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如山，如何拆解香港的宏观经济大局？现今数据科学盛行，不同人士透过不同数据，运用不同方法，比较不同参考点，各自达至泾渭分明的结论。笔者认为，要掌握经济的发展大局，需要运用经济时间序列，以一目了然的图表作切入点，结合一致的相关理论，才能呈现各个经济范畴的发展趋向和前景。因篇幅所限，本文上篇将根据香港物业市场数据，利用图表分析这些市场历来的表现和今后所面对的挑战；下篇则会就金融领域和旅游业作出分析。

楼价长远续上涨

众所周知，住宅物业市场在过去数十年迅速腾飞；尽管期间出现一些波动，但长期趋势是住屋需求增加、楼价上扬。【图1】显示自2004年低谷至2021年高峰，本港整体楼价上涨近6倍。驱动楼价上升的主因之一是经济发展。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和商贸枢纽，香港吸引了大量海外企业和人才，造成对住宅单位需求甚殷，因而推动楼价向上。

另一因素是土地供应有限。香港人口超过750万，且持续增长；而新住宅开发空间有限，单位落成量减少【图2】。基于住屋供不应求，买家竞争激烈的情况，自然推动楼价攀升。多年来，自置居所比率仅维持在大约五成水平【图3】。

在2010年代，为免炽热的市场气氛进一步推高楼价，特区政府施行多项辣税和监管措施抑制需求，以致期间楼市成交量显著下跌【图4】。然而，各项辣税已在2024年撤销。

利率走向、市场气氛、政府政策等因素，都会导致楼市波动。长期而言，香港的经济增长和土地供应量不足，将会继续带动长远楼价上涨。楼市发展仍是经济增长的一大动力，政府既要防止楼价持续居高不下而使市民置业困难之余，亦须避免一如1997年般楼市大跌，因而引发长期经济衰退的风险。

非住宅近期受压

至于非住宅物业市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其低税制、健全的法律制度和透明的监管框架招徕了中国内地公司、跨国企业和金融机构来港拓展业务，增加对写字楼的需求。

在零售铺位方面，香港位处通往中国内地和其他东南亚市场的战略位置，吸引寻求在区内开展业务的国际零售商落户。访港旅客（尤其是内地旅客）有助刺激零售铺位的需求，尤其是铜锣湾和尖沙咀等购物热点。此外，本港的高人均收入亦有助推动高端和奢侈品牌零售铺位的发展。

在分层工厂大厦方面，由于土地供应不足、楼价高企，这些容纳制造、仓储等多种轻工业活动的多层工业建筑，为中小企、创意及文化产业、创科企业等提供租金可负担且便于营运的场所。凡此种种，都促使非住宅物业的需求和长远价格上涨【图5至图7】。

随着非住宅物业价格持续飙升，企业（尤其是中小企）愈来愈难以负担高昂租金。同时，地缘政治引致营商环境变差、内地旅客消费模式改变，以及来自粤港澳大湾区日益激烈的竞争，使近年非住宅物业价格受压，写字楼和零售铺位均录得高水平的空置率【图8】。

何志培博士
港大经管学院经济学讲师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四年七月十七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香港人注重外界对香港的看法，自然关注各种世界排名。最令人振奋的是，这片弹丸之地的高等院校在多个世界大学排名榜都表现不俗，与欧美诸多名校几可并驾齐驱。港人对此津津乐道之时，另一个教育排名却鲜有人提，也就是英语水平的排名。

EF English First在去年年底公布2023年EF英语能力指标测试报告，在不包括英国、美国、加拿大、澳洲的113个国家和地区当中，香港名列29，在亚洲23个国家和地区中则排名第4，远逊新加坡（全球排名第2，亚洲居首），也落后于菲律宾（全球排名第20，亚洲第2）和马来西亚（全球排名第25，亚洲第3）【註1】。

上述测试结果对于曾是英联邦掌上明珠、当下力争国际大都会前茅的香港，自然不尽如人意。其中最令人忧心的是，18至20岁年龄组别的英文水平不断滑坡，这跟笔者在香港大学任教的印象颇为吻合；观乎经济学、工商管理学、金融学的本科生当中，不少本港学生因为英语欠佳，以至上课沉默寡言、作业词不达意，落后于国际学生和部分内地生。

一个人是否堪称人才，一座城是否堪称名城，不能单以英文水平来论英雄。在亚洲，与香港一般发达的地区，便有两个迥然相异的例子：新加坡和日本。

「新」式英语 自成一派

揶揄新加坡人说英语「土气」，笔者并非始作俑者，更无贬损之意。英国广播公司在1986年推出颇为流行的电视系列，名为The Story of English，还曾获得艾美奖。其中一集内容有关英语在亚洲的命运，称新加坡英文为Singlish。据说，当时不少新加坡人颇为愤慨，引以为耻。建国总理李光耀在1999年的公开演说中，大力鼓励国民学好标准英语，藉此加深新加坡人了解世界，也便于世界加深了解新加坡【註2】。

英国人对Singlish的揶揄，成为刺激新加坡人改善英文的动力。政府官员被要求上特别培训班，学好标准英文，《海峡时报》请英文专家写语言专栏，旨在推广标准英语学习；举国上下，掀起了学英语的热潮。与此同时，英文在新加坡本土化，新加坡人对「土气」英语也毫不在意了。有文化人还写起「新」式英诗，以「car here, car there」之类的Singlish入诗，趣味盎然。

新加坡方言众多，没有强大的本土语言，在政府的倡导下形成普通话主内，英语主外的格局。这个双语模式对该国的经济崛起，功不可没。新冠肺炎疫情过后，新加坡和香港成为国际学者来往的重镇。笔者听到不少著名学者说，在新加坡的语言环境中感觉更加自在。

日式英语无声胜有声

与新加坡人人说英语截然相反，日本人基本不说英语。日本人素来以文明细心出名，到日本旅游不难体会当地人待客的热情和体贴。可惜的是，交流是个极大的障碍。大城市的药店有很多中国留学生打工，交流不成问题，但除此之外，酒店也好，餐厅也好，很难找到英文能够说得达意之人。某年寒冬，笔者到大阪出差，在车站问路。结果整个车站陆续出来5、6个工作人员，每人看了一下笔者手中的地址，满脸笑容地讲着一模一样的日语，笔者则是自始至终地一头雾水。最后，站内一位大叔甘冒风雪，坚持带着笔者走了10几分钟，一直送到目的地才自行回去。

不说大阪这样的工业城市，即便是京都这样的首善之区、举世闻名的旅游城市，能用英文交流的日本人也是少之又少。每每满怀热情走进一家古色古香的店铺，店里的姑娘极其认真地用日语为顾客介绍，看见对方不明白，一遍又一遍不厌其烦地讲解。所谓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听多几遍日语，琢磨几下肢体语言，有时也会碰上豁然开朗的时刻。只是笔者认为，把工匠精神放在对游客的导购上，似乎不太值得。

