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至2019年期间，香港特区罪犯人数呈现下降趋势【表1】，非暴力罪案下跌29%，诈骗及伪造案件跌幅更达32%，反映警方期间的预防罪案措施和执法行动奏效。

【表1】2007–2019 年香港特區犯罪被捕人數

资料来源：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

通讯投资骗局

但根据警务处资料，诈骗案近两年有增无已【图】。警务处反诈骗协调中心所公开的数据显示，单在2021年3月，诈骗案数目与受害人损失金额，比去年同期都大幅上升，电话骗案及投资骗案的增幅更尤其严重【表2】。

【图】2010–2020 年香港特区诈骗案数目

资料来源：香港特区警务处

【表2】2020–2021 年香港特区骗案类别

资料来源：香港特区警务处反诈骗协调中心

时代进步，随着科技发达、社交媒体流行，骗徒的诈骗手法亦层出不穷，而他们最常用的是电话及商业层面的电邮。如【表2】所示，今年3月的电话及电邮骗案共124宗，损失金额超过4亿港元。其中主要是假冒公司高层、公营机构职员和政府执法部门人员。去年发生的骗案还包括1万元「现金发放计划」及虚拟货币（如比特币）高回报骗局。

网上情缘骗案

近年社交媒体及交友应用程式流行，加上本地适婚男女比例失衡，感情骗案急剧上升；受害人多因网上裸聊、援交或情骗而蒙受财色损失。单是今年3月，网上情缘骗案达154宗，较去年同期激增83%；损失金额超过4100万元，数字等于去年同期的约3倍，足见其严重性。据警方2017年的统计，超过九成的受害人为女性，八成年龄介乎31至60岁；受害人中服务业从业员及专业人士占67%，而所有受害人其实从未亲身或透过视像通话见过对方。

热恋情侣一旦分手，或有埋怨感情金钱受骗，心中不忿而要对簿公堂，企图向对方追讨损失。网上情缘的当事人是否真的「受害」，技术上较难判定，因为交往之初，双方「志趣相投」甚或已经「情投意合」，情感交流以至和金钱上的付出，一概你情我愿，从中亦感到满足愉快。笔者认识的一位城中独身亿万富豪，就抱持这种看法：「欺诈又何妨，最重要是骗得我开心，在我有生之年别让我发现真相便可！」若基于此一观点，被抛弃的网上情人以受骗为由闹上法庭，恐怕难以达到兴讼的目的。

传销骗局

比较复杂巧妙的诈骗手法，则有层压式传销及近乎庞氏骗局的投资陷阱。层压式传销的惯常伎俩是透过开设「公司」或「拍卖网站」，提供传销实货或出售代币计划，以「成功人士」及「本小利大、赚钱快」作招徕。传销主要是以高压方式，怂恿参加者缴付巨款购买传销货品，如资金不足，公司会引导参加者向财务公司高息借贷。参加者的收入来自货品的买卖差价以及不断招揽新血入行，以赚取丰厚佣金。

有百年历史的庞氏骗局则是一种以投资方案为掩眼法的非法传销方式，将后来者的资金支付已承诺前期投资者的高利润回报，要是新投资无以为继，整个计划便逐渐破坏败露。庞氏骗局的常用吸引招数为「高收益、零风险」、回报长期一致兼迅速，公司的投资策略每多复杂难明，更经常催促投资者加大投资额度。1990年代在香港出现的牛奶种金投资，手法就跟庞氏骗局如出一辙；其他类似骗局亦不在少数。

欺诈手法

细心分析以上各种骗局，不难发现诈骗手法不外乎几道板斧。一般的个人财务诈骗行为只有单一目标，就是不择手段猎取锁定对象的个人资料（包括身份证号码、出生日期、居住及工作地址），甚至财务资料（如银行户口资料、信用卡密码等），从而牟取目标对象的钱财。

骗徒事前会审时度势，找紧一个黄金时机：传染病大流行、全民派钱计划、炙手可热的虚拟货币一一可加利用；金融投资市场大幅波动、经济不景、社会环境动荡、司法制度不明朗、跨境执法透明度不足等因素，都可以为骗徒提供犯罪的客观条件。诈骗计划既定，下一步就是选择有效、普及的媒介，如电话、电邮、网页、社交平台，甚至美人计等，务求目标对象上钓。

行骗成功与否，取决于能否针对目标对象的弱点，令他们毫无保留地相信而堕入圈套。普罗大众不一定都愚昧，却总不乏愚昧的人，人性更有诸多弱点，如少劳多得、迷信鬼神、感情空虚，又或用情不专、缺乏人生方向等；但骗徒能够得手，皆因看透人的贪念。

防骗之道

世界各地政府一直打击投资罪行，庞氏骗局何以未能根除？原因可以追溯到大约2008年金融风暴时期，当时金融服务业爆炸式增长，投资工具繁杂多样。面对环球经济不景，多国政府通过减低利率和量化宽松稳定金融市场及刺激经济，因崩盘而暴露的庞氏骗局数字曾创新高。每当投资市场充斥着过度贪婪的投资者，或经济萎缩导致整体投资回报下滑时，庞氏骗局就有机可乘。这些骗局表面上跟一般金融市场的交易无甚分别，但单靠市场监管未能加以杜绝。当今互联网资讯泛滥，投资机会俯拾皆是，骗徒于是以惊人回报利诱投资者。

庞氏骗局通常针对追求固定利率投资而不够成熟的投资者，尤其依赖低风险低回报的退休人士，因当利率急降或长期处于低位而收入减少，就会为求高收益，易于忽略其中高风险，成为瓮中之鳖。

当投资市场持续上扬，迈进牛市时，追求高利润的投资项目因受追捧，而助长庞氏骗局。牛市获媒体广泛报道，亦利好投资气氛；「风险投资」大行其道，充斥着投机和冒险投资，不成熟的投资者尤易误堕圈套。在信贷宽松环境下，投资者容易借钱作高风险投资，一旦市场形势逆转，高杠杆更可令投资者倾家荡产，引发投资回赎潮。

俗语有云：「桥不怕旧，至紧要受」，这正是骗徒的信念，加上社会变化，经济转移，通讯科技应用普及，诈骗集团容易借此向目标入手。况且电讯网络诈骗案多属跨国性质，要彻底瓦解殊非易事。为免堕进诈骗陷阱，还是老话一句，在电话、电邮、社交媒体上万勿轻信人言，更不要乱闯网上情关，紧守个人财物之余，务须为个人资料把关。

投资也不应单靠互联网上的「资讯」，对于回报高得不切实际的投资计划，尤其是声称低风险、高回报之类，更须严加提防。办法之一是多参考反诈骗协调中心网页，了解最新的诈骗手法，时时在意、步步留心，均有助于减低自己成为诈骗新闻主角的风险。

谢国生博士

港大经管学院金融学首席讲师、新界乡议局当然执行委员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从事经济学、社会科学，以及所有的科学研究，都应该以事实为基础，无论是从实验室取得的数据，抑或从现实中观察所得的数据，都要务求全面准确，如果这些数据资料是粗疏片面，甚或虚假，得出来的结论就毫不可靠，即所谓「进的是垃圾，出的是垃圾」（garbage in, garbage out）。

对资讯抱怀疑精神6点考虑

力求精准不仅是研究人员所要面对的问题，普通人亦如是。假设一个自称来自海外的神秘商人拉拢你合伙营商，他是否可信？某民选政客提出一个宏大的政策建议，这是否符合选民的利益？医生建议你做一个昂贵的检查，这是否有必要？大学研究院招生，收到给某个入学申请人的推荐信，当中含有多少水份？

笔者开列六方面供读者考虑。

有怀疑，核实之

首先要培养怀疑精神。对于你所取得的资讯，收到的业务合作建议等，要是觉得对自己有用，就应认真进行核实，又或者委托可靠的第三方代劳。不要轻信陌生人；对于来自熟悉渠道的资讯，虽然可信度应较高，但仍需带点怀疑。

一只鹅每天伸长颈项，张开嘴巴，爱护牠的主人都会喂牠吃东西，直至要把鹅屠宰为止。来自以为可靠来源的资讯，其实可能是最危险的。回顾1915年的中国，各界人士纷纷煽动大总统袁世凯恢复帝制，他儿子袁克定为了怂恿父亲做皇帝，竟伪造另一版本的《顺天时报》（日商在华出版的中文报纸），刊载拥护恢复帝制的假新闻，每天提供给袁世凯阅读！因此，「有怀疑，核实之」的重点，更在于万勿轻信看似可信的事物和言论。

