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星期二是国际妇女节，笔者想借此分享有关女性领导的观点，其中包括笔者早前接受本地电视台访问有关职场女性地位的见解。

上年年底，多家媒体以海德思哲（Heidrick & Struggles）的「2021年顶尖之路」的调查结果为依归，指出2021年前六个月比以往同期，任命了更多的女性CEO【图1】，因此断定了女性CEO的人数增长有所提升。

资料来源：海德思哲

在该调查追踪的14个国家约1000家企业中，大约每12个月便有100名新CEO上任。当我们细心观察，每年女性CEO的增长速度并没有显着增加。笔者自己作了简单的计算，以12个月计，从2020年6月至2021年6月的数字上看，新上任的CEO当中，女性占比大约11%，跟之前两三年比较，其实没有明显变化【表】。

资料来源：笔者自行计算

倾向激励人心 较少用赏罚

许多研究试图比较男性与女性担任高层领导职务的领导能力。大量研究指出，领导才能的高低与性别没有显着关系，更有研究显示女性领袖的领导力略胜一筹。《哈佛商业评论》就这样评论女性领袖的优点：她们较少自我推销或邀功，亦没有太大的野心或过于强势。她们比能力相若的男性领袖更清楚自己的局限，因此在面对挑战的时候会作更多准备。她们倾向运用变革型领导（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意指她们更倾向以激励人心的方式带领下属，以情商和智商双管齐下领导，较少依赖赏罚来换取下属的服从；她们更强调透过以身作则激励下属，改变他们的态度和信念。她们更会先人后己，更关注提升他人。另外，相比起男性领袖，女性领袖更愿意指导和培养下属。她们更有同理心，更会关怀下属，更乐意建立个人联系。

此外，亦有研究指出，如果企业的高管团队及董事会的女性愈多，公司绩效愈好。这个现象被称为Diversity premium（多样性溢价）。有研究以1999年至2011年间的中国上市公司为样本，发现董事会性别多元化与公司绩效之间有正面且显着的关系，验证了多样性溢价的存在，而且女性执行董事对公司绩效的正向影响尤其巨大，董事会每增加10%女性执行董事，销售回报率（ROS）和资产回报率（ROA）平均提高1.8%和0.3%。此外，与临界质量理论（critical mass theory）一致，当董事会女性董事的数目增加到三位或以上，公司的业绩表现会特别明显改善。

财富500强女CEO增长稳定

我们观察到女性领袖有很多优点，研究也发现董事会和多元的高管团队有助公司提升业绩，但为什么女性领袖的比例仍如此低？尽管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间，女性在董事会和高层管理团队中的占比稳步提升，但笔者认为这股增长的速度过慢。

据统计【图2】，财富500强公司在九十年代末只有1至2位女性CEO。到2010年，这数目增加到15，到2021年更达到41。尽管从百分比来看，这个数目依然较少（8%），但增长倒是稳定的。这表明企业逐渐注意到女性领袖的力量，以及拥有一个性别平衡的CEO级管理层的好处。按照这个趋势，笔者预计在25年后，财富500强女性CEO的人数将增长到100人，占总数的20%。

若我们将统计范围扩大到行政总裁之下的女性高管，瑞士信贷的数据显示，在全球的企业中女性已占高管职位中的19.9%。笔者预计，在25年后这个数字更可达到40%；若计算女性在董事会中的占比，在6年间，这个数目便从2015年的15.1%增长到24%。笔者预计，在25年后，这个数字或可达到50%，届时我们将会看到更多性别平等的高管团队和董事会。

女性领袖有很多优点，不逊色于男性领袖，所以企业并没有理由让她们永远处于少数，但为何她们的人数增长这么慢？有关问题，麦肯锡公司和雪莉．桑德伯格的LeanIn.Org提出断阶理论（Broken Rung Theory）解释：女性晋升阶梯的每一层都不如同级别的男性完整：在每100名男性晋升为经理的同时，只有86名女性被提升。在低层经理级别中，男性的人数已经明显多于女性，这意味着要晋升到更高级别的女性，人数将会更少。因此高级经理、董事和总裁级别的女性代表的增长速度特别缓慢。另外，根据海德思哲的报告，每年大约只有10%的CEO被替换，仍然在任的CEO中，现时绝大部分都是男性。所以就算新委任的CEO中女性百分比有所增加，总体CEO女性比例的增加速度仍然会十分缓慢。

家务分摊不均阻碍增值

若我们要加快女性领袖的增长，我们首先要改善社会的大环境，包括家庭环境。例如现时家务分摊不平均，多数家务仍由女性负责，减少了女性为自己增值的时间，也令她们缺乏足够时间培养下一代女性领袖。因此男性应承担更多家务，为女性领袖腾出更多时间培育事业接班人；当然，男性领袖亦可以投放更多时间栽培下一代的女性领袖。

另一方面，现时女性领袖中的领袖榜样较少。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作为教育工作者，需要在教材中引用更多以成功的女性领袖及相关的案例做教材。这些女性领袖主角可作为激励女学生的榜样。诺贝尔得奖者、麻省理工学院教授Esther Duflo及其合作者，在2012年发表关于印度女孩教育成就的研究中，证实了女性榜样对女孩成长的重要性。Esther和其他研究人员发现，在从未有过女性政治领导人的村庄中，父母期望女儿继续完成中学课程的可能性会降低45%。女孩们自己抱有这些愿望的可能性亦降低32%。相比之下，有女性领导人在地方政府任职的村庄（例如西孟加拉邦），那里的父母对女儿的教育期望，与对儿子的教育期望相同。该研究还发现，这些女孩期望达到与同龄男性相同教育水平的可能性，更高出25%。

美国全职爸爸比例上升

笔者留意到在过去几十年间，愈来愈多父亲选择当全职爸爸。美国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数据显示，在2016年，全职爸爸占美国所有全职父母的17%，比起1989年高出了7%。同一份报告亦指出，在2016年，父亲们平均每星期花8个小时照顾孩子，虽然不算多，但已经是1965年的3倍。另外，父亲们平均每星期花10个小时做家务，大约是1965年的2.5倍。笔者相信，这个现象与愈来愈多的女性在工作中担任高级领导职务的趋势密切相关。社会上男主外女主内的刻板印象将逐渐淡化，随着这个趋势的发展，我们将会同时间看到愈来愈多的女性进入管理层。

参考资料

Beaman, L., Duflo, E., Pande, R., & Topalova, P., “Female leadership raises aspirations and educational attainment for girls: A policy experiment in India,” science, 335(6068), 582-586, 2012.

Chamorro-Premuzic, Tomas, and Cindy Gallop., “7 leadership lessons men can learn from women,”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2020.

Credit Suisse Research Institute, “The CS Gender 3000 in 2021: Broadening the diversity discussion” September 2021.

Heidrick & Struggles, “Route to the Top 2021,” 2021.

Liu, Yu, Zuobao Wei, and Feixue Xie, “Do women directors improve firm performance in China?,” Journal of corporate finance 28: 169-184, 2014.

