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债能持续扩大多少？

面对百年一遇的疫情所带来的重创，各国政府都迅速启动了政策机器以挽救经济。美国在3月就推出了分别数以万亿元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其规模之大和速度之快，前所未有。然而，由于抗疫政策的倒行逆施，令经济复苏缓慢，传说中的V形反弹仍然付诸阙如。以失业率为例，虽然从4月高峰的14.7%下降，但按月递减的速度愈来愈慢，到9月仍达7.9%，远高于疫情爆发前2月的3.5%。

由于经济陷入困境，且前景甚不明朗，联储局主席鲍威尔在约两周前作虚拟演讲时，强调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须双管齐下（work side by side）。讲话发表后，随即引起不少论者侧目。原因是联储局极少提及或介入财政政策，不然会破坏本身相对于白宫的独立性。犹记得两年前特朗普频给联储局减息的压力，也是因影响到联储局的独立性而为人诟病。

联储局板斧所余无几

鲍威尔的讲话反映出联储局的货币政策空间已经愈来愈小。 3月底的纾缓疫情法案（CARES Act），政府直接给市民和企业派钱，费用算入当年政府财赤，应付财赤需要发行的国债由联储局货币化，这已差不多等于当年联储局主席贝南奇所说的，由直升机洒下金钱的做法。除了负利率政策外，联储局的板斧所余无几。那美国的财政政策又有多大空间？

说到美国联邦政府的财政，自然想到每年的赤字和日积月累的国债，年年如是，似乎理所当然。但这些情况能持续下去吗？先回顾一下，按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的数据【注1】，去50年美国联邦政府的税收和开支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相对平稳，分别为17.4%和20.7%，即财政赤字平均每年3.3%。 2017年特朗普上台时的情况与这些长期平均数字相若。 3.3%的财赤不算极高，略超过欧罗区给成员国定下3%的最高指标。

不过持续50年后，累积的国债规模自然相当庞大，估计到今年年底达到GDP的98%，远高于欧罗区给成员国定下的60%。

当然，在过去50年期间，美国的经济和财政必然有一定的波动，如金融海啸时财赤自然上升。而随着互联网经济的发展，美国政府的财政曾在九十年代后期有些许盈余。事实上，当时曾乐观地预期财政盈余会持续下去，甚至会在2010年前还清过去所有的政府债务。有趣的是，没有美国国债的全球经济和金融会是什么情况。当然，后来的发展并非美国国债消失，而是愈来愈庞大。

再往前看，情况就不容乐观。按美国的国会预算办公室在上月发表的长期预算展望【註2】，即使新冠肺炎疫情全面消失，财赤占GDP比例仍会在未来不断攀升，增加到2030年的5%和2050年的13%。财赤比例上升，主要是开支增加导致，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则相对稳定，而开支比例上升背后的原因主要是人口老化和利息支出。

开支税收作根本修订

随着人口老化，战后婴儿潮出生的人口都已步入退休年龄，政府要承担更巨额的医疗和社会保障开支。又随着国债的增加，利息开支也愈来愈大。这些开支反过来又增加国债的规模，进一步推高需要支付的利息。按上述国会预算办公室的展望，利息占财政支出会由2019年的8%上升至2050年的26​​%。而在2050年余下的74%政府开支中，40%会用在医疗、27%用在社会保障上。换句话说，除了利息、医疗和社会保障外，到时美国政府每付出100元，只有24.4元可用在其他项目，再减去国防及一般经常性开支后，余下用在提高生产力如基础建设、教育、研发等方面的预算买少见少，对美国经济前景和国力影响深远。

即使推测准确，上述情况也只会在未来数十年逐渐呈现，估计不会影响当前的经济政策。但若然美国政府的财政赤字不可能持续扩大，那总有开始处理这个问题的一天，不能等到事情无法继续才动手。特别是像社会福利等措施，难以一下子逆转。约十年前希腊面临债务危机时，政府要延后工人退休年龄两年以减轻退休金支出，便引发出大规模的罢工和示威。

一般来说，国债占GDP的比例可以由下列方式来降低。一是高速的经济增长，提高收入来还债，同时减少新的财赤。二是通过市场预期不到的通货膨胀，降低债务的实质成本。然而，以目前美国的经济情况，高增长和高通胀都难以出现。三是债务违约和债务重组。四是通过行政干预和金融压制，将有限的资金以低利率转移至政府部门，帮政府解困。这两者或会出现于发展中国家，但若美国作有关举措，定然带来全球金融市场的地震。余下来的唯一方法，便是在政府开支和税收各方面作根本的修订。

两党相争乏长远视野

要处理有关问题，需要有长远视野和长期计划，但这恰恰是美国政治体制下所欠缺的。众所周知，民主共和两党每4年一次争取选民，通常都只着眼于短期的议题。此外，政府的开支和税收本质上有强烈的收入再分配含义，财政政策的修改自然也有强烈的政治色彩。

传统上，共和党着重减税和优惠企业，民主党则着重增加民生福利。共和党一直以减税可刺激生产，因而税收会不跌反升为理论根据。民主党这几年多了所谓现代货币理论作为依据，指政府开支可随时通过发钞来支付。所以无论哪一个政党上台，方向都是增加政府财政赤字。因为选民的短视，政客也乐于对长远的国家财政问题视而不见，留待将来的政府来处理。在目前美国社会极度分化和撕裂的情况下，更不容易达成共识，问题只会继续延后和发酵。

美国政府的财赤和国债不单是美国内部的事情，更有深远的国际影响。上星期公布的一个数字，是经过两年多的贸易战后，美国本年8月的贸易逆差仍然达到14年来按月计算的新高峰。贸易平衡根本上反映的是国内包括政府的宏观经济行为。美国政府的财赤消耗了部分国民储蓄，也导致了较大的贸易逆差。

换言之，要弥补赤字，美国政府不单向国民举债，也通过美国的贸易逆差向外国举债。目前美国的国债有约四成由外国持有。

美单边主义自挖墙角

基于美国长期的贸易逆差，外国人持有美国的资产多于美国人持有的外国资产。在去年年底，这两个数字分别是40.3万亿和29.3万亿美元。但按圣路易斯联储局最近的一项计算【注3】，从1952年至2015年，外国人持有美国资产的年均回报率为3.3%，而美国人持有海外资产的年均回报率为5.8%。回报率差别这么大，一个可能原因是外国在美国持有的资产中有相当部分是美国政府债券，回报率低于私营企业。也可以说，外国投资者愿意收取较低的回报，换回来持有美元资产的可靠性和流动性。

美国政府要弥补财政赤字，可以向国民举债，但这样会减少国民储蓄，增加外贸逆差，也等于借用了外国的资源和产品。若债务通过央行货币化，而美元又是国际通货，流通到海外后亦一样暂时换取了外国的资源。

换句话说，美国国债通过不同的渠道由外国融资。亦因为这样，美国可以较其他国家更加容易维持多年来庞大的财赤。然而，这些不同的融资渠道都建基于二战后美国一手打造的国际经济金融秩序。惟目前美国奉行的单边主义正在挖自己的墙角，将原有的机制瓦解。在未来的中长期，美国的财赤和国债如何演变，会是全球经济的一个隐忧。

【註1】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 The Budget and Economic Outlook: 2019 to 2029, January 2019.

【註2】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 The 2020 Long-Term Budget Outlook, September 2020.

【註3】https://files.stlouisfed.org/files/htdocs/publications/economic-synopses/2020/01/31/the-united-states-as-a-global-financial-intermediary-and-insurer.pdf

陆炎辉　港大经管学院荣誉副教授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零年十月十四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香港第三次經濟轉型，還等什麼?  

