踏入2025年，中国人工智能（AI）领域取得标志性突破。深度求索（DeepSeek）推出的R1模型，以557万美元的超低训练成本（仅为GPT-4的5%）媲美美国OpenAI o1模型的性能表现。

从“追赶”到“并跑”的转折

R1模型这一成就的关键在于其独创性的科技路径：利用纯强化学习技术摆脱对监督微调数据的依赖，借助“群体相对策略优化”（Group Relative Policy Optimization）演算法实现推理能力的自主进化。与此同时，其动态精度调节技术有助华为旗下昇腾AI平台的算力成本降低70%，而性能损失则只低于5%。尤其触目的是，R1的开源模式打破了算力垄断，支持开发者将大模型能力蒸馏为1.5B参数的小型版本，因而在东南亚、中东等新兴市场迅速渗透。

美国OpenAI对此迅速作出回应，上月紧急发布了o3-mini推理模型。该模型主打可调节推理强度，在高强度模式下对科学、科技、工程、数学（STEM）领域展现出无可匹敌的统治力——在AIME 2024数学测试中取得87.3%的准确率，胜过R1的79.8%。其物理类比能力也被开发者誉为“教科书级别”，例如在四维超立方体内反弹小球的程式设计中，o3-mini对几何结构与运动轨迹的分析精度高达97%。然而，其输入输出成本仍是R1的8倍，凸显出闭源模式的效率瓶颈。

生态构建与地缘渗透

中国市场的独特优势体现在场景驱动的生态整合上。透过开放应用程式介面与行业定制策略，国内企业已深度嵌入医疗、教育、金融等垂直领域。以教育界为例，作业帮的大型语言模型通过逐步分析，提升中学生数学解题的效率达37%。这种本土化适配能力预计将推动内地AI大模型市场在2026年突破700亿元人民币，使用者每周平均使用频率达4.5次，远超欧美市场的2.1次。

美国企业则试图依靠多模态AI功能稳固霸主地位。GPT-4o通过文本、语音和视觉的融合能力，在微软Office智能助手中自动生成会议纪要和简报排版等功能，企业用户续费率高达89%。另一方面，o3-mini在非英语市场的表现却显露不足，在中文理解一环的准确率只及百度文心一言的82%，拓展东南亚市场的计划也就举步维艰。更为严峻的是，OpenAI预计2023至2028年的累计亏损将高达440亿美元；公司行政总裁阿尔特曼（Sam Altman）罕见地承认“闭源策略可能犯下历史性错误”，并启动o3-mini免费开放，以吸引开发者。

美国科技霸权重构

近年来，美国在AI大模型领域凭借闭源商业模式和专有技术，一直维持国际领先地位；然而，中国 DeepSeek-R1冒起，马上引发一场崭新的科技变革。R1模型通过开放创新的方式，达至核心演算法和模型共用，有利于前沿技术迅速反复运算，同时也大幅降低科技壁垒。这一举措对美国长期以来依赖封闭体系构建的科技霸权造成直接冲击。

DeepSeek-R1 的开源，使环球科研机构、企业和独立开发者能够在一个开放透明的平台上，不但共同改进和应用AI技术，而且逐渐重塑科技标准和行业规则。各方借助这一开源平台进行研发合作，加速达至创新成果和构建自主智能知识产权，从而开创国际科技生态中多极互动的新局面。这种模式正在促使科技管治由单一垄断转向开放协同，并为国际社会建立科技公平竞争的规则树立典范。

面对异军突起，美国政府与科技巨头不得不调整其基于闭源模式的科技霸权体制。为了维持竞争优势，美国正在探索如何在保障商业机密的同时，更加积极地参与制定国际规则与拓展跨国合作，致力平衡开放创新与保障所有权之间的关系。DeepSeek-R1的成功实践表明，开源能够释放创新活力，亦能加速全球科技生态的健康演进，进而对美国的科技主导地位产生实质性挑战。

香港充当科技冷战的安全地带

显而易见，AI的迅猛发展和大规模模型在各行各业的广泛应用，催化中美之间的剧烈竞争，呈现科技冷战的危机。在这一背景下，特区政府应聚焦其国际金融中心、独立法治与开放市场的制度优势，著力打造一个中立监管平台连接中美双方，而成为缓冲调节的试点城市。事实上，为确保AI既能安全发展，又能保持公平竞争，香港金融管理局现正和科技企业、研究机构携手推出生成式AI沙盒，构建一个涵盖模型安全、数据隐私、伦理审查与风险预警的专属平台，各类企业和监管机构可在受控、独立的环境下对AI演算法、数据处理流程和应用场景进行全面测试，及时识别与化解潜在风险。此一项目可为中美两国的科技对话提供实证支援。

此外，特区政府积极搭建国际对话平台，主动与欧美、东南亚及中国内地的监管机构建立常规化的合作机制，全力在中美科技冷战中发挥避风港的作用。通过定期举办以AI伦理、数据管治与风险管理为主题的政策研讨会、专题论坛及双边交流，各方围绕AI应用规范、模型透明度及跨境数据流动等热点议题，进一步展开沟通与协作。除了有助于平衡各国利益、推动科技与监管同步向前，这种开放协商模式也为国际统一AI监管标准提供宝贵的香港实践蓝图，进一步巩固特区在全球科技管治中的枢纽地位。

开源与闭源博弈下的展望

在全球AI领域风云变幻、竞争白热化的时代，中美大模型的争锋既展现了AI技术的无限创新潜力，亦暴露了开源与闭源两种模式各自面临的风险与机遇。中国依托开源协作、演算法优化和务实创新不断突破，而美国则通过闭源策略、全能整合及高性能应用牢牢占据部分关键市场。这种互为竞争且互补的格局，正驱动全球科技标准和监管制度迅速演变，挑战传统管治模式。
凭借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并具备健全法制与开放市场的强项，香港特区政府宜利用跨境监管沙盒、多边对话和区域合作，构建全链条技术监管制度，为应对中美大模型竞争提供全新管治思路。唯有政府、业界与国际监管机构协同创新，在开源活力与闭源保障之间取得平衡，香港才更能用好其丰富经验和前瞻探索，在环球多极竞争中抢占先机，为未来数码生态管治创立务实的范例。

章逸飞博士

港大经管学院经济学高级讲师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五年二月十二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特区政府近6个财政年度中，有5个出现赤字，累计超过5千亿元【图】。面对此一难题，财政司司长将于本月底发表新一份《财政预算案》，有何妙策可以应付？

2024–2025年度首8个月的赤字为1,432亿元（已包括发行债券收入）；罗兵咸永道估算全年赤字为948亿元，而财政储备将下降至6,398亿元，相当于约10个月政府开支，属有记录以来最低水平，最高峰曾达28个月水平。若公共财政继续入不敷支，并无措施出台扭转趋势，估算未来4年赤字亦将居高不下。政府必须尽快全面检讨支出，同时在管理财政及其对公众的影响之间小心取得平衡。

图  香港特区政府的财政状况

（亿港元）

资料来源：香港特区政府库务署

以公债挹注基建

政府近年推出银色和绿色债券，并积极增幅以应对财赤。去年2月陈茂波发表预算案时，提出2024年度将发债1200亿元，其中零售部分为700亿元（500亿元为银色债券、200亿元为绿色债券及基础建设债券）。当时讯息非常清晰，500亿元银债与基建债计划无关。

发售银债旨在为本港长者提供回报稳定的投资产品，虽没有二手市场，但投资者可以在债券到期前让政府提前赎回。值得留意的是，2024年9月根据基础建设债券框架发行的第九批银色债券，首度将债券资金用于基建工程。政府认为可更好地管理大型基建所需现金流，令惠及经济民生的项目早日落成。预计2028–29年度，债务对本地生产总值比率介乎9%至13%。

过去发行的银色债券均由金融管理局（金管局）负责投资，如去年投资回报有5.5%，稍高于银债息率，政府不能偿还债券的机会极微，但本财政年度开始，却直接将银债的资金用于政府公务工程，投资回报变得复杂，风险比以前高。纵使目前政府违约的机会不大，然而随着发行债券的金额倍数扩大，风险也会大增。无独有偶，目前银色债券的发行额度正与财赤增加而同步扩大。例如2020–21年度财政赤字2,325亿元，银债就从此前每年发行30亿元跃升至240亿元，以致表面上录得盈馀294亿元。

