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大半年来，中国与澳洲的贸易纠纷愈演愈烈。澳洲出口到中国的货品，从龙虾、大麦、牛肉，到木材、棉花、糖、红酒，乃至最近的煤炭和精铜，纷纷遭北京政府认定有各种问题，因而施加惩罚性关税或禁止入关。

有人说中国的主要敌人是美国，双方在贸易战线上仍处于对垒状态，这时不宜四面树敌。其实不然，中澳争拗是中美博弈这盘大棋中的一小部分，中方主动出击，借此打击美国盟友，相信是精心部署的一着。

中国外交战略

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在价值观念、政治与经济体制等许多方面有重大分歧，双方时有龃龉，但总体是合作共赢的局面。但近年来，随着中美之间的国力此消彼长，西方国家开始把中国当作头号敌人，加大打击力度，中美贸易战就是转折点。

中美之间的实力悬殊，中国基本上只能采取守势，但对西方其他国家则随时有能力还以颜色，既可安抚国内的民族情绪，亦可杀鸡儆猴，让这些国家认清形势，切勿反华过什。特朗普以「美国优先」为国策，难望其为盟国挺身而出，中国可借此向西方世界宣示，为美国敲边鼓等同火中取栗，实属下策。

至于中国要教训的对象，则以其反华程度以及中方反击所得效益多寡为标准，而澳洲正符合这两个条件。加拿大因为孟晚舟事件，在北京眼里也是个需要惩戒的对象。但在贸易层面上，打击澳洲比打击加拿大更能奏效，所以暂时对加拿大按兵不动。可见中国并非四处树敌。合纵连横，古已有之；统一战线、各个击破更是中国共产党的拿手好戏。近日签署的《中欧全面投资协定》，亦显示北京面对美国穷追猛打之下，仍能巧妙利用美欧矛盾，突围而出。

美国重返亚太

美国外交的传统重点是欧洲。苏联垮台以后，头号敌人不复存在，利用欧洲的北约盟友足以牵制俄罗斯。鉴于中国近年崛起，美国从奥巴马时代起已将战略重心转移到太平洋，相应地需要在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物色盟友。除了极少数东南亚小国，如缅甸、老挝、柬埔寨之外，其他亚太国家或对中国不满、或抱敌意，都与美国的立场接近，美国必然软硬兼施，加以拉拢。

印度是中国的传统敌人，越南与中国有很多历史恩怨，是东南亚阵营中反华的中坚力量，不过两国的国力有限，无法与中国直接对抗。加上意识形态与西方不同，无法打人权和民主牌。日本与南韩则因为忌惮北韩，而需与中国维持较好的关系。
余下的澳洲本就属于西方阵营，国土辽阔，实力也较强，估计在美国怂恿之下，近一两年来反华尤显积极。

贸易战场

澳洲对中国的贸易依存度高，并且大量出口到中国。两国的经济互补性强，澳洲主要出产的原材料如铁矿石、煤炭等，正好是中国高速发展所需。此外，彼此地理位置相对较近，铁矿石的另一大出口国巴西，就距离中国很远。近年来，中国占澳洲出口总量的三分之一，包括94%的木材和龙虾、76%的羊毛，以及71%的棉花。相比之下，澳洲占中国出口份额只有3%。

一旦确定打击目标，中国下一步需要决定打击澳洲的哪一类出口货品；贸易战从来都是既损人又损己，所以要寻找损人大而损己小的产品。根据澳洲统计局数据，2017至2019年间，澳洲输华的物资，依价值计算从大到小依次为铁矿石、煤、金、羊毛、牛肉、铜、铝、锌、药品、羊肉、葡萄酒、棉花、原油及天然气、龙虾、原木和大麦。矿石对国民经济影响较大，所以中国先从消费品入手：葡萄酒、龙虾、大麦、牛肉，棉花等。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例如原木有虫害、肉类加工厂出现2019冠状病毒病确诊个案等，甚至指称对方倾销、补贴。半年下来，澳洲似乎还能撑得住，没有让步，所以最近中国开始打击更重要的货品，即煤炭。澳洲煤炭在中国总消费量中占比很小，而且国内煤炭进口不乏其他来源。

互斗转机何在？

中国一直不动澳洲输华的最大项，即铁矿石，因为这个对本国的打击太大。那么，澳洲会不会以限制铁矿石出口来反击中国？澳洲政府已表明不会，因为对该国的打击也太大。再者，以贸易战为理由限制私人企业出口盈利，名不正言不顺，不像美国以国家安全做幌子，限制私人企业向中国出口，至少有法律依据。
美国和其他盟国又会否搭救澳洲？虽然五眼联盟2020年年底公开支持澳洲与中国的贸易对抗，但只是徒托空言，许多西方国家其实乘机与中国做生意，比如法国就多卖葡萄酒给中国，加拿大则憧憬向中国出口炼焦煤。

媒体曾经报导，中国列出澳洲的「不当」行为有14项之多【注】，包括在香港、新疆、南海等问题上指责中国，以至阻止中国在澳洲基础建设及农业的投资等。其实有关立场与其他西方国家并无二致；2018年，澳洲率先禁止华为参与5G招标，比美国还早，但这并不妨碍中澳之间的贸易持续、快速增长。 2020年，中国从澳洲进口的铁矿石、天然气、煤炭三大项，全都创历史新高。

回溯两国关系趋于紧张，导火线始于2020年4月，澳洲一口咬定中国应为新冠疫情负责，这是在特朗普之外唯一摆明与中国为敌的国家。 11月，中国外交部称澳方「屡屡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的问题上采取错误言行，主动挑起挑衅性、对抗性行动。」12月，外长王毅说：「中国到底是澳方的威胁还是伙伴？如果澳方把中国视为威胁，中澳关系如何得以改善？」澳方的反应是：「在核心价值观上我们绝不让步。」上升到「价值」层面固然冠冕堂皇，但却无助于解决问题。以澳洲国内政治而言，执政党也难以像台湾的蔡英文那样，以反华作为其国策而得保权位。

世事如棋局局新，箇中只有永远的利益，没有永远的敌人；国际经济、政治局势波诡云谲，各国关系发展总是变幻莫测。美国候任总统拜登即将入主白宫，读者不妨静观其变，澳洲又会否审时度势，对其「反中」策略加以调整。

注：〈中列澳大利亞「14罪狀」澳總理拒絕屈服〉，《德國之聲》，2020年11月19日

周文 港大经管学院副教授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一年一月六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针对2019冠状病毒病研制而成的两种疫苗（Pfizer-BioNTech和Moderna），近日获得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的批准，得以在美国广泛使用；与此同时，其他疫苗的研发也正进行得如火如荼。可以预见，不久将有更多疫苗获批面市。疫苗研发成功固然是好消息，但要战胜病毒、重启经济，前路依然漫长。

美国NBC新闻早前进行了一项有关政府批核疫苗的调查【注1】，结果显示在接近3万名受访者中，仅有44%的美国成年人表示会接种疫苗，22%表示不会，另有32%则表示不确定。现任美国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Anthony Fauci认为，可能需要接近90%的人口具有2019冠状病毒免疫力，才能遏制疫情【注2】（因为疫苗不是百分百有效，意味着接种疫苗人口比率可能需要超过90%）！然而，美国疫情又最为严峻，感染人数和死亡人数都为全球之冠。若美国推广接种疫苗计划失败，未能在病毒变异前达致群体免疫，其他国家的抗疫进程都会受到打击。因此，释除民众的疑虑，让他们愿意接种，对遏制全球疫情至关重要。

