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星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修订了本年4月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将本年度的全球经济增长调低了0.4个百分点。新的估计为3.2%，远低于去年的6.1%。以地区而言，差不多所有经济体的增长率均有下调，反映今年全球经济愈趋困难。有趣的是，俄罗斯是少数被上调的国家，幅度达2.5个百分点，但是俄罗斯经济估计在本年仍然录得6%的负增长。

今年全球经济增长远逊去年，原因是新冠肺炎出现后供应链未能回复正常，甚至无法回复到肺炎前的情况，还有通胀肆虐、央行加息、俄乌战争与经济制裁、能源和食品供应减少和价格上升等众人皆知的原因。此外，美元的大幅度升值，也为不少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带来一定的困难。

通胀预期形成 短期难降温

美元相对于其他货币升值，是本年全球经济的一个焦点。由本年1月初至7月下旬，美元相对于欧罗升值了约9.5%，兑日圆更升值了18%。期间，以贸易额计算的加权平均指数，美元兑主要贸易伙伴的货币升值了10%。这些变化在历史上是少有的。相对于一些发展中国家的货币，美元的升幅更为明显，如兑阿根廷披索， 美元在今年内已升值了25.9%。

美元升值主要是因为美国加息吸引资金流入，而加息是要抑制通胀。美国在年初已酝酿加息，由3月的0.25厘，至6、7月的连续两次加息0.75厘；相反，欧罗区只在上月底才加息0.5厘，结束了8年来的负利率政策，而日本银行仍然没有任何行动。息差扩大，资金自然流向美元资产，带动美元升值。欧日加息步伐较慢，因为经济状况不如美国，俄乌战争后的能源短缺和价格上升，欧洲和日本受到的打击比美国严重，起码目前美国的失业率仍然接近历史低点。

此外，资金流向还取决于市场对息差和汇率的预期。联储局去年误判美国通胀的势头，认为通胀只是过渡性的，迟迟没有加息，待发现形势不妙，才匆忙转軚，较大力度地加息。这时市场已逐渐形成通胀预期，对联储局遏抑通胀造成障碍。市场上有些价格，订下来后就会维持一段时间。例如工资，一般每年调整一次。若有预期通胀，工资或会订在较高水平，以补偿购买力的损失。但即使年内通胀有下跌的趋势，企业为了应付较高的劳动成本，仍会抗拒或延迟将产品降价，造成顽固通胀。因此，美国的利率仍会继续向上，并维持较长时间。有见及此，全球资金自然流向美国，带动美元升值。

除了息差外，美元升值亦因俄乌战争及地缘政治风险增加，促使资金流向作为传统避难所的美元。

至于美国的通胀为何高企，需要大幅加息？今年3月美国总统拜登向国民解释汽车燃料价格上升时，试图将责任归咎于俄罗斯总统普京，指他入侵乌克兰，导致市场上的能源供应不足，并将有关情况称为「普京的加价」（Putin’s Price Hike）。但普京在今年2月下旬入侵乌克兰，而美国的车用汽油平均价格早在去年已有明显增幅，今年才因俄乌战争进一步攀升【注】。

美国通胀的最主要成因，是2020年3月为应付新冠肺炎所施行的庞大货币和财政政策。 2008年金融海啸后，联储局采取了三轮量化宽松政策（QE），至2014年10月才结束，约6年的时间里，联储局的资产负债表，由约一万亿增加至4.5万亿美元。但新冠肺炎在美国爆发后，联储局迅速推出第四轮QE，从2020年3月到6月的短短三个月内，联储局的资产负债表就增加了3万亿美元。出手之重，异常惊人。

在财政政策方面，由2020年3月至2021年3月期间，美国推出数轮采用各种名目的挽救经济方案，开支总额达到5.1万亿美元，同时联邦政府的债务也相应增加。虽然联邦政府发债不能直接卖给联储局，但联储局基于QE在二手市场买入，只是转个弯而已。归根究柢，货币政策加财政政策，等于联储局发行货币让政府和国民多消费，这一点和所谓现代货币理论雷同，通胀上升已属必然，只是早晚及出现速度有多快的问题而已。

美国上一次面对高通胀，需要大幅加息，导致美元升值等情况，是在约40年前。七十年代美国的通胀自石油危机后拾级而上，到八十年代初期高企于15%左右。 1979年走马上任的联储局主席伏尔克（Paul Volcker）排除众议，将利率大幅提升，一度高至20厘。这自然导致经济衰退，失业率高至10%，但也开创了美国随后40年的低通胀环境。当时的高利率也使美元升值。 1980至1985年期间。美元兑主要货币升值了50%，美国的贸易逆差亦随之增加。 1985 年9月，美、英、法、西德和日本在纽约的广场酒店开会，达成了著名的广场协议（Plaza Accord）。主要内容是通过有关央行干预外汇市场，带动美元兑另外几种货币贬值。其中，日圆兑美元从1985年9月的216.5升值至1988年年底的125.05。大幅度的升值带来经济衰退，日本政府遂采用扩张性的货币和财政政策挽救经济，结果造成资产价格泡沫。泡沫在1992年爆破，开启了日本随后30年的经济发展停滞不前。

发展国货币多挂美元受震荡

按目前的国际政经环境，应该不会出现40年前的广场协议。一来欧洲和日本经济疲弱，没有条件将货币升值，加上两地央行的货币政策目标都是维持2%的平均中期通胀率，而不是汇率。另一方面，美国亦乐于接收外地流入的资金。美元升值或会增加美国的外贸赤字，但美国对外贸赤字早已习以为常。美元升值有利于美国进口却不利于出口，像美国的大型科技企业有相当比例的业务在欧洲，美元升值时，它们在欧洲的收入兑换为美元时势将减少。

受到强势美元影响较大的应该是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emerging markets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EMDC）。这些经济体力量单薄，难以就美元汇率跟美国讨价还价。由于国民收入不高、本地的债券市场又不发达，有关政府的财政赤字要靠向外举债来弥补。

在国际金融市场借入的，自然以美元为主。美元升值，即以本地货币计算的债务负担随即增加。最近斯里兰卡出现债务违约，背后有经济和管治的各种因素，但美元升值即使不是最主要原因，也会减少了还债能力。幸好，到目前为止，似乎没有比较大的EMDC出现债务危机，带来系统性的风险。

EMDC较多采用固定汇率，特别是与美元挂钩。按IMF的报告，在2020全球就有38个经济体采取与美元挂钩的货币制度。美元升值连带这些货币也升值，但有关的经济体未必有条件承担升值的后果。如外汇收入减少，原来的汇率水平难以维持，炒家便闻风而至，造成经济震荡。

美国加息资金流入，等于减少了外面的资金，全球经济有收缩的压力。 1971年，布雷顿森林制度濒临瓦解。当时美国的财政部长康纳利（John Connally）在一次国际会议上对G10国家的其他财政部长说，「美元是我们（美国）的货币，但却是你们的问题。」（The dollar is our currency, but it’s your problem）。这句话虽不友善，但说得直白。二战后到现在约四分三个世纪， 美元一直是全球经济的主体货币，但美国的货币政策，自然以美国经济的利益为主要甚至唯一的考虑。其他经济体，只能按自己的情况和能力去因势利导或趋吉避凶。

【注】： https://fred.stlouisfed.org/series/GASREGCOVW

陆炎辉博士
港大经管学院荣誉副教授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二年八月三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年初历经Omicron第五波疫情，香港估计可能已有400万人染疫。4月下旬，防疫政策放宽后，本地经济逐步恢复，现在正是检视防疫策略的好时机。综观国际，防疫策略大致有二：一是零确诊，重点是减低确诊个案，检疫需时较长；二是随机应变，按疫情起伏而增减防疫措施，尽量纾缓对公共医疗系统的压力。

