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八十年代开始持续三十年的超全球化日子一去不复返，发达经济体面临自七十年代来最严峻的通胀压力，中国经济发展也减速，全球低增长年代正式来临。

正如吕大乐教授在《四代香港人》已阐述，上一代香港人赶上了香港经济起飞青云路，累积了不少财富，面对各种全球经济挑战，新一代相对缺乏机会，常感出头无期。香港传统的四大经济支柱，特别是房地产及金融，已发展成熟，香港劳动力市场向上流机会相比以往确实低了。

新一代更看重工作意义

同时，年轻一代对职业的看法可与上一代不同，着重工作意义及与生活取得平衡，不认为赚钱是头等大事，也不像上一代般期望一份稳定工作做到老。但又同时受许多社交媒体创造者鼓励FIRE（Financial Independence, Retire Early），对高等教育及个人学习的用处产生怀疑。

再加上各地经济及生产力放缓，很多都经历了去工业化，导致中产职位空心化，社会欠缺向上流动的发展空间，并趋向横向发展。未来经济不确性，加上工作模式及工时灵活化，衍生了多工的聘任模式，更多人从事非正规职位，形成零工经济。

疫情加速了零工经济的发展，国际劳工组织研究指出，疫情导致工作场所实施不同程度的封闭措施，安排在家或混合模式工作，全球工时大减之余，员工却更有弹性地选择工作时间及地点。环球经济和贸易链受到冲击，企业因应难以预测供求，难以扩大规模，导致工时不定、放无薪假、停薪留职成为劳动市场的新常态。

相比传统劳动市场，零工经济可制造更广泛更自由的工作，透过互联网，更多人特别是年轻人以自由职业者的方式产生收入。但在经济不景气时，非正规职位往往优先被裁，反映了就业市场处于结构性的转变。根据香港青年协会研究访问，在疫情期间曾遇过就业问题的18至34岁青年占55%，最多青年反映面对「找不到工作」的情况，占22%；「工时减少」及「放无薪假」分别占17.8%及17.5%。

数据未反映实际就业情况

疫情不但加速了零工经济的发展，更推进了平台经济的增长。许多工作在疫情时转向远程工作，让更多工人从事自由职业，甚至同时拥有多项工作。根据欧洲工会研究所研究，17%的欧洲人在过去12个月中为互联网经济工作，而29%曾在某个时候尝试过。这表明了零工和互联网经济的共同发展下，企业许多时要管理身兼多职的员工，企业与员工之间的关系疏离了，员工对公司的归属感也下降了，导致管理人力资源成本提高，企业常面对人才荒。

零工经济亦暴露了就业数据不能反映就业市场的问题，当愈来愈多人选择零工经济就业的时候，就业数据仍沿用传统的方法去计算失业及就业不足率，未能反映劳动市场的实际情况。

例如，在疫情期间，西方国家政府通过大量纾困措施及量化宽松政策，造成财富效应，致部分市民缺乏工作意欲。如是者虽然疫情时期非农业就业工作职位下降，但因愿意上班的劳动人口也大幅下降，所以失业率变化不大。但在疫后，西方多间央行收水加息，金融市场动荡，以致部分人的退休大计受影响。更甚者企业瘦身裁员以致减少员工人数，斜杠一族的的「饭碗」更首当其冲，不少市民希望重出正规就业市场工作，此时劳动人口突然大幅上升，导致失业率飙升。

可见如政策制定者只按照传统的失业和就业率制定劳工政策，便会出现误判和滞后效应。旧有的劳动市场统计数据，可误导公共政策的策划，包括教育、人才，以至税收及福利政策。因此，必须重新检视劳动市场统计数据，与时并进。

制定与时并进的人才政策

特首在最新的《施政报告》中，提出「抢人才、抢企业」措施，这是香港过去两年人口下跌及人才流失必须的政策。但政策成效有赖政策能否回应劳工市场新常态。留住人才，要令香港成为宜居、宜业的「家」之余，亦需改革就业、创业、人才及青年政策，配合零工经济新时代就业人口的期望与需求。

传统行业难以吸引新一代入行，如何发展创意工业及增加下一代的创意力，这是未来教育改革应考虑的重要一环。至于科技工业，如笔者一直认为香港有潜力发展的健康科技、农业科技、绿色科技、食品科技和半导体3.0（「五大新兴产业」），不仅需要科技人才，还需要了解该行业的管理及领导人才，进行战略规划。例如，领先半导体企业台积电，用高薪聘请国际关系学人才，协助其处理地缘政治研究，以及对供应链营运有经验的人才，这些需要多种技能如零工经济常用的数码技能，及文化商数（CQ）等。参考以色列，透过创业活动和具有挑战性的研发活动培育出发展全面的年轻人才。接受培训的人才在离开机构后，在各行各业发挥他们的领导作用，提升应用创科发展。

与此同时政府必须与商界更紧密合作，策略性培育年轻人才、装备他们与经济相关，以及以科学研究为基础的能力，以促进本土创新，并确保我们的义务教育、持续教育和行政人员培训在瞬息万变的世界中具有竞争力。笔者建议特区政府可考虑重启「旋转门」，制定恒常制度让政务官到商界、智库、创科和社福界等工种得以获取与时并进的行业知识。

香港作为全球最自由的经济体之一，能吸引全球创新要素、高端人才和企业机构在港汇聚。但大前提是政策制定者，须明白零工经济下的劳动市场新常态，并了解未来多变的劳动力供求情况。

邓希炜教授
亚洲环球研究所所长、冯国经冯国纶基金经济学教授

林康圣先生
港大经管学院导师、香港经济及商业策略研究所研究员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二年十一月十六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香港资本市场近来风雨飘摇，恒生指数一度跌破15000点的回归前水平。长期坚挺的楼市今年以来也开始下行，表现渐呈疲软。受疫情和地缘政治影响，外贸和经济增长乏力；面对激烈的国际人才竞争，也似乎失却优势，人才外流有恶化之象。新加坡和香港此消彼长，更引起对香港的普遍担忧。总之，对特区经济的悲观情绪正不断蔓延。

当前面临的困难和挑战确实严峻，但香港经济是否就此沉沦下去？前景变得暗淡无光？

核心优势仍在

笔者认为恰恰相反。本文用意不在预测股市、楼市何时利空出尽、触底反弹，也并非无视经济低迷的困局。观乎目前的至暗时刻，影响经济长期发展的根本性因素易受忽略，但事实上，香港的核心优势依然坚固，在新时代更显巨大发展潜力。

香港特区的核心优势为何？一言以蔽之，在于其独特的制度。「一国两制」之下，「一国」的基础筑牢后，就需要充分发挥「两制」的特色。法治、自由市场、国际化是香港稳健制度的三个支柱。只要致力坚守，不断予以完善和巩固，就能保障经济增长。过去几年，尽管本港经历了不少风雨，港大经管学院依然每年在全球招聘15至20位优秀学者，而吸引他们前来发展的就是这三个政策支柱；加上超低税率、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和生活环境，香港确实是亚洲其他地方难以媲美的宜居城市。

潜力蓄势待发

以下勾勒本港经济发展潜力的几个范畴。

首先，融入国家「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可为香港提供无穷商机。香港一直满足于担任外贸和金融的中介角色，对于内地经济发展和市场变化趋势缺乏深刻理解，可幸这种情况正在发生转变。专业和商界人士对于了解内地情况的兴趣正逐步提高。香港大学北京中心成立一年半以来的活动中，踊跃参与活动的港大校友和香港商界人士愈来愈多。另一方面，内地对香港的看法也有所不同，亦即从2019年之后的负面印象转为正面积极；举个例子，近两年内地学生井喷式报考港大及特区其他高等学府，今年还会大幅增加。

虽然中国经济同样面临种种困难和挑战，需要透过重大调整和转型升级，迈向持续增长，但整体经济规模庞大，双循环发展战略中有很多领域可让香港发挥重要作用。尤其明显的是大湾区发展，一方面香港具备独特优势，可以多作贡献；另一方面也为特区自身发展，提供一连串战略机遇。刚刚成立的港大经管学院深圳校区，内设创业及创新孵化中心，众多初创企业者热烈申请加入，他们大多是到大湾区创业的香港学生和毕业生。得享香港赋予的国际化视野和资源之余，又有当地的技术力量和市场资讯，配合良好的创业土壤，假以时日，这些兼具港深两地优势的初创幼苗，完全有机会成长为企业界的参天大树。