金钱诱因 利弊互见

对于这一问题，著名经济学家Gregory Mankiw和Robert Litan都主张利诱方式（monetary incentive），即以奖金鼓励市民接种疫苗。Mankiw引用经济学上的「界外效应」（externality）概念，以支持自己的观点：如果一个市场的参与者会对市场外的人产生影响，单凭市场的调节作用，未能为整体社会带来最佳效益；此时，政府应通过课税或补贴来调节市场，藉以提升社会福祉。举个例子，工厂生产若不考虑对社会的影响，则过量的废料排放会造成污染环境；因此政府应征收排放税，控制污染量。同理，个人接种疫苗会降低病毒传播的风险，可惠及他人，因此政府应发放补贴，鼓励市民大众接种。

上述提议看似合理，但也有不足之处。George Loewenstein和Cynthia Cryder本月在《纽约时报》撰文指出，人类并非如动物般头脑简单，纯以利诱可能会适得其反，人们因而思索酬金背后的含义，很自然就假设是风险的代价，并以金额多少来衡量接种疫苗的风险。归根究柢，真正值得做的事，毋须付钱也会有人愿意参与。诱之以利或会导致人们对接种疫苗效益产生疑虑，最终参加接种的人反而减少，实属下策。

两位作者亦曾就诱之以利反见风险的现象进行研究【注3】，参加者可透过参与3个医疗实验获得不同数额的酬金。根据研究结果，在有关实验内容和步骤完全相同的情况下，参加者认为酬金数额愈高，其中涉及的风险就愈大。由此可见，若以金钱回报鼓励接种疫苗，部分人反会因怀疑风险较大而不愿接种。

出奇制胜 价高者得

Loewenstein和Cryder在文章进一步提出，将接种疫苗与金钱回报扯上关系，也会削弱利他主义者的参与意愿。试想，要是一个人原本出于无私的崇高目的参与其事，但得知事后可获金钱，则或会因担心别人有所误会，以为他只为酬金，非求「正义」，而可能会放弃或延迟接种。为了化解这个矛盾，两位作者主张改以非金钱的回报为诱因，为市民提供简单直接的动机，例如规定必须持有疫苗接种证明，才可乘坐国际航班；既为接种疫苗加入个人优惠，又可免与贪念挂钩，可谓一举两得。

此外，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Richard Thaler本月也在《纽时》发表的文章中建议，在早期疫苗供应不足的时候，可采用「慈善拍卖」（charity auction）方式，将一部分疫苗的优先接种名额向专业体育界或影艺界拍卖（有关机构都最有动机全面复工），然后将拍卖所得款项用以援助受疫情影响最大的弱势社群，以助渡过难关。

表面看来，拍卖疫苗似乎于理不合，但Thaler的论据有三。首先，拍卖可达致财富再分配，有利于社会公平。其次，就算以非价格竞争手段决定接种的优先次序，难免产生黑市；既然如此，倒不如索性创造一个市场，让交易资金能有一个好去处。第三，在资本主义社会，富人享有更多的医疗资源是事实，尽管也许不合理，却不容否认，而拍卖只不过体现这一事实而已，并非偏袒富人。此外，Thaler认为体育和电影明星对大众也有引导作用，如果他们愿意为疫苗支付可观金额，普罗大众也会随之认同疫苗的价值，对推广接种疫苗足以发挥积极作用。

灵活分配 效益倍增

综合上文各种观点，笔者建议，可将Thaler的拍卖方案略作调整，并加以补充，改为「慈善配对捐助」（charity matching donation）：任何团体可保证向指定慈善机构（如新冠疫情支持基金）捐出固定款项，而获得分配疫苗，并为其成员接种。如此一来，「有条件接种」就能肯定疫苗在一般人心目中的价值，与慈善挂钩，亦即将接种疫苗等同善举。同时，捐款更会拨归慈善机构，以供协助有需要的群众，堪称「一石三鸟」。慈善配对捐助亦可根据对象调整捐助金额，扩大灵活性，从行业巨头到民间团体，都可藉此途径获得接种机会；长远而言，意义同样重大。

纵然疫苗研发成功，假使欠缺良好分配机制，恐怕难以奏效。各国政府不妨借鉴行为经济学的研究，审慎制定有关政策，早日推广疫苗，期望最终战胜病毒。

注1： “Poll: Less than half of Americans say they’ll get a coronavirus vaccine”, Ben Kamisar and Melissa Holzberg, NBC News, 18 August 2020

注2： “How Much Herd Immunity Is Enough?”, Donald G. McNeil Jr., The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24, 2020

注3： Cryder, C. E., London, A. J., Volpp, K. G., & Loewenstein, G. (2010). “Informative inducement: Study payment as a signal of risk”.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70(3), 455–464.

程騰歡 港大經管學院副教授
牟昊鑫 港大經管學院研究助理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历史上很少有哪一年不到年中便已确定写入史册，成为历史长河的分水岭。2020年就是这样的一年，而我们都身处其中、亲历其境。

一年前疫情还未出现的时候，全球经济已受到好几方面的趋势影响。比较直接的是美国以国家安全为借口的保护主义，具体表现在中美贸易战上。但特朗普政府针对的不单是中国，还有其他贸易伙伴，甚至是以美国为首所建立的全球自由主义贸易体系。像世界贸易组织（WTO），因为美国屡次反对有关候选人的提名，目前既无总干事又无贸易争端上诉机构成员，偌大的国际组织形同虚设。

人口老化气候变化影响大

另一个趋势是，金融海啸以来，美国、英国、欧罗区和日本都纷纷采取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使全球持续处于低利率环境。利率低企，投资回报主要基于资产增值。大量资金流到金融市场，带动金融资产价格上升。有能力持有金融资产的人，财富呈现增长，而只能把少有的积蓄存在银行的，回报几近于零，贫富差距因而扩大。

全球化也是收入不平均的一个原因。发展中国家自从八十年代加入全球化过程后，通过国际市场竞争和国际分工获取了发达国家内中、低收入阶层的工作岗位，使后者的生活水平多年来没有改善，因而敌视全球化和外来竞争，并导致民粹主义的抬头。2016年英国脱欧和特朗普上台，都直接和这些演变有关。此外，科技的突飞猛进、或所谓工业革命4.0，如水银泻地般迅速渗入各种经济活动，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也改写了收入分配。

除上述外，长远地影响到全球经济演变的，还有人口老化和气候变化。人口老化方面，65岁或以上人口占全球人口的比例，已由2000年的6.8%上升至去年的9.1%。一些经济体的人口老化来得比较早，日本是众所皆知的例子。在香港，65岁或以上占人口的比例在去年已经高达17.5%。至于气候变化，则是刻不容缓需要国际间携手合作应付的重要议题。