在「动态清零」与复兴经济的十字路口，究竟应如何抉择？下文将以感染死亡率数据加以分析。

复苏流于片面

「动态」是视乎具体情况作出应变，以最小成本达到最大防疫效益；「清零」则将缓解疫情置于首位，结果严重窒碍经济活动，社会为此付出沉重代价。部分国家宁取「与病毒共存」方式，透过提升疫苗接种率和自然免疫，利用群体免疫减低对经济、民生的影响。今年5月，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表示，考虑到病毒现在的特性及对未来的预期，「清零」策略不可持续，尤其是目前对病毒的认识较深入，在已有多种有效抗疫工具可供使用的大前提下，可过渡到另一种策略。

2021年年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代表团在访港后公布评估，认为特区经济虽然复苏强劲，但「清零」政策令不同界别的复苏步伐不一，并预测2021和2022年香港实质本地生产总值（GDP）分别增长6.4%和3%；可见社交距离措施并非零成本，摩根士丹利更将香港今年GDP增长预测下调至2.5%。

收放因时制宜

新冠肺炎疫情发展可分为疫苗供港前后两个阶段。美国卫生数据显示，在疫苗面世前「清零」是最佳防疫策略。如【表1】所示，2021年3月期间采取「清零」策略的国家（如中国、澳洲、纽西兰）的死亡率明显较采取缓疫策略的国家（如挪威、丹麦、英国、美国）为低，可见当时「清零」策略较具优势。

当有效疫苗面世后，第三种防疫策略就是提高人口接种疫苗比率，特别是最高风险的老弱社群，继而利用防疫措施缓和最后一波疫情，迈向成为「受控的风土病」或「与病毒共存」。数据反映在疫苗面世后，推行「清零」为短期政策的国家，现在须着重提高疫苗接种率，以提高整体社会免疫力。

2022年4月，市面有各种新冠疫苗供应，期间采取上述两类防疫策略的国家，其感染死亡率的增幅和差距大幅收窄。「清零」国家的先前优势已失，香港的累积死亡率尤其高，与采取自然免疫的国家大致相若【表1】。

资料来源：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CSSE COVID-19 Data （https://ourworldindata.org/covid-deaths）

中文大学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早前表示，根据数据可以肯定现在主流病毒株Omicron的传播力高，但杀伤力和死亡率都不及变种病毒Delta。美国的研究显示，Omicron的轻症占比为99.78%、重症占比0.05%。香港自第五波疫情起，共录得9248宗死亡个案，从不同年龄组别和疫苗接种剂量的死亡率可见，疫苗能有效降低死亡率【表2】。

资料来源：香港特区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截至2022年7月19日）

《自然》杂志2021年2月发表一项问卷调查结果，大部分接受访问的科学家都认为，新冠大流行最终将转变成地方性的流行病，杀伤力也会逐渐减弱。

针对死亡率较高的Alpha、Beta、Delta等新冠病毒，「清零」策略可争取较多时间让市民接种疫苗，但到底并非长久之计，因感染风险永远无法消除，只能减低。长远而言，与全球接轨的本地行业（包括航运、外贸、金融）将受重创，亦会有损于香港作为中国内地和国际社会的超级联系人角色。当下亟需更加灵活与可持续的防疫政策，在保护医疗系统及医护人员的同时，不致妨碍社会经济活动。提高疫苗接种率，最终过渡到「与病毒共存」，看来是实际可行的长期解决方案。

通关至关重要

上海得以实施严格防疫政策，关键之一是内循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自给自足。无论是农产品生产或零售商业活动，内需市场的循环可用来弥补疫情所造成的国际贸易停滞。反观香港的经济定位则有所不同，作为接通世界的重要桥梁、航运中心以及国际金融中心，都必须确保同时与中国内地和国际社会的紧密联系。

近日政府专家顾问袁国勇及孔繁毅等撰文指出，鉴于夏季是新冠病毒活跃程度较低时期，因而是放宽社交距离措施的合适时机，可容社区出现低度传播，以便在冬季前达致较佳的疫苗接种和遭受感染产生「混合免疫屏障」，实现防疫措施「软着陆」。

文中亦引述新加坡经验；若香港完全放宽社交距离措施，入境旅客全部居家检疫，则单日确诊个案可能达到3000至2.1万宗。专家顾问认为，围封强检的成本高，建议当局弃用；由于内地仍维持「清零」政策，顾问建议本港可先与海外通关，并提出相关措施，例如抵港旅客的酒店检疫逐步转为家居检疫，抵港后首7日禁止到食肆、酒吧。

美国药厂莫德纳（Moderna）计划在香港推出针对Omicron的疫苗，并称最快今年第四季可提供至少800万剂。虽然有新一代疫苗面世，但是英国伦敦大学学院（UCL）临床运筹学部门负责人帕格尔（Christina Pagel）警告，新冠肺炎不是「超级流感」，感染死亡率即使在疫苗、治疗和自身免疫力作用下逐渐降低，但它对心、肺和心理健康的长期影响较其他呼吸系统疾病来得严重，长期症状发病率也较高。

至于如何与新冠病毒共存，除了疫苗接种和药物研发外，市民还需要做什么？帕格尔认为，新冠病毒在不断变异的过程中日趋温和，疫苗和治疗方式应加以配合。此外，亦须建立相应的监测和防疫系统，重构生活方式，让新冠病毒传播得以有效控制，并强调疫苗虽可有效减低严重病症和死亡个案，但对防止感染和轻症则效力较弱，目前不宜完全解除防疫限制，以免大量曾确诊的康复者面临重复感染的风险。

务须计出万全

全球医学界已达成新冠病毒不会在世界上消失的共识，社会必须学会与新冠病毒共存之道。正当大部分国家已经实行群体免疫政策，一待香港全面对外开放，任何变种病毒都有机会传入，从而产生「解禁回潮」（Exit Wave），即放宽防疫限制措施而导致确诊病例再度激增的现象。

归根究柢，因应上述疫情发展和环球趋势，特区政府当务之急，在针对屡现变种病毒而制定可持续抗疫政策之余，应有序恢复与内地和国际通关，从速提振本港开放型经济。

谢国生博士
港大经管学院金融学首席讲师

何敏淙先生
港大经管学院教学助理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二年七月二十七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年初历经Omicron第五波疫情，香港估计可能已有400万人染疫。4月下旬，防疫政策放宽后，本地经济逐步恢复，现在正是检视防疫策略的好时机。综观国际，防疫策略大致有二：一是零确诊，重点是减低确诊个案，检疫需时较长；二是随机应变，按疫情起伏而增减防疫措施，尽量纾缓对公共医疗系统的压力。

在「动态清零」与复兴经济的十字路口，究竟应如何抉择？下文将以感染死亡率数据加以分析。

复苏流于片面

「动态」是视乎具体情况作出应变，以最小成本达到最大防疫效益；「清零」则将缓解疫情置于首位，结果严重窒碍经济活动，社会为此付出沉重代价。部分国家宁取「与病毒共存」方式，透过提升疫苗接种率和自然免疫，利用群体免疫减低对经济、民生的影响。今年5月，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表示，考虑到病毒现在的特性及对未来的预期，「清零」策略不可持续，尤其是目前对病毒的认识较深入，在已有多种有效抗疫工具可供使用的大前提下，可过渡到另一种策略。

2021年年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代表团在访港后公布评估，认为特区经济虽然复苏强劲，但「清零」政策令不同界别的复苏步伐不一，并预测2021和2022年香港实质本地生产总值（GDP）分别增长6.4%和3%；可见社交距离措施并非零成本，摩根士丹利更将香港今年GDP增长预测下调至2.5%。

