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经济的角度而言，2021是具历史意义的一年；若作一精简总结，2021可谓中国经济加强监管的一年。下文从三方面加以阐释。

科网企业和数据安全

去年中国政府对互联网的监管行动可追溯至2020年年底，阿里巴巴搁置旗下蚂蚁集团的上市计划后，随即被有关当局约谈整改，并付之实行。蚂蚁集团手上最具价值的逾10亿消费者数据库，将成立钱塘征信公司，由蚂蚁、浙江省旅游投资集团各持股35%，11月底已向人民银行递交申请。

2021年6月30日，滴滴出行在美国上市，两日后却传来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网信办）宣布对其启动网络安全审查的新闻，期间禁止新用户注册，应用程式下架。滴滴挂牌半年股价大泻，最近决定从美国退市，转来香港上市。

滴滴事件引起中国监管部门关注数据出境问题，网信办10月底发布意见稿，数据处理者须申报数据出境安全评估。此外，数据处理者在境外上市亦需审批。

数据安全是新兴的监管问题，对于互联网平台的监管，亦包括对企业垄断行为的惯常调查。阿里巴巴和美团先后因「二选一」垄断行为，遭市场监管总局调查，阿里最终被重罚182亿元人民币。2021年7月，市场监管总局责令腾讯解除网络音乐独家版权，降低市场进入门槛，腾讯音乐的独家版权时代随之告终。政府施压下，腾讯宣布旗下微信开放外部链接访问功能，阿里旗下饿了么、优酷等平台，已经接入微信支付等等。

教培双减

教育部去年7月发布文件，提出「双减」政策，一方面提升学校教育的品质，减少校内作业量，减轻学生负担。另一方面是对校外培训机构的全面规范。现有的学科培训类机构重新审核登记为非营利性机构，一律不得上市融资。校外培训机构不可提供境外的教育课程，不得占用法定节假日、休息日，寒暑假期组织培训。

据《信报》网上新闻报道，中国教育部最近表示，校外培训机构治理取得进展，学科类培训大减，线下和线上校外培训机构都已减超过八成；其余部分机构转为非营利性机构，实行政府指导价，提供公益服务，不适合「营转非」的将被注销。明年将继续把「双减」督导作为教育督导「一号工程」，以取得新成效。此外，各地各校普遍制定了作业管理办法，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书面作业的学生占比，由「双减」前的46%，大大提升至目前逾90%。

由此观之，「双减」政策确实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不过世上没有免费午餐这回事，雷厉风行背后是有代价的。限制补习活动，规定补习机构为非营利，被明令禁止的补习还是会出现的，比如由英语老师去做课外体育活动的导师，买一杯奶茶100元，送一小时与补习老师聊天等等。那些付得起钱的人仍然可以补习，然而，那些只能付出大众化价钱的学生却补习无门。换言之，交易成本上升了，教育的机会变得更不平等。再者，原本受雇于这个行业的补习老师和从业人员因而大批失业，对他们和他们家庭带来的打击，这都是「双减」政策成效背后的成本。

传播规限

根据「BBC中文网」，去年10月8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公布了《市场准入负面清单（2021年版）》（征求意见稿）。

这份最新版的负面清单中，禁止进入事项的第六项：「禁止违规开展新闻传播相关业务」，不准非公有资本在中国从事新闻采编播发业务，非公有资本不得投资设立和经营新闻机构。

2020年版的负面清单只是规定：「非公有资本不得介入互联网新闻信息采编业务；任何组织不得设立中外合资经营、中外合作经营和外资经营的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单位」。是次公布的2021版则再经细化为以下六条：

·非公有资本不得从事新闻采编播发业务；

·非公有资本不得投资设立和经营新闻机构，包括但不限于通讯社、报刊出版单位、广播电视播出机构、广播电视站以及互联网新闻信息采编发布服务机构等；

·非公有资本不得经营新闻机构的版面、频率、频道、栏目、公众账号等；

·非公有资本不得从事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外交，重大社会、文化、科技、卫生、教育、体育以及其他关系政治方向、舆论导向和价值取向等活动、事件的实况直播业务；

·非公有资本不得引进境外主体发布的新闻；

·非公有资本不得举办新闻舆论领域论坛峰会和评奖评选活动。

中国的互联网企业在传媒领域有广泛的布局，不知道这个更为具体的限制会为其带来如何的冲击，甚至有不得不退出这敏感行业的风险。事实上，中国政府对媒体的监管有增无已。去年8月有政府背景的中国公司入股字节跳动拥有1%的股权（「黄金股」），中国投资字节跳动的公司名为网球中国北京科技有限公司，该公司又为中国国家机构所拥有。具有国资背景的网球中国在字节跳动拥有一个董事会职位。同样做法更早之前在微博亦已经出现。以「黄金股」入股的方式，是容许政府对公司的运营有更直接的参与与监管。滴滴出行最近也与北京政府协商，让政府以黄金股方式入股滴滴，对关键营运策略亦有否决权。

除了对互联网企业的影响之外，这个负面清单若严格执行，则会大大压缩互联网博客和自媒体的活动空间，并限制有关公共事务的讨论。

对中国来说，2021年是监管之年，也是关爱之年，几乎所有与老百姓息息相关的议题，都得到政府的关顾：从用户数据安全，企业垄断行为，教育开支太大，功课压力，年轻人打机时间过长，有害新闻，以至要求艺人做到德艺双馨等，一一得到政府的关爱。

主要参考：

1. 〈内地监管风暴 震撼资本市场〉，《信报》，2021年12月23日

2. 〈中国严控非公资本涉足新闻 最新禁令会否引发行业震荡〉，「BBC中文网」，2021年10月13日

赵耀华 港大经管学院副教授
赵就琦 港大经管学院教学助理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二年一月十二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继《2016年施政报告》提出香港「再工业化」计划，创新科技局翌年成立创新、科技及再工业化委员会。至今香港工业化进展不大，市民对再工业化前景与政府的政策用心也不太了解。有见及此，笔者最近与香港生产力促进局合作，撰写《香港再工业化研究》报告，透过企业问卷调查及与业界代表焦点小组讨论，以微观数据分析制造业的当前挑战，以及利用工业4.0技术升级转型的潜力与困难，最后分析本港再工业化的可能性与政策期望。

2021年7月至9月期间，香港大学的研究团队访问了超过200家总部设于香港的制造业公司，锁定研究较具潜力的三大行业：食品科技、健康科技及绿色科技。

善用行业优势

此三大行业所以入选，源于香港的软实力与比较优势，而又同样必须面对科技转型的大趋势。于食品科技方面，「未来科技」包括不少利用合成生物制作的食物或物料，利用科研及创新思维制成食品之余，亦可望解决环保问题。

尽管制造业增加值在整体经济中的比重自1990年代初迅速下降，食品、饮料和烟草制品业却日形重要，根据政府统计处的数据，其增加值在香港制造业中的份额从1973年的4.4%升至2019年的 34.1%，就业人数亦从 2013年的30037人增加至2019年的34053人。在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系统下，「香港制造」的食品标签象征产品安全、品牌知名度和优质的美誉。业界持份者期望透过可提高生产力的新技术，包括机械人和人工智能等，推动先进食品制造成为香港再工业化的引擎之一。

健康科技方面，香港不但具备世界级医疗团队和基础研发，更可利用中、西医药的独特性，有利于药品生产及生命科技发展。贸易发展局的数据显示，2019年，香港约有250家生物科技相关企业，160家医疗卫生设备制造商。同年发布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中，生物科技及医药被列为大湾区新兴支柱产业，相信在这些政策的助力之下，香港应能发挥在生物科技及医药的传统优势，把享誉世界的基础科学研究转化为产品，惠及全球用家。

香港是亚太区内最大的生物科技公司首次公开招股（IPO）中心，位居全球第二。截至2021年6月底，已有67家医疗健康公司在港上市，以IPO集资共2090亿港元，见证本地生物科技生态系统的蓬勃和成熟。

话虽如此，特区政府在政策上无疑仍有加大力度的空间。根据香港经济研究中心2017年一项调查，58%受访企业表示在港招聘人才有困难，比国内高出17%，原因自然是香港工资以至住房补贴都高于内地；加上缺乏本地培养的研发人才，企业需从内地或海外进行招聘，况且国际科研人力资源竞争激烈，香港相关人才流失率亦因而提高。医疗人员供应短缺，初创企业更难聘得所需专才。要对症下药，特区政府不妨参考研究团队的焦点小组结论，多从「官产学研」界别通力合作入手。

