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子组合MIRROR的演唱会即将开始，全城早已掀起抢票潮，粉丝却苦于一票难求。即使另加两场特别场，采用实名制售票，依然无法阻止黄牛党疯狂炒票。公开发售的门票瞬间售罄，有本地传媒报道，二手市场上的黄牛票竟被炒到40多万元，粉丝们自然叫苦连天。

事实上黄牛党炒票不仅仅发生在演唱会，因应新冠疫情回稳，康文署上月重开康体设施时，也出现了「炒场」的情况。针对炒卖行为，该署职员通过抽查方式，以核实租用者为场地使用人。

物以罕为贵

一票难求，说明供不应求。经济学里，供应和需求就如同跷跷板的两边，而调节平衡的就是价格。比如奢侈品牌的限量手袋，当想买的人多于店内的货量，手袋就会涨价，直到价格高到人们望「袋」兴叹的时候，需求和供应就平衡了。

虽然价格的调节功能强，却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演唱会门票就属特殊商品之列。与奢侈手袋不同，演唱会是一种体验，其价值是由台上的表演者和台下的观众共同决定的。如果只听音色，Apple Music也许更胜一筹；如果只为看明星，电视荧幕无疑清楚得多。演唱会的真正魅力，来自台上台下彼此互动，每场的高潮部分往往是全场大合唱。所以无论是歌星或观众，都不希望看到场面冷冷清清。如果任由市场价格飙升，纵使供求平衡了，却变成曲高和寡，拒粉丝于千里之外。

更重要的是，明星之所以成为明星，是因为有众多粉丝的喜爱。这种死心塌地的支持给歌星带来演唱会收入之余，还包括广告代言、音乐销售、商场活动等进账。如果演唱会的高票价伤了粉丝的心，粉丝也会弃之而去，歌星也将光环不再。要是歌手和主办单位为了短期的演唱会收益，牺牲了长期的财源，岂不是检了芝麻丢了西瓜，因小失大？

加场不加价的成功特例

因此，虽然价格可以有效率地平衡供需，但不能简单直接地套在演唱会的门票销售上。黄牛市场的炒票现象，不仅浪费了粉丝熬夜轮候的时间，对消费者不利，也损害了歌星和主办单位的长期利益，酿成「三输」局面。事实上，苦于黄牛炒风的不单是香港的粉丝，放眼全球，只要有巨星演出，就不免有黄牛炒票。

如何解决这个「国际性」问题呢？解铃还须系铃人。要使失衡的跷跷板恢复平衡，可走的路无非两条。一、增加供应，比如MIRROR增加演唱会的场次。而采用这个办法的表表者，就是美国乡谣歌手Garth Brook。他在2014至2017年的巡回演唱会（覆盖79个城市，一共390场演出），门票因定价低至70美元而供不应求；为了保证粉丝买到票，只要售出总票数80%，就会立刻多加场次。

粉丝身份如何辨真假

他曾说：「我害怕没有观众，也害怕全场爆满。」上述为顺应需求而增加供应的做法，被戏称为「Garth模式」，他本人也借此创下美国历史上最畅销的单人演唱会纪录 【注1】。当然，不是每个歌手都有精力和时间效法，因为除了表演，还有创作、宣传、广告代言、公益等众多活动，实在难以面面俱到。

既然跷跷板里供应一方难以解决问题，那么另一边的需求方又如何？如何保证粉丝的需求得到满足，其实是一个怎样识别谁是粉丝谁是黄牛的问题。两者之间，一个追星，一个逐利，不仅买票的目的不同，平日的行为也大相迳庭。

粉丝会在各种社交媒体上关注歌星，购买专辑和有关商品，在各种网站上追踪偶像的动态；黄牛则很少有这样的行为。若能以此判断购票人是否真粉丝，就可以有效防止门票落入黄牛手中，而这恰恰是美国最大演唱会门票销售平台Ticketmaster所采用的粉丝查证（Verified Fan）系统。

2017年，Ticketmaster为了打击二手门票市场，开发并采用这个系统。消费者在选定演唱会之后，需要注册个人资料，以便系统通过一定的演算法，来判断购票者有多大可能是真正粉丝。一旦被认定是粉丝，买到票的机率就会大大增加。虽然Ticketmaster并没有披露粉丝查证系统的具体演算法，但就宣称95%经此系统售出的门票，没有流出二手市场 【注2】。

许多欧美歌手都纷纷采用这个系统，包括Taylor Swift、Ed Sheeran等等。在粉丝查证系统启用之前，Taylor Swift 2015年举行世界巡演，售出门票中有30%出现在二手市场；至2018年，她的世界巡演运用了这个系统，最终只有5%的门票流出二手市场。虽然Ticketmaster的这套演算法并非完美，也不能保证每个粉丝都能买到票，但的确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黄牛党炒票。

魔高一尺 道高一丈

除此之外，演唱会主办单位经常采用其他方法来打击黄牛党。比如Jay Z和Taylor Swift都借用航空公司以浮动定价卖机票的方式，根据购票者的买票时间，愈接近演唱会的举行时间，票价就愈低 【注3】。这种浮动定价的策略让提早用机器抢票的黄牛党无利可图，大大提升歌手和主办单位的收益。

在疫情期间不断发展的线上直播音乐会，也给歌手提供了一个增加演出的途径。虽然这类音乐会不可媲美现场打成一片的互动，但可以在不过度增加艺人时间和工作量的情况下，扩充供应，缓解众多粉丝一票难求的烦恼。

再者，正因为线上音乐会不能完全取代实体音乐会，这种增加的供应不会过多地降低粉丝对实体演唱会的需求。

对于备受热捧的歌星和忠实粉丝来说，不失为一种双赢的权宜之计。随着虚拟实境技术日新月异，线上音乐会也会让屏幕另一边的粉丝感受到更多的真实和互动。

解决一票难求的棘手问题，既有赖平衡供求的跷跷板原理，又系于科学的创新和技术的进步。相信在不久的将来，MIRROR粉丝们离偶像的距离可逐渐拉近。一票虽难求，拥戴价更高。

【注1】：Alan B. Krueger, Rockonomics: What the Music Industry Can Teach Us About Economics (and Our Future) (London: John Murray Press, 2019), Chapter 6.

【注2】：https://www.theverge.com/ 2018/2/7/16923616/

【注3】：https://access.intix.org/Full-Article/the-highest-grossing-us-tour-of-all-time-used-slow-ticketing

范亭亭博士
港大经管学院高级讲师（市场学）

周文博士
港大经管学院副教授（管理及商业策略）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二年六月二十九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今年哈佛大学的毕业典礼上，校长巴科（Lawrence Bacow）提到由于受疫情和供应链影响，校内折椅短缺，要不是员工足智多谋，可能一半毕业生得坐在地上。巴科以椅子作为比喻，目的是向毕业生提出希望和挑战。

椅子代表职位、荣誉等有价值但稀缺的事物。哈佛的毕业生往往不愁没有椅子，别人甚至会给他们让座，或令他们误以为坐上椅子是理所当然的事。他向这群毕业生提出挑战：在将来的日子里也给别人留一张椅子；利用自身所受的良好教育，为其他人创造机会。

机会供求的机制

经济学强调市场，讲究用价格机制调节需求和供给。用经济学的逻辑，坐在地上的学生可以出高价来买坐上椅子的权利；如果最后仍然坐在地上，非因椅子不够，只因不愿意付这个价钱。当然，用价格机制来调节毕业礼椅子的分配并不合适。市场能否作为调节供需的手段，部分取决于社会价值观，部分取决于市场效率。当交易资讯不清楚透明，又或基于各式各样的交易成本，就会降低市场效率，难免出现椅子供不应求的情况。

对于大学毕业生来说，就业机会可谓极其重要的一张椅子，是否找到工作，有时得看运气。以双簧管演奏家为例，由于乐团职位有限，求职从来不易；但在2005年，当不少资深双簧管演奏家退休，把位置腾了出来，无疑是从天而降的礼物，部分年轻双簧管演奏家甚至获得多家乐团的工作邀约。

观乎今年在中国内地的毕业生，运气恐怕就没那么好。受新冠疫情和相关政策的影响，就业机会相信比往年大为逊色，以致不少应届毕业生一职难求，失业率上升；更重要的是，他们职业生涯中的整体收入也会受到影响。

内卷以至躺平的隐忧

经济学家发现，如果学生毕业时遇上经济萧条，即使找到了工作，职业选择也往往不尽人意。基于加拿大的数据，这些学生和毕业逢时的学生相比，不但起薪较低，就算10年之后，其工资还是低5个百分点。至于美国的数据则显示，经济萧条年份毕业生的工资在15年之后依然偏低。史丹福大学经济学家Paul Oyer发现，该校在经济不景时期毕业的工商管理硕士，更难在华尔街找到工作，其职业生涯总收入因而减少大概150万至500万美元。

