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經濟結構轉型之路

受當前政治事件影響，香港經濟已經進入技術性衰退，經濟困局近期只會愈發嚴峻。然而，香港經濟面臨的更大挑戰，是長期經濟增長的前景不明朗。主要癥結在於經濟結構過於單一，傳統產業增長乏力。唯有進行經濟結構轉型，才是香港經濟的唯一出路。

產業結構單一 增長動力不足

從2009年到2018年的十年，香港經濟增長顯著減速，年均生產總值（GDP）增速只有2.81%，遠低於1999年到2008年約4.72%的平均增速。香港經濟的增長表現，也明顯遜於同期新加坡的增長表現。同為外向型開放經濟，新加坡過去十年的平均增長率是4.68%，大幅拉大了與香港的差距。

香港經濟增長乏力，可以從產業結構看出原因。香港產業結構單一，農業和製造業在整個經濟中佔比微乎其微。四大支柱產業（貿易及物流，金融服務，專業及工商業支援服務以及旅遊）作為香港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其增加價值佔本港生產總值（GDP）比重在2007年巔峰期高達60.3%， 近年有所下降但仍佔55%以上（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當中最重要的是貿易及物流業和金融服務業，各佔21.5%和18.9% （2017年）。 這兩個外向型核心產業，帶動旅遊，零售和相關支援服務（如法律服務）產業的發展，是香港經濟的火車頭。然而，在2007年到2017年的十年間，這兩個產業的年均增長率分別為3%和4.1%, 遠低於之前的增速，火車頭的拉動力顯著下降。

香港這兩個核心支柱產業，未來前景更不樂觀。一方面，反全球化趨勢在全世界愈演愈烈，國際貿易和跨境資本流動近年開始不增反降，未來相當長時間可能會持續惡化。同樣倚重（但不像香港般依靠）貿易和金融的新加坡, 過去兩個季度經濟幾乎沒有增長。在反全球化的時代，香港的貿易和金融業要持續增長，無疑挑戰巨大。

另一方面，新的數碼革命浪潮中，一個重要的經濟趨勢是去中介化。這對以中介為基礎的香港核心支柱產業有深遠的影響。阿里巴巴集團去年在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宣布，未來5年在電子商務的平台上將實現2千億美元的進口。京東也有類似的雄心勃勃的進口計劃。就如國內貿易和零售日益被電子商務取代一樣，越來越多的進口貿易以及相關的報關物流金融服務也將被電子商務主導。金融科技的蓬勃發展，如支付，轉賬，信用，信貸等等領域的電子化數碼化，理財和投資的人工智能化，無不是對傳統金融中介服務的衝擊。

由此可見，香港過於單一的產業結構現在已經疲態盡顯，而長遠來看，反全球化及去中介化趨勢的影響將使其更加難以為繼。香港需要加強支柱產業的競爭力，但更重要的任務是進行經濟結構轉型。

發展高端專業服務業　打造亞洲醫療、教育及文創中心

在考慮發展新的核心產業時，新產業需要同時滿足兩個條件。第一，必須符合和依靠香港的比較優勢，能夠在全球競爭中佔據先機；第二，必須順應未來經濟社會和技術的潮流，有足夠大的市場需求，能夠為香港經濟帶來持續的增長動力。貿易及物流業和金融服務業符合香港的比較優勢，但如上面分析所表明，未來需求在下降，增長空間有限。近年港府提出大力發展創科，扶持創新企業，發展人工智能等政策，這當然是順應未來潮流的應有之舉。然而，創科要形成推動香港經濟的核心產業，相當長一段時間內是不現實的。香港在研發的投入只有GDP的0.8%，而發達經濟體的研發佔GDP的比重普遍超過3%。 在數碼革命時代中至關重要的數據，市場，人才方面，香港都沒有特別優勢，更不用說其它區域已經形成了強大的先發優勢。

筆者認為，發展高端專業服務業，打造亞洲醫療、教育及文創中心，應成為香港經濟結構轉型的方向。早在2009年，香港政府曾經確定發展包括文化及創意、教育以及醫療在內的六項產業為優勢產業，遺憾的是10年過去這項政策還未真正得以落實。

首先，香港在發展這些高端專業服務業上有獨特的優勢。香港的安全和法治，是這些產業發展的必要條件；而香港的國際化程度和便利的交通，是這些產業在國際競爭中的天然優勢。這些產業有較高的技術門檻，而香港已經在這些領域建立了亞洲領先的地位，比如醫療和教育；或者有輝煌的傳統，如文創。關鍵是如何利用香港的獨特優勢，把這些專業服務行業scale up，成為香港經濟的新動力。

其次，高端專業服務的國際市場前景廣闊，需求不斷擴大。有媒體報導並引用數據指出，全球醫療旅遊產業從2000年的產值不到100億美金，飆升到2017年的7000億美金，並且以每年20%的速度保持增長，已經成為全球增長最快的一個新興產業。以日本為例，高端醫療體檢，尤其是癌症的早期篩查與防治，預計吸引每年約31萬人次的僅以體檢為目的的中國遊客。在教育產業方面，國際教育作為澳洲第三大出口產業每年給澳洲創造近200億澳元的價值。尤其是澳洲公共教育通過留學產業化所創造的巨大收益得到極大的支持，使得教育資源更加豐富，這對公共教育資源緊張的香港也可作參考。同時，文創產業的全球產值也高達2.25萬億美元。

高端專業服務的產業化與公共服務的相互促進

發展高端醫療及教育產業是否會稀釋公共資源，降低公共服務質量，是必須首先明確的問題。只要政府規劃得當，正確引導，醫療及教育產業化不僅不會與公共服務相衝突，反而能夠促進提升公共服務。

以醫療為例，香港的公營醫療體系雖保障了市民以低廉價格享受優質醫療服務，但醫療從業人員不足，病床緊張，患者輪候時間長等問題愈來愈惡化。政府醫療開支雖逐年增加，但佔GDP比重僅約為5.5%至5.7%，遠低於國際平均水平。如何在財力可持續的條件下擴大醫療供給能力，同時又不降低醫療專業人才的收入和激勵，一直是困擾香港醫療制度的難題。通過發展高端醫療產業，從需求端開放，引導私人資本和政府投資共同作用，是增加醫療供給能力，提升醫療公共服務的解決之道。

香港的高等教育在公共服務上是相對落後的。目前全港每年只有15000位本地生受資助學額進入公立大學，佔應屆青年的25%左右，而世界上其它發達經濟體70%的年輕人可享高等教育。政府應採取一系列政策，把本地入學名額盡快提高到50%。短期內大幅增加本地學額，只靠公共財政會令財政支出面臨過大的壓力。參考澳洲經驗，利用香港高等教育國際化高水準的優勢，吸引適量的非本地學生自費留學，從而增加本港學校教育經費，增加教學資源，是一個可行的選擇。

制度創新和妥善規劃是關鍵

高端專業服務產業的發展，需要政府和社會的共同推動，需要公共資金和社會資本的共同作用。政府應當積極引導，妥善規劃，穩妥有序的擴大供給能力，保障公共服務水平穩步提升。

制度創新是釋放供給能力的關鍵。醫療服務的供給能力提升，需要加強本地醫學教育培育人才的能力，准入規則和條件也必須逐步放鬆。國際需求的導入，私立醫院的建設，醫護體系的配套，醫師資質的放鬆，在政府協調下同步推進，就能不斷提升供給能力。在高等教育方面，教學人員延遲退休可以在短期內補充現有教學資源。增加教育研究經費，同時改善經費的分配使用規則以提升公平性和資源效率，加上有序增加自費留學，便可逐步提升高等教育的供給能力。香港文創產業要恢復往日的輝煌，需要政府加大投入，同時創造環境，促進文創繁榮的良好生態。

蔡洪濱　香港大學經濟及工商管理學院院長兼經濟學講座教授
（本文同時於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二十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是時候正視氣候變化了

最近兩周內有好幾件事情都和氣候有關。首先是上星期五的立冬，習俗上把這一天視作冬季的開始。香港處於亞熱帶，除了寒流襲港的幾天外，一般的冬季都很暖和，去年更加像沒有冬天似的。今年的冬季剛開始，似乎也不會特別寒冷，但隨着過去幾個月的社會動盪、人際和社群關係的急速轉變，即使氣候不冷，港人或許仍不寒而慄，凍在骨子裏。

另一件事情，是美國於本月初正式退出《巴黎氣候協議》。氣候變化是本世紀人類面對的一個重大議題，而《巴黎協議》可以說是全球所有國家共同解決氣候變化問題最重要的平台。然而，作為最多經濟活動國家的總統，特朗普一直對氣候變化抱着懷疑，甚至否定的態度。數年前他在競選總統期間，便表示了沒有氣候變化這回事的看法。有論者認為這是他要推翻奧巴馬發展可再生能源的政策，以及支持傳統石油和天然氣企業的藉口。