收放因时制宜

新冠肺炎疫情发展可分为疫苗供港前后两个阶段。美国卫生数据显示，在疫苗面世前「清零」是最佳防疫策略。如【表1】所示，2021年3月期间采取「清零」策略的国家（如中国、澳洲、纽西兰）的死亡率明显较采取缓疫策略的国家（如挪威、丹麦、英国、美国）为低，可见当时「清零」策略较具优势。

当有效疫苗面世后，第三种防疫策略就是提高人口接种疫苗比率，特别是最高风险的老弱社群，继而利用防疫措施缓和最后一波疫情，迈向成为「受控的风土病」或「与病毒共存」。数据反映在疫苗面世后，推行「清零」为短期政策的国家，现在须着重提高疫苗接种率，以提高整体社会免疫力。

2022年4月，市面有各种新冠疫苗供应，期间采取上述两类防疫策略的国家，其感染死亡率的增幅和差距大幅收窄。「清零」国家的先前优势已失，香港的累积死亡率尤其高，与采取自然免疫的国家大致相若【表1】。

资料来源：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CSSE COVID-19 Data （https://ourworldindata.org/covid-deaths）

中文大学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早前表示，根据数据可以肯定现在主流病毒株Omicron的传播力高，但杀伤力和死亡率都不及变种病毒Delta。美国的研究显示，Omicron的轻症占比为99.78%、重症占比0.05%。香港自第五波疫情起，共录得9248宗死亡个案，从不同年龄组别和疫苗接种剂量的死亡率可见，疫苗能有效降低死亡率【表2】。

资料来源：香港特区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截至2022年7月19日）

《自然》杂志2021年2月发表一项问卷调查结果，大部分接受访问的科学家都认为，新冠大流行最终将转变成地方性的流行病，杀伤力也会逐渐减弱。

针对死亡率较高的Alpha、Beta、Delta等新冠病毒，「清零」策略可争取较多时间让市民接种疫苗，但到底并非长久之计，因感染风险永远无法消除，只能减低。长远而言，与全球接轨的本地行业（包括航运、外贸、金融）将受重创，亦会有损于香港作为中国内地和国际社会的超级联系人角色。当下亟需更加灵活与可持续的防疫政策，在保护医疗系统及医护人员的同时，不致妨碍社会经济活动。提高疫苗接种率，最终过渡到「与病毒共存」，看来是实际可行的长期解决方案。

通关至关重要

上海得以实施严格防疫政策，关键之一是内循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自给自足。无论是农产品生产或零售商业活动，内需市场的循环可用来弥补疫情所造成的国际贸易停滞。反观香港的经济定位则有所不同，作为接通世界的重要桥梁、航运中心以及国际金融中心，都必须确保同时与中国内地和国际社会的紧密联系。

近日政府专家顾问袁国勇及孔繁毅等撰文指出，鉴于夏季是新冠病毒活跃程度较低时期，因而是放宽社交距离措施的合适时机，可容社区出现低度传播，以便在冬季前达致较佳的疫苗接种和遭受感染产生「混合免疫屏障」，实现防疫措施「软着陆」。

文中亦引述新加坡经验；若香港完全放宽社交距离措施，入境旅客全部居家检疫，则单日确诊个案可能达到3000至2.1万宗。专家顾问认为，围封强检的成本高，建议当局弃用；由于内地仍维持「清零」政策，顾问建议本港可先与海外通关，并提出相关措施，例如抵港旅客的酒店检疫逐步转为家居检疫，抵港后首7日禁止到食肆、酒吧。

美国药厂莫德纳（Moderna）计划在香港推出针对Omicron的疫苗，并称最快今年第四季可提供至少800万剂。虽然有新一代疫苗面世，但是英国伦敦大学学院（UCL）临床运筹学部门负责人帕格尔（Christina Pagel）警告，新冠肺炎不是「超级流感」，感染死亡率即使在疫苗、治疗和自身免疫力作用下逐渐降低，但它对心、肺和心理健康的长期影响较其他呼吸系统疾病来得严重，长期症状发病率也较高。

至于如何与新冠病毒共存，除了疫苗接种和药物研发外，市民还需要做什么？帕格尔认为，新冠病毒在不断变异的过程中日趋温和，疫苗和治疗方式应加以配合。此外，亦须建立相应的监测和防疫系统，重构生活方式，让新冠病毒传播得以有效控制，并强调疫苗虽可有效减低严重病症和死亡个案，但对防止感染和轻症则效力较弱，目前不宜完全解除防疫限制，以免大量曾确诊的康复者面临重复感染的风险。

务须计出万全

全球医学界已达成新冠病毒不会在世界上消失的共识，社会必须学会与新冠病毒共存之道。正当大部分国家已经实行群体免疫政策，一待香港全面对外开放，任何变种病毒都有机会传入，从而产生「解禁回潮」（Exit Wave），即放宽防疫限制措施而导致确诊病例再度激增的现象。

归根究柢，因应上述疫情发展和环球趋势，特区政府当务之急，在针对屡现变种病毒而制定可持续抗疫政策之余，应有序恢复与内地和国际通关，从速提振本港开放型经济。

谢国生博士
港大经管学院金融学首席讲师

何敏淙先生
港大经管学院教学助理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二年七月二十七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过去一年，油价升势不止。继欧洲联盟委员会于3月8日建议各国政府可就能源企业的收入进行征税后，美国国会上月推动对石油巨企开征「石油暴利税」（Big Oil Windfall Profits Tax），总统经济顾问Bharat Ramamurti提出应考虑征收此税的建议，拜登更公开批评埃克森美孚「今年赚钱多过上帝」（made more money than God this year）。

欧美加税来由

无独有偶，英国政府已于5月26日宣布，未来3年将向石油和天然气企业征收25%的能源利润税，同期出台一项150亿英镑的计划，向难以承担能源费用的家庭提供经济支援【注】。自能源价格开始飙升以来，保加利亚、意大利、罗马尼亚、西班牙等国已经对能源业加征新税。

正当世界经济从疫情中逐渐恢复，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经济制裁，导致能源价格急升，随之而来的是严重的通货膨胀。美国刚刚公布了6月的通货膨胀，较去年同期大增9.1%，是自1981年11月以来最大增幅。欧罗区的通货膨胀率也较去年上升8.6%；该区能源消费价格指数则已达1996年有纪录以来的最高水平。美国每加仑的汽油平均价自2020年至今年的升幅多达60%，对民众的生活无疑是雪上加霜，穷人尤甚。这无疑是多国政府针对石油和天然气巨企征收暴利税的一个主要原因。

决策中西有别

中国内地也有类似征税，名为「石油特别收益金」，即国内原油销售价格超过一定水平之际，国家就按一定比例，对石油开采企业销售原油所获的超额收入加征税收。 2015年，财政部将特别收益金起征点提高到65美元，实行五级超额累进【表】。

石油特别收益金可以协调石油行业内部上下游利益。当原油价格高涨，对上游企业征收特别收益金，其所得的部分利润将调节至下游企业，均衡行业内利益分配，可以避免将原油成本转嫁给消费者。

和英美及欧洲各国现在推出的暴利税不同，中国的石油企业是否需要缴纳特别收益金，以及缴纳的数额，皆取决于原油价格，因此，相关企业大多可以做到预先筹谋。但西方近期的暴利税则由国会或者立法机构提出，法例内容和征收办法受议员的经济观点与政治取向所影响，能源业难以事先估计。

「暴利」从何说起

居高不下的能源价格固然已为消费者带来沉重负担，但因此而决定征收「石油暴利税」是否合适呢？

所谓「暴利税」，英文是Windfall tax，Windfall指一大笔不劳而获的横财，然而石油企业的「暴利」真的是不劳而获吗？石油行业生意得以好转，乃是今年全球经济复苏后出现的现象。事实上，包括石油行业在内的大多数行业，前两年的业绩都极为惨淡。 2020年5月的纽约期油价格一度跌至每桶-40.32美元，为史上首次油价跌至负数。经营一盘生意，总难免有高低起跌，政府在石油业好景的时候对其征收暴利税，那么在行业深陷谷底之时，又会否打算为其提供补贴呢？