上面种种，已为全球经济带来不同的挑战。新冠肺炎的出现，更迅速地破坏全球经济，亦加强了上述趋势的影响。篇幅有限，这里谈谈新冠肺炎和外贸。

从二战后到金融海啸的数十年间，全球贸易的增长都高于GDP的增长。贸易额对GDP比例的上升，可视为全球化的一个简单明显的指标。但金融海啸后，全球贸易增长已慢下来。2008至2018期间，贸易和GDP都同时增加了26%，亦即是全球化没有更上一层楼。由于服务贸易增长快于商品贸易，所以商品贸易的增长低于GDP的增长。

商品贸易增长较慢，一个原因是技术进步、如人工智能及机械人的发展，减少了对劳动力的需求。生产商可以减少因需利用外国的廉价劳动力而将部分生产外移，因而也减少了零部件或最终产品的进进出出。

另一个原因是，随着经济水平上升，服务业占经济活动的比例愈来愈大，在去年已占了全球GDP的三分之二。但比起农业和工业产品，服务业的可贸易性较低。像工业产品可以由一个经济体出口到另一个经济体加工，然后再出口。来来回回，贸易数值自然较大。相反，服务业一般不可能转口。此外，过去十多年，并没有什么如关税及贸易总协议（GATT）时期的多边贸易协议签订，也没有如中国的大型经济进行外贸改革开放市场，去推动贸易增长。

总在争夺与分享之间纠缠

全球贸易本来已在快速演变，估计新冠肺炎过后，不会回到之前的情况。一个原因是疫情会改变消费者的消费形态，如居家工作会变得更普遍，这自然减少了对交通工具和上班衣服的需求，但同时增加了对电子设备和便服的需求，因而影响有关产品及其零部件的进出口。

另一个原因是新冠肺炎使企业重新计算成本效率和可控性之间的平衡。现代科技容许企业将生产分割到不同地点及各供应链实时到位的管理，把生产成本降至最低。但新冠肺炎导致交通运输的不确定性，使企业作出即使成本稍高但比较靠谱的供应链安排；又或者在本土生产，以科技取代外地的劳动力，加快所谓工业化4.0的步伐。

在疫情之前，美国已将从中国进口的部分商品改为从墨西哥、越南等国家进口。这虽然和贸易战有关，但事实上，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生产成本亦随着上升，有关的转移早已逐渐出现，中国也慢慢从价值链的低端上升。

贸易战开始后，美国即重拳出击，但美国的外贸逆差总的来说不跌反升。原因无他，贸易逆差归根究柢反映一个经济体的储蓄和投资行为。储蓄少投资多，即等于用去大量资源、包括外国的资源，后者自然表现在进口上。特朗普上任后一年的减税，增加了政府的财政赤字，等于减少政府的储蓄和提高外贸逆差。疫情期间，即使美国人民的储蓄上升，但不足以抵消美国政府为挽救经济而实施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政府赤字大规模增加，美国的贸易逆差难以下跌，除非美国境内的投资活动减弱。

若说特朗普掀起贸易战是要取回美国贸易逆差背后失去的工作岗位来争取选民，贸易逆差没有改善甚至上升，那有关的政治力量仍然存在，拜登上台后仍然要面对这方面的压力，难以扭转美国保护主义的倾向。另一方面，中国于本年7月底推出的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互相促进的发展策略，相信其中一个考虑是碍于国际环境充满敌意，而这情况在新冠肺炎后变本加厉，因而在经济运作上减少对外国的依赖。中美两国是全球第一第二大贸易国，总贸易额占全球四分之一，若中美两国都转向国内，加上有关商品在第三国的供应链，全球贸易增长定然受到很大影响。WTO预测今年全球贸易额会下跌9.2%，虽然明年反弹7.1%，但仍然不能回复到疫情前的水平。

2020年提醒我们「山川异域、风月同天」。不过，既是同天，便会有两种取态，一是争夺、一是分享。数千年来，人类都在争夺与分享之间纠缠。「凡是过去、皆为序章」。2021年将至，期待好好总结经验，明年大步踏前。

陆炎辉　港大经管学院荣誉副教授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零年十二月廿三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2008年10月，一个名叫中本聪的作者，将一篇论文传到一个密码学的电邮名单，其中详细解释如何构建一个去中心化的数字资产。2009年1月，第一批这样的资产诞生了，正是今天鼎鼎大名的比特币。

比特币在诞生早期价格非常廉宜，曾经有用5000个比特币购买一个意大利薄饼的纪录。这个食客现在一定会后悔，本文执笔之时，每个比特币价值约为19000美元，那个薄饼现价相当于7.4亿港元！

比特币有两个优点。第一，它的总数是有一个数学上限的，并不如政府发行的货币没有上限；政府滥发货币后果可大可小，轻则侵蚀货币的价值，重则引发经济危机，甚至产生战乱。第二，比特币以匿名方式持有和使用，这固然会吸引犯罪分子，但同时也会是热爱自由和重视保护私有产权的人所向往。

加密货币的弊端

笔者一直对比特币抱持怀疑的态度。第一，就是对其背后的技术所知有限，信心不足，事实上，加密的方法层出不穷，至今加密货币已有几千种，所以虽然比特币供应量有限，加密货币的总供应量未必真的有上限。

第二，就是不肯定政府对它的态度。如果政府加以全面取缔，它的接受程度就会只限于小众之间，其价格自然从天堂掉落凡间，肯定是灾难。

第三，它有可能被永久丢失的风险。因为一旦遗失私人密码，就没有任何办法证明你是持有人；同样道理，一旦身故，若果没有把私人密码事先交给承继者，从此就没有人可认领，这些比特币也会永久丢失。这和银行存款不一样，你丢失了账户密码，经过手续确认身份之后，可以获得新密码；你一旦身故，继承人仍然可以取回那些存款。

加密币获得承认

最近Paypal公司提供平台，让美国用户买卖包括比特币在内的4种加密货币，并且在不久的将来，可使用比特币购买平台中的商户产品，这是加密货币广受承认和普及化的重要里程碑。这个平台容许用户买卖分数值的比特币，而毋须逐个购买，用户也毋须担心丢失私人密码，因为他们并不直接拥有比特币，而是通过Paypal这个中介平台而持有。至于Paypal这个平台是否值得信任，又或会否构成风险，倒是用户应考虑的问题；但话说回来，即使银行也会倒闭，以致存户亦有存款化为乌有的风险。

投资界名宿达利奥是桥水公司的创办人，之前一直怀疑比特币作为流通货币的可行性，最近也承认可能有思虑不周的地方。此外，随着陆续有传统基金开始接受数码货币作为投资资产，可见加密货币渐获普遍承认，至少在美国的情况如此。比特币原本是小众所接受的去中心化的交易工具，但是比特币今天日趋普及，甚至获得主流金融机构的承认，而且吸引了无数投机者参与买卖，实在始料不及。不过，对于比特币的投资者，看见比特币价格飙升，也就乐观其成。到底比特币有没有形成泡沫，笔者不得而知，投资涉及风险，明年今天比特币的价值未必会较今天高，当然也不一定较低，笔者见过最乐观的估计，是明年比特币会升至10万美元一个！