注意「可靠」的讯号

经济学家斯彭斯（Michael Spence）以其「市场讯号」（market signalling）模型闻名于世，更因在相关研究的贡献于2001年取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年轻时候的斯彭斯注意到当时工商管理学硕士课程（MBA）的名校毕业生，收入明显高于同辈中没有读过MBA的学生。他出于好奇作出假设：MBA并无提高学生生产力的作用，但它却是一个很好的筛选工具，只有那些学习能力最高、最有纪律、最合群的学生，才能进入名校进修MBA和成功毕业。大企业看到这一点，选择聘用这批人，其待遇自然较一般人高。

上文提及的神秘海外富商，如果他在中环租用了一个2万呎的写字楼，这是一个很强烈的讯号──他是个有钱人，因为一个真正的富商付出甲级写字楼的高昂租金并不难，然而一般骗子却无能为力。这倒不是说他的生意一定能赚钱，也不是说他一定不是骗子，只是说即使他是骗子，也肯定资金雄厚。

同样道理，详实的推荐信比过于简略的推荐信值得信纳，而具体的描述会比空洞的赞扬可靠。写一封详实的推荐信自然较为费时，但也较为有力。再者，同样是两页纸书信，根据所了解的真实情况而写，总会比凭空杜撰容易得多，也就更为可信。

这当然也有例外，纳殊（John Nash）申请到普林斯顿大学攻读博士学位课程时，提交了一封推荐信，篇幅之短可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信中只有四个字：他是天才！（He is a genius!）

注意提供讯息者的立场

一般来说，一项主张与主张者的原先立场愈远，就愈值得重视。他提出这个意见的心理阻力相对较大，而且人是社会性动物，这样也会令他与其所属群体产生严重冲突，甚至失去所有朋友。教宗说上帝存在，并没有什么价值；若他说上帝不存在，那就很值得重视。同样道理，大学校长主张削减大学开支，国防部长主张裁军等，也都值得重视。

美国尼克逊总统在任期间，提出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与之建交，这与他作为坚定反共分子的立场严重抵触，所以此举对他来说需要极大勇气。反过来说，这也足以证明他真心相信，这项政策对美国的确有重大好处。相反，如果当时的美国总统是共产主义拥护者，那么与中国建交，就是容易得多的事情。

注意有关讯息的发放对象

有些国家的大学研究院规定，申请人有权阅读推荐人的信件，有些国家则要求申请人须事先选择是否保留阅读推荐信的权利。一般而言，如果推荐信是对申请人保密的话，推荐人就可以比较自由地发挥；若果信件是向申请人公开的话，那么推荐信一般比较正面，未必全面反映现实，作为校方取录学生的参考价值也就较低。

同样道理，两个国家进行外交会谈，通常有一部分是公开进行的，有传媒出席的；两国代表的言论未必是向对方表达的，而是向公众表达的，这些言论与其说是他们真心所想，不如说只是他们期望公众所相信，所以不宜照单全收。

了解发讯息者的心理状态

传送讯息者是否受贪婪、恐惧、痴迷所影响？只要察觉可能如此，尽管对方不是存心欺骗，都不要信以为真。

回说1900年晚清时期，因为义和团杀害传教士引起外交纷争，慈禧太后向英、美、法、德、意、日等11国宣战。但是当时的两广总督李鸿章、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等人，却与在南方的外国势力签署了《东南互保条约》，在当地不执行慈禧太后对外国宣战的国策，免受战火的蹂躏。他们所持的理由是︰慈禧太后的决定是「乱命」，亦即在心智失常、受到威逼，或没有充分掌握有关资料的情况下作出的命令，所以不应该执行。

注意自己接收讯息时的心理状态

接收讯息时，有否受贪婪、恐惧、痴迷所影响？我们买保险的时候，可能没有经过深思熟虑，因此有冷静期的安排。百货公司一般都有售后短期内退回或交换货物的服务，这些现代文明社会的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保障消费者权益，却也令我们减低戒心。

袁世凯当年如果不是自己想要称帝，也就不会受到他儿子的摆布。不走灰色地带，就不会受灰色地带诱惑。控制好情绪，有利于避免一时冲动而作出错误的决定。

总括而言，以上六点是笔者就本文主题的一孔之见。归根究柢，对意见提供者及其所提出的意见，都要有充分合理的怀疑。读完这篇文章，你大概会觉得我误导了你，因为篇目看似关于爱情；其实这正好充分点题──教我如何相信他！

赵耀华 港大经管学院副教授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一年六月二十三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从事经济学、社会科学，以及所有的科学研究，都应该以事实为基础，无论是从实验室取得的数据，抑或从现实中观察所得的数据，都要务求全面准确，如果这些数据资料是粗疏片面，甚或虚假，得出来的结论就毫不可靠，即所谓「进的是垃圾，出的是垃圾」（garbage in, garbage out）。

对资讯抱怀疑精神6点考虑

力求精准不仅是研究人员所要面对的问题，普通人亦如是。假设一个自称来自海外的神秘商人拉拢你合伙营商，他是否可信？某民选政客提出一个宏大的政策建议，这是否符合选民的利益？医生建议你做一个昂贵的检查，这是否有必要？大学研究院招生，收到给某个入学申请人的推荐信，当中含有多少水份？

笔者开列六方面供读者考虑。

有怀疑，核实之

首先要培养怀疑精神。对于你所取得的资讯，收到的业务合作建议等，要是觉得对自己有用，就应认真进行核实，又或者委托可靠的第三方代劳。不要轻信陌生人；对于来自熟悉渠道的资讯，虽然可信度应较高，但仍需带点怀疑。

一只鹅每天伸长颈项，张开嘴巴，爱护牠的主人都会喂牠吃东西，直至要把鹅屠宰为止。来自以为可靠来源的资讯，其实可能是最危险的。回顾1915年的中国，各界人士纷纷煽动大总统袁世凯恢复帝制，他儿子袁克定为了怂恿父亲做皇帝，竟伪造另一版本的《顺天时报》（日商在华出版的中文报纸），刊载拥护恢复帝制的假新闻，每天提供给袁世凯阅读！因此，「有怀疑，核实之」的重点，更在于万勿轻信看似可信的事物和言论。

注意「可靠」的讯号

经济学家斯彭斯（Michael Spence）以其「市场讯号」（market signalling）模型闻名于世，更因在相关研究的贡献于2001年取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年轻时候的斯彭斯注意到当时工商管理学硕士课程（MBA）的名校毕业生，收入明显高于同辈中没有读过MBA的学生。他出于好奇作出假设：MBA并无提高学生生产力的作用，但它却是一个很好的筛选工具，只有那些学习能力最高、最有纪律、最合群的学生，才能进入名校进修MBA和成功毕业。大企业看到这一点，选择聘用这批人，其待遇自然较一般人高。

上文提及的神秘海外富商，如果他在中环租用了一个2万呎的写字楼，这是一个很强烈的讯号──他是个有钱人，因为一个真正的富商付出甲级写字楼的高昂租金并不难，然而一般骗子却无能为力。这倒不是说他的生意一定能赚钱，也不是说他一定不是骗子，只是说即使他是骗子，也肯定资金雄厚。

同样道理，详实的推荐信比过于简略的推荐信值得信纳，而具体的描述会比空洞的赞扬可靠。写一封详实的推荐信自然较为费时，但也较为有力。再者，同样是两页纸书信，根据所了解的真实情况而写，总会比凭空杜撰容易得多，也就更为可信。

这当然也有例外，纳殊（John Nash）申请到普林斯顿大学攻读博士学位课程时，提交了一封推荐信，篇幅之短可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信中只有四个字：他是天才！（He is a genius!）

注意提供讯息者的立场

一般来说，一项主张与主张者的原先立场愈远，就愈值得重视。他提出这个意见的心理阻力相对较大，而且人是社会性动物，这样也会令他与其所属群体产生严重冲突，甚至失去所有朋友。教宗说上帝存在，并没有什么价值；若他说上帝不存在，那就很值得重视。同样道理，大学校长主张削减大学开支，国防部长主张裁军等，也都值得重视。

美国尼克逊总统在任期间，提出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与之建交，这与他作为坚定反共分子的立场严重抵触，所以此举对他来说需要极大勇气。反过来说，这也足以证明他真心相信，这项政策对美国的确有重大好处。相反，如果当时的美国总统是共产主义拥护者，那么与中国建交，就是容易得多的事情。