日本人为什么说不好英文？笔者就此问题多方问了日本友人。最常听到的解释是，日语和英语是全世界最相反的语言，所以日本人学起英语特别困难。

这让笔者想起著名数学家、日本首位菲尔兹奖（Fields Medal）得主小平邦彦的传记。小平因为解决数学上的一些难题，在二战之后应邀到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访学。此君无论怎样努力也说不好英语，上课时只在黑板上写公式、推证明，不给学生做口头讲解。没料到这种独特的无声胜有声的授课风格，竟然大受学生欢迎，因为英美教授讲得太快，学生跟不上节奏。小平在其传记中还提到一个笑话，说另外一位旅美日本科学家，朝永振一郎（1965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的英语变好，是因为把牙齿都拔光，换成一副美国制造的假牙。

像小平、朝永这样的天才英语都说不好，何况常人！足见日语确实与英语势不两立。然而笔者对这个解释不甚以为然，皆因日本友人当中，也不乏英语流利之人。究其原因，还是在日本说英语的经济回报不高所致。日本经济出口远大于进口，本土产品质量高，国民对外国产品兴趣不大，也不时兴送儿女到欧美留学，所以对英文并无亲近之感。再者，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就有个精英阶层，把欧美科学知识和文化艺术的最新潮流翻译成日文，迅速本土化。所以，尽管市民大众英文说得磕磕巴巴，日本却是世界吸收西方文化养分最好的国家之一，不仅在科技一环人才辈出，而且在音乐、建筑、艺术领域也出现过不少风靡西方的大师级人物。

港式英语亦中亦西亦本土

新加坡人和日本人对英文的态度都颇为彻底。一个是全盘接受，就算有些土气也把英语转化成大众语言；一个是基本拒绝，由精英阶层负责把世界先进的科技文化本土化。相形之下，香港人说英语却要杂乱得多，南腔北调，应有尽有。有操伦敦牛剑腔或者纽约波士顿标准美语的，有南亚、东南亚风味的，有江浙沪口音的，更有本地广东腔调的。

本来语言多元化是好事，但缺乏主心骨，加上日常生活的消解，就容易出现杂乱无章的情况。上世纪的香港，学好英文是社会向上流动的重要途径，普通民众都乐于学习。加上有中英文俱佳的老辈文化人，孜孜不倦地敦促港人多加努力，由此渐成风气。如今学英文的环境比从前不知好上几倍，可惜缺乏动力和示范效用，年轻人不愿意在语言方面下工夫，自然学不好英文。

今时今日，西洋人嫌香港太洋，中国人嫌香港太中，而香港人则嫌香港太不本土。香港要实现中西合璧，应当从语言做起，社会各界携手倡导年轻人学好中英双语。

语言不是此消彼长的关系，双语掌握得当，加上根深柢固的粤语，香港人方能享有海纳百川的独特港式优势。

注1： https://www.ef.com/assetscdn/WIBIwq6RdJvcD9bc8RMd/cefcom-epi-site/reports/2023/ef-epi-2023-english.pdf

注2： https://www.nas.gov.sg/archivesonline/data/pdfdoc/1999081404.htm

吴延晖教授
港大经管学院经济学、管理及商业策略副教授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四年七月十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继笔者上周在本栏分析A股上市公司的现金分红情况与近年的增长趋势，下文将扼要剖析其中背景，并探讨相关的税务问题。

监管法规与时俱进

鉴于A股上市公司一般进行现金分红的积极性不高，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监会）多年来发布多项规章引导、鼓励，要求上市公司进行分红。2001年，《上市公司新股发行管理办法》指出新发行股票的上市公司须解释近3年没有分红的原因。2004年，《关于加强社会公众股股东权益保护的若干规定》明确规定上市公司最近3年未进行现金利润分配者，不得向社会公众增发新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或向原有股东配售股份。这是中国证监会第一次采取强制性规定促使上市公司分红，目的是切实保障中小投资者的利益。

2006年，《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首次明确规定企业近3年现金或股票累计分配的利润应不少于近3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20%。到2008年，《关于修改上市公司现金分红若干规定的决定》列明须进行现金分红，并将这一比例提升到30%。

中国证监会在2012年、2013年、2015年、2022年相继发布了有关现金分红的措施，强调分红的规范性，有助于进一步推广现金分红。在2013年的《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3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下称「现金分红指引」）中，首度要求独立董事就现金分红出具独立意见，证券监管机构需重点关注现金分红的异常情况（如有资金却不分红、大额分红或公司章程并未规定现金分红）。该指引允许上市公司董事会综合考虑所处行业特点、发展阶段、自身经营模式、盈利水平，以及是否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等因素，实施差异化的现金分红政策：

．发展阶段属成熟期且无重大资金支出安排──进行利润分配时，现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即现金分红除以现金分红和股票股利之和）最低应达到80%；

．发展阶段属成熟期且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现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40%；

．发展阶段属成长期且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现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20%；

．发展阶段不易区分但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可以按照前项规定处理。

2015年发布的《关于鼓励上市公司兼并重组、现金分红及回购股份的通知》中，首次提出鼓励上市公司实施中期分红。2022年的现金分红指引中规定，如公司现金分红水平较低，发行人及保荐机构应作出合理解释。

2023年最新修改的现金分红指引明确规定现金分红在利润分配方式中的优先地位，现金分红的政策须写入上市公司章程；2013年现金分红指引中规定的现金分红在当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仍然适用。企业务必按指引披露未分红原因，除了披露现金分红低的具体原因以外，还要公开增强投资者回报水平拟采取的改进措施，以此督促财务投资较多但分红水平偏低的公司提高分红水平。指引又规定上市公司召开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时，可审议批准下一年中期现金分红的条件、比例上限、金额上限等，引导企业形成中期分红的习惯，提高分红频次。另外，该指引不再强制要求独立董事出具意见，简化了公司现金分红的内部流程。

2024年4月发布的《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推动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国九条」）提出要强化对上市公司现金分红的监管，对多年未分红或分红比例偏低的公司，限制大股东减持、实施特殊处理（special treatment）风险警示。因此，对现金分红的监管再次升级。

总的来看，中国证监会对A股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情况愈发关注、持续加强监管，这种关注和要求在全球的证券监管者中都是罕见的，体现了监管者保护大量个人投资者的利益（截至2024年5月，A股市场有2.2亿个人投资者【注】），防止上市公司以上市作为圈钱的手段，可见用心良苦。现金分红政策成了大多数上市公司必须认真对待的事项。

分红课税比率各异

需要指出的是，在征收现金分红所得税时，不同的税率适用于A股和港股市场的不同投资者以及通过不同投资方式而取得的分红。对于在内地沪深交易所开设交易账户的个人投资者所获现金分红，须根据持有股票的时间缴交相应的税款。若投资者持股期限不超过1个月，须缴20%的税；持股期限1个月以上至1年，须付10%；持股期限超过1年者，所获分红暂时免税。

投资者通过「港股通」投资在香港上市的股票（H股和非H股）获得的分红，须缴20%的所得税。在香港联交所开户的投资者，若透过「沪港通」或「深港通」投资A股股票获得分红，须缴交10%所得税，与投资香港H股获得分红的税率相同。所以，目前对A股和港股市场投资者的分红征税并未做到一视同仁，内地投资者透过「港股通」投资H股的话，须承担较高的分红所得税，这样一来，原本港股市场因为内地公司发行H股的估值低而获得的较高税前股息收益率优势，将被显著抵消，以致不利于北向资金流入港股市场。