至于绿色科技，就更是世界潮流，环保回收业重新备受关注，3Rs（Reduce、Reuse、Recycle）已变成5Rs（Refuse、Reduce、Reuse、Repair、Recycle）。废物处理向来是香港的迫切问题，按环境保护署的统计资料，倾倒在堆填区的固体废物总量，自 2002年以来一直大幅下降，直至2011年以后才略见回升。为缓解堆填区压力，特区政府积极倡导发展本地回收业，以延长废物的使用寿命，将其转化为有用的产品和材料，以供内销甚至出口。

发展绿色科技不仅可以改善环境，还可增加就业多样性。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2020年报告指出，可再生能源产业在全球创造多达1150万个职位，并预测到2050年，就业人数将增至4200万。根据政府统计处的统计，2019年在本港直接或间接参与环保回收活动者为数44670人，其在本地就业总人数中占比，则从 2008 年的 0.9% 微升至2019 年的 1.2%。

由此可见，回收业机遇处处，香港若能成功解决废物问题，就能把此一模式转移到全国甚至世界各地。若计划在全球绿色科技分一杯羹，首先要提升产业科技及产品增加值。港大研究团队发现，超过六成绿色企业在港设立生产线所需空间超过1万平方呎，反映回收业未有利用先进技术。如能善用科技，即可有效降低用地及生产成本。

综合调查结果

基于以上的分析，研究团队在三大聚焦行业中，以线上问卷形式访问了184家公司，发现90%、37%及22%的企业分别以香港、中国内地及东南亚为目标市场。按行业来分：食品科技业集中在本港销售，以香港为目标市场占98%，只有28%以中国内地及20%以东南亚为目标市场。至于健康科技业，74%以香港为目标市场，以内地和欧洲为目标市场则分别占49%和36%。绿色科技业与食品科技业类似，达90%公司以香港为目标市场，以内地和东南亚为目标市场的企业比率分别为39% 和24%。

透视企业所需

对于工业4.0技术（如物联网、自动化、人工智能、区块链技术等），半数企业表示有所认识；大多认为工业4.0主要能提升企业生产力、节省生产成本及增加营运弹性。其中 83%食品科技企业、64%健康科技企业及71%绿色科技企业均认为，应用工业4.0的首要原因是提升生产力。

研究报告亦涵盖土地及厂房设备问题。 土地面积对很多厂商来说，不是一个关键问题，大约 30至40% 公司认为 1万平方呎或以下的厂房面积就足够了，其中44%食品科技企业、46%健康科技企业及38%绿色科技企业表示，所需用地少于1万平方呎。主要困难在于缺乏空间建立自动化生产线，例如卸货区面积不足和楼底太低。可喜的是，52%企业计划将生产线迁往或扩展至香港，特别是食品科技企业（占74%；相对41%健康科技及62%绿色科技的受访企业），笔者相信新落成的先进制造业中心及现有工业大厦可应付有关厂房需求，增强港商回流决心。

就有关研发方面，报告发现58%受访企业有投入研发，其中73%属食品科技业、50%属健康科技业及75%属绿色科技业；16%企业更表示有计划将研发迁往或扩展至香港。至于企业选择研发地区的关键因素，则包括当地是否有研发基础设施（66%）、熟练科研人才（64%）、邻近生产设施（62%），法规要求（54%）、资助（51%）等。当被问及为何选择香港，企业看重的是高等教育机构（46%）、熟练本地科研人才（37%）、邻近生产设施（36%），研发基础设施（31%）、资助（29%）等。

有关人才短缺问题，只有28%受访企业预期在未来一两年可找到合适人才从事工业4.0相关工作，中长远而言，只有33%及37%分别预期在未来三四年及五年可找到合适人才。

紧握转型关键

整体而言，研究团队探讨的三大行业，都各自面临挑战，但同时亦有不少企业计划回流香港生产或进行研发。要发展工业，归根究柢，必先解决土地与人才问题。适当的政策配合，可令香港的软实力变成硬实力。

随着2019冠状病毒疫情带来的经济转变和疫后新常态，加上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化和中央及特区政府的新举措，笔者认为这是香港经济转型的关键时刻，期待香港转型成为国际科技和创新中心，从而带动生产力而惠及经济发展，改善民生，并透过再工业化加强与区内供应链、创科链的连接互补。

邓希炜教授
港大经管学院经济学教授、香港经济及商业策略研究所副总监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二年一月五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网上流传这样一条选择题：「疫情过后，谁在主导你公司业务的数码转型？」答案并非行政总裁或技术总监，而是2019冠状病毒。这个答案虽听上去颇具玩笑意味，但却甚具现实意义。顾问公司麦肯锡（McKinsey & Company）对899位高管进行了调研，受访者中绝大部分表示新冠肺炎疫情是促使其公司业务数码化的催化剂，而数码化进程也较之前的预期更快速。公共卫生危机尚未爆发之际，受访者公司普遍以为「需超过一年时间才有望实现远程工作」，但实际上疫情后这些公司「平均只需11天就能制定可行方案」。

时代冲击

回顾2019和2020年，在商业策略变化、消费行为扰动以及商业模式升级等方面，2019冠状病毒病堪称首要因素。事实上，踏入本世纪以来，扰动已经成为常态。黑莓（BlackBerry）和诺基亚（Nokia）等一度被视为无可替代的业界翘楚，均在与新进公司的竞争中失势。雅虎（Yahoo）和通用电气（GE）等虽仍有立足之地，但地位也已大不如前。

新旧更迭正在全面加速──如以一款产品/技术的用户数量突破5000万作为衡量进度的指标，航空公司用了64年、信用卡用了26年，互联网和微信分别只用了7年和1年，而宠物小精灵GO（Pokemon GO）只用了19天。

然而，企业的寿命并没有因为其增长加速而得以延长。据顾问公司Innosight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标准普尔500指数中公司的平均寿命仅约20年，反观在1965年首度进行有关统计之际，公司平均寿命则超过30年。企业平均寿命缩短到底原因何在？

移动互联网的范式转移

解释之一是如今的营商环境更为瞬息万变、充满不确定性、错综复杂且边界模糊，有更多的因子可以促成企业的成败，而这些因子正加速变化。若以常用的策略工具PESTEL（涵盖政治、经济、社会、科技、环境、法律层面）分析营商环境，整个社会在方方面面中斗争巨变：从去全球化到通货膨胀、从人口老化到数码化，从全球暖化到反垄断法等范畴。当下世界充满着黑天鹅与灰犀牛。

观乎各种变化，若论对世人生活影响最明显深远者，笔者认为首推智能手机。智能手机大行其道，个人掌握资讯的方法随之彻底改变。现时美国人每天平均花上五六个小时使用手机，中国人略多一些，年轻人所花时间想必更长。虽然令人担心玩手机或会成瘾，不过智能手机也带来莫大方便，让大众随时随地取得所需资讯。时至今日，除了电子书和网约车程式以外，一些餐厅甚至取消了菜单，因为它们默认顾客会有手机。智能手机，从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人们身体的一部分。

随着智能手机日趋普及，其收集的客户资料也不断增多，有利于向合适对象传送广告，甚或厘定适当贷款息率。资讯类别加上日益精良的算法，更足以推动数码革命，令全球产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正因为供求两方面同时转变，套用库恩（Thomas Kuhn）的说法，世人正经历一次范式转移。

源自优化顾客服务的颠覆

种种范式转移意味着各项创新会随之而来，对现有业务造成冲击。成功的企业领袖能洞烛冲击趋势，强调变革之需；一般公司领导却往往未能掌握先机。壳牌（Royal Dutch Shell）行政总裁范伯登（Ben van Beurden）早在2018年表示：「当前的挑战在于大家再也无法掌握未来去向。」这大概也是当前各行各业的处境。

即使未来难以预测，颠覆来自何方亦无法得知，然而企业应着眼于改善顾客服务，这点倒是清楚不过。在其著作Unlocking the Customer Value Chain: How Decoupling Drives Consumer Disruption中，哈佛大学商学院前教授Thales Teixeira表示：「Airbnb并未对四季酒店集团业务造成颠覆。颠覆其实来自顾客；为求满足其渐变之需，顾客于是改变自身行为。」简而言之，着眼点应在顾客。顾客价值链中的活动，仅有一部分具有价值，其余部分反而有损价值。

聚焦有利创造价值的活动并非新概念。难处在于新的商业模式有时要对这类增值活动加以改变，由此引起的疑虑和抗拒心态，往往甚为普遍。2019冠状病毒病爆发，对作出改变反而有利。以学界为例，大学经常邀请海外学者亲临发表其研究成果，虽然讲者长途跋涉，难免费时失事，但主办单位和演讲嘉宾始终认为，当面交流不可或缺。由于疫情蔓延全球，视像会议既已习以为常，今后大概仍将继续采用。