注意有关讯息的发放对象

有些国家的大学研究院规定，申请人有权阅读推荐人的信件，有些国家则要求申请人须事先选择是否保留阅读推荐信的权利。一般而言，如果推荐信是对申请人保密的话，推荐人就可以比较自由地发挥；若果信件是向申请人公开的话，那么推荐信一般比较正面，未必全面反映现实，作为校方取录学生的参考价值也就较低。

同样道理，两个国家进行外交会谈，通常有一部分是公开进行的，有传媒出席的；两国代表的言论未必是向对方表达的，而是向公众表达的，这些言论与其说是他们真心所想，不如说只是他们期望公众所相信，所以不宜照单全收。

了解发讯息者的心理状态

传送讯息者是否受贪婪、恐惧、痴迷所影响？只要察觉可能如此，尽管对方不是存心欺骗，都不要信以为真。

回说1900年晚清时期，因为义和团杀害传教士引起外交纷争，慈禧太后向英、美、法、德、意、日等11国宣战。但是当时的两广总督李鸿章、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等人，却与在南方的外国势力签署了《东南互保条约》，在当地不执行慈禧太后对外国宣战的国策，免受战火的蹂躏。他们所持的理由是︰慈禧太后的决定是「乱命」，亦即在心智失常、受到威逼，或没有充分掌握有关资料的情况下作出的命令，所以不应该执行。

注意自己接收讯息时的心理状态

接收讯息时，有否受贪婪、恐惧、痴迷所影响？我们买保险的时候，可能没有经过深思熟虑，因此有冷静期的安排。百货公司一般都有售后短期内退回或交换货物的服务，这些现代文明社会的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保障消费者权益，却也令我们减低戒心。

袁世凯当年如果不是自己想要称帝，也就不会受到他儿子的摆布。不走灰色地带，就不会受灰色地带诱惑。控制好情绪，有利于避免一时冲动而作出错误的决定。

总括而言，以上六点是笔者就本文主题的一孔之见。归根究柢，对意见提供者及其所提出的意见，都要有充分合理的怀疑。读完这篇文章，你大概会觉得我误导了你，因为篇目看似关于爱情；其实这正好充分点题──教我如何相信他！

赵耀华 港大经管学院副教授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一年六月二十三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笔者三个月前在本栏撰文 【注1】，倡议「化西入中」的港式教育，吸引中国内地学生来港求学，从而促进香港和内地的人才流动，助推粤港澳大湾区经济融合。业界一些朋友看了此文，颇感兴趣，致电商讨。一位朋友特别前来香港大学，跟笔者探讨教育和人才问题。寒暄几句后，他便单刀直入：「你提出的观点，无非是把香港当作内地人才加工的基地，然后走内销的道路。这对你们搞教育的当然是一盘好生意，但对香港又有什么『着数』呢？」此问乍听突兀，细想却值得思辨一番。

教育内销 人才输出

诚然，笔者前文不无把香港当作一个人才加工基地的意思。以前常听老一辈的人说，广东的金银首饰店甚少手艺精湛的师傅，不得不把产品拿到香港加工。一经香港师傅之妙手，再拿回当地市场便可高价卖出。教育加工，说白了也大致如此。与金银首饰不同的是，教育加工的对象是人力资本，是来港求学生活的人。

不难想像，把香港打造成一个高层次的人才加工基地，直接的利益便是带动高等教育以及相关行业的发展。笔者有时在港大经管学院数码港的教学楼执教，眼见来往其中的内地学子，数码港平添热闹之余，更颇有人才摇篮之势，不由心生喜悦。

教育加工带来的也许是蝇头小利，对香港整体经济的贡献微不足道。然而，当教育加工变成人才输出，意义显然大不一样。本地有名的珠宝品牌，譬如周大福、谢瑞麟，无论是中国内地的游客来港购买，还是把分店开到内地去，都是港产输出，港资赚钱。教育也是如此。一个香港人在本地的大学毕业后往内地就业，或者是一个内地人来港念书，再回内地就业，乃至内地人求学于香港大学、科技大学、中文大学设于内地的分校，对香港来说，都是教育的品牌和技术输出。本港的教育输出模式目前仍处于初步阶段，一旦能全面配合市场需求，巩固优势，形成规模，便可给教育产业开辟巨大空间，成为特区经济增长的一大亮点。

南下北上 人才分流

教育输出的另一个好处是促进人才流动。港粤之间人才缺乏流动是大湾区经济融合的一大障碍。

一方面，在香港常有人说，年轻人不愿到内地工作；另一方面，在深圳、广州的说法则是，就算香港青年愿意前往内地工作，他们能否胜任也成疑问。撇开政治、社会、生活方式等因素，单从经济角度考虑，这种人才缺乏流动的尴尬状况，部分源自港产教育在内地城市缺乏网络效应。试想如果在深广两地工作的香港大学毕业生随处可见，校友网络广阔，学弟学妹到内地求职也就不愁门路。能否觅得理想职位，办事是否有人照应，容易结交新朋友与否，这些都是港人移居内地实际考虑的问题。港产教育的输出恰恰有助于解决这些问题，效果应远胜金钱补贴和励志宣传。

窒碍香港与内地人才流动的社会因素的确不少，对研究社会流动的学者来说不足为奇。在成熟的社会生态中寻求大规模的人群流动，谈何容易！通过港式教育内销来刺激人才流动，算是笔者抛砖引玉的新思路建言，效果如何，有待日后小心求证。

毋庸置疑的是，随着大湾区人才流动加快，香港势将面临人才分流（talent sorting）的挑战。大体上说，有意在中国内地市场发展的销售、专业人才或从事制造业者，会选择离港北上，而志在参与外循环及金融行业的内地人才，则会乐于来港打拚。这是经济学的比较优势原理使然，不难预测。大有可能的结果就是，香港经济出现金融强化、商业淡化、制造业弱化、高科技分化。这样一来，整个大湾区的经济效率得以提升，香港却可能因此承受经济结构失调的风险，甚至国际竞争力备受削弱，长远而言并不可取。笔者以为，要避免这样的局面，人才战略至关重要。

在经济的常规运作中，大方向总是人随事走。毕竟大多数人求职，无非为了金钱回报。然而战略的要意旨在超越常规，既不能事事顺水推舟，有时更得逆水行舟。在目前的社会条件下，香港仗赖内地的内循环而寻求经济发展，实乃大势所趋；在人才战略上，香港却须坚守走外循环之路，加强人才的国际接轨和全球融合。

招贤纳士 全球战略

经济内循环，人才外循环，看似互相矛盾，实是应有之义。中央政府近年大讲经济内循环，意在加强内需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并不意味着要淡化对外贸易的重要性。部分政府智囊高参一再强调，中国经济要走的是「双循环」策略。笔者这几年与内地的企业家多有交流，不少人还是更愿意从事出口贸易，因为欧美商家订单规模大，产品标准明确，合同规范，交付准时，而一旦转战内销市场，状况便大不一样，企业往往为了打进一个小市场争得一地鸡毛。因此，香港熟悉国际业务的各种专业人才，在参与中国经济双循环的格局下，还是大有用武之地。

香港融入大湾区，并不意味滚滚商机扑面而来。除了在金融业上香港确实有内地难以比拟的优势，在其他行业，深圳、广州以至东莞、佛山都是香港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如果香港不能在人才上胜出一筹，在金融业以外的行业恐怕要在竞争中弱化。与内地相比，香港的人才优势全在其国际性。此外，香港若要走高科技方向，自身的人才储备实在不敷应用，假使不能面向全球招贤纳士，也就只能在高科技的大金盘中分得小小的一杯羹。笔者认为，香港采取人才外循环的策略，不但应当成为各界人士的共识，更应该是特区政府经济规划的重中之重。

当前外资在香港的进出，成了商界和政界的关注议题。上月香港美国商会发布一份调查报告，称在325家受访成员机构中，42%考虑离开香港。上周的《华尔街日报》就报道有关外资在港的去留问题 【注2】，引述多名熟悉香港的国际商界人士，表示特区政府一直打出的「亚洲国际都会」品牌定位，现在面临新加坡和上海的极大挑战，形势不容乐观。文章特别提到，从2019年6月至2020年6月的一年间，在香港的美国公司有45家关闭总部或办事处；与此同时，来港开办地区总部或办事处的内地中资企业为数63家。此消彼长，中环区的高楼大厦还不至于人去楼空，但人才流动的格局已是悄然起了变化。这一点，特区政府不仅应关注事态发展，更须积极地去吸纳全球精英，并且借助中国经济内外双循环的良性互动，进一步巩固香港作为国际人才中心的地位。