McKinsey & Company, “Women in the Workplace 2021,” September 27, 2021

房育辉教授
港大经管学院教授（管理及商业策略、经济学）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二年三月十六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一反传统国际关系「现实主义」（Realism）的理论，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其不意，向乌克兰发动战争，此一惊世决策顿成2022年首只黑天鹅。

正当西方各国领导人都忙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供应链断裂、通货膨胀等问题，普京若能速战速决降服乌国，即可大振俄国声威。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擅打公关战，西方领袖看风使舵，顺势制裁俄罗斯，力度之大，以及乌国军队和志愿军顽强抵抗，一切都在普京的意料之外。因应战局发展，下文将聚焦全球经济中受俄乌冲突影响的几个范畴，逐一阐释。

负面经贸效应

俄罗斯不但是世界最大天然气生产国、第三大石油生产国， 以及各种原材料、稀有金属及气体（如氖和钯是制造半导体的必要成份）的供应国，与乌克兰合共出口全球30%的小麦，乌克兰本身是全球第四大玉米出口国，所以西方的制裁和俄罗斯的反制裁势必在短中期内推高能源、原材料、金属和粮食价格，进一步增加全球的通胀压力，延缓经济复苏。自2月24日开战以来，原油价格已升近三成至周三的每桶129美元，为2008年后新高；小麦及玉米的期货价格分别升超过40%及18%；天然气价格在各国亦创历史新高，在欧洲曾一度飙涨超过79%。

观乎欧盟国家近40%的天然气和25%的石油来自俄罗斯（匈牙利、捷克进口俄罗斯天然气更逾九成），原油及天然气价格飙升对她们的影响自然最大。欧洲央行预计，俄乌战争将令欧罗区通胀在年底徘徊在4%以上水平。天然气配给若减少10% ，或会使欧罗区本地生产总值（GDP）下降0.7%；若40%来自俄罗斯的供应悉数中断，欧罗区将失去近3%的GDP。有鉴于此，笔者认为欧洲央行应会把年初预计的加息推迟。

至于美国，虽然只有大约8%的原油及成品油从俄罗斯进口，但由于石油市场全球一体化，加上国务卿布林肯本周初正积极考虑联同欧洲盟友禁止从俄罗斯进口石油，故市场可以预期油价会持续上升。消费意欲和企业投资信心将会受到影响，增加经济下行风险。

根据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纪录，联储局每逢地缘政治风险出现严重不确定性时（如911恐怖袭击），往往会推迟重大政策决定。虽然联储局主席鲍威尔日前表示，俄乌战争「高度不确定」的经济影响未足以令该局放弃紧缩政策。联储局将继续支持在3月会议上加息25个基点，但已远较市场原先预期的50个基点为低。市场亦预期，战事或把美国3月份总体通胀率推至9%，到年底仍会徘徊在6%。制裁俄罗斯所带来的负面经济影响将拖累美国经济增长，并提高经济滞胀的可能性。

另一方面，多间投资银行及研究机构推算俄国今年将损失7%至10%的GDP，短期内对部分行业的影响则可能较大，欧美、日本、南韩等国已禁制含高科技技术及零部件的产品出口俄国。其他国家如中国企业，若其产品中含有来自制裁国公司的高端技术或在生产过程中投入超过某限度，大概也会跟从西方国家的相关制裁措施。跨国企业如埃克森美孚、苹果公司、宜家家俬、Netflix、Visa等纷纷靠边站，暂停甚至退出在俄罗斯的业务。

金融制裁的后果

由于俄罗斯经济只占全球经济3%，在贸易方面对大部分国家（包括中国）的直接经济影响相信不大。但能源及食品价格上涨，依赖这类进口的国家（如南韩、印度、土耳其）将受到较严重的负面经济冲击；而依赖这类出口的国家（如沙地阿拉伯、印尼、马来西亚、智利、巴西等）则可在短期内受惠。但假使全球通胀持续削弱消费意欲，录得出口盈余的国家也终会受损，而粮食价格高涨更可导致贫穷人口出现饥荒问题。

在西方国家制裁下，俄罗斯主要银行及企业被禁用环球银行金融电讯协会（简称SWIFT）的国际支付系统。俄国亦有1.6万亿美元的海外资产（包括6300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遭冻结，而其资金要进入欧美金融市场也受到限制【注】。由于俄罗斯的海外资产不少，在西方严厉的金融制裁下，将继续对全球各金融市场造成震荡。欧洲的股票市场已从最高位平均下调20%。

对俄罗斯而言，虽然其金融实力自2014年吞并克里米亚后增强不少，但这次西方的金融制裁手段更全面及严厉，重创俄国经济之余，也令俄罗斯卢布自开战以来下跌超过三成。在伦敦上市的俄罗斯公司股价至今更平均下跌96%，多间公司甚至被下令暂停交易。

俄罗斯最大银行Sberbank的欧洲子公司正面临破产，可能无法偿还到期债务。全球俄罗斯保险金额最高前3名的银行都在欧盟，以金额计意大利253亿美元、法国252亿美元、奥地利175亿美元。而根据彭博行业研究，法国兴业银行、意大利裕信银行、奥地利瑞福森银行在俄罗斯贷款较高。裕信银行的俄罗斯资产达23亿欧罗，占该银行总资产3.7%，而瑞福森银行税后净利更有高达30%来自俄罗斯分行。

卢布的大幅波动有机会增加汇兑风险，令银行蒙受巨额损失。以外币计价的俄罗斯债券评级大幅下调，加上俄罗斯股票、债券、货币大幅贬值，势将打击持有俄罗斯资产的欧洲银行。在最坏的情况下，一旦俄罗斯银行在欧罗区的子公司破产，更将对区内有关银行的流动性造成冲击，令疫症大流行后经济复苏雪上加霜。

不确定性向来是投资者的大忌，短期地缘冲突对大型资产的整体走势影响较小，而战争爆发初期，短期内风险情绪低迷，利好避险资产，加上通胀上升，市场对黄金、美元和日圆等避险资产的需求将会增加。随着外资撤离新兴市场以及联储局将在今年多次加息，新兴市场股票、债券和外汇价格所受的冲击势必加剧。

综观历史，在战争开始时，各国股市一般都会短期下行【表】，但市场的长期走势终会回归基本面的价值。

资料来源: 笔者自行计算

中国对策考量

面对震动国际社会的俄乌战争，中国一方面支持俄罗斯提出的重要国家安全主张和反对外部势力破坏两国共同周边地区安全稳定。但在商贸方面，欧美及亚洲盟友对中国的重要性却又远超俄罗斯。以2021年为例，中国对欧美的出口总额超过一万亿美元，而对俄罗斯出口仅值约680亿美元。为免西方对俄制裁殃及池鱼，中国各大银行及企业都应选择明哲保身。

一如欧洲作为能源进口国，中国亦依赖俄罗斯的能源供应；俄罗斯则依赖中国出口汽车零件及通讯设备等高科技产品。

正在北京举行的两会，基于「稳」字当头，将会有经济刺激政策出台。中国内地中长期增长动力正从人口红利转向金融周期以至科技创新，俄罗斯被剔除于欧美系统后，相信会在经济上更亲近中国，届时会更多使用国内一直推动的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增加利用人民币作融资和贸易，为了分散外汇储备配置，并加大其现时只占整体外汇储备13%的人民币资产，这一切都有助人民币国际化。

【注】：Gian Maria Milesi-Ferretti （2022） “Russia’s external position: Does financial autarky protect against sanctions?” Peterso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Manuscript. https://www.brookings.edu/blog/up-front/2022/03/03/russias-external-position-does-financial-autarky-protect-against-sanctions/

邓希炜教授
港大经管学院经济学教授、香港经济及商业策略研究所副总监

林康圣
港大经管学院导师、香港经济及商业策略研究所附属研究员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二年三月九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特区政府设于路旁的泊车位长期供不应求，近年更变本加厉。驾车者在闹市寻找泊车位固然困难，在郊野公园附近也不容易。要理顺路旁泊车位供求失衡的现象，简单的经济学理论、科技和大数据的应用或可派上用场。