数字人民币将国力推向极致

最近各国都讨论发行虚拟的数字货币。中国就已经开始发行数字人民币，笔者认为，中国的数字人民币和比特币之类的加密货币完全不同，打个比喻，就像宝莲灯和阿拉丁神灯。尽管两者都属于虚拟货币，但比特币这类虚拟货币并不是政府发行，其出现原因正正是要避免政府的干预。这些加密货币也以匿名方式持有，交易时不着痕迹。数字人民币则是由政府发行，而且是实名制的（对小额账户而言，名义上虽然并非如此，但其身份仍可以追踪到）。换言之，你拥有多少数字货币，如何运用，交易方是谁，政府是知道的，而且都有记录。数字人民币的普遍使用，当然会令贪污非法行为如洗黑钱等活动，难以进行，但同时也会使得公民社会的空间收窄，极端情况下，就连行乞或在街头卖艺，都必须事先得到许可才行。

在货币研究中有一种叫「货币替代」（currency substitution）的现象，指一个国家的国民不使用本国货币，而选用另外一个国家的货币去交易；又或者不仅使用本国货币，还广泛使用另一个国家的货币进行交易。拉丁美洲国家就普遍使用美元，东南亚国家在旅游景点也会使用美元。近年人民币用途日广，随着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美国相对衰落，人民币在海外的流通量只会愈来愈大。

如果中国政府愿意推广数字人民币在海外的用途，更会使人民币在国际上更广受承认，但也无可避免会左右各国对各自货币政策的自主权。此外，海外使用者既须遵行实名制，中国政府自然就能掌握其个人资料和消费行为，而在政治上产生深远的影响。

以比特币为首的加密货币，虽已在美国成为一个重要的投资类别，然而未必足以左右联储局的货币政策。反观数字人民币的普及，却可能加速美元作为国际货币的衰落。西方的加密货币和中国的数字人民币两种虚拟货币今后如何发展，对美元又会构成何等威胁，实在值得密切观察；这里面有很多值得研究的地方，对研究者来说无疑是个宝藏。

赵耀华 港大经管学院副教授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零年十二月十六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根据特区政府统计处2016年公布的人口预测，香港人口老化在未来20年将加快步伐。2018至2038年，老年人口的数字和比率将分别从127万和17.9%增至244万和31.9%。换言之，在2038年，几乎每3个香港人中，就有1人为65岁或以上的长者。

长者议题一般与贫困、危疾和社会福利扯上关系。究竟长者是香港的资产抑或负资产？人口老化对社会资源的运用及经济有何影响，而政府面对人口老化的趋势又有何对策？

高龄化压力与动能

香港人口老化主因有三：寿命延长、生育率下降、生育率降幅超过死亡率降幅。医疗保健系统、房屋需求、公共福利金计划和公共债务管理，一一面临人口老化的挑战。纾缓人口老化须靠经济增长，增长可带来收入，以应付长者房屋需求和医疗保健开支，并且减轻公共财政压力及未来的赤字预算。

人口老化也是本地生产总值（GDP）和人均GDP下降的一大因素。随着生育率持续下降，劳动市场的生力军不足以弥补退休长者。劳动人口日减，退休人口反而日增，人均GDP走势自然向下。公共福利金和长者保健开支占GDP比重却提升，在一定程度上蚕食了基础设施和教育等长线投资。劳动人口萎缩亦变相推高平均工资水平。

统计处的数据亦显示，长者劳动力近年有增长的趋势【图】，15岁以上劳动人口中，长者占比从2000年的6%增加到2018年的12.4%，增幅超过1倍。同期长者的劳动参与率亦由1.3%升至4%。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于2020至2021年度《财政预算案》中表明，鉴于经济和就业情况不断恶化，每年将额外拨款3000万元，以加强劳工处的就业计划，进一步鼓励雇主聘用长者、青年和残疾人士，可见长者继续就业已成为趋势。

若能通过提升剩余劳动人囗的生产力，即使活跃劳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率下降，GDP和人均GDP仍可望维持不变。但经济增长有赖创新，问题是老龄化社会能否持续创新。

创业晚成现象

创业精神讲求活力，各地社会往往标榜年轻创业家的成功故事。人口老化一般被视为有碍社会创新，但一项就1960至2012年间33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的调查显示，人口老化与发明活动彼此关系呈驼峰状：劳动人口平均每100人之中，老年人数目介乎24至27之间时，经济中的创新发明活动最活跃。

创业成功的不可或缺因素，还包括教育背景和专业及工商界网络。欧美的研究指出，长者更有可能成功创业，而且50岁或以上创业者的失败率也最低。不过许多长者创业却受制于金融产品的年龄限制和较高的贷款利率，甚或购买雇员补偿保险被拒。因此，政府应在政策上予以扶持。

一份由麻省理工学院、华盛顿大学、美国全国经济研究所与美国人口普查局在2018年共同发表的调查报告，其中涵盖2007至2014年间合共270万名创业者，结果发现成功的新创企业创办人的平均年龄介乎42至45岁，而50至60岁组别的成功比例，更比20至30岁的创业者高出2.5倍。无论是高科技或软件产业，最初5年成长率最高的公司、透过首次公开招股或并购获利的公司，创办人的平均年龄也在40与45岁之间。

市场及政策新路向

纵使人口老化会带来经济增长放缓的风险，要是企业能够审时度势作出调整，以迎合银发市场的需求，亦可创造商机。老龄社会对医疗保健、长期护理、退休计划和休闲用品等产品与服务的需求愈来愈大，而对幼儿教育、育儿和传统银行服务等需求则显著减少。

企业的生产重点应随人口老化而修订。例如制药企业可将部分研发资源，从儿科疾病药物转移到长者疾病药物；人口老化也会刺激非处方药物、高级食品和营养补充剂的销量。面对市场整体需求因人口老化而放缓，企业可因应情况，转为满足银发消费需求而加以对冲，近年日本的成人纸尿裤销量，就已超过婴儿纸尿片。

银行业务方面，可将资源投放重点从传统以及投资服务转向退休年金、退休计划以及长者财富管理等等。银发一族资产增加，也可能导致对某些高端产品和优质服务的需求上升，其消费力不容低估。在美国，2010年50岁或以上者的消费较年轻人多出约10000亿美元。在英国，战后婴儿潮一代持有80%的金融资产。在欧洲，65岁的年龄组别所拥有的资产价值超过3000亿欧罗。

商界应多花时间和金钱来详细分析年长消费者的行为及需要，并采用更具包容性的产品开发策略和营销方法，以兼顾不同年龄组别的消费者，扩大产品范围，将年长消费者的需求纳入其中。

退而不休与经济向上

OECD曾经估计，女性的退休年数平均为21至28年，男性则为14至24年。可见退休人士仍可选择继续工作颇长时间，由此维持劳动人口，以助经济增长。

2011年，英国政府发布一项研究报告，若把人均劳动时间增加1年，实质GDP水平可提高约1%。故此，让仍然具有生产能力的长者选择继续工作，并且加大足以提升生产力的人力资本投资，政府和企业就可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推进经济发展。

要避免人口老化对整体经济造成冲击，其实特区政府和商界可以携手采取主动，让长者尽量继续发挥所长，贡献社会。这意味着须改革有碍他们留在劳动大军中的制度和措施，例如撤销提前退休的规定，或推行鼓励老年人工作的税务优惠等。

