定义上来说都是平庸的，举例说我是一个五音不全的人，却有成为伟大音乐家的心愿，要社会上设法成全我这个梦想，就是一种浪费，对我也是一种误导。如果好奇心是人的一条腿，那么健康的心理质素和智慧则是另一条腿，我们靠两条腿才能走路，一条腿是走不远的。

未来的教育将会是怎样的？笔者认为它很可能是目前教育制度的延伸，但是一定会加入很多新成份，社会各界人士的参与也肯定会增加。程教授根据自己的发现，呼吁与会者思考如何在这个过程中作出贡献，本文读者也不妨细想他的心声。

赵耀华 港大经管学院副教授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一年五月十九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随着时代发展，学校里学到的知识容易变得过时，同时互联网的普及化，又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学习机会，未来的教育会是怎么样的？由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出版的Back to the Future of Education: Four OECD Scenarios for Schooling一书中，提出了四个不同的假设情景给我们思考。第一是假设未来形势基本不变，正规教育继续扩张，配合其他方面的转变。另外三种假设情景就较为新颖，甚至带点天方夜谭的感觉，包括「教育外判」（education outsourced）、学校转型（schools as learning hubs）及随时学习（learn-as-you-go）；这意味着传统的学校制度瓦解，学习变得多样化、个人化。到底香港未来的教育会变成怎样？这是一个与当前社会息息相关的问题。

5月14日，香港大学经管学院与香港经济及商业策略研究所合办「香港经济前景展望」研讨会，内容涵盖五大范畴，笔者负责主持最后有关教育、社会平等及流动性的讨论环节，由黄英琦女士、程介明教授、陈易希先生和院长蔡洪滨教授先后发言。虽然历时短短一个小时，内容却极其丰富，笔者在这里作一个扼要的介绍，并分享一些个人感想。

时代变了

黄英琦女士指出，过去和未来的不同之处，可以归纳为下列四点：第一，生育率下降导致老年化，社会的需求随人口结构改变，人要为寿命延长后的日子妥作安排。第二，气候突变改变全球。第三就是我们将永远处于beta状态，犹如电脑软件的试用版（beta version），许多事情都变动不居，难以定格。第四，旧工作消失，新工作随之出现。

黄女士提出应该尊重学生的好奇心，教育要多元化，要培养学生的创业精神，以后大学联招的名额应该大为削减，腾出名额招收来自不同学习背景的学生。要发展出多样性的教育，还须靠相关活动带动，目前她就正在进行一项由赛马会赞助的项目，培训一批休学10星期的老师，让他们回到学校之后，在教学上加以创新。

程介明教授补充解释学习和教育的区别，学习（learning）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天性，而教育（education）或教育制度，则是西方工业化后的产物，是社会为个人而设的。时代变了，教育也应该改变。现在教育有待改进的地方，首先是没有保护和鼓励学生的好奇心。他打了一个比方，说我们需要的是二十一世纪的教育，可惜大学当局和老师抱持的却仍是二十世纪的思维，而家长的想法更停留在十九世纪！

知行之别

陈易希先生介绍了他自己的个人经历，小时候学业成绩十分差劲，但是特具好奇心，对发明很感兴趣。在开明的家庭和友善的老师鼓励下，参与各种比赛，一步一步自我提升。他又分享了自己的学习心得，包括怎样通过亲身经历去提高能力，例如在发明过程中发现自己在数学方面的不足，或如何努力锻炼沟通技巧，把脑海中的意念清晰向别人表达等等，而不是仅仅学习学校规定的课程，这也许就是程教授所说的「知」（knowing）和「行」（doing）的分别，教育应要帮助学生提高「行」的能力，而非只帮他们「知」，毕竟今时今日，同学用谷歌在网上搜寻一番，就已几乎无所不知。

蔡洪滨院长表达了他对本地教育和整体社会的乐观看法，不过他也慨叹作为金融中心，香港在教育和研究发展方面仍远远及不上国际水平。 2016年，香港花在教育的公共开支仅占本地生产总值（GDP）3.3%，低于OECD平均5.1%和以色列5.8%的水平。研发开支更只占GDP的0.8%，反观以色列的相应占比高达4.5%。鉴于以色列与香港相比，同样天然资源不足，人口规模亦相若，他深信若当局能增拨教育和研发经费，定当有利于本港经济的长远发展。

笔者对于当日各嘉宾表现出的热诚十分佩服，也极为赞同他们的看法，这里补充几点个人的意见。第一，多样化是好的，但这些改变往往对资源充足者裨益较大。互联网的发达，的确让一些有准备的人更方便更好地学习知识，但是对于条件不足者，这些变化会否拉阔贫富学生之间在学习表现的差别？通过12年学校教育，再经香港中学文凭考试（HKDSE）进入大学，仍然是家境清贫子弟最可靠而又力所能及的出路，若把基于HKDSE成绩取录的大学名额大幅缩减，是否有违公平原则？这些问题都是在教育改革中所必须考虑的。

第二，笔者设想，未来的香港教育界仍将有一批主流学校，其中虽然都会注入新元素，但其大部分课程和教授方式大概与以往相近，而同时增加的非主流学校，其课程和办学方式，却可能会与主流学校相当不同。笔者认为教育改革宜「贪新不忘旧」，「贪新」指勇于大胆尝试，「不忘旧」就是不必一窝蜂革新，值得保留的旧方法就应该加以保留，同时认真研究怎样在已有的基础上做得更好。

第三，笔者十分认同好奇心的重要，但是认为也应该重视培养健全人格。生命中难免遇到或大或小的逆境，其中只有部分纯属不幸，而一般来说，希望愈大，挫折愈大。如果没有应付逆境的能力，就不能走得远。此外，我们也须具备知难而退的智慧，虽说天生我才必有用，但是大多数人从定义上来说都是平庸的，举例说我是一个五音不全的人，却有成为伟大音乐家的心愿，要社会上设法成全我这个梦想，就是一种浪费，对我也是一种误导。如果好奇心是人的一条腿，那么健康的心理质素和智慧则是另一条腿，我们靠两条腿才能走路，一条腿是走不远的。