美國排放二氧化碳稱冠

特朗普在上台後不到半年，便宣布美國停止參與《巴黎協議》的工作。但退出《巴黎協議》，有關國家須在協議生效滿3年才能提出。對美國來說，這正是本年11月4日。而宣布退出後，需要一年時間才生效，所以美國要到明年11月才正式退出《巴黎協議》。美國退出《巴黎協議》，主要是認為協議對美國構成不公平的負擔，而且協議給予一些大的碳排放國如中國等一些不公平的優惠。

從存量來看，美國是歷史上排放如二氧化碳等導致溫室效應氣體累積最多的國家。從流量來看，美國也是目前排放溫室效應氣體的第二大國。美國退出《巴黎協議》，自然影響到全球減排的計劃，或許也會減少協議對其他國家減排的約束力。《巴黎協議》的主要目標，是限制全球氣溫上升，不高於工業革命前攝氏1.5度。但按聯合國估計，即使美國沒有退出，這個目標也難以達到。

美國退出《巴黎協議》，並不等於毋須為氣候變化付出代價。只要全球多數國家都重視這個問題，他們或會以這個問題作為國際合作的一個考慮條件。例如在國際貿易談判中，加入針對溫室效應氣體的政策，或給予有這類政策的國家較為優惠的貿易條款。當然，談判的結果視乎有關國家的市場力量，但當國民極度關注減排這個問題時，政府若與沒有減排政策的國家來往時，自然會受到一定的壓力。

界外效應經濟成本龐大

至今年中，《巴黎協議》有194個簽署國，比世界貿易組織的164個成員還多。有這麼多個國家共同參與，去解決氣候變化這個問題，反映出氣候變化的界外效應和龐大的經濟成本。前者指大氣層難分你我，各個國家都是地球村的一分子，需要合作才能保護共享的環境。但問題也在這裏，既然大家都有份，權利和義務便不容易清楚界定。此外，不同國家也因經濟發展水平不同而能力各異。氣候變化明顯地涉及國際間利益分配的問題。

另一方面，氣候變化導致的經濟損失愈趨明顯和嚴重，不能不盡快應付。這些損失以不同的形式出現，包括山火、水災旱災、海水上升、冰川融化、極端風暴、生物絕種等等。若只計算簡單的經濟損失，美國在過去5年，就因天氣或氣候因素損失了5000億美元。三藩市聯邦儲備銀行在上星期五（11月8日）舉辦了一個關於氣候變化經濟學的研討會， 會上發表的研究報告顯示，如果沒有應對氣候變化的政策，到2100年，全球的人均本地生產總值可以下跌7%。如果各個國家能履行本國在《巴黎協議》的義務，則下跌的幅度可減少至1%。這些數字或會因假設更改而有所變化，但仍可反映出問題的大小。

各國政府除了努力減少溫室效應氣體排放之外，由於有些環境變化不能逆轉，政策也需要處理有關的問題，如海洋水平線上升，會導致2050年時有額外4000萬人口生活在海水漲潮時的水平線以下。如何妥善地安排這些人口的遷徙，也是對有關政府的一項挑戰。

氣候變化既然對經濟有一定的影響，那自然也可以是經濟政策考慮的因素。上星期美國聯邦儲備局三藩市分局首次就氣候變化召開了研討會，表示關注氣候變化對經濟金融的影響，甚至在貨幣政策的制定中包括氣候變化的考慮。也許三藩市位於深受山火困擾的加州，所以對氣候變化這個議題的探討較為積極，但聯儲局主席鮑威爾及其他高層，並不高調地談及氣候變化。

代與代永遠互相虧欠

相比之下，其他中央銀行就較為進取。包括英倫銀行和法國銀行等8家央行，在兩年前就成立了「綠化金融體系網絡」（Network for Greening the Financial System, NGFS）。現時已有40多家央行參與，包括中國人民銀行和香港金管局。這個組織是要協助全球經濟達到《巴黎協議》的目的，及管理過程中的風險。

氣候變化帶來的金融風險，可以是颱風、旱災、山火等導致企業營運困難甚或倒閉，可以是倚靠化石燃料的企業在過渡到低碳經濟時面臨的困境，也可以是金融機構的貸款過度集中於受海水上升影響的岸邊區域等等。在經濟方面，氣候變化可以導致因為基礎建設損毀或者主要商品價格大幅波動的宏觀經濟震盪，也可以影響貿易流通、供應鏈管理或預防性的貨幣需求等各種經濟活動。與人口老化一樣，氣候變化已逐漸融入21世紀的經濟生活。

以下也是一則上星期和氣候有關的新聞：意大利宣布於下一學年把氣候變化和持續發展列為必修課，是全球第一個有這個課程要求的國家。畢竟氣候變化這個議題，不單涉及同一時期國家與國家之間的利益分配，也涉及跨代之間的利益分配，像碳排放對大氣層的污染一樣會維持多年，久久不能散去。這一代的虛耗，由下一代承擔。

說到氣候變化與年輕一代，自然想起今年才16歲的瑞典少女通貝里（Greta Thunberg）。她兩個月前在紐約聯合國氣候變化峰會上的發言甚為惹人注目。她以激情（或情緒化？）的語句質問當前的世界領袖，說他們以空話偷走了她的夢想與童年，又說生物滅絕已經開始，但他們還在談論金錢及經濟持續增長的童話，期間多次喝問 「How dare you？」 關注氣候變化無可厚非，但代與代之間永遠都是互相虧欠的。

陸炎輝　香港大學經濟及工商管理學院榮譽副教授
（本文同時於二零一九年十一月十三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事與願違 過度有為

以前港英政府奉行「積極不干預」經濟政策，讓市民從高速增長中直接得益，生活水平得以大大提升。回歸15年後，前任特區行政長官梁振英（現為全國政協副主席）正式放棄「積極不干預」主義，把政府的角色轉為「適度有為」。何謂「適度有為」？他的首份施政報告有這樣的闡述：「我認為在市場可以發揮優勢的時候，政府不應干預，只要提供公平競爭的平台。但當市場失效、未能發揮功效，政府一定要有所作為。過去半年，政府以政策具體說明了對『有所作為』的拿捏。當住宅供不應求，政府提出及落實『港人港地』，減少非港人買入本港住宅，優先滿足港人置業需求；提出買家印花稅；以及用行政手段停收内地雙非孕婦來港產子，都是政府『適度有為』的例子⋯⋯」【註一】。

無為之治轉捩點
報告在2013年1月16日發表，由筆者在香港大學主講的「香港經濟體系」（Economic System of Hong Kong）在同年同月22日開課。當時我和學生討論的第一個課題便是「適度有為」。「適度有為」的道理顯淺易明，不需討論；正如梁振英所說，重點是政府能否拿捏得準。

我還記得同學即時的反應，就是把「港人港地」作為「適度有為」的例子不恰當，因為住宅供不應求的真正原因在於住宅土地供應不足；作為土地的唯一供應者，特區政府應該承認住宅供不應求是政府失效，而不是市場失效，諉過於市場是不對的。同一道理，「買家印花稅」亦不能跟「適度有為」混為一談。梁自以為拿捏得準，我們卻心裏明白，他只是自欺欺人；更令人擔憂的是政府或會一律把它的所作所為合理化成「有所作為」，最後淪為「過度有為」【註二】。

不幸言中，梁在提出買家印花稅之餘，也同時提高額外印花稅（俗稱「雙辣招」）。雖然雙辣招有反效果，房屋變得更難負擔，但梁振英罔顧事實，深信提高印花稅是「適度有為」，繼續「加辣」，先後在2013年2月和2016年11月兩次提高從價印花稅。信念歸信念，事實還事實。根據國際顧問公司Demographia編制的「中位數倍數」（Median Multiple；即樓價中位數除以家庭收入中位數），香港的中位數倍數由2013年14.9的水平升至2017年的19.4；即一個收入中位數家庭在2013年開始計劃買樓，假設把所有收入儲起，須14.9年後才可負擔一個樓價中位數住宅。縱使這個家庭真的有辦法儲起所有收入，經過4年後，由於中位數倍數已升至19.4的水平，這個家庭要把所有收入儲多15.4年，才足以負擔同一樣的單位，距離目標也就愈來愈遠！更殘酷的現實是，一個家庭根本不可能儲起所有收入，置業無望，注定一世做無殼蝸牛。

香港房屋本來已是全球最難負擔，經過特區政府3次「加辣」，中位數倍數不跌反升，更遠遠抛離第2位的悉尼和第3位的溫哥華；2017年，悉尼的中位數倍數是12.9，溫哥華則為12.6。樓價過高因為房屋供不應求，梁振英多次提高各種印花稅，以為減低房屋需求便是「適度有為」；可是他忽略印花稅的副作用：二手房屋供應大大下降，抵消印花稅的需求效應【註三】。梁只求「有所作為」，制定房屋政策粗疏，結果適得其反，絕對是「過度有為」。