职场音乐椅的代价

另一个决定毕业生整个职业发展的因素，在于任职机构所提供的机会。年轻毕业生能否有良好的事业发展，很大程度上视乎晋升空间，如果机构不断壮大和创造崭新机会，员工亦可同步成长，就能实现双赢。即使机构不再发展，但若有足够多的员工退休，腾出足够职位，年轻毕业生也可以逐步晋升，职业生涯可望稳定发展。否则，在僧多粥少的情况下，年轻员工可能被迫彼此厮杀，拼命内卷，争取有限的晋升机会。当他们发现这样的内卷得不偿失，躺平就成了一部分人的选择。

虽然大众媒体对内卷和躺平的讨论多如牛毛，有关方面的经济学研究却相对匮乏，背后原因不一而足，但其中一个就是经济学对于「椅子」（晋升机会）这个概念不甚重视。事实上，传统经济学认为，一个机构内晋升空间的多少，对于年轻人的职业生涯无甚影响。这虽然听起来违反常识，但经济学的逻辑是，如果一个机构的晋升机会少，员工可以另谋高就。在劳动力市场上，基于各机构之间对人才的竞争，毕业生不管在哪里，都会有差不多的薪酬和职业发展──金子无论在哪里都会发光。

这个经济学逻辑是否正确？事实上，出问题的往往不是逻辑，而是逻辑的基础，也就是其中的假设：劳动力市场相对有效，员工转职成本不高。然而这个假设是否适用，要视乎机构性质。比如说，在家族企业内部，家族成员转职到其他企业的成本恐怕不会小。至于对整个劳动力市场而言，这个假设是否合适，机构内部的晋升机会对员工有没有影响？这就需要由数据来说话。

可惜数据并不容易找，因为有关企业内部「椅子」多少对员工影响的研究中，存在「内生性」问题，亦即鸡生蛋或蛋生鸡的问题。具体来说，问题的源头是因为椅子的多少，一定程度上可由机构控制。当研究者发现在椅子少的机构里，年轻员工晋升得慢，也许结论并非是椅子影响晋升，而是因为员工不特别在乎晋升，所以机构不需要多提供椅子。

在笔者和合作者最近期获《经济研究评论》（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接纳的论文中，就有幸找到了合适的数据，利用意大利社会保障研究所（Italian Social Security Institute）提供所有意大利私营企业的资料，研究了机构内部晋升机会对员工职业生涯的影响。 2011年，当时刚组阁的意大利政府对退休金制度进行了闪电式改革（Fornero Reform），不少原本即将退休的员工一下子不得不延迟退休，导致空出来的职位较预期为少。换句话说，在不受机构控制的情况下，椅子一下子变少了。

我们的研究发现，当退休年龄延长时，其他员工的收入的确会受到影响。以一间30人的小型企业为例，如果一名员工因为退休金改革要多工作两年，其他员工每人每年的工资收入增长会降低2.7个百分点。在改革后的4年间，员工的总收入减少约800欧罗。这个数字也许不算很大，但若公司雇主本身增长缓慢，则员工所受影响会更大一些，4年间的总收入将减少约2000欧罗。至于55岁以上接近退休但没有直接被改革影响的员工，对他们的影响其实更大，4年间的总收入将减少约3600欧罗。此外，如果延迟退休的是管理人员，则其他员工的晋升概率每年下降约10个百分点。

为新血的前途铺路

我们的研究聚焦于延迟退休对员工职业生涯的影响；另一个相关的问题是，当晋升机会变少，机构的内部结构和表现会不会产生变化？从所得意大利的数据中，有关企业内部和企业表现的数据部分可惜不够详尽。但笔者和合作者2018年发表于《劳动经济学期刊》（Journal of Labour Economics）的理论研究，就曾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初步的探索。晋升机会不够之际，年轻基层人员士气低下，为了加以激励，公司一方面不得不提升年轻基层人员的工资；另一方面亦会刻意创造机会，晋升过多的员工。这些升职机会并不是因为企业生产效率的需要，而只是创造椅子，让年轻员工看到希望。但结果是，机构头重脚轻，效率低下。我们的理论研究还发现，有些情况下，最佳的人才管理制度是限定退休年龄。这样可以保证有足够多的椅子腾出来，以激励和吸引优秀的年轻员工，现实中也有很多例子足以证明这一点。不少以人才为关键才能（core competency）的公司，要求合伙人在60出头就退休，即使他们还年富力强。不少大学也对教授的退休年龄有成文和不成文的规定；著名的布尔巴基数学学派（Bourbaki School of Mathematics），规定成员不能超过50岁。

人才管理制度对于增长放缓的机构尤其重要。在创业初期，到处都是机会，业务在增长，员工也不愁找不到好椅子。可当增长速度一旦慢下来，尤其是长期高速增长的机构，往往发现位高权重而又能力出众的决策者还很年轻，远远未到退休年龄。这时候，怎样找到好的机制来公平有效地分配稀缺的晋升机会，怎样吸引并激励优秀的员工，对机构能否持续良好稳定运作就非常重要了。

一种方法是靠机构文化，就像哈佛校长所说的，资深员工可以主动把椅子腾出来；另一种方法是靠制度，用制度的方式把椅子腾出来。战略学者重视动态能力（dynamic capability）这个概念，用来解释为什么有些企业能够长盛不衰。在笔者看来，其中的关键点就是椅子的分配制度和文化，它们才是机构长盛不衰的核心。

李晋教授
港大经管学院教授（管理及商业策略、经济学）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二年六月二十二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今年哈佛大学的毕业典礼上，校长巴科（Lawrence Bacow）提到由于受疫情和供应链影响，校内折椅短缺，要不是员工足智多谋，可能一半毕业生得坐在地上。巴科以椅子作为比喻，目的是向毕业生提出希望和挑战。

椅子代表职位、荣誉等有价值但稀缺的事物。哈佛的毕业生往往不愁没有椅子，别人甚至会给他们让座，或令他们误以为坐上椅子是理所当然的事。他向这群毕业生提出挑战：在将来的日子里也给别人留一张椅子；利用自身所受的良好教育，为其他人创造机会。

机会供求的机制

经济学强调市场，讲究用价格机制调节需求和供给。用经济学的逻辑，坐在地上的学生可以出高价来买坐上椅子的权利；如果最后仍然坐在地上，非因椅子不够，只因不愿意付这个价钱。当然，用价格机制来调节毕业礼椅子的分配并不合适。市场能否作为调节供需的手段，部分取决于社会价值观，部分取决于市场效率。当交易资讯不清楚透明，又或基于各式各样的交易成本，就会降低市场效率，难免出现椅子供不应求的情况。

对于大学毕业生来说，就业机会可谓极其重要的一张椅子，是否找到工作，有时得看运气。以双簧管演奏家为例，由于乐团职位有限，求职从来不易；但在2005年，当不少资深双簧管演奏家退休，把位置腾了出来，无疑是从天而降的礼物，部分年轻双簧管演奏家甚至获得多家乐团的工作邀约。

观乎今年在中国内地的毕业生，运气恐怕就没那么好。受新冠疫情和相关政策的影响，就业机会相信比往年大为逊色，以致不少应届毕业生一职难求，失业率上升；更重要的是，他们职业生涯中的整体收入也会受到影响。

内卷以至躺平的隐忧

经济学家发现，如果学生毕业时遇上经济萧条，即使找到了工作，职业选择也往往不尽人意。基于加拿大的数据，这些学生和毕业逢时的学生相比，不但起薪较低，就算10年之后，其工资还是低5个百分点。至于美国的数据则显示，经济萧条年份毕业生的工资在15年之后依然偏低。史丹福大学经济学家Paul Oyer发现，该校在经济不景时期毕业的工商管理硕士，更难在华尔街找到工作，其职业生涯总收入因而减少大概150万至500万美元。

职场音乐椅的代价

另一个决定毕业生整个职业发展的因素，在于任职机构所提供的机会。年轻毕业生能否有良好的事业发展，很大程度上视乎晋升空间，如果机构不断壮大和创造崭新机会，员工亦可同步成长，就能实现双赢。即使机构不再发展，但若有足够多的员工退休，腾出足够职位，年轻毕业生也可以逐步晋升，职业生涯可望稳定发展。否则，在僧多粥少的情况下，年轻员工可能被迫彼此厮杀，拼命内卷，争取有限的晋升机会。当他们发现这样的内卷得不偿失，躺平就成了一部分人的选择。

虽然大众媒体对内卷和躺平的讨论多如牛毛，有关方面的经济学研究却相对匮乏，背后原因不一而足，但其中一个就是经济学对于「椅子」（晋升机会）这个概念不甚重视。事实上，传统经济学认为，一个机构内晋升空间的多少，对于年轻人的职业生涯无甚影响。这虽然听起来违反常识，但经济学的逻辑是，如果一个机构的晋升机会少，员工可以另谋高就。在劳动力市场上，基于各机构之间对人才的竞争，毕业生不管在哪里，都会有差不多的薪酬和职业发展──金子无论在哪里都会发光。

这个经济学逻辑是否正确？事实上，出问题的往往不是逻辑，而是逻辑的基础，也就是其中的假设：劳动力市场相对有效，员工转职成本不高。然而这个假设是否适用，要视乎机构性质。比如说，在家族企业内部，家族成员转职到其他企业的成本恐怕不会小。至于对整个劳动力市场而言，这个假设是否合适，机构内部的晋升机会对员工有没有影响？这就需要由数据来说话。

