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末，几位朋友谈起文坛现状，大叹香港连失健笔，人才凋零。去年年中倪匡仙逝，年底走了西西，今年年初刘绍铭过身；加上老病的、封笔的、归隐的、出走的，昔日风流，尽被雨打风吹去。笔者好文，听了心有戚戚。然而在大多数人眼里，文人毕竟只属少数，纵使文坛花果飘零，在社会上也仅能泛起一点涟漪。

香港正当一片抢人才的热潮，文化圈的损失看来无足轻重，至少不是当务之急。这种想法，似乎无可厚非，但其实不然。一个城市的文化底蕴和创造力，决定其气质风貌，对吸引人才可谓举足轻重。

投才所好 文化吸力

人力资本是经济学的核心概念。经济学家研究各种人力资本的载体，包括体力劳动者、技术工人、企业家、商人、职业经理人、科技工作者等等，唯独欠缺文化人和艺术家。这主要是因为这个群体的投入产出方式难以衡量，无从客观厘定，并非他们对经济活动不重要。武侠小说一代宗师金庸以及粤语流行曲教父黄霑，为香港所创造的经济价值并不亚于商业大亨或者金融巨擘。更重要的是，文艺领域的奇才足以影响其他领域的人才对一个城市的偏好。

每年年初是本地大学经济院系向全球广发英雄帖，大举招聘教授的季节。来香港的应聘者，往往也是新加坡几所大学的重点关注对象。狮城和本港的科研实力旗鼓相当，大学老师薪酬接近，在城市环境和生活质量上差别不大。决定胜负的，离不开与文化相关的软环境。领略了香港的美食美景之后，应聘者难免会问，最近有哪些音乐名家前来演出，哪位本地作家的新著作面世，发生了什么风雅的奇闻逸事？

一个城市的文化氛围，不仅对大学招聘至关重要，对抢夺其他领域的人才也不容忽视。多伦多大学的佛罗里达（Richard Florida）教授曾经写过一本颇有影响力的书，名为《创意阶层的兴起》（The Rise of the Creative Class）。他认为，以高科技和文艺工作者为中心的创意阶层，是现代城市活力的源泉，也是经济增长的引擎。然而，这个阶层恰恰是飞来飞去的人群，正是「拣尽寒枝不肯栖」。要让这些人栖居下来，一个城市必须富有创造性的精神特质（creative ethos），而这些人的积极参与，则又进一步巩固城市的创意文化。当创意阶层在社会上占一定比例，这个城市就会脱胎换骨，一飞冲天。

创意文化 追本溯源

佛罗里达教授的想法跟所谓的快乐学习法一样，自然极为诱人，也切中不少经济高速增长城市的文化愿景。近年来，内地主要城市的政府纷纷提出发展文化产业、兴建创意园的纲领。特区政府在这方面算是先行一步，从2000年开始，就陆续推出创意智优计划和文化发展基金等计划，锐意把香港打造成亚洲的创意之都。时至2020年，创意产业的增加值约占香港本地生产总值的2.3%。尽管这个比例不尽如人意，特区政府不减对创意产业的支持，但不得不审视的问题是，香港发展创意经济的根基在哪里？

由于高度的商业化和文化的独特性，香港在许多内地人眼里一直是文化的荒郊野岭；就算有文化，也仅仅限于金庸、古龙、倪匡，以及众多娱乐明星创造的通俗文化。 20年前，笔者第一次来港，就是戴着这样的有色眼镜。在出差的最后一天，正准备到时代广场买一支数码录音笔，刚好路过铜锣湾的商务印书馆，抱着开卷有益的心理进去闲逛。不料这一驻足竟让笔者对香港文化界大为改观。

记得当时在书店连站六七个小时，翻阅一本又一本张五常、林行止的大作，最后又意犹未尽地看了半本董桥，外加半本跟香港渊源颇深的陈之藩。离港之时，录音笔没买成，港产墨客骚人大大小小的著作倒是买了一堆。回到内地与文友特别举行了一次阅读会，大伙从此不再宣称香港为文化荒漠。

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每次来港，笔者总能惊喜地发现本地文化的耀眼之处，从文学到音乐影视，以至视觉艺术，都颇有独到之处。难能可贵的是，香港文艺的创造力并非来自庙堂，而更多的是源于民间，为行走江湖之中的奇才所创。这样的文化产品，根基更深，原创性更强，影响力也更广。

另辟蹊径 广纳人才

香港在文化方面的创造力，固然得益于百年来的中西交汇，更归功于社会自由开放之风。过去数十年，香港一直是两岸三地文化人的聚散地，南来北往中，碰撞出林林总总的新想法和新思维。

近几年中西摩擦增多，交流减少，加上粤语文化萎缩，本港人才流失，文化的原创力也就减弱了许多。这也许是创意行业未能蓬勃发展的一个原因。事实上，业界所急需的不是政府的资金扶持，而是新的文化创造者。

为了应对各地抢人才的竞争，特区政府去年底推出「高端人才通行证（高才通）计划」。尽管近日出现了有案底科技人员一度轻易获批、内地人借此来港生育等争论，政府招贤纳士的决心和举措还是可圈可点。是项计划的标准一看学历，二看金钱，未免过于狭隘，有人甚至质疑，特区政府到底是爱才还是爱财。在笔者看来，「高才通」的标准适用于科技和财经人才，却难以适用于其他范畴的人才，尤其是文化人才。

特区政府不妨另辟蹊径，开通引进文化人才的特殊通道。当然，这是短期的权宜之计；长远而言，理应努力营造自由多元、兼容并蓄的文化氛围，以便培育本港和吸引外地的文化奇才。

吴延晖博士
港大經管学院经济学、管理及商业策略副教授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三年三月八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俄乌战争已持续一整年。战争开始时，很多人预期俄罗斯可以在短期内达到其军事目的，但这却是高估了俄军的战斗力和低估了乌军的士气。目前看来，双方都没有致胜的把握，亦无认真和谈的意愿，难以预测战事还要维持多久。另一方面，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出兵乌克兰的即时反应，是实施多种严苛的经济和金融制裁。当时预期这些制裁会严重打击俄罗斯经济，使其一蹶不振。俄罗斯经济虽然受到相当大的破坏，但没有预期般崩溃。国际货币基金在2022年4月的《世界经济展望》中预期俄罗斯GDP会在去年下跌8.5%，但在今年1月同样的报告中则估计只会减少2.2%。

经济金融制裁的效用备受争议，亦视乎情况而定。有研究审视过往的案例【注1、注2】，概括出成功制裁的一些因素。

伤敌一千自损八百

首先是制裁必须快速果断，使对方难以回避；与这一点有关的是，制裁须在短时间内达致效果，不给予对方寻找解决办法的机会。时间愈长，回旋愈多，制裁的效果自然打了折扣。其二是目标要简单，如不应期望制裁可以迫使对方作重大的政治或制度改革。第三是制裁与被制裁两者要有一定的经济联系，不然制裁措施无处着力。若双方没有什么贸易往来，自然谈不上限制对方的进出口。但反过来说，若双方经贸往来频繁，制裁对方同时会损人害己。

一个经济制裁比较有效的例子是，2012年美国和欧盟及其他国家大力制裁伊朗，迫使其放弃发展核武器的计划。具体的措施包括限制伊朗出口石油、冻结其海外资产、禁止企业与伊朗的商贸往来等等。伊朗随后因庞大的经济压力，于2015年同意签订协议，拆除有关核设施，并开放予国际机构检视，以换取制裁的纾缓。若以是否达到美国的目的来衡量，这次对伊朗的制裁是成功的。

这个例子也突显了有效制裁的两个因素：第一是美国需要与盟友合作才能把握胜算。参与对伊朗制裁的，除了美国和欧盟之外，还有加拿大、澳洲、挪威、瑞士、日本及南韩等，同时亦牵涉到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可以说是对伊朗的「大包围」。

然而，特朗普在2018年总统任内，以有关协议未能严谨约束伊朗发展新型武器为理由而单方面退出，并对伊朗重施金融及石油制裁。这使欧盟及其他国家处于尴尬境地，她们仍留在协议中，其国内企业理应可继续和伊朗商业往来，但这会否触犯美国的长臂管辖，是个重要的考虑。法国的阿尔斯通公司（Alstom，《美国陷阱》一书的内容）和中国的华为（孟晚舟事件）都是前车之鉴。美国单方面退出协议后，伊朗也无视协议的约束而继续其核计划，美伊关系遂再次恶化。