積極有為後遺症
幸好梁振英放棄連任特首，現任特首林鄭月娥不需為上任特首的房屋政策合理化，提高印花稅再不是「適度有為」。前特首的「辣招」對林鄭能否「減辣」退市是一個考驗，但始終她能力有限，對「辣招」束手無策，無法帶領香港走出房屋困局。上屆政府的後遺症不止於「辣招」，更甚的是「適度有為」政策；林鄭眼高手低，為「適度有為」「加辣」，變成「積極有為」。

在「積極有為」旗幟下，林鄭更加盲目「有所作為」。香港房屋供不應求，她卻調低各類資助出售房屋（包括「綠置居」、「居屋」和「首置」）售價，刺激房屋需求，完全不合邏輯。林鄭把以上措施合理化為提高置業率之舉，但此時提高置業率無疑缺乏遠見，因為業主數目愈多，增加土地、房屋供應的阻力愈大。政府已經表明大幅增加土地、房屋供應是長遠目標，且充滿變數；林鄭的措施反令達標難上加難，將未竟之功留給未來特首。

除了在房屋供不應求時刺激需求，林鄭還把《長遠房屋策略》下，未來10年公私營房屋新供應由六四之比調整至七三之比，即減少私營房屋供應。在樓價遠超可負擔水平時減少私營房屋供應其實完全違反供求定律，但她總能自圓其說，將此舉合理化為回應過長公屋輪候時間之策。此一觀點未免流於表面化，因為公屋輪候時間增長在於樓價愈來愈難負擔，以致更多人轉向公營房屋市場；增加私營房屋供應，令樓價回復至可負擔水平，方為長遠治本之法。

梁振英政府「適度有為」，屢施「辣招」；林鄭政府變本加厲，「積極有為」，制定完全違反供求定律、不合邏輯惡策。香港樓價過高、房屋供不應求本來已是深層次問題，兩位特首皆為求「有所作為」，胡亂下藥，導致房屋問題變成整個社會問題。林鄭過度有為，反而令問題一如雪球愈滾愈大。當局今後若能放下但求「有所作為」之心，回歸客觀、理性，問題才有望解決。

【註一】：2013年《施政報告》第20段
【註二】：《「適度有為」還是「過度有為」？》，程騰歡，信報，2013年2月5日
【註三】：《樓市用錯藥 降溫需換藥》，程騰歡，明報，2016年12月21日

程騰歡 香港大學經濟及工商管理學院副教授
（本文同時於二零一九年十一月六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全民基本收入

收入是否一定通過工作或者投資而來？有沒有可能什麼都不幹、什麼投資都不做或什麼退休金都沒有，但仍可以按時有收入？這個情況大概是在經濟匱乏時眾多勞動階級的幻想，但隨着科技發展和經濟增長，有可能會在不久的將來幻想成真。

由於貧富懸殊收入不均的情況日趨嚴重，各國政府都在密謀應對。大約5年前，「全民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這個概念逐漸冒起，討論的人愈來愈多，甚至有好些地方作實驗性的推行。所謂全民基本收入，指所有公民按月收到政府派發相同數額的金錢，毋須通過任何資產或財富的篩選。

大市場小政府 保守主義支持

乍眼一看，這些無條件的派錢計劃，一般出自比較傾向自由主義（籠統定義）的政客或政黨，會受到傾向保守主義者（也是籠統定義）的反對。但情況並非如此。二次大戰後，隨着經濟的演變和凱恩斯主義的影響，政府對國民的經濟援助和社會福利大幅增長，有關的項目亦層出不窮。但經年累月之後，有關部門逐漸變得架構臃腫、行政失效、資源浪費。以香港為例，過去一兩年「派糖」4000元的「德政」所虛耗的資源和費時失事，已使人嘆為觀止。在一些行政效率較低的國家和地區，情況更難以令人想像。若果引進全民基本收入計劃，取代全部或大部分這些社會福利項目，可以在不影響收入分配或扶貧工作下，省卻很多資源。

此外，國民收到現金後，可以按自己的喜好消費，毋須受到一些社會福利項目，如食物券等在消費種類和數量上的限制。全民基本收入將經濟回歸到大市場小政府，正是保守主義者支持的主要原因。相反，自由主義者則從這個角度反對全民基本收入，認為這只是將注意力引離具體的福利項目，減少繼續爭取如提高最低工資等等。具體的社會福利項目，如與就業、教育、房屋有關的，都是政治力量的根據地。若然大部分有關項目被政府的現金取替，政治影響力亦隨即消逝。

希拉莉曾考慮 惟財務難負擔

一些社會福利項目還有另一個問題，就是減少了當事人尋找工作的意願。舉例說，若沒有工作和收入，可以向政府申請每月3000元的福利，若出來工作所得工資只是5000元，收入增加了2000元，卻失去了多天的個人時間，有些人會覺得並不划算，乾脆呆在家裏算了。但在全民基本收入的計劃下，工作所得的都是額外收入，找工作的誘因自然提高了。

當然，全民基本收入計劃也有缺點。最容易被詬病的，是不論財富和收入，每個人每月所得都一樣，對很多人而言這並不公平。其次是經費問題。雖然取消了一些社會福利項目會省下經費，但仍不足夠全民派錢，除非原來的社會福利項目有極大的資源浪費。前美國國務卿希拉莉在有關她和特朗普爭奪總統寶座的回憶錄 — What Happened（2017年出版）中透露，她曾經考慮以全民基本收入作為競選時的政策方案，以爭取更廣泛的選民支持，但經仔細盤算後因財務負擔難以應付才放棄。

另一個考慮是，全民基本收入計劃會衝擊一個國家的移民政策。既然作為公民可享有基本收入，有關國家自然會吸引大量移民入境。即使沒有這個情況，現有的公民也會為了保護自己的利益而要求政府限制新移民數目，或提高新移民可以享受基本收入的條件和所需要的居留年期。

一般而言，新移民抵達國境後自然會有一些政治力量幫他們說話和爭取權利，所以更乾脆的做法是限制新移民數目，人不在則沒有話說。瑞士在2016年曾有公投是否實施全民基本收入政策，結果沒有通過。很多政黨就是以該計劃會引致大量移民流入瑞士為反對理由。

瑞士這次公投是全球首次就有關議題進行的投票。有趣的是議案並非由議員在國會中提出，而是只要在18個月內得到十萬名公民聯署，瑞士政府便需將建議通過公投表決。建議中，成年人每月可得2500瑞士法郎，兒童625瑞士法郎。這些數字是基於當時瑞士在社會福利上的人均開支來計算的。投票的結果，23%贊成、77%反對。議案不獲通過，除了因為政黨認為影響移民政策而不支持外，還有對工作和收入的觀念。人們都習慣了工作和收入之間的密切關係，不能接受全社會都可以不勞而獲。

瑞士公投否決 憂損謀生觀念

全民基本收入是一個大型政策項目，現時經濟學者及政策制定者對這個項目的了解還很粗淺。過去數年間，有政府和機構在一些國家進行有關的實驗，包括芬蘭、加拿大、荷蘭、美國和肯尼亞。初步的觀察，效果是較為正面的，如受惠人的工作意欲，並沒有因為政府派錢而減少等等。不過有關的數據還是很初步，未足夠作為全面推行政策的依據。

兩天前宣布的本年度諾貝爾經濟學獎的三位得主，所做的研究是針對如何有效地減貧。其中麻省理工的班納吉教授，在今年初的一篇論文初步總結了全民基本收入在發展中國家的影響。發展中國家還沒有真正的全民基本收入的試驗，有的只是一些現金援助項目。受惠人是特定的群組而非全民。捐助的單位對發展中國家如何利用資金，都有一些既定的看法。如經費應該用在基礎建設或教育上，不應用在無謂的開支如煙酒上的消費。按班納吉的了解，基於目前少量和初步的研究，現金援助並沒有誘使發展中國家的消費者胡亂消費，同時也沒有減少他們繼續工作的努力。

全民基本收入有一些知名的支持者，就是在矽谷的科創企業家。臉書的朱克伯格（Mark Zuckerberg）兩年前在哈佛大學畢業禮演講上首次公開支持全民基本收入。他認為社會發展不應該再以生產多少為指標，而是要看個人能否找到在世上有意義的角色。全民基本收入可以幫助個人發展創意、追求理想。此外矽谷的其他企業家，包括特斯拉的馬斯克（Elon Musk）也公開支持全民基本收入。

增值稅助減貧 政治上不受落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人工智能和自動化，將會減少大量的工作崗位。同時，新科技亦改變了工作與職位的關係，會有愈來愈多的勞動力變為自僱人士、或同時做幾份兼職而非一份全職、又或同僱主的關係只是短期合約等等。這些改變，使基於勞動力市場全職工作、長期合約的勞動法規和社會福利都不合用。全民基本收入計劃，正好彌補這些不足。這或許是矽谷支持這個計劃的一個原因。畢竟，這些大企業家們也需要市民大眾手中有足夠的消費力來購買他們的產品。