未来的教育将会是怎样的？笔者认为它很可能是目前教育制度的延伸，但是一定会加入很多新成份，社会各界人士的参与也肯定会增加。程教授根据自己的发现，呼吁与会者思考如何在这个过程中作出贡献，本文读者也不妨细想他的心声。

赵耀华 港大经管学院副教授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一年五月十九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疫情已经肆虐了一段时间。尽管部分国家和地区的新增感染个案下降，但仍然有部分国家和地区的形势令人担忧。若要复苏经济和消灭病毒，我们必须依靠疫苗。仅靠戴口罩和保持社交距离来压制病毒的传播，既不现实，也难以让市民无限期接受。

截至2021年4月，以通过第三阶段临床试验为标准，有14种疫苗获至少一个国家批准使用，可进行大规模接种（如【图1】）。数据显示，几款疫苗都能达到60%以上的保护率 【注1】：在美国获批的辉瑞（复必泰）和莫德纳疫苗在未感染人群中产生的有效性高于90%；根据这份报告 【注2】，接种率领先的以色列，其R值已经从接种开始时接近1.5，降至0.5附近，即一个感染者在以色列只能平均传染给0.5个人。这个数字反映，广泛接种疫苗有助对抗新冠肺炎。但是，如果全世界的疫苗产能无法跟上需求，那么我们将无法战胜病毒。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估算，在2020至2021年间，新冠肺炎造成的全球GDP损失达12万亿美元，平均每月GDP损失5000亿美元。据卡斯蒂略及其合作者在2021年发表在《科学》杂志的文章 【注3】表示，目前年产量为30亿剂疫苗的产能可为全球带来17.4万亿美元的经济效益，平均每剂的效益高于5800美元。如果扩大产能，使年产量增加至10亿剂，每剂疫苗的额外效益能达到989美元，远远高于只有40美元的疫苗价格。与病毒造成的全球经济停滞和生产力下降相比，制造疫苗所需要付出的产能和制造成本微不足道。如果可以让足够多的人口接种疫苗，实现群体免疫，那么我们就可以摆脱疫情。笔者认为人类已经有所需的资源对付新冠肺炎，接下来应从激励供需入手，在保证产量充足的同时，鼓励市民接种疫苗

增加疫苗供应

【图1】新冠肺炎疫苗发展概况

资料来源：Gavi- The vaccine alliance: https://www.gavi.org/vaccineswork/covid-19-vaccine-race

笔者建议，扩大疫苗供应的第一步是放宽疫苗原材料的贸易。疫苗的生产是复杂而全面的，需要多种技术和原材料。目前，超过69个国家已限制个人防护装备和其他医疗用品出口。虽然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保障国内有足够的医疗用品供应，但这种做法不仅伤害进出口商，也阻碍疫苗的生产，所以最终仍会损害该国的利益。

第二个重点是，鼓励厂商开放专利。目前，世贸组织正在就疫苗专利豁免问题进行谈判。虽然部分国家支持开放疫苗专利，但部分药厂则认为疫苗供应的瓶颈并不在于专利本身，所以拒绝开放相关专利。实际上，笔者也理解药厂忧虑开放专利会带来损失，因此以「瓶颈不在专利本身」作为借口拒绝开放疫苗专利。笔者认为有一种解决方案不单可确保制药公司获得利润，同时也愿意暂时开放专利。首先，发达国家的政府可提出与药厂签订大规模订单，为低收入国家换取短期专利豁免权。从【图1】我们能看大量疫苗临床研究，据彭博报道，到今年年底，将有六到八种新的疫苗可能会完成临床研究并接受监管审查。目前在提供疫苗的药厂应该意识到现时的垄断局面很快会被新的竞争者打破。新的疫苗会随着时间逐渐出现，若果现阶段的疫苗厂商能未雨绸缪，趁仍有垄断地位时确保来自高收入国家的大量订单，则其日后要面对的竞争将会减少。只要少数疫苗龙头愿意开放专利，即可达成这个目标。

增加需求

从需求的角度来讲，每个国家或地区面临的考验都不一样。以香港为例，香港的疫苗接种计划已于2月26日正式启动，5月7日 【注4】前接种量已达1662100剂。但按比例来计，只有13.41%的市民接种了第一针，远低于英国的51.46%，也落后于邻近的新加坡。【图2】显示了不同国家和地区接种至少一剂疫苗的总人口比例。因此，对接种的低需求是香港目前的主要挑战。

【图2】不同国家和地区植入至少一剂疫苗的总人口比例

资料来源：Our World in Data: https://ourworldindata.org/covid-vaccinations

从福利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大多数接种计划的目的是建立和维持群体免疫力，这是一重要公共资源，保护相关人群因过敏等原因无法接种（Dawson，2004）【注5】。接种疫苗后，个体的患病率下降，因而整个群体中染病的人数减少，无法接种者接触到病患的概率因而减低。假设没有政府干预，接种的费用与副作用将会由接种者承担。因为当个人在选择接种时多数只考虑到自己和家人的成本和效益，而不会考虑社会中那些无法接种者，也会忽略疫情对别人造成的经济损失。因此愿意接种的人数可能就达不到群体免疫所需要的最低数目。要增加接种人数，就需要政府介入。

因为个人得益与社会总体利益之间有显着的差别（经济学家称之为正外部性），福利经济学家建议应该为这种行为提供补贴，以色列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注6】。以色列以补贴的方式鼓励市民接种，鼓励措施包括允许已接种的人进入餐厅、酒店甚至出国。除了国家给予奖励外，地方政府也提供补贴鼓励公众接种。例如在耶路撒冷，市长莫西．莱昂（Moshe Leon）发起了一项针对年轻人的接种奖励计划，为11至12年级的学生举行「接种疫苗比赛」，胜出学校可以免费获得文化体育活动门票。

另一方面，以色列还向拒绝接种疫苗的人「征税」，提高其生活和活动成本。虽然接种本应是公众的自愿行为，但一些地方政府对拒绝接种疫苗的人施加了一定的限制，例如卢德市市长威胁使用一系列措施制裁反疫苗者，包括政府停止为他们提供服务，禁止其子女上学，限制他们进入市场。