回溯政府在2016年首次发行银债，目标之一是协助长者抵抗通胀，但近年本港通胀偏低，如2023年的通胀率只是1.7%。除了发行首年，银债息率一直高于通胀率，尤其是2021年的通胀率仅为0.6%，银债息率却达3.5%；认购量又由最初5手大增至去年21手，难免有以公帑补贴长者投资回报之嫌。笔者认为，公帑理应集中支援最需要照顾的弱势长者。银债推出已近10年，究竟如何能达到当年推广长者投资市场的本意，值得深思。

千亿债券救近火

绿色债券是政府可持续债券计划的重要组成部份，为应对气候变化、转型至低碳经济体等理念的绿色项目融资，反映了香港与绿色债券市场的国际标准接轨。本年度预算案列出，绿色债券计划与基础建设债券计划的合共借款上限为5千亿元，全部拨入基本工程储备基金。根据预算案的中期估算，政府2025–26年度可转亏为盈，盈馀63.3亿元，但若扣除发债收支，则至2027–28年度才会录得盈馀约141亿元。

银债在2020年起发行规模由30亿元增加至150亿元，翌年更倍增至300亿元；同一时间在特区政府帐目中来自债券发行的净收益，由2019–20年度首次有63亿元年收入，随后两年倍增至193亿元及291亿元，可见认购银债金额全数拨入财政储备。上年度银债发行额达550亿元新高，并同时发行绿色债券，以致债券净收入高达716亿元。显而易见，没有这笔庞大收入，就会录得1,700亿元财赤，而非只是1千亿元。政府不应将各类债券所募集的资金视为收入，更不应在同年将债款花掉，公众才得以了解财赤的严峻程度。

新一批银债集资不再放在外汇基金投资，意味着政府潜在收入减少，财赤亦会比预期多，加上卖地收入减少，财政储备恐怕更快耗尽，政府有必要及早设法开源节流。金管局称，未来会继续按基础建设债券框架发行银债，或就合适基建项目发行绿债，视乎届时的公共项目而定。在财政储备将要跌穿6千亿元的情况下，发行基建债券融资不能单靠储备作支持，发债成本应与基建项目回报挂勾，但基建投资属长远性质，北部都会区、交椅洲人工岛发展谈不上何时能提供收益，恐怕融资成本将远高于发行银债的息率。政府应详加解说，以释公众疑虑。

经济需另谱新章

结构性赤字其实有好有坏，例如美国列根时代减税所引发的财政不平衡，在不同程度上有助于经济结构提升和改革。相反，日本的结构性财赤更关乎经济政策出现问题，特区政府应引以为鉴，设法推出减低支出、提升收入的政策，否则单靠发债度日，难免有债务危机。政府亦需考虑，持续性发债会否影响金融市场的稳健性及评级。香港一如新加坡和挪威，是世界上极少數拥有积累财政储备的经济体，然而透过开源节流来削减财赤，实在谈何容易！经济不景时开征新税，必然备受社会反对，甚至因被视为有违简单税制的优良传统，结果得不偿失。至于削减公共开支，则会遇到既得利益者的阻力。教育、医疗、社会福利开支，极其量只有望冻结增长。

另一烫手山芋是公务员薪酬。笔者不建议公务员全面减薪，因每每引致私人机构效法，亦会进一步受到打击消费者和投资者信心，而影响疫后经济复苏。当然，现时19万名公务员的庞大架构中，可删减部分职位以便节流。政府不妨带头推动人工智能，提升工作效率，此举更能释出正面讯息。发债以外，政府亦可考虑下调股票印花税的税率，吸引更多资金流入股市，并制定吸引高端消费游客的政策，以收开源之效。

财政赤字令特区政府忽略或搁置长远的策略，无疑是非常危险的倾向。政府的本能反应是削减开支、增加收入。归根究柢，解决方案还需依赖经济增长。本港经济的核心问题，在于地产市道崩溃之后，缺乏新的火車头和增长动力。这既属地产泡沫的后遗症，也是外在环境（特别是中国因素）出现重大转变使然。根据金管局的研究报告，香港的潜在本地生产总值增长率从1980年代初的8%，跌至1998至2000年的3.5% 至4%，反观南韩、中国台湾及新加坡的增幅却达4%至6%。

香港经济因疫情低迷，疫后经济复苏缓慢，并失去发展方向。国内城市冒起，更迅速动摇香港的自信。特区的生产性投资、效率及人力资源质素，整体难以令人樂观，加上供求错配，这座城市的潜在增长率正逐渐下降。这必然影响政府财政收入的稳健性（revenue buoyancy）。由于开支方面出现名义刚性（nominal rigidity），财政赤字便会惡化，单以削减开支、增加收入的传统方法來平衡财赤，就难以奏效。除非能显著地提高生产效率，否则财政赤字只会挥之不去，更可能引致惡性循环。如何令经济发展有所创新，重拾增长动力，才是关键所在。

参考资料

Jiming Ha and Cynthia Leung. “Estimating Hong Kong’s Output Gap and Its Impact on Inflation.” HKMA Research Memorandum, November 2001.

谢国生博士   港大经管学院金融学首席讲师、新界乡议局当然执行委员

何敏淙  香港大学附属学院讲师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五年二月五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从新冠肺炎疫情至今，香港电影院经历了一波关门大潮。截至2024年4月30日，累计16间戏院结业，其中包括UA连锁影院在2021年3月全线结业。【注1】这波关门大潮似乎还远未结束，上月12日MCL Cinema Plus+荷里活广场戏院宣布结业，而以播放小众电影知名的高先电影院，也传出将于租约期满后结束营业。【注2】

电影院纷纷倒闭并非香港的独有现象，在作为电影大国的美国，同样难逃厄运。根据英国一家研究机构统计，目前美国的影院银幕总数为36,400，比2019年减少12%。世界最大的影院公司AMC娱乐，从2019年开始就陆续关闭了169家影院，虽然疫情之后又增加了60家，但是规模远比疫情前要小。至于全球第二大连锁影院巨头Cineworld，也关闭了接近15%的影院。

影院头号劲敌

冲着戏院而来的最大对手，无疑是Netflix、Disney+等串流媒体。比起动辄花上百元购买1张门票，同样是大概100元的串流服务月费，却可换来丰富的电影、电视节目选择，对于消费者来说自然更加划算。加上用户可以舒舒服服地躺在自家沙发上，随时随意暂停播放或重播，不难理解为什么愈来愈多人选择串流服务来看电影。

无庸置疑，新冠肺炎来袭令影院市道雪上加霜。疫情期间本港戏院共停业267日，市民被迫呆在家中，通过串流媒体观看电影电视。3年多下来，消费习惯逐渐改变。据《华尔街日报》报导，疫情前有60%的美国消费者认为，看电影应去戏院，疫后降至只有35%；同期选择在家看电影的美国人，则由40%增至65%。【注3】

作为影院的合作方，电影制作公司亦转投串流媒体的怀抱。荷里活各大电影制作公司为了既在院线大银幕上赚足戏票，又想在串流媒体上分一杯羹，通常会在新电影发行的首90天，授予电影院独家放映权。【注4】消费者如果迫不及待先睹为快，就只能花钱进戏院。等到这个影院独家档期过去了，串流媒体才可加以播放。

在串流媒体盛行的今天，独家档期对于影院的重要性也就不言而喻。然而疫情令所有影院停运，电影制作公司只好将影片直接在串流媒体上发行。尽管独家档期在疫后恢复，但大幅减半至只有45天。盈利窗口大大缩短之际，经营成本又告上升，经营影院生意可谓举步维艰。

力挽狂澜之道

影院能否赢过客厅沙发？虽然串流媒体优势明显，影院却可提供无法取代的观影体验。如何放大这一强项，是影院能否打赢家中沙发的核心关键。比方说，影院的超大银幕和震撼音效能让观影体验全面升级。在影院总体经营困难的情况下，大银幕IMAX加杜比音效却逆势增长。2023年IMAX的年收益上涨25%，达到2亿1400万美元，其全球（除中国内地）票房收入的市场份额也从2019年的1.7%升至2.1%。【注5】为了强化这一优势，美国德克萨斯州具百年历史的连锁电影院B&B，甚至安装了一块宽7层楼、高4层楼的超大银幕以及一块270度的环形银幕，让观众完全沉浸在电影特效之中。