【注1】：〈湾区争雄重育才 融汇中西港占优〉，吴延晖，《信报》，2021年3月10日

【注2】：Global Companies Eye Exits From Hong Kong, John Lyons and Frances Yoon,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7 June 2021

吴延晖博士
港大经管学院副教授（经济学、管理及商业策略）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一年六月十六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笔者三个月前在本栏撰文 【注1】，倡议「化西入中」的港式教育，吸引中国内地学生来港求学，从而促进香港和内地的人才流动，助推粤港澳大湾区经济融合。业界一些朋友看了此文，颇感兴趣，致电商讨。一位朋友特别前来香港大学，跟笔者探讨教育和人才问题。寒暄几句后，他便单刀直入：「你提出的观点，无非是把香港当作内地人才加工的基地，然后走内销的道路。这对你们搞教育的当然是一盘好生意，但对香港又有什么『着数』呢？」此问乍听突兀，细想却值得思辨一番。

教育内销 人才输出

诚然，笔者前文不无把香港当作一个人才加工基地的意思。以前常听老一辈的人说，广东的金银首饰店甚少手艺精湛的师傅，不得不把产品拿到香港加工。一经香港师傅之妙手，再拿回当地市场便可高价卖出。教育加工，说白了也大致如此。与金银首饰不同的是，教育加工的对象是人力资本，是来港求学生活的人。

不难想像，把香港打造成一个高层次的人才加工基地，直接的利益便是带动高等教育以及相关行业的发展。笔者有时在港大经管学院数码港的教学楼执教，眼见来往其中的内地学子，数码港平添热闹之余，更颇有人才摇篮之势，不由心生喜悦。

教育加工带来的也许是蝇头小利，对香港整体经济的贡献微不足道。然而，当教育加工变成人才输出，意义显然大不一样。本地有名的珠宝品牌，譬如周大福、谢瑞麟，无论是中国内地的游客来港购买，还是把分店开到内地去，都是港产输出，港资赚钱。教育也是如此。一个香港人在本地的大学毕业后往内地就业，或者是一个内地人来港念书，再回内地就业，乃至内地人求学于香港大学、科技大学、中文大学设于内地的分校，对香港来说，都是教育的品牌和技术输出。本港的教育输出模式目前仍处于初步阶段，一旦能全面配合市场需求，巩固优势，形成规模，便可给教育产业开辟巨大空间，成为特区经济增长的一大亮点。

南下北上 人才分流

教育输出的另一个好处是促进人才流动。港粤之间人才缺乏流动是大湾区经济融合的一大障碍。

一方面，在香港常有人说，年轻人不愿到内地工作；另一方面，在深圳、广州的说法则是，就算香港青年愿意前往内地工作，他们能否胜任也成疑问。撇开政治、社会、生活方式等因素，单从经济角度考虑，这种人才缺乏流动的尴尬状况，部分源自港产教育在内地城市缺乏网络效应。试想如果在深广两地工作的香港大学毕业生随处可见，校友网络广阔，学弟学妹到内地求职也就不愁门路。能否觅得理想职位，办事是否有人照应，容易结交新朋友与否，这些都是港人移居内地实际考虑的问题。港产教育的输出恰恰有助于解决这些问题，效果应远胜金钱补贴和励志宣传。

窒碍香港与内地人才流动的社会因素的确不少，对研究社会流动的学者来说不足为奇。在成熟的社会生态中寻求大规模的人群流动，谈何容易！通过港式教育内销来刺激人才流动，算是笔者抛砖引玉的新思路建言，效果如何，有待日后小心求证。

毋庸置疑的是，随着大湾区人才流动加快，香港势将面临人才分流（talent sorting）的挑战。大体上说，有意在中国内地市场发展的销售、专业人才或从事制造业者，会选择离港北上，而志在参与外循环及金融行业的内地人才，则会乐于来港打拚。这是经济学的比较优势原理使然，不难预测。大有可能的结果就是，香港经济出现金融强化、商业淡化、制造业弱化、高科技分化。这样一来，整个大湾区的经济效率得以提升，香港却可能因此承受经济结构失调的风险，甚至国际竞争力备受削弱，长远而言并不可取。笔者以为，要避免这样的局面，人才战略至关重要。

在经济的常规运作中，大方向总是人随事走。毕竟大多数人求职，无非为了金钱回报。然而战略的要意旨在超越常规，既不能事事顺水推舟，有时更得逆水行舟。在目前的社会条件下，香港仗赖内地的内循环而寻求经济发展，实乃大势所趋；在人才战略上，香港却须坚守走外循环之路，加强人才的国际接轨和全球融合。

招贤纳士 全球战略

经济内循环，人才外循环，看似互相矛盾，实是应有之义。中央政府近年大讲经济内循环，意在加强内需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并不意味着要淡化对外贸易的重要性。部分政府智囊高参一再强调，中国经济要走的是「双循环」策略。笔者这几年与内地的企业家多有交流，不少人还是更愿意从事出口贸易，因为欧美商家订单规模大，产品标准明确，合同规范，交付准时，而一旦转战内销市场，状况便大不一样，企业往往为了打进一个小市场争得一地鸡毛。因此，香港熟悉国际业务的各种专业人才，在参与中国经济双循环的格局下，还是大有用武之地。

香港融入大湾区，并不意味滚滚商机扑面而来。除了在金融业上香港确实有内地难以比拟的优势，在其他行业，深圳、广州以至东莞、佛山都是香港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如果香港不能在人才上胜出一筹，在金融业以外的行业恐怕要在竞争中弱化。与内地相比，香港的人才优势全在其国际性。此外，香港若要走高科技方向，自身的人才储备实在不敷应用，假使不能面向全球招贤纳士，也就只能在高科技的大金盘中分得小小的一杯羹。笔者认为，香港采取人才外循环的策略，不但应当成为各界人士的共识，更应该是特区政府经济规划的重中之重。

当前外资在香港的进出，成了商界和政界的关注议题。上月香港美国商会发布一份调查报告，称在325家受访成员机构中，42%考虑离开香港。上周的《华尔街日报》就报道有关外资在港的去留问题 【注2】，引述多名熟悉香港的国际商界人士，表示特区政府一直打出的「亚洲国际都会」品牌定位，现在面临新加坡和上海的极大挑战，形势不容乐观。文章特别提到，从2019年6月至2020年6月的一年间，在香港的美国公司有45家关闭总部或办事处；与此同时，来港开办地区总部或办事处的内地中资企业为数63家。此消彼长，中环区的高楼大厦还不至于人去楼空，但人才流动的格局已是悄然起了变化。这一点，特区政府不仅应关注事态发展，更须积极地去吸纳全球精英，并且借助中国经济内外双循环的良性互动，进一步巩固香港作为国际人才中心的地位。

【注1】：〈湾区争雄重育才 融汇中西港占优〉，吴延晖，《信报》，2021年3月10日

【注2】：Global Companies Eye Exits From Hong Kong, John Lyons and Frances Yoon,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7 June 2021

吴延晖博士
港大经管学院副教授（经济学、管理及商业策略）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一年六月十六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笔者在本栏4月的文章，指出影响香港超过半个世纪的「积极不干预」管治理念，间接导致香港经济产业单一，社会缺乏向上流机会，认为现在是时候改弦易辙，另觅有效的方法以协助创造多元化的产业及劳工职位。本文将从以下三大范畴，探讨在特区政府的经济政策推动下，为何未来数年是本港经济转型的良机。

工业化换代

首先，笔者认为现时是本港以产学研互动及高端工业带动的经济转型最可能成功的时候。

自前特首梁振英先生在2016年《施政报告》中首次提出香港再工业化以来，特区政府虽已透过创新及科技局、科学园及生产力促进局等机构，分别以直接资助、技术支援及租务减免等方式，推动数以千计的再工业化项目，但香港本地生产总值（GDP）中工业占比仍然少于1%，相比分别透过不同高端制造业而使GDP中工业占比超过20%的亚洲另外三小龙──新加坡、南韩及台湾，香港再工业化仍大有空间发展，进度亦有望改善。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第三次工业革命由资讯科技带动，让生产链的每一部分更容易承包给外国供应商，使全球分工更为有效。在九十年代前，中国经济开始对外迅速开放，多年来经济改革也令生产力大幅提高，加上大量劳动人口从农村释放出来，香港厂商自然把握时机，把大部分生产线转移到珠三角地区。在高峰期，香港厂商在当地雇用超过300万名员工，实现所谓「前店后厂」的生产模式，同时逐渐地把香港工业掏空。

即便如此，过去数年以物联网 （IoT）智能生产为主导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如能加以有效利用，即可协助香港实现再工业化。