大都会展鸿图

其次，大变局下的世界政治经济局势，对香港既是挑战，更是机遇。中美大国博弈之中，本港难免深受冲击，前路荆棘满途。然而危中有机，无论从政治或经济角度看来，都应该得出这个判断：香港别树一帜的地位，未来将成为中国联通世界更为重要的视窗，为国家的外循环发挥关键作用。香港自身的国际化，也正在从被动变为主动。昔日香港总是利用自身国际化环境，以招徕海外资本和人才，不过时移世易，守成的做法无法维持其国际化地位和形象。

特区政府最近一轮疫情防控政策的调整，为恢复与增强国际联系创造了必要条件，市民大众都希望能尽快落实彻底开放的安排。官员最近也纷纷走出去，积极向各国推广香港、寻求拓展机会，这种「主动国际化」的作为很有必要，也值得赞赏。在政府的积极推动下，国际金融领袖投资峰会本月初刚在港圆满举行，超过200名世界金融领袖克服阻力出席，充分展现了香港的国际吸引力。

与此同时，各界和民间也应积极主动加强国际交流和合作，为本港国际化增添活力。港大经管学院今年暑假组成代表团，前赴越南胡志明市和以色列特拉维夫市进行学术交流和教育合作，并参加香港大学设于两地的中心的相关活动。当地业界同仁表示，疫情爆发之后，这是他们迎来的第一个香港代表团，冀望能尽快恢复与香港的交流协作。由此足见特区的「主动国际化」策略大有可为。

最后，香港内在的经济转型和升级值得期待。在上月宣读的《施政报告》中，特首李家超除了在民生和管治能力提升等主要环节，提出不少有新意的针对性举措，在人才政策和以创科为经济引擎的北部都会区发展上，更有一些大胆政策突破和设想。「南金融、北创科」的愿景以及文化创意产业的扩展，也令人对香港的前景充满憧憬。

在港大经管学院9月发表的《香港经济政策绿皮书2022》中，王于渐教授提出香港足以成为1000万人口的大都会，广泛吸引全球多元化人才，以利于经济转型和升级。当然，相关政策的实施尚需时日，实现上述愿景的过程也必会遇上各种挑战，但寻求变革和突破已经逐渐成为特区政府与社会的共识，力量已经在积聚，变化一定会发生。有为又有限的政府，高效而包容的市场，两者在香港结合，必将驱动未来经济走向长期繁荣。

在局势变幻莫测的时代，最重要的是坚韧和适变，而这正是狮子山精神的精髓。历史上每一次香港陷于危机，最终看好香港的都被证明是正确的，笔者寄望也相信这一次奇迹会如常再次出现。

蔡洪滨教授
港大经管学院院长兼经济学讲座教授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二年十一月九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在2018年对中国发起的贸易战，转眼已4年多，到今天仍然处在胶着状态。中美在2020年初签订第一阶段协定后，并无进一步的实质磋商。拜登上台后进一步打压中国，并拉拢盟友发动更凌厉的科技战和晶片战，加上新冠肺炎的出现和地缘政治的急速演变，使曾经困扰中美政府和金融市场的贸易战变得无关宏旨，鲜有媒介提及。

从表面论述来看，贸易战源于中美贸易的不平衡。特朗普及其幕僚从错误的重商主义观点出发，认为美国的外贸逆差会减少美国的生产和就业；而中国的顺差，是采用不公平贸易政策让中国工人取去美国工人饭碗而达致的。以关税为武器的贸易战，就是要减少美国从中国进口，将工作岗位还给美国工人。

对华贸易战无助扭转逆差

人民币汇率曾经是美国多次提及的不公平贸易政策之一。美国认为人民银行操纵汇率以降低中国商品的美元价格。中国曾在九十年代初期被美国列为汇率操纵国，但那是在汇率改革之前，汇率制度仍有计划经济的影子。随后多年来，中国都不符合美国自己制定的汇率操纵的3个准则。此外，在2005至2015年期间，人民币兑美元已上升了47%。但在贸易战中人民币处于弱势，在贬值至兑美元破7后，即使仍未符合美国所谓汇率操纵的准则，美国仍然随即宣布中国是汇率操纵国。然而，人民币或其他美国贸易伙伴的货币汇率，并不影响美国总体贸易逆差。

基于国民收入核算，一个经济体在储蓄与投资上的差距，就等于外贸顺差。简单而言，若果储蓄多于投资，储蓄下来的资源没有全部在本地运用，那自然是给外国使用了，表现出来的就是出口高于进口，也就是贸易顺差，最明显的例子是中国。反过来说，若储蓄少于投资，当地的资源不足以应付投资需求，便得从外国进口，表现出来就是外贸逆差，最明显的例子是美国。

假设人民币升值，又或美国向中国商品征收关税，两者都会增加美国消费者购买中国商品的美元价格，因而减少美国与中国贸易的逆差。然而，人民币的汇率与关税都不会直接影响美国的储蓄和投资，因而也不影响美国与外国的总贸易逆差。逆差总数不改，但与中国的逆差减少，美国与其他地方的逆差必然增加了。换句话说，美国促使人民币升值或向中国产品征收关税等政策，只会使美国消费者由从中国进口改为从其他地方进口。美国的贸易逆差总数不改变，工作岗位也不会回流到美国。

基于有关的国民收入核算，美国若要缩减外贸逆差总数，一是增加储蓄，一是减少投资。美国的外贸逆差这么庞大，反映出美国的储蓄远低于投资。从政策的角度看，很少会建议减少投资的，因此有关外贸逆差的分析，重点便放在储蓄上。储蓄率低的经济体，便容易出现贸易逆差。

布雷顿森林制度瓦解所致

众所周知，美国人的消费偏向甚高，或储蓄偏向甚低，加上美国联邦政府的财政赤字，有贸易逆差不足为奇。然而，根据美国政府数据，美国的商品贸易在1971年之前都是顺差的。但从1971年至今，除1973年外，美国每年都录得外贸逆差，这大概和布雷顿森林制度的瓦解有关。

1971年美元和黄金脱钩后成为最主要的国际货币，美国可以不受约束地发行美元，而且得到全球接受。这自然大大方便了美国的进口，而外国得到的美元则转过来投放在美元资产，如美国政府债券。美国的外贸总逆差在1971年只有13亿美元，到去年已大幅增加至8450亿美元。与此同时，外国持有的美国政府债券由1975年6月的660亿美元，大幅增加至本年6月的74300亿美元。可以说，如果布雷顿森林制度得以维持，美国不能大量增加货币供应向外国进口，美国的外贸逆差也不会像今天这么庞大。

这里先稍作总结。基于国民收入核算，一个经济体的贸易顺差或逆差，必然等于其储蓄高于或低于投资的数值。贸易的逆差与否，受到国内宏观行为的规范。一些试图减少贸易逆差的政策，如汇率或关税，都不能改变总贸易逆差，最多只会改变总逆差在不同贸易伙伴间的分布。美国的贸易逆差源于美国较低的储蓄率及美元的国际地位，要减少逆差，须提高美国的储蓄率。

然而，上述只是理解有关问题的一个常见角度，但并不是唯一的角度。从国民收入核算得到的是一个会计结果，是经济活动结束后的观察，并不能说明经济活动进行时的考虑和其中的因果关系。在论述中，美国的储蓄和投资行为是主导因素，外国被动地配合，出口到美国去弥补美国因储蓄太少导致资源的不足，随后持有的美元资产只反映美国与外国的贸易不平衡。

海外资金主动流入美国

可是，今天的国际资金流动远高于外贸所需。按照国际清算银行每3年一次的调查，在今年4月，全球的外汇成交总额为每天7.5万亿美元，而去年全球的贸易总额为28.5万亿美元。换句话说，外汇市场仅4天的交投量，便足以应付全球整年的贸易所需，余下来360天的外汇买卖，主要反映国际投资和外汇炒卖的活动。在金融全球化的今天，资金流动早超越贸易考虑。因此，海外资金可以是主动地流入美国，从而带动美国的贸易逆差。和以上论述作比较，就是因果转换。

