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五天，便是特朗普2.0时代的正式开始。8年前，特朗普以半冷门姿态在大选中赢了希拉莉，在缺乏政坛经验下登上总统宝座。就职典礼后，他还在着意于出席人数的多少。然而，这次他却有备而来，当选后迅即组成内阁，并高调地提出一些将要推出的政策，如高关税和扩张领土等。

他同时又接见多位外国领导人及大企业总裁，海湖庄园一时冠盖云集，重要人物络绎不绝，一番未就任已指点江山的气象，无视现任总统拜登。特朗普的得力助手马斯克亦不甘后人，公然称德国总理肖尔茨为蠢才，并公开支持极右的另类选择党。他又和一些政客盘算如何在英国下次大选前促使现任首相工党的施纪贤下台，似乎在帮助特朗普成功竞选后，爱上了造王者（kingmaker）的角色。这些出位的言行，预告了未来数年的国际风云变幻。

特朗普2.0的政策目的仍然是“让美国再次伟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MAGA），做法是“美国优先”（America First），政策范围则包罗甚广。美国甚为保守的智库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在2023年出版了“2025计划”（Project 2025）报告，详细列出不同范畴的政策执行方向。这份长达900页的报告，有100多个保守主义机构和一些前特朗普政府的官员参与，虽然特朗普口口声声说报告和他无关，但可说代表了保守派主流思想。2016年特朗普竞选总统时传统基金会也有类似报告，并认为特朗普首两年任期内已跟随该报告的64%建议。

在经济领域上，特朗普2.0比较确实的政策范围包括减税、减少贸易逆差和减少进入美国的移民。特朗普于2017年成功在国会通过“减税及职位法案”（Tax Cuts and Jobs Act），但其中多项条款只是临时的，将于本年底失效。若没有进一步的立法行动，税率便会在年底回升至之前的水平。

特朗普一方面希望有关的低税率可以持续，另方面亦想进一步减税。上述的“2025计划”的建议是将现有税率推倒重来，新的个人所得税分15%和30%两种，企业所得税则减至18%。有批评指出，这会增加低收入人士和减少高收入人士的税务负担，增加了税后收入分配的不均。由于共和党掌控了参众两院的多数，成功减税的机会比较大，会为美国经济带来正面的刺激作用，同时也会提高美国企业的竞争力。

大削政府开支势添民怨

另一方面，特朗普2.0亦计划削减联邦政府的财政开支，提高政府部门的效率。马斯克曾经稍为随意地提到，会减少政府开支2万亿元（美元下同），但这难以实现。在去年9月结束的财政年度，美国政府开支为6.75万亿元，2万亿元即占总开支的30%。再看看开支中必须支付的，包括社会保障、医疗和国债利息，已达4.13亿万亿元。馀下的再减2万亿便只有0.62万亿，连该年度的国防开支也不足，更无经费用于教育、基础建设、退伍军人福利等多个社会民生项目。当然，若要节省2万亿，肯定会影响政府运作和引发民怨。

特朗普2.0的减税规模和幅度有多大仍未清楚，但无论如何，都会进一步增加美国国债。即使包括多次提及的对外国产品增加征收关税所得的财政收入，亦难以抵消削减所得税的财赤效果。基于美元的“嚣张的特权”（exorbitant privileges），美国政府已习惯了对财赤和国债的持续上升视若无睹，只要去美元化还未认真地打击到美元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核心地位，美国两党仍会继续透支未来。

特朗普及其顾问团队常认为进口是给外国赚自己的钱，美国的贸易逆差是外国找美国的便宜。要减少贸易逆差，一是征收关税，另一是从汇率入手，迫使外国货币升值，两者都会增加美国消费者购买外国产品的美元价格，减少他们的进口。但关税可以选择性地加于某些特定商品，因而也是制裁外国或保护本地产业的手段。

特朗普早前曾扬言要对中国产品加征60%关税和全球其他国家产品10%甚至20%的关税，其后又以25%关税威胁加拿大和墨西哥，要它们限制芬太尼和非法移民进入美国，最近又说以100%关税对付那些要去美元化的金砖国家。要控制巴拿马运河和格陵兰岛，也用关税威胁巴拿马和丹麦。

对众多外地征收大幅关税，无异于减少外贸，趋向孤立主义，同时外国亦会还以颜色。全球分工已落实到零部件的层面，特朗普的多方面关税容易误中副车，亦会如回力镖般害人害己。到头来美国的贸易或会趋向平衡，但那只是贸易收缩下的平衡，贸易带来的增值皆付诸东流。首当其冲的美国企业或会进行多方面的游说，或以各种理由争取豁免贸易限制，甚至因为竞争力不足而退出市场。估计美国会在特朗普2.0开始时对一些国家选择性地加征关税，但税率不会如传闻般高。

在目前的环境下，美国难以迫使外国货币升值。一来面对美国的高关税，正是需要让货币贬值来抵消关税，将货币升值就如送羊入虎口。二来目前全球众多经济体都处于增长疲弱情况，货币升值是倒行逆施。这情况和1985年的广场协议时不同，当时的日本经济如日中天，每每威胁着美国的领先地位，有条件让日圆升值。当然，日本央行随后的误判和无效的政策，导致经济呆滞多年，但那是后话。

加征关税将推高美国物价

反过来说，美国是否可以单方面让美元贬值来促进出口？首先，直接影响美元汇价的是联储局的货币政策。在现有制度下，联储局毋须听命于白宫。此外，美国的货币政策目标是2%的通胀率和最高就业的双重使命，没有汇率目标的考虑。换句话说，联储局实施货币政策，一贯以来都不是要调控美元汇率。若特朗普硬要更改货币制度的安排，自然会给美元及美元资产市场添上浓厚的不确定性和不透明性，美元亦会自然贬值，但此举破坏性很大。

过去几个月美国的通胀率似乎有很大黏性，虽然通胀率不很高，但迟迟未接近2%的目标，联储局减息的步伐也慢下来，似乎短期内改变不大，特别是特朗普2.0若真的加征关税，也会推高美国物价。

以特朗普唯我独尊的性格，大概无论美国经济如何如他所愿，亦不会是他心目中的MAGA，因为世界上有一个足以与美国抗衡的中国，这也是他在2018年开始启动贸易战打击中国的原因。然而美国并没有赢得贸易战，甚至在不同准则下都败下阵来。随后拜登政府对中国的多方面打压都不成功。

如今特朗普再度上台，为了增加胜算，便巧取豪夺地增加美国的资源。主要是土地，和随之而来的物资和战略位置，于是有了特朗普2.0的启幕，国际政治一下子回到二战前的乱局。也许战后的80年是历史的偏差，规则制定者最终也是规则破坏者。

一个被法庭定罪的重犯（convicted felon），曾经在4年前挑动政变、两次被国会弹劾、谎话连篇的政客，可以第二度登上全球最高权力的位置，应该是超乎政治学伦理和想像的异数，但特朗普2.0并非个人现象，在他后面有7700多万投票给他的美国选民，以及众多攀附的政客、资本家和科技巨头。历史不会终结。

陆炎辉博士
港大经管学院荣誉副教授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五年一月十五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致命工业意外在香港时有发生，2024年上半年共11宗，较前年同期有所增加。劳工处公布，这些意外中有5宗关乎建造业，2宗与制造业有关，馀下4宗则涉及运输、仓库、邮政及速递服务。建造业在职业安全健康方面一向存在较多问题，该5宗相关致命意外关乎有害物质、有人受困、被堕下的物件击中等。

有立法会议员关注建造业界的安全意识薄弱，为赶工而导致意外。劳工处指出，业界贪快、贪方便、“要钱唔要命”的弊病颇为常见；如果做足安全措施，大部分意外本可避免。

经济学假设人都是理性的，每个人的行为应对自己最有利。要防止一件事情发生，就应该加大其成本，让决策者加以避免。工业意外牵涉到雇员和雇主双方；就雇员而言，如果安全措施没做足，因工受伤甚至丧命，难道成本还不够大、还不应加倍小心吗？