市场失衡背景

政府路旁泊车位和其他公营、私营停车场显然互相替代，因此路旁泊车位供求失衡也关系到全港泊车位市场的整体供求。泊车位供求备受关注，这亦是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经常讨论的议题。根据2021年8月20日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有关泊车位的讨论文件，「截至2021年5月底，全港大约有812000部领有牌照的车辆，当中接近八成为私家车和客货车。从2010年至2020年，私家车和客货车数目由约457000部增加至约626000部，而同期可供私家车和客货车使用的泊车位数目则由约633000个增加至约688000个。换言之，泊车位与此类车辆数目比例由1.38跌至1.10。」由此足见，泊车位数目愈来愈接近甚或少于车辆数目。近年出现车位呎价高于豪宅的现象，正正反映车位市场供求失衡。

针对车位市场供应紧张问题，要从供应、需求和定价入手。如欲增加供应或减少需求，则需要透过政府规划。但香港土地供应紧绌，大幅增加车位谈何容易？过去10年，香港人平均收入上升，对私家车的需求大幅增加。同期，提供类似私家车服务的的士数量维持不变，使用车辆的政府征费基本上也维持不变。难怪市民在车位租金高昂的情况下，对拥有车辆的意欲依然不减。

在《2021至22年度财政预算案》，政府把私家车首次登记税，各税阶的税率提高15%，是10年来首次。牌照费大幅上调30%，更是20年来首次。增加私家车首次登记税和牌照费，对减低私家车需求应该有一定作用，不过民间对这次上调幅度反应颇大。笔者建议政府日后依人均收入，每年适度上调有关税项，以便在不致令大众哗然造成惊吓的情况下，持续调控私家车需求。

再者，有关当局应考虑重新增发的士牌，以满足市民对类似私家车服务的需求。一旦此类需求得到满足，市民对拥有私家车的需求自然下调，泊车位的需求也会继而下调，纾缓泊车位市场的供求失衡。

此外，车位定价也是解决此问题的关键。一般多层停车场多是私人营运的，营运商有定价自由，并基于市场供求定价。至于公营泊车位收费，一般也会参考附近私人市场，故笔者相信公私营市场能自然调整，达致供求平衡。

供应落后成因

值得关注的是路旁泊车位。特区政府审计处2018年发表一份有关泊车位的报告显示，这类政府车位主要为满足驾驶者短时间泊车的需要而设。泊车位旁边一般会竖立收费表。根据1967年交通谘询委员会提交前行政局接纳的指引，路旁泊车位收费表所定收费，须足以维持大约15%车位空置率，确保泊车位的车辆流转，以供更多驾驶者使用。这项指引一直沿用至今。

笔者认为，透过调整收费以维持15%的空置率理论上合理，不过实际执行往往存在困难。在路旁划定泊车位成本不高，亦毋须经常进行维修，但收费表的安装和维修成本就肯定不菲。若入不敷支，安装收费表就不划算。因此，出于成本效益的考虑，收费表多设于使用率较高的市区地段，而非使用率偏低的郊区地带；郊区的公营泊车位一般不设收费表，亦即泊车免费。

不难想像，零收费就容易衍生「生人霸死地」的弊端。郊区泊车位被长期占用，导致真正有需要者经常「无位可泊」，违反了「确保泊车位的车辆流转，以供更多驾驶者使用」的供应原则。

要以定价维持15%的空置率，就先要收集相关数据。进行实地考查因成本高昂而不能恒常执行，以致政府只能按收费表的收入，结合过时的空置率考查结果，从而作出粗略的估算。缺乏数据，政府难以掌握空置率的每日变化，当然无法透过调整收费以维持15%的目标。即便能够掌握数据，要为旧式收费表定期按时段调整收费，牵涉成本之高也可能得不偿失。有鉴于此，维持15%空置率的指引向来只是流于空谈。

科技解决方案

不过，随着近年科技进步，尤其是电子支付和网上支付的发展，15%空置率或有望实现。运输署于2021年1月开始安装新一代路旁停车收费表，预计于2022年上半年完成所有安装。新收费表可接受多种电子支付方式，并支援驾驶者以「入表易」流动应用程式遥距缴付泊车费。同时，新收费表配备感应器以侦测有关泊车位是否正被使用，并透过「香港出行易」及「入表易」流动应用程式向公众发放。

透过收费表的感应器，有关部门可以实时掌握区内车位的空置率，并以此调整收费，确保空置率维持在15%左右。若空置率低于15%，泊车费就会随之上调；若高过15%，泊车费就会随之下调。在使用旧式收费表的日子，调整费用需要靠技术员实地调整，成本甚高；至于新一代收费表，理应只需在表内预设调整收费程序便可，简单可行。为免混乱，笔者建议每天的收费应设上下限，并可预先透过流动应用程式，向公众发放预计的平均使用率和收费。当然，上下限应因地区而异，也理应定期调整。

市区郊区看齐

原本不设收费的郊区泊车位，亦应一律增设收费表。收费目的在于避免滥用，确保泊车位的车辆流转，以供更多驾驶者使用。在使用旧式收费表的日子，在郊区设置车位收费表往往成本大、收入小，不设收费表的决定也可以理解。但改用新式收费表后，有关成本将大幅降低。近年整体车辆数目增加，郊区泊车位需求殷切，设置收费表肯定合乎成本效益，再不设置无疑于理不合。

路边泊车位收费已经冻结了20多年，偏离合理收费的程度已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若有关当局执行笔者上述的建议，虽会导致泊车费用上调，但却有助泊车位车辆流转，惠及更多驾驶者及真正有需要的驾驶者。笔者有信心这项建议会受大部分驾驶者欢迎。

王家富 港大经管学院经济学首席讲师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二年三月二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不论在线上线下，「元宇宙」（Metaverse）都是城中热话。何谓元宇宙？简单来说，它是结合了虚拟实境（Virtual Reality）、扩增实境（Augmented Reality）、混合实境（Mixed Reality）、人工智能、区块链（Blockchain）、社交网络、网媒、网购等元素的新版互联网。

当前全球新冠病毒疫情极度严峻，香港也到了抗疫的关键阶段，笔者虽非医学专家，倒有几点意见和读者分享。

防控措施应体恤民情

特区政府最近宣布收紧社交距离措施。除了扩大「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的使用范围，还推出了疫苗通行证，规定只有接种了新冠疫苗的人士才能进入表列处所。这些措施是否太严苛，又或者做得不到位，并非本文的讨论重点。笔者希望在此厘清一个概念，那就是只容许已接种疫苗人士进入，和必须先出示接种证明才能进入，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就好比成年人外出要携带身份证，不同于他先得向住所大堂的保安员出示身份证才能外出。

要确保只有已接种疫苗的人士才能进入表列处所， 较有效率的做法是安排政府人员进行随机检查。既然政府对违规者已有罚款安排， 只要加大随机检查的频率就能产生阻吓作用。

但目前的安排在以下几方面均存在问题。 第一，表列处所需安排员工查核疫苗通行证，令经营成本增加。对大企业或许微不足道，但对小企业而言，无疑是百上加斤。小企业大概不会多聘人手处理，这个安排只会增加员工工作量，使他们疲于奔命。

对于顾客或任何进入表列处所的人而言，在门口登记也是浪费时间。他们可能提着大包小包，又要进行登记，未免狼狈。再者，人群聚集也会造成堵塞，影响邻近商户及交通甚至发生意外。