要业务蒸蒸日上，关键在于真正了解顾客，并须检视公司擅长提供何种足以创造价值的活动。在某程度上，这是价值链上的蓝海策略。企业通过消除、减少、提升现有因素或创造新因素，重新设计产品，从而以最有效的方式满足不一样的顾客需要。但蓝海策略无形中假设价值链中各项主要活动已共冶一炉，在后疫情世界，还须特别留意如何重组价值链，务求让更多顾客满意。

时代冲击下的三大策略程序

更实际的问题是，企业如何组织架构，实施以顾客为中心的策略。理想中的策略程序为：第一，企业能收集和传送快而准的资讯。其次，所获资讯得以妥为核实，并制定良策。最后，计策得以有效实行。但实际上，策略程序可能大错特错，尤以大机构为然。

有关关键决策者为何未能取得适当资讯，思科（Cisco）前行政总裁钱伯斯（John Chambers）曾经写道，他在IBM任职期间，指出公司所制微型电脑不易使用，既不受顾客欢迎，亦有损公司声誉。可惜副总裁竟回覆说，公司对此宁愿充耳不闻，皆因他本人所得花红系于产品销路，所以钱伯斯应加倍努力促销。

上述现象在大企业中是家常便饭，但它对面临数码潮流冲击的企业往往是致命的。如何避免新资讯在沟通过程中遗失？办法之一是确保直接沟通途径，管理高层应花时间聆听年轻雇员心声，并确保沟通途径畅通无阻。另一方法是在管理上尽量避免叠床架屋，以免拖慢处事速率。企业应考虑运用科技处理常规式任务，减轻中层管理人员的负担。最后，还应加快回应效率；在不致引起无法弥补损失的情况下，将决策权下放。

第二，面临冲击之际，无疑难以评估形势及制定良策，就像著名的「鸭兔错觉」图像，亦鸭亦兔，扑朔迷离。一家公司业务的未来发展方向，说不定亦会出现如此错觉，到底是「鸭」还是「兔」，也许取决于哪个影像较为深入人心。

洞悉世情本质上是一种不完全又难掌握的艺术。企业有何妙法评估形势？可行建议之一是强调「第一原则」，以理论为着眼点。虽然要取得成功，故伎重施似乎较为稳妥，但在波谲云诡的环境中或会适得其反。建议之二，就是在资源充足的情况下多管齐下，然后择优而从之。此外，还应脚踏实地，顺应形势。理论固然适宜精简，实践起来更应灵活，知所变通。

第三，在变幻莫测的时代，要有效执行更谈何容易，因为多变带来各式各样挑战，权衡利害殊非易事。有意应对而又能从中获益者，或会因为变化带来的不确定性而裹足不前，因此宁取保守方案。至于可能在变化中受损者，更会因此抗拒改变，而以不确定性为借口，坚称变革并非良方。

显而易见的一个可行方案，是奖励创新者 ，无论成败。如此一来，改变意愿较高者就会获得较大鼓舞。当改变正在进行，可透过轮替方式作出改变，借此减轻拒变者的不满和疑变者的顾虑。至于全无改变诱因者，则不妨以重组公司架构方式，缓和其对改变的消极情绪。

政府的角色

如何应对疫情后的挑战，不仅是企业的问题，也是全社会的问题。一个国家和地区能否抓住疫情后的机遇，与其所在地的政府有莫大的关系。一般而言，政府需要在三个方面作出更积极的应对：基础设施、规则制定、社会保障。

政府投资基础设施是因为它们产生正面界外效应（亦即具正面溢出效应）。以往的例子包括公共教育、医院、运输。在数码时代，若能由政府提供较佳基础设施，以便互联网服务更为快捷、稳定，这样会降低企业向数字化转型的成本，也方便让企业实施员工在家办公等创新聘用安排。

不可不察的是，政府的直接投资活动往往受低效所累。政府的一大角色可说是制定各种规例，以便整体经济适应变化。换言之，有关规则必须有利于适应环境转变。改变规则容或出错，但政府不能因噎废食，其大原则理应在于先行制定便利初创企业和创新科技的规则；其次则在建立程序，以便对新资讯作出快速回应。毋庸置疑，改变规则的相关程序须具透明度，并取信于公众。

最后，在瞬息万变的时代，失败者定必较平时为多。今时今日，数代同堂的大家庭已日渐式微，足以提供有效社会安全网的重新分配政策尤显重要。这种政策的受惠者并不仅仅限于冲击中的受损者；在社会安全网的有力保障下，个人和企业亦会减少对失败的顾虑。在大时代的冲击下，勇于创新和冒险更是社会成功的不二法门。

房育辉教授
港大经管学院教授（管理及商业策略、经济学）

李晋教授
港大经管学院教授（管理及商业策略、经济学）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新冠肺炎变种病毒的威胁与日俱增，医疗保健和生物科技业有何应对办法，自然备受全球关注。生物科技的发展有助解决现存问题， 例如传染病疫苗、老龄化社会以至气候变化，对人类社会贡献极大；但研发过程漫长，技术风险高，尤其需要长期投资和雄厚资本，以及上市前后的持续融资。

生态日趋成熟

香港生物科技企业为数逾250家，是全球生物科技公司首次公开招股（IPO）的热门地点，世界排名第二，仅次美国。特区政府在《2018-19年度财政预算案》中，已将生物科技定位为创新科技一大重点。

环顾世界各地，生物科技公司的集资活动都在加速增长，集资渠道包括创业投资、收购、合伙经营和IPO。据顾问公司麦肯锡分析【注1】 ，2020年全球生物科技业共筹集366亿美元创业投资资金，较2019年增长45%；在公开市场则筹得343亿美元，较2019年增幅高达186%。

美国方面，根据摩根大通的研究【注2】 ，2020年，医疗及生命科学公司的投资额都创历史新高，达成729宗创投融资，较2019年上升49%；而2021年的创投融资总额超过1亿美元。

广开集资绿灯

2018年4月 ，香港交易所（港交所）在《上市规则》中引进了第18A章，涵盖尚未有盈利的生物科技公司的上市。自推出以来，医疗健康业生态圈逐渐成形，目前已上市的18A公司包括生物制药和医疗器械，预计将扩展至新兴生物科技子行业。截至2021年6月底，共有67家医疗健康公司在本港上市，融资总额达2090亿港元，其中33家为未有盈利的18A生物科技公司，共募集870亿港元资金【图1】。

*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 资料来源：香港交易所

2020年8月，恒生综合行业指数（HSCI）允许根据第18A章上市的合资格医疗健康公司纳入其中；同年11月，南向「港股通」亦允许此类公司纳入其中。从【图2】可见，恒生生物科技指数的表现，优于医疗保健、必需性消费、金融，以及资讯科技等各大行业指数。

资料来源: 雅虎财经 （截至 2021 年 12 月 5 日）

生物科技指数在2020年和2021年的增幅分别为53%及24%，而同期恒生指数变化分别为+3%–10%。

慎防急于求成

疫情期间，生物科技公司的融资趋势反而向上，18A公司更录得超额认购，2021年已有17家18A公司成功上市。

如【表】所示，截至12月3日收市为止，这类公司只有13家股价高于发行价，跌破发行价的则有27家，比例超过半数。跌幅最大的是歌礼制药，从发行价14港元到12月3日收市价3.13港元，跌幅高达78%；至于康希诺生物股价则比发行价大涨近600%。这类18A生物科技公司的投资风险由此可见一斑。

资料来源: Aastocks（截至 2021 年 12 月 3 日）

18A新规则将上市制度带入新时代，有助部分公司加强研发，巩固发展基础；但亦有公司借上市追求超级估值，以博宣传，形成良莠不齐现象，跌穿发行价的公司也就屡见不鲜。

生物科技业面对四大挑战。第一，研发需时，投资不稳定性及风险都偏高。第二，企业须不断创新，确保在相关领域前沿占一席位。第三，企业须不断学习，并汲取其他科学领域的新发展成果，以丰富本身的知识库。第四，确保知识产权受法律保障，并追上科技进步。此外，有赖大学、金融市场、政府政策、监管机构多方面配合，缺一不可。

业界丰收可期

中国内地人口老化一直是医疗业发展的一大动力。根据国家统计局，内地60岁或以上人口达2.64亿，占总人口18.7%，而世界卫生组织估计，中国老年人口在2040年将达4.02亿。按2021年3月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国家「十四五」规划，内地将推动生物科技发展，尤其是生物医药及生物材料。相关投资活动明显加快，科创板自2019年推出以来，已有66家生物医药企业在此上市。 2020年，医疗及生命科学业在科创板的新上市数目及募集资金总额名列第三，占同年A股市场募集资金的13%。