至于雇主方面，除了承担赔偿责任，还要被迫停工、接受监控、暂禁投标等。立法会2023年通过修订《职业安全及职业健康法例（杂项修订）条例草案》，最高罚款额由50万元大增至1000万元。加大成本难道还不足以让公司警觉幷作出改善吗？实行更严厉的法规、加强教育、监督雇员，对雇主而言，减少致命意外应该是收益大于成本，为什么情况未见明显改善？

疏忽在所难免

近年兴起的行为经济学认为，人在决策、行动时，常常不够理性，幷没有做出对自己最有利的选择。认知科学、心理学为这一说法提供了很多证据。美国心理学家Christopher Chabris和Daniel Simons曾经进行一项广为人知的实验，其中安排6名学生互相传递篮球，然后将相关视频播放给观察者，要求他们点算其中3名穿白色上衣的学生总共传球多少次。球来球往之际，有个身穿大猩猩服装的人走到球员中间，捶胸顿足一番后便离开。这件匪夷所思的事情，竟有一半观察者完全没有注意到。短短数分钟传球过程中，舞台背后的布景颜色瞬间改变，更是几乎没有观察者留意得到。这一实验后来被称为“有史以来最著名的心理学演示之一”，两位研究者还因此获颁搞笑诺贝尔奖。

有人说这是人为制造的场景，你让人去数传球的次数，他当然不会注意有没有大猩猩走过。问题是，我们在日常生活或决策过程中，虽然幷无受命要专注什么，却自然而然只会专注某些事而忽略另外一些事。上述两位学者亦曾在街头进行另一实验，其中参加者假装在陌生的城市迷了路，向路过的人问路。在对话中安排了另外两人抬著门板，强行从问路者和回答者中间穿插而过，而问路者与其中一个抬门板者巧妙互换。等门板过去，回答者继续回答。虽然“调包”两人的衣著、相貌差别很大，有一半观察者却完全察觉不到问路者已经换了人。

如何避免意外

两位学者的一系列研究都揭示，专注于某一件事的人，很容易忽略其他事情。2010年，他们将相关主题写成《看不见的大猩猩》（The Invisible Gorilla: How Our Intuitions Deceive Us）一书，大获好评，影响广泛。书中大量例子表明，我们以为可以全面、准确地观察到周围所发生的事情，但其实只看到这个世界的极小部分，而错过了很多。我们的注意力、感知、记忆、推理，都有重大缺陷和错失，常常导致代价高昂甚至危及生命的错误。

每个人都会犯类似的错误。香港每年都有多宗高层住客在晾衫时，意外跌出窗外而丧命的惨剧。在工业意外中死亡的雇员，也很可能基于同一原因：不是不懂后果严重，而是大大低估了发生事故的可能性。

要改善此情况，当然不能单靠加大惩罚力度，而要从教育入手。劳工处称，有些个案每每发生在缺乏安全意识的少数族裔身上，因此要特别针对这个群组推展有关宣传。

雇主方面，则需要考虑到底是公司对问题认知不足，还是只因尚未找到合适、有效的方法。如果是前者，当然应该进一步加重处罚，有议员就建议设立举报机制。若是后者，则政府和行业协会应该加强教育、督促公司切实执行有关法规，委派专人监督，组织有效的经验交流。

此外，不妨借助高科技，例如劳工处正在研究利用无人机协助搜证和执法。除了执法和惩罚，高科技还有更正面的作用。例如智能相机镜头现已用来及时发出警报，以免司机因打瞌睡而出意外，或长者上洗手间时摔倒。应用到工业场景，可研究能否在搭棚工人的头盔装上智能镜头，以监察工友在工作时是否已扣上安全绳。至于在固定场所（如工厂），安装智能相机确保工业安全，相信较易实行。

理性还是非理性

注意力一时疏忽，看似是人类的认知缺失，但换个角度看，倒可以视为人类认知的巨大成就。几百万年前，在非洲大草原上的人类祖先，需要在瞥见移动物体的瞬间，断定是否狮子、豹子之类的吃人猛兽，是否需要拔腿就跑，而不是全面、准确、客观地认识世界；在极短的时间内，根据一鳞半爪的讯息，就要迅速决定如何行动。换句话说，认知是解读而非接收，追求的是效率而非全面、客观。为了作出决定，只需抓取一点点关键资料，而忽略其他。

人到底是理性还是非理性，所做决策是否对自己最有利？就证据而言，幷不是非黑即白，既有仔细思考、权衡利弊的例子，也有卤莽大意而丢失性命的个案。

就学术研究而言，理性抑或非理性都只是假设。采取什么样的假设，主要不是看假设是否绝对符合实际，而是看它能否最有效地帮助我们分析和理解问题。

至于公共政策，则不能直接假设人是理性的。行为经济学对于非理性行为的关注，可以为公共政策带来新的思路。以器官移植为例，世界各国都面对捐赠器官供应短缺问题。虽然德国与奥地利在语言、宗教、历史、经济发展、教育水平各方面都很近似，但德国的器官捐赠登记率只有15%，奥地利却高达90%以上。专家发现，造成这一重大差别的原因，在于德国的系统要求捐赠者填表，声明同意捐赠，亦即自愿捐赠（opt-in）；没采取任何行动的人，等于不愿意捐赠。奥地利的系统则倒转过来，没采取任何行动的人视为“预设默许”（opt-out）捐赠，而不愿意捐赠器官者，则需要填表声明。

科学家的研究表明，在德国、美国这些推行自愿捐赠机制的国家，国民认为器官捐赠道德高尚但成本高昂，好比要决定把遗产的5%甚至50%捐给慈善机构，或相当于绝食抗议这样代价高昂的行为。而在奥地利这种实施预设默许安排的国家，国民认为器官捐赠是件小事，无关道德，有点像让某人在排队时插队，又或缺席孩子的毕业典礼和棒球比赛。

在香港，由此产生的政策建议也就清晰明确：如果希望提升器官捐赠的比率，一个简单有效的办法，就是将现行自愿捐赠的机制，改为预设默许捐赠。

周文教授
港大经管学院管理及商业策略副教授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五年一月八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致命工业意外在香港时有发生，2024年上半年共11宗，较前年同期有所增加。劳工处公布，这些意外中有5宗关乎建造业，2宗与制造业有关，馀下4宗则涉及运输、仓库、邮政及速递服务。建造业在职业安全健康方面一向存在较多问题，该5宗相关致命意外关乎有害物质、有人受困、被堕下的物件击中等。

有立法会议员关注建造业界的安全意识薄弱，为赶工而导致意外。劳工处指出，业界贪快、贪方便、“要钱唔要命”的弊病颇为常见；如果做足安全措施，大部分意外本可避免。

经济学假设人都是理性的，每个人的行为应对自己最有利。要防止一件事情发生，就应该加大其成本，让决策者加以避免。工业意外牵涉到雇员和雇主双方；就雇员而言，如果安全措施没做足，因工受伤甚至丧命，难道成本还不够大、还不应加倍小心吗？

至于雇主方面，除了承担赔偿责任，还要被迫停工、接受监控、暂禁投标等。立法会2023年通过修订《职业安全及职业健康法例（杂项修订）条例草案》，最高罚款额由50万元大增至1000万元。加大成本难道还不足以让公司警觉幷作出改善吗？实行更严厉的法规、加强教育、监督雇员，对雇主而言，减少致命意外应该是收益大于成本，为什么情况未见明显改善？

疏忽在所难免

近年兴起的行为经济学认为，人在决策、行动时，常常不够理性，幷没有做出对自己最有利的选择。认知科学、心理学为这一说法提供了很多证据。美国心理学家Christopher Chabris和Daniel Simons曾经进行一项广为人知的实验，其中安排6名学生互相传递篮球，然后将相关视频播放给观察者，要求他们点算其中3名穿白色上衣的学生总共传球多少次。球来球往之际，有个身穿大猩猩服装的人走到球员中间，捶胸顿足一番后便离开。这件匪夷所思的事情，竟有一半观察者完全没有注意到。短短数分钟传球过程中，舞台背后的布景颜色瞬间改变，更是几乎没有观察者留意得到。这一实验后来被称为“有史以来最著名的心理学演示之一”，两位研究者还因此获颁搞笑诺贝尔奖。