资料显示，目前香港20岁到60岁人士的疫苗接种比例已经接近九成。既然大多数市民已经完成接种，证明自己的接种纪录到底意义何在？出示接种纪录未必耗时，但若所有人都要这样重重复复，总体的时间成本则非常之大。

至于使用「安心出行」的安排也可稍作改善，例如食肆可以让顾客就坐时才扫码，会较为方便。

长者接种率偏低的背后成因

笔者前几天在本报阅读曾国平博士撰写的文章，文章指出其他国家的长者疫苗接种率普遍高于青壮年人，但香港长者的疫苗接种率却比青壮年人低，情况异常。笔者于是认真研究相关数据。从【图1】可见，在香港各年龄组别，已接种两剂疫苗的人口和比例中，60岁或以上人士的接种率明显低于20岁至60岁；70岁至79岁的接种率低于60岁至69岁；80岁或以上的接种率，又低于70岁至79岁。

【图 1】香港疫苗接种人口的年龄分布

资料来源：https://www.covidvaccine.gov.hk/zh-HK/dashboard

网站Our World in Data收集了大量有关2019冠状病毒病和新冠疫苗接种的数据，根据【图2、3、4】，年纪愈大的人，疫苗接种率愈高。

这个数据库共列出33个国家的数据。笔者发现，各地60岁或以上人士的接种率均高于全国平均率。香港60岁或以上人士的低接种率，确实异常！

【图 2】 澳洲各年龄层已接种 2019 冠状病毒病疫苗处方剂量比率

资料来源：Our World in Data （https://ourworldindata.org/covid-vaccinations#vaccinations-by-age；2022 年 2 月 12 日）

【图 3】 以色列各年龄层已接种 2019 冠状病毒病疫苗处方剂量比率

资料来源：Our World in Data （https://ourworldindata.org/covid-vaccinations#vaccinations-by-age；2022 年 2 月 11 日）

【图 4】 意大利各年龄层中已接种 2019 冠状病毒病疫苗处方剂量比率

资料来源：Our World in Data （https://ourworldindata.org/covid-vaccinations#vaccinations-by-age；2022 年 2 月 11 日）

笔者认为，这个特殊现象的成因有二：首先，香港的疫情从来没有欧美严重，使长者觉得没有接种疫苗的迫切性。其次，2019冠状病毒病的各种疫苗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快速研发，故长者对疫苗副作用有所忧虑相当合理。其次，政府在推出疫苗接种计划不久后，便停止公布接种疫苗后出现严重副作用的个案，助长了人们对接种疫苗的疑虑。

笔者认为外国长者高接种率的经验值得港府大力宣传。在拥有高度言论自由和法治的国家中，假使长者接种疫苗是弊多于利，又或极可能引起严重医疗后果，当地媒体和代议士必然会相当重视。

目前在香港使用的疫苗有两款：科兴疫苗是传统技术，其功效未必最高，但医学界对其副作用应更有把握；复必泰疫苗则是西方新技术。因此在本地接种疫苗的副作用，与其他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的经验是可以类比的。既然在这些有言论自由和法治保障的地方，老人家都比年轻人更愿意接种疫苗，换句话说，接种疫苗利大于弊。了解此点，有助加强本地长者接种疫苗的信心。

说到长者的疫苗接种率，笔者就联想起老人院的院友。今年1月7日开始，亲属已经不能到院舍探望他们。早前的探访安排亦有诸多限制：到访前除了必先预约、每次只限一名已完成两剂接种的亲属探访、探访者亦必须拥有24小时内的核酸检测阴性结果证明等等。

安全之外还须安心

笔者希望随着疫情减退，加上长者接种率上升，老人院的探访安排可获放宽。对于接种率达到100%的院舍，政府应给予最大程度的放宽；要是大型院舍的独立楼层能达到这个要求，亦应如是放宽。既然疫苗能够减少出现重症的机会，而所有院友亦完成接种，那探访安排就没必要如此严苛。否则只得安全，却了无生趣，这又有何意义？笔者亦建议，在社会福利署的安排和在自愿的情况下，各个院舍和院友可以安排掉换，让更多院舍可以达到有关要求。

笔者认为抗疫有赖全民参与和合作。只有好的抗疫政策并不足够，还需市民大众对政策了解和信任，否则只会事倍功半。因此在抗疫的同时，如何方便市民，令市民确实感到政策的好处是至关重要的，事情成败往往系于其中细节。

赵耀华 港大经管学院副教授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二年二月十六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自从新冠疫情肆虐全球以来，各国政府纷纷使出各种调控手段，试图消除疫情对经济的负面影响。时至今日，所幸没有哪个国家经济崩溃；踏入2022年，几个大国更出现加快复苏的迹象。然而，全球经济失调的后遗症还是逐渐显现，美国去年12月的物价指数上升超过7%，达到1982年以来的新高，随后英国也呈通胀之势。根据上周公布的数据，欧罗区的物价指数在今年1月跨过5%的关口。

在西方国家经济虚火上升的同时，东方国家却忧心经济停滞不前。不仅长期以来经济疲弱的日本面临通缩压力加剧，连在经济增长方面领跑多年的中国也减速降温。这样东滞西胀的趋势能否在疫情之后迅速平伏，抑或会演化为虚假繁荣和经济萧条并存的局面？探讨这个问题，对经济高度依赖外部环境的香港尤为重要。

东滞西胀非偶然

毋庸置疑，当前疫情重创世界经济。对主要经济体来说，最明显的打击莫过于国际贸易减少和全球供应链中断，以致需求萎缩、供给不足，经济自然出现短期停摆。但东滞西胀的局面很大程度源于东西各国截然不同的应对措施。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针对疫情冲击，美国快速采取了「大水漫灌」的财政手段和宽松的货币政策，中国则始终沿用谨慎保守的政策。当然，政策差别并不是孰是孰非的问题，而是中美两国经济社会迥然相异的结果。

通过扩大财政开支来拯救需求危机，可谓美国经济政策的标准作业。其宏观调控政策源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全国经济需求严重不足，堕入「流动性陷阱」而不能自拔。不少经济学家归咎于白宫政府行动过缓，联邦储备局（联储局）的货币政策又死板僵化。自此之后，但凡经济出现需求危机讯号，美国政府马上大规模扩大财政支出，2020年3月疫情乍起，就推出了两万亿美元的财政救援方案。另一方面，美国在过去10年贫富悬殊问题不断恶化，低收入阶层在大流行造成的经济风浪中毫无招架之力，即便是信奉自由经济的保守主义者也对救援法案予以支持。最后，政治因素也不可忽略。美国两党之争愈演愈烈，为了取悦选民，执政党不惜大洒金钱。2021年，在诸多争议中，拜登政府还是推出了远高于需求缺口的救援计划法案，总值1.9万亿美元。

美国经济软着陆言之尚早

如此豪气的财政政策消解了疫情造成的需求危机，更有助美国经济实现V形强势反弹。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克鲁明（Paul Krugman）对此非常乐观，认为在强劲需求的驱动下，将会迎来长波增长；一些经济学家则不以为然。在最近一次辩论中，鼎鼎有名的经济学家萨默斯（Larry Summers）批评克鲁明，强调美国政府这种过度放水的做法，短期引发通货膨胀，长期加剧债务隐患，搞不好会出现一如1970年代的滞胀危机。

