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事经济学、社会科学，以及所有的科学研究，都应该以事实为基础，无论是从实验室取得的数据，抑或从现实中观察所得的数据，都要务求全面准确，如果这些数据资料是粗疏片面，甚或虚假，得出来的结论就毫不可靠，即所谓「进的是垃圾，出的是垃圾」（garbage in, garbage out）。

对资讯抱怀疑精神6点考虑

力求精准不仅是研究人员所要面对的问题，普通人亦如是。假设一个自称来自海外的神秘商人拉拢你合伙营商，他是否可信？某民选政客提出一个宏大的政策建议，这是否符合选民的利益？医生建议你做一个昂贵的检查，这是否有必要？大学研究院招生，收到给某个入学申请人的推荐信，当中含有多少水份？

笔者开列六方面供读者考虑。

有怀疑，核实之

首先要培养怀疑精神。对于你所取得的资讯，收到的业务合作建议等，要是觉得对自己有用，就应认真进行核实，又或者委托可靠的第三方代劳。不要轻信陌生人；对于来自熟悉渠道的资讯，虽然可信度应较高，但仍需带点怀疑。

一只鹅每天伸长颈项，张开嘴巴，爱护牠的主人都会喂牠吃东西，直至要把鹅屠宰为止。来自以为可靠来源的资讯，其实可能是最危险的。回顾1915年的中国，各界人士纷纷煽动大总统袁世凯恢复帝制，他儿子袁克定为了怂恿父亲做皇帝，竟伪造另一版本的《顺天时报》（日商在华出版的中文报纸），刊载拥护恢复帝制的假新闻，每天提供给袁世凯阅读！因此，「有怀疑，核实之」的重点，更在于万勿轻信看似可信的事物和言论。

注意「可靠」的讯号

经济学家斯彭斯（Michael Spence）以其「市场讯号」（market signalling）模型闻名于世，更因在相关研究的贡献于2001年取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年轻时候的斯彭斯注意到当时工商管理学硕士课程（MBA）的名校毕业生，收入明显高于同辈中没有读过MBA的学生。他出于好奇作出假设：MBA并无提高学生生产力的作用，但它却是一个很好的筛选工具，只有那些学习能力最高、最有纪律、最合群的学生，才能进入名校进修MBA和成功毕业。大企业看到这一点，选择聘用这批人，其待遇自然较一般人高。

上文提及的神秘海外富商，如果他在中环租用了一个2万呎的写字楼，这是一个很强烈的讯号──他是个有钱人，因为一个真正的富商付出甲级写字楼的高昂租金并不难，然而一般骗子却无能为力。这倒不是说他的生意一定能赚钱，也不是说他一定不是骗子，只是说即使他是骗子，也肯定资金雄厚。

同样道理，详实的推荐信比过于简略的推荐信值得信纳，而具体的描述会比空洞的赞扬可靠。写一封详实的推荐信自然较为费时，但也较为有力。再者，同样是两页纸书信，根据所了解的真实情况而写，总会比凭空杜撰容易得多，也就更为可信。

这当然也有例外，纳殊（John Nash）申请到普林斯顿大学攻读博士学位课程时，提交了一封推荐信，篇幅之短可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信中只有四个字：他是天才！（He is a genius!）

注意提供讯息者的立场

一般来说，一项主张与主张者的原先立场愈远，就愈值得重视。他提出这个意见的心理阻力相对较大，而且人是社会性动物，这样也会令他与其所属群体产生严重冲突，甚至失去所有朋友。教宗说上帝存在，并没有什么价值；若他说上帝不存在，那就很值得重视。同样道理，大学校长主张削减大学开支，国防部长主张裁军等，也都值得重视。

美国尼克逊总统在任期间，提出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与之建交，这与他作为坚定反共分子的立场严重抵触，所以此举对他来说需要极大勇气。反过来说，这也足以证明他真心相信，这项政策对美国的确有重大好处。相反，如果当时的美国总统是共产主义拥护者，那么与中国建交，就是容易得多的事情。

注意有关讯息的发放对象

有些国家的大学研究院规定，申请人有权阅读推荐人的信件，有些国家则要求申请人须事先选择是否保留阅读推荐信的权利。一般而言，如果推荐信是对申请人保密的话，推荐人就可以比较自由地发挥；若果信件是向申请人公开的话，那么推荐信一般比较正面，未必全面反映现实，作为校方取录学生的参考价值也就较低。