第二是美国若要成功制裁，便须透过机制将制裁带来的经济压力，转化为接受美国条件的政治决定。在伊朗这个例子中，伊朗人民面对制裁导致的数年经济负增长，选出了在竞选时表示愿意与美国谈判的鲁哈尼（Rouhani）为总统，才有日后的协议。不过，由于经济制裁会伤敌一千但自损八百，受制裁者固然会因过度损伤而屈服，但实施制裁的，也或会因自己的损伤而放弃制裁。

自从美欧对俄罗斯实施制裁，欧洲经济便首当其冲，一年下来，欧洲各地民众的生活每况愈下，纷纷上街示威和罢工。由于欧洲经济在短期内难有转机，当地民众的不满情绪难以排解，或者会影响之后对俄罗斯的制裁。

美元主导跨境支付

制裁是强控其他国家、企业或个人的资源运用，以及限制其经济活动，并非新鲜事物。然而，频密地以制裁其他国家来达到个别国家的经济和外交目的，则是最近几十年的事情，而美国是最活跃和最有准备的制裁者。

经济金融制裁已经成为美国惯用的外交武器，在利诱胁迫和军事行动之间的一个惯性选择。若将制裁分为金融和非金融的话，随着金融全球化的演变，涉及金融制裁的案例占所有制裁约60%。美国是使用金融制裁最多的国家，主要原因是她掌握了最有效的工具，就是美元霸权和全球的主要金融渠道，如跨境支付的讯息系统SWIFT（The Society for Worldwide Interbank Financial Telecommunication）。

美元在全球金融的支配地位众所皆知。按国际清算银行的数字【注3】，即使美国贸易只占全球贸易的10%，却有50%全球贸易以美元定价。在外汇市场的交易中，有90%涉及美元。此外，美元在全球央行的外汇储备中占60%，在跨境贷款中占50%。如此种种，要避开美元不受美国制裁殊不容易。

跨境支付需要位于不同国家的付款人和收款人各自银行都得到清晰准确和可确认的支付指示才可进行。

在上世纪中期，有关讯息主要通过电传系统（Telex）发布。但由于电传的内容没有规格，每宗交易往往需要多次讯息交换来核证准确性和合法性，成本甚高。到七十年代各国相继开放资本账，增加了国际资金往来，SWIFT遂在1973年应运而生。SWIFT既非银行亦非结算系统，它主要是传递支付讯息的机构，并发展标准化的语法规则（syntax）以降低交易成本。至去年11月，每天平均处理4480万个讯息，是全球支付的主要环节。

SWIFT在比利时成立，原则上按比利时和欧盟法律办事。上文提到美国在2012年制裁伊朗，当时美国立法授权美国总统制裁任何帮助伊朗银行传递金融讯息的机构或个人，包括SWIFT。随后欧盟也有类似法例，所以SWIFT便将有关伊朗银行在系统中除名。

然而，2018年美国退出和伊朗的核协议后恢复对伊朗的制裁，即使欧盟仍在协议中，SWIFT也附和美国对伊朗的制裁。因为若SWIFT也受到美国制裁，将会对全球经济造成重大影响。这个理由有些似是而非，按这个逻辑，美国可以随时迫使SWIFT对付自己的竞争对手或敌人。

替代机制应运而生

俄乌战争后西方制裁俄罗斯的项目甚多，在金融领域上包括禁止俄罗斯银行使用SWIFT、禁止本国银行与俄罗斯作商业活动及冻结俄罗斯央行在海外的资产等，每招都有大杀伤力。可是，在其他国家眼里，制裁措施愈严苛，愈要找出对策，避免将来可能被制裁时的困境。美国运用金融制裁的力度愈大，替代机制的产生愈快，到头来削弱了金融制裁这件武器的威力。

事实上，在跨境支付方面，已出现好几个新系统，包括俄罗斯的System for Transfer of Financial Messages（SPFS）和中国的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ross-Border Interbank Payments System，CIPS）。虽然这些系统已在运作中，但是规模还不能与有50年历史的SWIFT相比。

至于美元霸权，亦逐渐受到各方面的挑战，如一些石油和大宗商品以非美元交易、金砖国家提出以商品为本位的储备货币单位、各国央行电子货币的研发和试用、阿根廷和巴西推出共同货币促进贸易的想法等等，即使在短期内未能成事或考虑仍有不周，在在都反映出全球要淡化美元霸权的思考。

已故麻省理工学院著名经济学教授鲁迪·多恩布什（Rudiger Dornbusch）有一句名言：「在经济领域中，事情比人们所想的较迟发生，但发生时的步伐比人们所想的更快。」

注1：Hufbauer, G., Schott, J. and Oegg, B. (2009) Economic Sanctions Reconsidered, 3rd edn. Washington, DC: Peter G.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注2：Demarais, A. (2022) Backfire: How Sanctions Reshape the World Against U.S. Interest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注3：https://www.bis.org/publ/qtrpdf/r_qt2212f.htm

陆炎辉博士
港大經管學院榮譽副教授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三年三月一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俄乌战争已持续一整年。战争开始时，很多人预期俄罗斯可以在短期内达到其军事目的，但这却是高估了俄军的战斗力和低估了乌军的士气。目前看来，双方都没有致胜的把握，亦无认真和谈的意愿，难以预测战事还要维持多久。另一方面，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出兵乌克兰的即时反应，是实施多种严苛的经济和金融制裁。当时预期这些制裁会严重打击俄罗斯经济，使其一蹶不振。俄罗斯经济虽然受到相当大的破坏，但没有预期般崩溃。国际货币基金在2022年4月的《世界经济展望》中预期俄罗斯GDP会在去年下跌8.5%，但在今年1月同样的报告中则估计只会减少2.2%。

经济金融制裁的效用备受争议，亦视乎情况而定。有研究审视过往的案例【注1、注2】，概括出成功制裁的一些因素。

伤敌一千自损八百

首先是制裁必须快速果断，使对方难以回避；与这一点有关的是，制裁须在短时间内达致效果，不给予对方寻找解决办法的机会。时间愈长，回旋愈多，制裁的效果自然打了折扣。其二是目标要简单，如不应期望制裁可以迫使对方作重大的政治或制度改革。第三是制裁与被制裁两者要有一定的经济联系，不然制裁措施无处着力。若双方没有什么贸易往来，自然谈不上限制对方的进出口。但反过来说，若双方经贸往来频繁，制裁对方同时会损人害己。

一个经济制裁比较有效的例子是，2012年美国和欧盟及其他国家大力制裁伊朗，迫使其放弃发展核武器的计划。具体的措施包括限制伊朗出口石油、冻结其海外资产、禁止企业与伊朗的商贸往来等等。伊朗随后因庞大的经济压力，于2015年同意签订协议，拆除有关核设施，并开放予国际机构检视，以换取制裁的纾缓。若以是否达到美国的目的来衡量，这次对伊朗的制裁是成功的。

这个例子也突显了有效制裁的两个因素：第一是美国需要与盟友合作才能把握胜算。参与对伊朗制裁的，除了美国和欧盟之外，还有加拿大、澳洲、挪威、瑞士、日本及南韩等，同时亦牵涉到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可以说是对伊朗的「大包围」。

然而，特朗普在2018年总统任内，以有关协议未能严谨约束伊朗发展新型武器为理由而单方面退出，并对伊朗重施金融及石油制裁。这使欧盟及其他国家处于尴尬境地，她们仍留在协议中，其国内企业理应可继续和伊朗商业往来，但这会否触犯美国的长臂管辖，是个重要的考虑。法国的阿尔斯通公司（Alstom，《美国陷阱》一书的内容）和中国的华为（孟晚舟事件）都是前车之鉴。美国单方面退出协议后，伊朗也无视协议的约束而继续其核计划，美伊关系遂再次恶化。

第二是美国若要成功制裁，便须透过机制将制裁带来的经济压力，转化为接受美国条件的政治决定。在伊朗这个例子中，伊朗人民面对制裁导致的数年经济负增长，选出了在竞选时表示愿意与美国谈判的鲁哈尼（Rouhani）为总统，才有日后的协议。不过，由于经济制裁会伤敌一千但自损八百，受制裁者固然会因过度损伤而屈服，但实施制裁的，也或会因自己的损伤而放弃制裁。

自从美欧对俄罗斯实施制裁，欧洲经济便首当其冲，一年下来，欧洲各地民众的生活每况愈下，纷纷上街示威和罢工。由于欧洲经济在短期内难有转机，当地民众的不满情绪难以排解，或者会影响之后对俄罗斯的制裁。

美元主导跨境支付

制裁是强控其他国家、企业或个人的资源运用，以及限制其经济活动，并非新鲜事物。然而，频密地以制裁其他国家来达到个别国家的经济和外交目的，则是最近几十年的事情，而美国是最活跃和最有准备的制裁者。