过去两三个月，通货膨胀在西方国家如期而至，金融市场因而出现动荡。部分经济学者认为，这是大公司利用疫情造成的供应短缺来加强垄断、操纵物价的结果，一待供应恢复，市场竞争增大，物价自会回落，政府应该出手控制大公司的市场势力，大可不必在需求上做文章。这种观点有点阴谋论的味道，也令向来忌惮政府干预的美国经济界颇感不安。更多的经济学者希冀联储局能果断出手，在货币政策上抑制通胀。

联储局主席鲍威尔（Jerome Powell）在上周表示，有意在3月提高关键利率，也有信心在不损害经济复苏的大前提下，调整货币政策。商界人士对鲍威尔的言论反应友好，但对整体经济能否顺利「软着陆」仍心存疑虑。美国资深财经记者Christopher Leonard在其刚出版的The Lords of Easy Money: How the Federal Reserve Broke the American Economy一书中，嘲讽联储局官员对实体经济知之甚少，却又自视过高，调控经济缺乏远见，无甚作为。尽管此书被批评多有言过其实之处，但也反映出财经界乃至公众对联储局不尽信任。

主流经济学家当中，哈佛大学教授巴罗（Robert Barro）频发警告，如果联储局犹豫不决，企业和市民对通货膨胀的预期一旦固化，美国经济要付出高昂代价，方能把通胀控制下来。笔者认为，经济复苏与否，并非联储局的首要目标，因此出台政策不宜首鼠两端，而应当旗帜鲜明地公开控制通胀的决心，否则等到经济虚火过旺再来急煞车，可能造成「硬着陆」的危机。

阻碍美国经济「软着陆」的另一要素是劳动力市场的刚性。尽管最近几个月美国失业率持续下降，但这是出现「劳工荒」后，企业不得不大涨工资来吸引雇员的结果。在需求减弱或者国际供应恢复后，恐怕失业率会随即反弹，届时政府又要被迫发钱，导致经济陷入恶性循环。因此，未来几个月劳动力市场如何演变，对判断美国经济大势至关重要。

中国宏观调控不宜照抄西方

西方经济逐渐加热之际，中国经济反见降温迹象。去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一再强调当下经济面临三种压力：需求收缩、供给冲击，以及预期转弱。其中的核心问题是在新冠疫情和国际环境变化下外需不足，加上各种偏紧的防控手段，导致内需疲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呼吁中央政府借鉴美国做法的声音，财政上发钱给老百姓，货币政策上放松银根，双管齐下以增强需求，撬动经济发展。然而，中国国情跟美国相差甚远，不可照抄作业。正如总理李克强在去年屡次强调，中国坚持不搞「大水漫灌」。

中国对「大水漫灌」式的宏观调控并不陌生，过去几十年曾屡次采用，但往往落得「一松则乱，一紧则死」的不良后果。这是因为财政约束太软，地方政府对信贷干预权力强大，一旦水喉放开就不易关紧，加上央行缺乏足够的独立性，难以在货币供给上卡住通胀的源头。当前的经济状况也不允许当局采取过度宽松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一是中央财政紧张，而多数地方政府更是债台高筑，赤字频仍。二是以房地产为首的多个行业信贷告急，给金融系统造成巨大冲击，银根松动虽能一时掩盖眼下困境，却加剧经济泡沫的风险。

笔者认为，中国经济当以温和调控为主，逐渐为经济活动拆墙松绑。近两年来，各种政策法规相继出台，整治以互联网为主的多个行业，并惩处多家企业。政府反对垄断加强规管本来无可厚非，但一旦被民间认定，这是在经济上启动罚款模式，投资者难免信心不足。再者，内地一些过左舆论令民营资本和私人企业老板人心惶惶，忧虑国进民退，自己的身家化为乌有。

现在内地有一种声音，希望能够推动新一轮改革开放，进一步加大经济市场化。依笔者之见，观乎当下的社会经济环境，实行大刀阔斧的经济改革不太现实，但政府努力为经济发展创造一个温和稳定的环境，倒是应有之义。

吴延晖博士

港大经管学院副教授（经济学、管理及商业策略）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二年二月九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自从新冠疫情肆虐全球以来，各国政府纷纷使出各种调控手段，试图消除疫情对经济的负面影响。时至今日，所幸没有哪个国家经济崩溃；踏入2022年，几个大国更出现加快复苏的迹象。然而，全球经济失调的后遗症还是逐渐显现，美国去年12月的物价指数上升超过7%，达到1982年以来的新高，随后英国也呈通胀之势。根据上周公布的数据，欧罗区的物价指数在今年1月跨过5%的关口。

在西方国家经济虚火上升的同时，东方国家却忧心经济停滞不前。不仅长期以来经济疲弱的日本面临通缩压力加剧，连在经济增长方面领跑多年的中国也减速降温。这样东滞西胀的趋势能否在疫情之后迅速平伏，抑或会演化为虚假繁荣和经济萧条并存的局面？探讨这个问题，对经济高度依赖外部环境的香港尤为重要。

东滞西胀非偶然

毋庸置疑，当前疫情重创世界经济。对主要经济体来说，最明显的打击莫过于国际贸易减少和全球供应链中断，以致需求萎缩、供给不足，经济自然出现短期停摆。但东滞西胀的局面很大程度源于东西各国截然不同的应对措施。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针对疫情冲击，美国快速采取了「大水漫灌」的财政手段和宽松的货币政策，中国则始终沿用谨慎保守的政策。当然，政策差别并不是孰是孰非的问题，而是中美两国经济社会迥然相异的结果。

通过扩大财政开支来拯救需求危机，可谓美国经济政策的标准作业。其宏观调控政策源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全国经济需求严重不足，堕入「流动性陷阱」而不能自拔。不少经济学家归咎于白宫政府行动过缓，联邦储备局（联储局）的货币政策又死板僵化。自此之后，但凡经济出现需求危机讯号，美国政府马上大规模扩大财政支出，2020年3月疫情乍起，就推出了两万亿美元的财政救援方案。另一方面，美国在过去10年贫富悬殊问题不断恶化，低收入阶层在大流行造成的经济风浪中毫无招架之力，即便是信奉自由经济的保守主义者也对救援法案予以支持。最后，政治因素也不可忽略。美国两党之争愈演愈烈，为了取悦选民，执政党不惜大洒金钱。2021年，在诸多争议中，拜登政府还是推出了远高于需求缺口的救援计划法案，总值1.9万亿美元。

美国经济软着陆言之尚早

如此豪气的财政政策消解了疫情造成的需求危机，更有助美国经济实现V形强势反弹。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克鲁明（Paul Krugman）对此非常乐观，认为在强劲需求的驱动下，将会迎来长波增长；一些经济学家则不以为然。在最近一次辩论中，鼎鼎有名的经济学家萨默斯（Larry Summers）批评克鲁明，强调美国政府这种过度放水的做法，短期引发通货膨胀，长期加剧债务隐患，搞不好会出现一如1970年代的滞胀危机。

过去两三个月，通货膨胀在西方国家如期而至，金融市场因而出现动荡。部分经济学者认为，这是大公司利用疫情造成的供应短缺来加强垄断、操纵物价的结果，一待供应恢复，市场竞争增大，物价自会回落，政府应该出手控制大公司的市场势力，大可不必在需求上做文章。这种观点有点阴谋论的味道，也令向来忌惮政府干预的美国经济界颇感不安。更多的经济学者希冀联储局能果断出手，在货币政策上抑制通胀。