香港拥有深厚的生物科技科研基础，透过日趋完善的生态系统，提供充沛的流动性，协助国内公司走向国际，亦吸引海外公司打进内地市场。 2021年11月，特区政府与贸易发展局（贸发局）以「强韧迎变 共塑可持续未来」为题，举办首届亚洲医疗健康高峰论坛。贸发局主席林建岳表示，香港的生命健康科技创新研发日益蓬勃，结合大湾区的庞大市场及生产优势，是理想的医疗科研、临床、投融、商业化的一站式平台。笔者建议，本地大学应各展所长，参与多项前瞻性的生物医学研究。

本港具有健全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和融资渠道，足以进一步发展医疗及生物科技业的综合生态系统，以培育本地初创企业，吸引海外人才一展抱负。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布的2021年全球创新指数，香港在上榜的132个经济体中位列14，在创意成品方面更为世界之冠，在市场成熟程度排名第三。至于在创新集群一环，香港─深圳─广州亦仅在东京─横滨之后高踞第二位。

在《2021年施政报告》中，特首林郑月娥拟定在港深创新及科技园内设立「生命健康创新科研中心」，集合20多所与健康相关的实验室，推动特区发展成为国际级的医疗、生物科技及医学研究中心。香港不但是医疗公司及未有盈利的生物科技公司的上市选点，亦能向这类公司提供与本地及国际不同类别的投资者连接的机会。再者，成熟的医疗系统及稳健的通讯基建，也是香港成为医疗及生物科技初创企业发展基地的有利条件。

参考文献：

《香港交易所与生物科技期刊》1–6期，香港交易所，2019-2021年

《推动生物科技及医疗行业进一步发展：善用香港金融基建》，香港金融发展局，2021年11月

【注1】：麦肯锡，《生物科技前景如何：另一波浪潮还是低潮？ 》，2021年4月

【注2】：摩根大通，《2021年生命科学展望：初创企业融资不断变化》，2021年

谢国生 港大经管学院金融学首席讲师、新界乡议局当然执行委员

章颖芝 香港大学附属学院讲师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新冠肺炎变种病毒的威胁与日俱增，医疗保健和生物科技业有何应对办法，自然备受全球关注。生物科技的发展有助解决现存问题， 例如传染病疫苗、老龄化社会以至气候变化，对人类社会贡献极大；但研发过程漫长，技术风险高，尤其需要长期投资和雄厚资本，以及上市前后的持续融资。

生态日趋成熟

香港生物科技企业为数逾250家，是全球生物科技公司首次公开招股（IPO）的热门地点，世界排名第二，仅次美国。特区政府在《2018-19年度财政预算案》中，已将生物科技定位为创新科技一大重点。

环顾世界各地，生物科技公司的集资活动都在加速增长，集资渠道包括创业投资、收购、合伙经营和IPO。据顾问公司麦肯锡分析【注1】 ，2020年全球生物科技业共筹集366亿美元创业投资资金，较2019年增长45%；在公开市场则筹得343亿美元，较2019年增幅高达186%。

美国方面，根据摩根大通的研究【注2】 ，2020年，医疗及生命科学公司的投资额都创历史新高，达成729宗创投融资，较2019年上升49%；而2021年的创投融资总额超过1亿美元。

广开集资绿灯

2018年4月 ，香港交易所（港交所）在《上市规则》中引进了第18A章，涵盖尚未有盈利的生物科技公司的上市。自推出以来，医疗健康业生态圈逐渐成形，目前已上市的18A公司包括生物制药和医疗器械，预计将扩展至新兴生物科技子行业。截至2021年6月底，共有67家医疗健康公司在本港上市，融资总额达2090亿港元，其中33家为未有盈利的18A生物科技公司，共募集870亿港元资金【图1】。

*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 资料来源：香港交易所

2020年8月，恒生综合行业指数（HSCI）允许根据第18A章上市的合资格医疗健康公司纳入其中；同年11月，南向「港股通」亦允许此类公司纳入其中。从【图2】可见，恒生生物科技指数的表现，优于医疗保健、必需性消费、金融，以及资讯科技等各大行业指数。

资料来源: 雅虎财经 （截至 2021 年 12 月 5 日）

生物科技指数在2020年和2021年的增幅分别为53%及24%，而同期恒生指数变化分别为+3%–10%。

慎防急于求成

疫情期间，生物科技公司的融资趋势反而向上，18A公司更录得超额认购，2021年已有17家18A公司成功上市。

如【表】所示，截至12月3日收市为止，这类公司只有13家股价高于发行价，跌破发行价的则有27家，比例超过半数。跌幅最大的是歌礼制药，从发行价14港元到12月3日收市价3.13港元，跌幅高达78%；至于康希诺生物股价则比发行价大涨近600%。这类18A生物科技公司的投资风险由此可见一斑。

资料来源: Aastocks（截至 2021 年 12 月 3 日）

18A新规则将上市制度带入新时代，有助部分公司加强研发，巩固发展基础；但亦有公司借上市追求超级估值，以博宣传，形成良莠不齐现象，跌穿发行价的公司也就屡见不鲜。

生物科技业面对四大挑战。第一，研发需时，投资不稳定性及风险都偏高。第二，企业须不断创新，确保在相关领域前沿占一席位。第三，企业须不断学习，并汲取其他科学领域的新发展成果，以丰富本身的知识库。第四，确保知识产权受法律保障，并追上科技进步。此外，有赖大学、金融市场、政府政策、监管机构多方面配合，缺一不可。

业界丰收可期

中国内地人口老化一直是医疗业发展的一大动力。根据国家统计局，内地60岁或以上人口达2.64亿，占总人口18.7%，而世界卫生组织估计，中国老年人口在2040年将达4.02亿。按2021年3月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国家「十四五」规划，内地将推动生物科技发展，尤其是生物医药及生物材料。相关投资活动明显加快，科创板自2019年推出以来，已有66家生物医药企业在此上市。 2020年，医疗及生命科学业在科创板的新上市数目及募集资金总额名列第三，占同年A股市场募集资金的13%。

香港拥有深厚的生物科技科研基础，透过日趋完善的生态系统，提供充沛的流动性，协助国内公司走向国际，亦吸引海外公司打进内地市场。 2021年11月，特区政府与贸易发展局（贸发局）以「强韧迎变 共塑可持续未来」为题，举办首届亚洲医疗健康高峰论坛。贸发局主席林建岳表示，香港的生命健康科技创新研发日益蓬勃，结合大湾区的庞大市场及生产优势，是理想的医疗科研、临床、投融、商业化的一站式平台。笔者建议，本地大学应各展所长，参与多项前瞻性的生物医学研究。

本港具有健全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和融资渠道，足以进一步发展医疗及生物科技业的综合生态系统，以培育本地初创企业，吸引海外人才一展抱负。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布的2021年全球创新指数，香港在上榜的132个经济体中位列14，在创意成品方面更为世界之冠，在市场成熟程度排名第三。至于在创新集群一环，香港─深圳─广州亦仅在东京─横滨之后高踞第二位。

在《2021年施政报告》中，特首林郑月娥拟定在港深创新及科技园内设立「生命健康创新科研中心」，集合20多所与健康相关的实验室，推动特区发展成为国际级的医疗、生物科技及医学研究中心。香港不但是医疗公司及未有盈利的生物科技公司的上市选点，亦能向这类公司提供与本地及国际不同类别的投资者连接的机会。再者，成熟的医疗系统及稳健的通讯基建，也是香港成为医疗及生物科技初创企业发展基地的有利条件。

参考文献：

《香港交易所与生物科技期刊》1–6期，香港交易所，2019-2021年

《推动生物科技及医疗行业进一步发展：善用香港金融基建》，香港金融发展局，2021年11月

【注1】：麦肯锡，《生物科技前景如何：另一波浪潮还是低潮？ 》，2021年4月

【注2】：摩根大通，《2021年生命科学展望：初创企业融资不断变化》，2021年

谢国生 港大经管学院金融学首席讲师、新界乡议局当然执行委员

章颖芝 香港大学附属学院讲师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网上流传这样一条选择题：「疫情过后，谁在主导你公司业务的数码转型？」答案并非行政总裁或技术总监，而是2019冠状病毒。这个答案虽听上去颇具玩笑意味，但却甚具现实意义。顾问公司麦肯锡（McKinsey & Company）对899位高管进行了调研，受访者中绝大部分表示新冠肺炎疫情是促使其公司业务数码化的催化剂，而数码化进程也较之前的预期更快速。公共卫生危机尚未爆发之际，受访者公司普遍以为「需超过一年时间才有望实现远程工作」，但实际上疫情后这些公司「平均只需11天就能制定可行方案」。

时代冲击

回顾2019和2020年，在商业策略变化、消费行为扰动以及商业模式升级等方面，2019冠状病毒病堪称首要因素。事实上，踏入本世纪以来，扰动已经成为常态。黑莓（BlackBerry）和诺基亚（Nokia）等一度被视为无可替代的业界翘楚，均在与新进公司的竞争中失势。雅虎（Yahoo）和通用电气（GE）等虽仍有立足之地，但地位也已大不如前。