不同投资者和同一投资者以不同方式投资同一公司的股票而获派息，因面临税务负担各异，不仅影响投资者对股息收益率的评估，也可能影响部分在A股和港股同时上市的公司的现金分红政策。

改善税务政策建议

根据上述的征税分析，笔者认为监管部门应该对相关税收政策进行调整，减少或消除由于境内和境外投资者因开户地、投资方式不同而产生分红所得税的税务不均等。

在现阶段通过中国证监会的监管要求，引导上市公司进行现金分红，保障投资者的利益，是利大于弊。长期来看，上市公司现金分红与否及分红水平的厘定，仍应属上市公司自主决策范畴，经上市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即可。在未来合适的时机，监管部门或许可以考虑对于研发费用达到一定比例、年轻又持有现金较少的科创公司予以放宽或豁免现金分红的要求，以便成长性高的科创公司能够保留足够的资金进行研发的投入和资本投资，保持市场竞争力。

注：https://www.news.cn/mrdx/2024-01/25/c_1310761978.htm

邹宏教授
港大经管学院金融学教授

沈子轲先生
港大经管学院硕士生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四年七月三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近期内地A股上市公司相继公布去年业绩和利润分配方案，据中国上市公司协会统计，截至2024年5月2日，2023年共有3859家上市公司拟进行现金分红，总额达2.24万亿元人民币，较上年增加5.16%。这一成绩的取得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监会）长期以来通过政策引领的努力密不可分。本文对A股上市公司的现金分红情况加以剖析。

派发股息诱因

投资者选择股票作为获利工具，主要通过股价上涨和取得现金分红来实现收益。在成熟的股票市场，不少上市公司进行中期分红甚至季度分红，为投资者带来经常性收益并增强其信心。另一方面，公司通过现金分红，将超过投资需求的现金回馈给股东，可免公司管理层投资于低效的规模扩张（empire building）而浪费自由现金流，从而减轻管理层的代理问题【注1】。

投资者通常期望所投资企业能够稳定并逐步增加现金分红。因此，一旦企业开始实施现金分红政策，应被视为一项长期承诺。若企业随意削减或中断现金分红，或会引发投资者因担忧企业发展前景而大量抛售股票，造成股价大幅下跌。

由于投资者对现金分红的刚性期待，企业管理层在制定现金分红策略时，往往倾向谨慎。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短时间内（如连续两年），企业的利润分红比例和每股分红水准都相对稳定，变化不大；这种稳定性称为“现金分红黏性”（dividend stickiness）。反之，若企业管理层突然大幅提高或降低分红水准，难免会向市场传递出其对公司未来发展充满信心或深感忧虑的讯号。

笔者的研究表明：A股市场长期分红的企业，股价表现也十分出色。2008至2023年期间，持续现金分红的上市公司有17家，经计算其自2009至2023年不包括现金分红的持有期收益率（buy-and-hold return），发现明显超过同期上海证券交易所综合指数的持有期收益率，经几何平均数计算的股票超额收益率为每年6.1%。由此可见，具持续稳定现金分红水准的上市公司，透过二级市场也能为投资者提供可观的资本增值。

因此，公司现金分红占利润的比率、每股股息率（每股现金分红/股价）以及这些指标的稳定性，都是投资者选择股票投资的重要参考指标。

尚待持续分红

尽管现金分红对投资者和关注投资者的上市公司很重要，但传统上持续分红在A股上市公司中并不普遍。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进行首次公开招股（initial public offering，简称IPO）和在上市后发行新股再融资（seasoned equity offering，简称SEO）的难度大，需经中国证监会的核准，过程较为复杂。根据东方财富资料，2023年A股再融资规模较2022年同比缩小了25%，定向增发规模创近10年来新低。

另外，由于股权较分散，美国市场的上市公司一般不愿意发行新股，以免稀释大股东的投票权。反观A股上市公司股本结构较为集中，大股东持股比例偏高，所以不必顾虑投票权被新股过分稀释。因此，上市公司传统上不轻易将来之不易的现金分红，而会优先考虑用诸公司的运营与投资。如上所述，经笔者统计，近16年来持续分红的A股上市公司仅有17家。

上市公司除了现金分红外，也可选择通过回购在外发行股份而向参与回购的投资者支付现金【注2】。股份回购一般在上市公司股价较低时进行，借此向市场传递价值被低估的讯号，并提升股价。因此，投资者并不预期上市公司定期进行股份回购，这意味着在是否选择股份回购和回购的时机上，上市公司享有很大的灵活度。再者，回购也可以减少在外发行股本，并提升每股利润和股票的潜在估值。

根据现有税务安排，A股市场投资者通过买卖股票获利，可免缴资本利得税，因此在税收方面，上市公司进行股份回购相比现金分红理论上更具优势。不过，A股上市公司进行股份回购近几年才出现，目前市场整体回购规模并不大。相较而言，基于股份回购的优点，美股上市公司愈来愈偏好采取股票回购而不是现金分红。据笔者研究，1998年，美股股份回购金额规模首次超过现金分红；2010年至今，股份回购金额已稳定超过现金分红。

现金分红趋势

笔者研究所得，近3年来A股上市公司实施现金分红愈发普遍，分别共计3294、3446和3859家，分红的公司占比分别为70.4%、67.8%和72.4%；其中同时发行在香港交易所上市的H股的A股公司，其分红比例在2021年和2022年分别为83.2%和81.2%。

就每股分红与股息率而言，近3年A股实施现金分红公司的每股分红平均值（税前）分别为0.31、0.32和0.30元人民币；而实施现金分红的公司的股息率平均值分别为2.20%、2.03%和1.82%。由于刚刚开始现金分红的公司通常会采取倾向谨慎的分红策略，市场整体平均分红水准随着更多公司开始派息而轻微下滑，属于正常情况。对于同时发行在港交所上市的H股的A股公司，其每股分红（税前）2021年和2022年平均值分别为0.438和0.516元人民币；其股息收益率在2021年和2022年平均值分别为3.02%和2.96%。

总体而言，A股上市公司进行现金分红的公司数量和比例均呈上升趋势，逐渐形成现金分红的氛围。其中，相对于纯A股上市公司，H股上市公司为投资者提供更高的税前股息收益率。

注1： Jensen, Michael C. “Agency costs of free cash flow, corporate finance, and takeovers.”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6, no. 2（1986）︰323-329.