社交媒体在接种疫苗的议题上也发挥了一定作用。以色列政府一直在努力清除有关疫苗接种的谣言。谣言和夸大的副作用是阻止市民接种疫苗的主要原因，【注7】因此以色列卫生部成立了数位工作组打击错误讯息，防止虚假资讯广泛传播。另一方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身先士卒，成为全以色列首名接种者。【注8】此后，民意调查显示，三分之二的民众希望跟随总理接种疫苗。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栢良医生建议政府，邀请流行歌手姜涛呼吁公众接种疫苗。笔者认为这个建议很好，也希望更多KOL能参与，若社交媒体上每个人都争做疫苗大使，以通过接种疫苗和分享接种经验鼓励亲友接种疫苗，我们一定能战胜疫情。

企业方面，雇主可以通过提供半天有薪假，让员工接种疫苗；酒店也可向已完成接种两剂疫苗的民众提供Staycation折扣，保险公司也可向这些民众提供续保折扣。这些措施可以创造更安全的工作环境，增加额外营业，让企业也能从中得益。

政府应尽快加强为市民提供接种诱因，也可以放宽已接种者的社交距离限制。笔者不是医疗专家，不宜提出具体方案。但我坚信如果没有强而有力的激励措施，香港就不可能达到群体免疫。何栢良医生也强调唯有提供诱因令更多人接种新冠疫苗，才可突破疫情不断反反覆覆的恶性循环。

结论

我们以经济学提供战胜疫情的解决方案。在供应方面，透过交换条件说服厂商开放专利，并放宽原材料出口限制，同时扩大产能，向全球民众公平提供疫苗。在需求方面，政府应该尽快为市民提供接种诱因。此外，商家可以向已接种疫苗的市民提供优惠，KOL可以身体力行，呼吁公众接种，并鼓励每个人都成为疫苗大使。

人类能彻底战胜病毒的时间不多，希望我们能好好把握机会。根据生物学家Sophie Gryseels在《自然》期刊的说法，现时人类大量感染新冠肺炎，病毒有数百万种渠道从人转移到动物身上。若病毒扩散到野生动物身上，则人类将无法根除它 【注9】。

【注1】 https://www.yalemedicine.org/news/covid-19-vaccine-comparison

【注2】 https://www.statista.com/chart/24611/estimated-covid-19-reproduction-number

【注3】 Castillo, J. C., Ahuja, A., Athey, S., Baker, A., Budish, E., Chipty, T., … & Więcek, W. (2021). Market design to accelerate COVID-19 vaccine supply. Science, 371(6534), 1107-1109.

【注4】 Official data is collected from the government of Hong Kong: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2105/07/P2021050700867.htm

【注5】 Dawson, A. (2004). Vaccination and the prevention problem. Bioethics, 18(6), 515-530.

【注6】 Israeli mayors offer gifts, incentives, for people getting vaccinated (Mazal Mualem): https://www.al-monitor.com/originals/2021/02/israel-ultra-orthodox-arabs-east-jerusalem-coronavirus.html

【注7】 Israel fights online misinformation on vaccination campaign (Middle East Online): https://middle-east-online.com/en/israel-fights-online-misinformation-vaccination-campaign

【注8】 Israel starts Covid vaccine drive as Facebook groups taken down (Reuters in Jerusalem):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20/dec/20/facebook-takes-down-groups-spreading-lies-about-covid-vaccine-in-israel

【注9】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d41586-021-00531-z

房育辉教授
港大经管学院教授（管理及商业策略、经济学）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一年五月十二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疫情已经肆虐了一段时间。尽管部分国家和地区的新增感染个案下降，但仍然有部分国家和地区的形势令人担忧。若要复苏经济和消灭病毒，我们必须依靠疫苗。仅靠戴口罩和保持社交距离来压制病毒的传播，既不现实，也难以让市民无限期接受。

截至2021年4月，以通过第三阶段临床试验为标准，有14种疫苗获至少一个国家批准使用，可进行大规模接种（如【图1】）。数据显示，几款疫苗都能达到60%以上的保护率 【注1】：在美国获批的辉瑞（复必泰）和莫德纳疫苗在未感染人群中产生的有效性高于90%；根据这份报告 【注2】，接种率领先的以色列，其R值已经从接种开始时接近1.5，降至0.5附近，即一个感染者在以色列只能平均传染给0.5个人。这个数字反映，广泛接种疫苗有助对抗新冠肺炎。但是，如果全世界的疫苗产能无法跟上需求，那么我们将无法战胜病毒。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估算，在2020至2021年间，新冠肺炎造成的全球GDP损失达12万亿美元，平均每月GDP损失5000亿美元。据卡斯蒂略及其合作者在2021年发表在《科学》杂志的文章 【注3】表示，目前年产量为30亿剂疫苗的产能可为全球带来17.4万亿美元的经济效益，平均每剂的效益高于5800美元。如果扩大产能，使年产量增加至10亿剂，每剂疫苗的额外效益能达到989美元，远远高于只有40美元的疫苗价格。与病毒造成的全球经济停滞和生产力下降相比，制造疫苗所需要付出的产能和制造成本微不足道。如果可以让足够多的人口接种疫苗，实现群体免疫，那么我们就可以摆脱疫情。笔者认为人类已经有所需的资源对付新冠肺炎，接下来应从激励供需入手，在保证产量充足的同时，鼓励市民接种疫苗

增加疫苗供应

【图1】新冠肺炎疫苗发展概况

资料来源：Gavi- The vaccine alliance: https://www.gavi.org/vaccineswork/covid-19-vaccine-race

笔者建议，扩大疫苗供应的第一步是放宽疫苗原材料的贸易。疫苗的生产是复杂而全面的，需要多种技术和原材料。目前，超过69个国家已限制个人防护装备和其他医疗用品出口。虽然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保障国内有足够的医疗用品供应，但这种做法不仅伤害进出口商，也阻碍疫苗的生产，所以最终仍会损害该国的利益。