即便是座椅，也有不少影院想胜过家里的沙发。为了提高观影体验，一些影院不惜重金设置可调整温度和倾斜度的座椅，甚至有服务员端上餐饮，观众们一享眼福之馀，还能一饱口福。阿联酋的连锁影院Vox更提供和牛豪华大餐，让看电影变成奢华享受。另有创新者，如在亚洲拥有连锁影院的韩国公司CGV，不仅在电影放映中为观众带来风雨以及气味的4D体验，还在放映前提供音乐、游戏、餐饮一条龙服务，把观影塑造成独特文化体验。

影院与客厅沙发能否握手言和

电影分类众多，一个很简单的标准就是片长。《经济学人》分析了从荷里活的黄金年代1930年至今10万多部在全球放映的电影，发现平均片长的增幅为32%，从1930年代平均1小时21分钟增至2022年的1小时47分钟。这种趋势在热卖的电影中尤其显著；2022年IMDB网站的评分排名中，十大电影平均片长为2个半小时，足足比1930年代的十大电影长了50%。【注6】

对于观众来说，这样的长片很难集中精力盯着家中的小荧幕一口气看完，而断断续续地看又让观影体验大打折扣。反之，影院的大银幕配合好音效，若再提供附加服务，就足以吸引消费者步出家门，走进影院，好好享受电影时光。电影制作公司的这种加时策略，在2019年漫威电影《复仇者联盟：终局之战》中取得丰厚回报。这部长达3小时的超级英雄电影成为2019年票房冠军。近期北美电影票房排行榜就有不少这类长片，其中包括长达3小时的2024年奥斯卡最佳影片《奥本海默》。

这意味著电影院和串流媒体可以针对不同影片细分市场：影院专门放映长片或大制作，串流媒体则主攻其他类型的作品；各有侧重，和气收场。

影院应为跳出舒适圈另谋对策

上电影院和在家看戏还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在影院内和朋友或陌生人坐在一起，这就使得影院有可能成为社交娱乐的场所。影院不妨跳出电影的局限，另辟蹊径。比如AMC影院正在考虑直播美国榄球联赛；美国连锁电影院B&B不仅贴心地为小朋友提供游乐场地，还为大人提供保龄球、攀岩、匹克球、酒吧以及举办私人宴会的场所。其他影院为了鼓励单身男女入场，甚至在放映前的等待时间组织配对约会活动，让害怕一个人看电影的年轻人多了一个走进影院的理由。

电影院PK客厅沙发的大战尚未结束。戏院如果不想举手投降，只能变阵迎战，由“观影场所”打造成“升级体验的休闲社交场所”，方能有望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役中收复失地。

注1：https://www.hk01.com/%E7%A4%BE%E6%9C%83%E6%96%B0%E8%81%9E/1015167/%E6%88%B2%E9%99%A2%E7%B5%90%E6%A5%AD-%E7%96%AB%E6%83%85%E8%87%B3%E4%BB%8A16%E9%96%93%E5%80%92%E9%96%89-ua%E5%85%A8%E7%B7%9A%E8%90%BD%E5%B9%95-%E5%8C%97%E4%B8%8A%E6%BD%AE%E6%AF%94%E9%98%B2%E7%96%AB%E6%8E%AA%E6%96%BD%E6%9B%B4%E5%85%87

注2：https://www.hk01.com/%E9%9B%BB%E5%BD%B1/1084551/%E9%AB%98%E5%85%88%E9%9B%BB%E5%BD%B1%E9%99%A2%E7%AA%81%E5%82%B3%E6%BB%BF%E7%B4%84%E5%BE%8C%E7%B5%90%E6%A5%AD-%E6%9C%89%E8%82%A1%E6%9D%B1%E6%9B%BE%E8%A1%A8%E7%A4%BA-%E7%94%9F%E6%84%8F%E5%94%94%E4%BF%82%E4%B8%8D%E5%A5%BD-%E8%80%8C%E4%BF%82%E5%B7%AE

注3：“How going to the movies is changing, in charts,”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August 6, 2024.

注4：“Movie-theater industry pain intensifies even as pandemic eases,”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April 4, 2023.

注5：“Cinemas may be dying. But IMAX and the high end are thriving,” The Economist, February 28, 2024.

注6：“Why films have become so ridiculously long,” The Economist, October 14, 2023.

范亭亭
港大经管学院市场学首席讲师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五年一月二十二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还有五天，便是特朗普2.0时代的正式开始。8年前，特朗普以半冷门姿态在大选中赢了希拉莉，在缺乏政坛经验下登上总统宝座。就职典礼后，他还在着意于出席人数的多少。然而，这次他却有备而来，当选后迅即组成内阁，并高调地提出一些将要推出的政策，如高关税和扩张领土等。

他同时又接见多位外国领导人及大企业总裁，海湖庄园一时冠盖云集，重要人物络绎不绝，一番未就任已指点江山的气象，无视现任总统拜登。特朗普的得力助手马斯克亦不甘后人，公然称德国总理肖尔茨为蠢才，并公开支持极右的另类选择党。他又和一些政客盘算如何在英国下次大选前促使现任首相工党的施纪贤下台，似乎在帮助特朗普成功竞选后，爱上了造王者（kingmaker）的角色。这些出位的言行，预告了未来数年的国际风云变幻。

特朗普2.0的政策目的仍然是“让美国再次伟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MAGA），做法是“美国优先”（America First），政策范围则包罗甚广。美国甚为保守的智库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在2023年出版了“2025计划”（Project 2025）报告，详细列出不同范畴的政策执行方向。这份长达900页的报告，有100多个保守主义机构和一些前特朗普政府的官员参与，虽然特朗普口口声声说报告和他无关，但可说代表了保守派主流思想。2016年特朗普竞选总统时传统基金会也有类似报告，并认为特朗普首两年任期内已跟随该报告的64%建议。

在经济领域上，特朗普2.0比较确实的政策范围包括减税、减少贸易逆差和减少进入美国的移民。特朗普于2017年成功在国会通过“减税及职位法案”（Tax Cuts and Jobs Act），但其中多项条款只是临时的，将于本年底失效。若没有进一步的立法行动，税率便会在年底回升至之前的水平。

特朗普一方面希望有关的低税率可以持续，另方面亦想进一步减税。上述的“2025计划”的建议是将现有税率推倒重来，新的个人所得税分15%和30%两种，企业所得税则减至18%。有批评指出，这会增加低收入人士和减少高收入人士的税务负担，增加了税后收入分配的不均。由于共和党掌控了参众两院的多数，成功减税的机会比较大，会为美国经济带来正面的刺激作用，同时也会提高美国企业的竞争力。

大削政府开支势添民怨

另一方面，特朗普2.0亦计划削减联邦政府的财政开支，提高政府部门的效率。马斯克曾经稍为随意地提到，会减少政府开支2万亿元（美元下同），但这难以实现。在去年9月结束的财政年度，美国政府开支为6.75万亿元，2万亿元即占总开支的30%。再看看开支中必须支付的，包括社会保障、医疗和国债利息，已达4.13亿万亿元。馀下的再减2万亿便只有0.62万亿，连该年度的国防开支也不足，更无经费用于教育、基础建设、退伍军人福利等多个社会民生项目。当然，若要节省2万亿，肯定会影响政府运作和引发民怨。

特朗普2.0的减税规模和幅度有多大仍未清楚，但无论如何，都会进一步增加美国国债。即使包括多次提及的对外国产品增加征收关税所得的财政收入，亦难以抵消削减所得税的财赤效果。基于美元的“嚣张的特权”（exorbitant privileges），美国政府已习惯了对财赤和国债的持续上升视若无睹，只要去美元化还未认真地打击到美元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核心地位，美国两党仍会继续透支未来。

特朗普及其顾问团队常认为进口是给外国赚自己的钱，美国的贸易逆差是外国找美国的便宜。要减少贸易逆差，一是征收关税，另一是从汇率入手，迫使外国货币升值，两者都会增加美国消费者购买外国产品的美元价格，减少他们的进口。但关税可以选择性地加于某些特定商品，因而也是制裁外国或保护本地产业的手段。

特朗普早前曾扬言要对中国产品加征60%关税和全球其他国家产品10%甚至20%的关税，其后又以25%关税威胁加拿大和墨西哥，要它们限制芬太尼和非法移民进入美国，最近又说以100%关税对付那些要去美元化的金砖国家。要控制巴拿马运河和格陵兰岛，也用关税威胁巴拿马和丹麦。