新旧更迭正在全面加速──如以一款产品/技术的用户数量突破5000万作为衡量进度的指标，航空公司用了64年、信用卡用了26年，互联网和微信分别只用了7年和1年，而宠物小精灵GO（Pokemon GO）只用了19天。

然而，企业的寿命并没有因为其增长加速而得以延长。据顾问公司Innosight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标准普尔500指数中公司的平均寿命仅约20年，反观在1965年首度进行有关统计之际，公司平均寿命则超过30年。企业平均寿命缩短到底原因何在？

移动互联网的范式转移

解释之一是如今的营商环境更为瞬息万变、充满不确定性、错综复杂且边界模糊，有更多的因子可以促成企业的成败，而这些因子正加速变化。若以常用的策略工具PESTEL（涵盖政治、经济、社会、科技、环境、法律层面）分析营商环境，整个社会在方方面面中斗争巨变：从去全球化到通货膨胀、从人口老化到数码化，从全球暖化到反垄断法等范畴。当下世界充满着黑天鹅与灰犀牛。

观乎各种变化，若论对世人生活影响最明显深远者，笔者认为首推智能手机。智能手机大行其道，个人掌握资讯的方法随之彻底改变。现时美国人每天平均花上五六个小时使用手机，中国人略多一些，年轻人所花时间想必更长。虽然令人担心玩手机或会成瘾，不过智能手机也带来莫大方便，让大众随时随地取得所需资讯。时至今日，除了电子书和网约车程式以外，一些餐厅甚至取消了菜单，因为它们默认顾客会有手机。智能手机，从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人们身体的一部分。

随着智能手机日趋普及，其收集的客户资料也不断增多，有利于向合适对象传送广告，甚或厘定适当贷款息率。资讯类别加上日益精良的算法，更足以推动数码革命，令全球产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正因为供求两方面同时转变，套用库恩（Thomas Kuhn）的说法，世人正经历一次范式转移。

源自优化顾客服务的颠覆

种种范式转移意味着各项创新会随之而来，对现有业务造成冲击。成功的企业领袖能洞烛冲击趋势，强调变革之需；一般公司领导却往往未能掌握先机。壳牌（Royal Dutch Shell）行政总裁范伯登（Ben van Beurden）早在2018年表示：「当前的挑战在于大家再也无法掌握未来去向。」这大概也是当前各行各业的处境。

即使未来难以预测，颠覆来自何方亦无法得知，然而企业应着眼于改善顾客服务，这点倒是清楚不过。在其著作Unlocking the Customer Value Chain: How Decoupling Drives Consumer Disruption中，哈佛大学商学院前教授Thales Teixeira表示：「Airbnb并未对四季酒店集团业务造成颠覆。颠覆其实来自顾客；为求满足其渐变之需，顾客于是改变自身行为。」简而言之，着眼点应在顾客。顾客价值链中的活动，仅有一部分具有价值，其余部分反而有损价值。

聚焦有利创造价值的活动并非新概念。难处在于新的商业模式有时要对这类增值活动加以改变，由此引起的疑虑和抗拒心态，往往甚为普遍。2019冠状病毒病爆发，对作出改变反而有利。以学界为例，大学经常邀请海外学者亲临发表其研究成果，虽然讲者长途跋涉，难免费时失事，但主办单位和演讲嘉宾始终认为，当面交流不可或缺。由于疫情蔓延全球，视像会议既已习以为常，今后大概仍将继续采用。

要业务蒸蒸日上，关键在于真正了解顾客，并须检视公司擅长提供何种足以创造价值的活动。在某程度上，这是价值链上的蓝海策略。企业通过消除、减少、提升现有因素或创造新因素，重新设计产品，从而以最有效的方式满足不一样的顾客需要。但蓝海策略无形中假设价值链中各项主要活动已共冶一炉，在后疫情世界，还须特别留意如何重组价值链，务求让更多顾客满意。

时代冲击下的三大策略程序

更实际的问题是，企业如何组织架构，实施以顾客为中心的策略。理想中的策略程序为：第一，企业能收集和传送快而准的资讯。其次，所获资讯得以妥为核实，并制定良策。最后，计策得以有效实行。但实际上，策略程序可能大错特错，尤以大机构为然。

有关关键决策者为何未能取得适当资讯，思科（Cisco）前行政总裁钱伯斯（John Chambers）曾经写道，他在IBM任职期间，指出公司所制微型电脑不易使用，既不受顾客欢迎，亦有损公司声誉。可惜副总裁竟回覆说，公司对此宁愿充耳不闻，皆因他本人所得花红系于产品销路，所以钱伯斯应加倍努力促销。

上述现象在大企业中是家常便饭，但它对面临数码潮流冲击的企业往往是致命的。如何避免新资讯在沟通过程中遗失？办法之一是确保直接沟通途径，管理高层应花时间聆听年轻雇员心声，并确保沟通途径畅通无阻。另一方法是在管理上尽量避免叠床架屋，以免拖慢处事速率。企业应考虑运用科技处理常规式任务，减轻中层管理人员的负担。最后，还应加快回应效率；在不致引起无法弥补损失的情况下，将决策权下放。

第二，面临冲击之际，无疑难以评估形势及制定良策，就像著名的「鸭兔错觉」图像，亦鸭亦兔，扑朔迷离。一家公司业务的未来发展方向，说不定亦会出现如此错觉，到底是「鸭」还是「兔」，也许取决于哪个影像较为深入人心。

洞悉世情本质上是一种不完全又难掌握的艺术。企业有何妙法评估形势？可行建议之一是强调「第一原则」，以理论为着眼点。虽然要取得成功，故伎重施似乎较为稳妥，但在波谲云诡的环境中或会适得其反。建议之二，就是在资源充足的情况下多管齐下，然后择优而从之。此外，还应脚踏实地，顺应形势。理论固然适宜精简，实践起来更应灵活，知所变通。

第三，在变幻莫测的时代，要有效执行更谈何容易，因为多变带来各式各样挑战，权衡利害殊非易事。有意应对而又能从中获益者，或会因为变化带来的不确定性而裹足不前，因此宁取保守方案。至于可能在变化中受损者，更会因此抗拒改变，而以不确定性为借口，坚称变革并非良方。

显而易见的一个可行方案，是奖励创新者 ，无论成败。如此一来，改变意愿较高者就会获得较大鼓舞。当改变正在进行，可透过轮替方式作出改变，借此减轻拒变者的不满和疑变者的顾虑。至于全无改变诱因者，则不妨以重组公司架构方式，缓和其对改变的消极情绪。

政府的角色

如何应对疫情后的挑战，不仅是企业的问题，也是全社会的问题。一个国家和地区能否抓住疫情后的机遇，与其所在地的政府有莫大的关系。一般而言，政府需要在三个方面作出更积极的应对：基础设施、规则制定、社会保障。

政府投资基础设施是因为它们产生正面界外效应（亦即具正面溢出效应）。以往的例子包括公共教育、医院、运输。在数码时代，若能由政府提供较佳基础设施，以便互联网服务更为快捷、稳定，这样会降低企业向数字化转型的成本，也方便让企业实施员工在家办公等创新聘用安排。

不可不察的是，政府的直接投资活动往往受低效所累。政府的一大角色可说是制定各种规例，以便整体经济适应变化。换言之，有关规则必须有利于适应环境转变。改变规则容或出错，但政府不能因噎废食，其大原则理应在于先行制定便利初创企业和创新科技的规则；其次则在建立程序，以便对新资讯作出快速回应。毋庸置疑，改变规则的相关程序须具透明度，并取信于公众。

最后，在瞬息万变的时代，失败者定必较平时为多。今时今日，数代同堂的大家庭已日渐式微，足以提供有效社会安全网的重新分配政策尤显重要。这种政策的受惠者并不仅仅限于冲击中的受损者；在社会安全网的有力保障下，个人和企业亦会减少对失败的顾虑。在大时代的冲击下，勇于创新和冒险更是社会成功的不二法门。

房育辉教授
港大经管学院教授（管理及商业策略、经济学）

李晋教授
港大经管学院教授（管理及商业策略、经济学）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迄今为止，2019冠状病毒病（COVID-19）的疫情还远未结束。尽管病毒仍在世界各地肆虐，香港仍需依赖严格的旅游限制和检疫措施来阻止病毒变种的流入，但我们建议政府，应提早研究后疫情时代的新常态，并根据研究制定相关政策，从而让本港经济得益。

