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美国民意两极化，许多社会重大问题如枪械管制、堕胎等难以化解。民众的分歧，本该以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在国会通过立法来解决，但这一原则常常无法奏效。少数派的拿手绝活是「拉布」，亦即通过长时间发言、讨论，阻止对某项法案投票以至法案的通过。从古罗马到当今各国议会，包括香港特区立法会的不同党派，都使用过这种手段。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则只有参议院可以拉布，这自然成为法案通过的重要关卡。

如果拉布受大多数议员反对，其实也可强制终止，叫做「剪布」。美国参议院有100名议员，根据《议事规则》，剪布的门槛是全数议员的60%（60人）。若要修改《参议院规则》，过程同样可以拉布，而这个剪布的门槛须达三分之二，即须至少67名议员支持。

拉布降低立法的效率，世界各国的政策法律因而常常跟不上瞬息万变的社会发展，甚至成为社会进步的绊脚石。面对如此政治顽疾，到底有何对策？65年前美国政治的一桩旧案，可以给人一些启发。

种族隔离与民权

美国南北战争之后，黑奴解放，但是种族歧视在南方仍然非常严重。虽然最高法院下令学校不得实行种族隔离，但受到南方各州政府和白人民众的强烈抵抗。最有名的例子就是阿肯色州州长禁止小石城的9名黑人高中生上学，总统艾森豪威尔不得不派遣第101空降师士兵予以护送。虽然当时全国支持种族隔离的人属少数，但因实行联邦制，强调尊重各州的自主权，联邦政府无法逼迫南方就范。多年前南北之间之所以兵戎相向，也是因为彼此的矛盾无法通过辩论或宪法和平解决。

艾森豪威尔意识到，必须釜底抽薪，给予黑人选举权。在1870年通过的宪法第15条修正案，保证所有公民的投票权不受种族限制，但是南方州份利用种种办法，阻挠黑人投票。除了暴力骚扰、职场刁难，州政府还为选民登记设置了很高的识字门槛和刁难性的考试，又以征收人头税为先决条件。人头税与入息税不同，不论收入高低都必须缴交，对绝大部分本已低收入的黑人来说，无疑百上加斤。所以到了1957年，虽然黑人在南方不少选区占人口多数，但在整个南方的选民登记率只有20%。有鉴于此，总统于1957年向国会提交法案，希望从联邦层面确保少数族裔的选举权。在国会辩论时，这个法案受到南方集团强烈抵制。在参议院100个席位中，虽然南方11个州只有22名参议员，但其影响力却远高于这一比例，几乎所有重要委员会的主席都是南方人，并且以拉布为终极武器。南方集团以区区22人之力，在南北战争结束后近一个世纪，成功阻挡历史进程。

詹森的高招

始料不及的是，解开这一死结的偏偏是个南方人──得克萨斯州参议员詹森（Lyndon B. Johnson）。身为参议院多数党（民主党）领袖，詹森有意问鼎总统宝座，如果《民权法案》在参议院遭遇拉布，不管结果如何，他在党内和民间的威信都会大受打击，而难望当选总统。詹森的天才，就在于找到折衷方案，通过两个关键的修正案，将法案初稿所赋予的联邦权力削减殆尽，从而成功说服南方集团不进行拉布，法案最终成功通过。

这个1957年的《民权法案》，当时许多人很不满意，但现在看来，它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作为美国自1875年以来通过的首个《民权法案》，纵使几乎毫无约束力，却打破了近百年的僵局，历史的大潮开始冲击国会里的保守势力。由于詹森在南方集团的重大影响力，被甘乃迪挑选为总统竞选的搭档，1960年成为副总统。1963年甘乃迪遇刺后，詹森顺理成章成为总统，任内推动通过1964、1965、1968年一系列民权法案，在美国史上深具里程碑的意义。

政治就是妥协，这句话老生常谈，实行起来却谈何容易！中美博弈、香港反修例事件、英国脱欧、美国政治日趋两极化、俄乌之战，我们所看到的，到处都是不肯妥协而且两败俱伤。詹森是美国政治史上难得一见的奇才，能够把各方的底线看得通透，在不可能中找到可能，在双方绝不让步的立场中找到哪怕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共同点，把看似无关的第三方、第四方拉进来，将利益交换的规模和精妙之处都发挥到极致。

詹森并不是道德君子、意识形态斗士，常被人比作狄更斯小说里的反面人物乌利亚．希普。为了取得所需票数，詹森对参议员同侪威逼、利诱、欺骗、谄媚、敲诈，无所不用其极。但他是美国历史上最有效率的立法者，在白宫短短5年，除了民权，还推动医疗保障、高等教育、改善贫困、社会福利等「伟大社会」（Great Society）的政策，如果不是因为越战而黯然离开政坛，相信可享更崇高的历史地位。

德政抑或权谋？

自南北战争结束后近百年期间，参议院一直不缺乏旗帜鲜明的自由派和雄辩的人权斗士，包括后来成为詹森的副总统的韩福瑞（Hubert Humphrey）。但这些人完全无法对付南方集团的拉布，在议会斗争中一事无成。看来，推动政治的既不是道德感召、理论雄辩，也不是民意或历史潮流，而是上不得枱面的妥协、利益交换，而这却恰恰是政治的最高境界。

美国的政治生态渐走极端，从上一次拜登对特朗普的大选可见一斑。一般选民支持某个候选人，并不是因为赞同其竞选政纲，而是因为痛恨另一个候选人。行政领导（例如总统）需要团结大多数人，而党派政治则常常诉诸分化：如果获得选民51%的支持，又何惧剩下的49%恨我入骨？反对者愈恨我，我的骨干就愈支持我。

美国的政治体制早在1950、1960年代，已经渐显僵化，许多政府政策即使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却往往受阻于参议院，这是少数人阻挠多数人的典型例子。詹森是参议院立法博弈的顶级高手，阴差阳错之下成为总统（如果甘乃迪不是遇刺身亡，詹森单凭一己之力当选总统的成功率不高），反倒能摸准国会的练门，推动一系列法案和政策，成就一番社会改革的伟大事业。其他总统如杜鲁门、甘乃迪，虽然也做过参议员，却没詹森在参议院纵横捭阖的本事，常常受挫于开国元勋所故意设计的三权之间的互相制约。

更重要的问题是，民主的本质到底是不是少数服从多数？美国的开国元勋们在设计宪法时，为什么设置了很多体制以保障少数？南方各州以多数白人压迫少数黑人，以全美国而论，又是以北方多数压迫南方少数，为什么前者不合理但后者就合理？

史上最长时间的拉布

上文提及1957年《民权法案》，还有一段有趣的小插曲。虽然南方集团同意不拉布，但南卡罗莱纳州参议员瑟蒙德（Strom Thurmond），偏要自行其是，滔滔不绝发言24小时零18分钟，成为史上最长的单人拉布，这一纪录到现在还未被打破。

按当时规则，如果发言者坐下或是离开会议室，他的发言就算结束。瑟蒙德在整个过程中曾简单地吃喝，但没去洗手间，据说是预先通过蒸汽浴让身体脱水，并穿戴上尿袋，以作应急之用。有人说瑟蒙德的24小时拉布「称得上是泌尿学上的奇迹」。

这次拉布受到南方集团的批评，而且也未能阻止法案通过，但瑟蒙德本人却因此在自己家乡南卡罗莱纳州大受欢迎，成功连任参议员达48年之久，直到2003年才以百岁高龄从参议院退休，成为美国历史上年龄最大的参议员。

周文博士
港大经管学院管理及商业策略副教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二年九月二十一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自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及俄乌战争爆发以来，各国在维持供应链稳定和粮食安全问题方面一直面对史无前例的挑战。2050年，预计全球将需要养活接近100亿的人口，加上粮食供应会受到一些不可预测的短期冲击，以至长期气候变化加剧对土地水源的影响，环球农业将面临巨大的考验，对丰富和廉价食品的供应造成严重压力。香港90%以上的食品供应是从国外进口，所以700多万人口的粮食安全，长远来看亦会备受冲击。

本文将探讨本港未来再工业化中不可或缺的科技──农业科技。农业科技（Agtech）是结合农业与技术，利用科技创造新的耕作方式，如室内农业和鱼菜共生的可持续生产模式。透过最新的资讯科技，包括物联网、感测器、机器人技术、人工智能和数据分析等解决方案，提升农产品质素及生产效率，从而纾缓劳动力短缺、水和土地管理以及害虫等问题。