对众多外地征收大幅关税，无异于减少外贸，趋向孤立主义，同时外国亦会还以颜色。全球分工已落实到零部件的层面，特朗普的多方面关税容易误中副车，亦会如回力镖般害人害己。到头来美国的贸易或会趋向平衡，但那只是贸易收缩下的平衡，贸易带来的增值皆付诸东流。首当其冲的美国企业或会进行多方面的游说，或以各种理由争取豁免贸易限制，甚至因为竞争力不足而退出市场。估计美国会在特朗普2.0开始时对一些国家选择性地加征关税，但税率不会如传闻般高。

在目前的环境下，美国难以迫使外国货币升值。一来面对美国的高关税，正是需要让货币贬值来抵消关税，将货币升值就如送羊入虎口。二来目前全球众多经济体都处于增长疲弱情况，货币升值是倒行逆施。这情况和1985年的广场协议时不同，当时的日本经济如日中天，每每威胁着美国的领先地位，有条件让日圆升值。当然，日本央行随后的误判和无效的政策，导致经济呆滞多年，但那是后话。

加征关税将推高美国物价

反过来说，美国是否可以单方面让美元贬值来促进出口？首先，直接影响美元汇价的是联储局的货币政策。在现有制度下，联储局毋须听命于白宫。此外，美国的货币政策目标是2%的通胀率和最高就业的双重使命，没有汇率目标的考虑。换句话说，联储局实施货币政策，一贯以来都不是要调控美元汇率。若特朗普硬要更改货币制度的安排，自然会给美元及美元资产市场添上浓厚的不确定性和不透明性，美元亦会自然贬值，但此举破坏性很大。

过去几个月美国的通胀率似乎有很大黏性，虽然通胀率不很高，但迟迟未接近2%的目标，联储局减息的步伐也慢下来，似乎短期内改变不大，特别是特朗普2.0若真的加征关税，也会推高美国物价。

以特朗普唯我独尊的性格，大概无论美国经济如何如他所愿，亦不会是他心目中的MAGA，因为世界上有一个足以与美国抗衡的中国，这也是他在2018年开始启动贸易战打击中国的原因。然而美国并没有赢得贸易战，甚至在不同准则下都败下阵来。随后拜登政府对中国的多方面打压都不成功。

如今特朗普再度上台，为了增加胜算，便巧取豪夺地增加美国的资源。主要是土地，和随之而来的物资和战略位置，于是有了特朗普2.0的启幕，国际政治一下子回到二战前的乱局。也许战后的80年是历史的偏差，规则制定者最终也是规则破坏者。

一个被法庭定罪的重犯（convicted felon），曾经在4年前挑动政变、两次被国会弹劾、谎话连篇的政客，可以第二度登上全球最高权力的位置，应该是超乎政治学伦理和想像的异数，但特朗普2.0并非个人现象，在他后面有7700多万投票给他的美国选民，以及众多攀附的政客、资本家和科技巨头。历史不会终结。

陆炎辉博士
港大经管学院荣誉副教授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五年一月十五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还有五天，便是特朗普2.0时代的正式开始。8年前，特朗普以半冷门姿态在大选中赢了希拉莉，在缺乏政坛经验下登上总统宝座。就职典礼后，他还在着意于出席人数的多少。然而，这次他却有备而来，当选后迅即组成内阁，并高调地提出一些将要推出的政策，如高关税和扩张领土等。

他同时又接见多位外国领导人及大企业总裁，海湖庄园一时冠盖云集，重要人物络绎不绝，一番未就任已指点江山的气象，无视现任总统拜登。特朗普的得力助手马斯克亦不甘后人，公然称德国总理肖尔茨为蠢才，并公开支持极右的另类选择党。他又和一些政客盘算如何在英国下次大选前促使现任首相工党的施纪贤下台，似乎在帮助特朗普成功竞选后，爱上了造王者（kingmaker）的角色。这些出位的言行，预告了未来数年的国际风云变幻。

特朗普2.0的政策目的仍然是“让美国再次伟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MAGA），做法是“美国优先”（America First），政策范围则包罗甚广。美国甚为保守的智库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在2023年出版了“2025计划”（Project 2025）报告，详细列出不同范畴的政策执行方向。这份长达900页的报告，有100多个保守主义机构和一些前特朗普政府的官员参与，虽然特朗普口口声声说报告和他无关，但可说代表了保守派主流思想。2016年特朗普竞选总统时传统基金会也有类似报告，并认为特朗普首两年任期内已跟随该报告的64%建议。

在经济领域上，特朗普2.0比较确实的政策范围包括减税、减少贸易逆差和减少进入美国的移民。特朗普于2017年成功在国会通过“减税及职位法案”（Tax Cuts and Jobs Act），但其中多项条款只是临时的，将于本年底失效。若没有进一步的立法行动，税率便会在年底回升至之前的水平。

特朗普一方面希望有关的低税率可以持续，另方面亦想进一步减税。上述的“2025计划”的建议是将现有税率推倒重来，新的个人所得税分15%和30%两种，企业所得税则减至18%。有批评指出，这会增加低收入人士和减少高收入人士的税务负担，增加了税后收入分配的不均。由于共和党掌控了参众两院的多数，成功减税的机会比较大，会为美国经济带来正面的刺激作用，同时也会提高美国企业的竞争力。

大削政府开支势添民怨

另一方面，特朗普2.0亦计划削减联邦政府的财政开支，提高政府部门的效率。马斯克曾经稍为随意地提到，会减少政府开支2万亿元（美元下同），但这难以实现。在去年9月结束的财政年度，美国政府开支为6.75万亿元，2万亿元即占总开支的30%。再看看开支中必须支付的，包括社会保障、医疗和国债利息，已达4.13亿万亿元。馀下的再减2万亿便只有0.62万亿，连该年度的国防开支也不足，更无经费用于教育、基础建设、退伍军人福利等多个社会民生项目。当然，若要节省2万亿，肯定会影响政府运作和引发民怨。

特朗普2.0的减税规模和幅度有多大仍未清楚，但无论如何，都会进一步增加美国国债。即使包括多次提及的对外国产品增加征收关税所得的财政收入，亦难以抵消削减所得税的财赤效果。基于美元的“嚣张的特权”（exorbitant privileges），美国政府已习惯了对财赤和国债的持续上升视若无睹，只要去美元化还未认真地打击到美元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核心地位，美国两党仍会继续透支未来。

特朗普及其顾问团队常认为进口是给外国赚自己的钱，美国的贸易逆差是外国找美国的便宜。要减少贸易逆差，一是征收关税，另一是从汇率入手，迫使外国货币升值，两者都会增加美国消费者购买外国产品的美元价格，减少他们的进口。但关税可以选择性地加于某些特定商品，因而也是制裁外国或保护本地产业的手段。

特朗普早前曾扬言要对中国产品加征60%关税和全球其他国家产品10%甚至20%的关税，其后又以25%关税威胁加拿大和墨西哥，要它们限制芬太尼和非法移民进入美国，最近又说以100%关税对付那些要去美元化的金砖国家。要控制巴拿马运河和格陵兰岛，也用关税威胁巴拿马和丹麦。

对众多外地征收大幅关税，无异于减少外贸，趋向孤立主义，同时外国亦会还以颜色。全球分工已落实到零部件的层面，特朗普的多方面关税容易误中副车，亦会如回力镖般害人害己。到头来美国的贸易或会趋向平衡，但那只是贸易收缩下的平衡，贸易带来的增值皆付诸东流。首当其冲的美国企业或会进行多方面的游说，或以各种理由争取豁免贸易限制，甚至因为竞争力不足而退出市场。估计美国会在特朗普2.0开始时对一些国家选择性地加征关税，但税率不会如传闻般高。

在目前的环境下，美国难以迫使外国货币升值。一来面对美国的高关税，正是需要让货币贬值来抵消关税，将货币升值就如送羊入虎口。二来目前全球众多经济体都处于增长疲弱情况，货币升值是倒行逆施。这情况和1985年的广场协议时不同，当时的日本经济如日中天，每每威胁着美国的领先地位，有条件让日圆升值。当然，日本央行随后的误判和无效的政策，导致经济呆滞多年，但那是后话。