可惜数据并不容易找，因为有关企业内部「椅子」多少对员工影响的研究中，存在「内生性」问题，亦即鸡生蛋或蛋生鸡的问题。具体来说，问题的源头是因为椅子的多少，一定程度上可由机构控制。当研究者发现在椅子少的机构里，年轻员工晋升得慢，也许结论并非是椅子影响晋升，而是因为员工不特别在乎晋升，所以机构不需要多提供椅子。

在笔者和合作者最近期获《经济研究评论》（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接纳的论文中，就有幸找到了合适的数据，利用意大利社会保障研究所（Italian Social Security Institute）提供所有意大利私营企业的资料，研究了机构内部晋升机会对员工职业生涯的影响。 2011年，当时刚组阁的意大利政府对退休金制度进行了闪电式改革（Fornero Reform），不少原本即将退休的员工一下子不得不延迟退休，导致空出来的职位较预期为少。换句话说，在不受机构控制的情况下，椅子一下子变少了。

我们的研究发现，当退休年龄延长时，其他员工的收入的确会受到影响。以一间30人的小型企业为例，如果一名员工因为退休金改革要多工作两年，其他员工每人每年的工资收入增长会降低2.7个百分点。在改革后的4年间，员工的总收入减少约800欧罗。这个数字也许不算很大，但若公司雇主本身增长缓慢，则员工所受影响会更大一些，4年间的总收入将减少约2000欧罗。至于55岁以上接近退休但没有直接被改革影响的员工，对他们的影响其实更大，4年间的总收入将减少约3600欧罗。此外，如果延迟退休的是管理人员，则其他员工的晋升概率每年下降约10个百分点。

为新血的前途铺路

我们的研究聚焦于延迟退休对员工职业生涯的影响；另一个相关的问题是，当晋升机会变少，机构的内部结构和表现会不会产生变化？从所得意大利的数据中，有关企业内部和企业表现的数据部分可惜不够详尽。但笔者和合作者2018年发表于《劳动经济学期刊》（Journal of Labour Economics）的理论研究，就曾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初步的探索。晋升机会不够之际，年轻基层人员士气低下，为了加以激励，公司一方面不得不提升年轻基层人员的工资；另一方面亦会刻意创造机会，晋升过多的员工。这些升职机会并不是因为企业生产效率的需要，而只是创造椅子，让年轻员工看到希望。但结果是，机构头重脚轻，效率低下。我们的理论研究还发现，有些情况下，最佳的人才管理制度是限定退休年龄。这样可以保证有足够多的椅子腾出来，以激励和吸引优秀的年轻员工，现实中也有很多例子足以证明这一点。不少以人才为关键才能（core competency）的公司，要求合伙人在60出头就退休，即使他们还年富力强。不少大学也对教授的退休年龄有成文和不成文的规定；著名的布尔巴基数学学派（Bourbaki School of Mathematics），规定成员不能超过50岁。

人才管理制度对于增长放缓的机构尤其重要。在创业初期，到处都是机会，业务在增长，员工也不愁找不到好椅子。可当增长速度一旦慢下来，尤其是长期高速增长的机构，往往发现位高权重而又能力出众的决策者还很年轻，远远未到退休年龄。这时候，怎样找到好的机制来公平有效地分配稀缺的晋升机会，怎样吸引并激励优秀的员工，对机构能否持续良好稳定运作就非常重要了。

一种方法是靠机构文化，就像哈佛校长所说的，资深员工可以主动把椅子腾出来；另一种方法是靠制度，用制度的方式把椅子腾出来。战略学者重视动态能力（dynamic capability）这个概念，用来解释为什么有些企业能够长盛不衰。在笔者看来，其中的关键点就是椅子的分配制度和文化，它们才是机构长盛不衰的核心。

李晋教授
港大经管学院教授（管理及商业策略、经济学）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二年六月二十二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开宗明义，这个俗得近乎粗鄙又雅得有点诗意的标题，不完全是笔者原创。《狗屁工作理论》（Bullshit Jobs: A Theory）是在2018年出版便迅速窜红的社会科学书，内容痛斥当下欧美社会衍生出无数可有可无却又报酬丰厚的狗屁工。作者是已故美国人类学者格雷伯（David Graeber），字里行间怒气冲天，不惜用上打手（goon）及帮闲（flunky）这些带有羞辱性的词汇。

至于华丽浪费（splendid waste）则出自亨利詹姆士手笔，这位名作家写道：「人生在世……所作所为，无非华丽浪费」（life… is capable… of nothing but splendid waste）；笔者以此借喻人才浪费现象，比如文学博士毕业生在快餐店当服务生，科研人员跑到物流公司当仓务员。一方面是狗屁工充斥职场，一方面则是大材小用，这虽谈不上所谓的资本主义危机，却反映了现代社会的困窘之处，不仅欧美特有，也是中国经济和香港社会面临的现实问题。

反工作为何成潮流？

格雷伯这本畅销书中，大的论调并无新意，沿用的还是新旧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强调资本和雇主对劳工的剥削以及人被工作所奴役造成的异化；但其引人注目之处，在于把炮火对准一个被骂为「没有理想、不问价值、无助社会」却又高薪优越的社会阶层，认为这些人不仅是辛勤工作的普罗大众的敌人，亦是经济效率低下的罪魁祸首。按照作者的定义，企业高管、金融精英、政府官员，甚至大学教授等，大都得打进「狗屁工」的行列。这就难免引起争论，反击格雷伯者毫不客气，认为「狗屁工作」的论调无非是夸大其词的叫嚣。

《狗屁工作理论》的批判在社会引起巨大反响，背后有着深层原因，最直接的就是财富分配不均日益加剧，特别是工薪阶层的相对贫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迎来黄金30年的经济增长，劳工生产力与薪酬的增长大致上吻合。但自1980年开始，劳工薪酬逐渐落后于生产力的增长，彼此差距愈来愈大；到2000年以后，尽管生产力持续增长，劳工薪酬反而完全停滞不前，整体工资总额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愈来愈低。与此同时，资本家、企业高管、金融法律等专业精英的收入却连番上涨。在这个背景下，美国爆发「占领华尔街」社会运动，欧洲各国也涌现种种要求「均贫富」的声音；中国的民众相对温和，但也不时闹出大厂员工抵制「996」工作制、平凡人家选择「躺平」的风潮。

结构失调导致人才泡沫

2019冠状病毒病肆虐期间，美国政府采用大水漫灌的财政政策来解决需求危机，企业则纷纷推行远端工作模式，不料却引发「反工作」（Antiwork）浪潮。究其原因，一是不用上班也有钱拿；二是疫情下的多艰人生令人反思工作的意义；三是远端工作提供了上班模式的多样性。自从疫灾爆发，美国出现了「大辞职潮」（The Great Resignation），以致企业人手招聘不足，经济恢复乏力。直到去年下半年，这场公共卫生危机渐受管控，美国劳工荒才得以稍微缓和，但新的劳资关系却又应运而生。最近，许多大公司的工人纷纷以反剥削的名义组织工会，向企业要求加薪和增添福利。这将对美国的就业和经济前景产生深远的影响。

尽管人工飞涨，美国企业在招聘人才方面还是困难，在中国则呈现相反现象：工人不断降薪，还是难以找到工作。根据国家教育部2021年年底发布的资料，预计今年内地的高校毕业生人数将再创历史纪录，高达1076万。而继校外教育培训机构备受规范之后，整个互联网行业也迎来寒冬，美团、小红书、斗鱼、B站等知名网上大平台近期纷纷紧缩，动辄裁员两三成，其他不少行业也凋敝不兴。这样的就业情况下，谁还有叫骂狗屁工作的底气？怪不得出现高学历人才屈尊低就的华丽浪费。去年，北大、清华博士毕业生争抢中学教师职位的新闻，激发关于人才配置扭曲的热烈讨论；今年，内地频频出现名校博士硕士毕业生排队应聘基层政府职位，高才低就已变成习以为常，不再是新闻了。

内地人才与职位匹配错位，由诸多因素造成，其中最直接者无疑是绵绵不绝的疫情，加上政府严厉的管控措施，造成经济紧缩，对人才需求剧降。随着疫情减缓，近期各个地方政府的经济优惠措施纷纷出台，相信可在短期内缓和矛盾，然而导致人才就业失调的长期因素不容忽视。从供给角度，内地的高等教育界规模庞大，最顶尖部分在过去20年突飞猛进，可惜不少地区性大学还是相当落后，培养出来的所谓高端人才难以从事高端工作，只能低配去争抢普通的工作。从需求来看，疫情和地缘政治造成一些外国企业撤离中国，加上民营经济受到一定挤压，导致市场对人才多样性的需求不足。