化潜能为动力

香港作为一个知识型经济体，长者继续工作的潜能和对经济的潜在贡献，无疑较一般传统劳动力市场为高。
应对长者问题，不应简单化地视之为扶贫和福利问题，要释放年长人口的生产力，社会需要相应的基础设施。老龄化社会实在需要一套前瞻性政策，配合《联合国老年人原则》中确立的5项标准：独立、参与、照顾、自我充实和尊严，为长者谋求福祉之余，让他们在新经济中继续发挥所长，甚至投入创新活动。

2016年《施政报告》中提及，「新一代的长者将更健康和更有活力，教育程度也较高，足可继续为社会贡献力量。政府将继续建构长者友善城市，推广积极乐颐年。」政策不能空谈，当局务须积极推行有利长者就业和终身学习的措施，以利本港经济复苏。

欧美各国和日本近年投放大量资源于乐龄科技（gerontechnology）的研究，当中如绿色环境、能源、保健和医疗等领域的发展，都能够改善老龄化社会的生活质素。面对世界人口老化持续，为长者开发各类前端产品方面，香港的基础科研再配合深圳的创新及科技，无疑潜力无限。

谢国生博士
港大经管学院金融学首席讲师、新界乡议局当然执行委员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二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探索香港經濟新模式

香港經濟長期以來奉行「自由市場」原則和政府「積極不干預」政策；經貿、金融自由開放，加上低稅率，為特區經常贏得全球最自由經濟體的美譽。「積極不干預」政策延續殖民政府期間經濟管治思維，貨幣政策專注於捍衞聯繫匯率制度，財政政策側重於維持保守的政府開支和盈餘理財。這樣的經濟模式與其傳統的經濟結構（以金融、貿易、物流、旅遊等中介產業為支柱）和經濟形態（低技能低端服務業為主）是匹配的，切合過去整體經濟發展需要，並且創造了繁榮輝煌的歷史里程。

改弦更張的十字路口

然而，當前本地經濟正處於亟需轉型的關鍵時刻，論者普遍認為經濟結構需要調整，經濟形態有待提升，但尚未形成共識的是，經濟模式也必須作出相應轉變。假若希望建立一個以高端專業服務行業（建設國際金融中心、國際醫療服務中心、國際教育中心、國際研發中心、國際文創中心等）為核心的經濟結構，塑造知識型創新驅動式經濟形態（高技能、高教育水準、高增值），就絕不能抱殘守缺、疏於求變。除金融和貿易之外，香港在醫療、教育、建造等多項專業領域限制極多，准入門檻奇高，管制嚴苛繁瑣，令行業發展困難。

另一方面，面對國際競爭和本港轉型需要，無論是在高端專業服務行業的發展，還是在塑造知識型創新驅動式經濟形態上，都有賴特區政府積極引導、鼓勵支援，投入必要資源，協同所有持份者的力量，攜手建造基礎設施和創造良好條件。「積極不干預」年代的管治邏輯，顯然無法滿足二十一世紀的需要，不及時改變，將導致香港錯失經濟轉型升級的歷史性機遇。

當務之急是探索新經濟發展模式，培育有效而不失包容的市場，政府必須有所為有所不為，堅守法治制度作為市場經濟的基石，保持國際化和開放型的獨特競爭優勢。

有效而不失包容的市場

二十世紀人類的理論探索和實踐經驗毋庸置疑的證明，計劃經濟是經濟發展的死路，由政府強勢主導的經濟最終必然活力盡失。然而，市場經濟形態多樣，市場經濟國家各自的經濟表現也大相逕庭，絕大多數發達經濟體都是沿用某種程度的混合經濟模式。市場原教旨主義所信奉的完全自由放任經濟，在現實中鮮有被採用。而現代主流經濟學也普遍認識到完全競爭的市場條件往往並不成立，壟斷和不對稱資訊等因素會產生資源配置扭曲，進而導致市場失靈。

2020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史丹福大學的米爾格羅姆（Paul Milgrom）和威爾遜（Robert Wilson）兩位教授，將其對拍賣理論的研究成果應用到無線波段等重要的市場設計中，也說明現代市場自身有時無法有效配置資源，存在改善的空間。2008年金融危機過後，西方社會興起了對於市場機制和資本主義制度的反思，日益惡化的收入和財富分配不均，社會階層分化和固化，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存在矛盾等等問題，推動人們思考改良市場機制和資本主義制度的有效途徑。

有效的市場一定是鼓勵充分競爭的自由經濟。香港應保持現有金融、貿易市場的自由，同時在規管過度的行業和領域進行全面檢視，能拆牆鬆綁的就大膽放開，可以簡化的就盡量簡化。通過放寬規管，在可能的行業和領域，放鬆准入，減低管制，促進競爭，提升活力。

在自然壟斷行業以及公共產品部門（公共事業、公共交通、公共衞生等），應實施合理有效的管制，以確保公共利益的最大化，避免被寡頭或少數既得利益者謀取不當利潤，而有損社會福祉。

有所為有所不為的政府

有效的市場並非簡單的叢林法則，弱肉強食、贏者通吃的競爭不能保持社会最優的結果。對由於各種原因而處於競爭劣勢的群體，在一段時間內給予適度的扶持，不僅是體現社會「整體溫度」的公平原則，也是維持長期經濟活力所必須。對於本地中小企業，尤其是初創企業，以及勞工和青年人，給予一定的支援和優惠，是社會和諧發展的現實必要。一個有效而不失包容的市場，既要保持充分競爭，也應鼓勵參與謀求共贏；既要注重金融穩定經濟增長，也應重視提升長期經濟活力，大力投資教育研發；既要追求經濟效率，也須正視社會公平，避免貧富懸殊惡化。

現代經濟學的一個基本共識，在於政府應讓市場充分發揮作用，在良好運作的時候不作不必要的干預；同時，政府在現今市場經濟中，肩負不可推卸的責任。政府應以良好的管治及政策，確保合理的市場規則，妥善修正市場失靈；建造高效的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以提供健全的市場環境；穩健實施宏觀經濟政策，以保持金融穩定、經濟健康；積極降低貧富差距，提升社會福利，以維護社會公平。此外，在應對重大危機、經濟結構調整、經濟形態升級等範疇，政府應表現出積極有力的承擔。

不同的市場經濟體，因其經濟發展水準、經濟社會條件不一，政府在市場經濟中的作為自然有所不同。特區政府在殖民時期所奉行的「積極不干預」政策，符合港英時代的執政目標，也順應和推動了當時以貿易和金融為主的中介經濟。回歸以來，特區政府的定位和責任、市民大眾的期望、中國內地和世界經濟的格局，都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如果當局仍然無視時代的變化，因循守舊，故步自封，則難免讓人認為是以「積極不干預」為名，行懶政為實，漠視社會上各種問題不斷日積月累，經濟只會陷入深淵。