经济金融制裁已经成为美国惯用的外交武器，在利诱胁迫和军事行动之间的一个惯性选择。若将制裁分为金融和非金融的话，随着金融全球化的演变，涉及金融制裁的案例占所有制裁约60%。美国是使用金融制裁最多的国家，主要原因是她掌握了最有效的工具，就是美元霸权和全球的主要金融渠道，如跨境支付的讯息系统SWIFT（The Society for Worldwide Interbank Financial Telecommunication）。

美元在全球金融的支配地位众所皆知。按国际清算银行的数字【注3】，即使美国贸易只占全球贸易的10%，却有50%全球贸易以美元定价。在外汇市场的交易中，有90%涉及美元。此外，美元在全球央行的外汇储备中占60%，在跨境贷款中占50%。如此种种，要避开美元不受美国制裁殊不容易。

跨境支付需要位于不同国家的付款人和收款人各自银行都得到清晰准确和可确认的支付指示才可进行。

在上世纪中期，有关讯息主要通过电传系统（Telex）发布。但由于电传的内容没有规格，每宗交易往往需要多次讯息交换来核证准确性和合法性，成本甚高。到七十年代各国相继开放资本账，增加了国际资金往来，SWIFT遂在1973年应运而生。SWIFT既非银行亦非结算系统，它主要是传递支付讯息的机构，并发展标准化的语法规则（syntax）以降低交易成本。至去年11月，每天平均处理4480万个讯息，是全球支付的主要环节。

SWIFT在比利时成立，原则上按比利时和欧盟法律办事。上文提到美国在2012年制裁伊朗，当时美国立法授权美国总统制裁任何帮助伊朗银行传递金融讯息的机构或个人，包括SWIFT。随后欧盟也有类似法例，所以SWIFT便将有关伊朗银行在系统中除名。

然而，2018年美国退出和伊朗的核协议后恢复对伊朗的制裁，即使欧盟仍在协议中，SWIFT也附和美国对伊朗的制裁。因为若SWIFT也受到美国制裁，将会对全球经济造成重大影响。这个理由有些似是而非，按这个逻辑，美国可以随时迫使SWIFT对付自己的竞争对手或敌人。

替代机制应运而生

俄乌战争后西方制裁俄罗斯的项目甚多，在金融领域上包括禁止俄罗斯银行使用SWIFT、禁止本国银行与俄罗斯作商业活动及冻结俄罗斯央行在海外的资产等，每招都有大杀伤力。可是，在其他国家眼里，制裁措施愈严苛，愈要找出对策，避免将来可能被制裁时的困境。美国运用金融制裁的力度愈大，替代机制的产生愈快，到头来削弱了金融制裁这件武器的威力。

事实上，在跨境支付方面，已出现好几个新系统，包括俄罗斯的System for Transfer of Financial Messages（SPFS）和中国的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ross-Border Interbank Payments System，CIPS）。虽然这些系统已在运作中，但是规模还不能与有50年历史的SWIFT相比。

至于美元霸权，亦逐渐受到各方面的挑战，如一些石油和大宗商品以非美元交易、金砖国家提出以商品为本位的储备货币单位、各国央行电子货币的研发和试用、阿根廷和巴西推出共同货币促进贸易的想法等等，即使在短期内未能成事或考虑仍有不周，在在都反映出全球要淡化美元霸权的思考。

已故麻省理工学院著名经济学教授鲁迪·多恩布什（Rudiger Dornbusch）有一句名言：「在经济领域中，事情比人们所想的较迟发生，但发生时的步伐比人们所想的更快。」

注1：Hufbauer, G., Schott, J. and Oegg, B. (2009) Economic Sanctions Reconsidered, 3rd edn. Washington, DC: Peter G.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注2：Demarais, A. (2022) Backfire: How Sanctions Reshape the World Against U.S. Interest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注3：https://www.bis.org/publ/qtrpdf/r_qt2212f.htm

陆炎辉博士
港大經管學院榮譽副教授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三年三月一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典型的加密货币骗局通常涉及网上情缘，称为「杀猪盘」。这个内地网络流行用语指骗徒利用社交平台寻找行骗对象（「猪」），然后与之建立网上关系（「养猪」），起初以少许回报作为甜头，最终从受害人身上骗得巨额钱财（「杀猪」）后，就逃之夭夭。

网骗猖獗不止

香港警方于2022年首10个月接获1309宗网恋骗案【表】，较2021年同期下跌4.6个百分点，但受害人损失款项的总额却增加近1亿元至5.78亿元，升幅高达20个百分点。当中有近一半，即638宗同时涉及传统的投资骗案，金额较2021年同期高出两成，女性受骗比例由95%跌至80%，男性受害人比例则升。

类似情况亦出现在传统网上投资骗案，2022年首10个月共录得1503宗，较2021年同期飙升90%，亦是近4年最多；涉及款项高达7.7亿元，较去年同期激增105个百分点，其中个案涉款最高达2000万元，较情缘骗案多500万元。

根据警方分析，骗徒犯案手法有所改变，现时有一半骗徒会假扮专业投资者，尤其是虚拟资产与加密货币的投资专家，与素未谋面的受害人在网上建立情侣关系，再以「低风险、高回报」的机会，诱使对方进入假冒的投资平台汇款，最终堕入骗局。骗案多属集团式经营，透过冒充虚拟货币交易平台，进行网上情缘、投资、求职等多范畴诈骗，部分成员身处海外，在短期内将骗款汇走，增加警方调查难度。

警方在2023年2月首10天已侦破74宗骗案，涉款1.04亿元。其中一宗网络爱情兼投资骗案，损失高达2700万元。女事主去年在社交平台认识骗徒并发展成为情侣，骗徒推荐「高回报投资机会」，协助她在虚假投资平台开设户口，要求事主存款到不同收款户口，讹称作投资用，而平台的客服人员会以交税、收取手续费等借口，哄骗事主必须先缴额外费用，才可取回本金。

虚拟罪行温床

有别于传统网络诈骗中涉及受到反洗黑钱相关法例严格监管的交易，加密货币及其托管平台及交易所的法规尚未健全，而世界各地执法机构的应对经验有待加强，以致骗徒得以乘虚而入。

虚拟货币和加密货币都并非由中央银行或政府机构发行的电子货币。常见的加密货币包括比特币、以太坊（ETH）、泰达币（USDT）、币安币（BNB）、艾达币（ADA）等。

初创公司往往利用加密货币来赚取较丰厚的利润。虚拟货币则透过区块链技术、复杂的密码学原理来控制交易，相关资料分散储存于不同云端，因此有去中心化的特色。然而，正因为其繁杂性，加密货币市场难以监管，一般投资者对虚拟货币所知有限，歹徒因而有机可乘。

骗术花样百出

首次代币发行（Initial Coin Offering，简称ICO）：类似股市的新股认购，是一种用于融资和推出新加密货币的众筹方式。

透过发行虚拟货币来集资，可减少监管审核，简化集资流程；但不少投资者为求「搵快钱」，忽略其中风险而受骗。

ICO目前仍不受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及各国金融机构监管，受骗者不易追讨损失。况且一般人都可以发起ICO，投资者就更无保障。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的资料显示，从2020年10月到2021年3月，加密货币骗案受害人数为约7000人，损失金额超过8000万美元，比2019年同期的数字大幅增加。

加密货币诈骗手法层出不穷，维卡币（OneCoin）创始人伊格纳托娃（Ruja Ignatova）就以庞氏骗局伎俩得手而见称。当局发现原来维卡币并没有具备相关的区块链技术，资料库内容可轻易修改；在全球吸金40多亿美元后，这个自称「加密币女王」（Cryptoqueen）的主谋于2017年年底开始销声匿迹，2022年被美国联邦调查局列入全球十大通缉犯。

场外交易（over the counter）：指买家与卖家私底下的交易。投资者可能因为贪小便宜而与对方进行场外交易，骗徒诱使买方到指定地点进行现金交易，其实抢劫其钱财。由于任何人都可以透过电脑直接与他人交易，买卖过程若使用虚拟货币兑换法定货币，也就缺乏监管。

拨开虚拟迷雾

虚假网站：不法之徒甚至会伪造一个与知名投资公司同名的应用程式，哄骗受害人以渐进式手法买入加密货币，假称获利后即诱使他们转移加密货币到其钱包，以小利让对方泥足深陷。当受害人要求从账户中提取利润，则被要求投入更多资金，才可把账户「解冻」。