厂商可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3D 打印等技术，发掘更具灵活性的产品服务化机会，提升生产效率，减低生产及库存成本，克服多年来因租金及工资成本高昂而未能发展高科技工业的障碍。依赖贯穿供应链伙伴流程的「工业4.0」技术，中小企业便能参与全球更精密的生产分工。

举例来说，厂商可考虑运用智能生产技术，制造在港研发的高增值产品，如有矫形作用的眼镜片、智能手表、医疗器材及用品，目标是走高质量路线，迎合国内及亚洲区内日益扩大的中产市场。当需要提升产量的时候，还可利用物联网技术，联系区内其他生产基地，有弹性地增加供应，满足市场需要。

在区内，香港优势在于拥有大量基础研发人才及经验、较稳健的保障知识产权的制度，以及世界一流的航运及空运设施。

港商可凭仗这些优势，参与全球高端产品生产链上游研发及下游精密配件最后组装部分，利用物联网智能生产技术，灵活地出口全球。

继在2019年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中支持香港在区内发挥其现有优势，如金融、航运、贸易，亦强调再工业化的需要及能力，中央政府在今年《十四五规划纲要》中表明支持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

在国家政策及工业4.0科技创造的协同效应下，笔者对香港经济转型感到乐观。

新世界秩序

在中美角力在可预见的将来仍然持续的形势下，地缘政治仍会充满不确定性。加上在冠状病毒病疫情后，各国政府将施行政策，加强必需品及关键零部件供应的抵御性。在敏感科技领域方面（如5G），亦相信会在不同地区出现各自不同的标准。基于全球新常态，企业须为未来自然灾害或国际关系恶化所带来的冲击作好准备，因此会更着重产地分散，减少因降低生产成本而集中在某一地方生产。因此，环球贸易将会变得区域化、碎片化，削弱以往大规模生产的优势，各地中小企参与全球供应链的机会反而增加；香港的厂商亦应会受惠于这贸易链重组的过程。

至于不少在美国工作的华裔科学家及科研人才，或会因针对华人的偏颇性执法，受到日益不公平的对待，而打算重回亚洲工作。特区政府应把握此一机会，增加诱因，积极成立招揽人才计划，吸引这批境外杰出人才来港工作，贡献本地及区内的科研发展以至经济转型。特区政府在《2021–22年度财政预算案》宣布，年内将拨款支持大学招聘国际创科人才；毗邻科学园的「创新斗室」（InnoCell），快将为创科社群提供低于市价但具备智能科技的住宿和协作空间，都是值得鼓舞的开始，成功的话可考虑加强支援力度。

另外，中央政府为迎接这些新时代挑战，在今年的「十四五」规划中强调双循环经济政策。在内循环方面，政策会加强内需及生产链完整性；在外循环方面，将巩固中国与亚洲其他地区的商贸关系，特别是去年11月由15个亚太地区国家共同签订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是全球规模最大的自贸协议，预计10年内可创造一个在亚洲超过10亿人口的中产消费市场。相信双循环会为作好准备的本港企业及人才带来莫大机遇，而香港的贸易格局及形势将有重大转变，有关当局应协助港商有效转型，打进新兴市场。

新经济政策思维

最近笔者重读1997年出版的Made by Hong Kong一书，合著者是8位来自母校麻省理工学院政治以至核工程等不同领域的学者，他们接受香港商界邀请，在1995至96年期间访问了为数共350名商家及机构，然后执笔为香港经济进行分析及献计。笔者认识多年的美国经济学家Andrew Bernard，就亲自透露为了这项研究，短短两年从波士顿来港达20次。

研究针对六大产业，包括生物科技、电子、资讯科技、成衣及纺织、资本市场，以及其他制造业。8位学者都认定香港需要加强工业发展，走高技术知识型工业路线，并提出六大建议：

1）香港经济须加强在产品及生产工序的创新能力，工业界应与大学加强合作，以及建立公司品牌形象。政府和业界均须大幅增加研发的投资水平，特别是在应用研究方面。

2）为提升香港工业劳动力的能力，高等教育界应着力培训应用科学及产品研发、设计人才，并提升中小学生的英语水平。

3）加强保护知识产权的公共机构，鼓励本地及外国企业在港从事科研及创新。

4）鼓励创办新技术型企业，特别建议当时还在构思阶段中的科学园，应为初创及早期发展技术型企业，创建一个去中心化的「虚拟」网络。

5）让更多技术人才加入政府，建立轮流机制，聘请业界及学界专家担任政府设立的临时但全职行政职位。

6）加强吸引国内和海外技术人才来港工作，包括改善移民政策，以及资助外来专业人士在港的房屋及生活支出。

24年前的建议，在今天香港不单适用，更是急需。无奈地，麻省理工团队期待香港出现的经济转型并无发生，因为香港自五十年代第一次经济转型以来，虽历经多次波动，但仍长期受惠于各种全球政经改变所带来的红利。首先是1978年前内地经济尚未完全开放时，香港担当中西桥梁的红利。随后在中国逐渐开放的同时，香港作为中间人所抽取的国际红利，包括外资在1990年代初，透过本港打入国内市场的红利；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的贸易红利；以及过去十多年国内资金经香港「走出去」的红利。

在大时代的巨轮下，加上正如吕大乐教授在其著作《尴尬：香港社会还未进入一国两制的议题》中论及，香港社会在九七回归后，对政策改变普遍存在恐惧感，任何需要大刀阔斧、改变经济政策的方案，都会受制于港英年代起已主宰经济命脉的不干预方针这个「舒适区域」。然而，当香港经济面临近20年来出现的深层次结构性问题，例如土地及房屋供求失衡及产业单一之际，社会各界（包括一些财经界精英）也开始公开承认，「小政府大市场」的不干预政策实属过时。因此，笔者对香港经济出现第三次转型抱有希望。

过去20年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相信连卓有远见的Made by Hong Kong作者，在1997年也意想不到。时移世易，香港当前的经济政策不但应配合中国整体经济规划，更须对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发展产生协同及回补作用，缔造双赢局面。

但在这些基本原则上，20多年前以上8位麻省理工教授的建议，虽大都未获特区决策者积极采纳，却仍具划时代意义，足以启发如何设计香港经济转型的蓝图。

邓希炜教授
港大经管学院经济学教授、香港经济及商业策略研究所副总监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一年六月九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笔者在本栏4月的文章，指出影响香港超过半个世纪的「积极不干预」管治理念，间接导致香港经济产业单一，社会缺乏向上流机会，认为现在是时候改弦易辙，另觅有效的方法以协助创造多元化的产业及劳工职位。本文将从以下三大范畴，探讨在特区政府的经济政策推动下，为何未来数年是本港经济转型的良机。

工业化换代

首先，笔者认为现时是本港以产学研互动及高端工业带动的经济转型最可能成功的时候。

自前特首梁振英先生在2016年《施政报告》中首次提出香港再工业化以来，特区政府虽已透过创新及科技局、科学园及生产力促进局等机构，分别以直接资助、技术支援及租务减免等方式，推动数以千计的再工业化项目，但香港本地生产总值（GDP）中工业占比仍然少于1%，相比分别透过不同高端制造业而使GDP中工业占比超过20%的亚洲另外三小龙──新加坡、南韩及台湾，香港再工业化仍大有空间发展，进度亦有望改善。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第三次工业革命由资讯科技带动，让生产链的每一部分更容易承包给外国供应商，使全球分工更为有效。在九十年代前，中国经济开始对外迅速开放，多年来经济改革也令生产力大幅提高，加上大量劳动人口从农村释放出来，香港厂商自然把握时机，把大部分生产线转移到珠三角地区。在高峰期，香港厂商在当地雇用超过300万名员工，实现所谓「前店后厂」的生产模式，同时逐渐地把香港工业掏空。

即便如此，过去数年以物联网 （IoT）智能生产为主导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如能加以有效利用，即可协助香港实现再工业化。

厂商可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3D 打印等技术，发掘更具灵活性的产品服务化机会，提升生产效率，减低生产及库存成本，克服多年来因租金及工资成本高昂而未能发展高科技工业的障碍。依赖贯穿供应链伙伴流程的「工业4.0」技术，中小企业便能参与全球更精密的生产分工。

举例来说，厂商可考虑运用智能生产技术，制造在港研发的高增值产品，如有矫形作用的眼镜片、智能手表、医疗器材及用品，目标是走高质量路线，迎合国内及亚洲区内日益扩大的中产市场。当需要提升产量的时候，还可利用物联网技术，联系区内其他生产基地，有弹性地增加供应，满足市场需要。