这后者的看法并不新鲜。刚出炉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之一、前联储局主席贝南奇早在2005年便有全球储蓄过剩（global saving glut）、资金流入美国，导致美国经常账出现愈来愈高赤字的说法。储蓄率高的地方自然是亚洲和石油输出国，这些经济体持有美元资产作为储蓄组合的一部分，是考虑到美国金融市场的深度、广度和流动性，以及美元的全球地位。从这个角度出发，美国理应为能够吸引这些外来资金而高兴，并通过外贸逆差暂时购入较多的外国产品，最好能通过政策缓和贸易带来的收入不均，而非对外国发动贸易战。

按美国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计算，中美贸易战在2018年7月启动后，美国从中国的进口随即下跌，在2020年新冠疫情期间，与贸易战开始时相比减少了22%，随后慢慢回升，到本年3月才回复2018年7月的水平，但仍然未追上贸易战前的上升趋势。相反，美国从其他地方的进口，除了新冠肺炎的短暂影响外，则大幅上升，今年8月与贸易战开始时增加了38%。这些数字，一方面符合上面所说，贸易战只是转移美国的贸易逆差来自哪些贸易伙伴，而不会怎样影响逆差的总值。另一方面，这几年的演变，背后不纯粹是贸易战的作用。除了关税外，中美脱钩、新冠肺炎、地缘政治等因素都带动全球供应链的重新组合，因而也改变了中美贸易的形态。

陆炎辉博士
港大经管学院荣誉副教授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二年十一月二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2019冠状病毒病困扰香港特区快将3年，期间世界局势波诡云谲，在内外交困之际，本地社会民生问题不断涌现，经济雪上加霜，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备受挑战。

本年9月，英国Z/Yen集团和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发表第32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数（Global Financial Centre Index），香港在全球国际金融中心排名降一级，名列第四，新加坡则位居第三。经济学人智库最新研究亦指出，香港商业营运风险排名第四，落后于新加坡、澳洲及纽西兰。

国际评级表象

上述指数涵盖全球119个金融中心，每半年进行一次调查。根据最新一期指数，虽然香港的整体表现较6个月前上升10分，但仍仅以一分之差被新加坡取代第三位置。目前绝大部分的国际金融活动都集中于首两位的纽约和伦敦，两者比香港存有一定的优势，暂时难被超越。如【表1】所示，在排名榜上香港的真正竞争对手是第三至第十位的市场。香港以一分之差落后于第三位的新加坡，以6分领先第十位的巴黎，可见竞争之激烈。

近年上海、北京、深圳等内地城市急起直追，金融中心指数分别位列全球第六、八、九，较10年前大幅攀升。包括香港在内，中国就已经有4个国际金融中心高踞世界十大，比美国还要多一个，中国经济潜力优厚，不言而喻。

排名背后意义

新加坡去年已放宽入境检疫安排，在全球金融中心指数的评分却只比香港高一分，可见特区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依然实力雄厚。不过以今年计，新加坡已经夺去至少5个一直在本港举办多年的大型展览，包括JGW珠宝展、国际游乐园及景点协会（IAAPA）亚洲博览会、亚太区美容展、法国餐酒展等；问题关键系于香港的金融优势是否只因短期防疫措施而失利，抑或从此一去不返。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对有关指数作出正面回应，认为香港得分增长比纽约和伦敦都要多，料因防疫限制而拖累评分，又列出多项2021年数据，包括港股市值超过42万亿元，以及共有2500多家上市公司，分别高过新加坡7倍及2.7倍。此外，本港是亚洲区内仅次于内地和南韩的债券枢纽，去年年底，在香港管理的资产达4.5万亿美元；香港亦是亚洲区内仅次于内地的第二大私募基金中心，现时在港私募基金管理资产规模达1800亿美元，比新加坡高4倍。陈司长续称，数据客观地反映香港存在优势，故此「毋须妄自菲薄，也不用回避不足，只须实事求是、针对性地制定有效对策，进一步提升本港金融市场的竞争力。」

特区政府发言人亦表示：「报告指出相对其他主要金融中心金融从业员对所属城市的展望，香港的从业员对本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未来竞争力最为充满信心。」而本届政府「亦会以破格思维，推出崭新的措施，吸引人才和企业来港，增强香港经济的发展动能和进一步提升香港金融业的竞争力。」

除了金融中心排名，全球金融中心指数以营商环境、人力资本、基础设施、金融业发展水平，以及声誉作为五大竞争力指标。由于范围涉及教育与发展、可持续性等要素，香港凭其长期优势，可抵消短期抗疫政策的影响。报告亦解释香港和东京排名下跌，主要归咎于入境措施。

2021年9月的指数显示，香港在5项竞争力指标中，均能跻身前7名；在本年3月的调查中，除了金融业发展水平一项下跌至第11位外，在其他4项的表现均属前5名。至于最新在9月发表的报告中，香港在营商环境、人力资本、基础设施、声誉的竞争力指标排名均有下跌，其中声誉更下跌6级，由上次调查的第3位跌至第9位。此项指标主要关乎城市品牌与吸引力、创新程度、文化多样性、与其他金融中心的比较定位。香港的吸引力下跌，不利于争夺人才、投资者和盛事主办权。

国际指标启示

除了5个范畴的竞争力比较，全球金融中心指数亦通过相关行业人士提供的反馈，分析各个金融中心的表现，包括银行业、投资管理、保险业、专业服务、政府和监管部门、金融、金融科技、贸易。 【表2】显示，2020及2021年间，香港在贸易、专业服务、银行业、保险业的表现均属于三甲之列；但2022年则除了贸易之外，香港在这4个行业上的表现都出现下跌趋势。

分类指标表现每况愈下，反映出长期累积的弱点；香港6个行业排名一致向下（【表2】）。全球金融中心指数自2019年起引入「金融科技」指标，从其后7期报告可见，香港排名由第七下降至第十名，得分由740减至690分。日走下坡的表现尤其值得反省。

当然，单凭这些短期指数的排名变动，实不足以全面反映香港金融业的实力所在。正如陈茂波司长在上述回应中所言，港股市值与全年总成交额、上市公司数量皆远超新加坡数倍以上，而金融服务行业在本地生产总值中亦占较大比重；凡此种种，皆是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备受肯定的成绩。

填补人才库存

经济学人智库最新研究指出，香港受制度及人口变动影响，对跨国企业的吸引力渐减。举例来说，2019至2021年期间的政治动荡及针对疫情实施的入境限制，使香港企业更难招聘海外人才。研究亦提及与新加坡相比，香港在本地安全及政治稳定有所不及。近期金融会计界及金融机构的人才流失率更分别为11%及30%，对本地经济前景同样构成一定威胁。不过，随着中央政府对实践「一国两制」的清晰论述，香港已进入「由治及兴」的新阶段。正如经济学人智库点出：「主要基于与中国内地的密切联系，香港仍将是一大国际金融中心。」

排名结果是一个警号，揭示出近半年来国际社会对香港的印象。可以肯定，特区政府定必在吸引人才政策上细心部署。香港作为大湾区内的重要高等教育中心，拥有5所世界百强大学，在培训大湾区人才当可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有助填补香港流失的人才。

毋庸置疑，香港作为国际贸易和金融枢纽，拥有不少令先进经济体羡慕不已的基础条件，如低税率、普通法、完善的金融监管系统，加上连贯内地的广深港高速铁路和港珠澳大桥，以至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机场第三跑道等新设施，可谓万事俱备；所欠的东风，在于从速为整体社会疫后复常做好准备，以便在国际竞争舞台中稳占一席。

谢国生博士
港大经管学院金融学首席讲师
何敏淙先生
香港大学附属学院讲师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二年十月二十六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西区海底隧道（西隧）专营权明年8月届满，政府计划继接收西隧后，在三条过海隧道实施「挤塞征费」。这个方案向立法会提出后，社会上出现一些反对意见。其实，按照挤塞程度分段收费，是各种方案中比较科学可行的一种，也是世界各大城市公共交通政策的共同趋势。