若石油企业生意转佳，就向其收取临时特别收益金；如果制药企业成功推出医治2019冠状病毒病的疫苗，获得了超额利润，是否也应对其加征疫苗暴利税？

正如前述，最近石油价格高涨，是受全球经济复苏和俄乌战争影响所致；但更重要的是资本不愿意流向化石能源行业，这会导致未来原油价格长期偏高。国际能源署（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提供5年来全球能源投资状况【图1】，能源投资从2017年渐趋下降。

此外，国际能源组织将2022年与2019年主要石油和天然气公司的投资变化作一比较【图2】。各国主要石油和天然气公司都降低了对传统石油和天然气活动的投资。

当前各国纷纷提倡以绿色能源取代化石能源。荷兰法院下令要求荷兰皇家蚬壳（Royal Dutch Shell）在2030年前将全球净碳排放量减少45%。今年4月，Global Witness and Oil Change International发表研究报告，预期国际能源巨企蚬壳、埃克森美孚、俄罗斯天然气公司Gazprom等会投入8570亿欧罗于石油、天然气开发。企业除了备受批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Antonio Guterres）亦加以评论：投资在新的天然汽油田油井，是道德上和经济上的疯狂（moral and economic madness）。

问题症结所在

一方面批评石油企业不增加供应，另一方面又挑剔其增产投资破坏环保，这不是有点自相矛盾吗？

其实，近期所谓的「油价飙升」，是否确切无误？经济学家克鲁明（Paul Krugman）6月29日于推文中指出，近期油价虽较前几年高，也不过是达到历史高位。 【图3】中，纵轴是油价占消费物价的百分点（100×油价/消费物价指数），以实际价格计算。蓝色曲线显示变化趋势，红线则是最近的指数。

油价虽自2020年起一直攀升，但仍未触及20年来的历史最高位。克鲁明认为，真正值得思考的是，近10年来的燃油价格为什么偏低，而非油价现在为何偏高。

【註】：《歐洲多國競相開徵能源「暴利稅」》，中國新聞網，2022年6月4日

【表】：資料來源：百度百科

參考文獻：

1. Fossil fuel firms set to spend more than 800bn on new oil and gas fields by 2030. Green News

2. IEA, Global energy investment, 2017-2022, IEA, Paris

3. Krugman, Paul, Twitter post

赵耀华博士
港大经管学院经济学副教授

赵就琦博士
港大经管学院教学助理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二年七月二十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过去一年，油价升势不止。继欧洲联盟委员会于3月8日建议各国政府可就能源企业的收入进行征税后，美国国会上月推动对石油巨企开征「石油暴利税」（Big Oil Windfall Profits Tax），总统经济顾问Bharat Ramamurti提出应考虑征收此税的建议，拜登更公开批评埃克森美孚「今年赚钱多过上帝」（made more money than God this year）。

欧美加税来由

无独有偶，英国政府已于5月26日宣布，未来3年将向石油和天然气企业征收25%的能源利润税，同期出台一项150亿英镑的计划，向难以承担能源费用的家庭提供经济支援【注】。自能源价格开始飙升以来，保加利亚、意大利、罗马尼亚、西班牙等国已经对能源业加征新税。

正当世界经济从疫情中逐渐恢复，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经济制裁，导致能源价格急升，随之而来的是严重的通货膨胀。美国刚刚公布了6月的通货膨胀，较去年同期大增9.1%，是自1981年11月以来最大增幅。欧罗区的通货膨胀率也较去年上升8.6%；该区能源消费价格指数则已达1996年有纪录以来的最高水平。美国每加仑的汽油平均价自2020年至今年的升幅多达60%，对民众的生活无疑是雪上加霜，穷人尤甚。这无疑是多国政府针对石油和天然气巨企征收暴利税的一个主要原因。

决策中西有别

中国内地也有类似征税，名为「石油特别收益金」，即国内原油销售价格超过一定水平之际，国家就按一定比例，对石油开采企业销售原油所获的超额收入加征税收。 2015年，财政部将特别收益金起征点提高到65美元，实行五级超额累进【表】。

石油特别收益金可以协调石油行业内部上下游利益。当原油价格高涨，对上游企业征收特别收益金，其所得的部分利润将调节至下游企业，均衡行业内利益分配，可以避免将原油成本转嫁给消费者。

和英美及欧洲各国现在推出的暴利税不同，中国的石油企业是否需要缴纳特别收益金，以及缴纳的数额，皆取决于原油价格，因此，相关企业大多可以做到预先筹谋。但西方近期的暴利税则由国会或者立法机构提出，法例内容和征收办法受议员的经济观点与政治取向所影响，能源业难以事先估计。

「暴利」从何说起

居高不下的能源价格固然已为消费者带来沉重负担，但因此而决定征收「石油暴利税」是否合适呢？

所谓「暴利税」，英文是Windfall tax，Windfall指一大笔不劳而获的横财，然而石油企业的「暴利」真的是不劳而获吗？石油行业生意得以好转，乃是今年全球经济复苏后出现的现象。事实上，包括石油行业在内的大多数行业，前两年的业绩都极为惨淡。 2020年5月的纽约期油价格一度跌至每桶-40.32美元，为史上首次油价跌至负数。经营一盘生意，总难免有高低起跌，政府在石油业好景的时候对其征收暴利税，那么在行业深陷谷底之时，又会否打算为其提供补贴呢？

若石油企业生意转佳，就向其收取临时特别收益金；如果制药企业成功推出医治2019冠状病毒病的疫苗，获得了超额利润，是否也应对其加征疫苗暴利税？

正如前述，最近石油价格高涨，是受全球经济复苏和俄乌战争影响所致；但更重要的是资本不愿意流向化石能源行业，这会导致未来原油价格长期偏高。国际能源署（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提供5年来全球能源投资状况【图1】，能源投资从2017年渐趋下降。

此外，国际能源组织将2022年与2019年主要石油和天然气公司的投资变化作一比较【图2】。各国主要石油和天然气公司都降低了对传统石油和天然气活动的投资。

当前各国纷纷提倡以绿色能源取代化石能源。荷兰法院下令要求荷兰皇家蚬壳（Royal Dutch Shell）在2030年前将全球净碳排放量减少45%。今年4月，Global Witness and Oil Change International发表研究报告，预期国际能源巨企蚬壳、埃克森美孚、俄罗斯天然气公司Gazprom等会投入8570亿欧罗于石油、天然气开发。企业除了备受批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Antonio Guterres）亦加以评论：投资在新的天然汽油田油井，是道德上和经济上的疯狂（moral and economic madness）。

问题症结所在

一方面批评石油企业不增加供应，另一方面又挑剔其增产投资破坏环保，这不是有点自相矛盾吗？

其实，近期所谓的「油价飙升」，是否确切无误？经济学家克鲁明（Paul Krugman）6月29日于推文中指出，近期油价虽较前几年高，也不过是达到历史高位。 【图3】中，纵轴是油价占消费物价的百分点（100×油价/消费物价指数），以实际价格计算。蓝色曲线显示变化趋势，红线则是最近的指数。