农业「金库」成必争之地

为确保粮食安全，各国政府要克服的问题不胜枚举，并与不同的政府部门息息相关──范围涉及提高农民收入，从而改善粮食供应的经济政策，以至善用粮食，从而提升市民营养的公共卫生政策。但归根究柢，如果农业生产的增幅无法追上全球需求的预期增长，粮食和农业原材料价格将会飙升，弱势社群将首当其冲受到影响。而自俄乌战争爆发以来，在贫穷国家已陆续出现粮食短缺及饥荒问题。

有见及此，投资者已为这巨大的挑战作好长远准备，投资一些将有助解决全球食物危机的初创公司。其中香港的维港投资重点关注农业及合成生物科技，例如推出「无奶雪糕」的人造奶生产商PerfectDay及「素肉」制造商ImpossibleFoods。根据Plant Based Foods Association的数据，尽管今年经济不稳，然而美国植物性食品和饮料零售销售额的增长速度是普通食品的3倍，销售额在过去3年增加达54%，2021年更达至新高的74亿美元。

放诸四海，我们也可看到许多企业愈来愈注重关于未来食物的投资。在英国，M&S马莎百货与Infarm合作，在7家商店试验种植新鲜草药系列。杂货物流技术公司Ocado已投资1700万英镑创建自家的垂直农场，并在其配送中心旁边种植草药和蔬菜。这些企业均渴望能更接近消费者，影响他们的消费行为，从而减少其碳足迹。

总部位于新加坡的农业科技公司Sustenir，在实验室应用垂直农业种植非本土农作物（如草莓和芝麻菜），减少对进口食品的依赖及在运输过程中所产生的碳排放。Sustenir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以及LED照明系统，在实验室内种植，除了可以应付当地的需求，亦有助减少食物浪费。最近这家初创公司已扩展至香港，在屯门工厂生产两种羽衣甘蓝。

按香港特区政府2017年的统计，全港共有4400公顷农地，当中有3700公顷为荒废农地，因此，政府急需善用这些土地，以解决香港经济刻不容缓的发展问题。香港寸金尺土，所以应善用荒废的农地以获取更好的经济效益。香港要再发展农业，并非重回昔日的传统农业，而是应以都市农业为发展目标，并以此为本港再工业化的其中一环。

为下一代建可持续粮食系统

本港近年兴起了水耕耕作方法，本地科企FarmacyHK进驻工厂大厦，并研发了全环控智能移动水耕种植机，只使用一个冻柜便能生产各式香草和蔬菜。水耕种植法的耗电耗水量低，比传统农业减少90%用水，配合物联网技术，利用感应器控制光、空气和营养度，全天候遥距监控种植情况，有助解决农地短缺和水资源问题。

现时渔护署与蔬菜统营处在长沙湾蔬菜批发市场设立了全环控水耕研发中心，研究农业应用先进的水耕栽培技术，收成期相比于一般蔬菜快一倍，由播种起计21天便可收割。惟设置相关仪器成本和保养成本以千万计，价格非常高昂，普通的中小企或农民难以负担。该项目为了收支平衡，所以专注于售价较高的即食沙律菜，然而如没有足够的资金，很难扩大规模。政府应加大上述投资及对业界的支援，并设立「智能化」农业优先区，以确保香港在未来日益不稳的天气情况下仍能有稳定的农作物供应量。

香港消费者亦对环保食品、「责任消费」意识和企业ESG（环境、社会、企业管治）表现日渐重视，对食物的可持续发展也愈趋关注。根据消费者委员会2020年可持续消费调查，87%的市民表示愿意支付额外5%或更多的费用购买环保或以可持续方式生产的产品或服务。然而，超过三分一的市民认为香港市场上的此类产品并不足够。最大的障碍是「没有足够资讯」、「太昂贵」和「不容易获得」。如政府在可持续消费上作出更多行动，便可鼓励市民支持及促进可持续消费。

为了永续经济、食物安全及责任消费，香港政策决策者应重视如何在港支持农业科技，培育人才，为有意创新者提供平台，以推动经济多元化之余，确保食品安全，达至足以维持本港甚至区内人口需求的农业生产规模。这个愿景有赖政府、商界、农业利益相关者、环保团体以及教育机构共同努力才能实现。

邓希炜教授
亚洲环球研究所所长、冯国经冯国纶基金经济学教授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二年九月十四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1945年2月，美国总统罗斯福远赴克里米亚的雅尔达与邱吉尔和史太林会面，当时盟军已胜券在握，需要商讨战后的国际秩序。他回美国时在苏彝士运河一艘美国战舰上，会见了沙地阿拉伯国王Ibn Saud。会议中，罗斯福抛出了在中东成立一个犹太人国家的建议，但并不被接纳。不过有关促进两国的石油贸易，则受到欢迎。这个会议，奠定了随后70年两国的融洽关系、及开创了中东、石油和美元成为世界政经主角的局面。随后邱吉尔也不甘后人，主动联络沙地国王，争取英国在中东的利益。

中东首次开采出石油是1908年的事，由一家英国公司在今天的伊朗发现。多年来，西方国家的石油公司都积极在中东到处发掘被称为「黑色黄金」的石油。 1938年，一家美国公司成功在沙地阿拉伯钻探出石油，专家们亦确认沙地是全球石油蕴藏量最丰富的地方之一。这改写了沙地的命运和发展道路。罗斯福与Ibn Saud的会议，保证了美国从沙地输入石油，并以美元支付，开始了美元与石油的紧密联系。

油元流向致全球失衡

二战后的布雷顿森林会议制度，使美元成为全球金融制度的重心。美元可以按固定价格与黄金兑换，是国际市场以美元作为买卖和投资的信心基础，同时也增加了外国投资者对美债的需求。但随后美元供应远超过美国黄金储备的增幅，而美国的贸易逆差导致大量美元流到海外，外国央行以美元向联储局兑换黄金，美国因黄金储备流失太多无以为继，遂在1971年8月单方面关闭了所谓黄金窗口，停止美元与黄金的兑换，美元自此与黄金脱钩。

时任美国总统尼克逊担心全球对美元的需求会因此下跌，对美国经济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便在1973年与沙地阿拉伯订下协议，后者无论对哪个国家出口石油，一律以美元定价，所有向沙地购买石油的，都需要以美元支付。美国则向沙地提供武器和军事上的保护作为回报。到1975年，石油出口国组织（OPEC）都同意石油以美元定价。

1973年10月，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开战，在中东的OPEC成员对支持以色列的西方国家禁运石油，使石油的国际价格从1973年底的每桶约3美元增加至1974年初的每桶约12美元，增加了3倍。由于石油需求的价格弹性偏低，价格上升后，需求不怎么下跌，使出口石油的收入大幅增加。这些美元收入一下子不能通过增加进口来消化，形成所谓「油元循环」（petrodollar recycling）的议题。石油美元一词，原意是指这些石油输出国赚回来但不能即时用掉，因而存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美元。

美元霸权成制裁武器

石油是全球经济最重要的商品，也是全球贸易额最大的商品，因此石油输出国有巨额的贸易顺差，特别是油价上升的时候；反过来就是其他国家总的来说有贸易逆差，造成全球经常账失衡的情况。中国曾经是全球失衡（global imbalance）这个议题的讨论焦点。有论者认为中国储蓄率太高（savings glut）、或消费率太低，剩余的产量自然通过出口给外国、特别是美国消费，也就是贸易顺差。通过顺差得到的美元转过来又在美国投资，增加了美国的资金，甚至有意见认为这是金融海啸的一个原因。然而，石油输出国的贸易顺差，远比中国的为多，只是它们贸易顺差所得的石油美元，通过主权基金或一些金融中介投资在不同地方，不一定表现在本国央行的外汇储备上。

事实上，石油美元如何使用，会对全球经济产生不同的影响。若用来进口外国商品，便会增加全球的总需求，提高生产和就业。若是用来在外国投资，便增加了有关市场的资金流。此外，从哪里进口，在哪里投资，就起到了国际间资源分配的功能。石油美元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可见一斑。

1974年，当时美国财政赤字达到值得忧虑的程度。总统尼克逊因水门事件面临弹劾的危机，没有政治条件站出来说服民众减少政府开支，却想到打石油美元的主意。他派遣财政部长William Simon到沙地阿拉伯订下秘密协议，由后者无需经过公开投标来购买美国政府债券。之所以要秘密进行，一来是沙地阿拉伯不想其他中东国家知道，毕竟美国在政治上站在以色列一方，而美国又与其他西方国家有共识，不会单方面与中东国家交易。当时美国财政部有关外国政府持有美国债券数量的统计中，都模糊了沙地的数据。其后，OPEC石油出口所得的美元，大部分都投资在美国政府债券。同时，需要大量外汇来维持能源进口的发展中国家却捉襟见肘。