第二个重点是，鼓励厂商开放专利。目前，世贸组织正在就疫苗专利豁免问题进行谈判。虽然部分国家支持开放疫苗专利，但部分药厂则认为疫苗供应的瓶颈并不在于专利本身，所以拒绝开放相关专利。实际上，笔者也理解药厂忧虑开放专利会带来损失，因此以「瓶颈不在专利本身」作为借口拒绝开放疫苗专利。笔者认为有一种解决方案不单可确保制药公司获得利润，同时也愿意暂时开放专利。首先，发达国家的政府可提出与药厂签订大规模订单，为低收入国家换取短期专利豁免权。从【图1】我们能看大量疫苗临床研究，据彭博报道，到今年年底，将有六到八种新的疫苗可能会完成临床研究并接受监管审查。目前在提供疫苗的药厂应该意识到现时的垄断局面很快会被新的竞争者打破。新的疫苗会随着时间逐渐出现，若果现阶段的疫苗厂商能未雨绸缪，趁仍有垄断地位时确保来自高收入国家的大量订单，则其日后要面对的竞争将会减少。只要少数疫苗龙头愿意开放专利，即可达成这个目标。

增加需求

从需求的角度来讲，每个国家或地区面临的考验都不一样。以香港为例，香港的疫苗接种计划已于2月26日正式启动，5月7日 【注4】前接种量已达1662100剂。但按比例来计，只有13.41%的市民接种了第一针，远低于英国的51.46%，也落后于邻近的新加坡。【图2】显示了不同国家和地区接种至少一剂疫苗的总人口比例。因此，对接种的低需求是香港目前的主要挑战。

【图2】不同国家和地区植入至少一剂疫苗的总人口比例

资料来源：Our World in Data: https://ourworldindata.org/covid-vaccinations

从福利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大多数接种计划的目的是建立和维持群体免疫力，这是一重要公共资源，保护相关人群因过敏等原因无法接种（Dawson，2004）【注5】。接种疫苗后，个体的患病率下降，因而整个群体中染病的人数减少，无法接种者接触到病患的概率因而减低。假设没有政府干预，接种的费用与副作用将会由接种者承担。因为当个人在选择接种时多数只考虑到自己和家人的成本和效益，而不会考虑社会中那些无法接种者，也会忽略疫情对别人造成的经济损失。因此愿意接种的人数可能就达不到群体免疫所需要的最低数目。要增加接种人数，就需要政府介入。

因为个人得益与社会总体利益之间有显着的差别（经济学家称之为正外部性），福利经济学家建议应该为这种行为提供补贴，以色列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注6】。以色列以补贴的方式鼓励市民接种，鼓励措施包括允许已接种的人进入餐厅、酒店甚至出国。除了国家给予奖励外，地方政府也提供补贴鼓励公众接种。例如在耶路撒冷，市长莫西．莱昂（Moshe Leon）发起了一项针对年轻人的接种奖励计划，为11至12年级的学生举行「接种疫苗比赛」，胜出学校可以免费获得文化体育活动门票。

另一方面，以色列还向拒绝接种疫苗的人「征税」，提高其生活和活动成本。虽然接种本应是公众的自愿行为，但一些地方政府对拒绝接种疫苗的人施加了一定的限制，例如卢德市市长威胁使用一系列措施制裁反疫苗者，包括政府停止为他们提供服务，禁止其子女上学，限制他们进入市场。

社交媒体在接种疫苗的议题上也发挥了一定作用。以色列政府一直在努力清除有关疫苗接种的谣言。谣言和夸大的副作用是阻止市民接种疫苗的主要原因，【注7】因此以色列卫生部成立了数位工作组打击错误讯息，防止虚假资讯广泛传播。另一方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身先士卒，成为全以色列首名接种者。【注8】此后，民意调查显示，三分之二的民众希望跟随总理接种疫苗。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栢良医生建议政府，邀请流行歌手姜涛呼吁公众接种疫苗。笔者认为这个建议很好，也希望更多KOL能参与，若社交媒体上每个人都争做疫苗大使，以通过接种疫苗和分享接种经验鼓励亲友接种疫苗，我们一定能战胜疫情。

企业方面，雇主可以通过提供半天有薪假，让员工接种疫苗；酒店也可向已完成接种两剂疫苗的民众提供Staycation折扣，保险公司也可向这些民众提供续保折扣。这些措施可以创造更安全的工作环境，增加额外营业，让企业也能从中得益。

政府应尽快加强为市民提供接种诱因，也可以放宽已接种者的社交距离限制。笔者不是医疗专家，不宜提出具体方案。但我坚信如果没有强而有力的激励措施，香港就不可能达到群体免疫。何栢良医生也强调唯有提供诱因令更多人接种新冠疫苗，才可突破疫情不断反反覆覆的恶性循环。

结论

我们以经济学提供战胜疫情的解决方案。在供应方面，透过交换条件说服厂商开放专利，并放宽原材料出口限制，同时扩大产能，向全球民众公平提供疫苗。在需求方面，政府应该尽快为市民提供接种诱因。此外，商家可以向已接种疫苗的市民提供优惠，KOL可以身体力行，呼吁公众接种，并鼓励每个人都成为疫苗大使。

人类能彻底战胜病毒的时间不多，希望我们能好好把握机会。根据生物学家Sophie Gryseels在《自然》期刊的说法，现时人类大量感染新冠肺炎，病毒有数百万种渠道从人转移到动物身上。若病毒扩散到野生动物身上，则人类将无法根除它 【注9】。

【注1】 https://www.yalemedicine.org/news/covid-19-vaccine-comparison

【注2】 https://www.statista.com/chart/24611/estimated-covid-19-reproduction-number

【注3】 Castillo, J. C., Ahuja, A., Athey, S., Baker, A., Budish, E., Chipty, T., … & Więcek, W. (2021). Market design to accelerate COVID-19 vaccine supply. Science, 371(6534), 1107-1109.

【注4】 Official data is collected from the government of Hong Kong: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2105/07/P2021050700867.htm

【注5】 Dawson, A. (2004). Vaccination and the prevention problem. Bioethics, 18(6), 515-530.