不少国家已有类似的计划，例如新加坡成立了一个后疫情经济复苏工作组。该工作组由国家发展部长李智升（Desmond Lee）和PSA国际集团首席执行官Tan Chong Meng担任主席，带领来自公私营部门的21名成员为疫情后的经济复苏提出建议。其中包括反对逆全球化和保护主义，并特别强调新加坡须保持对全球人才和技能开放的态度。

疫后复苏 人才争夺战

全球经济正转型为以知识和创新为主导，各个国家对具备合适技能和创造力的人才需求日益俱增，因此世界各地对人才的抢夺正在加剧。立法会秘书处资料研究组于2019/2020年第二期的研究简报中指出，香港的人才引进计划成效并不理想。报告提及，香港的高生活成本削弱了其所支付的高薪的竞争力：若将不同地区的薪酬按汇率转换成美元来进行对比，香港高级专业人士的年薪在国际上并不特别有吸引力；若以所在地区的生活成本为参考，香港的薪酬甚至比内地和新加坡同行低。另一个阻碍人才来港的原因是，香港在各项全球宜居性调查中总体得分不高。其他因素包括环境质素、生活质素以及外籍人士配偶和子女能获得的支援。因此我们建议香港政府提出政策以增加房屋供应，从而控制楼价和租金。这不仅有助吸引更多专业人士来港，为香港经济作出贡献，亦有助降低在港营运公司的薪酬成本。

疫情也改变了市民的工作方式。例如，愈来愈多公司允许员工远程工作（例如在家工作），这意味着企业在香港招聘时亦要把那些不愿搬迁至香港的外地求职者考虑在内。因此，我们不难想像，港企需要和其他地区的对手（例如新加坡）争夺这一类人才。远程工作的普及将改变城市争夺人才的方式。

在新常态下，政府必须制定具体政策吸引人才来港工作，因为以这种模式工作在某些行业很常见。政府也须决定应否吸纳大量选择居住海外的人才为香港公司工作。

目的导向监管策略

过去十年，日新月异的技术已深刻改变我们的生活：以机器学习（machine learning）为代表的人工智能的长足进步，加强了公司了解并满足客户需求的能力。金融科技（FinTech）也颠覆了消费、传统银行业务、借贷和投资的运作方式。多年前政府出于善意而写下的监管规则，到今时今日可能已成为绊脚石。因此，监管方式需要与时俱进。学院最近于《2021年香港经济政策绿皮书》中，就强调了在瞬息万变的时代，制定以目的为导向（Fit-for-purpose）的监管法规的重要性。

据《南华早报》2019年3月21日的报道，2018年有关香港的士司机的投诉达到新高，超过11000宗，相较过去十五年多了超过一倍。我们认为，引入竞争可对的士司机施加压力，是提高服务质素的有效途径。尽管香港人口在过去26年增长了23.5%，但自1994年以来，香港政府并没有颁发任何新的的士牌照，这意味着的士司机不需要改善服务质素，也能继续接载乘客。若优步（Uber）等交通网络公司（transportation network company）平台能进入市场，的士便需要面临来自私家车的竞争。即使消费者委员会提出，「为了降低进入壁垒并促进创新，建议减少对网上叫车服务的规范要求。」但时至今日，私家车司机在香港提供收费服务仍属违法。

为了增加的士与网上叫车服务之间的竞争，我们在政策绿皮书中提出的一项建议是，政府应出售经营交通网络公司的特殊牌照，持有这类牌照的公司能合法地提供私家车乘车服务。为减轻它们与的士之间的冲突，政府可以限制每个公司旗下车辆的数目，每日乘车次数，或只允许旗下车辆于特定时间载客。销售这些牌照的部分或全部收入可以转给现有的士牌的持有者，以减轻这些公司对现有持牌人造成的损失。因此，网络叫车服务所遇到的来自的士持牌人的阻力就会减少。如果交通网络公司能为乘客和司机创造可观的价值，那么它们应在支付给予的士持牌人的补偿后，依然保持盈利。笔者亦留意到近期，交通网络行业出现了一些新的进展：2021年8月20日，优步宣布收购香港的士应用程式，收购后优步同时为的士和私家车司机提供服务。

我们坚信交通网络公司、的士行业相关人士和消费者之间存在三赢。因此我们建议政府应尽快制定政策把交通网络公司合法化及加以规管，而不是将此事无限期地搁置。我们意识到下一个颠覆性的技术或商业模式的出现只是时间问题，政府应该在其出现之前，在监管方式上做出变革。例如，近年来，愈来愈多患者使用远程会诊或在线医疗谘询。尽管患者并非与医护人员共处一室，但其体验可能未必逊于当面会诊。鉴于香港医生短缺，愈来愈多患者可能会从香港以外的地区获取远程会诊服务。因此，对于海外医生通过互联网向香港居民提供谘询甚至开药方是否合法的问题，政府应尽早研究并采取行动。

我们会在后续文章继续探讨后疫情时代与经济复苏有关的话题，并根据我们的见解提出其他政策。我们希望我们的政策建议有助于提升香港的竞争力，使本港经济在疫情后强劲复苏。

参考：

Commonwealth Enterprise & Investment Council, “Singapore’s post-COVID-19 recovery plan and Commonwealth,” 24 May 2021

HKU Business School, Hong Kong Economic Policy Green Paper 2021

Mayur Shetty, “Solve. Care partners HealthLink to bring cross-border telemedicine to India,” The Times of India, 17 Sep 2021

Research Office, Legislative Council Secretariat, “Research Brief Issue No. 2 2019 – 2020”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Complaints against Hong Kong’s taxi drivers hit record 11,000 in 2018 with bad driving, longer routes and overcharging among gripes,” 21 Mar 2019

房育辉教授

港大经管学院教授（管理及商业策略、经济学）

李晋教授

港大经管学院教授（管理及商业策略、经济学）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一年十二月十五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政府如何干预经济是经济学中一个重要的课题。教科书给出简单的答案：只有在市场失灵或社会财富分配极端不均的情况下，政府才需要介入经济运作。反观现实，恐怕没有哪个政府如此「无甚作为」。即便是在信奉自由经济的香港，政府的作用也远不限于解决市场失灵或财富分配的问题。当下社会有一种声音，希望政府能更积极地制定经济政策，促进持续发展。

有为无为之辩

特区政府应该奉行无为而治还是积极干预的经济政策？笔者在所任教的工商管理学硕士课程的课堂提出这个问题，让来自各行各业的学生各抒己见。一番热烈讨论后，少数学生坚持认为，政府现在已经过度干预经济活动。政府应该更加「无为」，才能让本港保持国际认可的自由经济地位；一部分学生针锋相对，指出政府应该更加积极大胆地作出干预，制定鲜明的产业政策，促进与内地的经济融合。

大多数学生则认为，政府在经济政策上无功无过，保持现状才是稳妥之道。他们并非认为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无可挑剔，而是觉得恰如其分的经济干预异常困难。没把握的有为而治，还不如低风险的无为而治。

利益左右政策

适度的经济干预为什么那么困难呢？原因之一是公共政策深受利益集团的影响。1971年，芝加哥学派的顶梁柱斯蒂格勒（George Stigler）发表一篇题为〈经济管制的理论〉的论文 【注1】 ，宣称「作为一个普遍规则，政府管制是企业努力争取的结果，其设计和操作皆服务于实业界的利益。」在此之前，经济学界普遍认为，管制的核心是政府以有形之手纠正市场失灵，从而促进良性竞争，保障大众利益。这位1982年诺贝尔经济学得奖人却痛陈管制的本质是政府与实业之间的利益交换，其结果是经济机会不均以及大众利益受损。

不难想像，此文引起轩然大波：喜之者认为作者扒下了政府管制的丑陋面目，不愧是捍卫自由经济的斗士；恶之者则认为作者以偏概全，小题大做，逞妙笔生花之能，作哗众取宠之事。

毁誉之间，斯蒂格勒这篇力作成为产业经济学过去50年间最有影响力的论文之一；其现实意义也毋庸置疑。美国的产业规管和商贸政策处处留下大企业在背后操纵的痕迹，而华盛顿的政治游说已经产业化，规模日渐庞大。不久前，在论文发表50周年之际，芝加哥大学布思商学院特别举办一个研讨会，探讨美国的产业规管之路。尽管不少与会者认为论文有言过其实之嫌，但担忧以大企业为代表的利益集团对产业政策产生不良影响却是共识。

当下，如何管制以互联网公司为代表的高科技产业，是全世界诸多国家和地区所面对的难题。自去年以来，北京政府对以互联网和资讯科技为依托的各类企业频频出手，管制招数层出不穷，引发市场震荡。互联网巨头对社会影响深远，诚然到了非管不可的地步，而且内地政府的管制手段也不太可能是某些企业游说的结果。

主义凌驾问题

不可不察的是，每项管制政策都会带来新一轮的利益分配，甚至强化某个集团的利益，反过来牵制政策的执行，并且可能改变政策的方向。这是斯蒂格勒论文的言外之意，政策制定者对此必须有所警觉。