加征关税将推高美国物价

反过来说，美国是否可以单方面让美元贬值来促进出口？首先，直接影响美元汇价的是联储局的货币政策。在现有制度下，联储局毋须听命于白宫。此外，美国的货币政策目标是2%的通胀率和最高就业的双重使命，没有汇率目标的考虑。换句话说，联储局实施货币政策，一贯以来都不是要调控美元汇率。若特朗普硬要更改货币制度的安排，自然会给美元及美元资产市场添上浓厚的不确定性和不透明性，美元亦会自然贬值，但此举破坏性很大。

过去几个月美国的通胀率似乎有很大黏性，虽然通胀率不很高，但迟迟未接近2%的目标，联储局减息的步伐也慢下来，似乎短期内改变不大，特别是特朗普2.0若真的加征关税，也会推高美国物价。

以特朗普唯我独尊的性格，大概无论美国经济如何如他所愿，亦不会是他心目中的MAGA，因为世界上有一个足以与美国抗衡的中国，这也是他在2018年开始启动贸易战打击中国的原因。然而美国并没有赢得贸易战，甚至在不同准则下都败下阵来。随后拜登政府对中国的多方面打压都不成功。

如今特朗普再度上台，为了增加胜算，便巧取豪夺地增加美国的资源。主要是土地，和随之而来的物资和战略位置，于是有了特朗普2.0的启幕，国际政治一下子回到二战前的乱局。也许战后的80年是历史的偏差，规则制定者最终也是规则破坏者。

一个被法庭定罪的重犯（convicted felon），曾经在4年前挑动政变、两次被国会弹劾、谎话连篇的政客，可以第二度登上全球最高权力的位置，应该是超乎政治学伦理和想像的异数，但特朗普2.0并非个人现象，在他后面有7700多万投票给他的美国选民，以及众多攀附的政客、资本家和科技巨头。历史不会终结。

陆炎辉博士
港大经管学院荣誉副教授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五年一月十五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致命工业意外在香港时有发生，2024年上半年共11宗，较前年同期有所增加。劳工处公布，这些意外中有5宗关乎建造业，2宗与制造业有关，馀下4宗则涉及运输、仓库、邮政及速递服务。建造业在职业安全健康方面一向存在较多问题，该5宗相关致命意外关乎有害物质、有人受困、被堕下的物件击中等。

有立法会议员关注建造业界的安全意识薄弱，为赶工而导致意外。劳工处指出，业界贪快、贪方便、“要钱唔要命”的弊病颇为常见；如果做足安全措施，大部分意外本可避免。

经济学假设人都是理性的，每个人的行为应对自己最有利。要防止一件事情发生，就应该加大其成本，让决策者加以避免。工业意外牵涉到雇员和雇主双方；就雇员而言，如果安全措施没做足，因工受伤甚至丧命，难道成本还不够大、还不应加倍小心吗？

至于雇主方面，除了承担赔偿责任，还要被迫停工、接受监控、暂禁投标等。立法会2023年通过修订《职业安全及职业健康法例（杂项修订）条例草案》，最高罚款额由50万元大增至1000万元。加大成本难道还不足以让公司警觉幷作出改善吗？实行更严厉的法规、加强教育、监督雇员，对雇主而言，减少致命意外应该是收益大于成本，为什么情况未见明显改善？

疏忽在所难免

近年兴起的行为经济学认为，人在决策、行动时，常常不够理性，幷没有做出对自己最有利的选择。认知科学、心理学为这一说法提供了很多证据。美国心理学家Christopher Chabris和Daniel Simons曾经进行一项广为人知的实验，其中安排6名学生互相传递篮球，然后将相关视频播放给观察者，要求他们点算其中3名穿白色上衣的学生总共传球多少次。球来球往之际，有个身穿大猩猩服装的人走到球员中间，捶胸顿足一番后便离开。这件匪夷所思的事情，竟有一半观察者完全没有注意到。短短数分钟传球过程中，舞台背后的布景颜色瞬间改变，更是几乎没有观察者留意得到。这一实验后来被称为“有史以来最著名的心理学演示之一”，两位研究者还因此获颁搞笑诺贝尔奖。

有人说这是人为制造的场景，你让人去数传球的次数，他当然不会注意有没有大猩猩走过。问题是，我们在日常生活或决策过程中，虽然幷无受命要专注什么，却自然而然只会专注某些事而忽略另外一些事。上述两位学者亦曾在街头进行另一实验，其中参加者假装在陌生的城市迷了路，向路过的人问路。在对话中安排了另外两人抬著门板，强行从问路者和回答者中间穿插而过，而问路者与其中一个抬门板者巧妙互换。等门板过去，回答者继续回答。虽然“调包”两人的衣著、相貌差别很大，有一半观察者却完全察觉不到问路者已经换了人。

如何避免意外

两位学者的一系列研究都揭示，专注于某一件事的人，很容易忽略其他事情。2010年，他们将相关主题写成《看不见的大猩猩》（The Invisible Gorilla: How Our Intuitions Deceive Us）一书，大获好评，影响广泛。书中大量例子表明，我们以为可以全面、准确地观察到周围所发生的事情，但其实只看到这个世界的极小部分，而错过了很多。我们的注意力、感知、记忆、推理，都有重大缺陷和错失，常常导致代价高昂甚至危及生命的错误。

每个人都会犯类似的错误。香港每年都有多宗高层住客在晾衫时，意外跌出窗外而丧命的惨剧。在工业意外中死亡的雇员，也很可能基于同一原因：不是不懂后果严重，而是大大低估了发生事故的可能性。

要改善此情况，当然不能单靠加大惩罚力度，而要从教育入手。劳工处称，有些个案每每发生在缺乏安全意识的少数族裔身上，因此要特别针对这个群组推展有关宣传。

雇主方面，则需要考虑到底是公司对问题认知不足，还是只因尚未找到合适、有效的方法。如果是前者，当然应该进一步加重处罚，有议员就建议设立举报机制。若是后者，则政府和行业协会应该加强教育、督促公司切实执行有关法规，委派专人监督，组织有效的经验交流。

此外，不妨借助高科技，例如劳工处正在研究利用无人机协助搜证和执法。除了执法和惩罚，高科技还有更正面的作用。例如智能相机镜头现已用来及时发出警报，以免司机因打瞌睡而出意外，或长者上洗手间时摔倒。应用到工业场景，可研究能否在搭棚工人的头盔装上智能镜头，以监察工友在工作时是否已扣上安全绳。至于在固定场所（如工厂），安装智能相机确保工业安全，相信较易实行。

理性还是非理性

注意力一时疏忽，看似是人类的认知缺失，但换个角度看，倒可以视为人类认知的巨大成就。几百万年前，在非洲大草原上的人类祖先，需要在瞥见移动物体的瞬间，断定是否狮子、豹子之类的吃人猛兽，是否需要拔腿就跑，而不是全面、准确、客观地认识世界；在极短的时间内，根据一鳞半爪的讯息，就要迅速决定如何行动。换句话说，认知是解读而非接收，追求的是效率而非全面、客观。为了作出决定，只需抓取一点点关键资料，而忽略其他。

人到底是理性还是非理性，所做决策是否对自己最有利？就证据而言，幷不是非黑即白，既有仔细思考、权衡利弊的例子，也有卤莽大意而丢失性命的个案。

就学术研究而言，理性抑或非理性都只是假设。采取什么样的假设，主要不是看假设是否绝对符合实际，而是看它能否最有效地帮助我们分析和理解问题。

至于公共政策，则不能直接假设人是理性的。行为经济学对于非理性行为的关注，可以为公共政策带来新的思路。以器官移植为例，世界各国都面对捐赠器官供应短缺问题。虽然德国与奥地利在语言、宗教、历史、经济发展、教育水平各方面都很近似，但德国的器官捐赠登记率只有15%，奥地利却高达90%以上。专家发现，造成这一重大差别的原因，在于德国的系统要求捐赠者填表，声明同意捐赠，亦即自愿捐赠（opt-in）；没采取任何行动的人，等于不愿意捐赠。奥地利的系统则倒转过来，没采取任何行动的人视为“预设默许”（opt-out）捐赠，而不愿意捐赠器官者，则需要填表声明。

科学家的研究表明，在德国、美国这些推行自愿捐赠机制的国家，国民认为器官捐赠道德高尚但成本高昂，好比要决定把遗产的5%甚至50%捐给慈善机构，或相当于绝食抗议这样代价高昂的行为。而在奥地利这种实施预设默许安排的国家，国民认为器官捐赠是件小事，无关道德，有点像让某人在排队时插队，又或缺席孩子的毕业典礼和棒球比赛。