在区内，香港优势在于拥有大量基础研发人才及经验、较稳健的保障知识产权的制度，以及世界一流的航运及空运设施。

港商可凭仗这些优势，参与全球高端产品生产链上游研发及下游精密配件最后组装部分，利用物联网智能生产技术，灵活地出口全球。

继在2019年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中支持香港在区内发挥其现有优势，如金融、航运、贸易，亦强调再工业化的需要及能力，中央政府在今年《十四五规划纲要》中表明支持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

在国家政策及工业4.0科技创造的协同效应下，笔者对香港经济转型感到乐观。

新世界秩序

在中美角力在可预见的将来仍然持续的形势下，地缘政治仍会充满不确定性。加上在冠状病毒病疫情后，各国政府将施行政策，加强必需品及关键零部件供应的抵御性。在敏感科技领域方面（如5G），亦相信会在不同地区出现各自不同的标准。基于全球新常态，企业须为未来自然灾害或国际关系恶化所带来的冲击作好准备，因此会更着重产地分散，减少因降低生产成本而集中在某一地方生产。因此，环球贸易将会变得区域化、碎片化，削弱以往大规模生产的优势，各地中小企参与全球供应链的机会反而增加；香港的厂商亦应会受惠于这贸易链重组的过程。

至于不少在美国工作的华裔科学家及科研人才，或会因针对华人的偏颇性执法，受到日益不公平的对待，而打算重回亚洲工作。特区政府应把握此一机会，增加诱因，积极成立招揽人才计划，吸引这批境外杰出人才来港工作，贡献本地及区内的科研发展以至经济转型。特区政府在《2021–22年度财政预算案》宣布，年内将拨款支持大学招聘国际创科人才；毗邻科学园的「创新斗室」（InnoCell），快将为创科社群提供低于市价但具备智能科技的住宿和协作空间，都是值得鼓舞的开始，成功的话可考虑加强支援力度。

另外，中央政府为迎接这些新时代挑战，在今年的「十四五」规划中强调双循环经济政策。在内循环方面，政策会加强内需及生产链完整性；在外循环方面，将巩固中国与亚洲其他地区的商贸关系，特别是去年11月由15个亚太地区国家共同签订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是全球规模最大的自贸协议，预计10年内可创造一个在亚洲超过10亿人口的中产消费市场。相信双循环会为作好准备的本港企业及人才带来莫大机遇，而香港的贸易格局及形势将有重大转变，有关当局应协助港商有效转型，打进新兴市场。

新经济政策思维

最近笔者重读1997年出版的Made by Hong Kong一书，合著者是8位来自母校麻省理工学院政治以至核工程等不同领域的学者，他们接受香港商界邀请，在1995至96年期间访问了为数共350名商家及机构，然后执笔为香港经济进行分析及献计。笔者认识多年的美国经济学家Andrew Bernard，就亲自透露为了这项研究，短短两年从波士顿来港达20次。

研究针对六大产业，包括生物科技、电子、资讯科技、成衣及纺织、资本市场，以及其他制造业。8位学者都认定香港需要加强工业发展，走高技术知识型工业路线，并提出六大建议：

1）香港经济须加强在产品及生产工序的创新能力，工业界应与大学加强合作，以及建立公司品牌形象。政府和业界均须大幅增加研发的投资水平，特别是在应用研究方面。

2）为提升香港工业劳动力的能力，高等教育界应着力培训应用科学及产品研发、设计人才，并提升中小学生的英语水平。

3）加强保护知识产权的公共机构，鼓励本地及外国企业在港从事科研及创新。

4）鼓励创办新技术型企业，特别建议当时还在构思阶段中的科学园，应为初创及早期发展技术型企业，创建一个去中心化的「虚拟」网络。

5）让更多技术人才加入政府，建立轮流机制，聘请业界及学界专家担任政府设立的临时但全职行政职位。

6）加强吸引国内和海外技术人才来港工作，包括改善移民政策，以及资助外来专业人士在港的房屋及生活支出。

24年前的建议，在今天香港不单适用，更是急需。无奈地，麻省理工团队期待香港出现的经济转型并无发生，因为香港自五十年代第一次经济转型以来，虽历经多次波动，但仍长期受惠于各种全球政经改变所带来的红利。首先是1978年前内地经济尚未完全开放时，香港担当中西桥梁的红利。随后在中国逐渐开放的同时，香港作为中间人所抽取的国际红利，包括外资在1990年代初，透过本港打入国内市场的红利；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的贸易红利；以及过去十多年国内资金经香港「走出去」的红利。

在大时代的巨轮下，加上正如吕大乐教授在其著作《尴尬：香港社会还未进入一国两制的议题》中论及，香港社会在九七回归后，对政策改变普遍存在恐惧感，任何需要大刀阔斧、改变经济政策的方案，都会受制于港英年代起已主宰经济命脉的不干预方针这个「舒适区域」。然而，当香港经济面临近20年来出现的深层次结构性问题，例如土地及房屋供求失衡及产业单一之际，社会各界（包括一些财经界精英）也开始公开承认，「小政府大市场」的不干预政策实属过时。因此，笔者对香港经济出现第三次转型抱有希望。

过去20年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相信连卓有远见的Made by Hong Kong作者，在1997年也意想不到。时移世易，香港当前的经济政策不但应配合中国整体经济规划，更须对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发展产生协同及回补作用，缔造双赢局面。

但在这些基本原则上，20多年前以上8位麻省理工教授的建议，虽大都未获特区决策者积极采纳，却仍具划时代意义，足以启发如何设计香港经济转型的蓝图。

邓希炜教授
港大经管学院经济学教授、香港经济及商业策略研究所副总监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一年六月九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今年是中国「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3月11日通过的《十四五规划纲要》，在香港社会引起前所未有的关注。这一方面是因为香港的发展必须融入国家大局渐成社会共识，另一方面则由于本地经济模式已走到尽头，当前亟须转型寻找出路。因此不难理解，为什么与以往对国家五年规划的态度截然不同，这次社会各界都在积极思考，如何从「十四五」规划中理解国家未来五年的发展方向和战略布局，进而顺势为香港经济创造新优势。

「十四五」规划作为国家发展战略和宏观经济政策的关键文件，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对香港经济发展的影响也确实会非常深远。然而，由于本港经济形态特殊，而对国家经济运行又缺乏足够了解，要准确理解「十四五」规划及其对香港的意义，并非易事。

新规划打造新契机

中国的五年规划是一个与时俱进的历程。随着内地改革开放，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原属计划经济时代的指令性「五年计划」，逐渐演变为在市场经济中发挥引导作用的「五年规划」，成为政府中长期经济发展的纲领性文件，重点在订定未来五年的发展目标和理念，明确发展方针和主线，部署有全局意义的战略任务。

作为一个宏大全面的战略蓝图，五年规划需要有全局性和前瞻性；作为一个引领全国的行动纲领，也需要有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并有很高的统筹协调性；作为一个庞大的战略体系，更经过各方充分研究讨论，除了整体规划外，还包括专项规划、区域规划和年度规划，从不同层面分解落实到位。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改委）前副主任徐宪平所编着的《国家发展战略与宏观政策》，对改革开放以来数十年间内地社会、经济的发展，从多角度作出深入阐释，甚具参考价值。【注】

「十四五」规划是中国政府面临百年未见之变局，针对未来发展的系统性战略谋划与布局。如果希望掌握国家发展规划的精髓，借助此一历史性机遇实现经济转型，香港特区必先从下列三大范畴入手。

思维须转型

本地经济一直以来奉行自由放任、政府不干预的经济模式，对经济长期发展自然缺乏系统性战略思考。然而，旧的经济形态和模式已经无以为继，政府理应承担起经济转型的领军责任，对长期经济发展具备战略性思维，此为政府转型的关键环节。

在5月14日港大经管学院举办的「香港经济前景展望」研讨会中，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罗莫（Paul Romer）教授在其主题演讲中指出，无论是应对金融危机、遏制全球疫情蔓延，抑或解决经济深层次矛盾，政府都应该发挥更强而有力的作用，这正在成为全球的共识。过去一段时间流行的「小政府大市场」管治哲学，已无法应对当代全球重要挑战，必然会被逐渐摒弃。研讨会上，众多学者及嘉宾对此表示认同和支持，认为特区政府确需放弃积极不干预的理念，承担起应尽的历史责任。