左右经济政策的另一大力量是意识形态。近几年笔者跟美国的朋友谈起经济政治问题，听到最多的忧虑就是，美国经济政策的制定不只是为了解决具体问题，而是服从于某种主义。结果政策非左即右，以致常常自相矛盾。政策失去中立性，最终受损的是公众利益和政府的公信力。去年美国总统大选出现的种种冲突，便是主义凌驾问题的一个缩影。意识形态的尖锐冲突导致经济政策举步维艰，相信经历了这几年社会动荡的香港人深有体会。

意识形态的对立一旦消除，经济良策是否就会自然出现？这却也不尽然。这个问题可以从组织经济学的角度探讨。有些企业领导者刻意表现得极为偏执，认定了一个方向，就踩上油门直路行走。这样有助于加强领导力，在企业风雨飘摇之时起到凝聚人心、方向明确的作用。但这种偏执战略会排除掉很多解决问题的方法，其弊端极为明显，特别是在企业需要寻找新增长点的时候。

在公共政策领域，意识形态具有强烈的排他性。一项政策一旦贴上某某主义的标签，就动弹不得。然而试验性的政策往往需要因地制宜的灵活性，所以强化主义必然会导致政策僵化；左摇右摆、相机而动则必然弱化主义。最好的办法就是像当年胡适所说：「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创意促发创新

政府要适度有为这么难，但却不能无所作为。好的政策从哪里来呢？并非所有经济学家对政府干预经济都持悲观态度。哈佛大学教授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便是倡导有为政府的代表人物。2014年，他发表了一篇题为〈当主意凌驾利益：偏好、世界观以及政策创新〉的论文 【注2】 批评经济学家长期对政策的理解过于狭隘，以致限制了政府的有为空间。在这位著名经济学家看来，政策也是一种生产技术，对经济增长有直接影响，并特别强调政策创新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他认为跟科技创新不断放宽企业的技术约束一样，良策有利于放宽政治对经济的约束，从而释放经济活力。他指出，好的政策创意来自政府官员的企业家精神、实践中的经验积累、应变危机的需要、政策突变以及参照其他政府的做法。

尽管这一套理论源自拉丁美洲和非洲国家的发展进程，罗德里克的观点在内地颇受认可。中国改革开放几十年间，从最初开放市场，到企业产权改革，再到出口贸易融合外资以及现在的科技创新，全都离不开地方政府的政策创新。相比之下，自由经济体面临的政治约束比较少，地方政府也就缺乏政策创新的动力。

香港经济目前要融入粤港澳大湾区，难免面对经济体制的诸多掣肘。特区政府在经济中的一大作用，便是通过政策创新为企业解决问题，推动经济发展。比如10月公布的《施政报告》提出建设北部都会区，其成败的关键在于能否融汇整合本港与内地的资源。这不仅需要特区政府积极与内地政府互动，更有赖特区领导班子有胆有识地推动政策创新。

【注1】： George Stigler, “The Theory of Economic Regulation”, The Bell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cience, Vol. 2, No. 1 (Spring, 1971): pp. 3-21.

【注2】： Dani Rodrik, “When Ideas Trump Interests: Preferences, Worldviews, and Policy Innovations”,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Vol. 28, No.1 (Winter, 2014): pp. 189-208.

吴延晖博士
港大经管学院副教授（经济学、管理及商业策略）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一年十二月八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政府如何干预经济是经济学中一个重要的课题。教科书给出简单的答案：只有在市场失灵或社会财富分配极端不均的情况下，政府才需要介入经济运作。反观现实，恐怕没有哪个政府如此「无甚作为」。即便是在信奉自由经济的香港，政府的作用也远不限于解决市场失灵或财富分配的问题。当下社会有一种声音，希望政府能更积极地制定经济政策，促进持续发展。

有为无为之辩

特区政府应该奉行无为而治还是积极干预的经济政策？笔者在所任教的工商管理学硕士课程的课堂提出这个问题，让来自各行各业的学生各抒己见。一番热烈讨论后，少数学生坚持认为，政府现在已经过度干预经济活动。政府应该更加「无为」，才能让本港保持国际认可的自由经济地位；一部分学生针锋相对，指出政府应该更加积极大胆地作出干预，制定鲜明的产业政策，促进与内地的经济融合。

大多数学生则认为，政府在经济政策上无功无过，保持现状才是稳妥之道。他们并非认为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无可挑剔，而是觉得恰如其分的经济干预异常困难。没把握的有为而治，还不如低风险的无为而治。

利益左右政策

适度的经济干预为什么那么困难呢？原因之一是公共政策深受利益集团的影响。1971年，芝加哥学派的顶梁柱斯蒂格勒（George Stigler）发表一篇题为〈经济管制的理论〉的论文 【注1】 ，宣称「作为一个普遍规则，政府管制是企业努力争取的结果，其设计和操作皆服务于实业界的利益。」在此之前，经济学界普遍认为，管制的核心是政府以有形之手纠正市场失灵，从而促进良性竞争，保障大众利益。这位1982年诺贝尔经济学得奖人却痛陈管制的本质是政府与实业之间的利益交换，其结果是经济机会不均以及大众利益受损。

不难想像，此文引起轩然大波：喜之者认为作者扒下了政府管制的丑陋面目，不愧是捍卫自由经济的斗士；恶之者则认为作者以偏概全，小题大做，逞妙笔生花之能，作哗众取宠之事。

毁誉之间，斯蒂格勒这篇力作成为产业经济学过去50年间最有影响力的论文之一；其现实意义也毋庸置疑。美国的产业规管和商贸政策处处留下大企业在背后操纵的痕迹，而华盛顿的政治游说已经产业化，规模日渐庞大。不久前，在论文发表50周年之际，芝加哥大学布思商学院特别举办一个研讨会，探讨美国的产业规管之路。尽管不少与会者认为论文有言过其实之嫌，但担忧以大企业为代表的利益集团对产业政策产生不良影响却是共识。

当下，如何管制以互联网公司为代表的高科技产业，是全世界诸多国家和地区所面对的难题。自去年以来，北京政府对以互联网和资讯科技为依托的各类企业频频出手，管制招数层出不穷，引发市场震荡。互联网巨头对社会影响深远，诚然到了非管不可的地步，而且内地政府的管制手段也不太可能是某些企业游说的结果。

主义凌驾问题

不可不察的是，每项管制政策都会带来新一轮的利益分配，甚至强化某个集团的利益，反过来牵制政策的执行，并且可能改变政策的方向。这是斯蒂格勒论文的言外之意，政策制定者对此必须有所警觉。

左右经济政策的另一大力量是意识形态。近几年笔者跟美国的朋友谈起经济政治问题，听到最多的忧虑就是，美国经济政策的制定不只是为了解决具体问题，而是服从于某种主义。结果政策非左即右，以致常常自相矛盾。政策失去中立性，最终受损的是公众利益和政府的公信力。去年美国总统大选出现的种种冲突，便是主义凌驾问题的一个缩影。意识形态的尖锐冲突导致经济政策举步维艰，相信经历了这几年社会动荡的香港人深有体会。

意识形态的对立一旦消除，经济良策是否就会自然出现？这却也不尽然。这个问题可以从组织经济学的角度探讨。有些企业领导者刻意表现得极为偏执，认定了一个方向，就踩上油门直路行走。这样有助于加强领导力，在企业风雨飘摇之时起到凝聚人心、方向明确的作用。但这种偏执战略会排除掉很多解决问题的方法，其弊端极为明显，特别是在企业需要寻找新增长点的时候。

在公共政策领域，意识形态具有强烈的排他性。一项政策一旦贴上某某主义的标签，就动弹不得。然而试验性的政策往往需要因地制宜的灵活性，所以强化主义必然会导致政策僵化；左摇右摆、相机而动则必然弱化主义。最好的办法就是像当年胡适所说：「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创意促发创新

政府要适度有为这么难，但却不能无所作为。好的政策从哪里来呢？并非所有经济学家对政府干预经济都持悲观态度。哈佛大学教授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便是倡导有为政府的代表人物。2014年，他发表了一篇题为〈当主意凌驾利益：偏好、世界观以及政策创新〉的论文 【注2】 批评经济学家长期对政策的理解过于狭隘，以致限制了政府的有为空间。在这位著名经济学家看来，政策也是一种生产技术，对经济增长有直接影响，并特别强调政策创新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他认为跟科技创新不断放宽企业的技术约束一样，良策有利于放宽政治对经济的约束，从而释放经济活力。他指出，好的政策创意来自政府官员的企业家精神、实践中的经验积累、应变危机的需要、政策突变以及参照其他政府的做法。

尽管这一套理论源自拉丁美洲和非洲国家的发展进程，罗德里克的观点在内地颇受认可。中国改革开放几十年间，从最初开放市场，到企业产权改革，再到出口贸易融合外资以及现在的科技创新，全都离不开地方政府的政策创新。相比之下，自由经济体面临的政治约束比较少，地方政府也就缺乏政策创新的动力。

香港经济目前要融入粤港澳大湾区，难免面对经济体制的诸多掣肘。特区政府在经济中的一大作用，便是通过政策创新为企业解决问题，推动经济发展。比如10月公布的《施政报告》提出建设北部都会区，其成败的关键在于能否融汇整合本港与内地的资源。这不仅需要特区政府积极与内地政府互动，更有赖特区领导班子有胆有识地推动政策创新。

【注1】： George Stigler, “The Theory of Economic Regulation”, The Bell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cience, Vol. 2, No. 1 (Spring, 1971): pp. 3-21.