有人说这是人为制造的场景，你让人去数传球的次数，他当然不会注意有没有大猩猩走过。问题是，我们在日常生活或决策过程中，虽然幷无受命要专注什么，却自然而然只会专注某些事而忽略另外一些事。上述两位学者亦曾在街头进行另一实验，其中参加者假装在陌生的城市迷了路，向路过的人问路。在对话中安排了另外两人抬著门板，强行从问路者和回答者中间穿插而过，而问路者与其中一个抬门板者巧妙互换。等门板过去，回答者继续回答。虽然“调包”两人的衣著、相貌差别很大，有一半观察者却完全察觉不到问路者已经换了人。

如何避免意外

两位学者的一系列研究都揭示，专注于某一件事的人，很容易忽略其他事情。2010年，他们将相关主题写成《看不见的大猩猩》（The Invisible Gorilla: How Our Intuitions Deceive Us）一书，大获好评，影响广泛。书中大量例子表明，我们以为可以全面、准确地观察到周围所发生的事情，但其实只看到这个世界的极小部分，而错过了很多。我们的注意力、感知、记忆、推理，都有重大缺陷和错失，常常导致代价高昂甚至危及生命的错误。

每个人都会犯类似的错误。香港每年都有多宗高层住客在晾衫时，意外跌出窗外而丧命的惨剧。在工业意外中死亡的雇员，也很可能基于同一原因：不是不懂后果严重，而是大大低估了发生事故的可能性。

要改善此情况，当然不能单靠加大惩罚力度，而要从教育入手。劳工处称，有些个案每每发生在缺乏安全意识的少数族裔身上，因此要特别针对这个群组推展有关宣传。

雇主方面，则需要考虑到底是公司对问题认知不足，还是只因尚未找到合适、有效的方法。如果是前者，当然应该进一步加重处罚，有议员就建议设立举报机制。若是后者，则政府和行业协会应该加强教育、督促公司切实执行有关法规，委派专人监督，组织有效的经验交流。

此外，不妨借助高科技，例如劳工处正在研究利用无人机协助搜证和执法。除了执法和惩罚，高科技还有更正面的作用。例如智能相机镜头现已用来及时发出警报，以免司机因打瞌睡而出意外，或长者上洗手间时摔倒。应用到工业场景，可研究能否在搭棚工人的头盔装上智能镜头，以监察工友在工作时是否已扣上安全绳。至于在固定场所（如工厂），安装智能相机确保工业安全，相信较易实行。

理性还是非理性

注意力一时疏忽，看似是人类的认知缺失，但换个角度看，倒可以视为人类认知的巨大成就。几百万年前，在非洲大草原上的人类祖先，需要在瞥见移动物体的瞬间，断定是否狮子、豹子之类的吃人猛兽，是否需要拔腿就跑，而不是全面、准确、客观地认识世界；在极短的时间内，根据一鳞半爪的讯息，就要迅速决定如何行动。换句话说，认知是解读而非接收，追求的是效率而非全面、客观。为了作出决定，只需抓取一点点关键资料，而忽略其他。

人到底是理性还是非理性，所做决策是否对自己最有利？就证据而言，幷不是非黑即白，既有仔细思考、权衡利弊的例子，也有卤莽大意而丢失性命的个案。

就学术研究而言，理性抑或非理性都只是假设。采取什么样的假设，主要不是看假设是否绝对符合实际，而是看它能否最有效地帮助我们分析和理解问题。

至于公共政策，则不能直接假设人是理性的。行为经济学对于非理性行为的关注，可以为公共政策带来新的思路。以器官移植为例，世界各国都面对捐赠器官供应短缺问题。虽然德国与奥地利在语言、宗教、历史、经济发展、教育水平各方面都很近似，但德国的器官捐赠登记率只有15%，奥地利却高达90%以上。专家发现，造成这一重大差别的原因，在于德国的系统要求捐赠者填表，声明同意捐赠，亦即自愿捐赠（opt-in）；没采取任何行动的人，等于不愿意捐赠。奥地利的系统则倒转过来，没采取任何行动的人视为“预设默许”（opt-out）捐赠，而不愿意捐赠器官者，则需要填表声明。

科学家的研究表明，在德国、美国这些推行自愿捐赠机制的国家，国民认为器官捐赠道德高尚但成本高昂，好比要决定把遗产的5%甚至50%捐给慈善机构，或相当于绝食抗议这样代价高昂的行为。而在奥地利这种实施预设默许安排的国家，国民认为器官捐赠是件小事，无关道德，有点像让某人在排队时插队，又或缺席孩子的毕业典礼和棒球比赛。

在香港，由此产生的政策建议也就清晰明确：如果希望提升器官捐赠的比率，一个简单有效的办法，就是将现行自愿捐赠的机制，改为预设默许捐赠。

周文教授
港大经管学院管理及商业策略副教授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五年一月八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数字化生活已经成为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然而对于中国2.97亿60岁以上的长者来说【注1】，新技术能否让他们受益却仍然存疑。 尽管各界都在努力推动「智慧养老」，但现实是许多长者在跨越数字鸿沟时，遇到不少挑战。

随着全球老龄化趋势加剧，如何确保庞大的银发族享受科技时代的便利，成为了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

世代数字鸿沟有待缩窄

长者使用数字技术常常面临诸多障碍。 一方面，很多数字产品设计缺乏对长者需求的关注，操作复杂、界面不友好，使得他们即使有心尝试，也往往因为使用体验不佳而望而却步。 另一方面，网络诈骗日益猖獗，一些不法分子专向防范意识较弱的银发族下手，导致他们在数字生活中遭受财物损失，甚至心理创伤。

信息超载、隐私泄露等问题也让不少长者对新技术产生恐惧感，更进一步限制其融入数字生活的步伐。 为了使每位长者都能安全、自信地参与数字社会，许多企业都开始探索如何通过数字化技术，构建一个更加包容、人性化的环境。

包容长者如何惠及企业

从环境、社会及管治（ESG）的角度来看，企业在助老领域的投入不仅能带来显著的社会效益，还为企业创造多方面的价值。 为此，笔者调研了顶尖数字化企业的助老实践，总结出以下4种效果。

一、提升品牌形象和社会认同。 通过积极参与助老项目，企业展示其对社会责任的承诺，增强公众对其品牌的好感和信任。 二、建立社区关系。 深入社区提供服务的企业，能够更好地理解当地需求，建立深厚的社区联系。 三、增强员工参与感和忠诚度。 透过助老项目，员工得以参与公益活动，从而增强其归属感和忠诚度。 四、推动内部创新和人才发展。 在开发适合长者的技术产品和服务过程中，企业能够激发内部的创新思维和技术进步。

案例1：AI向善语料库

腾讯于2024年8月启动了一项面向全社会的共创行动——AI（人工智能）向善语料库【注2】，旨在为那些在商业环节中失声的群体和话题，构建一个更加人性化的AI语料库。 通过前期调研，腾讯研究院认识到，由于社会普遍认为长者在数字方面的消费力较低，因此相应需求长期不受重视。 目前大部分AI产品亦并非专为长者而设，未能针对其实际需要。 要使长者能够真正受益于AI的发展，大模型需要能够理解他们的特殊需要，提供信息实用、满载关怀的回答。

为此，该项目首先通过联系一众专业人士，包括社工、志愿者、社区工作者、心理辅导员、医生等，加上热心的高等院校师生，共同收集并整理了数千条长者日常生活中的真实问题及相关解答。 这些问题涵盖了情绪管理、网络购物、心理危机处理，乃至临终关怀等多个方面，力求全面覆盖长者的生活需求。

为了确保语料的质量，腾讯邀请不同专家确定了「好语料」的5个标准：一、精确的需求识别; 二、充分的同理心; 三、切实可行且效果可见的操作建议; 四、简短口语化的表达方式; 五、稳定的回答风格。 团队发现，AI回答的同理心尤其关键，不仅需要应对长者的负面情绪，提供充分的理解和支持，也应有助于激发和强化他们的积极情绪与自我价值感。 腾讯研究院计划逐步开放AI向善语料库，以推动社会各界在这些语料的基础上，创建出更有人情味的产品。