注2： 上市公司也可能发放特别的一次性现金分红和股票股利（即送股）。因送股不涉及现金支付，其作用等同于股票细分。另外，公司偶尔也会发放另类股利来替代现金分红。如本港某上市公司2021年底曾经以所持有的另一公司股票来发放股利。

邹宏教授
港大经管学院金融学教授

沈子轲先生
港大经管学院硕士生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四年六月二十六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2023年，香港全年货品出口总额录得10.3%的实质跌幅，进口量也较2022年下跌8.5%。今年上半年进出口虽然整体上显著提升，但对欧、美、日、韩等重要出口目的地的货物量仍有下降。以往作为香港主要经济活动之一的转口贸易，规模渐见萎缩，难免令国际转口贸易港的地位受到威胁。

经济转型勿再拖延

关于转口贸易功能弱化和贸易港转型的讨论，早已展开多时。本世纪初，内地各大港口不断发展，尤其以广州和深圳的港口发展最快，内地通过香港转口的货物占比逐渐降低。2008年金融危机严重打击本地出口，贸易港的地位及贸易转移成为香港经济政策的一大热门议题。

去年的《财政预算案》中，特区政府提出了新的转型方案，目标是利用多年积累的贸易根基，以塑造跨国供应链管理中心的角色。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指出，除了完善的硬件设施，香港兼具充足的人才和全面的专业配套服务。对于希望「走出去」而缺乏海外经验的内地企业而言，一直充当内地与国际市场超级联系人角色的香港，当能提供最合适的方案。

是次转型既是多方压力下的当务之急，也是香港抢先出击的难得机遇。一方面地缘政治日趋紧张，全球供应链愈发割裂，为应对高关税和各种贸易障碍，中国采取「间接出口」模式，将半成品出口到其他发展中国家，并在当地完成组装及出口，毋须经过香港。这种转变令香港转口贸易的需求进一步降低，香港转型可谓刻不容缓。

另一方面，新兴市场迅速发展，各国都希望从中分得一杯羹。因此内地企业更需前往其他国家投资、生产，而对相关贸易服务的需求，也相应有增无减。香港正好利用自身优势，紧握贸易转型期的黄金机会，以加速经济转型。

本港强项与底气

政府致力建构跨国供应链管理中心，既是不少人心目中理所当然的目标，也是香港较其他亚洲港口城市拥有的显著优势，包括下列三大范畴。

一、多元的贸易融资选择。本港不但金融基建完善稳健，市场规模宏大而且充满活力，为企业提供多种融资途径，并具完善的法治制度和多年运作畅顺的经验可资保证。

至于贸易融资和跨境支付方面，金融管理局及金融业界持续创新，例如该局近年来积极探索在港发行央行数码货币（Central Bank Digital Currency；简称CBDC）的相关方案，并与阿联酋、泰国及内地中央银行共同开发CBDC跨境支付的mBridge项目。本港几家大银行也个别或携手利用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等技术，推出数码化保障，以及加速贸易融资、供应链融资、跨境融资的各类新方案。

凭借活跃稳健的金融市场，香港足可建设供应链管理中心，区内其他港口在短期内也难以望其项背。融资的便利是过去几十年吸引贸易的重要条件，若特区能一直维持金融市场稳定、政策透明、法治健全，未来将继续吸引贸易企业前来落户。

二、周全的配套专业服务。要令企业及投资者乐于以香港为供应链管理的基地，除了资金充裕，贸易和管理相关服务自然也不可或缺。多年来仗赖贸易中心发展起来的一系列配套专业服务，计有法律、会计、投资、保险、航运，乃至商业策略、翻译，都已成为传统优势行业；在这些行业，香港公司既有人才，也具经验。

在法律及商业一环，本港沿用国际标准，因而成为区内处理国际仲裁、贸易合规、标准认证方面的首选之都。贸易仲裁方面，本港一直扮演亚洲国际仲裁中心的角色。根据香港国际仲裁中心数据，2023年所处理的案件中，超过七成属国际案件，当事人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检测及标准认证方面，本港已建立成熟的产业，超过900家专业机构在制造业、出口业及供应链各环节向各地区买家提供认证及检测服务，其采纳的标准广获全球100多个经济体认可。

一如金融基建，专业服务产业在培训人才和制定标准的周期需时，无法一蹴而就。财政司司长已指出，香港可以建成一站式供应链管理中心，世界各地相关企业所需的各式服务，在此一应俱全。加上其他港口不易在短期内超越香港，只要善加利用这些条件，并适度发展，将可提升社会整体竞争力。

三、高质素的人力资本。无论如何发展，如何转型，最关键的资本系于人才。本地营商环境及人才培训制度，可确保在供应链管理方面的高质人才供应源源不绝。金融、商业及法律人才也许世界各地皆有，但同时掌握多种语言，适应不同文化背景，富有国际经验及国际事业的专才并不多见，而这些能力素来是香港教育中的重点内容，也是港人的独特优势。

外围挑战来势汹汹

香港纵然占有先机，但同时面临的挑战绝对不容忽视，主要来自不断加码的地缘政治压力。在供应链全球化的时代，贸易行业对地缘政治的敏感度极高，而风险承受能力则相对较低，即使贸易政策上的微调也可大幅扰乱供应链运作。在中美角力、保护主义抬头及各亚洲市场竞争激烈等形势下，香港近年来屡受冲击。在可见的未来，地缘政治很可能继续升级；如何平衡各方压力，维持金融稳定和法治透明，减少对商界的震荡，是当局应先处理的问题。

其次，香港在传统发达国家的市场步向弱化；近年政府频频出访东盟、南美及中东国家，为的正是主动探索新市场。当前新市场纵然有新机遇，但其政治、文化、经济状况趋于复杂，本港的人才和经验未必完全奏效。若要提供协助企业出海的服务，香港需要深入了解新环境和新市场，既要与当地或来自其他地区的对手竞争，又要发挥自身的独特优势，难度之高，也许不亚于从零开始发展一个全新行业。

最后，供应链管理中心从建立到运作管理，其过程相当漫长，在转型期间，务须尽快确定未来方向及出路。在特区政府目前的规划之中，供应链管理中心主要甚至唯一服务对象是需要出海的内地企业。要建设国际性的供应链管理中心，就必须令不同国家或地区，以及各行各业的客户都有选择香港的需求。

根据供应链经济学中的微笑曲线（Smile Curve）分析，供应链在不同阶段的收益各异，一般而言，上游研发、设计及下游营销、出口的利润高于中间的生产阶段。要在主要国际贸易金融中心的城市名片加上跨国供应链管理中心，香港必先认清哪些产业的上、下游拥有比较优势。政府也不妨考虑按行业及服务所需来分类，使服务多样化和专业化。分散服务对象的来源，可以提高服务的专业程度，避免同行经常为同一批客户彼此竞争；此亦有利于香港分散风险，抵抗地缘政治或由其他因素所引发的冲击。

邓希炜教授
港大经管学院副院长（对外事务）、亚洲环球研究所总监、冯国经冯国纶基金经济学教授

龙淑仪小姐
亚洲环球研究所研究员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四年六月十九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生物多样性风险（biodiversity risk）和气候风险（climate risk）都是环境问题，但两者关注的领域和影响因素各有不同。

生物多样性是地球上生物种类、基因和生态系统的丰富程度；是生态系统健康、可持续性和抵御外来干扰的基础。生物多样性风险是指人类活动或自然现象导致生物多样性减少的可能性，可能源于生态破坏、气候变迁、污染、过度开发和入侵物种等。此类风险足以严重影响人类经济、社会和生态系统，如粮食安全、水资源和药物研发。保护和恢复生物多样性以降低生物多样性风险，对全球可持续发展具重要意义。