石油以美元定价对美国有几方面的好处。其一是以石油在消费和生产中的重要性，和在国际贸易中的占比，用美元定价和支付石油，自然大大增加了美元在国际市场的使用和流通量。其二是美元既然成为全球通货，美国可以发行货币来换取石油及其他外国商品。目前联储局印发一张100美元面值的钞票，成本只需17美仙，何乐而不为？外国持有美元现金并没有利率回报，但可以用来买如美国国债等资产，也就是资金流回美国，方便美国融资。当然，这是美国欠外国的债务，迟早需要偿还，但只要外国愿意继续持有美债，仍未到还债之时。其三是石油美元大大提高了美元在全球的霸权地位，增加了美国的政治能量，如以冻结某个国家的美元资产作为经济制裁的手段，这情况到今天已屡见不鲜了。

欲弃美元定价遭报复

美国对其在中东的石油利益以及有关的美元地位极为重视。 1973年阿拉伯国家实施石油禁运时，美国总统尼克逊曾严肃考虑采取军事行动，夺取中东的油田。还好，经过连串的协商后，石油禁运在1974年3月便已结束。 1980年，态度比较温和的美国总统卡特也在演讲中警告，会以武力针对任何要控制波斯湾地区的国家。这是冲着当时的苏联而说的，因为苏联在该年入侵阿富汗，美国认为其可能通过阿富汗进一步控制中东的石油资源。

全球的石油以美元定价后，美国却在整个七十年代出现高通胀，美元的购买力下降，减少了石油输出国的实际收益。一些石油输出国，特别是与西方国家政治路线不同的，尝试放弃美元定价，但都遭受美国的报复。 2000年9月，萨达姆侯赛因宣布以欧罗取代美元作为伊拉克出口石油的货币。 2003年美国总统布殊以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力武器为理由，入侵伊拉克并推翻了侯赛因的政权。 2011年，利比亚的卡达菲在有北约干预的内战中被杀，他生前的一个计划，是推出一种基于黄金的货币，作为非洲石油贸易之用，取代石油美元。据当时美国国务卿希拉莉在电邮中指出，卡达菲政府已持有143吨黄金及相同数量的白银。虽然消灭侯赛因和卡达菲并非全因他们要废除石油的美元定价，但毕竟也是原因之一。

石油美元经历了约50年的光景，大概已到了逐渐淡出的时候。最近几年全球政局迅速转变，特别是俄乌战争之后，以非美元作石油贸易已逐渐司空见惯。欧罗、卢布、人民币都是现有的选择，但目前占石油贸易的比例仍不及美元。此外，美国在发展页岩油和页岩气后，对中东的石油需求大幅减少，与沙地阿拉伯的关系也恶化了。同时，要应对气候变化的威胁，新能源将逐渐取代旧能源。石油美元的影响力已不复再，全球经济金融将呈现新的面貌。

陆炎辉博士
港大经管学院荣誉副教授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二年九月八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作为妇女事业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北京宣言》和《行动纲领》早于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上已获通过。然而据世界经济论坛于2021年3月的《全球性别差距报告》（Global Gender Gap Report），性别平等进展受新冠肺炎影响而遭遇挫折，距离达标为期135年，较2019年的预期推迟36年。疫情中女性不但失业率高于男性，由于学校停课，更加重其照顾子女的责任。

事实上，解决性别不平等不但是社会问题，也关乎经济表现。因为提升女性地位所作的投资可创造就业机会和提升本地生产总值（GDP），从而有助促进经济发展甚至竞争力。

按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估计，任何成员国若能把劳动力中性别差距缩减50%，就能在2030年让国内的GDP提升6%左右，足见性别平等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失衡导致迟婚

随着女性教育程度逐渐提高，加上男女比例失衡扩大，适婚男性人数减少，教育程度较高的女性更不易物色对象，遑论觅得配偶。 「经济独立假设」（Economic Independence Hypothesis）指出，教育和工作成就高是削弱婚配机会的关键理由，原因是传统的家庭分工取决于夫妻之间的生产力比较优势。女性学历或社会地位愈高，迟婚倾向也愈明显。

根据特区政府统计处2022年7月的香港女性及男性主要统计数字，两性比例较5年前进一步失衡。如【表】所示，每1000名女性仅得910名男性，相对于2016年，每1000名女性有925名男性，差距进一步扩大。此外，2021年男、女劳动人口分别是1923100人和1947300人，女性劳动人数首次超越男性。女性初婚年龄升至30.6岁，初次生育年龄延迟至32.6岁，生育率亦出现持续下降的趋势。

Wong（2005年）对香港女性初婚年龄的社会经济决定因素进行研究，结果与「人力资本假设」（human capital hypothesis）一致：学业和事业较有成就的女性倾向于迟婚。本地女性在教育和工作成就方面取得的进步，对于有关整体经济转型对初婚年龄有何影响的研究，极具参考价值。

年轻人愈来愈迟婚，尤其因为女性在事业上的参与度增加。从Yousefy和Baratali（2011年）的调查结果可见，拥有较高学历的女性享有较高职位，大大有助事业发展。

平权理论基础

1960和1970年代第二次女权主义浪潮期间，女权主义理论取得良好进展。女性劳动参与及社会地位提升之余，促进平等机会的法律渐获社会重视，对女性经济地位的研究亦日益重要。女性主义经济学应运而生，重点包括：一、在性别平等上更全面地理解支持生活和社会供给的过程，将性别理解为一个基本经济类别。二、重视无偿家务和育儿工作。三、重视社会整体福祉。四、将伦理标准纳入经济分析。

与新古典经济学不同，女性主义经济学质疑「独立」的概念，因为生活上需要人们彼此照顾；不仅将性别作为分析中的一个「变量」看待，更视之为世界经济运作的一个决定性因素。

科技赋权作用

Chinoda等（2021年）就2011年、 2014年和2017年期间25个非洲国家之中的金融技术、金融包容性和收入不均之间的相互作用进行研究，发现金融包容性有效地调节了收入不均。 Loko与Yang（2022年）利用全球114个经济体的新型金融科技数据，发现金融科技显著改善了女性的就业福利，并减低性别不平等。

首先，数码金融工具有助传统金融体系以外的人群受益。根据世界银行集团最新的全球金融包容性指数数据库（Global Findex Database），现时仍有超过10亿女性无法使用金融系统，超过70%的女性无法获得金融服务。金融科技有望为女性在金融服务上提供更大的便利、隐私和安全性。

其次，利用替代数据，如数码平台上关于消费者的讯息，金融科技可供贷款提供者在不依赖信用报告或评分的情况下，作出贷款决策，为女性申请人提供较灵活的服务。

再者，据国际金融公司本年估计，全球女性足以填补总值3000亿美元的融资缺口。许多基于「大数据、小额信贷」理念的金融科技平台，可借创造讯息资本以减轻资讯不对称（information asymmetry）和放宽抵押要求，给予女性经济赋权和创业机会，扩大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及其在商界的领导地位。

平权努力方向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2020年一份报告，探讨各国对性别平等的看法及对未来的期望，发现颇多人认为当工作稀缺时，男性应比女性获得较多工作机会，但大多数人对本国性别平等的未来感到乐观。在接受调查的34个国家中，平均有75%的受访者认为本国女性最终可能拥有与男性相同的权利，只有5%相信本国女性已经获得平等。至于对性别平等的期望，男性往往比女性乐观；例如日本77%的男性（相对于58%的女性）表示，本国女性最终会或已经获得与男性相同的权利。调查中对性别平等持乐观态度的女性比例高于男性的国家，仅得尼日利亚和菲律宾两国。

Equileap（2019年）就女性劳动力、高级管理层和董事会的性别平衡、同工同酬、育儿假、非歧视性招聘和晋升，以及供应链安全等综合因素，对全球3000多家上市公司进行性别平等研究。结果显示，在亚洲地区中，新加坡企业整体表现最佳，性别平等率为42%，日本企业为35%，香港为29%，皆远低于53%的全球基准。

至于劳动参与率的性别平衡，新加坡和香港公司的比率分别为47.3%和42.5%，高于41.7%的全球基准；日本公司为40.4%，略低于全球基准。

任职高级管理层方面，新加坡和香港公司分别为33.7%和31.1%，略高于31%的全球基准；日本公司只得16.2%，远低于全球基准。

至于在董事局的代表性方面，新加坡、日本和香港分别为17.5%、12.3%和15.3%，皆远低于34.2%的全球基准。

同工同酬和性别薪酬差距是经济平等的关键指标。一些国家如英国和冰岛，已强制要求报告性别薪酬差距，以提高透明度。实现性别平等能为公司带来「性别红利」（gender dividend），即通过对女性的投资而取得的经济增长。举例来说，生育率较低可减轻女性的育儿负担，以便腾出时间从事其他活动。另有研究显示，性别多元化的企业，较能实现高于趋势的回报和较低的风险。

总括而言，促进性别平等可以达致性别多元化，为两性和社会带来好处。公平、平等和正义是人权的基础，每个人都应有机会充分发挥自己的潜力，而性别平等有助于缔造一个破除界限的世界。随着时间的推移，为经济增长带来更大的动力；通过提高就业和生产力，积极应对人口老化相关的挑战。

参考文献：

Chinoda T., Mashamba, T., and Vivian, A.（2021）, “Fintech, Financial Inclusion and Income Inequality Nexus in Africa”, Cogent Economics & Finance 9（1）.