加密货币属新兴虚拟商品，部分投资者或对其前景有所憧憬，但却不太了解箇中性质、风险、运作及交易方法，加上其匿名性质，难以追踪资金。

骗徒借加密货币进行勒索、诈骗、网恋骗案、虚假投资等犯罪行径，更有利于其隐藏身份和洗黑钱。

加密货币在香港被视作虚拟商品，欠缺实物或发行人支持，有关投资既不受法律保障，投资者所持有的加密货币更有被黑客盗取之虞。由于大部分加密货币平台办事处设于外地，因此不受本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监管。若加密货币平台破产、停止运作或被黑客入侵，投资者亦不受投资者赔偿基金所提供的50万元保障。即使投资者把加密货币存于加密货币钱包，仍然可能面对技术故障等风险而蒙受损失。一旦遗失私人密码，就更无法证明其对有关加密货币的拥有权，而永远无从追讨一切损失。

一言以蔽之，投资者应只使用可靠、具规模的加密货币交易平台和加密货币钱包。切勿经非官方App Store的方式，如使用来历不明的链结下载任何加密货币交易平台，以防有诈；投资者亦应避免投资于资料不详或发行公司形迹可疑的加密货币。加密货币的估值透明度偏低，导致投资不熟悉的加密货币风险极高。俗谚有云：「便宜莫贪。」在虚拟世界投资是一门新学问，万不能掉以轻心。

谢国生博士
港大经管学院金融学首席讲师

何敏淙先生
香港大学附属学院讲师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三年二月二十二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中小企业往往是一个经济体的基石。以香港为例，中小企绝大部分是10人以下的微型企业，但占全港企业总数的98%，提供46%的就业职位。而在内地，接近八成的劳动人口在中小企工作。虽然其盈利率及对国内生产总值贡献未如大企业，但对稳定经济、创造就业以至创新都十分重要。如去年本港的第五波疫情期间，大量中小企业倒闭，不但导致香港多个核心商业区的商铺空置率居高不下，更令失业率大幅攀升至劳动人口的一成。

但要扶持中小企发展谈何容易。在扩充业务的过程中它们常遇上诸多挑战，盈利率及风险承受力偏低，特别在经济环境不景气时。由于规模小，中小企的谈判筹码一般不多，资金及人力资源有限，要与全球供应链不同环节的参与者建立连结，可谓困难重重。

雪上加霜的是，金融机构也因对中小企施加了额外的限制，导致企业的融资门槛大幅升高。愈趋严格的循规程序要求，包括近年来应用广泛的KYC（Know-Your-Client，认识你的客户）及AML（Anti-Money Laundering，打击洗钱）要求，令中小企难以独自负担。亚洲开发银行的数据显示，中小企的贸易融资申请有大约45%会遭到传统金融机构的拒绝，而大企业的拒绝率则只有17%。资金短缺导致中小企的发展困难，大部分只能停留在当地以保证资金充足，难以真正融入全球市场。

数码化成助力中小企成长关键

数码化对于企业发展（尤其是中小企）的重要性早已成为共识。充足和及时的数据分析可帮助企业调整生产模式，对于资本及人力资源有限的中小企而言，数码化理应是精准提高生产力的良方。可惜，由于科技发展愈趋复杂及精细，很多中小企难以跟上，与大企业的差距亦因而扩大。

因此，各地政府开始讨论如何推动贸易数码化。在一个高度数码化的贸易环境中，每一个环节的每一个行动，其讯息的传输都是通过实时、自动化的数据传输完成，毋须依赖纸张文件的传递。在此过程中收集的数据可用于供应链的追溯、分析及调查，进一步提升效率。这些交易数据可成为评估企业稳健性的重要标准，金融机构可以凭借充足的数据来评估企业的信誉度及安全性，减少企业自身的调查负担，大幅降低融资成本。

若这些数据可以保持透明公开，传统金融机构以外的其他贷款人也可利用这些数据来评估风险。国际商会（International Chamber of Commerce，ICC）的一项调查显示，数码化可以令贸易融资的成本降低35%。低廉的成本可让中小企贷款人便捷地参与融资，增加其贷款机会和资金来源。

政府及公营部门应当积极反应

贸易数码化将会为环球贸易带来一次重要变革，其所需技术其实早已发展成熟，被很多大型企业应用多时。例如包括苹果在内的很多大型企业近年来选择采用的及时化生产策略（Just-In-Time，JIT），在大幅降低成本的同时，对数据的实时性和准确性有很高的要求。 JIT之所以成为可能，正是由于物联网的发展和广泛应用。直至2021年底，全球已有超过百亿的设备接入物联网，亚马逊等公司早在几年前已经开始提供中小企业亦适用的物联网建设服务。另一例子是因加密货币而受广泛关注的区块链技术。区块链的透明度及安全性降低了供应链溯源的难度，在追溯产品碳排放或供应商讯息很有帮助。

技术不成问题，目前中小企最缺乏的是推行有针对性的产业政策，以提升全球供应链内的连结性与互用性。这些发展不但能为中小企业打开参与全球贸易的空间，亦能为整体社会带来可观的经济收益。

阻碍数码化进程的因素有很多方面，而其中一个因素是政府及公营机构对数码化的态度相对保守。如何推动公营部门积极转型数码化，并为贸易数码化做好准备，已经成为很多国际组织及各国政府的核心议题。包括G7、G20及亚太经合组织在内等多个组织，都在尝试推动各自组织成员国的数码化转型。其中比较知名的例子有由联合国发起，旨在敦促各国承认电子交易纪录的《电子可转让示范纪录法》（Model Law on Electronic Transferable Records，MLETR），以及针对亚太地区的《亚洲及太平洋跨境无纸贸易便利化框架协定》（Framework Agreementon Facilitation of Cross-border Paperless Trade in Asia and the Pacific）。截至2022年9月，有7个国家已批准采用MLTER，另有多个国家已在积极试验并承诺会尽快完成批准手续。

建立数码ID制度 提高通用性

数码化的另一个主要障碍是缺少在整个贸易融资领域通用的标准及规范。虽然在供应链的不同环节有某些文档及标准可以通用，但不同的国家，甚至同一国家的不同行业，经常会设置不同的要求，且互相不承认对方的标准。这一点对于业务跨越多个国家的企业而言是很大的负担，对于无力负担这种成本的中小企，就只能选择停留在本地市场，或在极有限的选择当中挑选标准要求相同的市场。因此，即使数码化所需技术已经成熟，数据传输亦不成问题，目前仅有约1%的跨国贸易是以高度数码化的方式进行。

金融领域内的数码化进行相对较快。调查显示，有超过60%的跨国银行及30%的本地银行称他们已经将供应链至少部分数码化。尤其是2020年疫情的突然发生，更令很多银行下定决心大幅加快数码化。而随着金融机构的数码化程度愈高，不同系统之间的标准差异所造成的障碍就愈多。企业在多个系统内同时运作会面对很多障碍，逐渐产生了一个个数据互不流通的所谓「数据孤岛」（Data Silos）。

要解决统一标准和认证的问题，其中一个被广泛认同的提案是建立通用的数码ID制度。早在2021年6月，欧盟委员会已经提出建立针对个人及企业的数码ID框架。数码ID建立的目的在于加强不同贸易个体之间的连结。每一个中小企都会拥有专属的数码ID，数码ID内储存有该企业的资格认可、金融信誉等级及其他相关的讯息。贷款人或投资者通过查询企业的数码ID，可以快速了解该企业的重要讯息。透明的讯息会大幅降低贷款过程所需的时间及调查成本，从而令中小企业有更多机会获得资金支持。

若数码ID得到广泛的应用，贷款将会变得更自由。来自不同行业、地区甚至外国的资本都可以透过数码ID评估风险，进而选择是否进行贷款。多样化的资金来源及较低的门槛会成为中小企摆脱规模局限的关键。而要达至此效果，首先需要政府部门及监管机构重新审视当前的监管条例，为更多不同类型的贷款者提供一个既安全又便捷的参与渠道。

推进数码化 应对未来挑战

在数码时代，数据如同新的流通货币，而数据的流通和应用则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据估计，仅G7国家，贸易数码化在2019 年至2026年间可以通过降低贸易成本而带来9万亿美元的额外收入。数码化更可以解决新兴国家普遍存在的缺少认证纪录、数据不齐全等痛点，缩小目前高达1.7万亿美元的贸易融资缺口。在未来的数十年内，数码化会成为全球社会面对各种挑战的主要解决手段。在解决包括贫困、收入不平等、气候变化等种种问题上，数码化的潜力不可小觑。基于目前技术及国际已有的通用标准，贸易高度数码化的要求并不算太高，多数国家可以在数年至十数年时间内完成转型。

在此阶段，香港也应该把握机会，尽快推进政府及公私营机构的数码化，在应对新局面中抢得先机。香港可以参照上述提到的MLETR等国际标准的指引，由推行无纸化贸易开始，令电子纪录与纸张文档拥有同样的法律效力，节省中小企业在行政手续上的成本及时间。作为世界级的贸易中心，若香港能率先实现贸易无纸化，定能令亚洲乃至全球企业受益。