最後要提及的，是首位參與美國總統競選的華裔人士楊安澤（Andrew Yang）。由於他以全民基本收入作為競選平台的重點，他大概是目前最受注目的全民基本收入的倡議者。他建議引進增值稅作為收入，然後分發給每位美國人每月1000元。雖然他當選總統甚至民主黨候選人的機會微乎其微，但他在這方面的建議比現時民主黨領先的候選人、麻省參議員沃倫（Elizabeth Warren）更為扎實。

哈佛著名經濟學者曼昆教授（Greg Mankiw）最近簡單比較了楊安澤和沃倫就減少貧富不均的建議。沃倫主張對富人徵收財富稅，用以幫助窮人。劫富濟貧，在政治上容易得到支持，但實際效果並不明顯。一來要確定財富多少並不容易，因為有時目前的財富數值是基於將來的收入，難以估計。二來富人可以將財富作不同的調動和分配來避稅。

楊安澤建議的增值稅，稅基是經濟活動的數額。有錢人多消費自然多付稅，窮人消費較少付稅也較少。既然兩者均從政府獲得每月1000元，富人繳付的增值稅自然高於1000元，而窮人則少於1000元。整個計劃還是對窮人有利，但畢竟多了一種增值稅，市民都不容易接受。相比之下，楊安澤的建議於減少貧富差距更有效，但在政治上就不受歡迎了。

陸炎輝　香港大學經濟及工商管理學院榮譽副教授
（本文同時於二零一九年十月十六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愛國青年是怎樣煉成的和互聯網對他們的影響

特區政府提出修訂《逃犯條例》，激發社會反修例運動，世界各地的香港留學生和海外港人都有聲援行動，當地中國留學生和華人卻發起反抗議行動，觸發或大或小的衝突。成年中國人有這種行為不足為奇，反而那些中國留學生在香港的抗爭運動還沒有很激烈的時候，在能夠取得充足資訊的情況下，還對香港民眾的抗爭抱持敵視態度，這點筆者覺得很值得注意。 當今的內地年青人是否變得更民族主義並對西方世界抱有更多的懷疑，這原因何在？而充分的資訊自由又會對他們有何影響？這些都是很值得探究的問題。下文介紹兩篇近期在國際頂級學報發表的研究，當中有一些啓發。

中學課程與意識形態

第一篇文章為《課程與意識形態》（Curriculum and Ideology），由中外五位學者（Cantoni, Chen, Yang, Yuchtman, Zhang)2017年4月發表於享譽盛名的《政治經濟學報》（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內容為研究中國十多年前推行一次中學課程改革，其高中政治課課程的改革，如何塑造學生的政治信念，朝政府設想的方向改變。

早前有人批評本地年青人的激進行為是通識教育之過，要證明其中因果關係殊不容易，因為他們的激進行為可能是受其他（其前輩所未有的）生活經驗所影響，譬如政府推行國教、人大831釋法。要證實箇中關係，應把這批學生與另一批一模一樣卻沒有受過通識教育的學生比較，才能識別通識教育的作用。倘若通識教育是在不同時間在不同學校推出，這樣的對照就有可能 。中國內地上述課程改革正好符合這個條件，因為雖然新課程在單一省份裏是在所有中學同時推行的，但是不同省份又有不同的推行時間。

五位學者在2013年4至5月期間，對北京大學全體本科生展開網上問卷調查，收回大約2000份問卷，成功率為18.6%。答卷者來自29個省份，2006至2009年間進入高中三年級；其中他們中學時期所讀課程新舊參半。

課程改革範疇涵蓋五方面：管治、政治制度、經濟制度、中國人身份、環境保護。下【表】顯示，全國統一使用新舊課程中的政治課教材，對關鍵詞出現頻率的分析。以關鍵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為例，舊課本共有145,062字，新課本則有172,424字，所以此關鍵詞的使用頻率從0.00276%（4 / 145,062）上升到0.0563%（97 / 172,424），比率變化為1,940%（0.0563 – 0.00276） / 0.00276 x 100%）。

愛國疑外的成因

從關鍵詞使用的變化，也從政府文件可以看出，改革目標是增強學生的民族主義思想（「中華民族」和「祖國」出現率大大提高）；在經濟上認同「國進民退」而非西方市場經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出現率上升，「市場經濟」出現率下降）；在政治上更多參與，認同有別於西方的民主選舉制度（多投票，但不包括參選、集會、組黨等自由）。雖然有人認為習近平管治的中國日趨保守，但原來這趨勢十多年前已有跡可尋。

該研究發現，新課程通常成功地改變學生對重要議題的態度，朝中國政府所期待的方向發展。在治理方面， 接受新課程的學生對政府官員更為信任，認為官員都更具公民意識，而賄賂則不那麼普遍和可行。至於政治制度方面，接受新課程的學生視中國為更民主的國家，認為個人的政治參與是民主的決定性特徵，但更多地對自由和民主存有懷疑，並對不受限制的自由市場更加懷疑。

換言之，這個研究證實課程設計確能改變青年學生的政治思想，中國青年在新課程影響變得更民族主義，更相信中國政府，並且對西方社會有更大的懷疑。然而，這項研究也非人人信服，主因在於學生的答案不一定是真心想法，也許他們只是填寫他們所知的標準答案。對於這個質疑，作者指出問卷刻意設計得不像考卷，避免訪問者有考試的感覺；而問卷邀請信也寫得非常生動活潑，減少學生回答時的政治考慮。

此外，內地電視台經常播放共產黨抗日的英勇事蹟，耳濡目染，當然會影響年青人的觀念和看法。上述研究文章並沒有比較學校教育與電視以至其他影響因素的相對重要性。與其批評這為研究的局限，不如說這反映了學術研究是個累積過程。

1984 還是美麗新世界

至於第二個問題：在互聯網獲得更多資訊，能否令人更為客觀，減少對政府的盲目信任？筆者在此介紹另一篇文章由兩位作者（Chen and Yang，也就是上述第一篇文章其中兩位作者）的研究。這篇文章有很耀眼的題目 《媒體審查的作用：1984還是美麗新世界》（The Impact of Media Censorship: 1984 or Brave New World?），在2019年6月號的《美國經濟評論》（American Economic Review）發表。

作者對1,800名北京某大學的大學生作出為期18個月的追蹤調查，調查對象隨機分成兩組，第一組所受互聯網審查和普通市民一樣；第二組則可免費瀏覽受審查的網站，其中更有一部分人在調查期間獲得額外的鼓勵，短暫瀏覽某些外國的新聞網站。

在這18個月內，研究人員得以收集這些參與調查的學生在互聯網上所有活動，包括何時到訪哪些網站，結果出現以下驚人發現。

對被禁的網站不感興趣

第一，僅僅可以瀏覽之前被禁止的網站，並沒有增進他們取得政治敏感資料的意欲，有近半學生根本沒有使用免費服務，去造訪之前被禁的網站，即使有使用免費服務的學生，也幾乎沒有人造訪之前被禁的外國新聞網站。這說明學生對受禁閉的政治敏感資料，本來就興趣不大，因此就算不費分文取得這些資料，也無甚吸引力。

第二，短暫引導學生造訪某些西方新聞網站，會對他們有持久的影響，即使短暫的推動力過後，學生花在這些網站的時間，仍然會比以前多；可見學生原本對這些網站的興趣不大，只因他們低估了其價值。使用這些網站一段時間之後，學生都表示對其信任的程度有所提高。18個月的調查結束之後，這批學生中就有23%願意掏錢自費使用不受禁制的互聯網服務。

第三，調查期間，學生取得政治敏感資料，這對他們的知識、信念、態度、計劃有以下廣泛而持久的改變：1.對受到政治封鎖的國內新聞以及期間曾接觸的政治敏感資料都更為知情。2.對中國經濟的增長和短期的股票市場表現較為悲觀。3.對中國政府較感懷疑，對其表現較不滿意，有較大可能提出體制上的改變。4.較有可能計劃通過到海外升學而離開中國，較有可能從中國的股票市場撤走投資（好些學生在股票市場有少量的投資！）。

第四，學生會把所知政治敏感資料告訴朋輩，但是傳播範圍很小。那些經常造訪外國新聞網站的學生，他們的宿舍室友（也為調查參與者）在有關的新聞內容小測驗（也是研究者發出的），答對的比率較其他學生高出12.7%。換言之，只有當知道這些敏感新聞的人達到「臨界人數」（critical mass），社會才會普遍知道。