縱使特區政府近年在經濟施政上試圖作出調整，但整體思路仍然不夠清晰。在有所不為方面，政府應保持現有的自由市場，尤其是金融市場的自由開放，堅決避免由政府強勢主導經濟，以作為最後防線。至於在此基礎上有所作為方面，當局責無旁貸，必須勇於改革，大膽創新。在房屋、經濟不均等積重已久的問題上實現突破；大幅加大教育投資，提升人力資本，為香港年輕人提供機會和希望；加強投入研發，為發展科技創新奠定基礎；積極協調發展高端專業服務業，推動經濟結構調整。凡此種種領域，特區政府應當大有可為。

堅守法治保障市場經濟

法治是市場經濟的制度基礎，是經濟持續發展的必要保障。市場經濟依靠競爭，而競爭必須有公平合理的規則。法律制度提供了關於產權保護、契約履行等市場經濟所必需的規則體系。法治還提供權利保障和安全感，讓市民安心進行各種市場活動。此外，法治提供穩定的預期和長遠的信心，有利於長期投資創業和創新。

法治是香港最重要的財富，是經濟發展最關鍵的制度紅利。堅守法治，維護和捍衞法治精神，保持和發揚法治意識和觀念，本地經濟才能行穩致遠。

保持國際化和開放型競爭優勢

香港作為亞洲一大國際化都市，多元化和開放型是其社會文化的特色，也是其經濟發展的獨特優勢。中西交匯，聯通世界，不僅為香港帶來貿易和資金流動的源源商機，也讓香港在吸引國際人才、激發觀念和思想碰撞的層面，有不可比擬的優勢。後者對於經濟結構轉型、經濟形態提升更至關重要。

保持國際化、多元化和開放型的特殊優勢，無疑是探索香港經濟新模式不容忽視的焦點。

蔡洪濱　港大經管學院院長兼經濟學講座教授
（本文同時於二零二零年十一月廿五日載於《信報》「龍虎山下」專欄）

RCEP、CPTPP 与 WTO

经过八年的努力，在上周末的东南亚国家联盟（简称东盟）峰会中，15个亚太地区国家的有关官员通过视像共同签署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简称RCEP ）。 15个成员包括了东盟十国和中日韩澳纽，在人口、生产总值和贸易总额三方面都占了全球约30%，而制造业的生产更是全球的一半以上，可以说是历史上最大的自由贸易协定。此外，RCEP的涵盖范围很广泛，协定书有20章，分别谈及商品贸易、服务贸易、知识产权、电子商贸和产地来源等等。

合作比对抗空间大

亚太地区国家推动经济合作和外贸，可以说是过去数十年有关政策的延续。二战后，从日本到四小龙、东盟、及经济改革后的中国内地，都是以外贸作为经济增长的推动力，成为全球化的得益者。多年来，有关的经济体已达成了众多不同的自由贸易协定，包括东盟本身，和东盟分别与中国、日本、韩国及澳纽的协定。 RCEP是以这些「东盟加一」协定为基础的更上一层楼，代表了亚太经济希望在过去成功经验上的迈进。

RCEP成员国中，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占的经济比重自然最高，主导性亦较强，因此即使RCEP由东盟发起，也被视为中国的经济势力范围。然而，基于历史及地缘政治等原因，中国与RCEP其他成员国的关系会转为冷淡甚至紧张，特别是当中美关系恶化期间。 RCEP的成功签署，反映出有关国家认为合作比对抗的空间为大，甚至希望通过经济合作来纾缓政治上的冲突。

以RCEP经济规模之大来看，美国是比较明显的缺席者。众所周知，二战后的国际经济秩序，主要由美国策划和制定准则，而这有助美国成为全球政治经济的盟主。当时的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简称GATT）及其后的世界贸易组织（简称WTO），都是美国主导。但到了RCEP，美国只能做旁观者。事实上，RCEP及其他类似的大型贸易协定的冒起，与WTO的衰落有关。

WTO作为推动全球贸易和解决贸易纠纷的功能，已日渐失效，甚至不能正常运作。这里举出几个明显事例作为说明。首先是贸易自由化的推动，GATT曾经成功达成了多个回合的贸易协定，促进了全球经贸，但在1994年乌拉圭回合后便无以为继，讨论多年的多哈回合亦胎死腹中。 1995年WTO取代GATT后，没有新的自由贸易协定，并逐渐退化成只为会员国解决贸易纠纷的平台。但即使这样，也在过去四年因特朗普政府的刻意阻挠而难以胜任。

WTO的「争端解决机构」设有「上诉机构」，成员国可以就WTO对贸易纠纷的仲裁结果提出上诉。正常来说，「上诉机构」有7位成员，任期4年。但特朗普上台后，屡屡反对新成员的委任，以致2016年年底起便没有新的成员。随着旧成员的离任，到今天，「上诉机构」只余下一人，那是中国的赵宏女士，而她的任期到这个月底便结束。赵女士上任已差不多4年，期间美国还不断地怀疑她的就任资格。

世贸组织无所作为

不单如此，WTO总干事的任命也出现很多波折。现任巴西籍的Roberto Azevedo因WTO无所作为而意兴阑珊，在数个月前宣布提早一年结束第二届任期，即于本年8月辞职。经过一轮筛选，WTO提名了尼日利亚籍的Ngozi Okonjo-Iweala接任，已获得包括中国、日本和欧盟等众多成员国的支持，但却因为美国反对而未能确实。有关讨论本来订于本月9日继续，但会议却在三天前取消。

WTO的乱象反映出全球政治经济的乱局，使人对WTO难有憧憬，因而另起炉灶。 RCEP是其中之一，另外是美国和欧盟的「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Transatlantic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hip，简称TTIP）及美国和亚洲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rans-Pacific Partnership，简称TPP ）。

TPP包括美洲和亚洲太平洋边缘的12个国家，其中有RCEP的成员。 TPP是奥巴马政府所谓重返亚洲的一项部署，但谈判时没有包括中国，若与TTIP同时执行，可将中国局限于全球余下的40%经济活动中。

然而，特朗普认为以前的多边和区域性贸易协定都不利于美国。他喜欢单对单和另一个国家谈判，以美国经济庞大的优势使对方就范。但他可能更不喜欢奥巴马，因此在2017年1月上任总统后第三天即宣布美国退出TPP。在群龙无首的情况，余下的11个国家决定继续谈判，并于2018年3月签订修改后的《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Agreement for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简称CPTPP）。

各国接受程度有异

和CPTPP相比，RCEP的涵盖范围较广，但成员间的经济整合程度较低，如在劳工权益、环保和知识产权等对成员国的要求不及CPTPP高。一个考虑是贸易协定可以对成员国的国内政策造成多少掣肘，不同国家有不同的接受程度。在WTO框架下没有达成新的多边贸易协定，某个程度是这个原因导致。另一个考虑是RCEP成员之间的经济规模和人均收入水平比较参差，难以达到CPTPP成员间的深入整合程度。印度自2012年开始一直都有参与RCEP的谈判，但却在一年前宣布退出，原因是不希望开放国内13亿人口的大市场给外国商品，宁愿放弃了自己商品进入其他国家市场的机会。印度政府似乎没有信心掌握新形势下国际分工更替所带来的机遇。在各国经济力量还很参差的情况下，要求深度的经济整合，自然曲高和寡。