腾讯研究院发布的研究报告。

案例2：蓝马甲行动

为了便于长者更安全地享受数字生活，并增强他们的反诈防骗意识，蚂蚁集团及其公益基金会于2020年9月发起了蓝马甲行动【注3】。 通过传统方式和数字技术，这一项目旨在协助长者融入数字时代，避免让长者成为网络犯罪的目标。

线下活动方面，蓝马甲在社区中心举办公益讲座，讲解数字设备使用方法和防骗知识; 在社区广场设立咨询台，提供现场指导和答疑; 组织志愿者进行家访，给予一对一的帮助和指导。 至于线上活动，蓝马甲行动与20多家伙伴机构携手合作，生产多元的专业助老科普内容。 例如，徐州幸福105电台每天早晚高峰时段都会播放《幸福蓝马甲公益电台》小单元，包含反诈小剧场和手机使用指南等内容。

现时蓝马甲行动已经具备4个系统化的支持平台：助老内容创新平台、助老生态支持平台、助老价值倡导平台和助老议题研究平台。 基于前期活动的经验，蚂蚁公益基金会在2022年发布《适老化设计与服务参考指南》，2023年发布助老防骗书《一件蓝马甲——关注数字时代的银发群体》。 「蓝马甲行动」为长者提供了直接的帮助和支持，也促进了社会对银发族议题的关注。

蓝马甲志愿者在社区驻点协助长者使用手机。

图片来源：长沙县知仁社会工作发展中心

政策建议

综上所述，助老不仅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途径，也是提升品牌形象、促进社会和谐、加强社区关系，以及推动内部管治优化的有效方式。 从ESG的角度看，这些活动为企业带来可持续的竞争优势和发展机遇，创造双赢局面。

笔者呼吁更多企业充分发挥自身的技术、资源和服务优势，积极参与并推动助老事业。 通过深入了解长者用户的需求和心理特征，设计既易用又富有情感交流的产品; 通过教育普及和社会服务，提高他们的数字素养和防骗意识，从而构建一个更加包容、温暖的数字社会，让每一位长者都能安全、自信地享受科技带来的便利。

注1：https://www.mca.gov.cn/n152/n166/c1662004999980001780/content.html

注2：https://mp.weixin.qq.com/s/ggdoPoCtTmimzqu7IW8P9Q

注3：https://mp.weixin.qq.com/s/oqvkME_w1nUBmb7f89ir1w

张闰嘉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博士生

颜示硼
港大经管学院管理及商业策略助理教授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五年一月一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时至今日，面对纷繁复杂的环境、社会和治理（ESG）指标和日益丰富的ESG实践，ESG已不再是企业的边缘议题。如何精准施策、高效管理以提升自身的ESG竞争力，成为摆在众多企业面前的一道必答题──在资源相对有限的情况下，企业应优先采取哪些ESG策略？

兼顾评级 提升成本收益

以往企业在构建ESG策略时，通常倾向于依据评级机构的指标和权重来制定策略，力求提升评级。这种做法有其合理之处，因为它符合投资者依赖的评级标准，从而有助于企业在合规、融资等方面获得优势。

然而，随着近年ESG评级机构激增、其评级标准多元化，给企业带来新的挑战。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球有多达约600家ESG评级机构，它们所选定的指标和权重各不相同。现有研究表明，不同机构的评级结果之间的关联性较弱【表】，其中在S和G方面的相关性尤其低。

这种评级的不确定性带来几个问题。首先，有些企业哪怕已经在ESG方面进行了大量投入和付出，仍然有可能被某些评级机构给予较低评分；其次，那些只想“洗绿”、做表面工夫的企业，也能找到一些评级机构给他们较高评分；再加上现在很多评级机构每年都会制作各类榜单、奖项，并以此作为盈利的渠道，更是让ESG评级的公信力逐渐缺失。这种变化给基于ESG评级作出的决策带来不确定性，这对包括公司和投资者在内的广大决策者来说都是巨大挑战。

面对这种问题，笔者认为，一方面需要规范ESG评级市场，增加不同评级机构方法论的透明度。另一方面，企业也应该更多评估每项ESG行动和计划的具体成本与收益，更加理性地实践ESG。

具体来说，企业应该积极寻找那些既能带来显著社会收益，又能有效控制成本的ESG行动。通过精准识别并优先落实这些ESG措施，企业能确保每一分投入都物超所值，在取得良好市场形象和投资者信任的同时，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重提升。

微调介面 饿了么创典范

具体到执行层面，企业可以考虑通过实验的方法寻找低成本、高社会收益的ESG行动，与此同时，企业应考虑与学界合作，对具体的ESG行动方案的成本与社会收益做精确评估。这里，笔者介绍与阿里巴巴的合作案例，说明企业如何通过较低的成本带来较大的社会收益。

“饿了么”是阿里巴巴集团旗下外卖平台，也是中国第二大外卖公司，2022年用户数已经超过7亿。与该平台合作期间，我们研究了“绿色助推”对用户即弃餐具使用的影响。具体来说，“饿了么”在北京、上海、天津3个城市开展了以下“绿色助推”实验：在这些城市的用户下单介面上做了一个微小的改动：将默认选项设置为“无需餐具”，并给予选择“无需餐具”的顾客“蚂蚁森林绿色能量”奖励。那是一种非金钱的奖励机制，客户只要积累足够的“绿色能量”，阿里巴巴就会以客户的名义在荒漠地区种树，或开展其他环境保护行动。

这一改变对于饿了么而言，成本微乎其微，但能带来多大的社会收益？我们对2019年至2020年间10个主要城市的用户订单历史进行了分析，发现实施“绿色助推”措施的城市与未实施的城市相比，不使用餐具的订单份额增加了648%【图】。如果将这种“绿色助推”措施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每年可节省超过217.5亿套即弃餐具，减少约326万吨塑料垃圾，并节约544万棵等量树木产生的木材。该研究2023年作为封面文章发表于Science杂志，获得全球媒体广泛关注。

这一案例充分展示企业能够以低成本兑现自身的社会和环境承诺。仅仅通过程序员数小时的工作，就能爆发出巨大社会价值。这种创新的ESG行动不仅提升了企业ESG表现，还为社会创造实质好处，助力国家达成环境目标。

企学合作 验证策略效果

上面的讨论只是企学合作的一个小案例，但其方法论却可以应用到很多分析很多问题。例如，龙头企业如何有效进行供应链ESG管理（E方面）？在预算有限的情况下，企业应该更多投入到二氧化碳减排，还是聚焦空气污染物的处理（E方面）？增加员工和管理层的多元性会怎样影响企业的财务和ESG表现（S方面）？怎样的考核评价机制，可以更好地提升公司绩效，同时提高员工满意度（G方面）？要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对企业而言可能并不容易，但对学界来说却不复杂。通过企学合作，企业可以借助学术界的理论支撑和数据分析能力，更加精准地识别ESG机遇，验证策略的有效性。笔者认为，企业不仅是ESG评级的“考生”，还应该是ESG行动的主导者和践行者；相信更多的企学合作将成为推动ESG领域革新的强劲动力。

何国俊教授
港大经管学院经济学教授、香港大学赛马会环球企业可持续发展研究所所长

崔文小姐
香港大学赛马会环球企业可持续发展研究所高级经理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四年十一月十三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全球瞩目的美国总统大选竞争激烈，特朗普和贺锦丽在各民意调查中支持比率你追我赶，到本文执笔时，谁都没有把对方抛离在统计误差之外，而且在各种因素影响下，民意调查的准确性成疑。2016年的民意调查表示希拉莉会胜出，两年前的民意调查又显示国会中期选举会出现共和党大胜的红色浪潮，但两者均没有发生。然而，无论谁当选，都会严重改变国际政经格局，特别是常被认为“离经叛道”的特朗普上台。

特朗普的对外经济政策取向在首个总统任期内就相当明显，口号是“使美国再次伟大”，具体乃否定合作共赢、退出多边协议、打击对美国有顺差的贸易伙伴、以关税为主要武器等。他这次卷土重来，已多番表示，若再当选便会向所有外国产品加征关税，中国产品的税率会是60%至100%甚至更高，其他国家的也会高达10%甚至20%。