同样道理，两个国家进行外交会谈，通常有一部分是公开进行的，有传媒出席的；两国代表的言论未必是向对方表达的，而是向公众表达的，这些言论与其说是他们真心所想，不如说只是他们期望公众所相信，所以不宜照单全收。

了解发讯息者的心理状态

传送讯息者是否受贪婪、恐惧、痴迷所影响？只要察觉可能如此，尽管对方不是存心欺骗，都不要信以为真。

回说1900年晚清时期，因为义和团杀害传教士引起外交纷争，慈禧太后向英、美、法、德、意、日等11国宣战。但是当时的两广总督李鸿章、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等人，却与在南方的外国势力签署了《东南互保条约》，在当地不执行慈禧太后对外国宣战的国策，免受战火的蹂躏。他们所持的理由是︰慈禧太后的决定是「乱命」，亦即在心智失常、受到威逼，或没有充分掌握有关资料的情况下作出的命令，所以不应该执行。

注意自己接收讯息时的心理状态

接收讯息时，有否受贪婪、恐惧、痴迷所影响？我们买保险的时候，可能没有经过深思熟虑，因此有冷静期的安排。百货公司一般都有售后短期内退回或交换货物的服务，这些现代文明社会的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保障消费者权益，却也令我们减低戒心。

袁世凯当年如果不是自己想要称帝，也就不会受到他儿子的摆布。不走灰色地带，就不会受灰色地带诱惑。控制好情绪，有利于避免一时冲动而作出错误的决定。

总括而言，以上六点是笔者就本文主题的一孔之见。归根究柢，对意见提供者及其所提出的意见，都要有充分合理的怀疑。读完这篇文章，你大概会觉得我误导了你，因为篇目看似关于爱情；其实这正好充分点题──教我如何相信他！

赵耀华 港大经管学院副教授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一年六月二十三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笔者三个月前在本栏撰文 【注1】，倡议「化西入中」的港式教育，吸引中国内地学生来港求学，从而促进香港和内地的人才流动，助推粤港澳大湾区经济融合。业界一些朋友看了此文，颇感兴趣，致电商讨。一位朋友特别前来香港大学，跟笔者探讨教育和人才问题。寒暄几句后，他便单刀直入：「你提出的观点，无非是把香港当作内地人才加工的基地，然后走内销的道路。这对你们搞教育的当然是一盘好生意，但对香港又有什么『着数』呢？」此问乍听突兀，细想却值得思辨一番。

教育内销 人才输出

诚然，笔者前文不无把香港当作一个人才加工基地的意思。以前常听老一辈的人说，广东的金银首饰店甚少手艺精湛的师傅，不得不把产品拿到香港加工。一经香港师傅之妙手，再拿回当地市场便可高价卖出。教育加工，说白了也大致如此。与金银首饰不同的是，教育加工的对象是人力资本，是来港求学生活的人。

不难想像，把香港打造成一个高层次的人才加工基地，直接的利益便是带动高等教育以及相关行业的发展。笔者有时在港大经管学院数码港的教学楼执教，眼见来往其中的内地学子，数码港平添热闹之余，更颇有人才摇篮之势，不由心生喜悦。

教育加工带来的也许是蝇头小利，对香港整体经济的贡献微不足道。然而，当教育加工变成人才输出，意义显然大不一样。本地有名的珠宝品牌，譬如周大福、谢瑞麟，无论是中国内地的游客来港购买，还是把分店开到内地去，都是港产输出，港资赚钱。教育也是如此。一个香港人在本地的大学毕业后往内地就业，或者是一个内地人来港念书，再回内地就业，乃至内地人求学于香港大学、科技大学、中文大学设于内地的分校，对香港来说，都是教育的品牌和技术输出。本港的教育输出模式目前仍处于初步阶段，一旦能全面配合市场需求，巩固优势，形成规模，便可给教育产业开辟巨大空间，成为特区经济增长的一大亮点。