目前美国既非RCEP成员，也非CPTPP成员，对全球经贸的发展渐渐失去了话语权，亦不能很好地分享预期中的亚洲发展成果。因此有论者建议美国在拜登上任后重返CPTPP。但拜登将要面对一大堆的问题，估计重回CPTPP不会是政策上的优先考虑。即使有意愿这样做，也只会在国内政治局面稳定下来才启动。

全球经贸重要基石

拜登政府首先要急速处理近在眉睫的新冠肺炎和经济复苏，但可能没有国会大多数的支持而举步维艰。此外，特朗普的下台不等于特朗普主义的消失。美国社会已严重撕裂，投票支持特朗普的7100万选民都会对拜登的施政作有理或无理的批判，而政客们或已对两年后的国会中期选举和四年后的总统选举作出部署。在民主党初选期间，拜登的政策观点还会受到一些党内其他参选者的质询。但当他成为民主党候选人后，与特朗普争夺白宫宝座的道路上，传媒和社会的注意力都放在特朗普的负面言行和倒行逆施的政策上。拜登只要不犯大错，便容易获得良好印象。但当他入主白宫后情况便会大不相同。经过特朗普和他的幕僚四年来的论述，无论内容是对是错，估计美国人已不热中于自由贸易，更不在乎加入CPTPP与否了。

基于RCEP的规模和亚太区经济发展的动力，RCEP很可能是未来数十年全球经贸格局中一块重要基石。 RCEP协议达成于新冠肺炎疫情仍然处于高峰、全球最大两个经济体关系恶劣、WTO体系面临瓦解、全球化受到严重质疑的年代。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2020年毕竟是奇幻的一年。

陆炎辉　港大经管学院荣誉副教授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零年十一月十八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算法定价对竞争的潜在负面影响

疫情肆虐加速普罗大众把购物习惯从线下转向线上。根据IBM美国零售指数的最新数据，冠状病毒大流行让零售业从实体店转向网上购物的进程提早了约5年；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OECD）的报告也指出：疫情正在加快电子商务平台向新的客户和产品扩展速度。毋庸置疑，进程产生好处：企业从实体经营转向线上业务时，降低了成本，同时提高了生产效率。但若要确保消费者能从中受益，线上平台所处的经营环境应该保持竞争性。能否维持这一点，未来仍存在不少变数，其中让人担心的是，以机器学习为核心的定价算法可能对营商环境的竞争带来潜在负面影响。

价格串通更易维持

近年来，在太平洋两岸的线上平台都已被普遍使用自动定价算法。威尔逊及其合作者于2016年的研究指出：在亚马逊1600家最热门的供货商中，三分之一使用定价软件设定价格；搜狐网（Sohu.com）亦称，京东（JD）等在线零售商使用算法来自动调整八成非促销商品的价格。这类定价软件使供货商可以在几毫秒内实时优化价格，例如响应市场环境的变化或竞争对手的改变来调整价格。自动定价算法也可以用于实体店。随着电子货架标签和无人超市普及，动态定价在这一类实体店中也可能变得愈来愈常见。自动定价算法普及，也引发竞争法学者、经济学学者，以及竞争法执法者对竞争法/反垄断法的反思和探讨。讨论关于自动定价算法是否会引发企业之间的价格串通，以及现有的竞争法/反垄断法是否足以确保一个竞争充分的线上营商环境。

首先要考虑的是定价算法能够接近即时响应竞争对手的价格能力。我们可以一种简单的竞争策略作为价格串通的例子：市场中的企业首先维持高价，直至观察到竞争对手降低价格；倘若竞争对手降低价格，企业则瞬间立即降价，与竞争对手的价格处于同一水平作为还击。假设每个企业都使用自动定价算法执行上述策略，那么任何试图通过降价来获取更大市场份额的手段都会失败。因此每家企业都很清楚，只要市场上的企业数量不多，便没有公司有动机去降低价格，从而使企业间的价格串通更容易维持。

胡萝卜加大棒方案

第二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人工智能或机器学习算法的复杂性和自主性。一个价格同盟要有可持续性，竞争者必须采用「胡萝卜加大棒方案」。根据该方案，如果企业能共同维持高价格水平，则大家共享高价格带来的利润，即「胡萝卜」；反之，如果任何企业偏离原有的高价，想通过降低价格夺取更多的市场份额，其他企业会与该企业进行价格战，惩罚该企业，即「大棒」。基于该逻辑，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的经济学教授约瑟夫．哈灵顿在2019年指出，监管者应将内置于定价算法中的「胡萝卜加大棒方案」定为违反反垄断法。确实，如果企业在计算价格的时候，直接在算法中加入「胡萝卜加大棒方案」的元素，将该算法明确禁止可防止价格串通。

另一方面，编写程式的人可能并没有直接将该算法写入程式中。但是，程式通过自身学习所获得的定价策略，可能与「胡萝卜加大棒方案」别无二致。这种情况下，上一条建议可能难以防范价格串谋。令人担忧的是，已经有研究指出，机器学习算法可以自行演化出类似「胡萝卜加大棒的方案」：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的论文中，欧洲大学学院（EUI）和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CEPR）研究人员Emilio Calvano、Giacomo Calzolari、Vincenzo Denicolo和Sergio Pastorello使用模拟的市场环境，来考察机器学习算法所习得的定价策略。每家公司均使用强化学习算法（Q-learning）来作为核心的定价算法。结果发现，在毋须借助企业间沟通的情况下，算法能够通过自身演化，将价格维持在较高水平。如【图】所见，即使研究员将一家公司在第一回合中（在图中以圆形为标记）强行调低其产品定价时，另一家公司（以三角形为标记）也会降价。他们最终将收取相同价格并逐渐回复到原有的价格水平。

【图】记录研究员强制降低一个算法的定价以偏离最佳定价水平，一个周期后，后续两种算法所收取的价格。该图像取自于1,000次实验所获得的平均结果。对于那些由于定价偏离，而出现了价格周期性变化的情况，研究员在计算平均价格的时候选取第一个周期的价格，并取所有价格的平均值。在计算总体的平均值的时候，研究员会将其视为一个观测值。
（图片来源：EUI与CEPR研究员发表于《美国经济评论》的论文）

使消费者蒙受损失

以上作者认为，采用这些定价策略的公司，现阶段难以被确认是否违反了反垄断法：因为尽管事实上它们达到了价格串通的结果，但监管机构却无法找到它们之间合谋的意图，也没有明确的协议和公司之间关于串谋定价的沟通纪录。因此难以对其以违反反垄断法进行起诉。

第三个潜在的问题是同一套定价算法可能会被广泛使用，从而使企业在产品定价上更容易串通。当一家提供定价算法的公司为同一市场的多个竞争者提供服务，那么它会有动机将程式写得更易于价格串联，帮助其客户群体获得更高的利润。不排除在极端情况下，某些市场所有公司如果都使用同一套定价算法时，算法会自然地将所有公司的价格都设置在垄断价格的水平，从而让消费者蒙受损失。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即使市场有几个提供定价算法的公司，竞争者也可能通过采用同一间公司提供的算法，协助实现串联价格。最后，定价算法公司之间的合并存在对竞争的负面影响，可能更甚于一般的企业合并。