一个劳动力市场出现严重错配，人才泡沫化，很大程度上反映社会创造财富的机会不均。在这个意义上，外国资本、民营经济的发展不单纯是生产效率的问题，而是为市民提供更多创业致富机遇的问题。在一个机会严重不均的社会，难免会造成在经济好的时候，工作就成狗屁，经济差之际，工作就成华丽浪费。

建设一座提供优质工作的城市

聚焦香港，薪酬优厚的职位集中在以金融业为主的高端服务业。在贫富悬殊变本加厉的困局下，这个行业免不了被诟病为对实体经济有害无益的寄生虫、满口谎言的老千，甚至有从业者也自嘲在打狗屁工。只是疫情之下，面临巨大的失业压力，市民自然没底气痛骂狗屁工作。另一方面，香港人素来务实，人才流动性很强，劳动力市场自我调节大致得当，还不至于出现华丽浪费。

值得警惕的是，当前特区经济面对两大转型，一是所谓「脱虚入实」，加大实体经济特别是高科技产业的比重；二是融入大湾区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直接面向内地市场。由于大转型仍处于说得多、做得少的阶段，所以普罗大众并未觉得有什么震荡，一旦转型进入实质性阶段，劳动力市场势将大洗牌。本地现有人才结构不足以支撑崭新的经济结构，人才职位错配在所难免，造成华丽浪费也就不足为奇。

依笔者管见，香港要在经济结构的调整过程中减少阵痛，成功升级换代，应当立足于建设一座提供优差的城市。所谓优差，除了待遇可观之外，还要让人能够安心相待，满怀希望。只要能够创造出一大批这样的工作，目前不少经济难题和社会困境自会迎刃而解。如何建设这样的香港？这是笔者近期的一个研究课题，欢迎有兴趣、有洞见的读者加入共同讨论。

吴延晖博士
港大经管学院副教授（经济学、管理及商业策略）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二年六月十五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开宗明义，这个俗得近乎粗鄙又雅得有点诗意的标题，不完全是笔者原创。《狗屁工作理论》（Bullshit Jobs: A Theory）是在2018年出版便迅速窜红的社会科学书，内容痛斥当下欧美社会衍生出无数可有可无却又报酬丰厚的狗屁工。作者是已故美国人类学者格雷伯（David Graeber），字里行间怒气冲天，不惜用上打手（goon）及帮闲（flunky）这些带有羞辱性的词汇。

至于华丽浪费（splendid waste）则出自亨利詹姆士手笔，这位名作家写道：「人生在世……所作所为，无非华丽浪费」（life… is capable… of nothing but splendid waste）；笔者以此借喻人才浪费现象，比如文学博士毕业生在快餐店当服务生，科研人员跑到物流公司当仓务员。一方面是狗屁工充斥职场，一方面则是大材小用，这虽谈不上所谓的资本主义危机，却反映了现代社会的困窘之处，不仅欧美特有，也是中国经济和香港社会面临的现实问题。

反工作为何成潮流？

格雷伯这本畅销书中，大的论调并无新意，沿用的还是新旧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强调资本和雇主对劳工的剥削以及人被工作所奴役造成的异化；但其引人注目之处，在于把炮火对准一个被骂为「没有理想、不问价值、无助社会」却又高薪优越的社会阶层，认为这些人不仅是辛勤工作的普罗大众的敌人，亦是经济效率低下的罪魁祸首。按照作者的定义，企业高管、金融精英、政府官员，甚至大学教授等，大都得打进「狗屁工」的行列。这就难免引起争论，反击格雷伯者毫不客气，认为「狗屁工作」的论调无非是夸大其词的叫嚣。

《狗屁工作理论》的批判在社会引起巨大反响，背后有着深层原因，最直接的就是财富分配不均日益加剧，特别是工薪阶层的相对贫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迎来黄金30年的经济增长，劳工生产力与薪酬的增长大致上吻合。但自1980年开始，劳工薪酬逐渐落后于生产力的增长，彼此差距愈来愈大；到2000年以后，尽管生产力持续增长，劳工薪酬反而完全停滞不前，整体工资总额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愈来愈低。与此同时，资本家、企业高管、金融法律等专业精英的收入却连番上涨。在这个背景下，美国爆发「占领华尔街」社会运动，欧洲各国也涌现种种要求「均贫富」的声音；中国的民众相对温和，但也不时闹出大厂员工抵制「996」工作制、平凡人家选择「躺平」的风潮。

结构失调导致人才泡沫

2019冠状病毒病肆虐期间，美国政府采用大水漫灌的财政政策来解决需求危机，企业则纷纷推行远端工作模式，不料却引发「反工作」（Antiwork）浪潮。究其原因，一是不用上班也有钱拿；二是疫情下的多艰人生令人反思工作的意义；三是远端工作提供了上班模式的多样性。自从疫灾爆发，美国出现了「大辞职潮」（The Great Resignation），以致企业人手招聘不足，经济恢复乏力。直到去年下半年，这场公共卫生危机渐受管控，美国劳工荒才得以稍微缓和，但新的劳资关系却又应运而生。最近，许多大公司的工人纷纷以反剥削的名义组织工会，向企业要求加薪和增添福利。这将对美国的就业和经济前景产生深远的影响。

尽管人工飞涨，美国企业在招聘人才方面还是困难，在中国则呈现相反现象：工人不断降薪，还是难以找到工作。根据国家教育部2021年年底发布的资料，预计今年内地的高校毕业生人数将再创历史纪录，高达1076万。而继校外教育培训机构备受规范之后，整个互联网行业也迎来寒冬，美团、小红书、斗鱼、B站等知名网上大平台近期纷纷紧缩，动辄裁员两三成，其他不少行业也凋敝不兴。这样的就业情况下，谁还有叫骂狗屁工作的底气？怪不得出现高学历人才屈尊低就的华丽浪费。去年，北大、清华博士毕业生争抢中学教师职位的新闻，激发关于人才配置扭曲的热烈讨论；今年，内地频频出现名校博士硕士毕业生排队应聘基层政府职位，高才低就已变成习以为常，不再是新闻了。

内地人才与职位匹配错位，由诸多因素造成，其中最直接者无疑是绵绵不绝的疫情，加上政府严厉的管控措施，造成经济紧缩，对人才需求剧降。随着疫情减缓，近期各个地方政府的经济优惠措施纷纷出台，相信可在短期内缓和矛盾，然而导致人才就业失调的长期因素不容忽视。从供给角度，内地的高等教育界规模庞大，最顶尖部分在过去20年突飞猛进，可惜不少地区性大学还是相当落后，培养出来的所谓高端人才难以从事高端工作，只能低配去争抢普通的工作。从需求来看，疫情和地缘政治造成一些外国企业撤离中国，加上民营经济受到一定挤压，导致市场对人才多样性的需求不足。

一个劳动力市场出现严重错配，人才泡沫化，很大程度上反映社会创造财富的机会不均。在这个意义上，外国资本、民营经济的发展不单纯是生产效率的问题，而是为市民提供更多创业致富机遇的问题。在一个机会严重不均的社会，难免会造成在经济好的时候，工作就成狗屁，经济差之际，工作就成华丽浪费。

建设一座提供优质工作的城市

聚焦香港，薪酬优厚的职位集中在以金融业为主的高端服务业。在贫富悬殊变本加厉的困局下，这个行业免不了被诟病为对实体经济有害无益的寄生虫、满口谎言的老千，甚至有从业者也自嘲在打狗屁工。只是疫情之下，面临巨大的失业压力，市民自然没底气痛骂狗屁工作。另一方面，香港人素来务实，人才流动性很强，劳动力市场自我调节大致得当，还不至于出现华丽浪费。

值得警惕的是，当前特区经济面对两大转型，一是所谓「脱虚入实」，加大实体经济特别是高科技产业的比重；二是融入大湾区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直接面向内地市场。由于大转型仍处于说得多、做得少的阶段，所以普罗大众并未觉得有什么震荡，一旦转型进入实质性阶段，劳动力市场势将大洗牌。本地现有人才结构不足以支撑崭新的经济结构，人才职位错配在所难免，造成华丽浪费也就不足为奇。

依笔者管见，香港要在经济结构的调整过程中减少阵痛，成功升级换代，应当立足于建设一座提供优差的城市。所谓优差，除了待遇可观之外，还要让人能够安心相待，满怀希望。只要能够创造出一大批这样的工作，目前不少经济难题和社会困境自会迎刃而解。如何建设这样的香港？这是笔者近期的一个研究课题，欢迎有兴趣、有洞见的读者加入共同讨论。

吴延晖博士
港大经管学院副教授（经济学、管理及商业策略）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二年六月十五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香港作为亚洲国际都会、环球金融中心，近年备受各种因素影响，有黯然失色之虞。在庆祝回归25周年之际，新一届特区政府即将开启新篇，一大挑战是如何保持和发扬香港的国际化优势。

候任行政长官李家超以「全面提升竞争实力」作为四大施政纲领之一，列举多项相关措施提升香港国际化优势，可见对此高度重视。这一课题进程之艰巨、意义之重大，确是决定香港未来发展的重中之重，必须认真思考和应对。