联储局主席鲍威尔（Jerome Powell）在上周表示，有意在3月提高关键利率，也有信心在不损害经济复苏的大前提下，调整货币政策。商界人士对鲍威尔的言论反应友好，但对整体经济能否顺利「软着陆」仍心存疑虑。美国资深财经记者Christopher Leonard在其刚出版的The Lords of Easy Money: How the Federal Reserve Broke the American Economy一书中，嘲讽联储局官员对实体经济知之甚少，却又自视过高，调控经济缺乏远见，无甚作为。尽管此书被批评多有言过其实之处，但也反映出财经界乃至公众对联储局不尽信任。

主流经济学家当中，哈佛大学教授巴罗（Robert Barro）频发警告，如果联储局犹豫不决，企业和市民对通货膨胀的预期一旦固化，美国经济要付出高昂代价，方能把通胀控制下来。笔者认为，经济复苏与否，并非联储局的首要目标，因此出台政策不宜首鼠两端，而应当旗帜鲜明地公开控制通胀的决心，否则等到经济虚火过旺再来急煞车，可能造成「硬着陆」的危机。

阻碍美国经济「软着陆」的另一要素是劳动力市场的刚性。尽管最近几个月美国失业率持续下降，但这是出现「劳工荒」后，企业不得不大涨工资来吸引雇员的结果。在需求减弱或者国际供应恢复后，恐怕失业率会随即反弹，届时政府又要被迫发钱，导致经济陷入恶性循环。因此，未来几个月劳动力市场如何演变，对判断美国经济大势至关重要。

中国宏观调控不宜照抄西方

西方经济逐渐加热之际，中国经济反见降温迹象。去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一再强调当下经济面临三种压力：需求收缩、供给冲击，以及预期转弱。其中的核心问题是在新冠疫情和国际环境变化下外需不足，加上各种偏紧的防控手段，导致内需疲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呼吁中央政府借鉴美国做法的声音，财政上发钱给老百姓，货币政策上放松银根，双管齐下以增强需求，撬动经济发展。然而，中国国情跟美国相差甚远，不可照抄作业。正如总理李克强在去年屡次强调，中国坚持不搞「大水漫灌」。

中国对「大水漫灌」式的宏观调控并不陌生，过去几十年曾屡次采用，但往往落得「一松则乱，一紧则死」的不良后果。这是因为财政约束太软，地方政府对信贷干预权力强大，一旦水喉放开就不易关紧，加上央行缺乏足够的独立性，难以在货币供给上卡住通胀的源头。当前的经济状况也不允许当局采取过度宽松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一是中央财政紧张，而多数地方政府更是债台高筑，赤字频仍。二是以房地产为首的多个行业信贷告急，给金融系统造成巨大冲击，银根松动虽能一时掩盖眼下困境，却加剧经济泡沫的风险。

笔者认为，中国经济当以温和调控为主，逐渐为经济活动拆墙松绑。近两年来，各种政策法规相继出台，整治以互联网为主的多个行业，并惩处多家企业。政府反对垄断加强规管本来无可厚非，但一旦被民间认定，这是在经济上启动罚款模式，投资者难免信心不足。再者，内地一些过左舆论令民营资本和私人企业老板人心惶惶，忧虑国进民退，自己的身家化为乌有。

现在内地有一种声音，希望能够推动新一轮改革开放，进一步加大经济市场化。依笔者之见，观乎当下的社会经济环境，实行大刀阔斧的经济改革不太现实，但政府努力为经济发展创造一个温和稳定的环境，倒是应有之义。

吴延晖博士

港大经管学院副教授（经济学、管理及商业策略）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二年二月九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香港在连续数月「清零」后，在社区出现Omicron变种病毒个案，爆发第五波疫情，特区政府因而重新推出表列处所须关闭等社交距离防疫措施，并取消多项大型活动。

为达成零传播的目的，整体社会难免要付出高昂代价，因为不少关乎民生的经济活动都会陷于停顿。政府收紧防疫措施影响农历新年期间消费，摩根士丹利预测本港2022年首季GDP增长只有1.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代表团不久前在香港完成正式访问后，发表初步评估 【注】 ，指出有赖政策措施，特区经济复苏强劲，但碍于「清零」政策，不同界别的复苏步伐各异，旅游业和接触密集型行业持续受压；并预测2021和2022年香港实质本地生产总值（GDP）分别增长6.4%和3%。

有关流行病的经济研究往往聚焦疫苗接种的成本效益，广泛分析疫情对经济影响的研究却不多。2006年，世界银行一项对「1918年大流感」的研究，基于大流感造成5000万人死亡，影响世界人口约五分之一，作出相对保守的流行病学模拟假设：死亡率为2.5%，航空、旅游业等萎缩20%；预测与目前医学界对新冠肺炎的估计大致相符。

假设新冠肺炎病毒的传播范围与1918年大流感相若，全球经济产出可能萎缩达3%。相比之下，美国次按危机爆发之后，2009年全球GDP下降0.1%，先进经济体产出萎缩3.4%，发展中国家却增长2.9%。

航空运输转机

特区政府今次收紧入境限制、取消对机组人员的检疫豁免，而高风险地区名单几乎涵盖所有国家。从【表1】可见，2021年首10个月的到港客运量已较疫情前下跌超过九成。若一直坚持零传播的高标准，持续封关恐怕会令香港成为孤岛，动摇区内航空枢纽地位。

【表 1 】访港旅客及通胀

资料来源︰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

除了中国依然贯彻根除新冠肺炎病毒策略之外，其他所有曾经推行「清零」政策的国家（如澳洲、纽西兰、新加坡）已经改为「与病毒共存」，重新对外开放。近日环球疫情反弹，欧美情况尤其严峻，本港自然必须严阵以待，关键在于如何能够精准地权衡利害。

2021年11月，赤鱲角机场的货物处理量约为43万公吨，国泰航空的载货量超过13.5万公吨，相当于空运出入口总量约近三分之一。国泰因严格的防疫措施令运载力下跌，其他外国航空公司其实可以考虑承接部分货运，以作补充。特区政府收紧空运货物安检要求，部分来港货品减少，将导致价格上升及通胀，物流成本或会增加三至四成。

虽然本港生活必需品及食品大多来自内地，供应相对稳定，但大流行对全球供应链的影响较预期严重；要是全球供应链紊乱加剧，香港和内地亦难以独善其身。疫情、通胀两面夹击，令综合消费物价指数在2021年首10个月内上升1.5%【表1】；今后一两个月，Omicron肆虐之势大概仍处高峰，政府必须留意监察物资供应以及物价变动情况。

香港在创新科技一环适应力强，可研究防疫硬件的创新，例如在机场设立让本港和外国商务人士洽谈的隔离式会议中心；在货运上与邻近经济体合作，让本港形成容许货物流通而不需航空人员入境检疫的闭环系统。

此外，《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于今年1月1日生效，关税将会逐步取消，区内供应链可望壮大，有助改善各成员之间的贸易，进一步巩固香港作为国际贸易中心的优势。

考量贸易得失

本港是外向型经济，倚重国际贸易；2020年，香港是全球第六大商品贸易经济体。贸易是香港经济不可或缺的部分，贸易总额相当于香港GDP三倍半以上【表2】，香港亦担当全球的「总代理」，离岸贸易（并非经香港付运但由香港公司处理的贸易）占整体货物贸易总值57%。

【表 2】 香港对外贸易

资料来源︰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香港贸易统计》

香港与15个RCEP成员经济体有频繁的贸易来往，相关贸易总额逾7700亿美元，占本港贸易总额73%，也为内地处理大部分对外贸易，足见特区一直担当连系内地、接通世界的重要桥梁。2021年首11个月，香港出入口以及转口贸易均录得显着增幅【表2】。