Equileap. 2019）, “Gender Equality in Japan, Hong Kong & Singapore”, Special Report, March 2019.

Horowitz J., and Fetterolf J.（2020）, “Worldwide Optimism About Future of Gender Equality”, Pew Research Center.

Loko B., and Yang Y.（2022）, “Fintech, Female Employment, and Gender Inequality”, IMF Working Paper.

Wong O. M. H.（2005）, “The Socioeconomic Determinants of the Age at First Marriage among Women in Hong Kong”, Journal of Family and Economic Issues, 26（4）, 529-550.

Yousefy A., and Baratali M.（2011）, “Women, Employment and Higher education schoolings”, Procedia 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15, 3861-3869.

谢国生博士
港大经管学院首席讲师（金融学）

章颖芝女士
香港大学附属学院讲师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二年八月三十一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作为妇女事业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北京宣言》和《行动纲领》早于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上已获通过。然而据世界经济论坛于2021年3月的《全球性别差距报告》（Global Gender Gap Report），性别平等进展受新冠肺炎影响而遭遇挫折，距离达标为期135年，较2019年的预期推迟36年。疫情中女性不但失业率高于男性，由于学校停课，更加重其照顾子女的责任。

事实上，解决性别不平等不但是社会问题，也关乎经济表现。因为提升女性地位所作的投资可创造就业机会和提升本地生产总值（GDP），从而有助促进经济发展甚至竞争力。

按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估计，任何成员国若能把劳动力中性别差距缩减50%，就能在2030年让国内的GDP提升6%左右，足见性别平等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失衡导致迟婚

随着女性教育程度逐渐提高，加上男女比例失衡扩大，适婚男性人数减少，教育程度较高的女性更不易物色对象，遑论觅得配偶。 「经济独立假设」（Economic Independence Hypothesis）指出，教育和工作成就高是削弱婚配机会的关键理由，原因是传统的家庭分工取决于夫妻之间的生产力比较优势。女性学历或社会地位愈高，迟婚倾向也愈明显。

根据特区政府统计处2022年7月的香港女性及男性主要统计数字，两性比例较5年前进一步失衡。如【表】所示，每1000名女性仅得910名男性，相对于2016年，每1000名女性有925名男性，差距进一步扩大。此外，2021年男、女劳动人口分别是1923100人和1947300人，女性劳动人数首次超越男性。女性初婚年龄升至30.6岁，初次生育年龄延迟至32.6岁，生育率亦出现持续下降的趋势。

Wong（2005年）对香港女性初婚年龄的社会经济决定因素进行研究，结果与「人力资本假设」（human capital hypothesis）一致：学业和事业较有成就的女性倾向于迟婚。本地女性在教育和工作成就方面取得的进步，对于有关整体经济转型对初婚年龄有何影响的研究，极具参考价值。

年轻人愈来愈迟婚，尤其因为女性在事业上的参与度增加。从Yousefy和Baratali（2011年）的调查结果可见，拥有较高学历的女性享有较高职位，大大有助事业发展。

平权理论基础

1960和1970年代第二次女权主义浪潮期间，女权主义理论取得良好进展。女性劳动参与及社会地位提升之余，促进平等机会的法律渐获社会重视，对女性经济地位的研究亦日益重要。女性主义经济学应运而生，重点包括：一、在性别平等上更全面地理解支持生活和社会供给的过程，将性别理解为一个基本经济类别。二、重视无偿家务和育儿工作。三、重视社会整体福祉。四、将伦理标准纳入经济分析。

与新古典经济学不同，女性主义经济学质疑「独立」的概念，因为生活上需要人们彼此照顾；不仅将性别作为分析中的一个「变量」看待，更视之为世界经济运作的一个决定性因素。

科技赋权作用

Chinoda等（2021年）就2011年、 2014年和2017年期间25个非洲国家之中的金融技术、金融包容性和收入不均之间的相互作用进行研究，发现金融包容性有效地调节了收入不均。 Loko与Yang（2022年）利用全球114个经济体的新型金融科技数据，发现金融科技显著改善了女性的就业福利，并减低性别不平等。

首先，数码金融工具有助传统金融体系以外的人群受益。根据世界银行集团最新的全球金融包容性指数数据库（Global Findex Database），现时仍有超过10亿女性无法使用金融系统，超过70%的女性无法获得金融服务。金融科技有望为女性在金融服务上提供更大的便利、隐私和安全性。

其次，利用替代数据，如数码平台上关于消费者的讯息，金融科技可供贷款提供者在不依赖信用报告或评分的情况下，作出贷款决策，为女性申请人提供较灵活的服务。

再者，据国际金融公司本年估计，全球女性足以填补总值3000亿美元的融资缺口。许多基于「大数据、小额信贷」理念的金融科技平台，可借创造讯息资本以减轻资讯不对称（information asymmetry）和放宽抵押要求，给予女性经济赋权和创业机会，扩大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及其在商界的领导地位。

平权努力方向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2020年一份报告，探讨各国对性别平等的看法及对未来的期望，发现颇多人认为当工作稀缺时，男性应比女性获得较多工作机会，但大多数人对本国性别平等的未来感到乐观。在接受调查的34个国家中，平均有75%的受访者认为本国女性最终可能拥有与男性相同的权利，只有5%相信本国女性已经获得平等。至于对性别平等的期望，男性往往比女性乐观；例如日本77%的男性（相对于58%的女性）表示，本国女性最终会或已经获得与男性相同的权利。调查中对性别平等持乐观态度的女性比例高于男性的国家，仅得尼日利亚和菲律宾两国。

Equileap（2019年）就女性劳动力、高级管理层和董事会的性别平衡、同工同酬、育儿假、非歧视性招聘和晋升，以及供应链安全等综合因素，对全球3000多家上市公司进行性别平等研究。结果显示，在亚洲地区中，新加坡企业整体表现最佳，性别平等率为42%，日本企业为35%，香港为29%，皆远低于53%的全球基准。

至于劳动参与率的性别平衡，新加坡和香港公司的比率分别为47.3%和42.5%，高于41.7%的全球基准；日本公司为40.4%，略低于全球基准。

任职高级管理层方面，新加坡和香港公司分别为33.7%和31.1%，略高于31%的全球基准；日本公司只得16.2%，远低于全球基准。

至于在董事局的代表性方面，新加坡、日本和香港分别为17.5%、12.3%和15.3%，皆远低于34.2%的全球基准。

同工同酬和性别薪酬差距是经济平等的关键指标。一些国家如英国和冰岛，已强制要求报告性别薪酬差距，以提高透明度。实现性别平等能为公司带来「性别红利」（gender dividend），即通过对女性的投资而取得的经济增长。举例来说，生育率较低可减轻女性的育儿负担，以便腾出时间从事其他活动。另有研究显示，性别多元化的企业，较能实现高于趋势的回报和较低的风险。

总括而言，促进性别平等可以达致性别多元化，为两性和社会带来好处。公平、平等和正义是人权的基础，每个人都应有机会充分发挥自己的潜力，而性别平等有助于缔造一个破除界限的世界。随着时间的推移，为经济增长带来更大的动力；通过提高就业和生产力，积极应对人口老化相关的挑战。

参考文献：

Chinoda T., Mashamba, T., and Vivian, A.（2021）, “Fintech, Financial Inclusion and Income Inequality Nexus in Africa”, Cogent Economics & Finance 9（1）.

Equileap. 2019）, “Gender Equality in Japan, Hong Kong & Singapore”, Special Report, March 2019.

Horowitz J., and Fetterolf J.（2020）, “Worldwide Optimism About Future of Gender Equality”, Pew Research Center.

Loko B., and Yang Y.（2022）, “Fintech, Female Employment, and Gender Inequality”, IMF Working Paper.

Wong O. M. H.（2005）, “The Socioeconomic Determinants of the Age at First Marriage among Women in Hong Kong”, Journal of Family and Economic Issues, 26（4）, 529-550.

Yousefy A., and Baratali M.（2011）, “Women, Employment and Higher education schoolings”, Procedia 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15, 3861-3869.