保持国际化对本港内地愈发重要

当前百年未有的大变局之下，香港作为联系中外的国际都会，其独特作用和意义不会减弱，只会日渐加强。

中美竞争力比并和博弈现已成为世界政经主线，新冠疫情和俄乌战争更催化了其中的分化和重构。上月中，美国总统拜登动作频频，先是召集东盟10国到华府开会，随后出访南韩日本，期间启动印太经济框架。5月26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乔治华盛顿大学发表演讲，指明中国为该国的最大对手，「中国是全球唯一国家，既有重塑国际秩序的意图，并在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方面日益增强实力，而足以实现此一意图」；讲词亦系统阐述了对华竞争战略。

面对波诡云谲的政经局势，中国经济的外循环和高水准的对外开放，都需要香港产生更大作用、作出更大贡献。

国际化深植于香港基因之中，从历史维度看，这座城市一直是联通中外的重要桥梁，在很多特殊时期发挥了独特的效果。无论是在冷战期间中外隔绝时期，还是中国刚开始改革开放的年代，香港都顺应时势，成为中外资金、贸易及人员往来的通道，服务了国家也成就了自己，作出贡献之余，亦从中受惠。

在新时代保持国际化特色，做好超级联系人的角色，对于特区而言，既是历史性机遇，也是历史性使命。若能贯彻「一国两制」的稳健基础，成功发挥联通中外的桥梁作用，香港的前景就会光明宽阔。

香港的国际地位在于作为接通国家的桥梁，不管金融商业抑或其他领域的交流合作，和内地的联接愈紧密和通畅，其对国际的价值和吸引力就愈大。

保持国际化以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基于各种原因，香港回归后在有些方面和内地的联系并没有变得更紧密。与此同时，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化，内地直接联系海外的效率大大提升，香港的国际竞争力自然相对下降。我的同事陶志刚教授等学者的研究显示，由于对于内地需求的了解和掌握不足，过去20年本港在协助内地企业进口中，所占份额持续缩减，错过了借力内地进口蓬勃增长的良机。

因此，积极融入祖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深入理解不同层次的需求，不断加强各种联系和合作，香港才能为世界各地联通中国发挥更大功能，为其国际化增加价值。

另一方面，作为中国的一个城市，香港对于国家的特殊意义，在于其接连全球的独特优势。香港保持国际化特色，成为中国经济外循环的一个关键枢纽，以及高水准对外开放的一个重要平台及视窗，足以对国家的发展贡献所长，相信这个定位更将日形重要。香港自身的发展，理应围绕这个定位，在以国际化优势服务国家发展的大前提下，加强自身优势，开拓崭新领域，打造独特的竞争力。

保持国际化须靠坚持完善「两制」

在守牢「一国」底线的基础上，香港保持国际化的关键，在于坚持完善「两制」。香港国际化之所以能够独秀于亚洲，除了历史沿革以及背靠祖国的地利外，仗赖的就是「两制」的核心、法治和自由市场。

法治予人安全的保证，自由市场则提供平等机会；两者造就了本港国际金融和国际贸易的繁荣，使香港得以成为亚洲国际都会，吸引各地人士定居发展，形成了国际多元的文化底色。接轨国际的生活环境和条件，加上机遇处处，让香港这颗东方明珠能够长期闪耀于世界。

由于全球局势变幻莫测，风险和不确定性骤然大增，人们纷纷寻找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比如在第五波疫情下，居港的一些外籍人士迁往新加坡等地的意向提高，很大程度上是避险心理使然。香港制度基础保持稳健，为市民提供稳定的预期和基本的保障，在动荡的岁月尤其重要。

在国际化领域更上层楼

一个地方如果法治不彰、政策多变，充满各种不确定性，自会给人极大的不安全感，最终影响资本和人才的去留。因此，只有坚持完善法治和自由市场，香港才能巩固国际化的既有优势，在新时代提升国际竞争力。

保持国际化的原有优势之余，特区政府和社会各界应当积极面对寰宇政经形势的变化，加强国际推广和宣传，主动拓展合作和联系，锐意增强国际竞争力。至于着力重点，笔者谨提出以下建议。

一、 扩大国际金融中心的影响，力争成为亚洲新兴经济体和中东国家的主要国际融资平台。香港成熟高效的市场、国际化的优势、地缘和经济往来的基础，都是拓展这些市场的有利条件。打进这些新市场将大大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二、 在打造国际创科中心和中外文化交流中心过程中，开创国际化的新内涵，增加国际化的新内容。无论是创科还是文化领域，香港需要积极联接中国内地和国际的资源，走出去，然后引进来，逐渐形成聚集效应，建成具备吸附力的开放中心。最近，香港大学支持其经管学院在创业之国以色列成立了「港大特拉维夫创新中心」，目标就是联接香港、以色列、大湾区的创新创业资源，以期形成中外互通的创新创业生态。

三、 广开门户，凝聚国际优秀人才。纽约、伦敦之所以是举世公认的国际大都会，在于能够吸引全球杰出人才前往工作和生活。香港作为国际化城市的资源优势有目共睹，虽也有各种优才计划，但特区政府吸纳人才的总体思路仍不够清晰，部分奖励措施也不够精细。

举例来说，香港纵有高品质的国际化大学，但在吸引亚洲区内的优秀年轻人留学方面却乏善可陈：不仅不如美国、英国，也显着落后于新加坡、澳洲等。特区政府对大学招收非本地学生的限额乃属作茧自缚，理应尽快让大学自主决定，因为非本地生绝大部分是自费，不仅并无造成公共财政负担，反而可为本港增加资源，带来各种经济好处。

此外，香港应该积极走出去，致力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教育界合作。最近，在大学的支持下，港大经管学院在胡志明市成立了「港大越南中心」，一方面希望和越南商界建立紧密的联系，为其培养国际化管理人才；另一方面透过和越南学界合作，助其提升教学和研究。通过融入越南社会，可望提升香港大学的声誉，吸引当地优秀青年赴港升学。

为吸引国际上最优秀的学生前来留学，特区政府应结合社会力量，考虑设置牛津大学罗德奖学金之类的奖励项目，提供优厚的留学条件。再者，放宽工作签证对于吸引国际优才也至关重要。

总括而言，若能以积极开放的方式，增强香港对国际人才的吸引力，让特区成为国际人才求学和创业的上选之地，同时亦为本地年轻人提供更多机会，以确保香港在全球人才竞争中不落人后，东方之珠就自会愈发璀璨。

蔡洪滨教授
港大经管学院院长兼经济学讲座教授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二年六月八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香港金融管理局2017年9月就针对金融业数码化，以「智慧银行新纪元」为题，推出多项倡议；随后于2021年6月公布「金融科技2025」策略，迎向银行业要以科技为基础的未来，旨在促进银行采用科技、增强数据基础设施、支持不断发展的数码生态系统。继2017年清晰表达把虚拟银行引进本港之后，该局翌年即发出《虚拟银行的认可》指引修订本；虚拟银行须遵守适用于传统银行的同一套监管规定，在合乎其运作性质及所承担的银行业风险情况下，维持最少3亿元缴足款股本。

香港的虚拟银行计划别具特色，包括：一、规定银行不设实体分支机构，所有服务以互联网或其他形式的电子传送途径提供。二、促进金融包容性（financial inclusion）。三、容纳大型科技公司和金融科技公司参与所有权结构。四、维持风险和技术中立的监管框架。

2020年，8家虚拟银行在港全面营运【表】，令特区正式步入金融科技的新时代。截至同年12月，其存款总额约为158亿元，占银行业存款总额的0.11%。虚拟银行存款额中，以众安银行和Mox Bank占比最大，分别为38%和33%。基于开业初期须投巨资于办公设备、员工成本、资讯技术等，并以较高的存款利率招徕客户，从【表】可见，虚拟银行纷纷出现税前亏损，但随着客户数量和存款总额增加，假以时日，可望达致收支平衡，甚至盈利。

资料来源：Hong Kong Banking Report 2021，毕马威

势头冒现 由西至东

虚拟银行热潮始于欧洲和美国，至今席卷中国、日本、新加坡、南韩等亚洲地区。目前，中国内地有19家非国有银行，其中一些没有实体分行，因此被归类为虚拟银行；2020年，其总资产为1.25万亿元人民币，其中微众银行和网商银行共占高达52%的市场份额。

至于日本，虚拟银行主要包括在2000年代初成立的PayPay。新一代的虚拟银行却并无完整的银行执照，只能提供单一金融服务，例如借记卡、信用卡、汇款等，透过替代数据开发自身（或采用第三方）的创新银行系统和信贷模式，主要开发类似社交媒体或游戏的应用程式，有别于2000年代所采用的传统银行核心银行系统和信贷模式。

时至今日，在某些地区，女性和年轻人仍是传统银行忽略的客户群体，尤具金融包容性的虚拟银行则可补此不足。Chen等（2022）的研究指出，在设有虚拟银行的地区中，最大的用户群体介乎25至34岁以及35至44岁，其中女性占重要比例。以南韩为例，女性客户比例为49%，而当地虚拟银行Kakao的女性用户占比更达57%。