多修道路 无补于事

全球各大城市的交通日益拥挤，除了延长出行时间，还造成空气污染、交通事故加剧等弊病。解决挤塞最自然的思路是多修路，可是实践证明，路多了不一定能减少挤塞，有时只会适得其反。 1968年，德国数学家布雷斯（Dietrich Braess）在运输模型中发现，道路增加以后，交通反倒有可能更为拥挤。道理很简单，人们选择各种交通工具时，主要比较成本和收益。使用私家车的好处是便利，坏处之一是交通拥挤，假如道路增多而车辆数目不变，基于车流减少，私家车出行成本相应降低，将鼓励更多人驾驶私家车，挤塞就可能更严重。

这一现象被称为「布雷斯悖论」（Braess’s Paradox）。这样一个出人意料的结果，虽出于理论推导，却可在现实中找到不少例证。例如南韩首尔因为清溪川工程而关闭一条高速公路，结果市区附近的车速反倒加快。 1969年，德国斯图加特市投资改进公路网络，但塞车未有改善，直到关闭一段公路以后，车流才见顺畅。 1990年，美国纽约因应世界地球日而暂时关闭第42街，意外发现堵车情况颇有改善。根据交通模型对纽约、波士顿、伦敦的推演，可以预计封闭哪些道路就可以改善交通。香港亦有类似证据：中环绕道的开通并无纾缓红磡海底隧道（红隧）、东区海底隧道（东隧）的塞车。

国际政界、学界现在一般认为，解决大城市交通拥挤的有效办法是挤塞征费，即按照挤塞程度，在一天当中不同时段采取不同收费。新加坡、米兰、伦敦、斯德哥尔摩、纽约都先后推行这个办法。进入伦敦中心8平方英里的区域，每日费用15英镑，这一政策实行一年后，塞车情况下降30%，空气污染减少四分之一。 2007年，斯德哥尔摩对进出市中心13平方英里范围实行挤塞征费后，进出车辆的数量下降20%，塞车情况改善50%。

收费悬殊 其来有自

本港三条过海隧道均采用「建造、营运及移交」专营权的模式，由私人公司出资建造，获准在建成后一段时间内持有专营权，收取较高的隧道费，以保证投资回报。专营权届满，政府接收隧道之际，往往会大幅降低收费。目前红隧和东隧由政府运作，收费较低，私家车分别收费20元和25元；西隧仍由私人公司营运，私家车收费高达75元。

收费结构失衡导致红隧和东隧的挤塞问题严重。根据2021年年底数月的交通调查，繁忙时段过海车辆数目超出三隧总容量的四分之一，红隧和东隧更超过50%，通过两条隧道的时间分别为25分钟及17分钟，为交通畅顺时段的3倍。西隧的情况略好，但繁忙时间的使用量亦已达到其设计容量的极限，交通挤塞情况时有出现。

香港汽车会指挤塞征费是惩罚驾驶者，对他们不公平。政府关注的是整体市民利益，并非某一团体。挤塞波及所有道路使用者，包括乘巴士过海的普罗大众，以及不过海而必须使用邻近过海隧道出入口道路的出行人士。若缩短车龙，无疑有利这两大群体。

公道与否 各有准则

轮候时间过长，对每名驾驶者都是巨大成本，对时间宝贵者更甚。这些人为节省时间，一定乐于每次多花几十元隧道费。事实上，这次建议挤塞征费不过10或20港元，远低于纽约市的23美元。至于那些一毛不拔的人，既然涨一元是得罪，涨20元也是得罪，基于政治策略考量，政府不妨一次性多加一点，红隧在目前20元极低的基础上，即使增加40元亦不为过。归根究柢，现行20元过海收费过于低廉，正是导致挤塞最主要原因。不论是否实行分段收费，早应该提高。这点见识相信政府官员是有的，可是立法会少数人出于小团体私利，一直强烈反对。

有人说问题源自缺乏良好配套措施，例如房屋政策、泊车转乘等。由于香港特定的地理条件，在港岛有大量工作机会，但住屋成本高企，必然会有许多人住在九龙、新界而前往港岛上班，每天上班、归家的两次过海高峰，无论什么样的房屋政策也难以解决。

三隧定价 不宜划一

政府的目标之一是，三条隧道的收费水平调整至相若甚至划一，以避免有人为省钱而绕道，产生无谓浪费。有鉴于现时红隧、东隧的收费大幅低于西隧，将三隧收费水平拉近的思路正确，但不应追求完全一致。道理很简单：红隧最方便，需求最大，若三隧收费划一，红隧可能仍然极其拥挤，而西隧则未尽其用。为有效使用道路，合理办法应是红隧收费高于其他两隧，让车辆分流到西隧、东隧。

这次挤塞征费的方案主要针对私家车。在繁忙时段，私家车占过海车辆五成至六成，但只占过海人数不到两成，反观巴士占过海车辆数量8%，但运载过海乘客接近八成之多。所以私家车在挤塞时段需多付费，而计划降低巴士的收费水平。方案没有提到巴士是否实行分段收费，依笔者看，巴士作为有效的公共交通工具，运载大量乘客，不应该分段收费。

政府还计划降低货车等商用车辆的过海费用，并对的士全日划一收费。这里有两个问题：第一，各种不同车辆之间的收费是否应该拉平；第二，某一种车辆在全日之内的收费是否应像私家车那样随挤塞程度而调整。

不同种类车辆对交通挤塞的影响相若；相互之间收费高低主要看在过海交通中各自带来的社会效益以及对价格的敏感性。商用车辆支援各种经济活动，又缺少替代运输工具，目前隧道费普遍较私家车为高，计划将之降低可谓合理。的士有时载客多人，部分乘客（主要是外来旅客）不熟悉公共交通，又携带行李，过海的时段也无弹性，将的士过海费用维持在低于私家车的水平，亦属合理。

然而商用车辆也有一定弹性（例如改在非繁忙时段过海）；大部分的士乘客都是本地人，他们过海的需求也可调整。对这两类车辆，也应该全日按不同时段收费。近些年伦敦市中心的交通量渐次回升，主要原因就是网购快递及优步等网约车兴起。

周文博士
港大经管学院管理及商业策略副教授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二年十月十九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人类社会正处于十九世纪以来的第三次能源转型。第一次能源转型，是指植物能转为燃煤发电；第二次是指以化石燃料取代煤炭；至于目前的第三次转型，是指以可再生的洁净能源，来取代污染性较高的化石能源，使其成为人类社会的主要能源。

对于中国，这次能源转型（以下我们称之为能源革命），是头等大事。除了防止温室效应，负起全球可持续发展的责任之外，俄乌战争之后西欧出现的能源危机暴露了过度依赖外国能源的危险性。为免受制于人，能源就要自给自足；中国要和平发展，能源革命是必不可少的。

最基本条件已具备

从前中国很难高谈阔论能源革命，由于中国是个「多煤少油少气」的国家，唯一掌握较多的就是煤炭，但煤炭有局限，高污染等各种问题非常严重。然而，中国的情况今非昔比，已不可同日而语。

在《第十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即2016到2020年期间），中国新能源迅速增长，风力发电（风电）及太阳能发电（光电）每年的新增装机，分别达到3044万千瓦和2405万千瓦；两者在总发电量中的占比，从2015年的4%上升到2020年的9.5%。

新能源至今已发展了近二十年。早期技术还未成熟的时候，仍需巨额的补贴资助。然而，自2020年起，技术趋于成熟，已毋须再依赖补贴，并进入了大规模发展的阶段。

根据《第十四个五年计划》，中国力争在2030年前二氧化碳排放达最高峰，并致力于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由于水电和核能固有的限制，大力发展风电和光电，是必由之路。既然现在两者的成本已经低于火力发电（火电），比起天然气发电（气电）成本就更低，完成能源革命最基本的条件已经具备了，余下的问题是如何提供足够的经济诱因鼓励企业投资，以及技术上的执行问题。就后者而言，我们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需求方和供应方，作出相应的考虑。

从需求方的角度而言，电力需求有高峰，有低谷，并不是时刻不变的。针对负荷峰谷的差别，需要调节电力系统来应对。有研究指出，随着中国第三产业和居民生活用电占比不断提升，用电负荷的峰谷差率与峰谷差绝对值都在不断增长。以浙江为例，2020年最大峰谷差达33140MW，最大峰谷差率超过50%。随着使用者电气化程度也在不断提升（其中电动车取代传统车是个例子），这情况可能愈趋严重。附【图】显示，电动车充电负荷的日内波动，与原有电网负荷的情况高度重合，进一步扩大负荷峰谷差率。以宁波为例，电动车充电高峰期在9至11点和19至20点，与电网用电高峰期吻合。