从开国到二战实施保护主义

特朗普特别喜欢以关税为国际谈判的武器，威逼其他国家就范。他在2018年发动贸易战，恣意以国家安全为借口，向欧盟及中国等地产品征收大幅关税。当时他得意地说自己是“关税人”（I am a tariff man），并认为“贸易战很好，并容易取胜”（trade wars are good, and easy to win）。约两周前在芝加哥竞选讲话中，特朗普说“关税是最美丽的单词”（the most beautiful word）。在另一个场合，他夸口说可以用关税来争取和平。若有两国大动干戈，他可以致电双方，说若不停战，美国就向他们征收关税，那战争自然会终结。

特朗普对关税爱不释手，似乎是处理对外经济事务的万灵丹，背后或有多种原因和情意结。比较表面的，是从他作为商人的视角来看，货品可以卖出就是好事，卖不出就是坏事，所以美国有贸易逆差就是个问题，而关税可以打击对方的销售，自然是个好政策。其次，无论是有意或无意，特朗普错误地坚持关税税款由外国而非美国消费者承担，同时这些税款又可以用来减轻美国企业和个人的税务，何乐而不为？

稍为更深层的，是关税作为美国对外的重要经济手段，有着长远的历史，而特朗普对关税的看法和政策，似乎是相关历史的回响。美国在二战后领导及规划全球经济秩序，祭出自由贸易的大旗，鼓吹其他经济体开放市场，似乎自由贸易是美国的一贯国策和思维。但事实上，美国从开国到二战期间，大部分时间都实施高度的贸易保护主义，而关税正是其中主要的工具。

美国开国后，对政府在经济发展的角色，一直存有反复和争论，但主要倾向是以政府有形之手推动经济。

美国当时以农业为主，经济实力不及英国，但以英国为主要竞争对手，不接受当时英国的自由贸易思想，反而以高关税保护和促进工业，及以政府补贴来发展基建，试图追上英国。这种情绪在1812年英美再度交战后更为强烈。

有助维系社会和谐促进经济

美国对关税的重视，从多年来税率的高度可见一斑。若单以受关税影响的进口商品来计算，平均税率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一度高至60%，该世纪后半部平均税率也介乎40%至50%之间。即使包括零关税的进口商品，在整个十九世纪，平均关税也有30%。到二十世纪初，税率一度下调，但在该世纪三十年代经济大萧条期间通过的《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案》（Smoot-Hawley Tariff Act），又将受关税影响的进口商品平均税率回升到约60%。高关税引致贸易伙伴的报复，各国相继以邻为壑，被认为是大萧条期间经济陷入极度困境的一个原因。

美国的高关税除了保护国内工业发展，也是政府的主要财政收入。虽然较高税率不一定带来较多税款，但关税毕竟占了美国十九世纪多个财政年度政府收入的90%或以上。

1870至1910年的数十年内，这个比率平均也有50%。关税占财政收入的比例这么高，主要原因是当时没有所得税。虽然在美国内战时已出现个人所得税，但今天理解的美国企业和个人所得税，分别只在1909年和1913年才立法设定，随后关税在财政的重要性便愈来愈低了。然而，在1913年之前的百多年间，关税收入赋予美国政府相当多的财政空间，去维系社会和谐及促进经济发展。虽然关税和保护主义在美国历史上对工业和经济发展有多少促进作用仍有相当争议，但关税的长期和显著存在使美国人更容易接受它。

然而，作为一个税种，关税有一个明显问题，就是它本质是累退而非累进的，和今天常见的所得税相反。无论富人穷人，购买同一外国产品，需付的关税税款相同，但税款作为富人收入的比率，低于作为穷人收入的比率，即收入较高税率反而较低，违反了很多人认为公平税制该有的原则。

这些考量，虽然不是美国内战的主因，却也反映一些情况。当时美国南方收入比北方低，但进口要付同样多的关税，然而关税所保护的工业却主要在北方。

美国在二十世纪初降低关税的重要性，一来是当时生产已超过英国，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工业也达到领先地位，可以承担减少贸易保护的影响，同时亦考虑到税制的公平性，因此改为以所得税为主要财政来源的新制度。此外也有人认为关税导致贪污腐败而不可取。世上商品种类繁多，总有些符合豁免关税的条件。关税愈高，申请豁免的诱因愈大，行贿者愿意付出的贿款也愈多。已有论者担心，美国若按特朗普的建议对全球征收关税，将要付出多少处理申请豁免的行政费用，及贪污行贿案例会上升多少。

特朗普对关税的看法，或受到他当总统时任命为美国贸易代表的罗伯特．莱特希泽（Robert Lighthizer）所影响。又或因他两位所见略同，后者是少数能完成四年任期而没有被特朗普辞退的内阁成员。莱特希泽于去年出版了名为No Trade Is Free的新书，论述他对世界和中国贸易的看法，态度相当鹰派，大致是中国在贸易上“先不仁”，以各种政策造成美国贸易逆差，工人失去岗位，美国才“后不义”，掀起贸易战等到今天已经是耳熟能详的论述。

宪法授权总统直接改动关税

和特朗普一样，莱特希泽很在意美国的贸易逆差，认为美国应回到贸易平衡，而要达到这目的，可以通过美元贬值或迫使其他货币升值，若不升值便对有关国家产品征收关税，听起来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广场协议》中，美国逼日圆升值的手法。特朗普若重回白宫，莱特希泽或会再受重用，甚至担任比贸易代表更高的职位。

以特朗普的性格和他首任总统时的行为来看，若再度当选，极有可能对全球大征关税，给全球贸易带来严重的冲击。按照美国宪法，制定关税的最终权力在国会而非总统手上，但国会授权总统在某些情况下可直接改动关税，如外国对美国产品有贸易歧视或对美国不公平贸易等，美国总统可以用关税回击。

美国长期营造中国不公平贸易的说法，加以打压中国是共和、民主两党的少数共识之一，特朗普或可不受宪法约束，直接对中国产品一律征收60%关税。但对其他国家统一征收10%或20%关税，则可能受到民主党的挑战，那时便要看这次选举后国会两院议席的分配了。

陆炎辉博士
港大经管学院荣誉副教授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四年十一月六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香港经济自二战后尽管经历多次起伏，其国际金融及贸易中心地位，依然在世界经济舞台上历久不衰。 然而，面对近年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区域竞争激烈及地缘政治局势恶化，香港作为高度外向型的自由经济体，我们不能因为过去均能化危为机便心存侥幸。 时移世易，香港现时面对人口老化等诸多内忧，加上外部挑战，未必如昔日般「耐寒」。

面对这些新时代的挑战，我们不能因循守旧，必须努力寻找方法提升自身的竞争力，解决经济的老大难问题。

经济未解的“老大难”

香港经济近几年面对的挑战之一，是政府财政赤字问题持续。 特区政府于2017至2018年度的盈余达至1,490亿元，创历史新高; 而在2023至2024年度却录得1,002亿港元的赤字。 本年度（2024至2025）财赤原本预期会缩减至481亿元，但目前估计则将高达约1,000亿元，其中尚未扣除政府发债所得，实际赤字应该更大。 财赤的背后，既有政府开支快速增长，亦有政府收入倒退的因素。 政府开支在2017至2018年度为4,709亿元; 到了2023至2024年度已大幅增至7,213亿元，当中非经常开支、社福和卫生开支增速较快，而后者并不易扣减。 与此同时，特区政府收入从6,198亿元倒退至5,494亿元。

如图1所示，在政府收入的主要来源中，2017至2018年度有26.6%来自卖地、15.4%的收入来自印花税; 到了2023至2024年度，卖地收入占比已锐减至3.6%，而印花税的占比则大幅下滑至8.9%。 虽然投资收入占比从3.5%升至13.6%，但始终并非一项稳定的收入来源。 此外，税务局2023-24年报显示，于2022-23课税年度只有约183万市民需要缴交薪俸税，税基依然偏小。 整体经济不景，政府难望在短期内大幅削减居高不下的财政赤字。