亚洲第一家数码银行Jibun Bank早于2008年在日本成立。女性客户在该国所有虚拟银行总客户中占比超过三分之一，显示虚拟银行对年轻及女性用户有一定吸引力。

创意服务 破旧立新

虚拟银行借助科技无远弗届的优势，向客户提供全天候数码化服务，一律在线进行。服务对象集中于零售业及中小企业，范围涵盖基本零售银行服务、商业和个人客户的存款和贷款。由于采用数码技术，除可降低作业成本之外，兼具以下竞争力。首先，既可根据平台上客户的大数据调整产品，从而吸引新客户，亦可和其他公司合作，以改善客户介面。举例来说，客户可以使用支付处理平台（如Stripe、Venmo），在线发送和接收款项，以及使用电子钱包（如支付宝、PayMe），通过扫描二维码方式来增值和进行支付。这种在线接触客户的技术，将有助于金融业开拓新市场。

年轻一代热中于探索新技术应用，无疑是虚拟银行的潜在客户群，因而产生不少相关促销活动，以便及早巩固其市场影响力。例如某大虚拟银行的推广计划，可让客户优先订购人气男团MIRROR演唱会门票，就曾哄动一时。由于营运成本较低，虚拟银行或会透过推出五花八门的优惠和高达几厘的优厚存款利率吸客。

科技为本 以长补短

据世界银行统计，在其企业调查数据库中的16.4万家公司中，约有89%的公司在金融机构拥有支票或储蓄账户，但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公司拥有银行贷款或信贷额度。经济学指出，信贷市场经常出现贷款人和借款人之间的资讯不对称（information asymmetry）问题，而传统实体银行往往要求贷款人以有形抵押品作为贷款担保。事实上，世界银行企业调查全球数据库的最新证据显示，超过70%的受访公司需要抵押品才能从正规金融系统贷款。

若传统实体银行无法区分借款人的风险水平，则会以提高利率增加风险溢价，从而减低损失。优质借款人因借贷成本过高而却步，便会产生劣币驱逐良币的逆向选择（adverse selection）恶果，市场只余下高风险借款人，导致利率上升和贷款减少，银行营运成本大增。

资讯不对称和高昂的营运成本，亦窒碍传统银行向低利润、高风险客户提供服务。虚拟银行正好掌握此一契机；利用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创造「资讯资本」，降低交易成本，并减轻借款人和贷款人之间的资讯不对称，以及对有形抵押品的依赖。这亦有助于改善风险评估和监控，而小额融资亦可以更为灵活，可根据客户的信贷状况及需求而提供贴身服务。

认清隐患 前途可期

至于虚拟银行控股公司的多样性，参与银行业的公司种类愈多，就愈须在促进创新和包容性之间取得平衡，在维护金融稳定及充分竞争的同时，又要保护客户群权益和市场诚信，以免不法之徒有可乘之机。其次，虚拟银行既采用数据技术，数据分析是人工智能的支柱，但社会偏见却易于嵌入人工智能中，以致破坏金融系统的包容性，何况人工智能算法亦难以百分之百满足「公平」原则。

目前设于香港的虚拟银行与其他现有银行接受相同的监管，须由本地注册银行营运。大股东须为信誉良好，并为受香港或其他地方有关当局监管的银行或金融机构，这有助于维持创新和竞争市场的环境，同时确保最终用户不必承担不当风险。然而，金融管理局在监管中采用以风险为本和技术中立的方法，着眼于促进金融包容性和创新，以提供更佳的客户体验。因此，在实施监管框架时，如何认清金融活动中的交易性质及风险至关重要。

展望未来，虚拟银行将会继续利用数码技术优势，开发多元化产品和服务以吸引客户，例如财富管理服务、各类促销计划（如购物折扣），以及为客户提供具竞争力的存款利率，与传统银行竞争。其目标客户群亦将不只局限于年轻一代，进而包括积蓄较多并愈来愈乐于接受虚拟金融服务的长者。

参考文献：

Chen, S., D’Silva, D., Packer F., & Tiwari, S. （2022）, “Virtual Banking and Beyond”, BIS Papers, No. 120, January 2022.

谢国生 港大经管学院金融学首席讲师、新界乡议局当然执行委员

章颖芝 香港大学附属学院讲师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二年五月二十五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无差异曲线图是一个经济学工具，分析消费者如何将固定的预算分配在不同的产品上，从而达到最大的效益，相信曾修读经济学的读者会对以下的典型无差异曲线图感到熟悉。

图一: 典型无差异曲线图

修改模型可作商业应用

这个工具对于了解消费者如何选择不同产品提供了理论基础，但在商业模型中欠缺广泛应用。笔者对典型无差异曲线模型稍作修改，使之适用于指导商业产品或服务设计。

我们依照消费者对某一产品的偏好构建一张无差异曲线图【图1】，其中横轴和竖轴分别代表该产品不同的产品特征。在无差异曲线图上的任何一点，都代表了该产品的特征组合 【注1】。以手机为例，我们用横轴代表它的硬件规格水平，竖轴则代表软件实施水平，而每一条无差异曲线代表了某一个消费者愿意支付的最高价格。接下来我们将阐释具有不同产品特征的手机如何享有相同的价值。【图2】阐释了不同特征组合的手机所对应的消费价值。

图2: 多特征商品的无差异曲线图

在【图2】中，手机1号是苹果的旗舰手机，手机2号是苹果的迷你版本手机（iPhone SE）。两者具备同样的软件系统，但旗舰版本iPhone的硬件规格明显高于迷你版本。手机3号是使用Windows手机系统的诺基亚Lumia 1020 【注2】。相比手机2号，手机3号有较高规格的硬件装备，但在软件系统上处于劣势，因为Windows手机系统缺少应用程式的支援。在本文简化的模型中，我们假设手机2号与3号对于消费者而言有相同的产品价值，所以它们处于同一条无差异曲线上。手机4号则代表纯功能性手机（feature phone），在软硬件上都处于绝对劣势。

另一个无差异曲线图的特点就是不同种类消费者的无差异曲线常常具有不同的斜率。对于更注重软件系统的消费者，提升软件质素能更有效提升客户的满意度，因此这类消费者的无差异曲线一般会较扁平。而对于同时着重软硬件质素的消费者，他们的无差异曲线应该更接近负45度对角线。【图3】显示了两种消费者的无差异曲线图作对比。

图3: 不同偏好消费者的无差异曲线图及其斜率对比

接下来我们将引入等成本曲线概念。等成本曲线刻画了一间公司在提供各种产品/服务特征组合所对应的成本。排除战略因素的考虑，公司的商业决策在于既定成本下如何选择产品特征组合，从而达到目标顾客价值最大化。

图4: 一个简单的产品设计模型

以手机为例，如【图4】所示，以1000的预算，手机制造商可以通过设计产品B为消费者提供2000元的消费价值。其他的产品特征组合如产品A，同样需要1000元的成本，却只能为目标客户提供1500元的消费价值。

接下来，我们将进一步使用无差异曲线图来应付产品设计中的一项重要的挑战：设计打手品牌。根据哈佛商业评论的定义，「打手品牌是指用于与低价对手进行竞争，从而保护公司高端产品线的子品牌」。然而，打手品牌的设计方案往往非常具有挑战性，而且风险极大。首要风险是有可能导致与原品牌的自相残杀。「打手品牌很容易造成对高端品牌原有客户的反向吞噬。」另一个风险在于无法有效地打压低端竞争者。【图5】概括了设计打手品牌所面临的挑战︰

图 5：打手品牌与潜在的自相残杀

假设一间公司现有的高端品牌正面对一个低端产品线的竞争者。【图5】中的横轴代表了该行业的产品定位，产品质量从左至右依次提高。若现有公司成立打手品牌1，其质素不如竞争者，因此无法有效打击。若成立打手品牌2，其质量比竞争者高，但同时对现有高端品牌产生威胁。

我们发现如果该产品线存在多种产品特征，而高端顾客与低端顾客对于各种产品特征的偏好不同，利用无差异曲线图便可设计有效的打手品牌。我们以一个哈佛商学院的经典商业案例作实际阐释。

德国著名的纺纱机品牌Saurer在中国是高端产品线的行业龙头。在高端市场中，纺织机生产商对于纺织机的功能有各方面的要求，包括纺织机械的核心技术如机械性能、可靠性及生产效率等；另一方面生产商也会在意一些额外功能，如自动化或人体工学设计。然而，低端市场的生产商往往只在意提高产量的核心功能，因此低端客户的无差异曲线会较高端客户更加扁平。

Saurer在中国市场的成功，导致有不少国内纺织机生产商争相效仿它的设计。这些国产竞争者通过在价格上的优势，吸引了不少低端客户，并在产品质量上持续提升，威胁到了Saurer的市场统治力。因此Saurer迫切地需要设计打手品牌来应对来自低端市场的激烈竞争。