当大企业通过自身的贸易网络达成数据流通，中小企却受到规模、监管、准入条件等种种限制。鉴于中小企在促进平等及提高收入方面扮演重要角色，助力中小企进行数码化理应成为经济政策中的优先事项。

邓希炜教授
亚洲环球研究所总监、冯国经冯国纶基金经济学教授

龙淑仪小姐
亚洲环球研究所研究员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三年二月十五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香港特首李家超在其首份《施政报告》中设定目标，在2025年年底前，要吸引不少于200个家族办公室在香港开设营业部或扩大业务。

家族办公室的发展对香港经济有重大益处。首先，私人财富管理的高端性质有助提高资产管理规模（Assets under management, AUM），亦是企业家和商业项目投资资金的重要来源。其次，发展家族办公室可以拓展专业化的金融与非金融服务，包括投资管理、财务规划、遗产和税务规划、慈善投资、礼宾服务等。无论是相应业务的内包还是外包，均创造高增值的工作岗位。

在过去3年，受内地的抗疫政策和旅游限制影响，香港私人财富管理（PWM）行业明显波动。然而，与此同时，其他亚洲金融中心如新加坡，在发展家族办公室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为香港的私人财富管理行业带来了竞争压力。本文将探讨香港可以采取哪些策略和行动来促进PWM行业的发展，以及与内地全面通关后PWM行业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面临的挑战与应对策略

据香港电台报道【注1】，香港一家族办公室的董事总经理Juen Lee表示：「2022年第一季度，其新加坡办公室的每日交易额为8.9亿美元，香港为165亿美元。且香港上市公司的总市值是新加坡的8倍。」

香港作为全球第三大上市集资地，理应具备成为亚洲财富管理中心的天然优势，并拥有蓬勃发展的家族办公室行业。

然而，新加坡在过去两三年间在发展家族办公室方面取得的亮丽成绩。新加坡的家族办公室数量从2020年的400家增加到2021年的700家。据南华早报报道，律师事务所私人财富和家族办公室业务联席主管Loh Kia Meng预计，新加坡在去年年底前本应有1500个家族办公室成立。该报道还指出中国超级富豪花80万美元买一瓶威士忌、花6.1万美元买雪茄和每年花67万美元成为Sentosa高尔夫俱乐部会员的轶事。在去年9月，新加坡更取代香港成为世界第三大金融中心。

尽管新加坡和香港在吸引富豪资本方面存在竞争，但在笔者看来，这行业的发展空间足以容纳香港和新加坡。在亚洲，约36%的家族办公室的资产管理规模超过10亿美元，而85%的亚洲亿万富翁仍在领导其家族企业，这意味着亚洲仍处于代际财富转移的风口【注2】。据市场估计，今年上半年香港拥有1.5万位超过3000万美元净资产的人士（超高净值人士，UHNWIs）。

根据政府提交立法机关的文件，香港是世界上拥有最多超高净值人士的城市。一家总部位于香港，并在新加坡和中国内地设分公司的家族办公室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关志敏在接受CityWire Asia【注2】访问时指出，美国大约有40%的银行资产管理规模由专业资产管理公司或家族办公室管理。在欧洲，这一比例接近30%，但在亚洲仅为5%。这意味着香港家族办公室行业具有非常大的成长空间。

港府支持下的行业生态

笔者认为，在试图改变超高净值人士选择新加坡家族办公室的想法的同时，也应该想办法吸引仍在犹豫选择香港或内地的富豪来港。短期内后者可能更有效，这是因为决心选择移居新加坡的人可能已经权衡了诸多因素，而香港政策的调整不一定能改变其想法。反之，当我们成功吸引本来计划留在内地的超高净值家庭定居香港后，将更容易吸引那些考虑移居新加坡的人。

为促进家族办公室业务在香港的发展，香港特区政府在2022年的《施政报告》中，公布了针对香港单一家族办公室（SFO）所管理的家族投资控权工具（FIHV）的税务宽减税收优惠制度立法草案（即FIHV税制）。自2022/23课税年度（YOA）起，在满足相关条件的情况下，FIHV税制将为超高净值个人及其家庭成员从FIHV相关交易中取得的应课税利润提供0%的税率。

有利的税收政策对家族办公室的发展至关重要。笔者期待新税收政策的出台，能吸引更多超高净值人士来港设立家族办公室。正如去年的《施政报告》所述，政府努力将香港转变为充满活力的艺术文化中心的举措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作为亚洲顶级的艺术品拍卖中心，香港将受益于中国超级富豪对收藏的热情。根据胡润百富1月份发布的《2022胡润至尚优品——中国高净值人群品牌倾向报告》，92%高净值人士有收藏习惯，比去年上涨22%。珠宝翡翠（55%）仍然是最受高净值人群青睐的收藏品，较去年上升28%。名表（49%）增加23%。中国书画（44%）增加20%。

此外，收藏古典家具、西画雕塑和瓷杂的比例均有所提升，尤其是古典家具的收藏热情上涨了19%。

中国高净值人士的收藏习惯

资料来源：《2022胡润至尚优品—中国高净值人群品牌倾向报告》

香港若要促进财富管理行业的发展，制定相关有利政策支援行业生态是非常重要。其中，高科技产业和创业文化的培养是该生态中不可或缺的部分。许多家族办公室正在寻找直接投资或PE投资机会。为了满足大量家族办公室的投资需求，我们需要提供更多的投资机会，例如ESG、绿色融资等。私人财富管理公会（PWMA）的调查显示，愈来愈多的PWMA成员正在寻找绿色投资机会。

培养行业专才同样重要。亚洲地区的亿万富翁人数不断增加，家族办公室需要聘请具有管理家族财务、资产、继任计划和法律事务技能的专家。尽管香港具有充沛的人才储备，随着超高净值人士来港数量的增加，我们还需要吸引和培养更多人才为其提供服务。笔者建议以公私合作的模式组建培训机构，借鉴新加坡财富管理学院（Singapore Wealth Management Institute）的经验并加以改进，为从业人员提供严谨而实用的培训。教职员工可由顶尖学者和权威政府与行业专家组成，提供财富管理、资产管理、家族办公室营运、家族传承规划、信托服务等方面的职业认证。

内地通关后的机遇

香港的私人财富管理行业自2021年以来一直受到负面影响。

资料来源：Statista

但随着2023年初香港与内地之间全面恢复正常往来，预计该行业将很快重回正轨。笔者乐观地认为，内地仍有巨大的经济复苏、增长的潜力，以及大量的投资机会。

随着我们的关口重新开放，许多希望靠近中国大陆的内地超高净值家庭将会来港生活以及建立他们的家庭和家族办公室。根据彭博资讯报道【注3】，全面取消病毒旅行限制可能会给香港（的家族办公室）带来进一步的推动力。」笔者对该行业持乐观态度的另一个原因是香港政府对该行业的大力支持，部分通过直接制定政策，部分通过金融服务发展局（FSDC）和香港投资推广署旗下的FamilyOfficeHK来推动。金融服务发展委员会已经完成了一系列关于香港和内地家族办公室富有洞察力的研究，并为香港家族办公室的发展提供了有效的政策建议；FamilyOfficeHK则通过鉴别有潜力的服务提供商，提供签证申请、就业和教育相关建议，帮助家族办公室在香港顺利开展业务。

注1：RTHK, “Family offices find a home in HK,” 2022-12-24.