上文闡釋的兩項研究有助了解中國內地青年的心態。中國的審查制度之所以有效，除了因為能使人難以獲取敏感信息，還因為它營造了一個公民毋需知道此類資訊的環境。中國教育制度嘗試去培養學生的愛國和民族主義，在經濟上國進民退，以及對外國帝國主義的懷疑，讓青年人對西方被封閉網站缺乏興趣，成功煉成愛國青年。但是，倘如學生真的到訪了那些被審查但有分量的外國新聞網站，他們就會在知識、信念、態度方面出現重大的改變，這仍然是非常值得鼓舞的地方！

【表】

參考文獻：

1. Davide Cantoni, Yuyu Chen, David Y. Yang, Noam Yuchtman, Y. Jane Zhang (April 2017), “Curriculum and Ideology”,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125, No.2

2. Yuyu Chen, David Y. Yang (June 2019), “The Impact of Media Censorship: 1984 or Brave New World?”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109, No.6
趙耀華 香港大學經濟及工商管理學院副教授

（本文同時於二零一九年十月九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經濟衝突與中美貿易戰

自美國發動對華貿易戰，至今已歷時超過18個月。貿易戰正逐步升級，中美都向對方愈來愈多的產品徵收關稅。當然，兩國政府也進行了多輪的談判，但尚未達成任何協議。目前，任何人都很難預測日後的發展；但是有一點可以肯定——即使兩國達成停止當前貿易戰的協議，衝突也不會結束，並且會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反覆出現；這一論點是基於對貿易戰根源的理解。

自中美貿易戰爆發以來，關於其成因的文章很多。解釋的範圍非常廣泛，論據從政治、文化到經濟方面，一應俱全；然而很難說哪一個論點是錯誤的，因為各有一定的解釋力，要找來反駁證據殊不容易。話雖如此，卻可判斷哪種論點較為合理。正確的理解無疑是當前貿易戰的關鍵，如果對原因沒有正確的了解，就無法預見未來，也難以防止同一問題再次發生。

筆者曾就此問題發表幾篇相關文章，本文將提供一套較有系統的經濟論據和證據，用以解釋這場貿易戰。中國於1979年開始經濟改革和開放，在此後一段很長時間內，實現了經濟和貿易的高增長。時至今日，中國已發展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基於GDP）和最大貿易國（基於出口貨品）。關於美國為何發動對華貿易戰，一種解釋是：它是快速崛起的中國和美國作為現存大國之間一場不可避免的鬥爭。這就是所謂「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s Trap）的體現。因此，有些人認為當前的中美衝突不是貿易戰，而是爭奪技術和地緣戰略優勢的鬥爭。在此，我不提出贊同或反對這種觀點，但會根據自己近期的研究，提供一些經濟和統計的分析；其中資料看來也支持這種觀點。

優勢逆轉爭端

根據美國經濟分析局（U.S.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的數據，中美雙邊貿易從1999年的1,020億美元增加到2017年的7,120億美元。美國與中國的貿易在其總貿易中的份額，從 1999年的4.6％增加到2017年的13.6％。就出口而言，美國對中國的出口額在1999年約為170億美元，在2017年約為1,880億美元，增長了10倍以上。美國對華出口佔總出口的份額，從1999年的1.8％增加到2017年的8.0％。2017年，中國是美國商品的第三大出口市場。在進口方面，1999年美國從中國的進口額約為850億美元，2017年為5,240億美元，增長達6倍。 2017年，中國是美國最大的進口商品來源。

儘管中國融入全球經濟對本國和世界其他地區都是有利的，但其GDP和貿易規模的增長可能會導致貿易摩擦；國家或地區的大小，對貿易糾紛至關重要。在大多數貿易爭端中，一個國家可以從以下兩方面得到直接的經濟利益：一是改善對另一國家的貿易條件，二是其貿易夥伴降低關税和市場進入條件。因此，對一個出口國而言，其潛在利益的大小取決於進口國市場的重要性。當一個國家的市場變得更大後，就更可能和别國產生貿易摩擦。

2017年，美國對中國的出口最大類別是飛機、機械、雜糧、種子、水果、車輛、電機、旅行、知識產權和運輸。中國對美國出口的主要商品是電機、機械、家具和床上用品、玩具和運動器材、塑料、旅行、運輸以及研究與開發。貿易模式同時受到比較優勢和新貿易理論強調的因素影響，例如規模經濟、產品差異化和不完全競爭。

中美貿易格局的變化對貿易衝突有顯著影響。首先，中國原有的比較優勢仍然很強；同時，中國不斷在眾多產品中獲得新的比較優勢。這種變化加劇了各種行業、各類產品的國際競爭。其次，中國的比較優勢主要集中在勞動密集型產業上。因此，美國從中國增加進口，往往導致大量競爭行業裁員。與非勞動密集型行業相比，失業帶來的損失更明顯，反對的聲音也更大。

摩擦愈演愈烈

儘管在過去40年的大部分時間中，中美都保持着良好的貿易關係，但兩國之間也經常發生摩擦。美國認為，中國遠遠没達到世界貿易組織對其成員所要求的自由和以市場為基礎的經濟。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Office of the 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每年發布有關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的年度報告，以記錄中國在世貿組織承諾九大類別的實施情況，即貿易權、進口法規、出口法規、影響貿易、投資、農業、知識產權的內部政策、服務，以及法律框架。2017年，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向國會提交關於中國入世報告，正如其中所述，中國政府採取許多干預政策，加大了從國外市場進口商品和服務的貿易壁壘；並指出中國政府的扭曲行為與世貿組織成員的義務不符，使其他成員處於不利地位。從該辦公室2002年至2017年各種報告的數據可見，到了2016年底，美國政府針對中國向世貿的爭端解決機構（Dispute Settlement Body）提出了20項起訴，案件主要涉及中國在國內的稅收優惠、補貼、進出口限制、反傾銷和反補貼稅、知識產權執法和金融資訊服務。中美兩國還有許多其他雙邊爭端尚未帶到世貿組織。

筆者也曾在本欄論述中美兩國其他的經濟矛盾，包括長期和巨大的貿易不平衡、「强迫」技術轉移、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出口補貼等等；上文則聚焦於中美經濟和貿易40年以來的發展和摩擦。歸根究柢，無論任何單一的矛盾，都不足以釀成今天的貿易戰，然而當所有因素匯集一起，其影響力之大則難以預測。
丘東曉　香港大學經濟及工商管理學院副院長兼鍾瀚德基金教授（經濟發展學）

（本文同時於二零一九年十月二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非暴力抗爭比暴力抗爭有效

香港當前抗爭運動的一個主要爭議，在於它對示威者的暴力該有多大容忍度，撇除道德和法治的考量，這主要取決於暴力抑或非暴力抗爭較能達到運動目標。 為解答此一問題，筆者最近參閱兩位美國學者Erica Chenoweth 和Maria J. Stephan的有關研究《為何非暴力抗爭有效》（Why Civil Resistance Works)，覺得頗有收穫。早前香港教育大學趙明明教授已在《明報》介紹這項研究，珠玉在前，筆者在此就將認為有趣的地方與讀者分享一下，希望對處於困局中的香港人有點幫助。

這個研究的起源頗有趣味；2006年，該書第一作者Chenoweth不過20來歲，博士學位還沒完成，作為狂熱的暴力抗爭支持者，她的博士論文題目就是《暴力抗爭為何出現和如何取得成功》。那年她在一個會議遇上一個行家的挑戰，對方問：「妳既然認為暴力抗爭比非暴力抗爭有效，能用客觀數據證明給我們看嗎？」她才醒覺到，對於如此重大的問題，政治學家所依據的只是自己熟悉的個別案例，而非大規模統計學分析。

出於好奇心，也為了說服對方，Chenoweth便和那位批評者（亦即日後該書的另一作者Stephan）決定攜手開展這方面的研究。她們收集了自1900年以來試圖推翻政府或領土解放的重大非暴力和暴力運動的數據，範圍涵蓋世界各地，據觀察所得，由為數至少1,000名參加者組成的每個已知運動，總共有323個案例。研究結果與Chenoweth原先的看法剛好相反。從1900年到2006年，全球非暴力運動的成功率是暴力叛亂的兩倍。同樣重要，過去的50多年來，公民抵抗不僅愈來愈頻繁也越來越有效，而暴力叛亂不僅愈來愈罕見也越來越無效。值得注意的是，書中指出即使在極度專制的環境中，非暴力抗爭比暴力抗爭有效的結論仍然成立。

大型抗爭佐證

上述結論從研究範圍內最大規模的25次抗爭運動中也得到印證。下【表】列出參與人數最多的25個運動的資料，其中5個屬暴力一類，成功個案只得兩個（成功率為40%）。非暴力抗爭20個，成功個案卻達14個（成功率70%）。換言之，在這些大規模抗爭運動中，非暴力抗爭運動成功的機會遠超暴力抗爭運動。