至于气候风险，则来自人类活动造成的温室气体排放，进而导致全球气候暖化、极端气候事件频率和强度增加，亦包括海平面上升、洪水、干旱、食物和水资源减少。

尽管这两种风险聚焦的领域不同，但其中仍存在一定关联。气候变迁可能加剧生物多样性风险，导致物种分布、生态系统结构和生物相互作用出现变化。同时，生物多样性的丧失，或会削弱生态系统对气候变迁的适应能力。

讯息披露法规现况

尽管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备受全球关注，各国政府却尚未出台强制要求企业披露生物多样性影响的法规。当前不少监管机构已制定关于环境、社会及管治（ESG）披露的指南和政策，生物多样性通常作为环境因素的一部分被纳入其中。譬如，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倡议上市公司披露对其业务具有重大影响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当中可能包括关乎生物多样性的问题。

此外，美国一些行业和非政府组织也倡导企业在可持续发展报告中，提供关于生物多样性的信息。虽然并非强制性，但公司为了提高透明度和满足持份者的要求，每多自愿披露相关资料。同时，不少国家和地区鼓励企业遵循国际性的ESG披露框架，如全球报告倡议组织（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的可持续发展报告指南，以及金融稳定理事会的气候相关财务披露工作小组（Task Force on Climate-related Financial Disclosures）。这些框架中通常也包含了与生物多样性相关的披露要求。

企业应对风险策略

由于生物多样性风险的广泛影响及披露倡议，愈来愈多企业开始未雨绸缪，积极实行保护措施。以下为美国和本港两大上市企业的典型案例，以资读者参考。

为了应对生物多样性风险对农作物的潜在危害，星巴克与保护国际（Conservation International）组织合作，推出「咖啡与农民的公平实践」（C.A.F.E. Practice）计划，以确保咖啡农场遵守保护生物多样性和野生动物栖息地的核心准则。该计划胪列农业规范和环境措施，旨在有效管理废物和农药的使用、节约能源和保护水质，以维护生物多样性。截至2015年，星巴克已实现超过99%的咖啡豆通过此一严格筛选程序。

作为港企龙头之一的长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将生物多样性风险纳入其企业风险管理系统，并积极识别和评估潜在风险。该集团制定了以下各项生物多样性政策：一、透过环境影响评估，以减轻其集团业务对自然栖息地的负面影响。二、积极与持份者合作，以互相增强对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意识。三、减少业务运营和建筑项目对环境的污染，包括减少空气、噪音和光污染。同时，在现有的基础设施投资项目（如Northumbrian Water、UK Power Networks）中，采取措施减少产生废弃物和碳排放，以保护自然环境和生物多样性。

资本市场绿色机遇

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可能引发一系列连锁影响，世界经济论坛估计，世界经济有一半以上依赖自然。有鉴于此，不仅企业在探索有利生物多样性的新商业模式，投资者也开始关注并投资保护世界生物多样性，为市场带来新投资机会。

目前，市场上专注于生物多样性的股票基金数量不断增加。许多投资机构利用专业知识，将资产分散投资于最有潜力促进生物多样性的公司，推出多样化的投资组合，供投资者选择。例如，安盛投资管理亚洲有限公司的投资产品主要集中在可持续材料、土地和动物保护、水生态系统等领域。富达基金的最新产品也专注于投资致力解决生物多样性丧失问题的顶尖公司，涵盖污染治理、土地和海洋利用变化、直接开采等主题。

这些股票基金不仅支持保护生物多样性，且符合联合国提出的「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为投资者创造长期稳定的潜在投资价值。然而，在选择投资组合时，投资者需仔细评估相关风险，包括行业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土地利用变化及供应链等间接因素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

政府相关政策展望

香港给人的印象是个繁华热闹的大都会，但这片弹丸之地也富于自然生态和生物多样性，为市民带来四季分明的景致。保护生物多样性对于这座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特别是在气候变迁等挑战日益严峻的情况下，社会上下都必须共同努力，保护宝贵的自然遗产。2016年，特区政府公布首份城市级《生物多样性策略及行动计划》，旨在深化生物多样性保护及支持本港的可持续发展。展望未来，除了加强本地教育，当局更应着力扩展在区域及国际方面的交流和合作。

在区域层面，特区政府可与珠三角地区携手合作，共同应对跨境生物多样性保育问题。例如透过设立跨境自然保护区、合作进行生物多样性监测等方式，共同保护跨境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区域合作有助于提高生物多样性保育的整体效果，进一步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

国际方面，特区政府可继续与联合国环境署、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等国际环保组织加强合作，共同推动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研究、政策制定和技术交流。在此大前提之下，当局亦宜鼓励本港科研机构与国际研究机构合作，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基础及应用研究。

章逸飞博士
港大经管学院经济学高级讲师

江梓茵女士
港大经管学院本科生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四年六月十二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上月中，美国政府宣布对中国总值约18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关税，包括电动车、电池、半导体和医疗用品等。虽然受影响的商品价值占出口美国的比例不大，却加剧了6年前特朗普掀起的贸易战，使中美贸易局面恶化。数天后，拜登在美国「世界贸易周」（World Trade Week）活动开幕时表示，对华新关税为其贸易成就之一，用以「保护」美国工人及企业。

二战后的美国曾高举自由贸易的大旗，鼓励其他国家降低贸易壁垒，互相开放国内市场，推动多边贸易协议，并反对保护主义。然而，无论是2017年的特朗普还是今天的拜登，都是利用贸易政策掩盖各种反自由贸易的措施。

对华打关税战得不偿失

众所周知，特朗普政府的对外关系强调「美国优先」（America first），这一政策在贸易上的具体表现是不受多边或复边的贸易协议掣肘，例如藐视世界贸易组织（WTO）等国际机构的裁定，甚至打压破坏有关机制。即使有贸易谈判，也以双边为主，以便美国用强大的经济力量胁迫对方。在贸易政策上，关税是特朗普应对盟友和对手的主要招数。经过数年的贸易战，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并没有减少，关税亦没有如特朗普所言由中国承担，而是由美国消费者承担。

与此同时，中国采取反制措施，减少从美国进口农产品，这使经济受损的美国农民需要美国政府补贴。换句话说，美国消费者购买中国产品多付的费用，便经美国政府转而用于补贴美国农民。

总体而言，美国在关税战中得不偿失。此外，特朗普出任总统时施行的贸易政策，不但开了全球贸易的倒车，亦使其他国家噤若寒蝉。若特朗普在今年11月的大选卷土重来，各国纷纷表示将考虑不同的应变计划。

拜登就任总统不久，便对欧洲盟友表示「美国回来了」（America is back），并摆出带领美国重启国际合作的姿态。拜登作为比较接受国际贸易的民主党成员，曾支持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签订《北美自由贸易协议》（NAFTA），亦赞成中国在2001年加入WTO。

2020年竞选期间，拜登用魯莽（reckless）、破坏性（damaging）和灾难性（disastrous）来批评特朗普的关税政策。然而，拜登已执政超过3年，期间并没有撤销相关关税法案，反而变本加厉。深究其因，是因为特朗普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美国的贸易政治生态，令美国难以回到自由主义的贸易政策。

很多人认为特朗普在2016年竞选获胜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强调全球化对美国尤其是制造业工人的负面影响。特朗普摆出保护美国制造业工人就业的姿态，此举为其争取到不少选票，特别是来自中西部摇摆州的选票。特朗普批评二战后的贸易协议对美国工人不利，认为美国应该退出相关协议。特朗普类似的论述对制造业工人极具吸引力。