「十四五」规划是国家未来几年的发展方向和蓝图，体现了全局战略的系统思考。香港一方面必须深刻理解如何在全国发展战略中起到更积极的作用，另一方面也要自我检视，主动策划适合本港长远发展的战略规划。这些都有赖管治团队具有全局战略的思维，但也正是特区政府长期受制于旧有管治模式下严重缺乏的一环。身处新时代，面对新挑战，要是依然惯性地「长于执行、疏于思考，徒有战术、缺乏战略」，甚至「无勇无谋」地无为而治，则香港经济转型就毫无希望。

《十四五规划纲要》出台后，国内省市各部门都根据规划精神，逐级制定切合自身情况的五年规划。特区政府如果未能结合国家的全局发展战略拿出「香港方案」，历史性机遇难免沦为历史性遗憾。

组织须转型

在一贯的管治模式下，特区政府处理经济事务的部门，基本上都是负责执行的行政部门，缺乏政策研究协调和战略制定的功能。反观内地，「十四五」规划由国家发改委牵头制定，然后与众多相关经济发展部门和各级研究组织反覆讨论磋商。其他经济战略、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发改委同样担当统筹协调规划的角色。若涉及更重大的政策，国务院还有更高层面的政策协调机制，来统领国家发改委、财政部、人民银行等等。在政策研究方面，国家层面有国务院研究室、国家级智库和高等院校研究院等研究力量；至于部委层面，人民银行、财政部、商务部等都设有相应的组织架构。

在市场经济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和重大经济政策同样需要强而有力的组织架构。以美国为例，经济政策由全国经济委员会（National Economic Council）统筹，该会主任往往是顶尖经济学家或者资深经济政策专家，委员会成员则包括副总统及各主要相关经济部门负责人。另外设有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ers），由知名经济学家组成，为政府提供专业、中立的政策研究，同时协调各部门参与经济政策的制定。

美国经济政策研究的整体实力强大，联邦储备局在宏观经济和金融方面研究力量之强、水平之高，全球罕有其匹。又如负责反垄断的联邦贸易委员会，也聘用相当数量的优秀经济学家。

聚焦香港的经济政策研究，无论政府内外都相当薄弱。本地各大学对此普遍重视不够、投入不多，而公营架构内高质量的经济政策研究也近乎空白。政策的协调和战略的制定可谓乏善足陈，并无相应的组织架构和机制。

放眼未来，特区政府应建立一个高层次的「经济发展委员会」，负责制定整体政策及战略规划和协调；另设一个高水平的「经济政策研究委员会」，掌管严谨的前瞻性研究谘询和政策解决方案。有了这种组织架构的支撑，才足以构建战略性思维，而有望对接国家规划。

人才须转型

新型战略思维和管治模式转型，还需以大量专业研究人才和新型管治人才配合。香港经济政策研究存在着人才断代、后继无人的现象，务须从三方面弥补。第一，积极确保高等院校重视和优化经济政策研究。第二，竭力吸引具备良好学术训练和研究能力的人才加入政策研究机构。第三，加强培育本地优秀经济学人。

在经济管治人才方面，应着重培养战略思维、全局眼光、专业能力和创新意识。一方面要对现有优秀人才进行全方位的专业培训，并提升其领导能力。政府一度设想的政府官员培训机构和计划，似乎未能有效执行。另一方面则应利用本港的国际化优势，以更加开放的心态，吸纳各方精英加入管治团队。这方面可以借鉴新加坡等东亚国家的经验，推行「政府优秀人才培养计划」，每年定量选拔杰出青年到国际知名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学成后按规定回港在政府或公营机构工作。

特区管治班子常被诟病为缺乏担当勇气、创新意识和战略思维。香港能否抓住时代机遇，搭上国家发展快车，并走出社会和经济的困局，重塑东方之珠的辉煌经济，都全系于能否从速培养出一批新型经济管治人才。

注：徐宪平等，《国家发展战略与宏观政策》上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

蔡洪滨

港大经管学院院长兼经济学讲座教授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一年六月二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今年是中国「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3月11日通过的《十四五规划纲要》，在香港社会引起前所未有的关注。这一方面是因为香港的发展必须融入国家大局渐成社会共识，另一方面则由于本地经济模式已走到尽头，当前亟须转型寻找出路。因此不难理解，为什么与以往对国家五年规划的态度截然不同，这次社会各界都在积极思考，如何从「十四五」规划中理解国家未来五年的发展方向和战略布局，进而顺势为香港经济创造新优势。

「十四五」规划作为国家发展战略和宏观经济政策的关键文件，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对香港经济发展的影响也确实会非常深远。然而，由于本港经济形态特殊，而对国家经济运行又缺乏足够了解，要准确理解「十四五」规划及其对香港的意义，并非易事。

新规划打造新契机

中国的五年规划是一个与时俱进的历程。随着内地改革开放，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原属计划经济时代的指令性「五年计划」，逐渐演变为在市场经济中发挥引导作用的「五年规划」，成为政府中长期经济发展的纲领性文件，重点在订定未来五年的发展目标和理念，明确发展方针和主线，部署有全局意义的战略任务。

作为一个宏大全面的战略蓝图，五年规划需要有全局性和前瞻性；作为一个引领全国的行动纲领，也需要有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并有很高的统筹协调性；作为一个庞大的战略体系，更经过各方充分研究讨论，除了整体规划外，还包括专项规划、区域规划和年度规划，从不同层面分解落实到位。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改委）前副主任徐宪平所编着的《国家发展战略与宏观政策》，对改革开放以来数十年间内地社会、经济的发展，从多角度作出深入阐释，甚具参考价值。【注】

「十四五」规划是中国政府面临百年未见之变局，针对未来发展的系统性战略谋划与布局。如果希望掌握国家发展规划的精髓，借助此一历史性机遇实现经济转型，香港特区必先从下列三大范畴入手。

思维须转型

本地经济一直以来奉行自由放任、政府不干预的经济模式，对经济长期发展自然缺乏系统性战略思考。然而，旧的经济形态和模式已经无以为继，政府理应承担起经济转型的领军责任，对长期经济发展具备战略性思维，此为政府转型的关键环节。

在5月14日港大经管学院举办的「香港经济前景展望」研讨会中，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罗莫（Paul Romer）教授在其主题演讲中指出，无论是应对金融危机、遏制全球疫情蔓延，抑或解决经济深层次矛盾，政府都应该发挥更强而有力的作用，这正在成为全球的共识。过去一段时间流行的「小政府大市场」管治哲学，已无法应对当代全球重要挑战，必然会被逐渐摒弃。研讨会上，众多学者及嘉宾对此表示认同和支持，认为特区政府确需放弃积极不干预的理念，承担起应尽的历史责任。

「十四五」规划是国家未来几年的发展方向和蓝图，体现了全局战略的系统思考。香港一方面必须深刻理解如何在全国发展战略中起到更积极的作用，另一方面也要自我检视，主动策划适合本港长远发展的战略规划。这些都有赖管治团队具有全局战略的思维，但也正是特区政府长期受制于旧有管治模式下严重缺乏的一环。身处新时代，面对新挑战，要是依然惯性地「长于执行、疏于思考，徒有战术、缺乏战略」，甚至「无勇无谋」地无为而治，则香港经济转型就毫无希望。

《十四五规划纲要》出台后，国内省市各部门都根据规划精神，逐级制定切合自身情况的五年规划。特区政府如果未能结合国家的全局发展战略拿出「香港方案」，历史性机遇难免沦为历史性遗憾。

组织须转型

在一贯的管治模式下，特区政府处理经济事务的部门，基本上都是负责执行的行政部门，缺乏政策研究协调和战略制定的功能。反观内地，「十四五」规划由国家发改委牵头制定，然后与众多相关经济发展部门和各级研究组织反覆讨论磋商。其他经济战略、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发改委同样担当统筹协调规划的角色。若涉及更重大的政策，国务院还有更高层面的政策协调机制，来统领国家发改委、财政部、人民银行等等。在政策研究方面，国家层面有国务院研究室、国家级智库和高等院校研究院等研究力量；至于部委层面，人民银行、财政部、商务部等都设有相应的组织架构。

在市场经济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和重大经济政策同样需要强而有力的组织架构。以美国为例，经济政策由全国经济委员会（National Economic Council）统筹，该会主任往往是顶尖经济学家或者资深经济政策专家，委员会成员则包括副总统及各主要相关经济部门负责人。另外设有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ers），由知名经济学家组成，为政府提供专业、中立的政策研究，同时协调各部门参与经济政策的制定。