注2：Peter Shadbolt “Asia’s family offices: Singapore vs Hong Kong – which city is better?”, CityWire Asia, 15 MAR, 2022

注3：Bloomberg Intelligence, “Family offices could turn to HK as tax diverges with Singapore”, Bloomberg Professional Services, December 07, 2022

房育辉教授
港大经管学院管理及商业策略、经济学教授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三年二月八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香港特首李家超在其首份《施政报告》中设定目标，在2025年年底前，要吸引不少于200个家族办公室在香港开设营业部或扩大业务。

家族办公室的发展对香港经济有重大益处。首先，私人财富管理的高端性质有助提高资产管理规模（Assets under management, AUM），亦是企业家和商业项目投资资金的重要来源。其次，发展家族办公室可以拓展专业化的金融与非金融服务，包括投资管理、财务规划、遗产和税务规划、慈善投资、礼宾服务等。无论是相应业务的内包还是外包，均创造高增值的工作岗位。

在过去3年，受内地的抗疫政策和旅游限制影响，香港私人财富管理（PWM）行业明显波动。然而，与此同时，其他亚洲金融中心如新加坡，在发展家族办公室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为香港的私人财富管理行业带来了竞争压力。本文将探讨香港可以采取哪些策略和行动来促进PWM行业的发展，以及与内地全面通关后PWM行业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面临的挑战与应对策略

据香港电台报道【注1】，香港一家族办公室的董事总经理Juen Lee表示：「2022年第一季度，其新加坡办公室的每日交易额为8.9亿美元，香港为165亿美元。且香港上市公司的总市值是新加坡的8倍。」

香港作为全球第三大上市集资地，理应具备成为亚洲财富管理中心的天然优势，并拥有蓬勃发展的家族办公室行业。

然而，新加坡在过去两三年间在发展家族办公室方面取得的亮丽成绩。新加坡的家族办公室数量从2020年的400家增加到2021年的700家。据南华早报报道，律师事务所私人财富和家族办公室业务联席主管Loh Kia Meng预计，新加坡在去年年底前本应有1500个家族办公室成立。该报道还指出中国超级富豪花80万美元买一瓶威士忌、花6.1万美元买雪茄和每年花67万美元成为Sentosa高尔夫俱乐部会员的轶事。在去年9月，新加坡更取代香港成为世界第三大金融中心。

尽管新加坡和香港在吸引富豪资本方面存在竞争，但在笔者看来，这行业的发展空间足以容纳香港和新加坡。在亚洲，约36%的家族办公室的资产管理规模超过10亿美元，而85%的亚洲亿万富翁仍在领导其家族企业，这意味着亚洲仍处于代际财富转移的风口【注2】。据市场估计，今年上半年香港拥有1.5万位超过3000万美元净资产的人士（超高净值人士，UHNWIs）。

根据政府提交立法机关的文件，香港是世界上拥有最多超高净值人士的城市。一家总部位于香港，并在新加坡和中国内地设分公司的家族办公室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关志敏在接受CityWire Asia【注2】访问时指出，美国大约有40%的银行资产管理规模由专业资产管理公司或家族办公室管理。在欧洲，这一比例接近30%，但在亚洲仅为5%。这意味着香港家族办公室行业具有非常大的成长空间。

港府支持下的行业生态

笔者认为，在试图改变超高净值人士选择新加坡家族办公室的想法的同时，也应该想办法吸引仍在犹豫选择香港或内地的富豪来港。短期内后者可能更有效，这是因为决心选择移居新加坡的人可能已经权衡了诸多因素，而香港政策的调整不一定能改变其想法。反之，当我们成功吸引本来计划留在内地的超高净值家庭定居香港后，将更容易吸引那些考虑移居新加坡的人。

为促进家族办公室业务在香港的发展，香港特区政府在2022年的《施政报告》中，公布了针对香港单一家族办公室（SFO）所管理的家族投资控权工具（FIHV）的税务宽减税收优惠制度立法草案（即FIHV税制）。自2022/23课税年度（YOA）起，在满足相关条件的情况下，FIHV税制将为超高净值个人及其家庭成员从FIHV相关交易中取得的应课税利润提供0%的税率。

有利的税收政策对家族办公室的发展至关重要。笔者期待新税收政策的出台，能吸引更多超高净值人士来港设立家族办公室。正如去年的《施政报告》所述，政府努力将香港转变为充满活力的艺术文化中心的举措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作为亚洲顶级的艺术品拍卖中心，香港将受益于中国超级富豪对收藏的热情。根据胡润百富1月份发布的《2022胡润至尚优品——中国高净值人群品牌倾向报告》，92%高净值人士有收藏习惯，比去年上涨22%。珠宝翡翠（55%）仍然是最受高净值人群青睐的收藏品，较去年上升28%。名表（49%）增加23%。中国书画（44%）增加20%。

此外，收藏古典家具、西画雕塑和瓷杂的比例均有所提升，尤其是古典家具的收藏热情上涨了19%。

中国高净值人士的收藏习惯

资料来源：《2022胡润至尚优品—中国高净值人群品牌倾向报告》

香港若要促进财富管理行业的发展，制定相关有利政策支援行业生态是非常重要。其中，高科技产业和创业文化的培养是该生态中不可或缺的部分。许多家族办公室正在寻找直接投资或PE投资机会。为了满足大量家族办公室的投资需求，我们需要提供更多的投资机会，例如ESG、绿色融资等。私人财富管理公会（PWMA）的调查显示，愈来愈多的PWMA成员正在寻找绿色投资机会。

培养行业专才同样重要。亚洲地区的亿万富翁人数不断增加，家族办公室需要聘请具有管理家族财务、资产、继任计划和法律事务技能的专家。尽管香港具有充沛的人才储备，随着超高净值人士来港数量的增加，我们还需要吸引和培养更多人才为其提供服务。笔者建议以公私合作的模式组建培训机构，借鉴新加坡财富管理学院（Singapore Wealth Management Institute）的经验并加以改进，为从业人员提供严谨而实用的培训。教职员工可由顶尖学者和权威政府与行业专家组成，提供财富管理、资产管理、家族办公室营运、家族传承规划、信托服务等方面的职业认证。

内地通关后的机遇

香港的私人财富管理行业自2021年以来一直受到负面影响。

资料来源：Statista

但随着2023年初香港与内地之间全面恢复正常往来，预计该行业将很快重回正轨。笔者乐观地认为，内地仍有巨大的经济复苏、增长的潜力，以及大量的投资机会。

随着我们的关口重新开放，许多希望靠近中国大陆的内地超高净值家庭将会来港生活以及建立他们的家庭和家族办公室。根据彭博资讯报道【注3】，全面取消病毒旅行限制可能会给香港（的家族办公室）带来进一步的推动力。」笔者对该行业持乐观态度的另一个原因是香港政府对该行业的大力支持，部分通过直接制定政策，部分通过金融服务发展局（FSDC）和香港投资推广署旗下的FamilyOfficeHK来推动。金融服务发展委员会已经完成了一系列关于香港和内地家族办公室富有洞察力的研究，并为香港家族办公室的发展提供了有效的政策建议；FamilyOfficeHK则通过鉴别有潜力的服务提供商，提供签证申请、就业和教育相关建议，帮助家族办公室在香港顺利开展业务。

注1：RTHK, “Family offices find a home in HK,” 2022-12-24.

注2：Peter Shadbolt “Asia’s family offices: Singapore vs Hong Kong – which city is better?”, CityWire Asia, 15 MAR, 2022

注3：Bloomberg Intelligence, “Family offices could turn to HK as tax diverges with Singapore”, Bloomberg Professional Services, December 07, 2022

房育辉教授
港大经管学院管理及商业策略、经济学教授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三年二月八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过去半个世纪以来，除了金融危机和新冠肺炎期间，美国联邦政府的开支和收入占GDP的比例都相对稳定，平均分别为20.8% 和17.3%。这两者的差距即为财政赤字，由政府发债填补。虽然每年新发行国债在GDP的比例改变不大，但由于GDP随着经济增长而上升，发债的数额自然有所增加，累积起来还没偿还的国债总值便一直扩大，屡屡触及国会订立的上限。上月19日，美国国债又再达到上限（目前是31.4万亿美元），民主、共和两党将在国会如何争论和处理，遂成为未来数月的一个政经议题。

美国的国债上限始于1917年。在此之前，财政部每次发债都须先得到国会批准。第一次大战期间，国会为简化程序，改为订立国债上限。自1960年至今，美国国会已经对这个上限作了78次的调整，平均每年一次多，其中49次在共和党总统任内，29次在民主党总统任内。这次若再度提高，似乎最正常不过，但由于美国政治愈趋两极化，两党斗争激烈，加上国际政经局势不明朗，自然引起较多关注。

过去因国会没有及时解决国债上限而导致的问题，多是政府员工被强制休假，如1995年克林顿任内和2018年特朗普任内，后者持续了约一个月，是历史上最长的一次。2011年奥巴马任内，共和党控制参议院，与民主党讨价还价，要减少联邦政府赤字才通过提高国债上限 ，情况与今天相约，当时的争论使标普降低美国国债评级，引起股票市场的震荡。

在国会做出新的决议之前，财政部不能继续发债。现时财政部长耶伦只能采取特别措施，调配不同的政府账项，挤出资金来应付日常开支。这当然并不是长久之计，她在给国会的信件中表明，估算到今年6月便无以为继，到时必须调高国债上限，又或将上限搁置，不然联邦政府的一些运作便须停摆，政府员工拿不到工资，市民领取不到社会福利或退休金，承包政府项目的企业收不到合约注明的费用等等。对全球经济和金融影响巨大的，自然是美国政府没有经费就旧债还款付息，可能导致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债务违约。

倘违约环球股市冧

美国政府债务若出现违约的可能性，投资者自然减少持有，导致利率上升，特别是短期利率。若债务违约真的发生，美债的信贷风险必然大幅增加。美债市场是全球金融体系的核心市场，这个市场的崩溃对全球的经济金融活动自然是灾难性的，影响亦会波及以美债为抵押品的其他市场。