在供应方面，与传统煤电不同，风电和光电需要看天时，不是「呼之则来，挥之则去」。中国全年用电情况与新能源发电量均具有周期性。根据2021年的统计，全社会用电量在7至9月及12月处于高峰，在2至4月及11月处于低谷。然而，风电与光伏合计发电量在3至5月及11月处于高峰，在7至9月及12月处于低谷，两者峰谷错位。由于这个错配，系统需要火电机组和储能技术来保障电力供应。当新能源发电低谷月份，需要大量火电机组保障电力供应；而在新能源发电的高峰月份，则需要更多储能设施来维持电网安全稳定。

因此，如何把新能源视作主要能源的同时，确保电力供应的稳定性，是目前最必须解决的问题。由于风电和光电的供应不稳，即使他日成为主要供电来源，传统燃煤发电的辅助地位仍难以完全被取代。

煤电生产仍在亏损边缘

中国在去年第四季出现限电风潮。此前，国家实行「市场煤、计划电」，就是煤价市场化，价格随市场供求而变，但电力价格则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改委）等官方机构监控。由于全球经济渐从新冠疫情中复苏，对中国产品需求大增，导致国际煤价急升，中国的煤价亦然。

发电厂由于发电售价受到规管，不能转嫁成本予用户，甚至出现亏损。举例说，全国最大的煤电厂华能国际不仅录得全年亏损，以每股亏损计算，就超过其过去5年的每股盈利的总和！煤价在去年下半年急升，发电厂为了避免亏损，宁愿「躺平」，所以才会出现家居限电的情况。

其后，为应对电厂的庞大亏损，发改委亦采取了相应措施。即使如此，这些大电厂的煤电生产在今年上半年仍然录得亏损。发改委应该继续努力，使得传统煤电生产商取得合理利润，而不是用爱去生产。

电力系统的愿景

这场新能源革命，不仅是以可再生能源代替化石能源，还包括电力的更广泛使用，如电动车的普及，逐步淘汰使用汽油的传统汽车一样。日前，在《财经》杂志于北京举办的第二届碳中和高峰论坛上，发改委能源研究所研究员时璟丽表示，随着中国「双碳」相关工作的推进，未来电力系统可能会成为能源系统的核心和中枢，走向多网融合。

「从目前可见的技术来看，未来电力网络不仅仅是连接不断提升的电气化的方方面面，还可能跟供热网路、燃料网路实现有效互通，即构成一个以电力为核心的能源网路。」她还说，不只如此，能源网路可能还要通过数位技术与资讯网、交通网等进行融合，这将会催生很多新的技术领域和新业态。

中国不论在人口还是经济总量上，都属于世界大国，其成功进行能源革命，对其自身和全世界均有深远意义。

参考文献：

图1及图2参考自「储能报告系列之一：从调峰、调频角度看我国电化学储能需求空间──电气设备行业深度研究」国海证券报告2022年1月21日（https://pdf.dfcfw.com/pdf/H3_AP202201241542283345_1.pdf?1643018429000.pdf）

专家：电力系统未来或走向多网融合（https://www.cnfin.com/dz-lb/detail/20220923/3715176_1.html）

赵耀华博士
港大经管学院经济学副教授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二年十月十二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美元相对于其他货币迅速升值是当前全球经济的焦点。上星期英国的「迷你财政预算」（mini budget）导致英镑大幅贬值和波动，更增加了市场对主要货币汇率的关注。随着联储局在3月开始加息周期及美元走强，早已有论者提及「反向货币战争」（reverse currency war）的来临。

货币战争的英语一词，主要是指竞争性的货币贬值（competitive devaluation），特别指上世纪三十年代西方经济体互相通过货币贬值来刺激出口抑制进口，以邻为壑的政策。至2010年，时任巴西财长以currency war来批评当时美国和日本等采取超低利率和量化宽松政策、制造过于宽松的货币环境，间接使货币贬值。虽然，以「战争」来形容当时的情况，有些言过其实，但之后这词语便得到较多使用。至于反向货币战争，则是指竞争性的货币升值，如目前美元和其他货币持续相继加息以维持币值的情况。

上世纪三十年代的经济大萧条，西方国家都纷纷放弃了黄金本位。在没有了与黄金挂钩的制约后，便将货币贬值以刺激出口和生产，但同时亦导致其他国家采取贬值货币或提高关税作为反击。由于汇率是两种货币之间的兑换比例，相继贬值只会互相抵消作用。如此你来我往，形成所谓货币战争。这情况当时主要发生在英、美和法国之间。

三十年代竞争性贬值的经验，使随后数十年的政策制定偏向防范竞争对手以货币贬值来损人利己。如国际货币基金的协议条款，说明不能通过操控货币汇率以争取出口优势。布雷顿森林会议制度，只容许对外收支有根本性失衡的国家将货币贬值，因而限制了货币战争的出现。此外，美国一直都很在意其他经济体通过货币贬值来增加出口到美国。美国财政部每半年就发表一次报告，检视按美国制定的标准，其主要贸易伙伴有没有操控货币，并作有关的警惕或制裁。

然而，目前的情况是各主要货币倾向升值而非贬值。为了压抑来势汹汹的通胀，以及追回之前对通胀幅度误判的政策缺失，联储局在过去半年已五度加息，幅度共3厘，是历次加息周期中步伐最快的一次，导致全球资金流入美国，带动美元迅速升值。

从贸易角度而言，美国是全球最大的进口国，美元升值理应提高美国从外国进口的购买力，因而惠及其众多的贸易伙伴，但事实则不然。原因是美元作为全球主要货币，即使不涉及美国进出口的贸易，都多以美元来定价和支付；而美国本身的进口，有95%是以美元定价，因此美元的汇率变化，不直接影响美国消费者付出的美元价格，因而也不怎样影响外国对美国的出口数量。反过来说，其他经济体从美国进口，则因美元升值而需付出更多，造成输入性通胀。此外，国际市场上如能源、原材料等主要商品，均以美元定价买卖，美元升值同时将这些商品的非美元价格推高，引发全球性通胀。

跨经济体统一市场暂难成事

从投资角度而言，美元与其他货币的息差，驱使资金从海外流向美国，亦同时乾涸了其他经济体、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外汇储备。美国以外的全球资金萎缩，增加了在遏抑通胀和刺激经济之间取舍的困难。那些因新冠肺炎而要向外举债、又或其他原因有美元外债的经济体债务负担百上加斤。不少央行都相应加息，惟速度和幅度都不若美国。虽然有人形容这个局面为反向货币战争，但美元以外的货币都只是被动地作一些软弱的回应而已。

美元升值带来其他经济的困境，因此有意见认为美国应该考虑其他经济体的情况，减慢加息幅度。这同时也引发出主要货币的汇率是否需要协调，甚至是否重新引入如布雷顿森林会议制度的讨论。

黄金本位和布雷顿森林会议制度等固定汇率安排，都是汇率协调的机制。但是当汇率与内部经济有矛盾时便要在政策上作取舍，而一般的选择是放弃原有的汇率。西方经济在经济大萧条时放弃黄金本位，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布雷顿森林会议制度的瓦解，又是另一个例子。若要汇率稳定，经济体之间要犹如一个统一市场，包括产品市场和生产要素市场。在当前的国际政经环境下，并不存在这些条件。

当然，汇率的协调不等于固定汇率。1985年的广场协议（Plaza Accord），可以说是过去五十年最主要的汇率协调案例。当时联储局也是要遏抑通胀而大幅加息，加上列根总统上任后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使美元从1980至1985年期间升值了44%，造成明显的全球贸易失衡。美国的外贸逆差大增，国会意图通过保护主义色彩浓厚的法案来限制美国进口，但这会严重影响美国的贸易伙伴。会议由当时五大工业国，即美、英、法、西德和日本的财长出席，结果是其他四个国家同意美元兑其他几种货币贬值，避免了美国国会的保护主义法案。在随后两年间，美元贬值了约40%。广场协议也是G7财长会议的前身，其后加入了意大利和加拿大，成为全球管治中一个设定。