想深一層，就會發現這類研究如何艱巨。首先，一個運動何時開始，何時結束，何謂成功，以至最多參與人數如何界定，必須有客觀的標準，更要小心核實；作者在研究中都有令人信服的說明，筆者在此也就從略。然而，從圖表可見一些值得本港和國內讀者注意的地方。

這25個運動中有5個在中國發生，包括規模最大的抗日戰爭；這場抗日運動在研究中被界定為失敗，對此兩位作者沒有另作解釋，反而對另一個案的闡釋（希臘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反對納粹佔領運動）則解說清楚。一場運動的目標即使最終達到，但若非運動本身所致，其實也算不上成功。日本向中國投降是因為遭美國打敗，而不是在戰場上敗於中國之手，所以在此項研究中不算成功。第二，香港在今次反修例運動中最大型的活動有兩百萬人參加，足以打入這個頭25位排名榜，但究竟是喜是哀，則是見仁見智。

究竟為何非暴力抗爭比暴力抗爭成功的機會大得多呢？根據書中統計分析，關鍵正正在於參與人數（【圖】），數目愈多，運動成功的機會愈大。暴力參與者在體能和其他方面的要求很高，因此註定參與人數不及非暴力抗爭。此項研究發現，只要有3.5％的人口積極參與其中，沒有任何一場抗爭會失敗，而且許多成功抗爭的參與比例都低於此。再者，每一項參與人數超過3.5％門檻的運動都屬非暴力性質。實際上，非暴力抗爭的平均最多參與人數為暴力抗爭的四倍。

人數關鍵門檻

在非暴力抗爭的情況下，諸色人等都能參與其中，包括長者、傷健人士、婦女、兒童。這樣有幾個好處。第一，抗爭會更具創新性。以反修例運動為例，民間在文宣工作方面很有創造性，如構想在海外刊登廣告，且廣告設計出色；有優秀歌曲《願榮光歸香港》；每晚在指定時間喊口號等等。第二，這種運動在受到打擊之後不會完全崩潰。第三，管治者及其支持者並非活在真空之中，這些各種各樣的參與者和他們都有某種關係，甚或是他們的家人，這樣就較容易使得他們倒戈，或者整體上改變意見。第四，這些反對者比較友善，是比較可靠的談判對象，而不像暴力抗爭者那樣你死我亡。上述兩位作者的數據也顯示，非暴力抗爭比暴力抗爭更有可能引入民主制度，而非暴力抗爭成功的國家再次陷入內戰的可能性亦降低了15％。

誠如李嘉誠先生所言，香港正處於日本佔領時期之後最大的危機，如何保護香港的新生力量，避免無謂犧牲，無疑變得格外重要。《為何非暴力抗爭有效》這部著作很有系統地整理出一些未廣為人知的歷史經驗，告訴我們非暴力抗爭在道德上更為可取之餘，也更見成效，實在值得香港人認真深思。

書中唯一不足之處（也因而可能產生誤導），在於並沒有研究抗爭如何啟動，怎樣從星星之火變為具備足夠規模，而可以與作者研究的案例相比較。缺乏這方面的總結，有關經驗對於仍在初始階段的運動未必有很大的啓發。這就好比聚焦公司上市之後的發展經驗，對只聘用10多人的微型公司未必合用一樣。對中國內地而言，這個考慮可說尤其關鍵。

參考文獻：
1.    Erica Chenoweth and Maria J. Stephan, Why Civil Resistance Works,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1)
2.    《抗爭者應好好思考未來路向》，趙明明，《明報》，2019年8月21日

【表】        1900–2006年期間25個最大規模抗爭運動

資料來源：Why Civil Resistance Works

【圖】    參與人數對運動成功概率的效應

資料來源：Why Civil Resistance Works

趙耀華 香港大學經濟及工商管理學院副教授

（本文同時於二零一九年九月廿五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保險業的發展機遇及戰略

香港作為國際一流的綜合性金融中心，保險業是其金融服務業的要素，也是香港融入大灣區發展的重點產業之一。根據2019年3月發表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數」（Global Financial Centres Index），香港位列第三，僅次於紐約和倫敦，與同一指數中保險業分項的排名相同。2018年，香港的保險密度（人均保費支出）為8,320美元，排名亞洲第一、世界第三；保險滲透率（保費佔GDP的比重）為18%，高踞亞洲首位、世界第二。同年新加坡的保險密度與滲透率分別為6,440美元及7%，行業排名世界第四。

香港保險業主要有兩類業務：一是一般業務（例如意外及健康業務），主要滿足本地需求，故保費規模及增幅較小，2018年毛保費約為536億港元；二是長期業務（例如退休計劃業務），同年長期業務的毛保費額約為4,782億港元，佔比高達90%。個人人壽及年金業務為最主要的保險業務類別，保費收入約為4,313億港元，其中非投資相連業務以年付為主，佔新保單額的61%，其次為整付業務，佔比27%；至於投資相連業務中，整付與年付合計佔比約11%。

綜觀發展歷程

香港個人人壽保險業務集中在美元和港幣兩類。美元保險發展尤為迅速，2013年後迅速增加，2016年達到頂峰，新保單額為1,361億港元（佔市場份額74%）；2018年則降至1,133億港元（市場份額70%）。港幣保險一直穩中有增，2018年新保單額達435億港元（市場份額27%）。人民幣保險自2013至2017年間，保費規模持續下降（市場份額由13%大幅下滑至1%），但2018年新保單額激增，達44億港元（市場份額回升至3%）。人民幣保險產品在港發展欠佳可能有兩個原因：一是內地客戶對人民幣保險產品需求較小，他們偏好美元和港幣保險產品，並以前者為甚，可見投資者對與美元掛鈎的港幣仍缺乏信心。二是香港保險公司以英美集團為主，專攻海外市場投資，對人民幣資產投資並不擅長。

目前，香港境內共有162間獲授權保險公司，其中50間經營長期保險業務。個人人壽保險業務方面，友邦、滙豐（包括恆生保險）、保誠三大巨頭鼎足而立。2018年，友邦業務額佔年度新保單總額的22%；滙豐保險由於銀行的渠道優勢，穩佔16%；保誠佔比為13%，其餘依次為宏利人壽保險（國際）、中國人壽（香港）、中銀人壽。至於保險產品類型，友邦在整付與年付業務上均有絕對優勢，宏利的整付業務量僅次於友邦，而保誠、滙豐和中銀人壽則在年付保險方面有比較優勢。幣種方面，友邦、保誠及滙豐在美元保險上享有明顯優勢，宏利與中國人壽的港幣保險業務量較大，中銀人壽則在三個幣種的業務發展均衡，在人民幣業務方面更一家獨大。

2001至2016年，香港保險業毛保費增長近六倍，個人人壽業務保單額更激增11倍，主要受益於近20年來香港與內地的經濟融合，來自內地的個人人壽業務保單額跳升近40倍。2005年，來自內地的個人人壽業務新保單額為18億港元，佔年度新保單額的比例不足5%；2016年已高達727億港元，佔比40%。新加坡保險業發展與香港相類，人壽業務新保單額由2000年約40億港元增至2018年約198億港元，增幅近5倍；不同的是，新加坡的離岸保險比重較輕，2010年佔比曾達11%，至2018年跌至3%，對外資的依賴度相對較低。

2016年後，香港個人人壽保險業務一度進入寒冬，內地業務量逐年下降，2018年新保單額為476億港元，佔比降至30%，原因在於內地加強外匯管制（每人每年限額5萬美元），以及銀聯限制購買有儲蓄、分紅性質的香港保險，內地客戶購買美元保險大幅下跌。2019年上半年，內地新保單額約為263億港元，佔比降至26%；近期社會局勢導致內地遊客減少，預計將進一步影響保險銷售和「保險通」的開通。

保持優勢關鍵

對內地客戶而言，香港保險業的核心競爭力在以下三個範疇：

一、保險服務全球化，海外投資優勢明顯，投資收益較高。香港保險公司多為規模較大、發展成熟的跨國集團，分支機構遍布世界各地，在全球化和多幣種資產配置上尤具優勢，並勇於尋求高收益投資標的。反觀內地保險公司則受投資範圍所限，以固定收益類資產為主（如貨幣基金），權益類產品佔比不得超過30%，以致內地保險產品的分紅收益率遠不如香港。

二、香港保險從業員及客戶素質較高，保險持牌人必須通過嚴謹資格認證，且規定每年持續進修，因此誠信度較高而流動性較低；保險經紀與代理人的學歷不乏大學研究生水平，並在內地擁有較強人脈關係。不言而喻，高素質的從業員可選擇高素質的內地客戶，其中中產及以上家庭才具備赴港購買保險的經濟能力和在港投資的需求。優質客戶可減少保險的理賠成本，有助良性循環。