谢国生博士
港大经管学院首席讲师（金融学）

章颖芝女士
香港大学附属学院讲师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二年八月三十一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气候变化威胁地球食水供应、减少农业生产、危及沿海地区、损害人类健康，并使生态系统恶化。极端天气造成的过度死亡，更被认为是一大灾难性后果。据2017年发表于《科学》（Science）期刊的一篇文章估计，到二十一世纪末，极端气候带来的超额死亡成本可能占美国气候灾难损失总额约70%之多。

决策者的困局

为了应对极端气候势将带来的超额死亡，政策制定者有两大核心工具可用：一、减缓气候变化政策（climate change mitigation policy），即通过降低能源的生产和消耗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二、适应气候变化政策（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 policy），比如天气寒冷之际，提供廉价取暖能源；夏季时则在公共场所和家居进一步普及空调等。2016年，《政治经济学期刊》（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的一篇文章估计，近半个多世纪以来，随着空调的普及，美国人死于酷热的风险下降了75%。

然而，若把这两大政策一并检视，就会发现一个两难局面。为了缓解气候变化，决策者通常认为必须减少能源和电力消耗，很多国家亦采取了相关政策，包括阶梯电价（电价随用电量递增）、节能补贴和拉闸限电。然而，消耗能源和电力亦是适应极端气候的必要手段，因此那些抑制能源、电力消耗的政策，可能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健康成本。笔者在近期一项研究中，聚焦日本在福岛核事故后的大规模节能政策如何影响死亡率，并探讨决策者在「适应气候变化」和「减缓气候变化」两大政策目标之间应如何取舍。

可供参考福岛核灾经验

日本是一个极度依赖核电的国家，在福岛核事故前，全国约30%电力是核电。在核泄漏灾难发生以后，由于公众对核电的恐慌加剧，日本政府逐渐关停所有核电站，结果导致电力严重短缺；再者，为了防止大规模停电，在不同地区制定相应的节电目标，鼓励市民减少用电。由于不同地区对核电站的依赖程度和关闭时段不同，因此节电目标也因地区和时间而异。例如，由福岛发电厂供电的东京地区，政府在2011年定下15%的节能目标。相比之下，由于冲绳群岛不使用核电，因此并无相应节能目标。

日本节能政策涵盖各个方面，从而推动了整体社会的广泛参与。地方政府、公用事业机构、家庭、企业和学校等都有参与政策的实行。鼓励节电节能的指引由中央政府直接向各方发布，并通过电视频道、新闻媒体和政府网站进行广泛宣传。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夏季期间市民使用空调的用电量占很大部分，为了鼓励减少使用空调，政府建议尽可能改用风扇；即使必须使用，亦建议将空调温度维持在摄氏28度。此外，节能措施亦包含鼓励减少使用其他电子设备，例如将电子马桶盖设定为「节能模式」（尽管预计仅能减少1%的家庭用电量）。

虽然上述措施并非强制性，但日本的节能政策成功地改变家庭和个人原有的用电模式。据抽样调查分析结果显示，在福岛事故发生后的第一个夏季，东京和日本东北地区的空调设定平均温度从摄氏24.1度上升到26.4度。笔者的研究发现，节能目标较高的地区（如东京），其社会耗电量也会因为更严格的节能政策而降幅更大。

日本这次大规模节能政策可视为一次难得的「自然实验」，以供我们权衡如何在「适应气候变化」和「减缓气候变化」两者之间取舍。从宏观角度而言，日本能够大规模减少能源、电力消耗，无疑有助于减缓全球气候变化。但由于限制了人们适应极端天气的能力，则可能产生意外的健康成本。

在搜集和分析了日本在2008至2015年间各地区的死亡、天气、节能目标等资料后，笔者与柏克莱加州大学的合作者Takanao Tanaka在研究中发现，节能政策会加剧极端温度对死亡率的影响：在节能目标较高的地区，更多人死于极端高温或低温。由于日本节能政策主要强调要在夏季节约用电，高温带来的死亡风险上升最为明显。具体来说，我们的测算表明，日本大规模的节能政策造成与高温相关的死亡风险增加了约3倍，导致每年超过7700人超额死亡。

气候对策如何取舍

这些研究结果对我国制定气候变化政策设计和管理有重要启示。首先，决策者应明白，至少在短期内，气候减缓政策和减缓气候变化政策之间存在矛盾。节能政策可以降低未来的气候灾害风险，从而挽救更多未来的生命；然而，即使对于像日本这样的发达国家，大规模的节能运动也会因为显着限制个人适应极端气候事件的能力，而导致当前更多人死亡。笔者认为，决策者应该尽量避免为求减缓未来的气候变化，就制定现时可能影响市民适应气候变化的政策。

同样，其他一些被广泛接受的节能措施，也会因为同一原因，而造成不可忽视的副作用。这些措施可能包括：阶梯电价、拉闸限电、节能补贴、道德规劝（号召减少空调使用的宣传）等等。近年来，为了实现「碳中和目标」，内地不少城市制定了限制空调使用以及其他能耗的措施，可能会带来与日本节能政策类似的结果。对比日本，我国很多地区医疗资源还很稀缺，且面对高温等更加频繁的气候灾害，如果政策上进一步限制居民的基本能耗需求，不仅可能导致不必要的生产率损失，更可能酿成超额的死亡。

那该如何解决这一困境呢？笔者认为，政策制定者需要把能源电力生产和消耗区分处理，电力需求要少限制，生产则要更清洁。具体来说，在需求方面，政策制定者必须保障并继续扩大市民的基本能源和电力需求，而不是加以抑制。在供给方面，则应大力推展电力生产结构改革、增加太阳能光伏、风电等绿色能源比重，并配置相应的储能设施。同时，还要积极推广和普及高效能生产技术和产品，实现用同额电量以满足更多需求。

在宏观层面，气候变化政策不应该限制市民基本能源、电力消耗，而应该通过大力发展绿色能源来减少发电过程中的碳排放、并降绿色能源成本，让大众能更好地适应极端气候，迎来更舒适的生活。

何国俊博士
港大经管学院副教授（经济学、管理及商业策略）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二年八月二十四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日前，港大经管学院召集对经济政策研究感兴趣的学者，为香港的经济未来出谋划策。笔者和同事邓希炜教授主动请缨，研究香港如何创造更多优质工作这一课题。笔者走访了学术社群、金融圈以及产业界的多位朋友，交流彼此看法，发现其中对香港经济所持观点迥异，甚至多有误解。笔者将之梳理为以下五大认识误区，并一抒己见，逐点澄清。

误区1： 经济问题只须稳保本地生产总值（GDP）增长就能迎刃而解

众所周知，香港过去几年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新冠肺炎疫情更令整体经济雪上加霜，以致出现连连收缩的窘况。

有人乐观地认为，只要疫情雨过天青，加上这些年积累的社会问题处理得当，本港经济定能恢复稳健增长，相关问题也可一一迎刃而解。诚然，从金融、商机、就业等方面在疫情中的表现来看，特区确实家底厚实，疫后经济复苏自是顺理成章。

然而，绝对不容忽视的是根本结构性问题：现有产业基础带动不了社会共同富裕，同时又缺乏促进经济持续向上、大规模创造优质工作的新产业。除非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香港经济腾飞的奇迹再现，否则大多数人收入停滞不前、贫富更趋悬殊等仍是棘手的难题；可惜高增长的黄金年代不可复制，港人不可能「躺赢」。

依笔者之见，应通过提升产业品质来实现经济转型，以金融业、高端服务业（包括专业服务和教育），以及新兴科技产业（以医疗生物和资讯技术为核心）为三大支柱，来扩大优质工作在劳动力市场的比重。

误区2： 香港在经济上渐被内地城市取代

笔者认识的经济本土派人士，常常埋怨内地城市挖香港经济墙脚之余，又生恐特区与内地城市竞争时落败。这种心态大可不必。中国的全方位开放以及内地城市相继崛兴，无疑打破了香港在国际产品和资本进入中国市场的垄断地位，但在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全球分工合作的大势之下，经济发达城市无一不饱受市场竞争的洗礼。值得庆幸的是，在过去几十年的经济演化中，香港形成了与内地所有城市截然不同的产业结构，并且拥有一篮子不可替代的独特优势，与内地城市并不存在经济此消彼长的替代关系。

香港的产业结构在比较优势的基础上形成，内地城市偷不走香港的优质工作，而香港也生搬不来内地城市的企业。香港理应借助内地经济的崛起，特别是粤港澳大湾区的聚集效应，来带动自身经济发展。除了一如过往，致力吸引外地企业来港融资上市，香港还须充分利用内地市场，解决本港因高端产品和服务需求不足而令供应受压的问题。笔者一直强调，香港尤应借助内地的人力资本储备，促进本港与大湾区内人才市场的融合，借此克服经济转型的瓶颈。