图1 香港特区政府于2017-18及2023-24财年的收入来源

香港经济面对的挑战之二，是未能充分发挥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带来的经济效益。 目前大湾区内的消费活动已经高度融合，但香港的专业服务业仍未能完全融入大湾区的发展。 近年港人北上消费成风，但南下旅客消费意欲普遍较弱。 同时，愈来愈多港人选择在内地电商平台购物，对本港实体店的销量造成一定影响。 根据统计处的数据，2018年零售业销货价值指数为144.8点，2023年只有121.3点，至2024年首10个月的平均数字进一步跌至111.8点。

此外，2018年零售业销货数量指数为148.9点，2023年只有113.9点，至2024年首10个月的平均数字进一步跌至103.3点。 两者降幅同样显著。 诚言，由于租金和人工成本的约束，香港零售业确实难以在性价比方面与内地同行竞争。 但是，香港擅长的专业服务业似乎亦未能充分把握大湾区的市场机遇，这除了是因为近年宏观经济转弱，亦有跨境专业资格认证滞后、行政程序繁琐等原因。

香港经济面对的挑战之三，是中产阶层逐渐萎缩、国际人才流失。 经济结构单一是中产阶层逐渐萎缩的一大原因，香港中等收入工作一向集中于金融、房地产及专业服务业，当这些行业遭遇逆风，问题便马上浮现。 此外，近年大量中产阶层移民海外，虽然亦有大量高学历的新移民来港，但国际化程度较低。 香港大学经管学院的《香港经济政策绿皮书2024》曾利用领英数据作出分析，其中亚裔占离港者的比例为58%，占来港者的比例却高达79%; 而离港者的联系人数目更是来港者的1.7倍。

四大变革迈出新方向

要破解上述问题并非易事，笔者简列以下四大政策方向，以收抛砖引玉之效。

一、辟财源扩阔税基

香港可以借鉴新加坡，考虑采用循序渐进的方式引入消费税，缓解政府财政压力。 新加坡于1994年开征3%的商品及服务税（简称GST），其后逐步增至2024年的9%。 2023年，此一税项已贡献该国政府15.7%的财政收入。 若按香港私人消费开支计算，扣除现有重叠税项，粗略估算每2%的GST可为特区政府带来约270亿港元的增量收入，约占2023年财政收入的5%。 参考新加坡的经验，零售业销售在2007年及2023年调高GST税率后有所下降，但在1994年、2003年及2004年调高GST税率后没有下降。 近期RHB银行的经济学家在一项研究中指出，新加坡于2024年1月调高GST税率后，对消费习惯并无明显影响。 从中可见，调高GST税率后，零售业销售并非必然变差，关键在于力度把控、预期管理和福利政策的相互配合，以确保市民保持消费意欲。

诚然，征收GST在新加坡亦有引起争议，例如有意见认为生活必需品应获得豁免。 新加坡政府不接纳该意见的原因在于潜在增加的合规和审查成本，其选择通过发放GST代金卷、资助公共教育和医疗服务等方式来舒缓低收入家庭的生活压力。 无论如何，GST过低不足以减轻政府财困，过高则会引起商家、市民的不满，以及可能造成过份的通胀压力; 如何在两者之间取得平衡是政策制定的一大难点。 此外，政府亦可考虑出售闲置资产，包括闲置物业和过剩股权，以舒缓财政压力。

二、谋发展推公私营协作

特区政府可考虑通过加强公私营界别合作，推动基建发展，此举既可减少政府前期投入和营运的成本，又能引进先进企业的技术和管理经验。 许多国际城市通过这种发展模式已取得了可观成效。 例如美国芝加哥的Skyway公路、加州长滩港的再发展项目、新加坡滨海湾金沙综合度假村、国内北京地铁4号线项目，以至本港的东区海底隧道等。 公私营界别合作方式固然各式各样，较常见的包括建设-运营-移交、建设-拥有-营运、转让-营运-移交」等模式，香港可视乎实际需要斟酌选用。

三、藉独特优势融入大湾区

香港需要优化与大湾区其他城市之间的融合，充分挥区域经济带来的好处。 香港与内地最近签署《〈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服务贸易协议》第二份修订协议，据此，当中内地对本港多个专业服务领域进一步开放。 特区政府可在此基础上，继续与大湾区其他城市保持密切沟通和合作，以确保政策得到有效落实，例如帮助香港的产业测量企业进行备案，以便其通过联合体模式竞投大湾区的咨询项目。

再者，香港的高等教育在大湾区内优势明显，政府可与各城市保持紧密合作，继续支持香港高校于区内扩建分校，并在后续发展中取得成功。 其中，尤其有必要打通「四流」，即人流、货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唯其如此，方能使大湾区分校同时获得国内和国外的宝贵资源，并保持香港高校国际化的竞争优势。

为最大程度上消除香港金融、法律和会计等各个专业领域服务大湾区市场的障碍，特区政府仍需要继续推动打通大湾区内的制度壁垒。 例如，香港律师会和中山大学在《香港法律执业者在粤港澳大湾区首阶段发展现况调研报告》中指出，在目前的内地法规下，香港律师事务所与内地律师事务所联营，不得采取合伙型联营和法人型联营。 因此，实践中香港律所和内地律所的合作主要是非合伙型联营，其衍生出许多问题，例如律师利益冲突处理不同、业务受理范围和处理标准不同、双方法律责任规定不明确等。

四、积极抢人才兼吸引外资

在吸引内地人才和资金的同时，香港有必要重视吸引海外人才和外国资金，以维持自身作为国际大都市的相对优势。 当前地缘政治紧张，华裔顶尖科技人才在欧美等地发展事业遭遇障碍，特区政府不妨借机争取他们来港发展。 与此同时，特区政府亦可考虑为各大学设定具体的绩效指标，例如规定外国学生须达到一定比例，以巩固香港高校国际化的强项。

无庸置疑，香港必须继续利用「一国两制」的独特优势，为内地招徕更多的外商直接投资。 同时，引进重点企业办公室除了继续引进内资外，亦需要加强引进外国领先企业，以维持香港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 人工智能、生命科技、金融科技、先进制造、新能源等新兴产业的发展，关系到香港未来是否能够创造更多优质工作，以壮大中产阶层和促进经济繁荣。

正如笔者于两年前在本栏中提及，吸引人才的前提，是创造宜居宜业的环境。 否则，即使人才来港，他们亦不会久留。 一方面，人才需要在香港找到优质的工作、接触到生气勃勃的业界社群，以及享受舒适而多姿多彩的生活环境; 另一方面，人力资本是否优质亦是企业落户香港的重要考虑因素。 因此，招商引资、抢人才，甚至是文娱政策，应该相辅相成，而不是独立运作。 留住人才和企业是一个系统工程，香港需要全方位的政策配合，方能成功。

邓希炜教授
港大经管学院副院长（对外事务）、冯国经冯国纶基金经济学教授

张超艺
港大经管学院香港经济及商业策略研究所高级研究助理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四年十二月十八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今时今日，人工智能（AI）技术突飞猛进，从智能助手到自动驾驶，从工业生产到医疗诊断，AI的应用已深入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根据国际数据公司（International Data Corporation）预测，全球AI市场规模将从2022年的1324亿美元增长到2027年的5124亿美元。

在为AI带来的创新便利欢呼之馀，社会各界是否意识到，这场科技革命正在悄然对地球环境造成巨大影响？事实上，AI发展过程中产生的碳排放问题，已经到了不容忽视的地步。

隐形杀手：AI训练的碳足迹

要理解AI对环境的影响，必须揭开AI模型训练的面纱。现代AI模型，尤其是大型语言模型的训练过程，需要海量的数据支持和庞大的计算资源。根据马萨诸塞大学阿默斯特分校的最新研究，训练一个大型AI模型产生的碳排放量高达62.6万磅，相当于5辆汽车从生产到报废的全生命周期碳排放总和。

具体而言，GPT-3的训练过程，大约产生552吨二氧化碳；至于规模更大的GPT-4，碳排放量估计超过1000吨。令人尤其担忧的是，这个数字正在不断攀升。在“大模型即王道”的行业共识下，各大科技公司争相发展更大规模的模型，导致能源消耗呈指数级增长。到2030年，估计AI行业的碳排放量将占全球碳排放的3.5%。