一般而言，公司的合并会使新组成的公司提高其产品或服务价格获取更大利润。

倘若两家定价算法公司决定合并时，很可能会导致市场上可选的定价算法方案数量减少，让更多公司使用同样的定价算法，也会进一步鼓励这些使用算法定价的公司之间的价格串通。

综合以上所述，算法定价的崛起为竞争法学者、经济学学者、竞争法执法者，以及从业人员提出了新挑战。透过这篇文章，笔者希望引起更多普罗大众关注算法定价可能对市场竞争所带来的影响。

房育辉教授
港大经管学院教授（管理及商业策略、经济学）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零年十一月十一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犀牛出没注意

2007年，正当美国发生的金融海啸急速演变之际，时任衍生工具交易员兼作家塔利伯（Nassim Nicholas Taleb）的著作《黑天鹅效应》（The Black Swan: The Impact of the Highly Improbable）面世。 「黑天鹅」一词，是指一些出现概率非常低，事前无从估计，但影响极为巨大的事件。作者认为影响世界的许多大事，其实都是黑天鹅事件，并批评学术界和风险管理的专家，往往忽略概率分布中极端可能性的重要性。当时百年一遇的金融海啸，正是一次黑天鹅事件，该书出版合时，自然洛阳纸贵。

灰犀牛的威力

2016年美国女作家渥克（Michele Wucker）出版的《灰犀牛》（The Gray Rhino: How to Recognize and Act on the Obvious Dangers We Ignore）一书，则指出许多我们认为是黑天鹅的事件，事出之前其实有迹可寻，亦每每有人提出及时的警告。这些问题极可能发生，且其重大威胁又备受忽略，作者称之为「灰犀牛」，因为它体型庞大，平时动作缓慢，离远亦能清楚看见，应有足够时间回避。

根据渥克所言，倘若我们不幸被灰犀牛袭击，那一定是自身有些事情做得不好，初时视而不见，没有戒心，即使后来有人提出警告，我们也予以否定。然而，对于灰犀牛问题我们有能力解决，这与塔利伯所强调的黑天鹅性质截然不同。

渥克这部著作在中国内地一纸风行，根据亚马逊网站介绍，它被称为是对内地政策领域影响最深的一本书，在百度搜寻该书，也会找到无数的帖文，其热门程度可见一斑。

作者财经记者出身，交游广阔，因此书中有许多故事以及自身经历，由报道阿根廷债务危机到参与北极圈研究会议，以至出席多哈世界经济论坛等等，作者都以第一身娓娓道来，读来一点也不沉闷。作者认为我们受到灰犀牛来袭，不幸受重创的原因，大概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人类不善于对未来作出预估（但又没有自知之明！），以及人类行为的一些盲点，包括肯定偏见（affirmative bias）、近况偏见（availability bias）和确认偏见（confirmation bias），等等。第二类原因，则关乎制度，譬如决策者与持份者利益不一致。

对于上述分类，笔者大致上同意，并在这里提出一些相关要点，供《灰犀牛》一书读者参考。

瑜中有瑕

第一，渥克选取了大量不同的案例和材料，优点是丰富，缺点是零碎。笔者认为，作者如果能够通过几个案例，做出较为深度的比较，从而归纳出核心的地方，会更容易阅读，也更有说服力。因此，书中归纳出来的重点是否都适用于所有案例，作者并没有说明清楚。例子太多，就难以逐一深入讨论，我也很怀疑有谁会对这么多种类的事情一一深入了解，这无疑削弱了书中论点的说服力。

举个例子，作者说到人类在面对灰犀牛时，可能会对正确的警惕采取视而不见的态度；她引述公元前五世纪波斯皇帝薛西斯拒绝顾问的劝告，毅然出兵攻打希腊大败的故事。然而，没有哪个顾问是永远正确的，大家想想今天的许多学术权威，即使对同一件事也往往有完全相反的看法就知道了。薛西斯错，我们认为他的顾问对，这只是事后的判断而已。对于一个谨慎的读者，是很难要求他轻易同意作者对这段历史的诠释。

第二，有些灰犀牛事件在萌芽之时就被成功解决了，因此也就不会加以记载。作者在自己的研究中，只着眼于灰犀牛造成的破坏，分析有欠全面，好比我们看到一个人晚上在家玩电玩，就指摘他不去上班，而没有注意到他白天上班的可能性一样。此外，当我们对A问题处理得不好的时候，也许是因为把力量放在处理更严重、影响更深远的B问题上，只知责备我们处理A问题不够妥善，就是偏颇，有欠公允。作者提到许多人类的盲点，如过分乐观等；反过来说，也许正因为这些偏见，才令许多灰犀牛消失于萌芽状态之中。

第三，金融海啸被视为黑天鹅，笔者要为此说一句公道话。虽然渥克指出，美国的金融海啸甚至都不能称为黑天鹅，又列举出之前几年已有专家提出了警告，但笔者认为这并不足以否定金融海啸是黑天鹅的判断，原因有三。第一，这些专家一般都不会只讲一面的，一定是「一方面如何如何……另一方面如何如何」；即使有人提出过警告，也不等于此人就认定风险极大。第二，任何时候都可能会有人杞人忧天，尽管有人事先提出过警告，并不能否定后来的发展就不是黑天鹅。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原因），我们说金融海啸是黑天鹅，应该是就它的巨大规模而言，笔者并没有注意到有任何具份量的人，曾事先预估到金融海啸即将来临。

犀牛早现踪迹

《灰犀牛》作者在书中回忆到她念大学时，读过法国剧作家尤涅斯科（Eugene Ionesco）的超现实主义话剧《犀牛》。故事是这样的：在法国的一个小镇，某天发生了奇怪的事情，有些人变成了犀牛，看到的人都视而不见，慢慢地他们也变成了犀牛，扩展到其他地方。有人提出警告，甚至奔走呼号，其他人却无动于衷，觉得与己无关，非常迅速地他们也都变成了犀牛，最后只剩下3人，他们都是一直以来最努力不懈，奔走呼号的人。其中一个说：「我不能失去我的朋友和工作！」他也变成了犀牛！剩下一男一女，男的跟女的说：「我们离开这里吧！」女的想了良久道：「不用了，我都变成犀牛好了！」人类就这样灭绝了！剧作家所谓的犀牛其实就是法西斯主义。人们予以姑息，造成历史的大错。渥克以此警告我们，对于已经出现的灰犀牛视而不见的严重后果。

《灰犀牛》这本书，或有不足的地方，不过哪怕只是书名得以家喻户晓，使得我们有所警惕，这本身就已是一项重大的贡献。

在我们的世界，灰犀牛其实俯拾即是。举例说，美国的极度贫富悬殊和两党之间意识形态的分歧，使得社会极度撕裂，而长期超低利率又使得在面对新困难时愈来愈没有回转的空间。欧洲则有移民问题，成员国之间对财政纪律亦有分歧。国际上有中美的「新冷战」，冷战甚至可能演变成热战。全球则面对全球暖化带来的影响，还有就是人工智能对人类的工作、自主性以至存在意义带来的威胁。这仅仅是部分能够清楚看见的灰犀牛，它们更有可能变成意想不到的黑天鹅呢！

赵耀华 港大经管学院副教授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零年十一月四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