误区3： 金融业仍是香港经济和优质工作的主要引擎

过去几年，尽管香港经济屡受冲击，金融业却表现不俗，保持上升的势头。资料显示，自2009年以来，金融业在GDP的比重从15%渐升至20%，而金融从业员的收入也远远高于全港平均工资水平。但若从带动香港整体经济的角度来看，金融业却嫌守成有余，创新不足。

香港金融业近两年能够逆流而上，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美关系僵化所导致的中资股回流。日后情况如何？其一，如果中美经济彻底脱钩，中国企业对国际资本的需求将会急剧下降，赴港融资也就无足轻重。其二，要是中美经济重拾正轨，中国企业则未必选择在港上市。可见目前靠中资股回流造成的金融旺市，并非长久之计。

金融业属于供应链极短的行业，对其他经济部门的溢出效应很小，不能像制造业那样，可以在上下游企业形成联动效应。目前，金融业相关职位在香港整体就业所占比例约为10%，估计已达上限，很难再赖以创造大量优质工作，而必须靠升级服务业和高端科技型制造业。

眼下极为热门的金融科技能否成为香港经济的一个增长点，尚属未知之数。金融科技能否在一个地方生根落地，关键不在科技，而在于灵活的金融制度以及恰到好处的监管。香港在这方面仍有很大的改善空间。

误区4： 高科技产业对香港经济无非锦上添花

过去10年，特区政府以及实业界人士虽已意识到，香港未能追赶上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其科技产业的发展不仅比不上传统的国际大都会，甚至落后于内地的新兴城市。但不少人仍然认为，高科技产业纯属锦上添花，对香港经济无关宏旨。香港的研究发展支出在GDP中的比重，虽已从2001年的0.5%增至2020年的1%左右，但仍远低于新加坡（1.94%）、南韩（3.26%）和日本（2.82%）；与北京（6.3%）、上海（4.1%）、深圳（4.2%）、广州（3.2%）相比，更是望尘莫及。碍于「锦上添花」的思维，香港要借高科技产业实现经济转型，实在举步维艰。

笔者认为，香港应把高科技产业的振兴与经济发展切实挂钩。一些政府官员口中所谓「智慧城市」、「创意城市」，其实缺乏经济发展的内涵。作为国家资讯产业布局的一部分，香港特区在资讯及通讯行业有一定基础，但在数码技术则毫无优势。数码产业或可为一些行业（如金融业）提供辅助性的技术支持，却不太可能成为经济主流。反而生物制药、医疗器械以及新型材料堪称实实在在的产业亮点。当务之急，社会须就足以带动经济发展的高科技产业达成共识。

误区5： 经济转型应顺其自然而毋须政府调控

自由经济体的转型，在市场竞争的过程中自会逐渐形成，政府不应横加干预。此一观点在香港深入人心。笔者也素来反对政府直接干预企业的生产；然而，针对香港经济转型以下三方面的特殊性，特区政府必须加大对经济调控的力度。

首先，香港的经济转型涉及科技产业的发展和优质工作的创造，两者都极具正面界外效应（positive externality），亦即对其他行业和职位带来利益。私人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其投资决策不会主动内在化这些界外效应，导致研发不足、优质职位过少。这需要政府通过各种灵活的政策工具（如补贴、外判、研发合作），进行适当介入。在这方面，包括美国在内的自由经济体都有诸多可以借鉴的经验。

其次，尽管资金充裕，香港仍然缺乏发展创科产业的软环境，创科投资始终未成气候。令人大惑不解的是，香港拥有发达的金融业，也不乏敢于冒险的创业家，但专业的风险投资却寥寥无几，严重窒碍了初创企业的发展。这是科创软环境不足的表现。香港的另一个软肋是高科技专才储备总量不足，人才市场缺乏流动性。解决这些问题，需要特区政府积极出台鼓励创新的政策，帮助企业破除种种障碍，并且加大软硬基础建设的投资，以便吸引科技人才、风险资本和企业家。

最后，香港的经济转型离不开与内地合作，尤其是大湾区城市，关键在于特区政府与内地地方政府的协调互动。毋庸置疑，香港在经济发展上先行一步，在体制上也占优，但在经济管理的某些方面却比内地政府缺乏经验。例如在引进跨国公司、吸引人才、扶持高科技等方面，特区政府不妨向上海、深圳等地取经。

笔者冀望本文的分析可收抛砖引玉之效，激发社会上心系特区未来发展的各界人士广泛讨论，尽快为香港经济转型找到共同戮力的方向。

吴延晖博士
港大经管学院副教授（经济学、管理及商业策略）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二年八月十七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日前，港大经管学院召集对经济政策研究感兴趣的学者，为香港的经济未来出谋划策。笔者和同事邓希炜教授主动请缨，研究香港如何创造更多优质工作这一课题。笔者走访了学术社群、金融圈以及产业界的多位朋友，交流彼此看法，发现其中对香港经济所持观点迥异，甚至多有误解。笔者将之梳理为以下五大认识误区，并一抒己见，逐点澄清。

误区1： 经济问题只须稳保本地生产总值（GDP）增长就能迎刃而解

众所周知，香港过去几年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新冠肺炎疫情更令整体经济雪上加霜，以致出现连连收缩的窘况。

有人乐观地认为，只要疫情雨过天青，加上这些年积累的社会问题处理得当，本港经济定能恢复稳健增长，相关问题也可一一迎刃而解。诚然，从金融、商机、就业等方面在疫情中的表现来看，特区确实家底厚实，疫后经济复苏自是顺理成章。

然而，绝对不容忽视的是根本结构性问题：现有产业基础带动不了社会共同富裕，同时又缺乏促进经济持续向上、大规模创造优质工作的新产业。除非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香港经济腾飞的奇迹再现，否则大多数人收入停滞不前、贫富更趋悬殊等仍是棘手的难题；可惜高增长的黄金年代不可复制，港人不可能「躺赢」。

依笔者之见，应通过提升产业品质来实现经济转型，以金融业、高端服务业（包括专业服务和教育），以及新兴科技产业（以医疗生物和资讯技术为核心）为三大支柱，来扩大优质工作在劳动力市场的比重。

误区2： 香港在经济上渐被内地城市取代

笔者认识的经济本土派人士，常常埋怨内地城市挖香港经济墙脚之余，又生恐特区与内地城市竞争时落败。这种心态大可不必。中国的全方位开放以及内地城市相继崛兴，无疑打破了香港在国际产品和资本进入中国市场的垄断地位，但在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全球分工合作的大势之下，经济发达城市无一不饱受市场竞争的洗礼。值得庆幸的是，在过去几十年的经济演化中，香港形成了与内地所有城市截然不同的产业结构，并且拥有一篮子不可替代的独特优势，与内地城市并不存在经济此消彼长的替代关系。

香港的产业结构在比较优势的基础上形成，内地城市偷不走香港的优质工作，而香港也生搬不来内地城市的企业。香港理应借助内地经济的崛起，特别是粤港澳大湾区的聚集效应，来带动自身经济发展。除了一如过往，致力吸引外地企业来港融资上市，香港还须充分利用内地市场，解决本港因高端产品和服务需求不足而令供应受压的问题。笔者一直强调，香港尤应借助内地的人力资本储备，促进本港与大湾区内人才市场的融合，借此克服经济转型的瓶颈。

误区3： 金融业仍是香港经济和优质工作的主要引擎

过去几年，尽管香港经济屡受冲击，金融业却表现不俗，保持上升的势头。资料显示，自2009年以来，金融业在GDP的比重从15%渐升至20%，而金融从业员的收入也远远高于全港平均工资水平。但若从带动香港整体经济的角度来看，金融业却嫌守成有余，创新不足。

香港金融业近两年能够逆流而上，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美关系僵化所导致的中资股回流。日后情况如何？其一，如果中美经济彻底脱钩，中国企业对国际资本的需求将会急剧下降，赴港融资也就无足轻重。其二，要是中美经济重拾正轨，中国企业则未必选择在港上市。可见目前靠中资股回流造成的金融旺市，并非长久之计。

金融业属于供应链极短的行业，对其他经济部门的溢出效应很小，不能像制造业那样，可以在上下游企业形成联动效应。目前，金融业相关职位在香港整体就业所占比例约为10%，估计已达上限，很难再赖以创造大量优质工作，而必须靠升级服务业和高端科技型制造业。

眼下极为热门的金融科技能否成为香港经济的一个增长点，尚属未知之数。金融科技能否在一个地方生根落地，关键不在科技，而在于灵活的金融制度以及恰到好处的监管。香港在这方面仍有很大的改善空间。