中美角力在新冠疫情下持續，加上去全球化及去中介化的國際大趨勢，相信香港再難像以往倚靠作為各國貿易及金融中介，獲取厚利。

其實，香港一直倚仗政府推動的四大支柱行業（金融服務、旅遊、貿易及物流、專業及工商業支援服務），佔本地就業比重，自2011年起已逐年下降，而佔本地生產總值（GDP）比重，除了金融服務，其他三個支柱行業近年都有下滑趨勢。面對中美貿易戰及科技戰，貿易及物流更首當其衝；旅遊業則在疫情下陷於癱瘓，恢復需時。金融業方面，幸得多間重量級新經濟企業在港上市，為香港帶來豐厚財富，短期內能緩衝經濟下行速度，可惜金融從業員就業人口不到9%，對解決疫後失業及日益加劇的貧富懸殊問題幫助不大。

經濟歷史難關如何衝破？

筆者認為，繼1960年代本地經濟轉型至製造業為主導，及1990年代再轉型至金融地產物流等服務業後，必須進行第三次經濟轉型，切勿重蹈2003年沙士後的覆轍，靠旅遊及地產帶動復甦，錯失良機，反而應善加利用環球疫情及中美摩擦的壓力，轉危為機。第三次經濟轉型需要政府強勢支持，聚焦包容性經濟增長（inclusive growth），以創造多元化及具向上流動性的就業為核心，並且發展可持續知識型行業。

至於具體策略，筆者有以下三大建議。

一、加大研發開支

特區政府須大幅提高研究及發展開支。作為已發展經濟體，香港理應走在知識型新經濟前列，但政府向來對科研的投入（包括大學）偏低，到2017年只佔GDP 0.73%，遠低於大部分發達國家（如OECD成員國的平均比率為2.4%），甚至低於中東及北非國家的平均0.81%。

近年，特區政府似乎開始醒覺，在2017年《施政報告》擬定，在2022年前，將研發開支的GDP比率增至1.5%（約450億港元），令人鼓舞，但2019年政府的研發支出距離目標還很遠。相比政府多項總額高達3000億的疫情紓緩措施，包括涉及710億的全民派錢，450億的承諾作為長遠投資，維持研發佔GDP 1.5%的目標，並不為過。另外，金融管理局負責管理2000多億港元公帑的未來基金，則可讓投資專家發揮所長，更彈性地直接投資在風險基金及天使基金，支持初創及科研。能夠做到以上各點，科研投資者及人才將更樂於視香港為基地。

二、解決人才荒

若論香港整體經濟發展問題，關鍵不在於資金，而是缺乏適合人才。

所以第二策略，無疑是政府須多維度地彌補人才短缺。事實上，本地高學歷、有經驗的人才不少，但大多集中在金融、醫療、高等教育行業，大量知識及研發成果未能釋放到市場，從而造福市民。主因之一是中層技術及科技人才不足，以致高科技新經濟產業鏈斷裂。

此乃源自勞動市場供求錯配。大學學科廣受歡迎的往往是醫學、法律、工商管理等，而非科學或工程，主因之一是勞動市場沒有給科學、工程學畢業生提供學以致用的機會，這當然是「先有雞還是先有蛋」的問題，但筆者相信，要解決人才供應問題，更應先解決人才需求問題。政府可考慮利用大幅增加的研發支出，建立科研機構，研發甚至生產生物科技及金融科技等產品及技術，同時通過經濟誘因吸引國內、海外新經濟企業來港設立分公司，有效地增加對科研及科技人才的需求，並協助經濟轉型。

教育資助委員會同時應逐步提升各大專院校研究生的人數及質素。例如筆者任職的香港大學經濟學系，全職研究型教職員約30位，每年卻只可收最多8位博士生，從培訓人才及研發的角度，比例都不理想，相信其他學系也有類似情況。大家要明白，香港培育的博士生大多來自境外（特別是中國內地），專業知識受到世界認可，即使短期內未能獲本地市場吸納，亦可選擇到國內或世界各地研究機構、企業及大學工作；況且培育博士生有利於香港未來經濟轉型，增添軟實力，可見增加整體博士生人數之舉理所當然。

至於從海外輸入人才一環，政府亦應優化現有計劃，並提升其規模。例如，2018年至2020年3月期間，透過科技人才入境計劃來港工作者，為數只及321人，與預期的1000人目標相差甚遠。這雖與近年本地經濟不穩有關，但也許亦與計劃的兩年固定聘任期，以及須同時聘用本港職員的綑綁安排有關。為招徠海外專才來港，筆者建議特區政府為來港的資深及策略性專才，興建高級科研人才宿舍；鑑於符合條件的專才人數不會很多，對本地社會的住屋問題估計影響有限。

值得注意的是，多年來的經濟學研究都指出，從高科技研發到生產，除了可增加生產力及帶動經濟增長，也可全面加強就業。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經濟學教授Enrico Moretti就在其研究中發現，在美國每當一間高科技公司招聘到一個職位，隨即產生5個新增職位，涵蓋高端服務業及其他舊經濟行業。換言之，高科技轉型更能製造包容性的經濟增長。

三、香港再工業化

具體策略之三：香港需要再工業化，目的主要是為年輕人帶來向上流動性及多元化的就業機會，也為科研及初創打造較完整的生態環境。2019年製造業佔本港GDP少於1%，反觀與香港同被稱為「亞洲四小龍」的台灣、南韓及新加坡，製造業佔GDP分別是30%、25%及20%，連經歷30年經濟低迷的日本，也能維持製造業佔GDP 21%的水平，足證製造業能夠在發達經濟體再次復興。上述發達經濟體生產成本不低，製造業都走科技化、機械化及市場國際化路線，可見製造業面對的挑戰，不僅是生產成本的問題，更是生產力、產品質素、市場定位，以至政府政策的問題。

至於本港產業發展的重點，應先從比較優勢行業（如金融及醫療）出發，建立高科技製造業，先以本地市場為試點，再以國際市場為最終目標。金融方面，特區政府及金管局已意識到網上銀行、大數據及金融科技化的重要性，筆者深信這方面最易迅速發展。香港大學去年也乘着此發展願景，推出了跨學系金融科技本科課程，以應社會所需。至於醫療服務，正逐漸邁向數碼化及使用人工智能，憑着香港的成熟醫療技術及國際一流的醫學專家，加上對新冠疫病的研發知識，醫學產品工業化及商業化有望更上層樓。

由於市民大眾不一定了解個人如何可受惠於科研、初創及再工業化，或會消極地否定令香港經濟多元化的政策，片面地歸咎於高地價等阻力。縱使經濟民生難題莫過於房屋，但主要是住宅供應問題；其實經過20多年的去工業化，香港還剩餘很多工業大廈，現在政府活化工廈的方向都以小型工業、藝術及飲食行業為主，接近40%還是用來存貨。簡單來說，再工業化面對的不是土地問題。

在推廣經濟轉型政策方面，政府應強調其能帶動包容性經濟增長，亦應以此為宗旨，定期檢討政策成效。正如哈佛大學經濟教授Dani Rodrik在其文章Creating a Good Jobs Economy中指出，可持續兼具包容性的經濟增長，應能製造良好職位，除為就職者提供足夠工資，滿足基本生活所需外，其工作性質也應帶來在職學習的機會，並具向上流願景、動力及責任。與大部分服務行業相比，高端製造業及其他科技行業更能提供此等職位。

工業政策的經濟理論基礎

歸根究柢，以往港英政府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提倡的「大市場、小政府」積極不干預政策，是在沒有市場失效（market failure）的情況下最適當的經濟政策方針及思維；但當發現市場失效，政府就有必要改弦易轍。

市場失效最經典例子，莫過於市場出現「界外效應」（externality），經濟學最常討論的有關例子就是污染。當污染製造者如工廠，沒有為受污染者作出補償，市場亦缺乏有效機制令污染製造者承擔後果，則政府每須實施政策（如稅項），增加污染製造者的生產成本，但政府如何能為製造正面界外效應的企業提供生產誘因，以造福社會？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教授Jonathan Gruber及Simon Johnson，在其Jump-Starting America一書中，證實美國在二戰後與蘇聯冷戰期間，能享受高速科技發展及生產力增長，全賴政府對科研（尤其是與軍事技術有關的項目）的財務及政策支持。他們還選定美國102個城市，包括受去工業化重創的底特律，認為全都有成為新經濟重鎮的基礎，今天欠缺的，是政府昔日對研發的大量投入。