【注2】： Dani Rodrik, “When Ideas Trump Interests: Preferences, Worldviews, and Policy Innovations”,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Vol. 28, No.1 (Winter, 2014): pp. 189-208.

吴延晖博士
港大经管学院副教授（经济学、管理及商业策略）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一年十二月八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中国在2001年12月11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以下简称世贸）。也许西方舆论当时仍然聚焦在3个月前发生的911事件上，相对于随后全球政经局势因而产生的剧变，中国入世没有受到相应的关注。但回顾过去20年，中国入世对全球政经的影响不亚于911事件。这导致在今天的国际政治气氛下，一些西方评论已在怀疑当时让中国加入世贸是否一个错误的决定。

世贸的前身是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以下简称关贸）。二次大战后全球经济重建，贸易体系亦须重新构建，由英美两国主导，以1947年成立的关贸为平台。关贸的一个重要考虑，是要避免重蹈三十年代经济大萧条时各国采取贸易保护主义的覆辙，因此背后的主导思想是自由主义和多边主义。关贸好几个回合的贸易协议都有一定的成果，对战后经济复苏和推动全球贸易，起了重大的积极作用。

前身关贸 制衡苏联

贸易政策是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政策的一个环节。在冷战期间，关贸除了促进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外，还是西方国家对付当时苏联集团的一项武器。关贸在1966年至1973年间，先后接纳了南斯拉夫、波兰、罗马尼亚和匈牙利等东欧国家为会员。当时这些国家实施的并非自由主义市场经济，但由于经济规模不大，不怎样影响关贸的运作，却可以撬苏联的墙脚。

关贸在1995年被世贸取代，成为一个组织性更强的国际机构。但在推动全球贸易自由化方面则逐渐举步维艰。贸易是推动全球化的主要力量，但在经济活动日益全球化后，以前和外国无关的本地经济运作，也可能涉及甚至违反与外国的贸易协议，如有关环保、劳工、农业补贴和知识产权等政策。到了一定程度后，各国需要在开放贸易和维持政策主权之间取得平衡，不轻易接受贸易协议中影响国内决策的一些条文。同时，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和开放贸易的步伐不一致，难以同时接受较高要求的贸易规范。加上世贸的决策又需要全体164个会员同意才可通过，这些都导致世贸在本世纪促进贸易方面乏善可陈。

世贸的决策平台是大约每两年举行一次的部长级会议（Ministerial Conference）。由于上述原因，刚好20年前在卡塔尔启动的多哈回合，经过多年来的谈判仍没有什么主要成果，俨然胎死腹中。在目前全球经济和贸易低迷的情况下，舆论都关注原定昨天在瑞士日内瓦召开的第12届世贸部长级会议，但由于新冠疫情出现Omicron变种病毒，世贸总理事会在上周五宣布无限期押后会议。

中国是关贸在1947年成立时的缔约国之一，但随后因国内政权更替而暂停会籍，到1986年才争取恢复有关地位。但经过20次谈判，至1995年关贸被世贸取代时仍未成功，随后再经过18轮谈判才最终入世。中国要到1986年才开始争取复关，按当时的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在今年一个回顾入世20年的会议上表示，是之前的思想不够解放，认为关贸只是富有国家的俱乐部，中国加入与否并不是那么重要。

双轨制度 引发纠纷

众所周知，中国加入世贸后贸易额大增，促进了中国和全球经济和贸易的增长，也改变了全球贸易格局。上述世贸的多哈回合没有什么重要成果，全球贸易增长便主要来自中国和其他前计划经济的改革开放，而中国因其庞大的劳动力和购买力自然贡献最多。然而，作为一个庞大而高速发展的经济体，中国在加入世贸后自然引起不少贸易纠纷，特别是中国经济的双轨制，国家（the state）和市场同时支配着经济活动。

关贸和世贸都是英美主导，基于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全球贸易框架，之前接纳为会员的社会主义国家如波兰等都是小型经济体。西方国家接受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加入世贸，认为经济制度的差别不是什么一回事，一来是垂涎中国庞大的市场，二来是中国在1979至2000年改革开放后，经济和外贸愈趋市场化的表现。1992年邓小平南巡，进一步确定了对外开放的大门不会关上。中国也在九十年代积极参与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表现出国际大家庭中一个成员国应有的责任感。不过更重要的原因，可能是前苏联解体和计划经济失败，塑造了经济发展只有按照自由主义市场经济这一条可行道路的印象。历史既然终结，发展中经济体的前进方向便毋庸置疑，差别只是先后快慢而已。

然而，中国一直没有说过要走欧美自由经济体系的路。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在摸索中前进，没有预先规划的蓝图，过程中与「市场」这个概念纠缠不休、争议甚多。直至1992年中共十四大确立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自此以后，中国的经济制度一直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概念。

违规与否 争论甚多

由于经济体制的差别和经济体系的庞大，中国在入世后常被西方国家指为违反世贸协议，制造不公平贸易。今年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的一本有关书籍【注】 ，在这方面有一定的阐述。两位作者分别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和比利时布鲁塞尔自由大学的教授。按他们的分析，现在世贸的框架主要在关贸时期的各个回合构建，当时并没有考虑到像中国现时的经济体制，如世贸协议中并没有涉及国有企业的条款，因此没有清晰的制约措施。此外，中国入世的「加入协议」（Protocol of Accession），其中的条款主要是要求中国尽力而为，甚少有法律约束力的承诺，反映出当时外国对中国朝着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方向迈进的一厢情愿。基于这些原因，中国是否违反世贸协议、进行不公平贸易，自然争论甚多。

美国和中国是全球最庞大的贸易国，而美国对中国有长期和巨额的贸易逆差，贸易战和新冠肺炎亦没有改变这个情况。美国政客常以对中国的贸易赤字为理由，指控中国窃取了美国工人的饭碗来争取选票。贸易纠纷本来可由世贸的争端解决机制（Dispute Settlement Mechanism）来处理，但由于上文提及世贸协议中，有关中国经济体制的条文不多也不明确，美国认为这个机制对其不利，不单没有运用，反而刻意瘫痪世贸的「上诉机构」（Appellate Body） ，使世贸的仲裁功能停摆。

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在2016年已经反对一名韩国籍的上诉机构成员续任，特朗普上任后继续为难世贸。在正常情况下，上诉机构有7名成员，处理每一宗上诉案例需要至少3名成员。由于旧成员期满离任，新提名的成员又每次都被美国否决，到2019年12月，上诉机构只余下一人，只能停止运作。现任拜登政府口说继续对世贸及多边主义的承诺，但做法上只是萧规曹随，和前朝没有多大改变，他的政府仍然继续否决上诉机制人选的任命。

美国恃强 压迫他国

目前全球贸易体系，一来群龙无首，二来亦没有理念共识，加上新冠肺炎的蹂躏，全球贸易体制何去何从，难以辨识。美国数十年来领导全球经济，如今影响力江河日下，不能寄予厚望。拜登政府上台差不多一年，仍未有明确的贸易政策。之前的特朗普政府，更加旗帜鲜明地走单边主义，以美国的强大经济实力，压迫其他个别经济体。说不定两三年后共和党又重新执政，继续之前摒弃多边主义的政策。

中国一贯坚持国际事务上的多边主义，外交部长王毅曾明确指出，世贸是国际贸易的基石，强调必须坚持世贸的核心作用。中国经济数十年来的高速发展，加上在全球金融海啸和目前新冠肺炎冲击下，经济表现较为优异，自然不会接受西方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模式。 由于经济理念有别于西方主流，短期内难以号令天下。全球贸易的构建和改革，需要中美两国高度合作，在目前的国际氛围下，这无异于缘木求鱼。

【注】：Mavroidis, P.C. and A. Sapir（2021）, China and the WTO: Why Multilateralism Matters ,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陆炎辉 港大经管学院荣誉副教授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一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