美国财政部在面对上述2011年债务上限时，曾制定一个应急方案。根据这个方案，美国政府会避免债务违约。债务期满时会拍卖同等面值的债务以维持债务总额不变，并按时支付利息，不足的款项由延后其他开支来填补。换句话说，当时美国政府有计划在经费拮据时优先偿还债务。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简称CBO）估计【注1】，若不改变债务上限，同时又按时付出债务利息的话，其他政府开支需要削减20%。但在实际操作时，由于税务收入在不同月份有一定的波动，要确保按时还债，其他开支需削减多于20%。但无论这个比例的高低，都会受到法律的挑战。美国法律并没有明确说明，在财政部经费不足时，谁有优先获得付款的权利，也没有说明谁有权去作有关决定。严格来说，政府员工的工资、长者的退休金或承包商应得的款项等，也是政府的欠债。若政府因先还国债而延后对有关人士的付款，也等于间接提高了国债上限。

同样是环绕着债务定义来解决国债上限问题的另一个建议，是让财政部铸造一枚面值一万亿美元的白金硬币，与联储局兑换一万亿美元的货币以作开支。由于财政部发行的不是债务，并不违反国债上限。虽然白金硬币的面值远高于它的内在价值，但这并不是主要问题。问题在于这明显是财政赤字货币化，通过央行发钞给财政部作开支。有报道指拜登幕僚曾经讨论这个建议，或许反映出按正常程序在国会解决国债上限问题的困难，但是财政部长耶伦表示不会采取这个建议，联储局也不会接受有关安排。

不升债限须削开支

美国的国债上限并没有很大的实质经济意义，提高上限不等于增加财政赤字，没有上限也不等于财政赤字可以无限大。有没有财政赤字及赤字多少，按每年的财政预算和当年的经济状况决定，而每年的财政预算都需要国会审核和通过。目前全球各个经济体中，除美国外，只有丹麦政府有国债上限的规定，但丹麦并没有以之作为国内政治交易的议题。

据CBO估计，若不提高国债上限，那在本年度便须削减政府开支或增加税收1.5万亿美元，在随后十年的有关数字则为14万亿美元。以美国目前的情况，在内要重振制造业、翻新基础建设、应付气候变化、处理收入和财富不均，在外要与中俄抗衡、抑止已呈现褪色的国际影响力等，无论是民主党或共和党的议员，都应该清楚提高国债上限的重要性，问题是两党如何讨价还价及需时多久而已。

民主党在参议院有51个议席，略多于共和党的49席，除非如上一次得到共和党同意以简单多数票作决定，不然需要60票才能通过立法提高国债上限，那便需要争取9位或以上的共和党议员倒戈支持。问题更大的是众议院，去年年底的中期选举后，共和及民主两党分别占222及213议席，其后有一位民主党议员离世，共和党目前有10票优势。此外，共和党议员麦卡锡要经过15轮投票才得到议长席位，要对党内强烈反对增加政府开支的党友投桃报李，不然只要其中一人动议，即可启动罢免其议长职务。换句话说，美国国会今年讨论国债上限的变数比以前多。虽然美国政府因债务上限而减少开支甚至债务违约的概率仍然较低，但是掉以轻心的一时误判，后果可以相当严重。

美债供需此长彼消

比国债上限更具经济意义的，是联邦政府财政在未来的演变。据CBO的估计，在2023至2032年的10年间，平均开支会占GDP的23.2%，收入则占18.1%，两者分别高于之前50年的20.8%和17.3%，但财政缺口则从GDP的3.5%上升至5.1%。假设没有上限，美国国债会迅速膨胀。但全球对美国政府债券的需求会否作相应的增加呢？

根据2021年年底的数字【注2】，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约30万亿美元，其中7万亿美元是联邦政府之间的相互借贷，23万亿美元是公众人士持有（debt held by the public），后者的三分之二属国内投资者，三分之一属外国投资者。美国国内持有国债最多的，是通过美债市场调控货币政策的联储局，约有6万亿美元，主要是4次量化宽松的结果。联储局按计划缩表的话，持有的美债将会减少。其他国内持有国债的主要是金融机构，对国债的需求视乎业务的发展和资产组合，大概不会增加很快。

至于外国的美债投资者，主要是日本和中国，但两国最近都大量减持美债。中国持有美国国债高峰时是2013年年底的略高于1.3万亿美元，但至去年11月底只剩余8700亿美元【注3】。2022年11月，外国持有美国债务总值比一年前减少了4585亿美元之多。这或许因美元大幅升值，有些央行卖美元来稳定汇率。又或许因地缘政治的迅速演变，有些国家分散投资，减少持有美元资产。总的来说，可以预期美债需求的增长会低于供应的增长，美元的实质利率有回升的趋势。

注1：https://www.cbo.gov/system/files/2022-05/57950-Outlook.pdf

注2：https://www.pgpf.org/blog/2022/09/the-federal-government-has-borrowed-trillions-but-who-owns-all-that-debt

注3：https://ticdata.treasury.gov/Publish/mfh.txt

陆炎辉博士
港大经管学院荣誉副教授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三年二月一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香港特区实施长达3年的严控新冠疫情措施后，随着2022年过去而成为历史。鉴于去年本地经济表现逊于预期，加上环球局势不明朗等因素，特区政府将全年实质本地生产总值（GDP）下调至负3.2%。

踏入新的一年，本地经济仍有待全面复苏，但随着后疫情时代到临，除了恢复对外交通，与内地通关的时间表亦已见眉目，社会正迈向全面复常，香港GDP有望于今年重上正增长轨道。

水晶球的预示

继反映企业营商信心的采购经理指数（英文简称PMI）去年年底录得49.6，创4个月以来新高后，各界普遍预期，通关后营业额将会反弹一成，带动金融市场交投转趋活跃，有助于增加企业投资意欲。预测本港PMI在未来数月升势持续，或会冲破50。信贷评级机构标普亦指出，同期本港商业活动为4个月来首度扩张。即使原料和人工成本上涨，预期本港经济今年仍会增长2.8%，扭转去年收缩3%的弱势。

本月初，香港大学发表2023年高频宏观经济预测，指出纵使不少发达经济体实施货币紧缩政策以抗通胀，而窒碍本港上半年经济发展，但就业市场将受惠于与内地恢复通关，预期首季实质GDP增加1%【图】，全年则可望恢复正增长，增幅料为2.5%。

资料来源：香港大学香港经济及商业策略研究所

香港失业率曾在2021年2月攀升至7.2%，就业不足率增至4%，两者刷新2003年沙士以来新高。失业率至今已回落至3.7%，连续6个月下跌，重返2020年初新冠疫情爆发前的水平；预料与内地通关得以进一步下降至0.5%，而恢复全民就业状态。

内地动态清零防疫政策维持了1016日，比任何国家都要长，却能于短短数周内作出大幅度改变。部分经济活动或会因而急剧反弹，但疫情仍处于蔓延阶段，国家经济还需一段时间才会全面复苏。

神州大门重开

动态清零期间，虽然内地人民收入普遍下降，但储蓄率高企，据法国巴黎银行估计，2023年家庭消费将增长9%，通关开放亦纾缓房地产等行业的困境，去年11月放宽了房地产开发商的融资渠道，有助于改善行内债务违约问题，并尽量使售出单位得以落成。

中国复苏无疑可提振全球经济增长，但其石油使用量约占全球五分之一，精炼铜、镍和锌占一半，而铁矿石则占六成以上，重新开放后难免会增加全球对商品的需求及对商品价格的压力，是否会推高通胀或利率，则属未知之数。

中外复苏阻力

香港逐渐放松防疫措施半年以来，复苏动力始终不足，主因是特区作为大湾区连接国际的枢纽，仍需内地注入经济动力。内地的复常时间表来得早于预期，有利于刺激疲弱多时的消费，经济增长可望由去年约3%升至5%，成为2023年环球经济的一个亮点。但这一切都有待内地熬过「解禁回潮」（Exit Wave），即放宽防疫措施以致确诊病例再度激增；欧美相关经验显示，为期约需3至6个月。

当前欧美通胀高企，涉及如去全球化等多个结构因素，不易化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今年全球通胀将由去年8.8%回落到6.5%。面对高通胀，欧美央行货币政策已全面收紧，美国联邦储备局在2022年加息425个基点，本年仍有继续加息的可能。这样的货币政策将不利于香港经济。在联系汇率制度下，美元加息迫使资金流动性收缩，对本地经济活动造成压力。即使加息步伐放缓，息口高企相信将维持一段时间，年内欧美难逃衰退。