油价虽自2020年起一直攀升，但仍未触及20年来的历史最高位。克鲁明认为，真正值得思考的是，近10年来的燃油价格为什么偏低，而非油价现在为何偏高。

【註】：《歐洲多國競相開徵能源「暴利稅」》，中國新聞網，2022年6月4日

【表】：資料來源：百度百科

參考文獻：

1. Fossil fuel firms set to spend more than 800bn on new oil and gas fields by 2030. Green News

2. IEA, Global energy investment, 2017-2022, IEA, Paris

3. Krugman, Paul, Twitter post

赵耀华博士
港大经管学院经济学副教授

赵就琦博士
港大经管学院教学助理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二年七月二十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笔者去年与香港生产力促进局合作研究香港再工业化与未来经济转型之路，研究瑞士当地的经济社会情况和香港绿色产业。故笔者乐见港交所近日宣布成立国际碳市场委员会，推动香港实现碳中和，及加快投入发展绿色和可持续金融生态圈。同时希望借此文抛砖引玉，借鉴瑞士发展碳交易的过程，与读者一起探讨香港在此方面的发展机遇。

碳交易可以分为合规或自愿，概念源自1992年通过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指一个国家、地区或企业通过合法渠道，获允许排放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污染物的权利。时隔29年，2021年联合国气候变迁峰会（COP26）落幕，全球政府组织和企业共同制定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的路径，防止地球升温超过1.5℃。根据数据研究公司IHS Markit的数据，截至2021年底，全球碳价格达每吨二氧化碳51.45美元。据估计，碳配额价格需要增加到每吨二氧化碳147美元，才能满足1.5℃的全球变暖限制。碳定价的潜力显然在很大程度上尚未开发，而且大多数碳价格因太低而无法推动大规模脱碳。目前政府和私营公司的可持续发展和气候政策仍远远落后于预期，不足以实现《巴黎协定》订下的温度目标。

世上碳税最高国家之一瑞士，如何促进碳交易？

碳交易是一种市场化的节能减排政策工具，旨在通过市场功能降低碳排放，减低能源消耗和大气碳浓度，优化产业和能源结构。理论上，政府制定和控制总量和分配规则，企业可按规定获得配额，并根据自身减排情况，决定在交易市场上增购或出售超额配额。如电动车龙头Tesla今年虽然意外被剔出标普500指数，但去年2021年中Tesla全年总利润为55.19亿美元，其依靠出售碳积分便获得14.65亿美元，碳交易已经占其总盈利四分之一。我们可以预见碳交易发挥资金引导和加速减碳的作用。

参考瑞士的经验，瑞士采取了碳市场与碳税相结合的双轨政策，自2008年起对化石燃料征收二氧化碳税。其减碳和发展碳交易市场的过程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历时十数年。

阶段（1）：2009年至2012年实施自愿碳排放交易，目标在1990年的基础上减少8%的碳排放。

阶段（2）：2013年至2020年，瑞士转为强制性碳交易体系，每年固定减少配额总量1.74%，预留5%予拍卖或新注册公司，明确年度排放配额总量，减少减排信用额度。同时实行碳税制度，纳入碳交易的企业在2013年至2020年免征碳税。

阶段（3）：瑞士碳市场自2020年起与欧盟碳市场挂钩。
从瑞士的发展途径可以看出，不同碳市场之间建立联系，将带来更多的交易机会。瑞士碳市场规模小和资本流动性相对欧盟为低，然而配额价格远高于欧盟。瑞士通过与欧盟碳市场的合作，提升其竞争力。当一个碳市场的碳价格过高时，可以与其他碳市场合作，为企业创造绿色和便利的营商环境。

现时政府的减排政策主要基于2021年发布的《香港气候行动蓝图2050》，以推广使用可再生能源和低碳发电技术，抵消碳足迹以外作为主要战略。除了现有的政策，本港政策制定者可以考虑香港将来在RCEP、大湾区以及中国的碳市场角色和定位。与此同时，与邻近地区实行碳市场的制度互联互通，也是政策制定者需为企业拆墙松绑的一个重要目标，增强特区在绿色金融和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领导地位。

放水养鱼，鼓励市民和零售投资者参与碳市场

成熟经济体和资本市场将可交易的碳权商品，转化为零售可购买的交易所买卖基金（ETF），例如其中一个最大的资产管理（AuM）自愿碳交易ETF──KraneShares Global Carbon ETF（美股代码：KRBN）。自2020年7月推出以来，截至现时资产管理的净值为11.78亿美元，管理费为0.78%。两年的基金价格升幅近250%，年复合增长率约58%。同期对比标普指数两年升幅只有约20%，年复合增长率约9.5%，KRBN两年回报与美国500强企业相比高出192%，前者回报惊人。从经济学和资本的角度来看，当愈来愈多的资本流入碳金融产品时，就会有足够的流动性，相当于间接参与碳定价，从长远来看是有正向收益的。

2022年3月港交所第一只碳期货ETF──中金碳期货ETF（03060）（港元计价股票代码），管理费为0.99%，而且暂时的资产管理规模不足一亿元实属不理想，如有价没市。香港资本市场其实不乏具潜力参与碳交易的公司，当中有不少是领先世界的电动车、锂业和新能源的公司。

暂时而言，参与碳交易和绿色金融的主要是机构投资者和主权基金，以笔者所知，即使专业投资者对碳交易也是一知半解。资本市场如「水」，水清则无鱼。绿色金融因本身的利润相对传统基金并不高，而业界亦缺乏人才了解相关绿色产品。坊间不少绿色金融课程门庭若市，然而百花齐放之际却有良莠不齐之说。若要令香港成为成熟的碳交易中心，必须要有「水」有「鱼」，让普罗大众认识到碳排放交易和参与自愿碳交易。政府需提供诱因令业界有「因」可以推广，同时订立指引和建设一套完善制度，给业界和有意修读绿色金融课程的市民。

二十国集团（G20）财长与央行总裁去年承认碳价是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工具之一，香港绿色之路比其他成熟金融经济体如欧洲已落后约十年，现在我们需急起直追。回归祖国25年，香港经济产业急需要转型并多样化，配合新时代的步伐，为下一代创机遇。望有志之士能一起促进市场发展，共建可持续金融生态圈，鼓励和教育更多志同道合的专业人士和青年进入可持续金融行业，使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如鱼得水【注】。

【注】：〈建设香港成为亚洲环境、社会及管治（ESG）都会 成就零碳绿色经济〉，邓希炜，林康圣，《信报》，2022年5月11日

邓希伟教授
亚洲环球研究所所长、冯国经冯国纶基金经济学教授

林康圣先生
大经学院导师香港经济政策研究所、经济及商业研究所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二年七月十三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笔者去年与香港生产力促进局合作研究香港再工业化与未来经济转型之路，研究瑞士当地的经济社会情况和香港绿色产业。故笔者乐见港交所近日宣布成立国际碳市场委员会，推动香港实现碳中和，及加快投入发展绿色和可持续金融生态圈。同时希望借此文抛砖引玉，借鉴瑞士发展碳交易的过程，与读者一起探讨香港在此方面的发展机遇。

碳交易可以分为合规或自愿，概念源自1992年通过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指一个国家、地区或企业通过合法渠道，获允许排放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污染物的权利。时隔29年，2021年联合国气候变迁峰会（COP26）落幕，全球政府组织和企业共同制定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的路径，防止地球升温超过1.5℃。根据数据研究公司IHS Markit的数据，截至2021年底，全球碳价格达每吨二氧化碳51.45美元。据估计，碳配额价格需要增加到每吨二氧化碳147美元，才能满足1.5℃的全球变暖限制。碳定价的潜力显然在很大程度上尚未开发，而且大多数碳价格因太低而无法推动大规模脱碳。目前政府和私营公司的可持续发展和气候政策仍远远落后于预期，不足以实现《巴黎协定》订下的温度目标。