在香港，由此产生的政策建议也就清晰明确：如果希望提升器官捐赠的比率，一个简单有效的办法，就是将现行自愿捐赠的机制，改为预设默许捐赠。

周文教授
港大经管学院管理及商业策略副教授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五年一月八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致命工业意外在香港时有发生，2024年上半年共11宗，较前年同期有所增加。劳工处公布，这些意外中有5宗关乎建造业，2宗与制造业有关，馀下4宗则涉及运输、仓库、邮政及速递服务。建造业在职业安全健康方面一向存在较多问题，该5宗相关致命意外关乎有害物质、有人受困、被堕下的物件击中等。

有立法会议员关注建造业界的安全意识薄弱，为赶工而导致意外。劳工处指出，业界贪快、贪方便、“要钱唔要命”的弊病颇为常见；如果做足安全措施，大部分意外本可避免。

经济学假设人都是理性的，每个人的行为应对自己最有利。要防止一件事情发生，就应该加大其成本，让决策者加以避免。工业意外牵涉到雇员和雇主双方；就雇员而言，如果安全措施没做足，因工受伤甚至丧命，难道成本还不够大、还不应加倍小心吗？

至于雇主方面，除了承担赔偿责任，还要被迫停工、接受监控、暂禁投标等。立法会2023年通过修订《职业安全及职业健康法例（杂项修订）条例草案》，最高罚款额由50万元大增至1000万元。加大成本难道还不足以让公司警觉幷作出改善吗？实行更严厉的法规、加强教育、监督雇员，对雇主而言，减少致命意外应该是收益大于成本，为什么情况未见明显改善？

疏忽在所难免

近年兴起的行为经济学认为，人在决策、行动时，常常不够理性，幷没有做出对自己最有利的选择。认知科学、心理学为这一说法提供了很多证据。美国心理学家Christopher Chabris和Daniel Simons曾经进行一项广为人知的实验，其中安排6名学生互相传递篮球，然后将相关视频播放给观察者，要求他们点算其中3名穿白色上衣的学生总共传球多少次。球来球往之际，有个身穿大猩猩服装的人走到球员中间，捶胸顿足一番后便离开。这件匪夷所思的事情，竟有一半观察者完全没有注意到。短短数分钟传球过程中，舞台背后的布景颜色瞬间改变，更是几乎没有观察者留意得到。这一实验后来被称为“有史以来最著名的心理学演示之一”，两位研究者还因此获颁搞笑诺贝尔奖。

有人说这是人为制造的场景，你让人去数传球的次数，他当然不会注意有没有大猩猩走过。问题是，我们在日常生活或决策过程中，虽然幷无受命要专注什么，却自然而然只会专注某些事而忽略另外一些事。上述两位学者亦曾在街头进行另一实验，其中参加者假装在陌生的城市迷了路，向路过的人问路。在对话中安排了另外两人抬著门板，强行从问路者和回答者中间穿插而过，而问路者与其中一个抬门板者巧妙互换。等门板过去，回答者继续回答。虽然“调包”两人的衣著、相貌差别很大，有一半观察者却完全察觉不到问路者已经换了人。

如何避免意外

两位学者的一系列研究都揭示，专注于某一件事的人，很容易忽略其他事情。2010年，他们将相关主题写成《看不见的大猩猩》（The Invisible Gorilla: How Our Intuitions Deceive Us）一书，大获好评，影响广泛。书中大量例子表明，我们以为可以全面、准确地观察到周围所发生的事情，但其实只看到这个世界的极小部分，而错过了很多。我们的注意力、感知、记忆、推理，都有重大缺陷和错失，常常导致代价高昂甚至危及生命的错误。

每个人都会犯类似的错误。香港每年都有多宗高层住客在晾衫时，意外跌出窗外而丧命的惨剧。在工业意外中死亡的雇员，也很可能基于同一原因：不是不懂后果严重，而是大大低估了发生事故的可能性。

要改善此情况，当然不能单靠加大惩罚力度，而要从教育入手。劳工处称，有些个案每每发生在缺乏安全意识的少数族裔身上，因此要特别针对这个群组推展有关宣传。

雇主方面，则需要考虑到底是公司对问题认知不足，还是只因尚未找到合适、有效的方法。如果是前者，当然应该进一步加重处罚，有议员就建议设立举报机制。若是后者，则政府和行业协会应该加强教育、督促公司切实执行有关法规，委派专人监督，组织有效的经验交流。

此外，不妨借助高科技，例如劳工处正在研究利用无人机协助搜证和执法。除了执法和惩罚，高科技还有更正面的作用。例如智能相机镜头现已用来及时发出警报，以免司机因打瞌睡而出意外，或长者上洗手间时摔倒。应用到工业场景，可研究能否在搭棚工人的头盔装上智能镜头，以监察工友在工作时是否已扣上安全绳。至于在固定场所（如工厂），安装智能相机确保工业安全，相信较易实行。

理性还是非理性

注意力一时疏忽，看似是人类的认知缺失，但换个角度看，倒可以视为人类认知的巨大成就。几百万年前，在非洲大草原上的人类祖先，需要在瞥见移动物体的瞬间，断定是否狮子、豹子之类的吃人猛兽，是否需要拔腿就跑，而不是全面、准确、客观地认识世界；在极短的时间内，根据一鳞半爪的讯息，就要迅速决定如何行动。换句话说，认知是解读而非接收，追求的是效率而非全面、客观。为了作出决定，只需抓取一点点关键资料，而忽略其他。

人到底是理性还是非理性，所做决策是否对自己最有利？就证据而言，幷不是非黑即白，既有仔细思考、权衡利弊的例子，也有卤莽大意而丢失性命的个案。

就学术研究而言，理性抑或非理性都只是假设。采取什么样的假设，主要不是看假设是否绝对符合实际，而是看它能否最有效地帮助我们分析和理解问题。

至于公共政策，则不能直接假设人是理性的。行为经济学对于非理性行为的关注，可以为公共政策带来新的思路。以器官移植为例，世界各国都面对捐赠器官供应短缺问题。虽然德国与奥地利在语言、宗教、历史、经济发展、教育水平各方面都很近似，但德国的器官捐赠登记率只有15%，奥地利却高达90%以上。专家发现，造成这一重大差别的原因，在于德国的系统要求捐赠者填表，声明同意捐赠，亦即自愿捐赠（opt-in）；没采取任何行动的人，等于不愿意捐赠。奥地利的系统则倒转过来，没采取任何行动的人视为“预设默许”（opt-out）捐赠，而不愿意捐赠器官者，则需要填表声明。

科学家的研究表明，在德国、美国这些推行自愿捐赠机制的国家，国民认为器官捐赠道德高尚但成本高昂，好比要决定把遗产的5%甚至50%捐给慈善机构，或相当于绝食抗议这样代价高昂的行为。而在奥地利这种实施预设默许安排的国家，国民认为器官捐赠是件小事，无关道德，有点像让某人在排队时插队，又或缺席孩子的毕业典礼和棒球比赛。

在香港，由此产生的政策建议也就清晰明确：如果希望提升器官捐赠的比率，一个简单有效的办法，就是将现行自愿捐赠的机制，改为预设默许捐赠。

周文教授
港大经管学院管理及商业策略副教授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五年一月八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数字化生活已经成为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然而对于中国2.97亿60岁以上的长者来说【注1】，新技术能否让他们受益却仍然存疑。 尽管各界都在努力推动「智慧养老」，但现实是许多长者在跨越数字鸿沟时，遇到不少挑战。

随着全球老龄化趋势加剧，如何确保庞大的银发族享受科技时代的便利，成为了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

世代数字鸿沟有待缩窄

长者使用数字技术常常面临诸多障碍。 一方面，很多数字产品设计缺乏对长者需求的关注，操作复杂、界面不友好，使得他们即使有心尝试，也往往因为使用体验不佳而望而却步。 另一方面，网络诈骗日益猖獗，一些不法分子专向防范意识较弱的银发族下手，导致他们在数字生活中遭受财物损失，甚至心理创伤。

信息超载、隐私泄露等问题也让不少长者对新技术产生恐惧感，更进一步限制其融入数字生活的步伐。 为了使每位长者都能安全、自信地参与数字社会，许多企业都开始探索如何通过数字化技术，构建一个更加包容、人性化的环境。