误区4： 高科技产业对香港经济无非锦上添花

过去10年，特区政府以及实业界人士虽已意识到，香港未能追赶上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其科技产业的发展不仅比不上传统的国际大都会，甚至落后于内地的新兴城市。但不少人仍然认为，高科技产业纯属锦上添花，对香港经济无关宏旨。香港的研究发展支出在GDP中的比重，虽已从2001年的0.5%增至2020年的1%左右，但仍远低于新加坡（1.94%）、南韩（3.26%）和日本（2.82%）；与北京（6.3%）、上海（4.1%）、深圳（4.2%）、广州（3.2%）相比，更是望尘莫及。碍于「锦上添花」的思维，香港要借高科技产业实现经济转型，实在举步维艰。

笔者认为，香港应把高科技产业的振兴与经济发展切实挂钩。一些政府官员口中所谓「智慧城市」、「创意城市」，其实缺乏经济发展的内涵。作为国家资讯产业布局的一部分，香港特区在资讯及通讯行业有一定基础，但在数码技术则毫无优势。数码产业或可为一些行业（如金融业）提供辅助性的技术支持，却不太可能成为经济主流。反而生物制药、医疗器械以及新型材料堪称实实在在的产业亮点。当务之急，社会须就足以带动经济发展的高科技产业达成共识。

误区5： 经济转型应顺其自然而毋须政府调控

自由经济体的转型，在市场竞争的过程中自会逐渐形成，政府不应横加干预。此一观点在香港深入人心。笔者也素来反对政府直接干预企业的生产；然而，针对香港经济转型以下三方面的特殊性，特区政府必须加大对经济调控的力度。

首先，香港的经济转型涉及科技产业的发展和优质工作的创造，两者都极具正面界外效应（positive externality），亦即对其他行业和职位带来利益。私人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其投资决策不会主动内在化这些界外效应，导致研发不足、优质职位过少。这需要政府通过各种灵活的政策工具（如补贴、外判、研发合作），进行适当介入。在这方面，包括美国在内的自由经济体都有诸多可以借鉴的经验。

其次，尽管资金充裕，香港仍然缺乏发展创科产业的软环境，创科投资始终未成气候。令人大惑不解的是，香港拥有发达的金融业，也不乏敢于冒险的创业家，但专业的风险投资却寥寥无几，严重窒碍了初创企业的发展。这是科创软环境不足的表现。香港的另一个软肋是高科技专才储备总量不足，人才市场缺乏流动性。解决这些问题，需要特区政府积极出台鼓励创新的政策，帮助企业破除种种障碍，并且加大软硬基础建设的投资，以便吸引科技人才、风险资本和企业家。

最后，香港的经济转型离不开与内地合作，尤其是大湾区城市，关键在于特区政府与内地地方政府的协调互动。毋庸置疑，香港在经济发展上先行一步，在体制上也占优，但在经济管理的某些方面却比内地政府缺乏经验。例如在引进跨国公司、吸引人才、扶持高科技等方面，特区政府不妨向上海、深圳等地取经。

笔者冀望本文的分析可收抛砖引玉之效，激发社会上心系特区未来发展的各界人士广泛讨论，尽快为香港经济转型找到共同戮力的方向。

吴延晖博士
港大经管学院副教授（经济学、管理及商业策略）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二年八月十七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鉴于金融技术的进步和全球各大经济体逐步迈向数码化转型，我们预期在可见的未来，央行将由发行实体现金转向发行数码货币，并将其普及化。事实上，在近几十年的批发性支付系统内，银行接受央行数码货币的情况已屡见不鲜。谢国生博士与何敏淙先生在2021年9月29日的〈龙虎山下〉专栏中撰文解释了央行数码货币（CBDC）的发展已经蓄势待发，读者可前往参考这篇富启发性的文章。

目前，在多个大型央行的数码货币计划当中，中国的数码人民币项目或许最受瞩目，该计划正在试验阶段，国家亦逐步推广中。根据新华社报道，截至今年5月底，数码人民币的累计交易金额已达到约830亿元人民币（约123.3亿美元）。国内已开通了电子人民币业务的营运单位达457万个，而国外各大经济体亦处于货币数码化的过渡期。譬如在2017年，由于使用现金作零售支付的情况减少，瑞典央行开始试行一种名为「电子克朗」的央行数码货币。在巴哈马，由于地理原因使转移实体现金的成本相对较高，推广电子支付不仅可以降低金融服务成本，亦可以促进普惠金融的发展。与其他八十余家央行类似，香港金融管理局也在研究推出数码货币「电子港币」（e-HKD）的可行性。种种迹象表明，央行数码货币在不远的未来将得到广泛的推广实施。

根据国际清算银行2021年的资料，学术界已经针对引入央行数码货币对宏观经济将可能产生的影响展开研究。此类学术研究主要围绕发行央行数码货币对于商业银行的总体贷款及投资的影响、对于金融系统稳定性的影响，以及数码货币作为新型货币政策的可能性。本文也将探讨引进央行数码货币对于宏观经济的影响，并重点讨论其如何作为新型政策工具。

宽限期后贬值 刺激消费

笔者相信，当数码货币实现完全程式化后，可以提高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效率并减轻其副作用。假设政府通过发行政府债券或印钞以筹集资金，并用这笔钱向其公民发放经济补贴（stimulus check）；若要达到刺激经济的目的，该举措有两大潜在隐患：其一，人们可能并不愿意立即花掉收到的补贴。其二，他们如若在收到补助后马上消费，经济将面临通胀压力。

现在假设有两种版本央行数码货币，为了论述方便，我们称其为非可程式化央行数码货币和可程式化央行数码货币。非可程式化央行数码货币与纸币的汇率为一兑一。然而，公民收到的经济补贴是可程式化央行数码货币，其内置程序如下：倘若接收方在收到货币后一定的宽限期内（比如两周）进行消费，那么该笔补贴可以按其面值接收。但是，如果接收方没有在这段时间内使用，该笔补贴将在宽限期后开始贬值，比如以每周10%的比例贬值。该宽限期后自我贬值程序，旨在激励可程式化央行数码货币的持有者在短期内进行消费。一旦商家接收可程式化央行数码货币，宽限期将重置为两周。

由于商家可能并不想保留会自动贬值的可程式化央行数码货币，它可以转换为不贬值的数码货币。为了达成这点，还需要建立一个实时数码兑换系统，以供人们进行汇兑可程式化央行数码货币与非可程式化央行数码货币。

由于可程式化央行数码货币在宽限期后自动贬值的特点，其汇率将不再是一兑一，而是由可程式化央行数码货币的实时供需决定。因此，以可程式化央行数码货币计算的产品价格将会高于以实体货币或非可程式化央行数码货币计算。当下一组消费者收到可程式化央行数码货币时，将再一次激励他们在宽限期内使用该货币。由此，程序化的宽限期除了达到传统刺激型补贴的效应外，更可额外刺激消费。随着可程式化央行数码货币持续由消费者转手到商家，再由商家通过兑换市场回到消费者手中，这将会有效地持续刺激消费。

总额自动缩减 纾缓通胀

可程式化央行数码货币具备另一优势，在刺激同一消费水平的前提下，它将带来相对较小的通胀压力，因为总有部分可程式化央行数码货币持有者无法在两周宽限期内完全花光该笔数码货币，可程式化央行数码货币的总额将逐步减少，直到政府注入更多的可程式化央行数码货币。

倘若注入的可程式化央行数码货币并未达成促进消费的目的，也就意味数码货币并未频繁地转手，同时货币持有者并未在宽限期内花光货币。在此情形下，该轮可程式化央行数码货币将迅速缩减，通胀压力极其有限。

可程式化央行数码货币的自动贬值宽限期，与香港政府发布消费券的有效期有类似的激励机制。不同的是，可程式化央行数码货币将通过兑换市场流通回到消费者手中，并将继续激励未来的货币持有者进行消费。这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两种数码货币之间存在着兑换市场，且其中一种是可程式化的。

分析交易讯息 兼保私隐

让中央银行数码货币程式化并不是崭新的概念。例如，英伦银行今年曾在一份研究报告中提到，这可以通过基于分布式分类账技术（DLT）的智能合约来完成。

简单而言，这些合同的逻辑就是「如果X发生，则将Y支付给Z」。本文提议的新概念，是将智能合约不限于为可程式化央行数码货币编写一个宽限期，还需要在每次消费行为产生之后重置宽限期，并建立两种版本与实体货币非一比一固定汇率的央行数码货币体系。

虽然笔者倡导央行考虑研究该种形式的可程式化央行数码货币，我们也注意到建立该系统实际上存在尚未克服的技术问题。除了建立额外交易市场所涉及的技术问题以外，另有一个潜在问题是可能出现虚假交易以延长宽限期。