【注6】 Israeli mayors offer gifts, incentives, for people getting vaccinated (Mazal Mualem): https://www.al-monitor.com/originals/2021/02/israel-ultra-orthodox-arabs-east-jerusalem-coronavirus.html

【注7】 Israel fights online misinformation on vaccination campaign (Middle East Online): https://middle-east-online.com/en/israel-fights-online-misinformation-vaccination-campaign

【注8】 Israel starts Covid vaccine drive as Facebook groups taken down (Reuters in Jerusalem):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20/dec/20/facebook-takes-down-groups-spreading-lies-about-covid-vaccine-in-israel

【注9】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d41586-021-00531-z

房育辉教授
港大经管学院教授（管理及商业策略、经济学）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一年五月十二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新冠肺炎肆虐已逾一年。若以每日新增案例为指标，全球情况并没有好转。最近的80、90万宗，是2月时30、40万宗中的两倍多。一些国家如美国和英国，由于疫苗接种计划顺利展开，新增案例自年初起大幅减少。但在其他国家，情况并没有稳定下来，稍有不慎，便会出现如印度最近的惨况。现时全球都寄望于疫苗，但疫苗的供应有先后之分。高收入国家已购买的剂量，是成年人口的两倍半，但中收入和低收入国家购买的剂量，只及成年人口的1/3 【注1】。

本地人口结构正经历人口老化的转变，特区政府估计20年后，每3个香港人中，约有1人是65岁或以上的长者，而长者人口增长的一个特点就是，80岁及以上的2021年80岁及以上人口大约40万（5.3％），到2040年会倍增至接近99万（12.2％），2060年更将跳升到125万（16.3％）。 ）【表1】。

资料来源：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

由此产生大量经济问题，包括劳动市场受压，增长下降，税收基数下降，工资增长，竞争衰减等。

由于迈向高龄阶段，长者虽拥有丰富的工作和人生经验，却往往不获认同，反而与弱势社群混为一谈。究竟银发族是香港社会的资产抑或负资产？发展有何影响？政府该如何应对相关挑战？

提升家居支援

毋庸置疑，65岁及以上长者快速增加，将对社会，经济乃至政治方面产生莫大影响，有关当局为因应所需的必要支持，可从以下几方面着手。首先是居家安老，也就是在所选择的住所中安享晚年，参与社区及个人社交活动。中国传统一般认为多代同堂可以增加长者的生活意义，把长者隔离到退休社区（如老人院）则难免被忽视遗憾事。

长者得以确保安全，自主生活，并通过持续维持促进身体健康。各类活动，以建立社会联系，自主感和家庭舒适感。晚年生活的质素与他们可控制及熟悉的家居环境有不可分割的关系。

但是，长者可承受什么资源来实现这个目标呢？

但若靠家人护理，既易生摩擦，亦会产生劳动无偿，经济节约低，工资损失，时间分配失衡和医疗费用增加等一篮子问题，对整体社会亦构成经济包袱。故此，本港亟须推进可持续的社会护理系统，配备足够和专业的护理人员。

掌握健康风险

如【表2】所示，2019年全港因所有病因致死的总数为48706宗，其中39264宗为65岁及以上长者，占80.6％。因心脏病而死亡的人数为6096宗，其中超过82.5％为65岁及以上长者。导致长者死亡的其他主要病因还包括肺炎（94.3％），脑血管病（83.8％），肾病（90.3％），认知障碍症（99.7％），慢性下呼吸道疾病（91.6％），败血症（84.9％）。

资料来源：香港特区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

参照【表1】的数据，2021年年中人口预测为758万，65岁及以上为数近145万人，占总人口约19.1％。假设2021年全港人口的主要死因及分布跟2019年相若，则65岁及以上长者的死亡宗数大约39264，死亡率仅2.71％，虽然难免遭受伤残或慢性顽疾的侵袭，但大部分长者仍然相当健康。

人口老化亦会增加医疗保健需求压力，医疗设施和医护人员手删，都会导致医疗费用上升，增加政府的财政预算压力，而须千方百计扩阔来源，否则为了要不断增加医疗支出，难免要减少其他福利支出甚或拖慢经济复苏。

聚焦问题症结

社会对长者的认可，无论通过社交网络积极参与社会，就业，志愿服务，学习抑或教学，对长者健康生活都有积极作用。社会的整体医疗成本。

此外，大量中低收入阶层的长者因面对财务困难，而需要终止退休计划。甚至有能力退休，为了生活平衡或生存意义，也希望在工作岗位上继续做出贡献。但非专业执业或非自雇人士或会面对年龄歧视，或受退休制度规限。

为了维持不断增长的昂贵开支，长者更会容易堕入投资骗局的圈套，以致把毕生积蓄拱手给不法之徒。则或因坐拥巨资，而成为家族中人冲突或争产的导火线。

由此可见，长者对专业理财及投资服务需求势将与日俱增。

追上时代要求

根据教育程度，专业背景，健康状况以及人生经历各有不同，对于一众年长人士，亦不宜处处视视同一律。

成长于不同年代的长者，其文化口味或会南辕北辙，例如现时成长于上世纪早年的香港人，每多为传统粤剧的捧场客；成长于1950至1960年代粤语片黄金时期，或遭受张瑛，白燕，吕奇，陈宝珠等影星主演的影片耳濡目染；其后的一代则对甲壳虫，蜜蜂吉斯和许冠杰的歌曲耳熟能详，堪称中西流行文化兼收并蓄。

同时，通过社交繁荣进步，教育渐进扩展，今时今日许多长者具高学历和知识水平，人生目标不一定是吃喝玩乐，而是追求终身学习，务求与时并进。

故此，支持长者正常生活的科技及相关产品，尤其是针对残疾人士，理应不愁销路。

数据显示愈来愈多长者使用个人电脑：2020年，65岁及以上长者曾使用个人电脑的百分比为39.1％，较2018年的35.7％为高 【注】。

实际上接受数码技术的长者亦不断增加，对新产品的用法也不陌生。能改善长者个人生活，促进护理，并改善服务的技术研发，实在刻不容缓。能满足长者需要的具体技术领域包括电子医疗和健康记录与人工智能集成的“智慧健康”平台，能支持语音与感官和运动的辅助技术，连接互联网设备的智能感测器，自动驾驶汽车甚至机械人等。市场潜力，只待政府当局，社福界和商界共同推动。

厘定周全方案

综观上述各点，人口老龄化化在个人及家庭构成构成过多的经济问题，但无法替代也带来大量商机。

当工作之急，特区政府必须为应对人口增长制定一套长远完备的政策，发挥各相关部门所长，以推动医疗及科技发展，强化福利制度，护理服务，居家安老，长者文化活动及教育项目。

为应对有关产品及服务的市场需求，设备研发，制造商，安老院和保险公司等企业，民间组织，政府决策者和学术界务须携手合作，在开发银发经济之余，更将长者多元变量和个别需求分开解决方案之中。