包容长者如何惠及企业

从环境、社会及管治（ESG）的角度来看，企业在助老领域的投入不仅能带来显著的社会效益，还为企业创造多方面的价值。 为此，笔者调研了顶尖数字化企业的助老实践，总结出以下4种效果。

一、提升品牌形象和社会认同。 通过积极参与助老项目，企业展示其对社会责任的承诺，增强公众对其品牌的好感和信任。 二、建立社区关系。 深入社区提供服务的企业，能够更好地理解当地需求，建立深厚的社区联系。 三、增强员工参与感和忠诚度。 透过助老项目，员工得以参与公益活动，从而增强其归属感和忠诚度。 四、推动内部创新和人才发展。 在开发适合长者的技术产品和服务过程中，企业能够激发内部的创新思维和技术进步。

案例1：AI向善语料库

腾讯于2024年8月启动了一项面向全社会的共创行动——AI（人工智能）向善语料库【注2】，旨在为那些在商业环节中失声的群体和话题，构建一个更加人性化的AI语料库。 通过前期调研，腾讯研究院认识到，由于社会普遍认为长者在数字方面的消费力较低，因此相应需求长期不受重视。 目前大部分AI产品亦并非专为长者而设，未能针对其实际需要。 要使长者能够真正受益于AI的发展，大模型需要能够理解他们的特殊需要，提供信息实用、满载关怀的回答。

为此，该项目首先通过联系一众专业人士，包括社工、志愿者、社区工作者、心理辅导员、医生等，加上热心的高等院校师生，共同收集并整理了数千条长者日常生活中的真实问题及相关解答。 这些问题涵盖了情绪管理、网络购物、心理危机处理，乃至临终关怀等多个方面，力求全面覆盖长者的生活需求。

为了确保语料的质量，腾讯邀请不同专家确定了「好语料」的5个标准：一、精确的需求识别; 二、充分的同理心; 三、切实可行且效果可见的操作建议; 四、简短口语化的表达方式; 五、稳定的回答风格。 团队发现，AI回答的同理心尤其关键，不仅需要应对长者的负面情绪，提供充分的理解和支持，也应有助于激发和强化他们的积极情绪与自我价值感。 腾讯研究院计划逐步开放AI向善语料库，以推动社会各界在这些语料的基础上，创建出更有人情味的产品。

腾讯研究院发布的研究报告。

案例2：蓝马甲行动

为了便于长者更安全地享受数字生活，并增强他们的反诈防骗意识，蚂蚁集团及其公益基金会于2020年9月发起了蓝马甲行动【注3】。 通过传统方式和数字技术，这一项目旨在协助长者融入数字时代，避免让长者成为网络犯罪的目标。

线下活动方面，蓝马甲在社区中心举办公益讲座，讲解数字设备使用方法和防骗知识; 在社区广场设立咨询台，提供现场指导和答疑; 组织志愿者进行家访，给予一对一的帮助和指导。 至于线上活动，蓝马甲行动与20多家伙伴机构携手合作，生产多元的专业助老科普内容。 例如，徐州幸福105电台每天早晚高峰时段都会播放《幸福蓝马甲公益电台》小单元，包含反诈小剧场和手机使用指南等内容。

现时蓝马甲行动已经具备4个系统化的支持平台：助老内容创新平台、助老生态支持平台、助老价值倡导平台和助老议题研究平台。 基于前期活动的经验，蚂蚁公益基金会在2022年发布《适老化设计与服务参考指南》，2023年发布助老防骗书《一件蓝马甲——关注数字时代的银发群体》。 「蓝马甲行动」为长者提供了直接的帮助和支持，也促进了社会对银发族议题的关注。

蓝马甲志愿者在社区驻点协助长者使用手机。

图片来源：长沙县知仁社会工作发展中心

政策建议

综上所述，助老不仅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途径，也是提升品牌形象、促进社会和谐、加强社区关系，以及推动内部管治优化的有效方式。 从ESG的角度看，这些活动为企业带来可持续的竞争优势和发展机遇，创造双赢局面。

笔者呼吁更多企业充分发挥自身的技术、资源和服务优势，积极参与并推动助老事业。 通过深入了解长者用户的需求和心理特征，设计既易用又富有情感交流的产品; 通过教育普及和社会服务，提高他们的数字素养和防骗意识，从而构建一个更加包容、温暖的数字社会，让每一位长者都能安全、自信地享受科技带来的便利。

注1：https://www.mca.gov.cn/n152/n166/c1662004999980001780/content.html

注2：https://mp.weixin.qq.com/s/ggdoPoCtTmimzqu7IW8P9Q

注3：https://mp.weixin.qq.com/s/oqvkME_w1nUBmb7f89ir1w

张闰嘉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博士生

颜示硼
港大经管学院管理及商业策略助理教授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五年一月一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时至今日，面对纷繁复杂的环境、社会和治理（ESG）指标和日益丰富的ESG实践，ESG已不再是企业的边缘议题。如何精准施策、高效管理以提升自身的ESG竞争力，成为摆在众多企业面前的一道必答题──在资源相对有限的情况下，企业应优先采取哪些ESG策略？

兼顾评级 提升成本收益

以往企业在构建ESG策略时，通常倾向于依据评级机构的指标和权重来制定策略，力求提升评级。这种做法有其合理之处，因为它符合投资者依赖的评级标准，从而有助于企业在合规、融资等方面获得优势。

然而，随着近年ESG评级机构激增、其评级标准多元化，给企业带来新的挑战。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球有多达约600家ESG评级机构，它们所选定的指标和权重各不相同。现有研究表明，不同机构的评级结果之间的关联性较弱【表】，其中在S和G方面的相关性尤其低。

这种评级的不确定性带来几个问题。首先，有些企业哪怕已经在ESG方面进行了大量投入和付出，仍然有可能被某些评级机构给予较低评分；其次，那些只想“洗绿”、做表面工夫的企业，也能找到一些评级机构给他们较高评分；再加上现在很多评级机构每年都会制作各类榜单、奖项，并以此作为盈利的渠道，更是让ESG评级的公信力逐渐缺失。这种变化给基于ESG评级作出的决策带来不确定性，这对包括公司和投资者在内的广大决策者来说都是巨大挑战。

面对这种问题，笔者认为，一方面需要规范ESG评级市场，增加不同评级机构方法论的透明度。另一方面，企业也应该更多评估每项ESG行动和计划的具体成本与收益，更加理性地实践ESG。

具体来说，企业应该积极寻找那些既能带来显著社会收益，又能有效控制成本的ESG行动。通过精准识别并优先落实这些ESG措施，企业能确保每一分投入都物超所值，在取得良好市场形象和投资者信任的同时，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重提升。

微调介面 饿了么创典范

具体到执行层面，企业可以考虑通过实验的方法寻找低成本、高社会收益的ESG行动，与此同时，企业应考虑与学界合作，对具体的ESG行动方案的成本与社会收益做精确评估。这里，笔者介绍与阿里巴巴的合作案例，说明企业如何通过较低的成本带来较大的社会收益。

“饿了么”是阿里巴巴集团旗下外卖平台，也是中国第二大外卖公司，2022年用户数已经超过7亿。与该平台合作期间，我们研究了“绿色助推”对用户即弃餐具使用的影响。具体来说，“饿了么”在北京、上海、天津3个城市开展了以下“绿色助推”实验：在这些城市的用户下单介面上做了一个微小的改动：将默认选项设置为“无需餐具”，并给予选择“无需餐具”的顾客“蚂蚁森林绿色能量”奖励。那是一种非金钱的奖励机制，客户只要积累足够的“绿色能量”，阿里巴巴就会以客户的名义在荒漠地区种树，或开展其他环境保护行动。

这一改变对于饿了么而言，成本微乎其微，但能带来多大的社会收益？我们对2019年至2020年间10个主要城市的用户订单历史进行了分析，发现实施“绿色助推”措施的城市与未实施的城市相比，不使用餐具的订单份额增加了648%【图】。如果将这种“绿色助推”措施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每年可节省超过217.5亿套即弃餐具，减少约326万吨塑料垃圾，并节约544万棵等量树木产生的木材。该研究2023年作为封面文章发表于Science杂志，获得全球媒体广泛关注。