现任的美国贸易代表戴琦认为，希拉莉在竞选美国总统时输给特朗普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她支持《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在选举政治的氛围笼罩下，贸易协议和贸易议题成为美国政客避之惟恐不及的对象，拜登既不敢撤销特朗普制定的关税政策，亦不敢回到前身为TPP的「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CPTPP）。

拜登想将多边主义及国际合作重新纳入美国的对外关系，有别于特朗普的单边主义，但又不能回到新自由主义的做法。他的团队，包括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和贸易代表戴琦在内的官员，推出所谓的「中产阶级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 for the middle-class）和「以工人为中心的贸易政策」（worker-centered trade policy），作为新贸易政策的基础。简单来说，自由贸易看重生产成本，如美国成本高、竞争力低的制造业，会面临外国产品的竞争，以及美国劳工失业的困境。无独有偶，由于外国雇主维持低成本生产，外国劳工将因此缺乏工作权益的保障。戴琦将此现象称为「逐底竞争」（a race to the bottom）。「以工人为中心的贸易政策」重点关注作为制造业的工人，保护本国和外国工人包括工作条件、待遇、工会权益在内的劳工权益，从而免受剥削。提高一国的劳工权益，亦会带动其他盟国劳工权益的发展和进步，这是所谓的「力争上游」（a race to the top）。

降关税开放市场非选项

然而，满足条件并愿意合作，有意通过贸易提高双方劳工权益的伙伴寥寥无几。传统上贸易合作基于互利的前提，会同时降低关税或同时开放市场。但对美国当下政治环境而言，这两者都不是选项。自拜登执政3年多以来，美国的外贸措施并无改善，甚至已陷入困境，美国积极推动的「印度太平洋经济框架」（IPEF）便是最具代表性的实例。特朗普于2017年上任后随即将美国从TPP撤出。

随着印太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向前推进，美国只能袖手旁观。除此之外，美国对中日韩、东盟和纽澳签署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议」（RCEP）也是冷眼旁观。拜登政府认为美国推动的IPEF是其重新参与塑造印太地区经济秩序的机会，也是证明其以工人为中心的政策可以取得成果的一种方式。

IPEF的成员包括美国、印度、印度尼西亚、日本、越南和澳洲在内的14个国家。IPEF旨在加强国家的绿色转型，促进成员国有关反腐败、供应链等领域的合作。

除此之外，拜登政府希望通过IPEF的合作提高环境水平和劳工待遇，减少其他成员国的竞争优势，从而提高美国企业的竞争力。拜登政府只是模糊地承诺参与国可从西方金融机构获得气候和基础设施的融资作为合作的回报，而这样的合作条件并不对等。此外，拜登政府推动IPEF时，是以「执行协议」（executive agreement）的形式和其他国家谈判，而非通过美国国会投票决议。这意味着它的命运可能跟TPP一样，有机会被下一任总统撤销。

去年11月，在拜登会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前一天，IPEF成员国在旧金山聚齐，试图就IPEF框架的四大支柱达成协定。成员国在供应链、清洁能源投资和反腐败的合作方面取得了进展，但美国代表却在洽谈贸易合作环节时退席。究其原因，是该架构遭到俄亥俄州和威斯康星州民主党参议员的强烈反对。这些议员今年须面对竞选连任的压力，他们认为IPEF可能会损害美国工人利益，从而影响他们的连任机会。IPEF的会议草草收场，极度影响了美国的国际信用和其秉持的全球领导者的形象。

难断言是全球化受害者

从宏观经济的角度看，拜登以工人为中心的贸易政策，势必会提高生产成本、减少企业储蓄并增加政府财赤。受惠的工人或许因待遇的改善而增加储蓄，但个人储蓄的增值并不足以抵消政府财赤的增加。与之相反，国民储蓄的减少则会增加美国的贸易逆差。美国的贸易数十年来均录得逆差，共和党和民主党的改善政策未见实效。不过，对美国来说，能够开动印钞机就能收割外国商品，因此难以断言美国是经济全球化和国际贸易的受害者。

目前，离年底美国总统大选只有5个月的时间。无论鹿死谁手，美国都不会重施新自由主义的贸易政策。美国是全球商品及服务的第一贸易国，其贫乏的贸易政策将直接阻碍全球贸易的发展。若利用得当，贸易可作为国家间和平的基石。如经过两次大战洗礼的欧洲，在痛定思痛后，成立了欧洲共同市场，由此开启欧洲经济整合的第一步。在国际政治波谲云诡的今天，美国需要重审自己的贸易政策，以保障全球贸易的持续增长以及全球化的向前推进。

陆炎辉博士
港大经管学院荣誉副教授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四年六月五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本月上映的香港动作电影《九龙城寨之围城》，本地票房已突破7000万元，内地票房超过5.5亿元人民币，跻身香港电影史上华语片总票房排名榜前列。当观众惊叹于城内错综复杂的江湖传奇，沉浸于巨星和新星的连场激斗，甚至期待已宣布开拍的前传和续集时，不妨探究一下这部电影的来历。

余儿的《九龙城寨》小说在2008年出版，大获好评；2010年由司徒剑侨改编为同名漫画，比小说更受欢迎，并获「第七届日本国际漫画赏受赏作品」。2016年，无限动力公司购买小说版权，经过3年左右拍摄，终于在2024年将小说搬上大银幕。

同样的城寨，同样的人物，同样的故事，由小说到漫画再到电影，受众愈来愈广泛，商业价值也逐渐攀升。类似的知识产权（intellectual property；简称IP）商业运作在迪斯尼、环球影业、索尼等全球娱乐巨头比比皆是，其中最成功的公司莫过于漫威（Marvel）。成立于1939年的漫威拥有蜘蛛侠、铁甲奇侠、变形侠医等4700多个知识产权。

这些知识产权不仅在漫画、电影、电视、电子游戏中登场，还出现在儿童玩具、食品、衣服等消费品中。漫威在影视知识产权方面的成功运作，不仅反映在跨界领域，更体现于同一个知识产权所打造的不同商业模式，如何相辅相成，形成一个良性循环、持续发展的商业生态。

以家喻户晓的蜘蛛侠系列为例，作为漫威最成功的知识产权，这位超级英雄从1977年起上映了11部电影，贡献了接近90亿美元全球票房收入。蜘蛛侠的影响力远不止于影院，透过发展漫画周边产品，如蜘蛛侠的玩具，乃至印有蜘蛛侠的服装、食品、文具，都让漫威赚到盘满钵满。在商业知识产权层出不穷、消费者喜好难以预测的今天，漫威是如何令这个长者级知识产权保持年轻的呢？

漫画作为研发摇篮

蜘蛛侠在1962年7月31日出版的漫画书Amazing Fantasy里首次亮相，从此蜘蛛侠漫画就一直刊载，从未停止。虽然漫画书市场非常小众，消费者通常是年龄13至23岁的男性，年销售额大约1亿美元，但漫画市场作为漫威的新产品研发中心，作用无可替代。