本地人口结构正经历人口老化的转变，特区政府估计20年后，每3个香港人中，约有1人是65岁或以上的长者，而长者人口增长的一个特点就是，80岁及以上的增幅在未来40年间尤为显着。2021年80岁及以上人口约为40万（5.3%），到2040年会倍增至接近99万（12.2%），2060年更将跳升到125万（16.3%）【表1】。

资料来源：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

由此衍生不少经济问题，包括劳动市场受压、生产力下降、纳税基数下跌、工资上涨、竞争力减弱等。

由于迈向高龄阶段，长者虽具备丰富工作和人生经验，但却往往不获认同，反而与弱势社群混为一谈。究竟银发族是香港社会的资产抑或是负资产？高龄化社会对资源运用及经济发展有何影响？政府该如何应对相关挑战？

提升家居支援

毋庸置疑，65岁及以上长者快速增多，将对社会、经济甚至政治方面产生莫大影响，有关当局为因应所需加以支援，可从以下几方面着手。首先是居家安老，也就是在所选择的住所中安享晚年，参与社区及个人社交活动。中国传统一般认为多代同堂可以增加长者的生活意义，把长者隔离到退休社区（如老人院）则难免被视为憾事。

长者得以安全、自主生活，并尽可能长时间维持促进身心健康的各类活动，以建立社会联系、自主感和家庭舒适感。晚年生活的质素与他们可控制及熟悉的家居环境有不可分割的关系。

但是，长者可依靠什么资源来实现这个目标呢？

由于安老院舍宿位严重供不应求，居家安老预计将成为今后趋势。但若靠家人护理，既易生摩擦，亦会产生劳动无偿、经济生产力低、工资损失、时间分配失衡和医疗费用增加等一篮子问题，对整体社会亦构成经济包袱。故此，本港亟须推行可持续的社会护理系统，配备足够和专业的护理人员。

掌握健康风险

其次，人口老化趋势与长者健康问题无疑息息相关。在香港人口中，长者受到慢性疾病的影响不成比例。如【表2】所示，2019年全港因所有病因致死的总数为48706宗，当中39264宗为65岁及以上长者，占80.6%。因心脏病而死亡的人数为6096宗，其中更有82.5%为65岁及以上长者。导致长者死亡的其他主要病因还包括肺炎（94.3%）、脑血管病（83.8%）、肾病（90.3%）、认知障碍症（99.7%）、慢性下呼吸道疾病（91.6%）、败血症（84.9%）。

资料来源：香港特区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

但话说回来，这不代表银发族必定有健康问题。参照【表1】的数据，2021年年中人口预测为758万，65岁及以上为数近145万人，占总人口约19.1%。假设2021年全港人口的主要死因及分布跟2019年相若，则65岁及以上长者的死亡宗数约为39264，死亡率仅为2.71%，虽然难免受到伤残或慢性顽疾的困扰，但大部分长者仍然相当健康。

人口老化亦会增加医疗保健需求压力，医疗设施和医护人手短缺，都会导致医疗费用上升，增加政府的财政预算压力，而须千方百计扩阔税收来源，否则为了要应付不断上涨的医疗开支，难免要减少其他福利开支甚或拖慢经济复苏。

聚焦问题症结

社会对长者的认可，无论通过社交网络积极参与社会、就业、志愿服务、学习抑或教学，对长者健康生活都有积极作用。无理的负面标签只会令长者感到孤立无援，身心受压，从而增加社会的整体医疗成本。

此外，不少中低收入阶层的长者因面对财务困难，而需延迟退休计划。即使有能力退休，为了生活平衡或生存意义，也希望在工作岗位上继续作出贡献。但非专业执业或非自雇人士或会面对年龄歧视，或受退休制度规限。

为了维持日益昂贵的生活开支，长者更会容易堕入投资骗局的圈套，以致把毕生积蓄拱手给不法之徒。社会日渐高龄化，长者骗案恐怕只会有增无减。至于富裕的长者，则或因坐拥巨资，而成为家族中人冲突或争产的导火线。

由此可见，长者对专业理财及投资服务需求势将与日俱增。

追上时代要求

基于教育程度、专业背景、健康状况以及人生经历各有不同，对于一众年长人士，亦不宜处处视同一律。

成长于不同年代的长者，其文化口味或会南辕北辙，例如现时成长于上世纪早年的香港人，每多为传统粤剧的捧场客；成长于1950至1960年代粤语片黄金时期，或受到张瑛、白燕、吕奇、陈宝珠等影星主演的影片耳濡目染；其后的一代则对Beatles、Bee Gees和许冠杰的歌曲耳熟能详，堪称中西流行文化兼收并蓄。

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繁荣进步，教育渐趋普及，今时今日许多长者具高学历和知识水平，人生目标不一定是吃喝玩乐，而是追求终身学习，务求与时并进。

纵使长者的身体机能随着年月衰退，然而科技应用足以提升他们的生活质素。故此，支援长者正常生活的科技及相关产品，尤其是针对患有残疾者，理应不愁销路。

数据显示愈来愈多长者使用个人电脑：2020年，65岁及以上长者曾使用个人电脑的百分比为39.1%，较2018年的35.7%为高 【注】。

其实接受数码技术的长者亦不断增多，对新产品的用法也不陌生。能改善长者个人生活、促进护理，并改善服务的技术研发，实在刻不容缓。能满足长者需要的具体技术领域包括电子医疗和健康记录与人工智能集成的「智慧健康」平台、能支援语音与感官和运动的辅助技术、连接互联网设备的智能感测器、自动驾驶汽车甚至机械人等。此等乐龄科技在本港极具市场潜力，只待政府当局、社福界和商界共同推动。

厘定周全方案

香港人口老化问题必须及时正视，万勿掉以轻心。综观上述各点，人口老龄化一方面在个人及家庭层面构成不少经济问题，但另一方面亦带来不少商机。

当务之急，特区政府必须为应对人口老化制定一套长远完备的政策，发挥各相关部门所长，以推动医疗及科技发展，强化福利制度、护理服务、居家安老、长者文化活动及教育项目。

为应对有关产品及服务的市场需求，设备研发、制造商、安老院和保险公司等企业、民间组织、政府决策者和学术界务须携手合作，在开发银发经济之余，更将长者多元价值观和个别需求纳入解决方案之中。