三、理賠方便且保障範圍較廣。香港保險公司實行嚴進寬出政策，理賠時審核較鬆，並在全球都可理賠；香港重疾險覆蓋的病種普遍多於內地，包括輕疾和個別兒童疾病。

放眼發展前景

針對香港保險業面臨的內地業務的挑戰，筆者提出三點策略性建議：

首先，大力發展人民幣保險產品，提高人民幣資產投資能力。香港作為最主要的離岸人民幣業務中心，發展人民幣保險產品能避免內地外匯政策變化帶來的風險。2016年外匯管制加強後，內地客戶對香港提供人民幣保險產品的需求增加；然而本地保險業龍頭均為外資集團，不擅長投資人民幣資產，以致這方面收益偏低。業界若能增聘有關人才，足可提高相關投資能力和競爭力。

其次，適當調整產品類型，以發展年付非投資相連保險產品為主（如終身壽險），滿足內地客戶日益增加的保險投資需求之餘，可避免因內地政策變化帶來的不穩定因素（如整付大額保單減少或終止保單），以保持業務增長。

最後，積極參與大灣區發展，深化粵港澳保險合作。近年來內地社會保障資金缺口問題備受關注，中央政府鼓勵購買商業保險作為補充，正是香港保險業拓展內地市場的良機。大灣區九個內地城市的保險密度和滲透率分別只得約1,000 美元和6%，遠低於香港，潛力巨大。《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明確提及「有序推動大灣區內基金、保險等金融產品跨境交易」、「支持符合條件的港澳銀行、保險機構在深圳前海、廣州南沙、珠海橫琴設立經營機構」等內容。結合香港保險業監管局提出的建設大灣區保險服務中心和「保險通」的長期目標，將大力促進本地業界在大灣區內發展，吸引更多內地客戶。

龐大的內地市場既促成了香港保險業近20年的輝煌成績，也是保險業務永續發展的動力泉源。展望未來，借助大灣區發展的東風，配合上文深入剖析的策略部署，香港保險業定能精益求精，更上層樓。

（資料來源：保險業監管局）

陶志剛　香港大學經濟及工商管理學院滙豐基金教授（環球經濟與企業策略）

​（本文同時於二零一九年九月十八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難分真偽  讓子彈飛

香港自6月開展的示威活動，情況持續惡化，警方動用了催淚彈和布袋彈，展開拘捕行動，還替政府做公關面對傳媒；但政府持續緘默及「讓子彈飛」的處理手法，卻助長謠言滿天飛，種種陰謀論在社交媒體上散播，進一步分裂群眾，令社會裂痕難以修復。

8月19日，Twitter表示暫停近千個中國帳戶，並禁止國有媒體機構刋登廣告，理由是散播香港示威抗議虛假資訊的帳戶，都由有國家背景的機構操作。Facebook則已刪除5個假帳戶、7個專頁和3個群組。兩大社交媒體首次公開認定，散播有關示威活動虛假資訊的始作俑者，具有國家背景；此舉不禁使人聯想到香港近年的社運，的確有外國官方勢力參與其中。

一般人往往按自身經濟條件和人生經歷，對政治事件普遍都有既定立場，接收資訊無論真假，只要立場相近，便一律全盤接受，視為「真理」。

資訊科技戰場

「和理非」的示威活動每日都有來自雙方的資訊及「新聞」，通過社交媒體和手機應用程式發放，圖文並茂、似是而非、和平理性、暴力格鬥、收錢派錢或疑似「官方」，共冶一爐。令人倍感不安的是，許多散播、轉發資訊的群體，都對各自的內容絕對肯定，令已經嚴重分裂的香港社會，更形水深火熱。

互聯網與社交媒體發展迅速，亦為顛覆性活動和輿論操縱創造空間。 顛覆性活動可以從中鎖定容易受動搖的目標群體，發放認受性高的資訊，再利用如 Facebook 這類大眾社交平台，把所要宣揚的資訊對準目標受眾，加以輻射廣傳。

水能載舟，亦能覆舟。資訊技術既可用於推動社會發展，又可用於社會運動，甚或供政府用以對付社運分子，包括追查網上活動或監控手機；利用數碼媒體的匿名隱蔽性，則可發放虛假資訊或發動宣傳攻勢，詆毀抗議者。另一方面，移動錄影設備配合互聯網的應用，可監察警察使用武力，或讓社運組織招募新成員，2010年12月爆發的「阿拉伯之春」即屬一例。

當反政府運動在中東及非洲地區進行得如火如荼，而執政者又認識到武力鎮壓未必奏效，埃及官方便以數碼平台、資訊科技及虛假消息向各示威群體發動資訊戰。首先是穆巴拉克政府於2011年1月28日全面限制互聯網、Facebook、Twitter和手機服務，並封鎖由政府控制的半島電視台衛星。

隨後數周，抗爭群體與執政當局進行網絡戰，社運召集人鼓勵運動參與者使用Twitter，以偽名及設置地理位置功能，繞過封鎖；普羅大眾則利用Google的「向推文說話」(Speak To Tweet) 服務，與外界保持連繫。另一邊廂，執政當局通過社交媒體提供的匿名操作，散播虛假資訊，例如穆巴拉克的支持者曾進入在被警方拘留期間喪命的哈立德·賽義德的Facebook專頁，添加抹黑抗爭者的貼文和留言，要求給予穆巴拉克繼續執政的機會，並聲稱原訂的抗爭活動將被取消。英國沃達豐（Vodafone）集團則應穆巴拉克政府要求，關閉埃及境內的手機網路；該網路其後恢復運作，以發送支持穆巴拉克的宣傳訊息。

國際風雲媒體    

新媒體在社運中發揮不可或缺的作用，讓示威者可以過濾及加入自己一方對行動實況的表述，然後轉發給外界，並在過程中向國際社會請求支援。示威群眾可把現場視像直接上載到YouTube、互聯網與社交網站上，而無須通過傳統媒體的編輯或阻撓，藉此反駁政府抹黑他們的言論。

對社運抗爭者而言，單靠傳統媒體來傳播有關示威的資訊未免不足。首先是主流媒體通常側重示威者的暴力，變相詆毀社會運動的本質。 再者，大部分媒體受國家或商業機構控制，往往會選擇性地忽略挑戰當權者或既得利益者的事實。某些商業媒體則聚焦富娛樂性事件而忽略整個運動的真相。以佔領華爾街為例，傳媒報導呈現三分鐘熱度狀況，每當社會運動進入部署時刻，報導就立即冷卻下來。

顯而易見，社運拖得愈久，會因抗爭缺乏明確方向而令群眾失去興趣，媒體關注程度亦日趨下降。資訊一旦欠缺透明度，種種謠言及陰謀論也就隨之而來。

2016年美國總統選舉可以算歷來最富戲劇性的一次，說明Facebook使用者何其容易受輿論操控及資訊誤導。競選期間，假新聞充斥 Facebook 和其他重要社交媒體，較突出例子是謠傳民主黨候選人希拉利在首都華盛頓一家比薩店的地下室經營戀童癖色情場所，一名持槍歹徒更受煽動而親自到場「調查」。 事件中幸而沒有人受傷，但由此可見政治假新聞足以在社會上引起嚴重後果。

透過互聯網，一般人都可以發佈內容，由此接觸大眾；「人人是記者」，卻降低了資訊的問責和可信程度。新聞聚合器和搜尋引擎的運算操作，亦毋須考慮新聞是否準確或查有實據。

社交媒體的廣泛應用，同樣改變了新聞界的格局，大大拓展了專業記者和非專業記者傳播準確或誤導性資訊的途徑，針對性地向目標群眾發放特定的新聞故事，社交媒體用戶往往無法確定內容的真實性和新聞來源的合法性。

識破謠言須知

據研究假新聞的學者分析，假新聞大致可分為諷刺、新聞模仿、新聞捏造、照片竄改和宣傳五大類，其中共通點是令接收者難辨資訊真偽，從而塑造其合法性與可信度。假新聞最常見的形式是諷刺，一般以幽默或誇張手法傳遞內容。新聞模仿與諷剌都靠幽默感吸引公眾關注，模仿主流新聞媒體，通過編造虛構的新聞故事來突出問題。新聞揑造指沒有事實依據但以新聞形式發布，以創造看似合情合理的報導，一般會在各網站、博客或社交媒體平台上發表，務求製造一個廣為大眾接受的假象，以增加其認受性。隨着數碼照相技術提升和圖像處理軟件的開發，照片竄改變得愈加容易和普遍。宣傳則指政治團體為了影響公眾認知而製作虛假或歪曲事實的報導，爭取大眾對有關公眾人物、政治組織或政府的最大支持，或針對某敵對政治人物或組織全力打擊。

虛假資訊可能對公眾的態度和行為產生不良影響，以致其思考和行動方式異於尋常，或對政治情況及形勢產生誤判。一旦虛假資訊氾濫，更會造成社會分裂，對整體和諧構成威脅。

當市民經常接觸錯誤或歪曲資訊時，最少有四種情況值得關注。首先，一般人甚至飽學之士，接收到虛假資訊之初，往往易於入信。雖然謊言說上千遍未必就會變成「真理」，但當大眾沒有能力加以識破時，就會信以為真。 第二，網絡上及社交媒體的資訊五花八門，不一定經過來源查證或內容核實，以致這類媒體變成播毒媒介，久而久之對社會遺害不淺。 第三，一旦廣泛曝光的錯誤資訊已被公認為「真理」，要加以打擊或矯正就必須動用龐大資源，社會亦須付出沉重代價。第四，人工智能發展一日千里，立心不良的機構若加以利用，再配合虛假資訊、駭客攻擊，其結果輕則可以引致股災和金融市場動盪 ，重則可以顛覆國家，甚或觸發國際危機、挑起戰爭，後果不堪設想。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先後在2017及2018年度的施政報告中提出，創新及科技發展乃香港多元經濟的重要一環。綜合以上考慮，筆者建議政府在推動創新及科技項目中，投放資源開發可以「明辨善惡是非」的人工智能，以核實資訊來源及內容真偽，打擊謠言散播，以保障香港社會免墮進假資訊的深淵。
謝國生博士
香港大學經濟及工商管理學院金融學首席講師、新界鄉議局當然執行委員

（本文同時於二零一九年九月十一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從貿易戰到貨幣戰?