美国经济政策研究的整体实力强大，联邦储备局在宏观经济和金融方面研究力量之强、水平之高，全球罕有其匹。又如负责反垄断的联邦贸易委员会，也聘用相当数量的优秀经济学家。

聚焦香港的经济政策研究，无论政府内外都相当薄弱。本地各大学对此普遍重视不够、投入不多，而公营架构内高质量的经济政策研究也近乎空白。政策的协调和战略的制定可谓乏善足陈，并无相应的组织架构和机制。

放眼未来，特区政府应建立一个高层次的「经济发展委员会」，负责制定整体政策及战略规划和协调；另设一个高水平的「经济政策研究委员会」，掌管严谨的前瞻性研究谘询和政策解决方案。有了这种组织架构的支撑，才足以构建战略性思维，而有望对接国家规划。

人才须转型

新型战略思维和管治模式转型，还需以大量专业研究人才和新型管治人才配合。香港经济政策研究存在着人才断代、后继无人的现象，务须从三方面弥补。第一，积极确保高等院校重视和优化经济政策研究。第二，竭力吸引具备良好学术训练和研究能力的人才加入政策研究机构。第三，加强培育本地优秀经济学人。

在经济管治人才方面，应着重培养战略思维、全局眼光、专业能力和创新意识。一方面要对现有优秀人才进行全方位的专业培训，并提升其领导能力。政府一度设想的政府官员培训机构和计划，似乎未能有效执行。另一方面则应利用本港的国际化优势，以更加开放的心态，吸纳各方精英加入管治团队。这方面可以借鉴新加坡等东亚国家的经验，推行「政府优秀人才培养计划」，每年定量选拔杰出青年到国际知名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学成后按规定回港在政府或公营机构工作。

特区管治班子常被诟病为缺乏担当勇气、创新意识和战略思维。香港能否抓住时代机遇，搭上国家发展快车，并走出社会和经济的困局，重塑东方之珠的辉煌经济，都全系于能否从速培养出一批新型经济管治人才。

注：徐宪平等，《国家发展战略与宏观政策》上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

蔡洪滨

港大经管学院院长兼经济学讲座教授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一年六月二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针对2019冠状病毒病大流行危机，继美国国会2020年先后通过总值2.3万亿和9000亿美元的纾困法案，今年3月，总统拜登又签署总值1.9万亿美元的「美国救援计划法案」，共占美国本地生产总值（GDP）的24%，数目之大，就连2009年为应付金融危机推出的8000亿美元经济刺激方案，也显得相形见绌。

提振经济不易

据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对消费者支出的调查【表】，综观三轮纾困措施，美国消费者平均会将35.2%的援助金用作偿还债务，38.4%作为储蓄，用作消费的只占26.5%。2020年美国信用卡债务减少近830亿美元，跌幅占全国信用卡债务12%。尽管2021年1月消费支出按月增长2.4%，为7个月来最大增幅，但同期个人收入已增长10.1%，可见该国消费还未回到疫前水平，世纪一遇的疫灾令消费者趋向谨慎。

表：美国家庭从经济刺激方案获派款项用途

资料来源：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消费者预期调查

更有甚者，1.9万亿美元纾困方案或为经济带来长期损失。其主要争议之一是方案将减低产出缺口（output gap，亦即潜在GDP与实际出现GDP之差），并可能引发通胀压力。美国前财长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认为，全球金融海啸后，美国在2009至2019年这10年间，经济复苏步伐为第二次大战以来最慢。他最近又在《华盛顿邮报》撰文，指正当美国经济预期快速增长，而消费需求仍未复元，私人储蓄更大量过剩之际，9000亿和1.9万亿美元的两项刺激经济计划实在过于庞大。另一边厢，拜登政府则显然主张刺激经济力度愈猛愈好。

2019至2020年，美国GDP下降了3.5%，远低于大多数经济学家在疫情爆发时的预测。考虑到2020年下半年强劲的经济增长，GDP的产出缺口估计约为GDP的4%。萨默斯和其他经济学家并无否定需要更多财政刺激措施，但须考虑数额、时机和性质等因素。在疫后经济继续复苏的大前提下，1.9万亿美元的方案已占美国GDP的9%，远超出了4%的产出缺口。事实上，高于4%的增长就可能导致经济过热，引发通胀压力。

提防通胀隐忧

联储局在2020年8月调整通胀政策，把过往2%的长远通胀目标，由上限改为平均数值，亦即通胀率可在2%水平上下调节。至于有关维持此一平均通胀目标的具体时段，联储局则未有任何行政上的方针。

联储局近期似乎已经摆脱了对通胀的担忧。2021年3月，联储局将本年经济增长预测从去年12月的4.2%上调至6.5%，并将通胀预期上调至2.2%，失业率则从5%下调至4.5%；同时预测2022年经济增长达3.3%、通胀率2%、失业率3.9%。由于近10年美国的劳动力参与率偏低，故此联储局也不太顾虑失业率下降导致工资上涨。

鉴于估计经济快速复苏，即使2021年通胀加速，联储局仍不打算收紧货币政策，并计划直至2024年将利率目标维持在近零水平；主要论点是会导致长期通胀紧缩的因素，例如人口老龄化、技术创新和全球化等，仍在发挥作用。该局主席鲍威尔在国会作证时表示，他并不担心近期长期债券收益率上升，指出这类债券的表现似乎反映出市场对经济前景日益乐观。

但与此同时，M2货币供应量由2010至2019年期间，每年以5.8%增长，自2020年2月以来，则已飙升27%至4.2万亿美元。这是1943年以来货币供应量的最大增幅，主因是联储局资产负债表规模增加3.3万亿美元。目前的M2货币供应速度仍然处于历史性低水平，但如果货币供应速度加快，则会导致通胀上升。

部分商品的通货膨胀亦正加剧。疫情令生产能力降低，工厂难以交付货物，供应链投入价格因原材料短缺、运输成本上升和商品价格攀升而上扬，导致今年1月生产者价格指数（Producer Price Index，简称PPI）按月上升1.3%，2月上升0.5%，3月上升1%，至4月又上涨了1.3%，将12个月的增幅推高至5%，为10年来增幅之冠。企业亦逐渐通过向消费者提高价格，以收回增加的成本。因应需求驱动而供应紧张的经济往往引发通货膨胀。

赤字预算作风

商界及金融市场普遍认为疫情不可能于短期内完全消失，但专业投资者当前所忧虑的市场风险并非疫情，而是通货膨胀。债券投资者恐怕债券价格下跌，而不分青红皂白抛售债券，导致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在近期暴涨。虽然是次债券危机并未如2013年债券恐慌时严重；当年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在大概短短4个月内就已攀升到1.2%，债券增长速度更为剧烈，反观目前国债收益率升至1.37%，则历时近7个月。

在疫灾或会重燃的阴影下，美国股市亦在联储局4月货币政策会议纪录发布后大幅下跌，恐慌指数一度飙升20%。联储局部分官员似乎已准备在经济复苏加快速度下，考虑改变货币政策，调整资产购买的步伐。

对于近年来背负廉价债务借款人，尤其是主权政府和企业而言，高利率都将构成负担。2020年，各国政府因刺激经济而增加的财政债务达16.3万亿美元，增幅为20%。同年美国政府的公共债务亦上升3万亿美元以上，占GDP的120%，若包括第三轮的1.9万亿美元方案，GDP占比更达130%，为二战后的最高水平（二战以来的75年间，美国政府有63年出现预算赤字）。

长远而言，美国难免因债务负担沉重的趋势而引起经济隐忧。国会预算办公室预计，至2051年，单是联邦政府的债务将倍增至GDP的202%。自疫症爆发以来，该国企业承担的新债务共1.5万亿美元。2020年，基于房屋按揭、学生和汽车贷款增加，美国家庭债务增长2.9%至14.6万亿美元。可幸的是利率低企，借款人的偿债能力尚见强劲。

面对颇大的利率和通胀风险，关键在于通胀上升属暂时性、周期性抑或结构性。虽然通胀趋升足以令债务贬值，可用较便宜的美元还债，但高利率却会增加借款人及企业的再融资成本，并削弱其融资能力，对经济前景自然构成威胁。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及当前疫症大流行后的经济复苏都有赖央行长期保持低利率政策，但通货膨胀带来的高利率却会窒碍复苏。为应对冠状病毒病造成的经济灾难，美国政府被迫推出史上最大规模的纾困方案。方案虽对重启经济能收一时之效，但债务上升、公共财政恶化，以及通胀压力等长期后遗症，绝对不容忽视。

谢国生博士

港大经管学院金融学首席讲师、新界乡议局当然执行委员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一年五月二十六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