央行协调汇率的一个近年例子，出现在2013年初。当时安倍晋三刚第二度出任日本首相，推出所谓安倍经济学来振兴迷失了20年的日本经济，包括大规模的量化宽松。与此同时，欧洲刚从希腊债务危机中喘息过来，经济疲弱。日本和欧洲都需要弱化货币来刺激经济。为了避免可能出现的货币战，G7的财长及央行行长在2013年2月签署一纸简单声明，表示继续由市场决定汇率，各自的货币政策都只针对内部的政策目的。

不过，货币政策同时有对内和对外的效应，日本和欧洲都采用量化宽松甚至负利率政策，虽然名为应付疲弱的国内经济，但在浮动汇率下，同时亦会使货币贬值。是货币战与否，孰见仁见智。

然而，很难想像在当前环境下，主要经济体会坐下来商讨如何协调汇率。

首先是目前主要央行都制定了明确的货币政策目标，这和广场协议时不同。现时欧洲央行、英伦银行和日本银行都是以2%通胀率为首要的货币政策目标，虽然除此之外还会看就业和经济增长等其他因素。美国的政策目标则同时包括平均2%通胀率和最高就业。但由于不同经济体出现通胀的情况有别，如劳动力市场的结构、市场对通胀的预期等，若某一经济体的货币政策要与其他经济体协调，便难以达到本身的政策目标。这会导致一个严重的后果，就是央行容易失去市场的信任，难以掌控市场对货币政策的预期。这不利于日后的货币政策，情况有些像联储局在去年错误地认为通胀是暂时性的，但当通胀一发不可收拾时，便需要加码调控、矫枉过正，来重新争取市场的信心。

美元强势短期内不能抑止

其二是上面提到的，货币政策同时影响到内部和外部经济。与其他经济体作汇率协调，可能限制了以货币政策针对内部经济的空间。当全球经济都受到新冠肺炎、俄乌战争、地缘政治、气候变化的困扰时，较多政府都会以内部经济为主要政策考虑，特别是主要货币都是采用浮动汇率。

美国本年3月至8月的通胀率都在8%之上，远高于目前加息后3%的联邦基金利率。联储局继续加息事在必行。从两周前公布的点阵图来看，公开市场委员会预期今年年底联邦基金利率的中位数为4.25厘，即在今年余下11月和12月的两次会议中会再加息1.25厘，而预期明年年底中位数则更高至4.75厘。换句话说，联储局加息势头未减，若其他主要央行追不上联储局的加息步伐，美元还有一定的升值空间。

此外，资金流向美元，并非完全基于息差。美元是最主要的避难货币，即使是2008年这么灾难性的金融风暴，而风暴的来源正是美国，在风暴初期的半年左右，美元汇率价仍有相当可观的升幅，到量化宽松政策施行后才慢慢贬值。目前，俄乌战争的延续和深化，甚至有提及核武器的使用、北溪1、2号的受破坏、欧洲民众对生活的日益不满等等，都会促使资金流向美国。美元的强势在短期内难以抑止，相信有能力的央行，会像最近的日本银行般在外汇市场干预；能力稍逊的，可能要举债度日；其他的只能期望市民愿意共渡时艰、过艰苦日子了。

陆炎辉博士
港大经管学院荣誉副教授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二年十月五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美元相对于其他货币迅速升值是当前全球经济的焦点。上星期英国的「迷你财政预算」（mini budget）导致英镑大幅贬值和波动，更增加了市场对主要货币汇率的关注。随着联储局在3月开始加息周期及美元走强，早已有论者提及「反向货币战争」（reverse currency war）的来临。

货币战争的英语一词，主要是指竞争性的货币贬值（competitive devaluation），特别指上世纪三十年代西方经济体互相通过货币贬值来刺激出口抑制进口，以邻为壑的政策。至2010年，时任巴西财长以currency war来批评当时美国和日本等采取超低利率和量化宽松政策、制造过于宽松的货币环境，间接使货币贬值。虽然，以「战争」来形容当时的情况，有些言过其实，但之后这词语便得到较多使用。至于反向货币战争，则是指竞争性的货币升值，如目前美元和其他货币持续相继加息以维持币值的情况。

上世纪三十年代的经济大萧条，西方国家都纷纷放弃了黄金本位。在没有了与黄金挂钩的制约后，便将货币贬值以刺激出口和生产，但同时亦导致其他国家采取贬值货币或提高关税作为反击。由于汇率是两种货币之间的兑换比例，相继贬值只会互相抵消作用。如此你来我往，形成所谓货币战争。这情况当时主要发生在英、美和法国之间。

三十年代竞争性贬值的经验，使随后数十年的政策制定偏向防范竞争对手以货币贬值来损人利己。如国际货币基金的协议条款，说明不能通过操控货币汇率以争取出口优势。布雷顿森林会议制度，只容许对外收支有根本性失衡的国家将货币贬值，因而限制了货币战争的出现。此外，美国一直都很在意其他经济体通过货币贬值来增加出口到美国。美国财政部每半年就发表一次报告，检视按美国制定的标准，其主要贸易伙伴有没有操控货币，并作有关的警惕或制裁。

然而，目前的情况是各主要货币倾向升值而非贬值。为了压抑来势汹汹的通胀，以及追回之前对通胀幅度误判的政策缺失，联储局在过去半年已五度加息，幅度共3厘，是历次加息周期中步伐最快的一次，导致全球资金流入美国，带动美元迅速升值。

从贸易角度而言，美国是全球最大的进口国，美元升值理应提高美国从外国进口的购买力，因而惠及其众多的贸易伙伴，但事实则不然。原因是美元作为全球主要货币，即使不涉及美国进出口的贸易，都多以美元来定价和支付；而美国本身的进口，有95%是以美元定价，因此美元的汇率变化，不直接影响美国消费者付出的美元价格，因而也不怎样影响外国对美国的出口数量。反过来说，其他经济体从美国进口，则因美元升值而需付出更多，造成输入性通胀。此外，国际市场上如能源、原材料等主要商品，均以美元定价买卖，美元升值同时将这些商品的非美元价格推高，引发全球性通胀。

跨经济体统一市场暂难成事

从投资角度而言，美元与其他货币的息差，驱使资金从海外流向美国，亦同时乾涸了其他经济体、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外汇储备。美国以外的全球资金萎缩，增加了在遏抑通胀和刺激经济之间取舍的困难。那些因新冠肺炎而要向外举债、又或其他原因有美元外债的经济体债务负担百上加斤。不少央行都相应加息，惟速度和幅度都不若美国。虽然有人形容这个局面为反向货币战争，但美元以外的货币都只是被动地作一些软弱的回应而已。

美元升值带来其他经济的困境，因此有意见认为美国应该考虑其他经济体的情况，减慢加息幅度。这同时也引发出主要货币的汇率是否需要协调，甚至是否重新引入如布雷顿森林会议制度的讨论。

黄金本位和布雷顿森林会议制度等固定汇率安排，都是汇率协调的机制。但是当汇率与内部经济有矛盾时便要在政策上作取舍，而一般的选择是放弃原有的汇率。西方经济在经济大萧条时放弃黄金本位，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布雷顿森林会议制度的瓦解，又是另一个例子。若要汇率稳定，经济体之间要犹如一个统一市场，包括产品市场和生产要素市场。在当前的国际政经环境下，并不存在这些条件。

当然，汇率的协调不等于固定汇率。1985年的广场协议（Plaza Accord），可以说是过去五十年最主要的汇率协调案例。当时联储局也是要遏抑通胀而大幅加息，加上列根总统上任后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使美元从1980至1985年期间升值了44%，造成明显的全球贸易失衡。美国的外贸逆差大增，国会意图通过保护主义色彩浓厚的法案来限制美国进口，但这会严重影响美国的贸易伙伴。会议由当时五大工业国，即美、英、法、西德和日本的财长出席，结果是其他四个国家同意美元兑其他几种货币贬值，避免了美国国会的保护主义法案。在随后两年间，美元贬值了约40%。广场协议也是G7财长会议的前身，其后加入了意大利和加拿大，成为全球管治中一个设定。