俄乌冲突历时几近一年，令国际能源与粮食供应链遭到破坏。冲突既难望于短期内解决，今年仍将对世界经济带来震荡。全球供应链的调整现正在加速，趋向本土化、区域化、分散化。美国总统拜登在2022年8月签署《晶片与科学法案》（CHIPS and Science Act），以提供数百亿美元促进半导体的研究和制造，透过吸引大公司落户美国，建立自身的半导体供应链。

中美两国持续的战略竞争将加快全球科技脱钩，对经济增长和国际金融市场走势影响深远。在高通胀的压力下，本年中美经贸摩擦或有机会缓和，双边对话可望加强，但美国制华的姿态难以彻底扭转，对香港经济前景并非好事。

另一方面，严厉防疫措施曾令部分外资公司撤出香港。根据投资推广署的统计调查，亚太地区总部数目连跌3年，按年减少46间（3.2%），而驻港公司跌穿9000间，为4年新低。其中不少地区总部迁往新加坡，部分曾因内地通关无期而撤销地区总部。经济学人智库最新研究指出，香港对跨国企业的吸引力正在下降。与新加坡相比，特区在本地安全及政治稳定有所不及。特区当局理应着力填补金融人才流失，以会计业为例，香港会计师公会的资料显示，2022年流失率录得11%，部分大型金融机构更高达30%。

善用区内优势

显而易见，目前利好因素主要来自内地市场，其他地区均有下跌迹象。欧洲经济衰退和美国处于加息周期等难免削弱当地人的消费意欲。通胀急升推高物价及生产成本，主要国家大举加息抗通胀，既加重企业利息开支，亦影响销情。高度依赖西方市场的出口型经济将面临重大挑战。

不过，近年中国与东盟加深合作，互为最大贸易伙伴，加上内地今年势将催谷内需，相信可以抗衡欧美的经济冲击。若要重踏增长之路，香港必须聚焦内地与东盟，包括全速推行与大湾区融合等发展计划。恢复通关可以惠及本港各行各业，同时亦有助于香港再度发挥作为国家超级联系人的角色，逐步重拾国际航空枢纽地位。

面对欧美经济或会影响本港企业业务和整体经济复苏，企业可借粤港澳大湾区及《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拓展内地、东盟及其他市场。现时亚洲国家增长相对较快，东盟无疑是另一出口增长的亮点。

综观本地近期发展，特区政府放宽对访港旅客的检疫安排，足以为服务输出增添动力，尽管金融状况收紧或会抵消部分正面效应，但若疫情持续稳定受控，经济活动就能正常化。万众期待的中港通关更是香港打造经济复苏的契机，除了继续强化自身所长之外，更要致力发挥国家赋予「一国两制」的独特优势，在「十四五」规划为香港定位的经济发展领域中提升国际竞争力。

谢国生博士
港大经管学院金融学首席讲师

何敏淙先生
香港大学附属学院讲师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三年一月十八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新年伊始，本地消费者无论在超级市场还是便利店，如果要购买塑胶购物袋，要付出比之前贵一倍的价格。根据香港特区政府刚修订的《产品环保责任条例》和《产品环保责任（塑胶购物袋）规例》，每个塑胶购物袋的收费由最低5角增至最低1元，并取消现时对盛载冰冻或冷冻食品的塑胶购物袋的豁免。这是自2009年推行塑胶购物袋收费计划以来首次涨价，是项优化措施目的是减少对环境的污染。

从5角到1元，虽然价格翻倍，但有市民认为加幅不痛不痒，对制止滥用塑胶购物袋难以奏效。早前也有议员在立法会会议上提出加价至2元，但其决议案被否决。到底应该如何对塑胶购物袋收费，才能达到保护环境的目标呢？

公共物品不比商品

假设环境是一件商品，把对环境的污染比作对环境这种商品的消费，那么有消费就有价格。可是环境与其他商品不同，消费一盒朱古力只会影响购买者本身的利益，得享口福之余，或有体重增加的烦恼；消费塑胶制品却不仅影响购买者本身的利益，例如携带方便，也会影响到其他人和物种的利益。人类从1950年代开始生产的塑胶制品高达630亿吨，其中只有9%被回收，12%被焚化，剩余的79%都成为白色污染（white pollution）。这些白色污染被遗弃在土地和海洋里，不仅成为让海豹窒息而死的凶手，也化为极其微小的塑胶颗粒，进入生物体内，甚至出现在我们的餐桌上【注1】 。

在经济学中，环境被称为「公共物品」（public goods），经消费后形成界外效应（externality）。正如汽车废气的界外效应是损害非驾驶者的健康，塑胶制品的界外效应则损害非塑胶制品使用者以及连塑胶制品都不知为何物的动物的利益。

那么，为公共物品定价时，就不仅要考虑购买者本身的利益，也应计算界外效应的大小，更要厘清谁应该为此埋单。

应由谁来付钞？

经济学认为带来界外效应的一方应该埋单。那么，塑胶制品消费者理应为塑胶制品产生的污染埋单。世界上包括中国在内的30个国家在境内对使用塑胶袋的消费者强制收费【注2】，但需要为污染埋单的只有消费者么？消费者走进商店，若所有商品都用塑胶包装，就没有购买环保包装的选择，可见要求消费者单独为白色污染埋单毫不公平；总值高达3.75万亿美元的塑胶制品产业链【注3】，包括生产、使用和销售塑胶制品的所有企业，一律应共同负责。日本、澳洲和意大利等为数共43个国家，要求生产塑胶制品的企业负责清理、回收和循环再用【注2】。世界知名企业包括可口可乐、宝洁、麦当劳以及本港品牌莎莎也主动宣布减少或禁用不可回收的塑胶包装，取而代之以可回收或可重复使用的材料【注1】。香港特区政府也正在筹备推展「塑胶饮料容器生产者责任计划」，要求生产商承担收集塑胶饮料容器的责任。笔者期待政府出台更有效的政策，以助更多企业承担起减少塑胶包装对环境污染的责任。

怎样定价才算合理

确定了由谁来埋单，那么价格应该是多少才合理呢？商品的价格与其价值密切相关。要是纯粹考虑塑胶制品对于环境的污染，当然应立即予以禁止，但眼下塑胶制品无处不在，例如超市里的鸡蛋盒到办公桌上的滑鼠，甚至是每天使用的牙膏牙刷。塑胶之所以被广泛使用，因为轻便耐用，具备良好的密封性。生产一公斤以石油或天然气为原料的原生塑料（virgin plastic）会排放2至3公斤的二氧化碳，与生产同等重量的钢铁所排放的二氧化碳相当【注1】。

不过，同样的产品，消费者会选用轻便的塑胶还是笨重的钢铁呢？如果一味污名化塑胶，对塑胶制品定价过高，消费者和厂商被迫使用性能较差或者不方便的材料，给生产和生活带来的成本也不容忽视。

试想一下，如果超市里的食品被禁止使用塑胶包装，食品保存期会大大缩短，变质的食品不仅有损健康，丢弃的食品也会酿成大量浪费，对环境带来更严重的污染。

定价不仅涉及公平地厘定塑胶制品的价值，还要公平地顾及塑胶制品的消费者。经济学利用价格敏感度来量度涨价与消费者购买量的关系。相比于低收入的消费者，高收入者对于胶袋从5角提高至1元并不敏感。

如果只通过五花八门的方式来「惩罚」购买胶袋的消费者，那么被罚的可能大多是低收入一群，而导致低收入消费者为白色污染埋单，高收入消费者则坐享其成。

如何让不同收入的消费者公平地分担环境责任，也是定价塑胶制品的考虑因素。同一道理，政府在制定生产者责任计划之际，也需要考虑征收塑胶制品污染税对不同企业的影响，「一刀切」未免扼杀摇篮中的中小企业。

为后世着想

小小一个塑胶袋，看似简单，其定价却大有讲究。关键系于化繁为简，回到2009年香港特区政府对塑胶袋征费的初衷，用意不在于惩罚消费者，更不是为了增加财政收入。

无论收费5角抑或1元，都是为了提醒消费者，滥用胶袋会污染共同生活的环境，今日的资源浪费将严重威胁子孙后代的生存。

只要我们改变消费习惯，少用一个塑胶袋，循环再用购物袋，不滥用，不浪费，我们的天空会更蓝，我们孩子的笑容会更加灿烂。

注1：”Too much of a good thing”, The Economist, 3 March 2018, page 55–57.

注2：”Legal Limits on Single-Use Plastics and Microplastics: A Global Review of National Laws and Regulations”, 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 5 December 2018.

注3：”Lacking flexibility”, The Economist, 27 July 2019, page 58.

范亭亭博士
港大经管学院市场学高级讲师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三年一月十一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