世上碳税最高国家之一瑞士，如何促进碳交易？

碳交易是一种市场化的节能减排政策工具，旨在通过市场功能降低碳排放，减低能源消耗和大气碳浓度，优化产业和能源结构。理论上，政府制定和控制总量和分配规则，企业可按规定获得配额，并根据自身减排情况，决定在交易市场上增购或出售超额配额。如电动车龙头Tesla今年虽然意外被剔出标普500指数，但去年2021年中Tesla全年总利润为55.19亿美元，其依靠出售碳积分便获得14.65亿美元，碳交易已经占其总盈利四分之一。我们可以预见碳交易发挥资金引导和加速减碳的作用。

参考瑞士的经验，瑞士采取了碳市场与碳税相结合的双轨政策，自2008年起对化石燃料征收二氧化碳税。其减碳和发展碳交易市场的过程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历时十数年。

阶段（1）：2009年至2012年实施自愿碳排放交易，目标在1990年的基础上减少8%的碳排放。

阶段（2）：2013年至2020年，瑞士转为强制性碳交易体系，每年固定减少配额总量1.74%，预留5%予拍卖或新注册公司，明确年度排放配额总量，减少减排信用额度。同时实行碳税制度，纳入碳交易的企业在2013年至2020年免征碳税。

阶段（3）：瑞士碳市场自2020年起与欧盟碳市场挂钩。
从瑞士的发展途径可以看出，不同碳市场之间建立联系，将带来更多的交易机会。瑞士碳市场规模小和资本流动性相对欧盟为低，然而配额价格远高于欧盟。瑞士通过与欧盟碳市场的合作，提升其竞争力。当一个碳市场的碳价格过高时，可以与其他碳市场合作，为企业创造绿色和便利的营商环境。

现时政府的减排政策主要基于2021年发布的《香港气候行动蓝图2050》，以推广使用可再生能源和低碳发电技术，抵消碳足迹以外作为主要战略。除了现有的政策，本港政策制定者可以考虑香港将来在RCEP、大湾区以及中国的碳市场角色和定位。与此同时，与邻近地区实行碳市场的制度互联互通，也是政策制定者需为企业拆墙松绑的一个重要目标，增强特区在绿色金融和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领导地位。

放水养鱼，鼓励市民和零售投资者参与碳市场

成熟经济体和资本市场将可交易的碳权商品，转化为零售可购买的交易所买卖基金（ETF），例如其中一个最大的资产管理（AuM）自愿碳交易ETF──KraneShares Global Carbon ETF（美股代码：KRBN）。自2020年7月推出以来，截至现时资产管理的净值为11.78亿美元，管理费为0.78%。两年的基金价格升幅近250%，年复合增长率约58%。同期对比标普指数两年升幅只有约20%，年复合增长率约9.5%，KRBN两年回报与美国500强企业相比高出192%，前者回报惊人。从经济学和资本的角度来看，当愈来愈多的资本流入碳金融产品时，就会有足够的流动性，相当于间接参与碳定价，从长远来看是有正向收益的。

2022年3月港交所第一只碳期货ETF──中金碳期货ETF（03060）（港元计价股票代码），管理费为0.99%，而且暂时的资产管理规模不足一亿元实属不理想，如有价没市。香港资本市场其实不乏具潜力参与碳交易的公司，当中有不少是领先世界的电动车、锂业和新能源的公司。

暂时而言，参与碳交易和绿色金融的主要是机构投资者和主权基金，以笔者所知，即使专业投资者对碳交易也是一知半解。资本市场如「水」，水清则无鱼。绿色金融因本身的利润相对传统基金并不高，而业界亦缺乏人才了解相关绿色产品。坊间不少绿色金融课程门庭若市，然而百花齐放之际却有良莠不齐之说。若要令香港成为成熟的碳交易中心，必须要有「水」有「鱼」，让普罗大众认识到碳排放交易和参与自愿碳交易。政府需提供诱因令业界有「因」可以推广，同时订立指引和建设一套完善制度，给业界和有意修读绿色金融课程的市民。

二十国集团（G20）财长与央行总裁去年承认碳价是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工具之一，香港绿色之路比其他成熟金融经济体如欧洲已落后约十年，现在我们需急起直追。回归祖国25年，香港经济产业急需要转型并多样化，配合新时代的步伐，为下一代创机遇。望有志之士能一起促进市场发展，共建可持续金融生态圈，鼓励和教育更多志同道合的专业人士和青年进入可持续金融行业，使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如鱼得水【注】。

【注】：〈建设香港成为亚洲环境、社会及管治（ESG）都会 成就零碳绿色经济〉，邓希炜，林康圣，《信报》，2022年5月11日

邓希伟教授
亚洲环球研究所所长、冯国经冯国纶基金经济学教授

林康圣
大经学院导师香港经济政策研究所、经济及商业研究所

（本文同时于二二年七月十三日载于《信》「龙虎山下」专栏）

康乐及文化事务署（康文署）在5月16日修订租订场地措施，目的是打击康体设施的「炒场」活动。主要改动是透过网上订场系统进行实名登记，已订场地不得转让，订场者必须亲身签到取场；同时让透过「康体通」网上预订服务的市民优先订场。电脑系统仍采用先到先得的租订形式。不难想像，大部分场地在网上预订阶段已经一扫而空。

新措施虽然有效地打击「真人排队党」，但「网上排队党」却应运而生，不少场地流入二手市场（「炒场」活动），据报其中价格比实行新措施之前更高。炒价上升的主因相信是进一步收紧的实名制措施，迫使炒场者必须亲身到场签到，而加重有关营运成本。

治标还须治本

无奈当局似乎依然着力于优化订场系统。 6月15日，时任署理民政事务局局长以书面回覆立法会议员质询时指出，康文署正开发一套全新智能康体服务预订资讯系统，以取代现有「康体通」电脑预订系统，未来两年将分阶段投入运作。新系统将引进新一代的「抗机械人程式方案」，包括过滤机械人程式软件，如发现不寻常的预订情况，可即时分析及拦截。新系统亦会在先到先得的原则下，按个别设施和租订时段的需要，利用抽签方式分配康体设施。使用新租订系统，须实名登记及完成身份认证。

笔者认为，单靠改善订场系统打击「炒场」活动，不但徒劳无功，甚至适得其反。事实上，「炒场」纯属供求失衡的一种现象。要是场地供不应求，「炒场」活动就会出现，关键系于场地的供求情况。

要解决供求失衡问题，当局应从价格和供应入手。求过于供，价格自然有上调压力。若硬靠行政手段压抑价格，供求失衡持续，自然产生二手市场。翻查纪录，上一次康文署调整康体设施及服务的收费是2013年。当年作出修订，目的是划一市区及新界同类市政设施及服务收费水平，决定以较低者为准，结果是下调收费（2000年之前，康乐体育和文化艺术有关设施分别由市政局和区域市政局管理，新界设施通常收费较高）。以市区有空气调节的羽毛球场繁忙时段为例，今天租金依然是2008年的水平，每小时59元。 2008至2021年间，人均本地生产总值实质增长了约28%，人口增长了约8%，平均收入和人口增加带动了对康体设施的需求。同期，消费物价指数增长了约40%，以此可计算出2021年的59元相当于2008年的41元，亦即场地的实质租金于同期下降了接近30%。

解难有策可依

实质价格下降进一步刺激了需求。虽然2008至2021年有15间体育馆落成，以十多年来「炒场」活动一直变本加厉的情况来看，供应量的增加明显落后于需求。笔者建议，场地租金应该定期调整，最简单而能获大众接受的莫过于每年或每两年按通胀率调整。不过，要达至供求均衡，恐怕要大幅调整场租才行，这难免有违特区政府近年鼓励体育运动，创建健康城市的理念，因此并不可行。

当局应该积极研究增加供应量的方法。觅地和规划兴建体育馆既需时，也要资源，在土地稀缺，新冠肺炎之后公共财政日趋紧绌的情况下，并非上策。话说回来，在不建造体育馆的情况下增加体育设施，其实并非无计可施，方案之一就是利用中小学闲置的运动场地设施。 2016年，立法会议员马逢国委托浸会大学刘永松教授进行「鼓励中小学借出闲置体育场地政策之研究调查」，更随2017年《施政报告》发表后，推行了「开放学校设施推动体育发展计划」。