数据中心：AI时代的耗能巨兽

当前AI大模型的能源消耗令人咋舌。史丹福AI研究所数据显示，GPT-3单次训练耗电1287兆瓦时，相当于3000辆特斯拉电动车各行驶20万英里的总耗电量，产生552吨二氧化碳排放。

从日常应用看，ChatGPT回应用户1次，耗电量达2.96瓦时，差不多是标准谷歌搜索（0.3瓦时）的10倍；由AI驱动的谷歌搜索更需8.9瓦时。水资源消耗同样惊人：GPT-3训练期间，耗水近700吨，每20至50个问题就需500毫升水。2022年，Meta公司仅在数据中心冷却上，就已耗水260多万立方米。

能耗激增的根源

人工智能大模型的高能源消耗主要源于两大核心因素。首先，随着AI技术的快速反复运算，晶片需求量急升，直接推高了电力消耗。现代AI模型的训练和推理过程使用大量计算资源，这些资源主要依赖高性能硬体，包括图形处理单元（GPU）和专用集成电路（ASIC），运行时耗电极大，以应付复杂的计算。随着AI模型规模不断扩大，所需的计算能力也呈指数级增长，对高性能晶片的需求亦有增无已，令整体电力消耗量飙升。

再者，AI模型训练过程需要强大的算力支持，这些运转不息的数据中心产生高热量，必须冷却处理。中心作为AI计算的核心基础设施，其能耗问题尤为明显。伺服器和储存设备在高负荷运行时会释出巨大热量，如果不及时散热，设备的性能和寿命都会严重受损。因此，数据中心都配备高效的冷却系统，以确保设备在适当温度下操作。

数据中心营运成本结构中，电费占总成本的60%，其中超过40%用于冷却散热系统；特别是在风冷数据中心，超过60%的电力用来散热，真正用于计算的电力还不到40%。这种能源利用效率的失衡，导致全球数据中心的耗电量已达10年前的近10倍。传统的风冷系统虽然成本较低，但效能亦较低，难以满足现代数据中心的高效散热所需。相比之下，液冷系统虽然初期投资较高，但散热效率亦高，能够大幅降低数据中心的能源消耗。

此外，中心的选址和设计也对能耗有重大影响。不少数据中心建在电力成本较低而气候炎热的地区，加重冷却系统的负担。为了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数据中心应优先选择气候凉爽、能源供应稳定的地区，并采用模组化设计，以便根据需求灵活调整计算资源的配置。

最后，AI模型的训练和推理过程还涉及大量的数据传输和储存，这也增加了能源消耗。随着数据量持续增加，中心因需要更多储存设备和更高频宽才足以应付，而进一步推高能耗。由此可见，企业应积极采用数据压缩和优化传输技术，减少不必要的程序，以便降低能耗。

企业解决方案和政策建议

面对AI技术带来的环境挑战，企业和政策制定者需要采取一系列减碳措施。一、企业应积极采用绿色能源和节能技术。通过投资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减少对传统化石燃料的依赖。二、企业应优化AI模型的训练演算法，减少不必要的计算量，从源头上降低能源消耗。三、企业应加强数据中心的管理和技术升级。采用液冷等高效冷却技术，提升能源使用效率。通过智能调度和负载均衡，减少数据中心的闲置资源浪费。四、企业可通过虚拟化技术，整合计算资源，进一步降低能耗。

在政策层面，一、政府应制定严格的能效标准，推动AI技术的绿色发展。通过税务优惠和资助，鼓励企业采用节能技术和可再生能源。二、加强对数据中心的监管，制定能源效益评估标准，推动行业整体能效提升。三、政府和业界携手推动公众和企业的环保意识。通过碳排放交易、碳抵消等机制，减少AI技术对环境的负面影响。教育和宣传是不可或缺的范畴，只有当AI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广为人知，才能形成社会共识，合力应对。

危机中的曙光

AI技术势不可挡，但我们必须确保其发展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通过科技创新、企业自律、政府引导和社会监督等多管齐下的方式，在享受AI便利的同时，亦可把环境影响降至最低。根据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的预测，若能采取积极措施，到2030年，AI行业的碳排放增长率可以控制在每年5%以内。

作为这个时代的见证者和参与者，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关注AI发展带来的环境问题，用实际行动支持绿色AI的发展。只有这样，才能够确保AI技术真正造福人类，而不会变成地球的另一个负担。在追求科技进步的道路上，环境保护绝不应作为可有可无的点缀，反之应是必须严格遵守的底线。让社会上下齐心协力，推动AI走向更加绿色、可持续的未来。

通过政策引导、科技创新和公众参与，香港不难在2035年之前，实现AI行业的碳中和目标，为全球可持续发展作出贡献。

本栏逢周三刊登

章逸飞博士
港大经管学院经济学高级讲师

今时今日，人工智能（AI）技术突飞猛进，从智能助手到自动驾驶，从工业生产到医疗诊断，AI的应用已深入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根据国际数据公司（International Data Corporation）预测，全球AI市场规模将从2022年的1324亿美元增长到2027年的5124亿美元。

在为AI带来的创新便利欢呼之馀，社会各界是否意识到，这场科技革命正在悄然对地球环境造成巨大影响？事实上，AI发展过程中产生的碳排放问题，已经到了不容忽视的地步。

隐形杀手：AI训练的碳足迹

要理解AI对环境的影响，必须揭开AI模型训练的面纱。现代AI模型，尤其是大型语言模型的训练过程，需要海量的数据支持和庞大的计算资源。根据马萨诸塞大学阿默斯特分校的最新研究，训练一个大型AI模型产生的碳排放量高达62.6万磅，相当于5辆汽车从生产到报废的全生命周期碳排放总和。

具体而言，GPT-3的训练过程，大约产生552吨二氧化碳；至于规模更大的GPT-4，碳排放量估计超过1000吨。令人尤其担忧的是，这个数字正在不断攀升。在“大模型即王道”的行业共识下，各大科技公司争相发展更大规模的模型，导致能源消耗呈指数级增长。到2030年，估计AI行业的碳排放量将占全球碳排放的3.5%。

数据中心：AI时代的耗能巨兽

当前AI大模型的能源消耗令人咋舌。史丹福AI研究所数据显示，GPT-3单次训练耗电1287兆瓦时，相当于3000辆特斯拉电动车各行驶20万英里的总耗电量，产生552吨二氧化碳排放。

从日常应用看，ChatGPT回应用户1次，耗电量达2.96瓦时，差不多是标准谷歌搜索（0.3瓦时）的10倍；由AI驱动的谷歌搜索更需8.9瓦时。水资源消耗同样惊人：GPT-3训练期间，耗水近700吨，每20至50个问题就需500毫升水。2022年，Meta公司仅在数据中心冷却上，就已耗水260多万立方米。

能耗激增的根源

人工智能大模型的高能源消耗主要源于两大核心因素。首先，随着AI技术的快速反复运算，晶片需求量急升，直接推高了电力消耗。现代AI模型的训练和推理过程使用大量计算资源，这些资源主要依赖高性能硬体，包括图形处理单元（GPU）和专用集成电路（ASIC），运行时耗电极大，以应付复杂的计算。随着AI模型规模不断扩大，所需的计算能力也呈指数级增长，对高性能晶片的需求亦有增无已，令整体电力消耗量飙升。

再者，AI模型训练过程需要强大的算力支持，这些运转不息的数据中心产生高热量，必须冷却处理。中心作为AI计算的核心基础设施，其能耗问题尤为明显。伺服器和储存设备在高负荷运行时会释出巨大热量，如果不及时散热，设备的性能和寿命都会严重受损。因此，数据中心都配备高效的冷却系统，以确保设备在适当温度下操作。

数据中心营运成本结构中，电费占总成本的60%，其中超过40%用于冷却散热系统；特别是在风冷数据中心，超过60%的电力用来散热，真正用于计算的电力还不到40%。这种能源利用效率的失衡，导致全球数据中心的耗电量已达10年前的近10倍。传统的风冷系统虽然成本较低，但效能亦较低，难以满足现代数据中心的高效散热所需。相比之下，液冷系统虽然初期投资较高，但散热效率亦高，能够大幅降低数据中心的能源消耗。