持續了一年多的中美貿易戰愈演愈烈。最近一個月的發展，是雙方在上海談判沒有新進展後，美方於8月1日宣布對從中國進口的餘下3000億美元商品也徵收關稅。中方在8月23日反擊，向750億美元美國商品徵收關稅，而美方隨即於翌日在原有對華商品關稅基礎上再加徵5%。

在關稅你來我往之際，人民幣的滙率於8月5日開始跌破1美元兌7元人民幣的心理關口，美國亦隨即宣布中國為貨幣操縱國。過去一個月來，人民幣兌美元貶值了大約4%。人民幣兌美元的滙價破7、和美國宣布中國是貨幣操縱國，促使不少輿論認為中美雙方已經從貿易戰和科技戰發展到貨幣戰，並因此表示憂慮。事實上，印度、泰國和紐西蘭也迅速在8月7日減息以應對環球經濟的變化。

30年代競爭貶值引發大蕭條

貨幣戰一般指將貨幣貶值以促進出口和帶動本地生產。但由於滙率是相對的，將自己的貨幣貶值等於間接把貿易夥伴的貨幣升值，自己的出口增加等於對方的進口也增加，而自己生產的提高等於對方生產的減少；若對方不滿意這個情況，也可以貶值貨幣來回應，若然涉及多個經濟體，便會有一連串互相競爭的貨幣貶值。著名前劍橋經濟學者羅賓遜夫人把貨幣戰形容為以鄰為壑的經濟政策。

現時有些論者談貨幣戰色變，可能是對上世紀30年代的貨幣戰猶有餘悸。19世紀末，西方主要國家的貨幣都以黃金為本位，故此相互間是固定滙率。滙率的穩定促進了國際貿易，因而有人認為這是近代史上經濟全球化的第一波。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各國政府要為戰爭融資，不想黃金儲備限制了貨幣發行，便暫時放棄了黃金本位，貨幣增長因而遠超過黃金儲備的增加。但戰後要重回黃金本位制度時，貨幣與黃金的兌換價如何重新釐定，便成為一大難題。

若要維持戰後的黃金儲備和貨幣供應，便等於貨幣相對黃金貶值、或金價比戰前上升；若要維持戰前的兌換價，便須減少貨幣供應。如果不同的國家採取不同的做法，便等於彼此間的貨幣出現大幅升值或貶值。當時法國的選擇是前者，而英國恰恰是後者。這等於英鎊相對法郎升值，給英國經濟帶來一定的困難。英國遂於1931年將英鎊貶值，企圖使生產從外國轉至英國，而這又引發了1933年的美元貶值、及1936年英鎊和法郎的進一步相繼貶值。

在30年代的貨幣戰期間，除貨幣貶值之外， 各國政府還採取其他政策以保護本國利益，如德國的外滙管制、美國的關稅、加拿大的反傾銷法等等。美國在1930年通過了影響深遠的Smoot-Hawley關稅法案，向二萬種進口商品徵收關稅，平均稅率達到42%，並在兩年內減少了美國一半的進口，但同時也帶來全球貿易的萎縮。

30年代的經濟大蕭條，可以說是資本主義面對的最嚴峻挑戰。就以勞動力市場為例，當時美國的失業率高至25%，遠超2008年金融海嘯後最高的10%。而經濟大蕭條的背後，是貨幣的競爭性貶值，和各國的保護主義政策，難免論者將30年代和今天的情況對比。然而，在警惕貨幣戰對全球經濟可能帶來嚴重後果的同時，也要了解今天的情況和30年代的不同。

一個明顯的分別，是當前的主要貨幣都是採用浮動滙率而非固定滙率制度。雖然有所謂「骯髒浮動」，但央行一般並不直接干預外滙市場來控制滙率，因而通過貶值發動或延續貨幣戰的能力有限。像目前主要的中央銀行中，日本銀行和歐央行都是以2%通脹率為貨幣政策目標。至於聯儲局，則有所謂「雙重使命」，即貨幣政策須維持物價穩定和最高就業。這些央行在一般情況下都不會以穩定貨幣滙價為政策目標。

全球化下難以鄰為壑

聯儲局或許不直接干預美元滙率，但美國政府財政部則有可能這樣做。事實上，財政部持有一個「外滙穩定基金」，正是為了幫助穩定美元滙價。但細看本年5月底的數字，這個基金的資產總值約940億美元，其中505億是國際貨幣基金的特別提款權，225億是美國政府債券，其餘則為歐羅和日圓資產。若要在貨幣戰中將美元貶值，最多是將全部政府債券變賣為美元，再在外滙市場出售。但225億美元，相比於每天在外滙市場兌換的2.2萬億美元（國際結算銀行2016年4月數字）只是杯水車薪，難以對美元滙率有什麼影響。

另一個分別是，30年代的國際分工，多半以商品為基礎，即某一件商品，差不多全部都在某一個國家生產。而今天的國際分工，則多半以零部件為基礎，即商品的出口都有一定的進口成分。因此，即使同一個幅度的貨幣貶值會導致同樣的出口增加，但對本地經濟帶來的刺激作用比以前減少了。在全球貿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情況下，貨幣戰傷害敵人保護自己的效果不若以前涇渭分明，因此通過貨幣貶值來以鄰為壑的誘因也較少。

此外，由於美元是全球主要貨幣，當經濟不景時，投資者對美元仍有一定的需求甚或更大的需求。舉個例子，2008年的金融海嘯源自美國，而美國亦因此而陷入經濟衰退，但美元滙價指數卻從2008年7月到翌年2月升值了17%，至聯儲局實施量化寬鬆後數月，美元才開始轉弱。換句話說，美元作為避險貨幣的國際地位，增加了美國政府在貨幣戰中弱化美元的困難。

上述討論的，主要是通過直接干預外滙市場影響滙率的貨幣戰，但央行通過一般的貨幣政策如公開市場操作來調節經濟，也會間接地影響滙率。事實上，「貨幣戰」的英文名詞出自2010年巴西財政部長Guido Mantega口中，表達他對當時情況的不滿。金融海嘯後全球經濟低迷，各國均通過減息來刺激經濟。先有美國、英國、日本和歐羅區的量化寬鬆政策，再有歐羅區和日本的負利率政策。低利息將資金轉移到巴西等新興經濟體，使當地貨幣升值、抑制出口。

中美皆無足夠政策空間

特朗普上台後明顯地走弱化美元政策，但聯儲局在體制上獨立於白宮，特朗普可以做的只是對聯儲局主席施加壓力迫使他減息、及在聯儲局安插親信，但成效並不能立竿見影，有時亦會受到約束。上月初，4位前聯儲局主席便罕見地聯合署名發表文章，呼籲聯儲局保持獨立性，不要受短期政治壓力的影響。

由於美國從中國進口多於中國從美國進口，在貿易戰中美國可以對較多的中國產品制裁，因而有更大的主動性。但在貨幣戰中，中國的主動性則更大。由於人民幣還沒有百分百自由兌換，中國可同時調控利率和滙率。基於上述討論，美國政府對美元滙價的影響有限。不過，這並不代表中國會將人民幣大幅或持續地貶值。一來是人民幣兌美元貶值會增加那些有美元債務的中國企業的困難；二來是市場若持久地對人民幣有貶值的預期，會導致資金外流和減少外資在華投資。

總的來說，無論是美國和中國，都沒有足夠的政策空間和工具去打貨幣戰。中美兩國只會在其他戰場繼續角力。

陸炎輝　香港大學經濟及工商管理學院榮譽副教授
（本文同時於二零一九年九月四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