人才的需求及供應，以至在職者及投資者對市場的預期，彼此環環相扣。筆者建議上述策略應三管齊下，以創建完善科研生態和工業化環境，為香港經濟困境帶來出路。冀望特區政府與社會各界靈活應變，轉危為機，從速帶動香港經濟轉型。

鄧希煒教授
港大經管學院經濟學教授、香港經濟及商業策略研究所副總監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零年十月七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博弈論 七十年

博弈論由馮諾伊曼（John von Neumann）和摩根斯坦（Oskar Morgenstern）憑二人在1944年出版的巨著Theory of 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r而奠定基礎，但是真正推動博弈論發展，令其大放異彩而廣受矚目的，當推以數學家納殊（John Nash）為首的少數後來者。他在1950年就合作博弈和非合作博弈發表的兩篇論文，今年適逢70周年，筆者且在這裏對博弈論作有選擇性的介紹，希望能對讀者有所啟發。

囚徒困境

博弈論最家喻戶曉的例子，莫過於「囚徒困境」。舉例說，兩個同學要合作完成一個報告，他們各自可以選擇「勤力」或者「偷懶」，因此有四個可能的結果，對於每一個結果，他們都各有其收穫和成本。扣除成本，便計算到各自的淨利益，這裏且稱之為「盈利」（【表1】）。

表1顯示，從個人的盈利多寡考慮，甲同學覺得偷懶比勤力好，不管對方怎麼做；同樣考慮也適用於乙同學。結果出現了（偷懶，偷懶）這個雙輸的後果，然而（勤力，勤力）才是雙贏。這個例子說明了一個深刻的教訓：當每個人都把自己利益最大化的時候，整體結果可能是很差強人意的，即個人的理性可能導致集體的非理性。亞當斯密在他的《原富論》中，闡述了「無形之手」的概念，即每個人在追求自己的利益時，整體結果會令社會欣欣向榮。囚徒困境達到的結論，卻與之大相逕庭。

以上兩名同學合作所面對的的困惑，也可能出現在兩家公司，以至兩個國家之間。

為什麼把這個處境稱為「囚徒困境」？原因很簡單，這個處境原本是以囚徒為例加以說明：兩名疑犯被捕之後，各自隔離審查，一方承認合謀犯罪，那麼不管對方認罪與否，都可以得到較輕的懲罰；弔詭的是，若雙方都不認罪才是雙贏（雙方的刑罰較輕）；若雙方都認罪，彼此的刑罰都較重，那是雙輸！【表2】

若無證據，也就無法知道這兩名被告的確是犯罪分子。表2所展示的，也可以是兩個無辜者面對一場冤案的困惑，各自為了自身（或家人）的安危，選擇承認自己沒有犯過的罪！這個版本最最能突顯這種困境的嚴重性。

怎樣解決囚徒困境？一個廣為討論的方法，是用長期合作來消弭短期機會主義行為，若能放遠目光，考慮到自己偷懶可能會被長期合作夥伴所嫌棄，自然不敢怠慢。

針對這類處境，最簡單的辦法是找一個可靠的合作拍檔。道德情操較高者能遵守諾言，要根據原則去處事，根本不是難事，有幸跟這類人合作，就不會出現囚徒困境。

不對稱均衡

【表3】呈現另一場景，兩個生意對手遇到同一個機會，策略可軟（尋求合作）可硬（獨佔），其中有兩個不對稱的「納殊均衡」（Nash equilibrium），就是（強硬，溫和）和（溫和，強硬），即一方強硬的時候，另一方最優的反應是溫和；一方溫和時，另一方的最優反應是強硬。在兩個均衡之中，強硬一方收穫較高，就是俗語所謂「狹路相逢勇者勝」！

上述情況其實還有第三個均衡，就是雙方均採取混合策略，各以2/3的概率選擇強硬，1/3的概率選擇溫和。先從一方的角度分析，假如對方選擇強硬的概率是2/3，選擇溫和的概率是1/3，那麼一方若選擇強硬的策略，其預期收入將為2/3×（–5）＋1/3×20＝10/3，若選擇溫和的策略，其預期收入亦為2/3×0＋1/3×10＝10/3。對他而言，強硬或溫和都無所謂。第二方的考慮也一樣，因此，雙方用以上的概率選擇行為，就是一個均衡。

物種演化的博弈

這個博弈吸引了演化論生物學家的興趣，表3中的內容被賦予另一種解釋。表3中的兩個個體並不是人，而是兩隻飛禽，可能是麻鷹，也可能是鴿子，因此就有四個可能性。麻鷹天性強悍，鴿子則溫和。由於基因所限，鴿子遇到麻鷹會吃虧，收入有所不如，但若遇上另一鴿子，彼此禮讓和平，其盈利自會高於麻鷹遇到麻鷹時的情況。根據這個理解，表3嚴格來說並不是一個博弈，而是對四種可能性的說明，那兩隻飛禽並未有在不同策略之間做選擇。

我們可以合理假設，哪種飛禽盈利較高，其傳宗接代的能力也會較強，在飛禽中的比例就會上升，反之所佔比例就會下降。生物演化當然也會出現偶發的突變，麻鷹誕下小鴿子與鴿子誕下小鷹子，機率同樣微小，卻不等於零。

倘若飛禽中全都是麻鷹，那麼麻鷹每次覓食總會遇上同類惡鬥，其盈利反而不及那些突變產生的鴿子，鴿子就得以繁衍，在飛禽中的比例慢慢上升。同樣道理，倘若飛禽中全都是鴿子，鴿子的盈利，當然低於突變產生的麻鷹的盈利，因此麻鷹得以繁衍，其比例慢慢上升。

因此，雀鳥中全屬同類，都不是穩定的狀態。在一個長期的穩定狀態，兩種飛禽都會存在，雙方比例固定，各自的預期盈利相等，以致繁衍速度一樣。有趣的是，在這個長期穩定狀態中，麻鷹的比例剛好等於2/3，即等於第三個均衡算式中，每人使用強硬策略的概率！

上述兩種不同的處境，一是擁有自由意志的人類，一是單憑基因機械地行動的飛禽，但兩者之間又存在某種神秘的關係，實在值得我們深思。其實，人類的行為也往往毫無意識，純粹基於習慣，而習慣源於教育和生活環境；行為決定收入，收入又影響到人類的繁衍。

「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

博弈論有助於研究個人的內心掙扎，譬如個人志願難以實行，往往因為抵受不住眼前誘惑等。若把內心掙扎理解為兩個利益不同的個體之間的衝突和互動，博弈論就大派用場，可藉以了解強制性退休金制度的利弊，或設計戒酒戒毒的方案等。

古希臘英雄奧德修斯在特洛伊戰爭之後和同伴乘船回希臘，途中來到一個有精靈出沒的海灣，其迷惑人的歌聲，足以令途經該處的船員遭遇滅頂之災。他於是把每個船員的耳朵塞住，不讓他們受到歌聲的迷惑。奧德修斯不僅塞住雙耳，還綁起雙手，以免抵受不住慾望而拿掉耳塞。

這個故事正反映出奧德修斯的內心掙扎好比一分為二的兩人博弈，其中憑理智採取的預防措施，終於克服易受誘惑的弱點，從而化解一劫。同一個人，其實內心往往有兩個「我」，在正常情況下的我，要經常保持覺醒，以免受另一個我支配。能以奧德修斯為榜樣，才可遠離許多麻煩。

納殊在1950年發表了那兩篇文章，博弈論自此取得長足發展，有助我們對經濟、政治、社會，自省的種種現象，作出系統的分析。從囚徒困境的概念可見，當每個人哪怕是用合法方式追求最大化的私利，整體後果卻可能極不理想。這種窘境可以通過建立長期關係克服；社會上法治精神和道德情操的提高，也有助防止囚徒困境的出現。麻鷹和鴿子的博弈反映教育和生活環境的結果，教育的重要性也就不言而喻。

明代理學大師王守仁就說過：「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要節制這個心中賊子，就要知道他的存在，以及其作息規律，須靠平日訓練有素，練就自省能力，更須避免目空一切，自以為是，免受制於另一個自我。

參考文獻

John F. Nash, Jr, “Equilibrium points in n-person games”, PNAS, 36（1）: pp. 48–49, 1950.