学校开放设施给公众使用，可谓责无旁贷。除了极少量私立学校以外，本地大部分校舍都由政府兴建，交予办学团体营运，日常营运资金也主要来自政府拨款。在教育局的《资助学校资助则例》中，就有一项「使用校舍作公众及教育用途」：

除非不切实可行，否则在有需要时，学校应把校舍及设施提供给政府及政府核准的任何其他机构，以进行公开考试、暂时开办其他学校，或举办教育、社区或其他活动。

由此可见，校方开放学校设施给公众使用无疑是合情合理。

试想在体育设施使用的高峰期（包括假日和暑假），相当于400所中小学参与开放校内礼堂作羽毛球场用途，以一个礼堂能提供两个羽毛球场计，顿时可增加800个羽毛球场；以一个体育馆的主场一般有8个羽毛球场计，亦即增加了100个体育馆主场（目前全港体育馆总数约为110个）。体育设施的供应短缺问题可即时缓解，「炒场」活动自然消失。

「开放学校设施推动体育发展计划」推行至今，虽经反覆优化，开放学校设施的经济诱因亦已加强，但大部分学校依然反应冷淡。 2020至2021年度，参与学校只有60所，且开放时数甚少，对于解决体育设施供求失衡，无异杯水车薪。

有赖政府统筹

学校的取态不难理解。校长和老师们都为教学、课外活动和各种校务疲于奔命，在学校财政未见紧绌的情况下，自然不愿意为微薄的经济诱因多费力气。笔者几年前在本栏的文章【注1】曾论述学校开放设施面对的隐藏成本，并建议让校方与单一团体签订一份借用设施的长期合约。有关订场安排、收费设定，以至场地管理，最好由康民署包办。

不过，恐怕在完全自愿参与的大前提之下，参与的学校大概不多。因此笔者建议，当局不妨统一规定学校开放设施的下限，譬如每年至少要开放礼堂140小时（相当于14天，每天10小时），以供市民大众进行康体活动，既一尽其应有的义务，亦容许部分学校因应成本和经济诱因的考量，自行选择是否延长开放有关设施。

为便于校方专注于教学工作，开放场地的维修保养、保安、管理等问题，则可由相关的政府部门加以协助。为此，当局可考虑成立一个跨部门专责小组负责统筹，务求缩短部门之间协调上的延误，如此则有望尽快纾缓体育设施供不应求的困局。作为第一步，不妨考虑由暑假（需求高峰及校园设施闲置期）开始，日后视乎进度再扩展至其他时段。

【注1】：〈开放校舍　共享体育设施〉，王家富，《信报》，2018年1月3日

王家富博士
港大经管学院首席讲师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二年七月六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康乐及文化事务署（康文署）在5月16日修订租订场地措施，目的是打击康体设施的「炒场」活动。主要改动是透过网上订场系统进行实名登记，已订场地不得转让，订场者必须亲身签到取场；同时让透过「康体通」网上预订服务的市民优先订场。电脑系统仍采用先到先得的租订形式。不难想像，大部分场地在网上预订阶段已经一扫而空。

新措施虽然有效地打击「真人排队党」，但「网上排队党」却应运而生，不少场地流入二手市场（「炒场」活动），据报其中价格比实行新措施之前更高。炒价上升的主因相信是进一步收紧的实名制措施，迫使炒场者必须亲身到场签到，而加重有关营运成本。

治标还须治本

无奈当局似乎依然着力于优化订场系统。 6月15日，时任署理民政事务局局长以书面回覆立法会议员质询时指出，康文署正开发一套全新智能康体服务预订资讯系统，以取代现有「康体通」电脑预订系统，未来两年将分阶段投入运作。新系统将引进新一代的「抗机械人程式方案」，包括过滤机械人程式软件，如发现不寻常的预订情况，可即时分析及拦截。新系统亦会在先到先得的原则下，按个别设施和租订时段的需要，利用抽签方式分配康体设施。使用新租订系统，须实名登记及完成身份认证。

笔者认为，单靠改善订场系统打击「炒场」活动，不但徒劳无功，甚至适得其反。事实上，「炒场」纯属供求失衡的一种现象。要是场地供不应求，「炒场」活动就会出现，关键系于场地的供求情况。

要解决供求失衡问题，当局应从价格和供应入手。求过于供，价格自然有上调压力。若硬靠行政手段压抑价格，供求失衡持续，自然产生二手市场。翻查纪录，上一次康文署调整康体设施及服务的收费是2013年。当年作出修订，目的是划一市区及新界同类市政设施及服务收费水平，决定以较低者为准，结果是下调收费（2000年之前，康乐体育和文化艺术有关设施分别由市政局和区域市政局管理，新界设施通常收费较高）。以市区有空气调节的羽毛球场繁忙时段为例，今天租金依然是2008年的水平，每小时59元。 2008至2021年间，人均本地生产总值实质增长了约28%，人口增长了约8%，平均收入和人口增加带动了对康体设施的需求。同期，消费物价指数增长了约40%，以此可计算出2021年的59元相当于2008年的41元，亦即场地的实质租金于同期下降了接近30%。

解难有策可依

实质价格下降进一步刺激了需求。虽然2008至2021年有15间体育馆落成，以十多年来「炒场」活动一直变本加厉的情况来看，供应量的增加明显落后于需求。笔者建议，场地租金应该定期调整，最简单而能获大众接受的莫过于每年或每两年按通胀率调整。不过，要达至供求均衡，恐怕要大幅调整场租才行，这难免有违特区政府近年鼓励体育运动，创建健康城市的理念，因此并不可行。

当局应该积极研究增加供应量的方法。觅地和规划兴建体育馆既需时，也要资源，在土地稀缺，新冠肺炎之后公共财政日趋紧绌的情况下，并非上策。话说回来，在不建造体育馆的情况下增加体育设施，其实并非无计可施，方案之一就是利用中小学闲置的运动场地设施。 2016年，立法会议员马逢国委托浸会大学刘永松教授进行「鼓励中小学借出闲置体育场地政策之研究调查」，更随2017年《施政报告》发表后，推行了「开放学校设施推动体育发展计划」。

学校开放设施给公众使用，可谓责无旁贷。除了极少量私立学校以外，本地大部分校舍都由政府兴建，交予办学团体营运，日常营运资金也主要来自政府拨款。在教育局的《资助学校资助则例》中，就有一项「使用校舍作公众及教育用途」：

除非不切实可行，否则在有需要时，学校应把校舍及设施提供给政府及政府核准的任何其他机构，以进行公开考试、暂时开办其他学校，或举办教育、社区或其他活动。

由此可见，校方开放学校设施给公众使用无疑是合情合理。

试想在体育设施使用的高峰期（包括假日和暑假），相当于400所中小学参与开放校内礼堂作羽毛球场用途，以一个礼堂能提供两个羽毛球场计，顿时可增加800个羽毛球场；以一个体育馆的主场一般有8个羽毛球场计，亦即增加了100个体育馆主场（目前全港体育馆总数约为110个）。体育设施的供应短缺问题可即时缓解，「炒场」活动自然消失。

「开放学校设施推动体育发展计划」推行至今，虽经反覆优化，开放学校设施的经济诱因亦已加强，但大部分学校依然反应冷淡。 2020至2021年度，参与学校只有60所，且开放时数甚少，对于解决体育设施供求失衡，无异杯水车薪。