另一方面，香港贸易发展局（贸发局）出口指数于2021年第四季从39点跌至37.2点，反映疫情挥之不去，人流因封关未能回复正常，将继续削弱香港出口商的信心。2021年11月进行的贸发局出口指数调查显示，新冠疫情反覆仍是众多香港出口商的一大担忧，其中87%受访者表示业务受到负面影响，比上一季大增20.4个百分点。

由于物流瓶颈，供应链不时中断，受访者中有62.4%估计物流成本在2022年首季继续上升，而39.8%更预测成本将提高10%至30%。

话说回来，长期限制人口流动的措施却也促进了电子商务、电子支付系统，以及娱乐、通讯服务等发展。新冠肺炎在全球的一项重大影响，显然是加速了数码化的发展，电子金融成了主要增长领域。

平衡防疫方案

全球医学界普遍认为新冠病毒不会在短期内消失，事实上，世界各地大致上已实施群体免疫政策，学习与病毒共存。当香港再次对外开放时，任何变种病毒都有机会传入社区，从而产生「解禁回潮」（Exit Wave），意指因放宽疫情限制措施而导致病例激增。

毋庸置疑，内地疫情防控较绝大多数国家理想，能够实施严厉防疫政策有赖国内大循环，无论是农产品的生产或零售商业活动，内地可透过内需市场的循环来弥补疫情所造成的国际贸易停滞。

反观香港的经济定位有所不同，一直以来担当连系内地、接通世界的关键角色，无论是粤港澳大湾区规划所提及的航运中心、国际仲裁中心或国际金融中心，亟须保持与中国内地和国际社会的连系。两年来「清零」的临时防疫政策奏效，因可争取更多时间让市民接种疫苗，减低传播风险；但长远而言，若疫情未能受控，不但各行各业备受重创，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的作用亦会受到削弱。

本港第五波疫情来势汹汹，面对不断出现变种病毒的潜在风险，特区政府务须制定一套较灵活与可持续的防疫政策，核心系于采取平衡策略，在确保整体社会安全的前提下，既避免用力过猛，同时适度维持经济活动。上文提及透过RCEP强化供应链，以至商贸数码化，都属疫情新常态下的理想发展，相信可成为提振本港经济的积极动力。

【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22年第四条磋商代表团总结》，2021年12月15日

参考文献：

A. Burns, D. Van der Mensbrugghe, and H. Timmer, “Evaluating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Avian Influenza”, Working Paper 47417, World Bank, 2006.

谢国生 港大经管学院金融学首席讲师、新界乡议局当然执行委员
何敏淙 港大经管学院经济金融学助教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二年一月二十六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香港在连续数月「清零」后，在社区出现Omicron变种病毒个案，爆发第五波疫情，特区政府因而重新推出表列处所须关闭等社交距离防疫措施，并取消多项大型活动。

为达成零传播的目的，整体社会难免要付出高昂代价，因为不少关乎民生的经济活动都会陷于停顿。政府收紧防疫措施影响农历新年期间消费，摩根士丹利预测本港2022年首季GDP增长只有1.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代表团不久前在香港完成正式访问后，发表初步评估 【注】 ，指出有赖政策措施，特区经济复苏强劲，但碍于「清零」政策，不同界别的复苏步伐各异，旅游业和接触密集型行业持续受压；并预测2021和2022年香港实质本地生产总值（GDP）分别增长6.4%和3%。

有关流行病的经济研究往往聚焦疫苗接种的成本效益，广泛分析疫情对经济影响的研究却不多。2006年，世界银行一项对「1918年大流感」的研究，基于大流感造成5000万人死亡，影响世界人口约五分之一，作出相对保守的流行病学模拟假设：死亡率为2.5%，航空、旅游业等萎缩20%；预测与目前医学界对新冠肺炎的估计大致相符。

假设新冠肺炎病毒的传播范围与1918年大流感相若，全球经济产出可能萎缩达3%。相比之下，美国次按危机爆发之后，2009年全球GDP下降0.1%，先进经济体产出萎缩3.4%，发展中国家却增长2.9%。

航空运输转机

特区政府今次收紧入境限制、取消对机组人员的检疫豁免，而高风险地区名单几乎涵盖所有国家。从【表1】可见，2021年首10个月的到港客运量已较疫情前下跌超过九成。若一直坚持零传播的高标准，持续封关恐怕会令香港成为孤岛，动摇区内航空枢纽地位。

【表 1 】访港旅客及通胀

资料来源︰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

除了中国依然贯彻根除新冠肺炎病毒策略之外，其他所有曾经推行「清零」政策的国家（如澳洲、纽西兰、新加坡）已经改为「与病毒共存」，重新对外开放。近日环球疫情反弹，欧美情况尤其严峻，本港自然必须严阵以待，关键在于如何能够精准地权衡利害。

2021年11月，赤鱲角机场的货物处理量约为43万公吨，国泰航空的载货量超过13.5万公吨，相当于空运出入口总量约近三分之一。国泰因严格的防疫措施令运载力下跌，其他外国航空公司其实可以考虑承接部分货运，以作补充。特区政府收紧空运货物安检要求，部分来港货品减少，将导致价格上升及通胀，物流成本或会增加三至四成。

虽然本港生活必需品及食品大多来自内地，供应相对稳定，但大流行对全球供应链的影响较预期严重；要是全球供应链紊乱加剧，香港和内地亦难以独善其身。疫情、通胀两面夹击，令综合消费物价指数在2021年首10个月内上升1.5%【表1】；今后一两个月，Omicron肆虐之势大概仍处高峰，政府必须留意监察物资供应以及物价变动情况。

香港在创新科技一环适应力强，可研究防疫硬件的创新，例如在机场设立让本港和外国商务人士洽谈的隔离式会议中心；在货运上与邻近经济体合作，让本港形成容许货物流通而不需航空人员入境检疫的闭环系统。

此外，《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于今年1月1日生效，关税将会逐步取消，区内供应链可望壮大，有助改善各成员之间的贸易，进一步巩固香港作为国际贸易中心的优势。

考量贸易得失

本港是外向型经济，倚重国际贸易；2020年，香港是全球第六大商品贸易经济体。贸易是香港经济不可或缺的部分，贸易总额相当于香港GDP三倍半以上【表2】，香港亦担当全球的「总代理」，离岸贸易（并非经香港付运但由香港公司处理的贸易）占整体货物贸易总值57%。

【表 2】 香港对外贸易

资料来源︰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香港贸易统计》

香港与15个RCEP成员经济体有频繁的贸易来往，相关贸易总额逾7700亿美元，占本港贸易总额73%，也为内地处理大部分对外贸易，足见特区一直担当连系内地、接通世界的重要桥梁。2021年首11个月，香港出入口以及转口贸易均录得显着增幅【表2】。

另一方面，香港贸易发展局（贸发局）出口指数于2021年第四季从39点跌至37.2点，反映疫情挥之不去，人流因封关未能回复正常，将继续削弱香港出口商的信心。2021年11月进行的贸发局出口指数调查显示，新冠疫情反覆仍是众多香港出口商的一大担忧，其中87%受访者表示业务受到负面影响，比上一季大增20.4个百分点。

由于物流瓶颈，供应链不时中断，受访者中有62.4%估计物流成本在2022年首季继续上升，而39.8%更预测成本将提高10%至30%。

话说回来，长期限制人口流动的措施却也促进了电子商务、电子支付系统，以及娱乐、通讯服务等发展。新冠肺炎在全球的一项重大影响，显然是加速了数码化的发展，电子金融成了主要增长领域。