John F. Nash, Jr, “The Bargaining Problem”, Econometrica, 18（2）: pp. 155–162, 1950.

John von Neumann and Oskar Morgenstern, Theory of 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r,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44.

表1    兩名同學合作完成報告的囚徒困境

註：方格內左面數字是甲同學的「盈利」

表2    兩名疑犯之間的囚徒困境

註：數字為刑期，刑期愈短愈好

表3    強硬和溫和的博弈

註：數字為盈利

趙耀華 港大經管學院副教授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零年九月廿三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機械人技術 人工智能和就業的未來

自資訊革命以來，許多關鍵技術已經取得突破。電腦和機械人曾經只能取代簡單和重複性強的職位，例如電話總機操作員，流水線工人和倉庫搬運工，但現在人工智能已經開始取代需要大量培訓和經驗的職位。例如，傳統上，糖尿病患者需要眼科醫生檢查是否有糖尿病引發的視網膜病變，但根據《自然》雜誌最近的報道，人工智能已經能夠協助醫生檢測這種眼部病變了。即便是需要創造力的領域（很多人認為是人類擁有絕對優勢的領域），人工智能也開始發揮其作用。例如，美國流行歌手Taryn Southern就使用了包括IBM，Google和Amper在內的多個人工智能軟件來製作她名為I AM AI專輯中的音樂。

經濟預測和定量分析公司牛津經濟（Oxford Economics）的研究報告指出，自2000年以來，已有170萬個職位被自動化技術取代。受疫情影響，企業和員工都擔心疫症在人與人之間互相傳染，勢必加快自動化的進程。我們不禁擔憂失業問題惡化，也會疑惑隨着愈來愈多職位被人工智能和機械人取代，世界經濟會如何發展？

兩種影響有憂有喜

討論人工智能和機械人技術對就業的影響時，經濟學家會提及兩種效應：第一種效應令不少人感到擔憂，稱為取代效應（displacement effect）：人工智能和機械人將以其優越的生產力取代人手工作。根據普華永道（PWC）的預測，到2037年，英國現有的兩成職位和中國現有的兩成六職位都會被人工智能和相關技術取代。

第二種影響則令人感到欣慰，稱為生產力效應（productivity effect）：人工智能令生產成本下降，導致企業產量增加。為了應對增加的產量，企業需要僱用更多工人從事沒有被自動化的工作，因此，人工智能創造了更多就業。

目前沒有人能確定哪一種效應更為顯著。普華永道表示，人工智能對於英國總體就業淨影響大致是中性的，而對中國的淨影響則是輕微負面。 但是一些經濟學家，包括麻省理工學院的達倫．阿西莫格魯（Daron Acemoglu）和波士頓大學的帕斯誇爾．雷斯特雷波（Pascual Restrepo）在2019年發表於《劍橋地區經濟與社會雜誌》的文章，卻表達了較為悲觀的看法，即取代效應可能大於生產力效應。兩位學者更在2020年《政治經濟學雜誌》發表的文章中估算，若每千名工人中再增加一個機械人，就業人口的比率就會降低約0.18至0.34個百分點，平均薪酬則降低0.25至0.5個百分點。牛津大學經濟學家丹尼爾．蘇斯金德（Daniel Susskind）甚至更悲觀地指出，就算生產力效應創造出的新職位，可能更適合交由機器或人工智能工作，所以生產力效應不會大幅增加職位，甚至乎增加的職位並不存在。

機械人稅難以落實

對於減緩人工智能和機械人造成的取代效應，以及隨之而來的收入不均，已有不同人士提出相關建議。2017年2月，比爾．蓋茨（Bill Gates）在一次採訪中提出對使用機械人的企業徵稅。該提議引發了不少爭論，一方面，他的提議有一定依據：對擁有機械人的企業徵稅，增加機械人的使用成本，可以減緩人工智能和機械人技術取代人類勞動力；再把所得收入分發給因機械人和自動化失業的人，可以同時緩解收入不均的情況。

然而，以經濟學家兼美國前總統奧巴馬國家經濟委員會主席勞倫斯．薩默斯（Lawrence Summers）為代表的人士則批評，這個提議難以落實。一方面，實際操作時，如何判斷機械人應否被算入納稅範圍將十分困難，另一方面，對機械人和人工智能徵稅會減緩科技創新。

其他方案包括透過全民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俗稱派錢），保障因人工智能和機械人而失業的人，可是，提議的財政成本不菲，也會削弱員工工作的積極性，繼而退出勞工市場。第二，員工選擇不去工作，可能會失去之前積累的人力資本，即使以後返回工作崗位，生產力也不如以往。第三，當更多人選擇退出勞工市場時，也會加快人工智能取代人手工作的速度。

筆者也對因人工智能帶來的職位流失感到擔憂，亦認為過渡期間會為失業者帶來巨大痛楚。但筆者也想指出在相關討論中常被忽略的兩點：首先，人工智能只會搶職位，而不會搶產品。其次，市場最終會被結清，產品的供需關係將會達到平衡，即所有市場上的產出都會落到消費者手中。

減少工時帶動就業

企業用人工智能代替工人的主要原因是人工智能擁有強大的生產力，也易於規模化。企業使用人工智能從事生產時，可以更低成本生產更多產品。這些產品和服務需要消費者，由於人工智能和機器並不購買這些產品，因此產品最終將落入人類之手。普通人每天消費的大多數產品，一般不會被富裕階層大量購買：即使有錢人的財富是普通人的一百倍以上，也不需要一百部智能手機，不需要每餐吃一百碗飯，更不會一個人買幾百部汽車（就算買，也不會是中產或低收入家庭所使用的型號）。結果，企業仍須依靠大眾市場來售賣產品，而大眾市場中的主要購買者就是普通人。換句話說，即使普通人的名義工資非常低，但對應的商品和服務的價格將會更低，使得產品最終會被賣出。

為了解決自動化造成的技術失業問題，筆者提議，政府可以考慮立法減少標準工時。員工可以將每天的工作時間減少至6小時，或者每周工作4天。這樣，同樣的工作量就需要僱用更多員工來完成，因此本來會因為人工智能而失業的人可繼續工作，從而減緩人工智能對收入不均的負面衝擊。即使普通人因為工時減少，導致收入降低，只要人工智能和機械人在新的市場均衡中增加產品和服務生產的數量，這些產品和服務的均衡價格就會調整到收入較低人士也能夠負擔的水平。

房育輝教授
港大經管學院教授（管理及商業策略、經濟學）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零年九月十六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香港經濟轉型升級迫在眉睫

近一年來，外有中美貿易摩擦和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內有社會事件發酵，香港備受不利因素的影響，面臨空前的經濟衰退。特區政府正積極應對當前的經濟困難，特別是與旅遊業及餐飲業相關的失業問題。我們更需要考慮的是香港經濟長期競爭力，特別是四大支柱產業（金融服務業、貿易及物流業、旅遊業、專業及工商業支援服務業）的未來發展。

在帶動就業方面，貿易及物流業的貢獻要遠高於金融服務業，且能夠助推專業及工商業支援服務業。貿易及物流業競爭力取決於香港繼續擔當內地貿易的中介角色。然而，自中國於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世貿）以來，香港幫助內地出口的中介地位正在快速下降。

出口中介優勢今非昔比

特區政府統計處有關香港從內地進口及隨後轉口的數據顯示，轉口回輸（即香港先從內地進口商品再轉口回內地）佔頗大比重。若從原產於內地的香港商品轉口貿易總額中，減去再出口回內地的貨值，作為香港轉口到海外的數據，可用來評估以香港為中介的內地出口情況。從內地進口的商品中，部分作為最終消費品在本港消費，或者作為本港出口的原材料投入；由於缺乏內地進口商品在本港使用的數據，上述估算可能會高估香港對內地出口的中介作用。此外，香港從內地進口再轉口的商品價格通常有一定漲幅，這也會放大香港的出口中介作用。