央行协调汇率的一个近年例子，出现在2013年初。当时安倍晋三刚第二度出任日本首相，推出所谓安倍经济学来振兴迷失了20年的日本经济，包括大规模的量化宽松。与此同时，欧洲刚从希腊债务危机中喘息过来，经济疲弱。日本和欧洲都需要弱化货币来刺激经济。为了避免可能出现的货币战，G7的财长及央行行长在2013年2月签署一纸简单声明，表示继续由市场决定汇率，各自的货币政策都只针对内部的政策目的。

不过，货币政策同时有对内和对外的效应，日本和欧洲都采用量化宽松甚至负利率政策，虽然名为应付疲弱的国内经济，但在浮动汇率下，同时亦会使货币贬值。是货币战与否，孰见仁见智。

然而，很难想像在当前环境下，主要经济体会坐下来商讨如何协调汇率。

首先是目前主要央行都制定了明确的货币政策目标，这和广场协议时不同。现时欧洲央行、英伦银行和日本银行都是以2%通胀率为首要的货币政策目标，虽然除此之外还会看就业和经济增长等其他因素。美国的政策目标则同时包括平均2%通胀率和最高就业。但由于不同经济体出现通胀的情况有别，如劳动力市场的结构、市场对通胀的预期等，若某一经济体的货币政策要与其他经济体协调，便难以达到本身的政策目标。这会导致一个严重的后果，就是央行容易失去市场的信任，难以掌控市场对货币政策的预期。这不利于日后的货币政策，情况有些像联储局在去年错误地认为通胀是暂时性的，但当通胀一发不可收拾时，便需要加码调控、矫枉过正，来重新争取市场的信心。

美元强势短期内不能抑止

其二是上面提到的，货币政策同时影响到内部和外部经济。与其他经济体作汇率协调，可能限制了以货币政策针对内部经济的空间。当全球经济都受到新冠肺炎、俄乌战争、地缘政治、气候变化的困扰时，较多政府都会以内部经济为主要政策考虑，特别是主要货币都是采用浮动汇率。

美国本年3月至8月的通胀率都在8%之上，远高于目前加息后3%的联邦基金利率。联储局继续加息事在必行。从两周前公布的点阵图来看，公开市场委员会预期今年年底联邦基金利率的中位数为4.25厘，即在今年余下11月和12月的两次会议中会再加息1.25厘，而预期明年年底中位数则更高至4.75厘。换句话说，联储局加息势头未减，若其他主要央行追不上联储局的加息步伐，美元还有一定的升值空间。

此外，资金流向美元，并非完全基于息差。美元是最主要的避难货币，即使是2008年这么灾难性的金融风暴，而风暴的来源正是美国，在风暴初期的半年左右，美元汇率价仍有相当可观的升幅，到量化宽松政策施行后才慢慢贬值。目前，俄乌战争的延续和深化，甚至有提及核武器的使用、北溪1、2号的受破坏、欧洲民众对生活的日益不满等等，都会促使资金流向美国。美元的强势在短期内难以抑止，相信有能力的央行，会像最近的日本银行般在外汇市场干预；能力稍逊的，可能要举债度日；其他的只能期望市民愿意共渡时艰、过艰苦日子了。

陆炎辉博士
港大经管学院荣誉副教授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二年十月五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近日香港新冠疫情回稳，特区政府于9月26日开始放宽入境检疫安排，把实施一个多月以来的「3+4」门槛下调至「0+3」，亦即抵港人士毋须接受强制检疫，只须进行3天医学监察。显而易见，此举旨在掌控疫情、保障市民健康的大前提之下，尽量扩大香港连接国际的空间，让经济有序地重拾正轨，社会得以脱离困境。

疫情前后对照

疫情袭港几近3年，旅游业作为香港传统四大支柱产业之一，期内严重受创，面对缺乏旅客和商务往来的情况，航空业更是委靡不振。政府统计数据【表1】显示，2018年来港旅客人数高达6500万以上，但在2021年疫情期间下跌至只有9万多，跌幅超过99%！香港可谓与世隔绝。到了今年第二季，旅客人数才渐见回暖迹象【表2】。

香港旅游发展局公布8月初每日平均约有1500人次访港，而在「3＋4」检疫安排实施后的同月下旬，每日则录得约2100人次访港，仅占疫前约1%而已。由本年1月至8月，访港旅客约183600人次，其中约15万人次（超过80%）来自内地，按年升差不多2.5倍。

随着各国陆续放宽防疫限制，过去两年被遏抑的旅游需求逐渐浮现。国际航空运输协会（IATA）总干事Willie Walsh指出，国际旅游今年首季升势强劲；美国、欧洲、拉丁美洲等市场在航空旅游的增长率均接近60%，亚太区却受防疫措施严格限制而「严重滞后」。尽管俄乌战争持续，油价飙升导致机票价格增多10%至15%，但总体航空客运量的增长速度快过预期。总体而言，航空业可望在2023年回复至疫情前水平。

空运蓄势待发

按国泰航空公布的8月份客货运量数据，自8月中起，返港及经香港转机的旅客人数有上升趋势，尤其是从北美、欧洲出发的长途旅客。今年首8个月，载客人次较去年同期增加133.5%；期内载货量较去年同期则下跌8%。该公司预计今年年底，客运航班运力可达疫情前水平约三分之一，而货运航班运力则可达疫前水平约三分之二。

随着特区政府本周放宽检疫限制，相信旅游业的严冬已过。以航空而言，由于航班运作复杂，要及时为机组及前线人员提供培训等，重建整体运力不能一蹴而就，有关当局必须与业界紧密合作，维持本港的航空枢纽地位。

在《十四五规划》和《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的支持下，香港可透过国际机场及湾区内的交通网络，拓展客源至整个湾区，驱动国际及国内双循环，打造「机场城市」，从而强化国际航空枢纽地位。预料本年内将投入服务的香港国际机场第三跑道，将可大幅提高机场整体的运营能力，并预计在2030年整个跑道系统全面启用后对本地生产总值可贡献达5%。

旅游基建铺排

预期2024年年初前启用的航天城项目「11 Skies」，集「机场经济」和「桥头经济」于一身，是香港机场从纯粹出入境运输枢纽升格为「机场城市」的关键一环。联同附近的港珠澳大桥、屯门至赤鱲角连接路及亚洲国际博览馆，形成香港独特地标群，与杜拜国际机场相似，既通往全球各地，又可经港珠澳大桥直达其他湾区城市。湾区市民亦可乘交通之便，在香港国际机场转机。若特区政府适时简化入境与转机手续，加强对外宣传，以香港国际机场为中心的机场城市，将一跃成为覆盖湾区8600万人口的窗口。

重新擦亮品牌

事实上，疫情无碍本港兴建和提升旅游建设，例如西九文化区的M+与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已先后于去年和今年开幕。耗资7.99亿元、修整约一年的第六代山顶缆车亦已于上月启用。鉴于这些大型旅游基建项目相继落成，香港在全球旅游业中具备强大竞争优势，相信疫后将可更上层楼。

近日香港大学袁国勇等4名医学专家发文表示，由2020年初至今新冠病毒不断变异，至目前流行的Omicron，本港新冠病毒粗病死率已经大幅下降，若已注射三针疫苗，则出现重症和死亡机率微乎其微。该文指自去年年底起，确诊者粗病死率为0.59%，但若只聚焦第六波疫情（即由本年6月起计算），粗病死率下降至0.097%。新冠病毒已成风土病，再出现社区爆发的机会很微，应尽早放宽防疫政策。

疫下有十多万专业人士选择离港，其中会计界人才流失尤甚，香港总商会调查亦发现，有38%公司正计划离港，其中14%指不会再回流。过去一年香港的入境检疫措施比不少经济体（包括新加坡）严厉，削弱原有竞争力。例如疫情前，展览业每年为本港带来超过580亿元经济效益，重振展览业将有助各行业复苏，但疫下却先后有多个大型国际展览会被迫取消。

继世界龙舟锦标赛移师泰国以及渣打香港马拉松延至明年初举行，皇家加勒比国际邮轮公司亦决定今年2月才移至新加坡的「海洋光谱号」不会重返香港，此对香港的国际形象难免造成不良影响。为了重新擦亮香港品牌，11月初举办的「国际金融领袖投资高峰论坛」及「香港国际七人榄球赛」将被视为香港对外重新开放的重要指标，朝着商业开放、经济复苏的方向再迈出一步，以增加香港和国际间的联系与互动。