随着消费者喜好的改变，蜘蛛侠的故事也要顺应潮流。故事里的新情节、新角色，在漫威投入更多资源搬上电影银幕之前，都是通过成本风险较低的漫画市场来先测试水温。即便新情节、新角色失败了，漫画市场的损失也相对有限；一旦成功，漫威则可以放心大举投资。

电影作为推广跳板

大众熟知的蜘蛛侠大多来自电影，每年夏天，电影院都少不了蜘蛛侠的影子。其实电影最大的投资方倒不是漫威，皆因对这家公司来说，蜘蛛侠电影的投资成本和风险过大，据报2023年《蜘蛛侠：飞跃蜘蛛宇宙》的摄制预算是1亿美元，而市场推广又用上1亿多美元【注1】。因此，早在1999年，漫威就以700万美元把蜘蛛侠的电影版权卖给索尼；从2016年开始，迪斯尼也加入到拍摄蜘蛛侠电影的行列。

尽管漫威未必能从蜘蛛侠电影中分到最大一块蛋糕，但是每一轮电影的宣传活动，每一次蜘蛛侠电影票房大卖，都为蜘蛛侠这个知识产权做足了广告，更维持了蜘蛛侠知识产权的热度。

蜘蛛侠真正为漫威带来巨大收益的是看似不起眼的消费品，包括玩具、食品、服装、饰物等。但凡消费品上印有蜘蛛侠的形象，用到Spider-Man的名称，漫威就要收取8%至30%的版权费。2003年，漫威在消费品上收取的版权费占其总版权费的50%，平均每个消费品的版权为漫威带来超过30万美元的进账【注2】。

周边产品作为赚钱机器

漫威从未生产过任何消费品，但为了保障蜘蛛侠这个知识产权，所有消费品的制造商都必须提交有关产品的设计，以供审核。漫威在通过消费品实现一本万利的同时，也保证了蜘蛛侠知识产权不被错用或滥用。

不难发现，漫画、电影和消费品这3大领域各司其职，亦即新产品研发中心、营销宣传中心和利润中心，功效相得益彰。

只要新情节在漫画市场受到欢迎，就被带上大银幕吸金；而电影宣传又促使蜘蛛侠的知识产权大热，从而增加了漫威在消费品上的版权收入。通过积极保障蜘蛛侠知识产权，漫威得以保持这个超级英雄长青不老。

美国有风靡世界的蜘蛛侠，冀望香港也能有立足于世的知识产权。九龙城寨电影的龙头人物龙卷风，也许可以从蜘蛛侠身上借鉴知识产权商业运作的经验，不仅在电影银幕上带火昔日的九龙城寨，更有机会重新引领香港独特的文化席卷亚洲，甚至广传世界每一角落。

【注1】 ： https://www.animationmagazine.net/2023/06/sonys-spider-man-across-the-spider-verse-passes-the-500-million-benchmark-worldwide/

【注2】 ： Elberse, Anita (2011), “Marvel Enterprises, Inc. (Abridged) “,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cases

范亭亭博士
港大经管学院市场学高级讲师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四年五月二十九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近年环球市场对可持续投资的需求有增无减，反映气候变化和环保的议题备受重视；与此同时，亦令人关注「漂绿」（greenwashing）问题，其中包括企业为求吸引消费者和投资者、提升商誉，在宣传与营销过程中，过度夸大产品或服务的环保成效。漂绿行为通常透过误导或虚假的陈述、广告或标签，使消费者和投资者误以为某产品或服务对环境有益，尽管事实并非如此。放眼全球，企业漂绿事件屡见不鲜。为防被误导，我们应关注产品的实际环保效果，而非只专注于广告和宣传。

中外企业漂绿案例

欧洲最大汽车制造商福士（Volkswagen，内地称大众汽车）在2014年推出了氢燃料电池车，赢得业界的广泛赞誉。然而，一次废气排放测试的结果揭示有异常情况，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为此作出调查，发现大众汽车在全球1100万辆柴油车中安装了减效装置，可自动侦测车辆是否正在接受环保测试，并相应地减少车辆的废气排放，以符合环保标准。实际上，这些车辆的废气排放量竟高出美国标准40倍，足以致命。

最终，福士因欺诈被联邦法院罚款28亿美元，并须回收所有涉案车辆。这宗造假丑闻曝光后，该公司股价暴跌30%，市值缩水350亿欧罗，不但严重损害企业形象和声誉，也大大削弱消费者的信心。福士声称出厂绿色产品，其实以伪造数据欺骗公众，此举随后成为企业漂绿的经典例子。

至于作为世界五百强之一的建筑公司，中国中铁（00390）不仅获得了环境、社会及管治（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Governance，ESG）评级的AAA级，并获中国上市公司协会选为ESG最佳实践案例。其业务项目多与环保有关，更投入大笔资金研发绿色科技，将可持续发展作为企业使命。可惜现实偏偏相反，中铁经常收到环境罚单，更在2022年因违法使用和破坏林地，被罚款约65万元人民币；同年，中铁子公司也因排污和噪音问题违规，罚款逾160万元人民币。

确立绿色认证标准

欧洲方面，为了打击企业漂绿行为，欧盟议会在本年1月17日正式通过《为绿色转型赋权消费者指令》（The Directive on Empowering Consumers for the Green Transition，ECGT）。这项指令作为欧盟循环经济计划的一部分，旨在透过取缔误导性产品信息和笼统环境声明，协助消费者作出较佳购买选择。

这项新法例的重点，是在当前欧盟的绿色转型过程中，保障消费者免受有害商业行为的侵害。因此，ECGT将寻求禁止未经验证计划支持的笼统环境声明、基于排放抵消计划的环境声明、毫无根据的耐用性声明，以及其他广泛的漂绿营销行为。

ECGT透过确保营销方面的产品绿色声明更加透明可靠，以便消费者作出明智选择，购得真正更耐用、可维修和可持续的产品。含糊的绿色承诺也将受到限制；只有当整个产品确实比传统产品更环保，并通过像欧盟生态标签这样可靠的认证时，生产商才能将产品标记为「生态友善」或「绿色」。此外，如果产品或企业只是在某一细微部分变得比较永续，也不能将产品或企业宣传为「绿色」。

除此之外，ECGT也透过规管永续标签用途来实现这一目标，使它们更可信有效。为了提高生态标签的可信度，该指令将禁止使用笼统的环境声明（如「环保」、「可生物降解」、「气候中性」和「生态友善」），若能证明整个产品确实比传统版本更环保，则不在此列。在推行时，这意味着欧盟产品上的生态卷标需要通过批准的认证计划或认可机构的独立验证。

至于中国内地，尽管目前没有专门立法机关监管漂绿的不实广告，但现存多项法规足以保障消费者和投资者。假使企业塑造虚假的绿色形象，企图欺骗消费者，监管机构可按《广告法》规管的虚假广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管的损害消费者权益、《反不正当竞争法》规管的虚假商业宣传，以及《产品质量法》规管的伪造和冒用认证标志等法例加以起诉。违法者轻则被罚款并须作出赔偿，重则或被吊销营业执照，而且须承担刑事责任。