儘管如此，從內地進口本港再轉口到世界各地的商品價值與內地的總出口額之比，依然是香港作為內地出口中介地位的合理衡量指標。就該指標而言，1999年香港從內地進口再轉到海外的貨值，佔內地總出口額高達43%，但到2007年已跌至約10%，更於2019年降至6%。雖然同一期間絕對價值大幅增加，但香港作為內地出口中介的時代可說已成過去。

筆者在特區政府前中央政策組支持下開展的一項研究發現，香港作為內地出口中介地位急劇下降的原因眾多，其一是廣東省製造業佔全國的份額下降。由於珠江三角洲地區生產成本提高，且其他地區有更多的市場發展機會，以低成本主攻海外市場的製造業企業逐漸撤離廣東省。筆者和香港大學王于漸教授曾於2003年對2400家長江三角洲企業進行一項調查【註1】，結果顯示長三角地區的企業可以同時瞄準國內及海外市場，而珠三角地區的企業則以出口業務為主。

其二是內地私營出口企業崛起，同時國有企業出口下滑。相比其他所有制企業，私營企業最不傾向使用香港作為出口中介。因此，內地出口商所有權結構的變化，不利於香港的出口中介地位。

其三，也可能是最重要的因素，就是1949至1978年內地計劃經濟時代，香港是內地與世界接軌的最主要窗口，國有貿易公司普遍在港設立出口業務辦事處，但隨着2001年中國加入世貿，私營企業可以直接出口，國有貿易公司從此失去壟斷地位，從而削弱了香港在內地出口中介業務上的優勢。

香港作為內地出口中介地位的大幅降低，亦與第一次鴉片戰爭（1840-1842年）後廣州的發展軌跡相似。1757年，清政府將粵海關（今廣州）定為唯一對外通商口岸，廣州十三行更是其指定專營對外貿易的壟斷機構。但在第一次鴉片戰爭後，其他4個通商口岸（包括香港）被迫開放，廣州十三行對中國出口的壟斷結束了。此後不到10年，中國半數以上的對外貿易轉移到了上海港。第二次鴉片戰爭後，長江流域通商口岸開放，上海擁有更多發展優勢，得以輻射至長江流域和沿海地區的對外貿易，對廣州外貿經濟造成更嚴重的打擊。為免重蹈廣州覆轍，香港須為應對新挑戰及時籌謀對策。

從「世界工廠」到參與內地經濟內循環

其實，香港承擔內地進口中介角色的表現向來不算突出，並已呈現同樣的下滑趨勢。基於統計處資料可評估香港在內地進口中的作用，方法是檢視香港從其他國家進口、再出口到內地的貨值佔內地進口總額的比重，1999年為25%，2007年跌至10%，再於2019年降至7%。

值得注意的是，直到最近，香港幫助內地進口（從海外進口再轉口到內地）的商品價值，仍遠低於其幫助內地出口（從內地進口再轉口到海外）的商品價值，皆因香港一向以歐美市場為目標，而自我定位為內地向海外出口的中介。由於地緣優勢，改革開放後，向內地遷移的港資企業大多落戶在廣東省，憑藉當地的低成本優勢進行大規模生產，經香港出口到世界各地，為廣東省贏得了「世界工廠」的美譽。

近40年來，國內本地消費及其從世界各地的進口持續高速增長。筆者發現，香港幫助內地進口主要屬企業投資和營運，而甚少（略高於3%）與消費有關。2003年以來，香港吸引了大批富裕的內地人前來旅遊（四大支柱產業之一）和購買奢侈品，這一趨勢能否持續，取決於香港與內地關係的改善及內地遊客的回歸。隨着內地經濟內循環的發展，香港應致力成為內地進口商品的中介。

轉口回輸面臨政策風險

上文提及香港與內地之間一種特殊轉口貿易──轉口回輸，其可持續性面臨政策風險。此類貿易既涉及從內地的進口，也納入對內地的出口，因此在香港的貿易統計中會被重複計算。在以內地為原產地，或以內地為目的地的香港轉口貿易中，轉口回輸的份額均在1999至2013年經歷大幅增長，至2019年穩定在40%左右。由於內地企業可以同時享受出口補貼和進口原材料的稅收優惠，轉口回輸的動力即源於此，以致產業鏈上游的企業會選擇將其產品出口到香港後，再轉口給產業鏈下游的內地企業。這樣的「產品香港遊」會增加企業交易成本以及在香港的倉儲成本，但出口補貼和進口退稅為企業帶來的收益始終更為可觀。

轉口回輸貿易的可持續性一方面取決於內地政府政策，另一方面則視乎其他與香港相似的自由港的可用性和便利度。由於內地自由貿易區和保稅區等新政策的實施，內地加工企業可以從新的自由貿易區，例如海南轉口，從而以更低成本獲得同等收益。這或導致香港轉口回輸迅即消失，進一步打擊本港貿易及物流業發展。

至於香港的離岸貿易，儘管所涉貨物並無實際通過本地港口，但顯然也與香港的貿易中介服務有關。根據統計處數字，近20年來以內地為目的地的離岸貿易保持高速增長，超過了以內地為付運地，及以內地為原產地的轉口貿易。此類離岸貿易所以興起，估計是源自香港擁有低於內地及其商品原產地的稅率，吸引跨國公司通過公司內部貿易將盈利放在香港，以享受低稅率優惠。這種貿易機制的可持續性，亦取決於內地政府發展海南島作為零關稅、低稅率的國際自由貿易港的成效。

加強科創以拓展內地市場

在香港的四大支柱產業中，貿易及物流業的前景不容樂觀。在中國成為世貿成員國的短短20年間，香港已基本失去作為內地貿易中介的角色，然而本地貿易優勢的消減卻少有人關注，當前亟須汲取第一次鴉片戰爭後廣州的教訓。

本港經濟轉型，無疑刻不容緩，社會各界更宜將目光投向龐大的內地市場，而不再拘泥於出口導向型的「世界工廠」定位；並且把握粵港澳大灣區的機遇，融入灣區經濟一體化，繼續深耕擁有超過一億人口和數千家港資企業的廣東市場。1938年於香港成立的華潤集團就是一個成功範例，曾專門從事與內地的進出口貿易，在高峰時期的出口額曾佔內地總出口額三分之一，被稱為「第二外貿部」。但面對內地改革開放不斷深化，競爭日益激烈，為免在中國加入世貿後優勢不再，集團在2000年以後，兩次推行「再造華潤」企業重塑，擴充業務範疇至飲品、醫藥、科技與金融等，成功從一家貿易公司轉型為全方位服務內地消費市場的企業。參考其成功經驗，香港可通過建設科創中心，提升各行各業的科技應用，以拓展潛力豐厚的內地消費市場，從而推動經濟實現轉型升級。

註1： 王于漸、陸雄文、陶志剛、蔣青雲、邵啟發與孫一民（2007），《重返經濟舞台中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陶志剛　港大經管學院滙豐基金教授（環球經濟與企業策略）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零年九月九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美國貨幣政策新框架

上周四美國聯儲局主席鮑威爾在美國懷俄明州Jackson Hole的全球央行年會上發表重要講話，就美國運作了多年的貨幣政策框架作出修訂，受到全球金融界的矚目。聯儲局成立於1913年，百多年來，隨着美國經濟的演變、貨幣經濟學的理解和政策工具的發展，美國貨幣政策經歷了各種不同的改變。

貨幣政策可分為政策工具（如公開市場買賣）、中短期的政策目標（如聯邦基金利率）和最終目的（如就業水平）3個部分。這次聯儲局的政策修訂，主要在最終政策目的方面。聯儲局的貨幣政策，最終要達到所謂「雙重使命」，即最高就業水平和物價穩定。按傳統的菲利普斯曲線分析，這兩者之間有一定的矛盾，若要提高就業，便得接受更高的通脹。但聯儲局沒有定下這兩者在貨幣政策中的互相比重。