笔者相信此类问题会有相应对策，因为虚假交易可能会对提供此类服务的商家产生收入和税收上的影响，而政府亦可立法规管此类虚假交易，防止有关问题发生。

在设计央行数码货币的过程中，一个重要的考量因素是如何恰当利用用户数据，以及需要保护私隐的数据级别。

国际清算银行去年指出，私隐不等同于匿名，而通过利用零知识证明（zero-knowledge proof）的软件系统，央行数码货币系统可以在保护消费者私隐的前提下，分析匿名交易历史以获得更多的讯息。笔者在本文所提出的央行数码货币设计特征并没有太多私隐问题，我们所需要跟踪的是与每个数码货币单位相关的交易历史，而非每个用户的交易纪录。

结论

笔者相信，可程式化央行数码货币的发行，有助许多新的政策工具和商业用途的发展。在本文中，笔者仅是提出了一种利用可程式化央行数码货币，以实施货币和财政政策的案例，央行数码货币进行程式化将会带来无限的可能性。

參考文章：

Bank of England, “Opportunities, challenges and design”, Bank of England Discussion Paper, March 2022

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 “Central bank digital currencies: motives, economic implications and the research frontier”, BIS Working Papers, No. 976, November 2021

〈数码货币 蓄势待发〉，谢国生、何敏淙，《信报》，2021年9月29日

Xinhua, “China’s digital yuan transactions hit 83 bln yuan”, english.news.cn, July 14, 2022

房育辉教授
港大经管学院教授（管理及商业策略、经济学）

孟晓璇博士
港大经管学院研究助理教授（经济学）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二年八月十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鉴于金融技术的进步和全球各大经济体逐步迈向数码化转型，我们预期在可见的未来，央行将由发行实体现金转向发行数码货币，并将其普及化。事实上，在近几十年的批发性支付系统内，银行接受央行数码货币的情况已屡见不鲜。谢国生博士与何敏淙先生在2021年9月29日的〈龙虎山下〉专栏中撰文解释了央行数码货币（CBDC）的发展已经蓄势待发，读者可前往参考这篇富启发性的文章。

目前，在多个大型央行的数码货币计划当中，中国的数码人民币项目或许最受瞩目，该计划正在试验阶段，国家亦逐步推广中。根据新华社报道，截至今年5月底，数码人民币的累计交易金额已达到约830亿元人民币（约123.3亿美元）。国内已开通了电子人民币业务的营运单位达457万个，而国外各大经济体亦处于货币数码化的过渡期。譬如在2017年，由于使用现金作零售支付的情况减少，瑞典央行开始试行一种名为「电子克朗」的央行数码货币。在巴哈马，由于地理原因使转移实体现金的成本相对较高，推广电子支付不仅可以降低金融服务成本，亦可以促进普惠金融的发展。与其他八十余家央行类似，香港金融管理局也在研究推出数码货币「电子港币」（e-HKD）的可行性。种种迹象表明，央行数码货币在不远的未来将得到广泛的推广实施。

根据国际清算银行2021年的资料，学术界已经针对引入央行数码货币对宏观经济将可能产生的影响展开研究。此类学术研究主要围绕发行央行数码货币对于商业银行的总体贷款及投资的影响、对于金融系统稳定性的影响，以及数码货币作为新型货币政策的可能性。本文也将探讨引进央行数码货币对于宏观经济的影响，并重点讨论其如何作为新型政策工具。

宽限期后贬值 刺激消费

笔者相信，当数码货币实现完全程式化后，可以提高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效率并减轻其副作用。假设政府通过发行政府债券或印钞以筹集资金，并用这笔钱向其公民发放经济补贴（stimulus check）；若要达到刺激经济的目的，该举措有两大潜在隐患：其一，人们可能并不愿意立即花掉收到的补贴。其二，他们如若在收到补助后马上消费，经济将面临通胀压力。

现在假设有两种版本央行数码货币，为了论述方便，我们称其为非可程式化央行数码货币和可程式化央行数码货币。非可程式化央行数码货币与纸币的汇率为一兑一。然而，公民收到的经济补贴是可程式化央行数码货币，其内置程序如下：倘若接收方在收到货币后一定的宽限期内（比如两周）进行消费，那么该笔补贴可以按其面值接收。但是，如果接收方没有在这段时间内使用，该笔补贴将在宽限期后开始贬值，比如以每周10%的比例贬值。该宽限期后自我贬值程序，旨在激励可程式化央行数码货币的持有者在短期内进行消费。一旦商家接收可程式化央行数码货币，宽限期将重置为两周。

由于商家可能并不想保留会自动贬值的可程式化央行数码货币，它可以转换为不贬值的数码货币。为了达成这点，还需要建立一个实时数码兑换系统，以供人们进行汇兑可程式化央行数码货币与非可程式化央行数码货币。

由于可程式化央行数码货币在宽限期后自动贬值的特点，其汇率将不再是一兑一，而是由可程式化央行数码货币的实时供需决定。因此，以可程式化央行数码货币计算的产品价格将会高于以实体货币或非可程式化央行数码货币计算。当下一组消费者收到可程式化央行数码货币时，将再一次激励他们在宽限期内使用该货币。由此，程序化的宽限期除了达到传统刺激型补贴的效应外，更可额外刺激消费。随着可程式化央行数码货币持续由消费者转手到商家，再由商家通过兑换市场回到消费者手中，这将会有效地持续刺激消费。

总额自动缩减 纾缓通胀

可程式化央行数码货币具备另一优势，在刺激同一消费水平的前提下，它将带来相对较小的通胀压力，因为总有部分可程式化央行数码货币持有者无法在两周宽限期内完全花光该笔数码货币，可程式化央行数码货币的总额将逐步减少，直到政府注入更多的可程式化央行数码货币。

倘若注入的可程式化央行数码货币并未达成促进消费的目的，也就意味数码货币并未频繁地转手，同时货币持有者并未在宽限期内花光货币。在此情形下，该轮可程式化央行数码货币将迅速缩减，通胀压力极其有限。

可程式化央行数码货币的自动贬值宽限期，与香港政府发布消费券的有效期有类似的激励机制。不同的是，可程式化央行数码货币将通过兑换市场流通回到消费者手中，并将继续激励未来的货币持有者进行消费。这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两种数码货币之间存在着兑换市场，且其中一种是可程式化的。

分析交易讯息 兼保私隐

让中央银行数码货币程式化并不是崭新的概念。例如，英伦银行今年曾在一份研究报告中提到，这可以通过基于分布式分类账技术（DLT）的智能合约来完成。

简单而言，这些合同的逻辑就是「如果X发生，则将Y支付给Z」。本文提议的新概念，是将智能合约不限于为可程式化央行数码货币编写一个宽限期，还需要在每次消费行为产生之后重置宽限期，并建立两种版本与实体货币非一比一固定汇率的央行数码货币体系。

虽然笔者倡导央行考虑研究该种形式的可程式化央行数码货币，我们也注意到建立该系统实际上存在尚未克服的技术问题。除了建立额外交易市场所涉及的技术问题以外，另有一个潜在问题是可能出现虚假交易以延长宽限期。

笔者相信此类问题会有相应对策，因为虚假交易可能会对提供此类服务的商家产生收入和税收上的影响，而政府亦可立法规管此类虚假交易，防止有关问题发生。

在设计央行数码货币的过程中，一个重要的考量因素是如何恰当利用用户数据，以及需要保护私隐的数据级别。

国际清算银行去年指出，私隐不等同于匿名，而通过利用零知识证明（zero-knowledge proof）的软件系统，央行数码货币系统可以在保护消费者私隐的前提下，分析匿名交易历史以获得更多的讯息。笔者在本文所提出的央行数码货币设计特征并没有太多私隐问题，我们所需要跟踪的是与每个数码货币单位相关的交易历史，而非每个用户的交易纪录。

结论

笔者相信，可程式化央行数码货币的发行，有助许多新的政策工具和商业用途的发展。在本文中，笔者仅是提出了一种利用可程式化央行数码货币，以实施货币和财政政策的案例，央行数码货币进行程式化将会带来无限的可能性。

參考文章：

Bank of England, “Opportunities, challenges and design”, Bank of England Discussion Paper, March 2022

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 “Central bank digital currencies: motives, economic implications and the research frontier”, BIS Working Papers, No. 976, November 2021

〈数码货币 蓄势待发〉，谢国生、何敏淙，《信报》，2021年9月29日

Xinhua, “China’s digital yuan transactions hit 83 bln yuan”, english.news.cn, July 14, 2022

房育辉教授
港大经管学院教授（管理及商业策略、经济学）

孟晓璇博士
港大经管学院研究助理教授（经济学）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二年八月十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