自从国安法通过以来，香港特区进入了一国两制2.0阶段，香港人有需要进一步认识国情，现在中国实施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追本溯源，究竟社会主义如何来到中国？

1914年6月28日，塞尔维亚一个狂热青年在波斯尼亚首府萨拉热窝，开枪打死奥匈帝国皇储斐迪南大公，引起一连串强烈反应，最终演变成全面战争，参战国分成同盟国和协约国两大阵营（史称「第一次世界大战」，实为事后相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而言，当时在中国则称为「欧战」）。同盟国包括德国、奥匈帝国、鄂图曼土耳其帝国和保加利亚，而协约国则包括英国、法国、俄罗斯、意大利、美国、塞尔维亚以及日本、中国。

抵抗外敌

日本在1894年的甲午战争和1905年的日俄战争，分别打败清政府和俄罗斯帝国之后，对中国和西太平洋仍虎视眈眈。欧战爆发之后，日本以曾签订英日同盟条约为由参加协约国阵营，并于1914年8月27日向德国宣战，向山东青岛（即德国在亚洲最大的军港）发动战争。同年11月7日，德军投降，日本占领胶州湾。

中国的北洋政府随即向日本政府提出从青岛撤军的要求，不仅不得要领，反遭日本驻华公使于1915年1月18日，向总统袁世凯提出了所谓《二十一条》，要求中国进一步赋予日本在华的影响力，削弱中国的主权。北洋政府最后签署的是《二十一条》轻量版的《中日民四条约》。事件曝光以后，举国哗然，抗议不断。

北洋政府和日本秘密谈判过程中，事情逐渐透露出来，有说是北洋政府有意为之，希望列强能够干预，使得日本不能得逞。这甚有可能，因为事实上有例在先，中国在甲午战争失败后签订《马关条约》，须将辽东割让给日本，但在德、法、俄三国干预之下，日本把辽东交还中国，亦即「三国干涉还辽」事件。

北洋政府于1917年4月15日加入协约国，向同盟国宣战。中国士兵虽然没有实际参战，只是提供后勤补给，亦得以战胜国身份，参与1919年在凡尔赛宫举行的巴黎和会。可惜事与愿违，和会后签订的《凡尔赛条约》，却把德国在山东的利益交了给日本！

1919年5月4日，北京的大学生上街抗议，火烧赵家楼，北洋政府大举逮捕涉事大学生，随即演变成全国抗议运动，展开有名的「五四运动」。 （在美国的调停下，中国和日本以及其他七个国家在1922年美国华盛顿开会达成协议，将青岛归还中国，不过这已是后话。）

反传统思潮

五四运动爆发前几年，中国思想界已出现反儒家的思潮，例如反对妇女缠足，提倡男女平等，以至划时代的白话文运动，当时又以《新青年》杂志为文化运动的核心。该杂志既有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钱玄同四支健笔，而鲁迅的短篇小说影响力也很大。毛泽东几年后回忆五四运动，亦称陈独秀为「思想界的大明星」、「五四运动的总司令」。

俄罗斯罗曼诺夫帝国是西方列强中的一个后进国家，到了1917年初，由于连年战争，疲惫不堪，士兵厌战，爆发了二月革命，沙皇尼古拉二世下台，帝制瓦解，但是新成立的临时政府仍然继续尼古拉二世的战役，民怨持续发酵，终于爆发另一场革命，推翻了临时政府，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俄国十月革命。领导革命的是列宁和以托洛茨基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布尔什维克是俄语多数派的意思，实际上是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1903年的一次党大会中分裂出来，以列宁为首的那一派。）

李大钊受十月革命鼓舞，先后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克的胜利》、《新纪元》等文章和演讲，大力歌颂。五四运动期间，陈独秀被捕入狱，李大钊既奔走营救，写下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再论问题与主义》等文章，又组织成立马克思学术研究会，系统地介绍并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笔者重读这些文章，觉得并非有特别深度，社会主义或马克思主义得以受到当时知识界和年轻人关注，我觉得主要基于以下两个原因。

苏俄的助力

第一，十月革命后在俄国成立的政权，不但声称代表劳苦大众，还有自己一套的民族政策，通过《俄罗斯各族人民权利宣言》，宣布俄罗斯境内各个民族地位平等，可以民族自决，包括成立独立国家的权利。这对于备受列强压迫的中国，特别有吸引力。

其后俄罗斯与其他几个爆发了革命的邻近政权，在1922年组成苏联，以宪法规定加盟共和国有权独立出去，而乌克兰和白俄罗斯既属苏联的一部分，却都是联合国的创始成员，其会员资格一直维持至今，这都说明当时的十月革命后的俄罗斯和苏联对民族，主权，国家等等范畴的特殊观点。

和中国相关的事件则牵涉中国东方铁路（不同时期有不同名字）。 1896年（光绪22年），清政府和俄罗斯帝国签订《中俄密约》，同意俄国从西伯利亚通过中国东三省建设一条铁路到海参崴，铁路原本由两国政府合办，但清廷积弱，实际上由俄国管理，于是东北的心脏地带出现一个规模远比普通租界大得多，而不受中国管辖的国中之国。

1917年十月革命后的俄国革命政权，不仅没有宣布继承沙俄的权利，反而宣布废除沙俄与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以及俄国在华的特权，包括无条件将中东铁路交还中国。这种做法都使得中国有识之士刮目相看。

第二，同样重要的原因，是革命后成立的俄国和后来成立的苏联，能够为提供强大的财政、物资，以至军事上的帮助，以便中国寻求统一和独立自主。中国共产党的最早组织在1920年8月在上海成立，翌年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23年1月，孙中山与苏联代表越飞会面，发表联合声明，开始联俄容共政策，同年6月中国共产党决定全体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中国国民党，这一切都是为北伐和统一中国作准备。

孙中山在1925年初逝世前，其总理遗嘱就说：「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社会主义就是这样来到中国的，「平等待我」就是关键所在。至于布尔什维克党支持民族平等的政策到底是权宜之计，还是真心相信的原则立场，又是否陈义过高，不切实际？那就是另一个课题了。