图 6: 两种潜在打手品牌之比较

【图6】的蓝色无差异曲线代表了低端客户的偏好，而黑色无差异曲线代表了高端客户。倘若Saurer推出打手品牌1号，相比低端竞争者，将在低端市场全面占优。然而，打手品牌1号也将在高端市场上比竞争对手的产品更受客户青睐，因为其所在的黑色无差异曲线位于低端竞争者所在的黑色无差异曲线上方。如果原有的低端竞争产品已对Saurer Volkmann CompactTwister纺纱机构成了威胁，那么打手品牌1号必然对于自身高端品牌构成更大威胁，造成自相残杀的现象。

提供需求曲线理论基础

Saurer应如何更有技巧地设计打手品牌呢？打手品牌2号显然是一个既能击败国产竞争者，又能不威胁到自身高端品牌的选项。由于1号与2号均处于同一条蓝色无差异曲线上，它们对于低端客户的吸引力都比国产竞争者高，而两者在打击竞争者有同样效果。但对于高端客户而言，这两款产品却天差地别。2号在高端客户看来甚至不如低端的竞争者，因为它所在的黑色无差异曲线的价值比竞争产品所在的黑色无差异曲线低。2号具备理想的打手品牌应有的所有特质，它能够有效地在低端市场打击竞争者，而不会在高端市场上对自家品牌Volkmann CompactTwister纺纱机造成威胁。具体而言，打手品牌2号在突出了核心技术的同时，削减了对低端客户不必要的附加功能，从而成为一款更专注更有重心的产品。由于保持了出色的核心工艺，Saurer品牌也不用担心推出低端产品会对自身品牌声誉造成影响。有趣的是，Saurer甚至给这款打手产品命名为「Volkmann专注版」。

无差异曲线图是经济学领域中重要的理论工具。它提供了需求曲线的理论基础，因此被广泛用来分析价格与收入对于消费者需求的影响。然而该概念却较少被应用于其他的商业领域。通过本文，笔者将此理论概念应用在一个实际的商业策略里，并希望将来在产品设计领域能开发更多基于此概念的应用，包括如何在红海市场里设计创新的蓝海产品。

【注1】：在典型无差异曲线图里，每一点代表两件产品的组合。在这里，每一点代表一件产品中两项产品特征的组合。

【注2】：诺基亚Lumia 1020由于更贴合手机3号的产品描述，因此被用作阐释之用。然而该款手机相较于图中的其他款式已较为过时，非同一时代的产品。

参考文献：

Ritson, Mark (2009), “Should you launch a fighter brand?,”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87(10).

Ryans, Adrian (2005), “Saurer: The China Challenge (A),” IMD-5-0688. Lausanne, Switzerland: The Case Center, IMD.

Ryans, Adrian (2005), “Saurer: The China Challenge (B),” IMD-5-0689, Lausanne, Switzerland: The Case Center, IMD.

房育辉 港大经管学院教授（管理及商业策略、经济学）

孟晓璇 港大经管学院讲师（经济学）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二年五月十八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无差异曲线图是一个经济学工具，分析消费者如何将固定的预算分配在不同的产品上，从而达到最大的效益，相信曾修读经济学的读者会对以下的典型无差异曲线图感到熟悉。

图一: 典型无差异曲线图

修改模型可作商业应用

这个工具对于了解消费者如何选择不同产品提供了理论基础，但在商业模型中欠缺广泛应用。笔者对典型无差异曲线模型稍作修改，使之适用于指导商业产品或服务设计。

我们依照消费者对某一产品的偏好构建一张无差异曲线图【图1】，其中横轴和竖轴分别代表该产品不同的产品特征。在无差异曲线图上的任何一点，都代表了该产品的特征组合 【注1】。以手机为例，我们用横轴代表它的硬件规格水平，竖轴则代表软件实施水平，而每一条无差异曲线代表了某一个消费者愿意支付的最高价格。接下来我们将阐释具有不同产品特征的手机如何享有相同的价值。【图2】阐释了不同特征组合的手机所对应的消费价值。

图2: 多特征商品的无差异曲线图

在【图2】中，手机1号是苹果的旗舰手机，手机2号是苹果的迷你版本手机（iPhone SE）。两者具备同样的软件系统，但旗舰版本iPhone的硬件规格明显高于迷你版本。手机3号是使用Windows手机系统的诺基亚Lumia 1020 【注2】。相比手机2号，手机3号有较高规格的硬件装备，但在软件系统上处于劣势，因为Windows手机系统缺少应用程式的支援。在本文简化的模型中，我们假设手机2号与3号对于消费者而言有相同的产品价值，所以它们处于同一条无差异曲线上。手机4号则代表纯功能性手机（feature phone），在软硬件上都处于绝对劣势。

另一个无差异曲线图的特点就是不同种类消费者的无差异曲线常常具有不同的斜率。对于更注重软件系统的消费者，提升软件质素能更有效提升客户的满意度，因此这类消费者的无差异曲线一般会较扁平。而对于同时着重软硬件质素的消费者，他们的无差异曲线应该更接近负45度对角线。【图3】显示了两种消费者的无差异曲线图作对比。

图3: 不同偏好消费者的无差异曲线图及其斜率对比

接下来我们将引入等成本曲线概念。等成本曲线刻画了一间公司在提供各种产品/服务特征组合所对应的成本。排除战略因素的考虑，公司的商业决策在于既定成本下如何选择产品特征组合，从而达到目标顾客价值最大化。

图4: 一个简单的产品设计模型

以手机为例，如【图4】所示，以1000的预算，手机制造商可以通过设计产品B为消费者提供2000元的消费价值。其他的产品特征组合如产品A，同样需要1000元的成本，却只能为目标客户提供1500元的消费价值。

接下来，我们将进一步使用无差异曲线图来应付产品设计中的一项重要的挑战：设计打手品牌。根据哈佛商业评论的定义，「打手品牌是指用于与低价对手进行竞争，从而保护公司高端产品线的子品牌」。然而，打手品牌的设计方案往往非常具有挑战性，而且风险极大。首要风险是有可能导致与原品牌的自相残杀。「打手品牌很容易造成对高端品牌原有客户的反向吞噬。」另一个风险在于无法有效地打压低端竞争者。【图5】概括了设计打手品牌所面临的挑战︰

图 5：打手品牌与潜在的自相残杀

假设一间公司现有的高端品牌正面对一个低端产品线的竞争者。【图5】中的横轴代表了该行业的产品定位，产品质量从左至右依次提高。若现有公司成立打手品牌1，其质素不如竞争者，因此无法有效打击。若成立打手品牌2，其质量比竞争者高，但同时对现有高端品牌产生威胁。

我们发现如果该产品线存在多种产品特征，而高端顾客与低端顾客对于各种产品特征的偏好不同，利用无差异曲线图便可设计有效的打手品牌。我们以一个哈佛商学院的经典商业案例作实际阐释。

德国著名的纺纱机品牌Saurer在中国是高端产品线的行业龙头。在高端市场中，纺织机生产商对于纺织机的功能有各方面的要求，包括纺织机械的核心技术如机械性能、可靠性及生产效率等；另一方面生产商也会在意一些额外功能，如自动化或人体工学设计。然而，低端市场的生产商往往只在意提高产量的核心功能，因此低端客户的无差异曲线会较高端客户更加扁平。

Saurer在中国市场的成功，导致有不少国内纺织机生产商争相效仿它的设计。这些国产竞争者通过在价格上的优势，吸引了不少低端客户，并在产品质量上持续提升，威胁到了Saurer的市场统治力。因此Saurer迫切地需要设计打手品牌来应对来自低端市场的激烈竞争。

图 6: 两种潜在打手品牌之比较

【图6】的蓝色无差异曲线代表了低端客户的偏好，而黑色无差异曲线代表了高端客户。倘若Saurer推出打手品牌1号，相比低端竞争者，将在低端市场全面占优。然而，打手品牌1号也将在高端市场上比竞争对手的产品更受客户青睐，因为其所在的黑色无差异曲线位于低端竞争者所在的黑色无差异曲线上方。如果原有的低端竞争产品已对Saurer Volkmann CompactTwister纺纱机构成了威胁，那么打手品牌1号必然对于自身高端品牌构成更大威胁，造成自相残杀的现象。

提供需求曲线理论基础

Saurer应如何更有技巧地设计打手品牌呢？打手品牌2号显然是一个既能击败国产竞争者，又能不威胁到自身高端品牌的选项。由于1号与2号均处于同一条蓝色无差异曲线上，它们对于低端客户的吸引力都比国产竞争者高，而两者在打击竞争者有同样效果。但对于高端客户而言，这两款产品却天差地别。2号在高端客户看来甚至不如低端的竞争者，因为它所在的黑色无差异曲线的价值比竞争产品所在的黑色无差异曲线低。2号具备理想的打手品牌应有的所有特质，它能够有效地在低端市场打击竞争者，而不会在高端市场上对自家品牌Volkmann CompactTwister纺纱机造成威胁。具体而言，打手品牌2号在突出了核心技术的同时，削减了对低端客户不必要的附加功能，从而成为一款更专注更有重心的产品。由于保持了出色的核心工艺，Saurer品牌也不用担心推出低端产品会对自身品牌声誉造成影响。有趣的是，Saurer甚至给这款打手产品命名为「Volkmann专注版」。

无差异曲线图是经济学领域中重要的理论工具。它提供了需求曲线的理论基础，因此被广泛用来分析价格与收入对于消费者需求的影响。然而该概念却较少被应用于其他的商业领域。通过本文，笔者将此理论概念应用在一个实际的商业策略里，并希望将来在产品设计领域能开发更多基于此概念的应用，包括如何在红海市场里设计创新的蓝海产品。

【注1】：在典型无差异曲线图里，每一点代表两件产品的组合。在这里，每一点代表一件产品中两项产品特征的组合。

【注2】：诺基亚Lumia 1020由于更贴合手机3号的产品描述，因此被用作阐释之用。然而该款手机相较于图中的其他款式已较为过时，非同一时代的产品。

参考文献：

Ritson, Mark (2009), “Should you launch a fighter brand?,”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87(10).