这一案例充分展示企业能够以低成本兑现自身的社会和环境承诺。仅仅通过程序员数小时的工作，就能爆发出巨大社会价值。这种创新的ESG行动不仅提升了企业ESG表现，还为社会创造实质好处，助力国家达成环境目标。

企学合作 验证策略效果

上面的讨论只是企学合作的一个小案例，但其方法论却可以应用到很多分析很多问题。例如，龙头企业如何有效进行供应链ESG管理（E方面）？在预算有限的情况下，企业应该更多投入到二氧化碳减排，还是聚焦空气污染物的处理（E方面）？增加员工和管理层的多元性会怎样影响企业的财务和ESG表现（S方面）？怎样的考核评价机制，可以更好地提升公司绩效，同时提高员工满意度（G方面）？要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对企业而言可能并不容易，但对学界来说却不复杂。通过企学合作，企业可以借助学术界的理论支撑和数据分析能力，更加精准地识别ESG机遇，验证策略的有效性。笔者认为，企业不仅是ESG评级的“考生”，还应该是ESG行动的主导者和践行者；相信更多的企学合作将成为推动ESG领域革新的强劲动力。

何国俊教授
港大经管学院经济学教授、香港大学赛马会环球企业可持续发展研究所所长

崔文小姐
香港大学赛马会环球企业可持续发展研究所高级经理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四年十一月十三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全球瞩目的美国总统大选竞争激烈，特朗普和贺锦丽在各民意调查中支持比率你追我赶，到本文执笔时，谁都没有把对方抛离在统计误差之外，而且在各种因素影响下，民意调查的准确性成疑。2016年的民意调查表示希拉莉会胜出，两年前的民意调查又显示国会中期选举会出现共和党大胜的红色浪潮，但两者均没有发生。然而，无论谁当选，都会严重改变国际政经格局，特别是常被认为“离经叛道”的特朗普上台。

特朗普的对外经济政策取向在首个总统任期内就相当明显，口号是“使美国再次伟大”，具体乃否定合作共赢、退出多边协议、打击对美国有顺差的贸易伙伴、以关税为主要武器等。他这次卷土重来，已多番表示，若再当选便会向所有外国产品加征关税，中国产品的税率会是60%至100%甚至更高，其他国家的也会高达10%甚至20%。

从开国到二战实施保护主义

特朗普特别喜欢以关税为国际谈判的武器，威逼其他国家就范。他在2018年发动贸易战，恣意以国家安全为借口，向欧盟及中国等地产品征收大幅关税。当时他得意地说自己是“关税人”（I am a tariff man），并认为“贸易战很好，并容易取胜”（trade wars are good, and easy to win）。约两周前在芝加哥竞选讲话中，特朗普说“关税是最美丽的单词”（the most beautiful word）。在另一个场合，他夸口说可以用关税来争取和平。若有两国大动干戈，他可以致电双方，说若不停战，美国就向他们征收关税，那战争自然会终结。

特朗普对关税爱不释手，似乎是处理对外经济事务的万灵丹，背后或有多种原因和情意结。比较表面的，是从他作为商人的视角来看，货品可以卖出就是好事，卖不出就是坏事，所以美国有贸易逆差就是个问题，而关税可以打击对方的销售，自然是个好政策。其次，无论是有意或无意，特朗普错误地坚持关税税款由外国而非美国消费者承担，同时这些税款又可以用来减轻美国企业和个人的税务，何乐而不为？

稍为更深层的，是关税作为美国对外的重要经济手段，有着长远的历史，而特朗普对关税的看法和政策，似乎是相关历史的回响。美国在二战后领导及规划全球经济秩序，祭出自由贸易的大旗，鼓吹其他经济体开放市场，似乎自由贸易是美国的一贯国策和思维。但事实上，美国从开国到二战期间，大部分时间都实施高度的贸易保护主义，而关税正是其中主要的工具。

美国开国后，对政府在经济发展的角色，一直存有反复和争论，但主要倾向是以政府有形之手推动经济。

美国当时以农业为主，经济实力不及英国，但以英国为主要竞争对手，不接受当时英国的自由贸易思想，反而以高关税保护和促进工业，及以政府补贴来发展基建，试图追上英国。这种情绪在1812年英美再度交战后更为强烈。

有助维系社会和谐促进经济

美国对关税的重视，从多年来税率的高度可见一斑。若单以受关税影响的进口商品来计算，平均税率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一度高至60%，该世纪后半部平均税率也介乎40%至50%之间。即使包括零关税的进口商品，在整个十九世纪，平均关税也有30%。到二十世纪初，税率一度下调，但在该世纪三十年代经济大萧条期间通过的《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案》（Smoot-Hawley Tariff Act），又将受关税影响的进口商品平均税率回升到约60%。高关税引致贸易伙伴的报复，各国相继以邻为壑，被认为是大萧条期间经济陷入极度困境的一个原因。

美国的高关税除了保护国内工业发展，也是政府的主要财政收入。虽然较高税率不一定带来较多税款，但关税毕竟占了美国十九世纪多个财政年度政府收入的90%或以上。

1870至1910年的数十年内，这个比率平均也有50%。关税占财政收入的比例这么高，主要原因是当时没有所得税。虽然在美国内战时已出现个人所得税，但今天理解的美国企业和个人所得税，分别只在1909年和1913年才立法设定，随后关税在财政的重要性便愈来愈低了。然而，在1913年之前的百多年间，关税收入赋予美国政府相当多的财政空间，去维系社会和谐及促进经济发展。虽然关税和保护主义在美国历史上对工业和经济发展有多少促进作用仍有相当争议，但关税的长期和显著存在使美国人更容易接受它。

然而，作为一个税种，关税有一个明显问题，就是它本质是累退而非累进的，和今天常见的所得税相反。无论富人穷人，购买同一外国产品，需付的关税税款相同，但税款作为富人收入的比率，低于作为穷人收入的比率，即收入较高税率反而较低，违反了很多人认为公平税制该有的原则。

这些考量，虽然不是美国内战的主因，却也反映一些情况。当时美国南方收入比北方低，但进口要付同样多的关税，然而关税所保护的工业却主要在北方。

美国在二十世纪初降低关税的重要性，一来是当时生产已超过英国，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工业也达到领先地位，可以承担减少贸易保护的影响，同时亦考虑到税制的公平性，因此改为以所得税为主要财政来源的新制度。此外也有人认为关税导致贪污腐败而不可取。世上商品种类繁多，总有些符合豁免关税的条件。关税愈高，申请豁免的诱因愈大，行贿者愿意付出的贿款也愈多。已有论者担心，美国若按特朗普的建议对全球征收关税，将要付出多少处理申请豁免的行政费用，及贪污行贿案例会上升多少。

特朗普对关税的看法，或受到他当总统时任命为美国贸易代表的罗伯特．莱特希泽（Robert Lighthizer）所影响。又或因他两位所见略同，后者是少数能完成四年任期而没有被特朗普辞退的内阁成员。莱特希泽于去年出版了名为No Trade Is Free的新书，论述他对世界和中国贸易的看法，态度相当鹰派，大致是中国在贸易上“先不仁”，以各种政策造成美国贸易逆差，工人失去岗位，美国才“后不义”，掀起贸易战等到今天已经是耳熟能详的论述。

宪法授权总统直接改动关税

和特朗普一样，莱特希泽很在意美国的贸易逆差，认为美国应回到贸易平衡，而要达到这目的，可以通过美元贬值或迫使其他货币升值，若不升值便对有关国家产品征收关税，听起来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广场协议》中，美国逼日圆升值的手法。特朗普若重回白宫，莱特希泽或会再受重用，甚至担任比贸易代表更高的职位。

以特朗普的性格和他首任总统时的行为来看，若再度当选，极有可能对全球大征关税，给全球贸易带来严重的冲击。按照美国宪法，制定关税的最终权力在国会而非总统手上，但国会授权总统在某些情况下可直接改动关税，如外国对美国产品有贸易歧视或对美国不公平贸易等，美国总统可以用关税回击。

美国长期营造中国不公平贸易的说法，加以打压中国是共和、民主两党的少数共识之一，特朗普或可不受宪法约束，直接对中国产品一律征收60%关税。但对其他国家统一征收10%或20%关税，则可能受到民主党的挑战，那时便要看这次选举后国会两院议席的分配了。

陆炎辉博士
港大经管学院荣誉副教授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四年十一月六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