有赖政府统筹

学校的取态不难理解。校长和老师们都为教学、课外活动和各种校务疲于奔命，在学校财政未见紧绌的情况下，自然不愿意为微薄的经济诱因多费力气。笔者几年前在本栏的文章【注1】曾论述学校开放设施面对的隐藏成本，并建议让校方与单一团体签订一份借用设施的长期合约。有关订场安排、收费设定，以至场地管理，最好由康民署包办。

不过，恐怕在完全自愿参与的大前提之下，参与的学校大概不多。因此笔者建议，当局不妨统一规定学校开放设施的下限，譬如每年至少要开放礼堂140小时（相当于14天，每天10小时），以供市民大众进行康体活动，既一尽其应有的义务，亦容许部分学校因应成本和经济诱因的考量，自行选择是否延长开放有关设施。

为便于校方专注于教学工作，开放场地的维修保养、保安、管理等问题，则可由相关的政府部门加以协助。为此，当局可考虑成立一个跨部门专责小组负责统筹，务求缩短部门之间协调上的延误，如此则有望尽快纾缓体育设施供不应求的困局。作为第一步，不妨考虑由暑假（需求高峰及校园设施闲置期）开始，日后视乎进度再扩展至其他时段。

【注1】：〈开放校舍　共享体育设施〉，王家富，《信报》，2018年1月3日

王家富博士
港大经管学院首席讲师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二年七月六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男子组合MIRROR的演唱会即将开始，全城早已掀起抢票潮，粉丝却苦于一票难求。即使另加两场特别场，采用实名制售票，依然无法阻止黄牛党疯狂炒票。公开发售的门票瞬间售罄，有本地传媒报道，二手市场上的黄牛票竟被炒到40多万元，粉丝们自然叫苦连天。

事实上黄牛党炒票不仅仅发生在演唱会，因应新冠疫情回稳，康文署上月重开康体设施时，也出现了「炒场」的情况。针对炒卖行为，该署职员通过抽查方式，以核实租用者为场地使用人。

物以罕为贵

一票难求，说明供不应求。经济学里，供应和需求就如同跷跷板的两边，而调节平衡的就是价格。比如奢侈品牌的限量手袋，当想买的人多于店内的货量，手袋就会涨价，直到价格高到人们望「袋」兴叹的时候，需求和供应就平衡了。

虽然价格的调节功能强，却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演唱会门票就属特殊商品之列。与奢侈手袋不同，演唱会是一种体验，其价值是由台上的表演者和台下的观众共同决定的。如果只听音色，Apple Music也许更胜一筹；如果只为看明星，电视荧幕无疑清楚得多。演唱会的真正魅力，来自台上台下彼此互动，每场的高潮部分往往是全场大合唱。所以无论是歌星或观众，都不希望看到场面冷冷清清。如果任由市场价格飙升，纵使供求平衡了，却变成曲高和寡，拒粉丝于千里之外。

更重要的是，明星之所以成为明星，是因为有众多粉丝的喜爱。这种死心塌地的支持给歌星带来演唱会收入之余，还包括广告代言、音乐销售、商场活动等进账。如果演唱会的高票价伤了粉丝的心，粉丝也会弃之而去，歌星也将光环不再。要是歌手和主办单位为了短期的演唱会收益，牺牲了长期的财源，岂不是检了芝麻丢了西瓜，因小失大？

加场不加价的成功特例

因此，虽然价格可以有效率地平衡供需，但不能简单直接地套在演唱会的门票销售上。黄牛市场的炒票现象，不仅浪费了粉丝熬夜轮候的时间，对消费者不利，也损害了歌星和主办单位的长期利益，酿成「三输」局面。事实上，苦于黄牛炒风的不单是香港的粉丝，放眼全球，只要有巨星演出，就不免有黄牛炒票。

如何解决这个「国际性」问题呢？解铃还须系铃人。要使失衡的跷跷板恢复平衡，可走的路无非两条。一、增加供应，比如MIRROR增加演唱会的场次。而采用这个办法的表表者，就是美国乡谣歌手Garth Brook。他在2014至2017年的巡回演唱会（覆盖79个城市，一共390场演出），门票因定价低至70美元而供不应求；为了保证粉丝买到票，只要售出总票数80%，就会立刻多加场次。

粉丝身份如何辨真假

他曾说：「我害怕没有观众，也害怕全场爆满。」上述为顺应需求而增加供应的做法，被戏称为「Garth模式」，他本人也借此创下美国历史上最畅销的单人演唱会纪录 【注1】。当然，不是每个歌手都有精力和时间效法，因为除了表演，还有创作、宣传、广告代言、公益等众多活动，实在难以面面俱到。

既然跷跷板里供应一方难以解决问题，那么另一边的需求方又如何？如何保证粉丝的需求得到满足，其实是一个怎样识别谁是粉丝谁是黄牛的问题。两者之间，一个追星，一个逐利，不仅买票的目的不同，平日的行为也大相迳庭。

粉丝会在各种社交媒体上关注歌星，购买专辑和有关商品，在各种网站上追踪偶像的动态；黄牛则很少有这样的行为。若能以此判断购票人是否真粉丝，就可以有效防止门票落入黄牛手中，而这恰恰是美国最大演唱会门票销售平台Ticketmaster所采用的粉丝查证（Verified Fan）系统。

2017年，Ticketmaster为了打击二手门票市场，开发并采用这个系统。消费者在选定演唱会之后，需要注册个人资料，以便系统通过一定的演算法，来判断购票者有多大可能是真正粉丝。一旦被认定是粉丝，买到票的机率就会大大增加。虽然Ticketmaster并没有披露粉丝查证系统的具体演算法，但就宣称95%经此系统售出的门票，没有流出二手市场 【注2】。

许多欧美歌手都纷纷采用这个系统，包括Taylor Swift、Ed Sheeran等等。在粉丝查证系统启用之前，Taylor Swift 2015年举行世界巡演，售出门票中有30%出现在二手市场；至2018年，她的世界巡演运用了这个系统，最终只有5%的门票流出二手市场。虽然Ticketmaster的这套演算法并非完美，也不能保证每个粉丝都能买到票，但的确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黄牛党炒票。

魔高一尺 道高一丈

除此之外，演唱会主办单位经常采用其他方法来打击黄牛党。比如Jay Z和Taylor Swift都借用航空公司以浮动定价卖机票的方式，根据购票者的买票时间，愈接近演唱会的举行时间，票价就愈低 【注3】。这种浮动定价的策略让提早用机器抢票的黄牛党无利可图，大大提升歌手和主办单位的收益。

在疫情期间不断发展的线上直播音乐会，也给歌手提供了一个增加演出的途径。虽然这类音乐会不可媲美现场打成一片的互动，但可以在不过度增加艺人时间和工作量的情况下，扩充供应，缓解众多粉丝一票难求的烦恼。

再者，正因为线上音乐会不能完全取代实体音乐会，这种增加的供应不会过多地降低粉丝对实体演唱会的需求。

对于备受热捧的歌星和忠实粉丝来说，不失为一种双赢的权宜之计。随着虚拟实境技术日新月异，线上音乐会也会让屏幕另一边的粉丝感受到更多的真实和互动。

解决一票难求的棘手问题，既有赖平衡供求的跷跷板原理，又系于科学的创新和技术的进步。相信在不久的将来，MIRROR粉丝们离偶像的距离可逐渐拉近。一票虽难求，拥戴价更高。

【注1】：Alan B. Krueger, Rockonomics: What the Music Industry Can Teach Us About Economics (and Our Future) (London: John Murray Press, 2019), Chapter 6.

【注2】：https://www.theverge.com/ 2018/2/7/16923616/

【注3】：https://access.intix.org/Full-Article/the-highest-grossing-us-tour-of-all-time-used-slow-ticketing

范亭亭博士
港大经管学院高级讲师（市场学）

周文博士
港大经管学院副教授（管理及商业策略）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二年六月二十九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