最高就業水平受到勞動力市場和經濟結構等各方面因素影響，因此很難設定一個數字目標。至於物價穩定，則以2%的通脹率為目的。這裏的通脹是基於個人消費開支指數而非消費物價指數，但兩者的分別並不影響以下討論。

就這兩個美國貨幣政策的最終目的，聯儲局上周都提出修改。有關最高就業，之前的論述是，貨幣政策的制定，視乎目前就業水平和最高就業水平的偏差。若目前就業已高於估計的最高水平，則傾向加息，反之則減息。但在新的框架下，只會考慮在低於最高就業水平時減息。換句話說，當經濟蓬勃發展，就業水平超過估計的最高水平時，聯儲局也可以不必過慮，毋須採取收縮性的政策。

事實上，以前的政策不單是在高於或低於最高就業水平時作對稱式回應，更有先發制人的部署，即在觀察到經濟已差不多充分就業時馬上加息，不等通脹上升成為事實才收緊銀根。最近例子是2015年12月的加息。在全球金融危機和多年的量化寬鬆後，即使當時的通脹率僅1.8%，失業率已下降至5.0%，接近傳統上充分就業的水平。殊不知隨後的失業率持續下跌，達到3.5%的歷史性水平，而通脹並沒有怎樣增加，因而有意見認為2015年的加息政策過早實施了。

上周另一個更改，得到較多媒體報道，將通脹的政策目的定在2%「平均」通脹率，而非本來簡單的2%。之前的2%可理解為通脹上限，但多年來美國的通脹都低於這個水平，平均只得1.4%。但既然如此，為何不乾脆降低目的通脹率至2%以下，如1.5%？這和預期通脹有關。

當名義利率不變，預期通脹低企等於實質利率上升，增加了借貸的成本，也減少了經濟活動和經濟增長，這並非聯儲局樂於見到的。當然，聯儲局可以減低名義利率來調低實質利率。但自全球金融危機後，美國的利息水平已接近零下限，減無可減。同樣，今年3月新冠肺炎在美國大規模爆發後，聯儲局再度將聯邦基金利率下調至接近零水平，若不採取負利率政策，聯儲局便沒有任何空間調整利率。

提高對通脹接受程度

市場對通脹預期基於生活中真正的通脹率。要提高預期通脹，便得容許通脹率上升。基於這個原因，聯儲局便將長遠通脹目的2%，由上限改為平均數值。既然過去一段長時間通脹率低於2%，那將來通脹率便可高於2%而仍然維持2%的平均。至於要追溯過去多長時間、及在將來多長的時間內追補，鮑威爾都沒有說明，並強調不會基於任何固定的方程式。不過，聯儲局在全球金融危機後，特別着重政策透明度和前瞻性指引，估計不會在這方面黑箱作業，日後應該會公布更多有關訊息，或許在兩周後的公開市場委員會議息時便會有進一步交代。由於這裏強調的是市場的預期通脹，因此沒有需要機械式地達到某一段長時間內準確的2%平均通脹率。

總的來說，聯儲局貨幣政策的新框架，提高了對通脹的接受程度，以及進一步將重點放在就業水平。背後的原因，是實質經濟增長長期放緩、及菲利普斯曲線的展平，即一定的失業率導致比以前較為輕微的通脹。

聯儲局這次對貨幣政策框架的檢討始於去年1月，比新冠肺炎的出現早了一年。在今年3月美國的疫情急轉直下之後，聯儲局和財政部迅即實施前所未有的擴張性政策。即使如此，美國第二季度的本地生產總值還是下跌了31.7%（年化）。新冠肺炎對經濟帶來的破壞和不確定性，增加了聯儲局貨幣政策新框架的合理性和認受性。

今年6月公開市場委員會會議中達到的一個共識，是目前的0至0.25%聯邦基金利率水平將會維持至2022年底。在經修訂的貨幣政策下，這個極低的利率水平甚至會維持更長的一段時間。

全球經濟受到新冠肺炎的重擊，各央行和政府部門均採取前所未有的大規模擴張性政策以挽救經濟。這無可厚非，但疫情過後就有關政策收拾殘局，將會是嚴峻的考驗。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後，聯儲局採取了三輪量化寬鬆政策，而聯邦基金利率在0至0.25%區間內徘徊了整整8年，期間帶來了愈趨不平均的收入和財富分配。有關的貨幣政策導致資產價格膨脹，持有資產的投資者身家上升，但只能持有普通銀行存款的小市民毫無寸進。不平均分配財富是當前眾多國際政治經濟議題的主要因素，影響着民粹主義、貿易戰、美國選舉、英國脫歐、種族衝突和移民政策等等。

長期超低利率的另一個後遺症是債務的增加。債務多少不一定是問題，問題在於資金是否作比較合適的運用。在低利率環境下，龐大的資金少不免有些用於不應該的用途，而利率在篩選投資項目的功能也大大減弱。

十年多前當美國首次實施量化寬鬆政策時，聯儲局的資產在3個月內翻了一倍，由約1萬億增加至2萬億美元，引起對通貨膨脹的憂慮，再加上隨後數年另外兩輪的量化寬鬆，將聯儲局的資產提高約4.5萬億美元。但美國沒有較高的消費物價通脹，主要原因是新增加的基礎貨幣，大部分還是作為超額存款準備金留在銀行體系內，沒有轉化為消費者手中的購買力。

相比之下，為了應付疫情，聯儲局的資產由本年2月底的4.2萬億增加至5月底的7.1萬億。增幅之大和速度之快，前所未有。同時，有相當比例的新貨幣供應是以現金形式落入市民手中。因而這次貨幣供應增長的影響較為直接。不過，疫情迫使消費者留在家中，減少消費。貨幣的流通速度慢下來，物價上升的壓力暫時不大。但當疫情過後，消費意願重臨需求增加，而疫情期間因為停工及供應鏈斷裂導致商品供應減少，再加上聯儲局新的寬鬆政策，通脹會否重來，值得關注。

陸炎輝　港大經管學院榮譽副教授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零年九月二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國際調查中的中國人權狀況

1月9日，筆者在本欄回顧了海峽兩岸四地（中國內地、台灣、香港、澳門）的人口特徵、對外關係、經濟發展三方面的近況。本文繼續就法治和人權兩方面再作探討，由於數據所限，將集中討論內地和香港的情況。

新聞自由排名

最近，香港最熱門的話題莫過於《2019年逃犯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法例（修訂）條例草案》（修訂《逃犯條例》），希望下列分析對有關討論會有一點參考價值。

美國的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每年都對世界各地的自由狀況作出評估，分為自由、部分自由、不自由三大類。中國內地長期被列為不自由的國家，不過由於自由之家的主要財政來源為美國政府，其公信力或會受到質疑。

加拿大的菲沙研究所（Fraser Institute）每年都對世界各地作出經濟自由排名，也就是廣為香港人熟悉的世界經濟自由指數（The Economic Freedom of the World Index），香港多年來一直位居榜首。最新的2018年度報告涵蓋162個國家及地區，香港、台灣、中國內地分別佔第1、第12、第107位。菲沙研究所也有一個人類自由指數（The Human Freedom Index），在同一年度報告中，香港、台灣、中國內地分別排第3、第10和第135位。

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每年發表《全球競爭力報告》，2018年的報告包括140個國家和地區，香港、台灣、中國內地分別名列第7、第13和第28位；內地表現甚佳，反映國家的經濟實力。同一指數的分項之中，例如司法獨立一項，香港、台灣和中國內地分別排第8、第47和第45位（中國內地在這方面表現竟優於台灣！），在新聞自由一項，內地則屬倒數冠軍！

這個競爭力報告在新聞自由分項的計分和排名，其實源自無國界記者（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每年公布的世界新聞自由指數（World Press Freedom Index）。

附【表】所示，近年中國內地、台灣、香港三地在新聞自由指數中的世界排名，以台灣最前，往往位於所有國家地區中的最頂尖的四分之一；香港稍稍落後，但仍位處最前面三分之一；內地排名則低得多，在三個年度179、180、180個國家中，排名分別為第174、第175、第176位！