Ryans, Adrian (2005), “Saurer: The China Challenge (A),” IMD-5-0688. Lausanne, Switzerland: The Case Center, IMD.

Ryans, Adrian (2005), “Saurer: The China Challenge (B),” IMD-5-0689, Lausanne, Switzerland: The Case Center, IMD.

房育辉 港大经管学院教授（管理及商业策略、经济学）

孟晓璇 港大经管学院讲师（经济学）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二年五月十八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环境、社会及管治」（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Governance；简称ESG）近年成为全球热门话题。近日环球金融市场备受时局动荡影响，市民因受「息诱」，对绿色债券趋之若鹜，但对其背后意义及对经济的影响，到底有多少认识？

本文就此探索香港成为绿色金融中心的3个范畴：（1）可持续融资可否创造股东价值？（2）香港要成为绿色金融中心的关键；（3）绿色金融怎样成为香港年轻一代及经济的新出路？

企业、社会、公民的三赢战略

ESG准则意指在决策过程中将环境、社会和管治因素结合全方位的企业行动，一并考虑。以往很多公司都认为，ESG和绿色举措纯粹对社会和环境有益，并视之为资源消耗和业务开支，但事实上，ESG和绿色金融可以成为可持续投资。

ESG作为业务战略，打赢人才争夺战、与客户建立联系、创造社交媒体Sound bites、展现对公司所在地社区的关顾，和配合监管机构的合作态度，在均富和共富主张当道之际尤其重要。哈佛商学教授Theodore Levitt指出，不论任何企业，最终目的不外乎「寻求并挽留」客户。要达此目标，企业必须能够提供令客户称心满意的产品或服务，务求导致消费者养成对有关产品和服务的依赖。ESG突出之处正正在于有助维持这种竞争优势，其中除了涉及全力宣传，向消费者灌输产品或服务的优点之外，还涵盖将消费者与企业彼此的价值观和期望互相结合，并积极塑造企业在大众心目中的正面形象。

香港作为亚洲第三大及全球第五大证券市场，近年举债活动激增，随之而来的一大趋势就是绿色和可持续融资，主要以绿色债券作为公共机构和私人公司的融资工具，较为人所知的例子包括香港机场管理局为资助扩建第三条跑道发行绿债、港铁为新铁路项目发行绿债等。ESG评估亦已被香港交易所纳入《上市规则》，ESG报告实践则分为「遵守或解释」和「推荐」两部分。换言之，香港上市公司报告应合乎标准，并披露超出规定的内容。

ESG属资产而非负累

在逆全球化时代，商业环境一直处于混乱状态。目前，企业较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积极寻找新方向及目的，不断进化以求生存或转型。根据《哈佛商业评论》2015年一项名为The Business Case for Purpose的调查，美国企业高管一致认为公司存在目的之概念正在迅速改变，必须超越股东价值。受访企业超过八成的高管认为，与员工具有共同目的，且不只是专注于利润的组织，在转型工作中会更加成功，亦拥有更多敬业的员工和更忠诚的客户，并且更能创新及转型变革。但是，只有少于一半的受访公司正在积极寻找相关目的。

不少新一代宁愿牺牲一些工资，也希望能找到一份有意义的工作，赚钱之余也能为社会作点贡献，所以愿意承担社会责任的公司，可减少员工流失，帮助解决年轻人就业问题。研究亦发现，相对于缺乏ESG的同类公司，具ESG的公司股票价值较高，现金流及风险评级亦较理想。虽然「先有鸡还是先有蛋」难以实证判断，但ESG准则似乎适合用作公司管理表现的指标，且能为股东创造价值。

此外，由于专门追踪ESG表现的公司的ESG导向型基金和总资产管理规模（Assets under management；简称AUM）予以支持，令ESG友好型股票供不应求，价格飙升。根据美银美林2019年一份报告中表示，近5年来，与ESG相关的AUM在各种资产管理策略中增速最高，复合年增长率（CAGR）超过70%。安联投资研究显示，截至2020年，ESG AUM已超过35万亿元（美元．下同），亦即全球每100元的AUM，便有30元与ESG相关。

以港铁公司为例（利申：笔者均与港铁无任何合作关系），其2021年年报按港交所《环境、社会及管治报告指南》的披露要求出版可持续发展报告。不仅如此，港铁公司还通过参考全球报告倡议标准（GRI Standards）及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定下「三个主要目标」，即「社会共融」、「发展及机遇」以及「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以协调有关ESG工作。

2021年4月，港铁发表可持续发展报告，从中可见该公司在几方面有所改善。例如，相比2020年，港铁在港业务耗水量减少5%，残疾雇员占比从3.4%增至3.7%。尽管这些ESG安排并非处于创收前沿，但因能减少来自不同利益相关者的潜在负面后果，而足以改善长期财务的可持续表现。

再者，公司还利用绿色金融产品为股东增值。截至2020年年底，港铁一共发行了15项绿色债券，将ESG纳入公司的融资及决策过程。对于大部分融资主体而言，发行绿色债券要比发行普通债券利率为低，有助减低融资成本。同时，由于绿色融资要求公司对项目投资有一定的ESG友好措施，绿色金融除了对股东，也能为整体社会创造价值，如港铁兴建南港岛线（东段）采用环保设计，整条铁路每年可减少约2.1万公吨二氧化碳排放量，为零碳经济作出贡献。

又如渣打银行推出可持续发展储蓄户口，承诺储蓄用于环保及可持续发展项目，包括绿色金融和可持续发展基建。该储蓄年利率比一般的年利率为高，通过计划投资者能追求投资回报之余同时为环保和社会带来益处；渣打可以捉紧绿色金融的商机和提升企业形象，有助吸纳Z世代及千禧后新客户；同时投资回报更高的可再生能源和气候变化新项目，为社会带来环境效益，是为三赢计划。

助推转型成绿色金融中心

香港作为发展绿色债券市场的先驱之一，是亚洲首个签署绿色债券承诺的地区，体现出特区政府对环境的承担。

对于政策制定者，加强ESG相关披露已经是全球银行和金融投资的大趋势，监管者应鼓励更多上市和非上市公司将ESG披露作为经营策略，对接全球市场，吸引更多外资。此外，香港更需思考作为国家超级联系人，如何为内地企业绿色金融「走出去」上市筹资引入资金。

香港成为可持续融资及经济中心，绿色金融作为新兴产业，在亚洲有大量机遇，有助创造拥有向上流动力的良好就业，协助香港经济转型。

未来会有更多公司希望进入绿金赛道，由绿色金融、投资、ESG报告和审计，社区关系和企业社会责任供应链等等，需要大量ESG专才。根据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2020年最新报告，可再生能源产业在全球创造了1150万个就业机会。这份报告还预测，到2050年，工作岗位将增加到4200万个。汇丰「2021永续融资及投资调查」发现，40%亚洲机构投资者因缺乏专业知识或符合资格人才而难以对ESG投资，只有39%投资者制定有ESG投资或企业政策，落后于欧洲的91%及美国的72%。新一代如果能把握产业的初期冒起阶段，相信晋升机会不少。

要把香港建设为绿色金融中心，笔者建议落实下列措施：

（1） 引入更多开放式基金型公司，吸引不同类型私募基金在香港成立和营运。

（2） 特区政府作为主要市场监管者，应提倡降低各种互惠基金和交易所买卖基金的管理费。香港很多绿色基金和交易所买卖基金的收费都在1%以上，反观欧美等成熟的绿色金融市场收费则通常低于1%，相对之下未免缺乏吸引力。

（3） 构建碳市场官方平台，利用本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提供专业的ESG以及「遵守或解释」标准和审计，并为国际投资者与内地企业穿针引线。

（4） 加速教育和培养ESG与绿色金融人才，皆因现时虽不乏有意开发ESG相关机会的公司，但是符合有关官方标准和市场的人才却嫌不足。

香港若能够顺应ESG和绿色金融之势，为我们的下一代创造更多具有高流动性的新工作，巩固其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自能稳步迈向可持续发展的绿色经济。

邓希炜教授
亚洲环球研究所总监、港大经管学院经济学教授

林康圣
港大经管学院导师、香港经济及商业策略研究所附属研究员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二年五月十一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