毋庸置疑，抗疫政策要基于科学数据，但亦要考虑经济效益及社会需要。经济不振，只会给国家带来负担，有负国家把香港规划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厚望。在整体社会复常路上，特区政府务须审时度势，从速为本港的疫后发展制定策略性蓝图。

谢国生博士
港大经管学院金融学首席讲师

何敏淙先生
港大经管学院经济金融学助教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二年九月二十八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近年美国民意两极化，许多社会重大问题如枪械管制、堕胎等难以化解。民众的分歧，本该以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在国会通过立法来解决，但这一原则常常无法奏效。少数派的拿手绝活是「拉布」，亦即通过长时间发言、讨论，阻止对某项法案投票以至法案的通过。从古罗马到当今各国议会，包括香港特区立法会的不同党派，都使用过这种手段。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则只有参议院可以拉布，这自然成为法案通过的重要关卡。

如果拉布受大多数议员反对，其实也可强制终止，叫做「剪布」。美国参议院有100名议员，根据《议事规则》，剪布的门槛是全数议员的60%（60人）。若要修改《参议院规则》，过程同样可以拉布，而这个剪布的门槛须达三分之二，即须至少67名议员支持。

拉布降低立法的效率，世界各国的政策法律因而常常跟不上瞬息万变的社会发展，甚至成为社会进步的绊脚石。面对如此政治顽疾，到底有何对策？65年前美国政治的一桩旧案，可以给人一些启发。

种族隔离与民权

美国南北战争之后，黑奴解放，但是种族歧视在南方仍然非常严重。虽然最高法院下令学校不得实行种族隔离，但受到南方各州政府和白人民众的强烈抵抗。最有名的例子就是阿肯色州州长禁止小石城的9名黑人高中生上学，总统艾森豪威尔不得不派遣第101空降师士兵予以护送。虽然当时全国支持种族隔离的人属少数，但因实行联邦制，强调尊重各州的自主权，联邦政府无法逼迫南方就范。多年前南北之间之所以兵戎相向，也是因为彼此的矛盾无法通过辩论或宪法和平解决。

艾森豪威尔意识到，必须釜底抽薪，给予黑人选举权。在1870年通过的宪法第15条修正案，保证所有公民的投票权不受种族限制，但是南方州份利用种种办法，阻挠黑人投票。除了暴力骚扰、职场刁难，州政府还为选民登记设置了很高的识字门槛和刁难性的考试，又以征收人头税为先决条件。人头税与入息税不同，不论收入高低都必须缴交，对绝大部分本已低收入的黑人来说，无疑百上加斤。所以到了1957年，虽然黑人在南方不少选区占人口多数，但在整个南方的选民登记率只有20%。有鉴于此，总统于1957年向国会提交法案，希望从联邦层面确保少数族裔的选举权。在国会辩论时，这个法案受到南方集团强烈抵制。在参议院100个席位中，虽然南方11个州只有22名参议员，但其影响力却远高于这一比例，几乎所有重要委员会的主席都是南方人，并且以拉布为终极武器。南方集团以区区22人之力，在南北战争结束后近一个世纪，成功阻挡历史进程。

詹森的高招

始料不及的是，解开这一死结的偏偏是个南方人──得克萨斯州参议员詹森（Lyndon B. Johnson）。身为参议院多数党（民主党）领袖，詹森有意问鼎总统宝座，如果《民权法案》在参议院遭遇拉布，不管结果如何，他在党内和民间的威信都会大受打击，而难望当选总统。詹森的天才，就在于找到折衷方案，通过两个关键的修正案，将法案初稿所赋予的联邦权力削减殆尽，从而成功说服南方集团不进行拉布，法案最终成功通过。

这个1957年的《民权法案》，当时许多人很不满意，但现在看来，它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作为美国自1875年以来通过的首个《民权法案》，纵使几乎毫无约束力，却打破了近百年的僵局，历史的大潮开始冲击国会里的保守势力。由于詹森在南方集团的重大影响力，被甘乃迪挑选为总统竞选的搭档，1960年成为副总统。1963年甘乃迪遇刺后，詹森顺理成章成为总统，任内推动通过1964、1965、1968年一系列民权法案，在美国史上深具里程碑的意义。

政治就是妥协，这句话老生常谈，实行起来却谈何容易！中美博弈、香港反修例事件、英国脱欧、美国政治日趋两极化、俄乌之战，我们所看到的，到处都是不肯妥协而且两败俱伤。詹森是美国政治史上难得一见的奇才，能够把各方的底线看得通透，在不可能中找到可能，在双方绝不让步的立场中找到哪怕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共同点，把看似无关的第三方、第四方拉进来，将利益交换的规模和精妙之处都发挥到极致。

詹森并不是道德君子、意识形态斗士，常被人比作狄更斯小说里的反面人物乌利亚．希普。为了取得所需票数，詹森对参议员同侪威逼、利诱、欺骗、谄媚、敲诈，无所不用其极。但他是美国历史上最有效率的立法者，在白宫短短5年，除了民权，还推动医疗保障、高等教育、改善贫困、社会福利等「伟大社会」（Great Society）的政策，如果不是因为越战而黯然离开政坛，相信可享更崇高的历史地位。

德政抑或权谋？

自南北战争结束后近百年期间，参议院一直不缺乏旗帜鲜明的自由派和雄辩的人权斗士，包括后来成为詹森的副总统的韩福瑞（Hubert Humphrey）。但这些人完全无法对付南方集团的拉布，在议会斗争中一事无成。看来，推动政治的既不是道德感召、理论雄辩，也不是民意或历史潮流，而是上不得枱面的妥协、利益交换，而这却恰恰是政治的最高境界。

美国的政治生态渐走极端，从上一次拜登对特朗普的大选可见一斑。一般选民支持某个候选人，并不是因为赞同其竞选政纲，而是因为痛恨另一个候选人。行政领导（例如总统）需要团结大多数人，而党派政治则常常诉诸分化：如果获得选民51%的支持，又何惧剩下的49%恨我入骨？反对者愈恨我，我的骨干就愈支持我。

美国的政治体制早在1950、1960年代，已经渐显僵化，许多政府政策即使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却往往受阻于参议院，这是少数人阻挠多数人的典型例子。詹森是参议院立法博弈的顶级高手，阴差阳错之下成为总统（如果甘乃迪不是遇刺身亡，詹森单凭一己之力当选总统的成功率不高），反倒能摸准国会的练门，推动一系列法案和政策，成就一番社会改革的伟大事业。其他总统如杜鲁门、甘乃迪，虽然也做过参议员，却没詹森在参议院纵横捭阖的本事，常常受挫于开国元勋所故意设计的三权之间的互相制约。

更重要的问题是，民主的本质到底是不是少数服从多数？美国的开国元勋们在设计宪法时，为什么设置了很多体制以保障少数？南方各州以多数白人压迫少数黑人，以全美国而论，又是以北方多数压迫南方少数，为什么前者不合理但后者就合理？

史上最长时间的拉布

上文提及1957年《民权法案》，还有一段有趣的小插曲。虽然南方集团同意不拉布，但南卡罗莱纳州参议员瑟蒙德（Strom Thurmond），偏要自行其是，滔滔不绝发言24小时零18分钟，成为史上最长的单人拉布，这一纪录到现在还未被打破。

按当时规则，如果发言者坐下或是离开会议室，他的发言就算结束。瑟蒙德在整个过程中曾简单地吃喝，但没去洗手间，据说是预先通过蒸汽浴让身体脱水，并穿戴上尿袋，以作应急之用。有人说瑟蒙德的24小时拉布「称得上是泌尿学上的奇迹」。

这次拉布受到南方集团的批评，而且也未能阻止法案通过，但瑟蒙德本人却因此在自己家乡南卡罗莱纳州大受欢迎，成功连任参议员达48年之久，直到2003年才以百岁高龄从参议院退休，成为美国历史上年龄最大的参议员。

周文博士
港大经管学院管理及商业策略副教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二年九月二十一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