加强信息法规保障

针对不实披露环境信息的情况，中国自2016年签署《巴黎协议》以来，已经根据协议的绿色分类目录来评估业界的绿色行为，涉及案例多达100万宗。随着绿色行为日渐普及和社会关注度提升，2021年中国修订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要求公开对环境违法行为的行政处罚。随后一年实施《企业环境信息依法披露管理办法》，规定企业披露相关信息，以确保环境信息的明确性。

今年，国务院最新颁布了《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条例》，对不实、伪造、篡改环境信息和数据等行为设定罚款，并要求排放单位公开环境数据，这大大增加了对企业漂绿行为的威慑力和进一步预防漂绿行为。

章逸飞博士
港大经管学院经济学高级讲师

叶梓淇女士
港大经管学院本科生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四年五月二十二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港人北上，反向消费，已经成为新冠疫情后香港与大湾区旅游消费的常态。根据旅游发展局公布数据，2023年访港内地旅客共2676万人次，远低于疫情前2019年的4377万人次以及2018年的5104万人次。相比之下，内地旅游则大幅发展。2023年北上香港居民累计达5300万人次，恰好为访港内地旅客的两倍，其中超过4000万经深港各个口岸出境。

即便香港陆续出台诸多旅游利好政策，其收效也颇为有限，访港内地旅客恢复仍然缓慢。据旅游发展局4月16日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2024年首季访港旅客量为1123万人次，按年增长1.5倍；若与2023年第四季相比，则有5%升幅，但这仍然远低于2019年首季同期所录得的1823万人次。

曾几何时，内地游客在香港大街小巷人头攒动的景象已不复存在。诚然，内地旅客消费模式转变和疫情后经济形势是造成这一局面的部分原因，但香港自身旅游吸引力下降实为主因。香港的高昂成本与部分行业的落后服务，在面临内地物美价廉的商品和优质的服务面前，无疑缺乏竞争优势。如何引潮回港，再创旅游业的春天，成为当下香港亟需思考的一大问题。

打造全新港式旅游

近几年，全国各地城市尝试深度挖掘，并大力推广其城市特色，因此造就后疫情一波又一波的城市旅游热潮。例如西安的古都文化及兵马俑、哈尔滨的冰雪大世界、长沙火辣的潇湘文化和成熟的娱乐产业，一一成为各个城市独有的魅力，吸引络绎不绝的游客到访。

面临竞争白热化的新环境，香港旅游消费增长的突破口，就在于如何定位和推广自身的独特优势。因此必须因地制宜，在充分发挥传统优势之余不断创新，打造旅游业的新名片和新爆点，应成为香港未来旅游消费增长的主要路线。具体来讲，可以从以下四大范畴出发，全方位塑造独具香港特色的旅游业。

国际都会游

国际都市既是香港最核心的价值，也是传统优势所在。随着消费者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们对旅游的认知也不仅仅局限于走马观花式的打卡或是盲目地消费购物，而是追求更多更高质量的沉浸式体验。到港游客，除了被繁华的港风街景和幻彩的维港夜色所吸引，往往期待更深入地融入国际化都市生活。

为此，香港应扩展传统优势，积极承办世界一流的文娱表演、艺术展览等国际活动，吸引国内外游客到访。新加坡早前独立承办泰勒丝（Taylor Swift）的演唱会，充分反映这方面的巨大经济效益。对于过去一年，香港也陆续承办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大型文娱艺术活动，如巴塞尔艺术展、香港国际电影节等已在港举办多年的文娱盛事，正是同时带旺与之深度结合相关产业的最佳例子；活动期间，访港旅客量、旅游消费、酒店餐饮等都呈现显著增长。

为了巩固国际都会游的固有魅力，可以在以下3方面继续加强。第一，承办部分国际一流的文娱演出和体育赛事，产生足够的轰动效应和影响力。第二，赛事的选择，要以通用吸引力为主，以保持流量，并兼顾小众趣味和活动的多样性和质量。第三，活动前的推广，需要更强的把握流量密码，利用自媒体的广为宣传，争取头条效应。活动后的跟进同样不可或缺，不妨以系列性活动方式增强宣传效果。

绿色休闲游

大部分国际和内地游客只知香港高耸入云的楼宇和繁忙的街道。殊不知，香江依山傍海、四季温润，是开发绿色健康旅游的绝佳目的地。这虽是个弹丸之地，但郊野面积超过一半以上，其中登山路线多不胜数。游客既可按自身情况选择不同难度的山径，也可轻松享受沿途山水美景，对于终日奔波的都市居民而言，是绝佳的放松选择。

除此之外，香港拥有四通八达的港口和诸多优质沙滩，游客除了可以享受风光如画的海滩，亦可亲身体验滑浪、独木舟或海上夜钓等各类水上活动。天然条件皆已具备，香港要做的是如何推广、引流，以及通过提供合理服务，将这些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转变成实实在在的旅游吸引力。

与此相关的体育赛事，亦可为旅游业增加新亮点。各界每年都会举办多项行山赛事，其中大部分仅供本地行山爱好者参加。香港理应优化现有资源与安排，进一步扩大行山赛事的国际和国内影响力。打造香港行山赛事的品牌效应，从而吸引更多旅客到访，为相关行业缔造商机。

高校学术游

香港拥有多所国际知名高等学府，一直以来吸引众多境外学子前来求学。近几年，受国际形式和地缘政治的影响，以及特区政府几轮输入人才计划的推出，赴港求学的热情日益高涨。内地家长和学子有需求来港实地考察，以便了解本地学校及教育体系。络绎不绝的游客和大大小小的旅行团，成为高校里一道新的风景线。

虽然频繁的参观为大学日常教学带来不少困扰，但笔者认为，「堵」不如「疏」，应正确面对市场需求，借此东风积极推动旅游消费。各大学应适时成立对应部门，合理安排校园参观，打造独特的学术打卡点。不同学府甚至可以联合举办针对内地学生的咨询交流会，以吸引更多学生和家长在假期来港参观。同时，积极利用本港高质量的暑期课程，使其成为拉动夏季旅游的新亮点。

亲民文化游

香港是一个充满艺术活力的城市。这些年，特区政府致力推动文化建设，将这座城市打造成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M+、西九艺术公园、戏曲中心等等，无不体现当局在建设现代文化之都的实力与决心。在此基础上，香港可以考虑加入更多顺应潮流的文化，多办亲民文化活动。

毋庸置疑，文化艺术是生活的载体，但要充分发挥其价值，则需拉近文化艺术与大众生活的距离。过于抽象或晦涩难懂的文化艺术虽然高雅，但不易引起大众共鸣。在这一环，除了连接国际亲民潮流文化，亦应考虑内地潮流文化，毕竟过去10年访港旅客中，有75%来自内地。因此，香港在积极打造国际文化之都的同时，也要兼顾大多数消费者的文化需求水平。只有把稳消费者的脉搏，才能设计出引人入胜的文化之旅；配合社交媒体的广告宣传效应，可让更多潜在旅客了解香港的特色文化。

香港在放眼国际之余，若能进一步利用背靠内地的优势，相信可为本地旅游业今后发展注入新动能。

李晶博士
港大经管学院工商管理学学士（国际商业及环球管理）课程副总监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四年五月十五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