法治表現高低

世界公義工程（World Justice Project）針對各地的法治情況而編訂法治指數（Rule of Law Index），每年在各個受覆蓋國及地區，就8個範疇在每國最大的3個城市中挑選1000人進行問卷調查，並訪問當地法律從業員，然後作出評分。世界公義工程於2006年由時任美國律師協會（The American Bar Association）主席William Neukom創立，可惜法治指數只包括中國內地和香港，不包括台灣。

在2011年度、2015年度和2019年度，調查研究分別涵蓋66、102和126國家及地區。2011年度的報告並沒有給予每個國家一個總分，只是就各分項打分數。2015年度和2019年度則有就各國及地區逐一給予總分，中國內地的排名分別為第71和第82位，落後於大部分國家，更大大落後於分別名列第17和第16位的香港。

雖然以上各項調查重點不同，方法各異，但是總的來說，香港和台灣的表現遠勝中國內地。相對於其經濟方面的發展，中國內地人權和新聞自由方面的排名則相當落後，乏善可陳。

有些人往往對這些國際排名作出選擇性取態，亦即排名高就欣然接受，排名低就認為調查方法可疑，甚至認定主辦機構不懷好意。筆者倒認為應以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的態度對待。

事實上，世界公義工程在2011年的報告中，其實也有表揚中國內地：「中國相對於其他同屬中等偏低收入（lower middle-income）的國家，在大多數的分項中其實都做得不錯，更在金磚四國（BRIC；即巴西、俄羅斯、印度、中國）中表現居次，也在好幾方面已作出顯著改善。」

交換逃犯安排

基於上述各項調查研究的結果，就不難了解到香港人對於修訂《逃犯條例》，把內地納入其適用範圍，何以憂心忡忡。特區政府現正急不及待要把條例修訂，其理據不見得充分。為針對某個人而修改法律來對付他，甚至要追溯到修訂條例通過之前的行爲，不論此人是否如此可恨，政府這樣做其實是非常危險的，先例一開，後患無窮，難怪富商劉鑾雄對修例提出司法覆核了。

有人不明白，中國內地和台灣政府既然處於「敵對」狀態，尚且都能夠容忍逃犯互相轉移安排，為什麼香港就不能接受。道理同樣簡單不過，台灣既是中國內地「敵對」的政府，那台灣人就不用怕台灣政府會盲從中國內地的要求。相反，特區政府不僅與內地不是敵對者，特首的產生亦由北京悉心安排，香港人對特區政府抵抗來自中央政府的壓力根本缺乏信心，也就可以理解。

2011年， 正值世界公義工程表揚中國之際，中國還是個中等偏低收入國家；時至今天，中國已跨過中等偏高收入的門檻。如果中國經濟繼續以每年5%的速度增長，到2025年左右，就會成為高收入國家，到時國內的人權狀況與經濟發展水平就更不相稱。知恥近勇，中國是時候急起直追了！

【表】  無國界記者新聞自由指數排名

資料來源：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

趙耀華 香港大學經濟及工商管理學院副教授

（本文同時於二零一九年四月十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貨幣爭霸 花落誰家

近年來，數碼貨幣在世界各地日常經濟活動中已擔當不可或缺的角色，例如中國內地的支付系統，就以微信和支付寶居主導地位，數以億計的消費者已習慣以電子錢包取代現金。臉書正籌備發行新加密幣Libra，標榜為與一籃子官方貨幣掛鈎的「穩定幣」（stablecoin）。在非洲，肯尼亞電訊公司Safaricom亦已推出手機支付程式M-Pesa。

近期媒體報道，中國四大國有銀行由央行牽頭，在深圳等地大規模試驗電子錢包的應用，在正式推出數碼貨幣前進行測試。此舉備受西方媒體關注，發展數碼貨幣或有利於人民幣國際化，透過實現「去美元化」，減少在國際貿易結算上對美元的依賴，從而抗衡美元霸權。

挑戰美元霸權

自1944年以來，美元一直作為全球儲備貨幣，國際貿易大都以美元結算，多國中央銀行的儲備資產亦常以美元計價，反映國際上對美元需求龐大；作為儲備貨幣發行國，美國也在國際上別具金融政策優勢，可藉此大大減輕借貸成本，以支持其巨額財政開支及貿易逆差，以致不少國家產生不滿。

早於上世紀六十年代，時任法國財政部部長德斯坦（Valery Giscard d’Estaing）就稱之為「過高的特權」，但美元的霸權地位至今依然屹立不倒，近年才有個別國家採取措施，試圖挑戰。俄羅斯總統普京的經濟顧問格拉濟耶夫（Sergei Glazyev）可說是「去美元化」運動先驅，為此積極游說各國政府在石油貿易等結算，改用其他貨幣。

格拉濟耶夫更將美國政府濫用其優勢稱為「金融恐怖主義」。自從2018年中美貿易糾紛以來，俄羅斯便一直積極拋售所持美國國債，並游說各國政府效法。

可以想像，愈來愈多國家勢將逐漸減輕美元作為交易貨幣的依賴。鑑於地緣政局緊張、新冠肺炎疫情反覆、金價屢創新高，更有投資大行指出，美元或會被黃金取代。

人幣結算之選

原油主要通過商品期貨市場交易，是世界上最活躍的商品，其價格主要取決於兩大基準期貨合約：一）紐約商品交易所通過實物交收結算的美國西得克薩斯中質（West Texas Intermediate，簡稱 WTI）原油；二）主要在洲際交易所交易的北海布蘭特原油。

兩份合約均以美元定價和結算，主要目的是提高以美元計算石油價格的穩定性。石油美元體系除了將美元提升為世界儲備貨幣，鞏固美國的經濟霸權之外，還通過石油美元「循環利用」，為美國金融市場提供了流動性和外國資本流入的來源。

中國作為全球最大的石油輸入國，為了建立一個非美元計價的石油市場，2018年推出以人民幣結算的原油期貨合約，在上海國際能源交易所交易。這份合約另一特點是其「黃金後盾」，皆因人民幣並非自由流通貨幣，此合約容許投資者在上海交易所以人民幣賣出石油後，可以選擇用其人民幣收益在同一交易所以實時黃金價格購買及收取黃金。此舉的一個重要訊息是石油交易以黃金進行，也就是朝削弱美元在國際商品市場上的地位踏出一大步。

權勢此消彼長

國際美元支付其實需要一種國際支付系統。多年來環球同業銀行金融電訊協會（SWIFT）作為國際電滙網絡，便擔當起促進大部分國際貿易的結算功能，但近年美國政府以之制裁敵國，例如禁止伊朗使用SWIFT進行國際交易，亦威脅用同一手段，迫使委內瑞拉在談判中就範，因而備受俄羅斯和中國詬病，亦構成在國際間展開去美元化運動的誘因。

美國的長期盟友如法國、英國和德國，同樣對美國在外交問題上獨斷獨行的作風甚感不滿。德國認為美元霸權亟待解決；2018年8月，德國外長呼籲歐盟國家自行發展國際支付系統以取代SWIFT，並擺脫對美元結算的過度依賴。對於美元作為國際結算貨幣的地位，這無疑已響起警號。歐盟外交政策負責人更與伊朗外長宣布，合作開發一個新支付系統，以防止美國干涉別國的金融事務。為免環球金融受美國操控，看來重新建立世界金融秩序已是刻不容緩。

加密貨幣原意在於替代政府所發行的貨幣，但隨着各國各自發展數碼貨幣，加密貨幣如比特幣，一度被視為足以取代傳統貨幣。但要具備傳統貨幣系統的一應功能，而且較美元更具成為各大央行儲備資產的條件，恐怕不易達到。

至於美國、俄羅斯和中國在嶄新數碼貨幣爭霸戰中，將會誰勝誰負？

在歐美外交關係轉淡，SWIFT系統地位受到衝擊之際，俄羅斯和中國在國際金融事務上已取得較大話語權，出現漸與美國分權的形勢。其他國家（尤其是歐盟）到底會支持哪一方？目前難以預料。