赵耀华 港大经管学院副教授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一年四月二十一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自从国安法通过以来，香港特区进入了一国两制2.0阶段，香港人有需要进一步认识国情，现在中国实施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追本溯源，究竟社会主义如何来到中国？

1914年6月28日，塞尔维亚一个狂热青年在波斯尼亚首府萨拉热窝，开枪打死奥匈帝国皇储斐迪南大公，引起一连串强烈反应，最终演变成全面战争，参战国分成同盟国和协约国两大阵营（史称「第一次世界大战」，实为事后相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而言，当时在中国则称为「欧战」）。同盟国包括德国、奥匈帝国、鄂图曼土耳其帝国和保加利亚，而协约国则包括英国、法国、俄罗斯、意大利、美国、塞尔维亚以及日本、中国。

抵抗外敌

日本在1894年的甲午战争和1905年的日俄战争，分别打败清政府和俄罗斯帝国之后，对中国和西太平洋仍虎视眈眈。欧战爆发之后，日本以曾签订英日同盟条约为由参加协约国阵营，并于1914年8月27日向德国宣战，向山东青岛（即德国在亚洲最大的军港）发动战争。同年11月7日，德军投降，日本占领胶州湾。

中国的北洋政府随即向日本政府提出从青岛撤军的要求，不仅不得要领，反遭日本驻华公使于1915年1月18日，向总统袁世凯提出了所谓《二十一条》，要求中国进一步赋予日本在华的影响力，削弱中国的主权。北洋政府最后签署的是《二十一条》轻量版的《中日民四条约》。事件曝光以后，举国哗然，抗议不断。

北洋政府和日本秘密谈判过程中，事情逐渐透露出来，有说是北洋政府有意为之，希望列强能够干预，使得日本不能得逞。这甚有可能，因为事实上有例在先，中国在甲午战争失败后签订《马关条约》，须将辽东割让给日本，但在德、法、俄三国干预之下，日本把辽东交还中国，亦即「三国干涉还辽」事件。

北洋政府于1917年4月15日加入协约国，向同盟国宣战。中国士兵虽然没有实际参战，只是提供后勤补给，亦得以战胜国身份，参与1919年在凡尔赛宫举行的巴黎和会。可惜事与愿违，和会后签订的《凡尔赛条约》，却把德国在山东的利益交了给日本！

1919年5月4日，北京的大学生上街抗议，火烧赵家楼，北洋政府大举逮捕涉事大学生，随即演变成全国抗议运动，展开有名的「五四运动」。 （在美国的调停下，中国和日本以及其他七个国家在1922年美国华盛顿开会达成协议，将青岛归还中国，不过这已是后话。）

反传统思潮

五四运动爆发前几年，中国思想界已出现反儒家的思潮，例如反对妇女缠足，提倡男女平等，以至划时代的白话文运动，当时又以《新青年》杂志为文化运动的核心。该杂志既有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钱玄同四支健笔，而鲁迅的短篇小说影响力也很大。毛泽东几年后回忆五四运动，亦称陈独秀为「思想界的大明星」、「五四运动的总司令」。

俄罗斯罗曼诺夫帝国是西方列强中的一个后进国家，到了1917年初，由于连年战争，疲惫不堪，士兵厌战，爆发了二月革命，沙皇尼古拉二世下台，帝制瓦解，但是新成立的临时政府仍然继续尼古拉二世的战役，民怨持续发酵，终于爆发另一场革命，推翻了临时政府，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俄国十月革命。领导革命的是列宁和以托洛茨基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布尔什维克是俄语多数派的意思，实际上是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1903年的一次党大会中分裂出来，以列宁为首的那一派。）

李大钊受十月革命鼓舞，先后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克的胜利》、《新纪元》等文章和演讲，大力歌颂。五四运动期间，陈独秀被捕入狱，李大钊既奔走营救，写下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再论问题与主义》等文章，又组织成立马克思学术研究会，系统地介绍并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笔者重读这些文章，觉得并非有特别深度，社会主义或马克思主义得以受到当时知识界和年轻人关注，我觉得主要基于以下两个原因。

苏俄的助力

第一，十月革命后在俄国成立的政权，不但声称代表劳苦大众，还有自己一套的民族政策，通过《俄罗斯各族人民权利宣言》，宣布俄罗斯境内各个民族地位平等，可以民族自决，包括成立独立国家的权利。这对于备受列强压迫的中国，特别有吸引力。

其后俄罗斯与其他几个爆发了革命的邻近政权，在1922年组成苏联，以宪法规定加盟共和国有权独立出去，而乌克兰和白俄罗斯既属苏联的一部分，却都是联合国的创始成员，其会员资格一直维持至今，这都说明当时的十月革命后的俄罗斯和苏联对民族，主权，国家等等范畴的特殊观点。

和中国相关的事件则牵涉中国东方铁路（不同时期有不同名字）。 1896年（光绪22年），清政府和俄罗斯帝国签订《中俄密约》，同意俄国从西伯利亚通过中国东三省建设一条铁路到海参崴，铁路原本由两国政府合办，但清廷积弱，实际上由俄国管理，于是东北的心脏地带出现一个规模远比普通租界大得多，而不受中国管辖的国中之国。

1917年十月革命后的俄国革命政权，不仅没有宣布继承沙俄的权利，反而宣布废除沙俄与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以及俄国在华的特权，包括无条件将中东铁路交还中国。这种做法都使得中国有识之士刮目相看。

第二，同样重要的原因，是革命后成立的俄国和后来成立的苏联，能够为提供强大的财政、物资，以至军事上的帮助，以便中国寻求统一和独立自主。中国共产党的最早组织在1920年8月在上海成立，翌年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23年1月，孙中山与苏联代表越飞会面，发表联合声明，开始联俄容共政策，同年6月中国共产党决定全体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中国国民党，这一切都是为北伐和统一中国作准备。

孙中山在1925年初逝世前，其总理遗嘱就说：「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社会主义就是这样来到中国的，「平等待我」就是关键所在。至于布尔什维克党支持民族平等的政策到底是权宜之计，还是真心相信的原则立场，又是否陈义过高，不切实际？那就是另一个课题了。

赵耀华 港大经管学院副教授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一年四月二十一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