平衡防疫方案

全球医学界普遍认为新冠病毒不会在短期内消失，事实上，世界各地大致上已实施群体免疫政策，学习与病毒共存。当香港再次对外开放时，任何变种病毒都有机会传入社区，从而产生「解禁回潮」（Exit Wave），意指因放宽疫情限制措施而导致病例激增。

毋庸置疑，内地疫情防控较绝大多数国家理想，能够实施严厉防疫政策有赖国内大循环，无论是农产品的生产或零售商业活动，内地可透过内需市场的循环来弥补疫情所造成的国际贸易停滞。

反观香港的经济定位有所不同，一直以来担当连系内地、接通世界的关键角色，无论是粤港澳大湾区规划所提及的航运中心、国际仲裁中心或国际金融中心，亟须保持与中国内地和国际社会的连系。两年来「清零」的临时防疫政策奏效，因可争取更多时间让市民接种疫苗，减低传播风险；但长远而言，若疫情未能受控，不但各行各业备受重创，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的作用亦会受到削弱。

本港第五波疫情来势汹汹，面对不断出现变种病毒的潜在风险，特区政府务须制定一套较灵活与可持续的防疫政策，核心系于采取平衡策略，在确保整体社会安全的前提下，既避免用力过猛，同时适度维持经济活动。上文提及透过RCEP强化供应链，以至商贸数码化，都属疫情新常态下的理想发展，相信可成为提振本港经济的积极动力。

【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22年第四条磋商代表团总结》，2021年12月15日

参考文献：

A. Burns, D. Van der Mensbrugghe, and H. Timmer, “Evaluating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Avian Influenza”, Working Paper 47417, World Bank, 2006.

谢国生 港大经管学院金融学首席讲师、新界乡议局当然执行委员
何敏淙 港大经管学院经济金融学助教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二年一月二十六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编写电脑程式（computer programming）是将特定任务转换为电脑可以理解命令的过程，以便电脑执行所述任务。编写程式是当今科技大趋势的支柱；包括人工智能、机器学习、数据科学、预测分析、区块链和数字化转型。而且这些新科技更可为人类创造巨大价值。根据麦肯锡估计，到2030年，人工智能将会带来约13万亿美元的经济产出，使全球生产总值每年提升约1.2%。另外，根据微软2018年的估计，到2021年，数字化转型将为印度贡献1540亿美元的生产总值，合计为亚太地区GDP贡献超过1万亿美元的生产总值。

编程技能助鹤立鸡群

编写程式的技能对求职者而言也愈来愈重要。根据招聘网站Indeed的数据，以下涉及编写程式的技能极为劳动市场所需：云计算、人工智能、移动应用程式开发、区块链。具有编写程式能力的求职者将鹤立鸡群，他们更容易受到雇主青睐，同时还可以赚取更高的收入。除了一般求职者，企业家也需要编写程式的技能，因为这些技能可帮助他们开发应用程序（App）来服务客户。

即使你的正职不是编写程式，它仍可以给你带来诸多便利，提高个人生产力。笔者身边就有两个例子：笔者于大学教未曾接触编写程式的MBA学生使用Python编写程式，上一年其中一个学生的日常工作涉及搜寻和下载大量商业类新闻文章。自从该学生学了编写程式后，他编写了自己的网络抓取程序（crawler），每天定时自动搜寻并下载相关文章，然后再自动转发给自己，这让他节省了大量时间。笔者的朋友最近编写了一个程式来追踪因预约取消而产生的COVID加强针空档。他的程式帮助他找到三天后的空档，比笔者没有用程式直接在政府网页所能找到的两周后预约空档要早不少。

编写程式语言变得愈来愈强大，这要归功于不断发展的开源社区（opensource community），社区的贡献者添加了愈来愈多强大但易于使用的库（library）和包（package），为编写程式语言提供了新的功能。根据编写程式问答网站Stack Overflow的统计，当今最流行的编写程式语言是Python。

编写程式语言流行程度

来源: https://stackoverflow.com/ （该统计网站上针对每种语言提出的问题数量来推算编写程式语言的流行程度。）

开源社区不仅让Python等语言变得更加强大，同时也让它们变得更易于学习。首先，开源社区提供的库（library）可以让用户在不必编写冗长而复杂程式的情况下完成所需的任务。其次，开源社区中有许多教程和视频教市民大众如何使用这些软件包。对于不熟悉编写程式的人而言，现在网上有许多免费的编写程式课，其中一些更是由名校教师提供的，因此他们比以往更容易做到无师自通。

笔者不想误导读者低估学习编程的难度，要成为专业程式员，必须经过长时间的学习。但是，由于Python等用户友好的编写程式语言变得如此容易学习，没有编写程式背景的初学者可以花很少的时间学会编写很多简单实用的小程式。例如，根据笔者的经验，在导师指导下，一个初学者只需花15分钟便可学会如何产生一个二维码，来共享他/她的领英（LinkedIn）个人主页。他们也可以用同样的工具，花相若的时间学会产生二维码，交换数字名片。有了这些工具，我们不再需要随身携带任何实体名片。基础程式设计变得这么容易也是全靠网上有很多易于使用的库和包可以下载。相比而言，若不经过几个月的学习，一个人很难对一门人类所用的语言有一定的掌握和用它来进行基本的沟通。因此，学习一门编写程式语言的门槛远低于学习另一门人类语言，而前者的时间投入的回报率亦远高于后者的回报率。

应制定高中Python课程

综上所述，我建议香港教育局为高中生制定一套实用且易于学习的必修课程，让所有高中生都能学习Python。为了让学童为高中学习Python做好准备，学校应该考虑教年幼的孩子一种适合孩子的编写程式语言。

在孩子年幼时，教所有孩子编写程式也可以解决工程类专业中，女性比例较低的问题。例如，在2015年，超过一半的美国生物科学学士学位颁发给女性，但在电脑科学（18%）、工程学（20%）方面则要少得多。从就业市场而言，尽管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女性占美国劳动力的46.2%，但根据AnitaB.org研究所的数据，同年女性仅占科技行业的劳动力的26.2%。Boardroom Insiders的报告也指出，在财富500强公司中，只有22%的技术领导职位由女性担任。让所有中小学生接受基本编写程式培训，将有助于鼓励更多女性主修电脑科学或其他工程学科，并最终在科技领域建立成功的职业生涯。

虽然Python可以免费安装，要编写程式还需要一台电脑。鉴于编写程式技能的重要性，笔者还会建议政府考虑资助来自贫困背景的学童，让这些学生能拥有一台事先安装了开源编写程式软体的电脑，降低他们学习编写程式的成本。政府亦应该考虑到，学会编写程式技能有助贫困学童日后获得薪酬较高的与编写程式相关的工作，有助他们摆脱贫困，降低香港贫富悬殊。

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编写程式的技能很有价值；但是对下一代来说，它是必不可少的。笔者相信社会有能力做到让香港所有年轻人了解编写程式的基础，而且这样做会带来更加积极和深远的影响：一方面提高了每个人的工作效率，另一方面也培训了更多高技能程式员。我们亦可以借此建立更强大的创业文化，令整个香港变得更具竞争力。受更强大的人才库所吸引，更多跨国公司也将选择在香港开展业务。这将会是一个多赢的局面。

房育辉教授
港大经管学院教授（管理及商业策略、经济学）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二年一月十九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