此外，中心的选址和设计也对能耗有重大影响。不少数据中心建在电力成本较低而气候炎热的地区，加重冷却系统的负担。为了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数据中心应优先选择气候凉爽、能源供应稳定的地区，并采用模组化设计，以便根据需求灵活调整计算资源的配置。

最后，AI模型的训练和推理过程还涉及大量的数据传输和储存，这也增加了能源消耗。随着数据量持续增加，中心因需要更多储存设备和更高频宽才足以应付，而进一步推高能耗。由此可见，企业应积极采用数据压缩和优化传输技术，减少不必要的程序，以便降低能耗。

企业解决方案和政策建议

面对AI技术带来的环境挑战，企业和政策制定者需要采取一系列减碳措施。一、企业应积极采用绿色能源和节能技术。通过投资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减少对传统化石燃料的依赖。二、企业应优化AI模型的训练演算法，减少不必要的计算量，从源头上降低能源消耗。三、企业应加强数据中心的管理和技术升级。采用液冷等高效冷却技术，提升能源使用效率。通过智能调度和负载均衡，减少数据中心的闲置资源浪费。四、企业可通过虚拟化技术，整合计算资源，进一步降低能耗。

在政策层面，一、政府应制定严格的能效标准，推动AI技术的绿色发展。通过税务优惠和资助，鼓励企业采用节能技术和可再生能源。二、加强对数据中心的监管，制定能源效益评估标准，推动行业整体能效提升。三、政府和业界携手推动公众和企业的环保意识。通过碳排放交易、碳抵消等机制，减少AI技术对环境的负面影响。教育和宣传是不可或缺的范畴，只有当AI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广为人知，才能形成社会共识，合力应对。

危机中的曙光

AI技术势不可挡，但我们必须确保其发展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通过科技创新、企业自律、政府引导和社会监督等多管齐下的方式，在享受AI便利的同时，亦可把环境影响降至最低。根据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的预测，若能采取积极措施，到2030年，AI行业的碳排放增长率可以控制在每年5%以内。

作为这个时代的见证者和参与者，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关注AI发展带来的环境问题，用实际行动支持绿色AI的发展。只有这样，才能够确保AI技术真正造福人类，而不会变成地球的另一个负担。在追求科技进步的道路上，环境保护绝不应作为可有可无的点缀，反之应是必须严格遵守的底线。让社会上下齐心协力，推动AI走向更加绿色、可持续的未来。

通过政策引导、科技创新和公众参与，香港不难在2035年之前，实现AI行业的碳中和目标，为全球可持续发展作出贡献。

本栏逢周三刊登

章逸飞博士
港大经管学院经济学高级讲师

今天当我们戴上耳机聆听音乐时，会否意识到超过30%的音乐已经是由AI生成的？从去年一首AI生成歌曲Heart on My Sleeve在Spotify上一举获得逾2000万的点击，到今年年初，最大唱片公司环球唱片（Universal Music）因为AI音乐泛滥，而把旗下所有音乐从最大手机短视频平台TikTok上撤销，再到今年年中环球唱片和TikTok达成协议，后者同意在所有AI音乐视频上加上“AI音乐”的标签，AI技术对音乐产业的影响来势汹汹。

是喜还是忧？

随着AI技术的发展，各大科技公司的触角已经深入到音乐行业。比如，Meta公司去年推出的MusicGen模型可以根据用户输入的文字生成音乐，而另一家公司Stability AI在今年推出的Stable Audio 2.0模型更允许用户上传现成的音乐，从而生成风格迥异的新音乐，音效甚至堪比黑胶唱片。

喜的是，AI让非音乐专业出身的普通人不仅可以轻轻松松“创作”音乐，甚至还可以利用这些“创作”获得额外的收入。美国一家初创公司Boomy允许用户将其利用AI模型生成的音乐上载到Spotify等音乐串流平台，从而赚取佣金。

但忧的是，如果音乐可以被AI模型“创造”出来，那专业音乐人会否就此失业？从去年荷里活演员和剧作家对AI持续了5个月的抗议，不难看出这种忧虑已迫在眉睫。

事实上，这种忧虑也并非空穴来风。2017年Spotify上播放的音乐中，有87%是来自唱片公司的签约歌手，但是到了2022年这个比率下降到了75%。截至2023年，AI已经生成了超过一亿首乐曲，大概占据了我们30%倾听音乐的时间。业界人士预计，AI音乐的市场收益将会在2026年达到70亿美元；到2030年，AI音乐将占据50%的音乐市场份额。

数量抑或质素？

目前AI生成音乐的优势在于速度和数量。美国初创公司Boomy声称，短短几年AI生成乐曲已多达1800万首；相比之下，Spotify上纵贯古今的曲目也只有一亿首。可是，AI生成的音乐质素是否可以媲美专业音乐人的创作呢？目前AI的“创作”是基于过去的音乐，随着数量的迅速增长，其质素会回归平均（Regression to the mean）；而当大众对新技术的新鲜感退潮后，对AI生成的音乐会否感到厌烦，转而追捧音乐人的创作？又或者，AI生成音乐和音乐人的原创音乐是否可以“科学分工”，比如AI生成音乐可以作为成本较低的背景音乐，而音乐人的创作则在演唱会舞台上熠熠生辉。

人们对于数量和质素的要求，从来都不是舍此弃彼，如何优势互补，值得AI公司和音乐人共同探索。

对AI生成音乐感到头痛的，不仅仅有音乐人，更有靠音乐版权为生的唱片公司。AI模型之所以可以“创造”音乐，依赖的原材料就是现有唱片公司旗下的音乐。模型学习了这些音乐的特点，从而“创造”新的音乐。但是AI公司是否需要为这些原材料付版权费？AI创造出来的音乐，是否也应该受版权保护？

近年来，对这些问题的挑战层出不穷。比如去年，环球唱片指控一家由亚马逊和谷歌投资的AI公司Anthropic非法使用旗下的音乐，来训练AI模型。Anthropic公司则声称使用现有的音乐训练AI模型，不属于盗版侵权。

挑战还是机会？

由于AI技术的发展速度远远超过了现行知识产权法例的进展，这些无法迅速解决的问题，就成为了灰色地带，为唱片公司和AI科技公司既带来挑战，也提供机会。回顾历史，这不是唱片公司第一次遇到科技对版权的挑战。早在二十世纪末，当音乐从CD变成MP3电子档案，加上Napster等共享档案平台的兴起，盗版音乐泛滥让不少唱片公司几近关门大吉。唱片业花了10年时间，才开发出比传统售卖CD更加有利可图的商业模式，并最终与音乐串流平台在音乐版权上达成协议。

以史为鉴，随着AI音乐势不可挡，唱片公司不再视其为洪水猛兽，而是努力寻找新的商业模式，让音乐版权在AI时代可带来更大收益。华纳音乐集团CEO Robert Kyncl曾表示：“我们不会简单粗暴地拒绝阻止AI。”在推动音乐版权的法律界定和保护措施的同时，积极利用AI，一方面协助专业音乐人以更低成本、更快速度创作音乐，比如运用AI将播客（Podcasts）内容转换成不同语言，让不同国度的听众一饱耳福，甚至利用机器学习模型将披头四主唱John Lennon在1973年留下的一首模糊音乐demo提取出来，不仅在50年后的今天“复活”了这首Now and Then，还让披头四的经典歌曲重新火了一把；另一方面，也训练AI模型来精准定位侵权音乐，在必要时提出法律诉讼。更有甚者，使出“萝卜加大棒”的策略，一边抗议AI公司侵权，一边推进与AI公司合作，利用其版权优势抢占市场先机。

两百年前，一曲《命运交响曲》让我们感受到双耳失聪的贝多芬对命运的抗争；两百年后的今天，如果贝多芬复活，AI是否可以化为他的耳朵，促发他的灵感，为我们带来更多传世佳作？两百年前，贝多芬用音符呐喊出：“听！命运在敲门！”两百年后的今天，希望AI敲开的是人类创造力之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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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亭亭博士
港大经管学院市场学首席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