新貴尚待確立

據英國《金融時報》2020年2月12日的報道，中國央行就其即將推出「數碼貨幣電子支付系統」（DC/EP），已申請了84項相關專利，主要在於設計能夠控制數碼人民幣發行和供應的數據傳遞系統，進行與實體銀行間的結算，以及整合央行數碼貨幣（Central Bank Digital Currency）和零售銀行之間的系統。部分專利更顯示內地已發展成針對通貨膨脹控制的機制程式，可見中國在數碼貨幣的開發和應用技術方面已大幅拋離歐美。

其他主要經濟體（如日本央行）雖亦急起直追，積極創建數碼貨幣化日圓，但隨着中國在國際政經舞台上的影響力與日俱增，不排除友邦國會逐步採用中國的主權數碼貨幣系統，而減少依賴美元作為國際交易貨幣。

數碼貨幣區（Digital Currency Area）既然跨越國界，數碼貨幣難免在全球出現群雄競逐的局面，應用範圍或會受到各國監管架構的限制。與數碼貨幣區相關的電子網絡也可能會採用不同方式來處理數據，涉及用戶私隱一環更尤其如此，例如中國、歐洲和美國就各有不同的監管框架，以至某些電子支付網絡只能用於個別經濟區或司法管轄區等；這可能是數碼貨幣國際化的終極考驗。

鑑於新冠肺炎大流行帶來複雜的風險與變數，數碼貨幣今後能否在國際上加以整合，從而取代傳統貨幣，無疑有待進一步觀察。

謝國生博士
香港大學經濟及工商管理學院金融學首席講師、新界鄉議局當然執行委員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零年八月廿六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香港的第二曲線 

年屆88歲的查爾斯．漢迪（Charles Handy）是英國管理學大師，其著作《理解組織》（Understanding Organizations）更是組織研究的經典。近幾年，漢迪在中國內地聲望日隆，原因是他的一本小書《第二曲線》（The Second Curve）。

何謂「第二曲線」？這是一個有關組織存亡的概念。在漢迪看來，無論小如個人或公司，抑或大至城市、國家，所有組織都像生物體一樣，要經歷一個生命周期：從成長到成熟，直至衰亡。一般而言，若以一條曲線來展示組織的生命周期，那是倒U形的曲線，是為「第一曲線」。第一曲線固然無可避免，然而有些組織歷久不衰，另一些卻迅速衰老消亡，原因究竟在哪裏？更重要的是，如何能夠拖慢組織衰老的過程？

重塑社會關鍵

作者的答案是「第二曲線」。簡而言之，當組織的第一曲線還沒到頂，組織就應該尋找新的增長點，準備轉型。新的增長點找出來了，組織能成功轉型，其生命軌跡就會移到一條新曲線上，重新開始成長；而嶄新的生命軌跡就是組織的第二曲線，象徵組織走得更高更遠，延緩衰老。

「第二曲線」這個概念在內地的高科技公司，尤其在有關數碼經濟的公司中大行其道。原因是這些行業變化快，新技術和新商業模式層出不窮。企業若不能順勢而為，迅速找到第二曲線，很快就會被新的競爭者所打敗。這個概念其實對城市國家和社會十分重要。

《第二曲線》一書就有這個副題：〈預見社會與個人新出路〉（Thoughts on Reinventing Society）。漢迪認為，我們整個社會的生活方式也許都需要尋找第二曲線。當然，不同國家和城市情況各有不同。對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香港來說，第二曲線何在？

聚焦知識創新

香港的第二曲線無疑是知識創新，打造以知識驅動創新的經濟模式。香港集天時地利人和於一身，有條件朝這一方向發展。

天時方面，正當科技發展日新月異，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皆然，知識進步一日千里。從生物醫藥到材料工程，量子計算到人工智能，虛擬現實到自動駕駛，電子貨幣到3D列印，知識創新既在重塑我們的生活，創造巨大價值，也是價值鏈中的主要元素。傳統製造業效率和利潤遠遠不及着重知識創新的公司。

以蘋果手機為例，蘋果公司股價在過去10年漲了6倍以上，而其代工商富士康，即使效率高，股價卻變化不大。由此可見，蘋果和谷歌等創新科技龍頭在創造價值之餘，也積累了龐大的財富。

知識創新的價值既然有目共睹，不少城市也想成為知識創新中心，但矽谷只得一個，香港又有什麼優勢呢？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其實是這個城市的比較劣勢，為鞏固金融地位所付出的代價就是生活成本（尤其是房價）太高，況且拜金文化也不利於知識創新。話說回來，香港畢竟有足夠資源發展為知識創新中心；知識創新的核心就是人才。

近40年來，中國崛起，除了GDP大增之外，還孕育了遍布世界的人才。對於吸引這些人才，香港有不少優勢。首先是毗鄰內地，又與世界主要城市有直達航線。其次是法制健全，可讓知識創新者專心致志，做出成績。第三，香港的財經實力有助知識變現，令知識創新者振翅高飛。第四，香港融滙中西的包融文化環境，有利於對知識創新者將天馬行空的奇想付諸實行。這些條件都是香港的地利。

至於人和方面，未來幾年將是香港邁向知識創新這第二曲線轉型的最佳時機。一方面，本地金融業仍然強大，硬軟實力兼備，有足夠的資源轉型。另一方面，在去全球化趨勢下，獨沽一味，單靠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吃老本的固有思維逐漸過時。有心有力，當前正是邁向第二曲線的理想窗口。

更重要的是，去全球化也令不少國家（尤其是美國）降低對移民專才的歡迎程度，導致高科技領域的移民專才萌生去意，另覓更適合自己發展的土壤。這給香港帶來機遇，以其包容的文化和優良的制度吸納這些人才。

階段性三部曲

當然，展開第二曲線殊不容易，香港目前對於創新、創業、新經濟不算積極，也未能邁開步子，例如電子商務就不及其他一流大都會，網上購物不算方便，出行坐車、支付也有些落後。雖然特區政府在鼓勵知識創新一環有不少優惠政策，但創業人士仍面臨一籃子挑戰，人才更尤其稀缺，不少創業者就抱怨難以在本地物色到優秀的軟體工程師。

要解決高科技和知識方面的人才荒，從人才戰略的角度，筆者對特區政府有三項建議：短期靠「買」，中期靠「租」，長期靠「造」。

買，是指吸納環球人才，尤其是頂尖大師級的一群優才來港。1930年馮卡門（Theodore von Karman）加盟加州理工學院，吸引和培養一大批人才，對於南加州航空航太業騰飛發揮舉足輕重的作用。計算機科學家姚期智自2004年起
任職北京清華大學，也大大促進了內地人工智能的發展。假使本港可以在知識創新領域聘請此等翹楚，給予優厚待遇，不但展現海納百川的氣度，對社會促進知識創新也能產生正面效果。

租，是指推出更靈活的人才政策，讓知識創新企業更容易從全球招徠所需高科技人才，在港短期工作。世界各地固有的高科技人才政策，往往要求僱主證明所需人才無法在本地找到，徒令成本大增，對於小型創新公司尤其不利。總之，有關政策不應窒礙創新企業招攬外來專才，能助此等企業一臂之力的才是良策。

造，是指造就，即在本地學生中多培養日後投身知識創新領域的人才。本地最優秀的學生往往修讀醫學、法律或者商科。學生以待遇優厚行業為首選，乃屬人之常情。但對高材生，政府不妨在學業以至生活各方面給予扶持，讓他們看到知識創新的光明前景，而願意在這領域發展事業。當然，說易行難，這亦非一日之功，但假以時日，隨着香港逐漸建立崇尚知識的文化，知識工作者也通過創新取得可觀的回報，高材生自然會選擇知識創新，社會也能建立一個良性循環。

傳統上，特區政府一向信奉自由經濟市場，採取不干預政策。不過自由市場並非總是有效，前沿的經濟學研究也指出，通過公共政策扶持一些行業，可以幫助經濟發展。除了協助具體的行業，特區政府更可加強扶持人才的政策，打造知識型創新驅動式經濟，走入第二曲線，迎來更好的未來。

李晉教授
香港大學經濟及工商管理學院教授（管理及商業策略、經濟學）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零年七月廿二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