南下北上 人才分流

教育输出的另一个好处是促进人才流动。港粤之间人才缺乏流动是大湾区经济融合的一大障碍。

一方面，在香港常有人说，年轻人不愿到内地工作；另一方面，在深圳、广州的说法则是，就算香港青年愿意前往内地工作，他们能否胜任也成疑问。撇开政治、社会、生活方式等因素，单从经济角度考虑，这种人才缺乏流动的尴尬状况，部分源自港产教育在内地城市缺乏网络效应。试想如果在深广两地工作的香港大学毕业生随处可见，校友网络广阔，学弟学妹到内地求职也就不愁门路。能否觅得理想职位，办事是否有人照应，容易结交新朋友与否，这些都是港人移居内地实际考虑的问题。港产教育的输出恰恰有助于解决这些问题，效果应远胜金钱补贴和励志宣传。

窒碍香港与内地人才流动的社会因素的确不少，对研究社会流动的学者来说不足为奇。在成熟的社会生态中寻求大规模的人群流动，谈何容易！通过港式教育内销来刺激人才流动，算是笔者抛砖引玉的新思路建言，效果如何，有待日后小心求证。

毋庸置疑的是，随着大湾区人才流动加快，香港势将面临人才分流（talent sorting）的挑战。大体上说，有意在中国内地市场发展的销售、专业人才或从事制造业者，会选择离港北上，而志在参与外循环及金融行业的内地人才，则会乐于来港打拚。这是经济学的比较优势原理使然，不难预测。大有可能的结果就是，香港经济出现金融强化、商业淡化、制造业弱化、高科技分化。这样一来，整个大湾区的经济效率得以提升，香港却可能因此承受经济结构失调的风险，甚至国际竞争力备受削弱，长远而言并不可取。笔者以为，要避免这样的局面，人才战略至关重要。

在经济的常规运作中，大方向总是人随事走。毕竟大多数人求职，无非为了金钱回报。然而战略的要意旨在超越常规，既不能事事顺水推舟，有时更得逆水行舟。在目前的社会条件下，香港仗赖内地的内循环而寻求经济发展，实乃大势所趋；在人才战略上，香港却须坚守走外循环之路，加强人才的国际接轨和全球融合。

招贤纳士 全球战略

经济内循环，人才外循环，看似互相矛盾，实是应有之义。中央政府近年大讲经济内循环，意在加强内需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并不意味着要淡化对外贸易的重要性。部分政府智囊高参一再强调，中国经济要走的是「双循环」策略。笔者这几年与内地的企业家多有交流，不少人还是更愿意从事出口贸易，因为欧美商家订单规模大，产品标准明确，合同规范，交付准时，而一旦转战内销市场，状况便大不一样，企业往往为了打进一个小市场争得一地鸡毛。因此，香港熟悉国际业务的各种专业人才，在参与中国经济双循环的格局下，还是大有用武之地。

香港融入大湾区，并不意味滚滚商机扑面而来。除了在金融业上香港确实有内地难以比拟的优势，在其他行业，深圳、广州以至东莞、佛山都是香港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如果香港不能在人才上胜出一筹，在金融业以外的行业恐怕要在竞争中弱化。与内地相比，香港的人才优势全在其国际性。此外，香港若要走高科技方向，自身的人才储备实在不敷应用，假使不能面向全球招贤纳士，也就只能在高科技的大金盘中分得小小的一杯羹。笔者认为，香港采取人才外循环的策略，不但应当成为各界人士的共识，更应该是特区政府经济规划的重中之重。

当前外资在香港的进出，成了商界和政界的关注议题。上月香港美国商会发布一份调查报告，称在325家受访成员机构中，42%考虑离开香港。上周的《华尔街日报》就报道有关外资在港的去留问题 【注2】，引述多名熟悉香港的国际商界人士，表示特区政府一直打出的「亚洲国际都会」品牌定位，现在面临新加坡和上海的极大挑战，形势不容乐观。文章特别提到，从2019年6月至2020年6月的一年间，在香港的美国公司有45家关闭总部或办事处；与此同时，来港开办地区总部或办事处的内地中资企业为数63家。此消彼长，中环区的高楼大厦还不至于人去楼空，但人才流动的格局已是悄然起了变化。这一点，特区政府不仅应关注事态发展，更须积极地去吸纳全球精英，并且借助中国经济内外双循环的良性互动，进一步巩固香港作为国际人才中心的地位。

【注1】：〈湾区争雄重育才 融汇中西港占优〉，吴延晖，《信报》，2021年3月10日

【注2】：Global Companies Eye Exits From Hong Kong, John Lyons and Frances Yoon,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7 June 2021

吴延晖博士
港大经管学院副教授（经济学、管理及商业策略）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一年六月十六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笔者在本栏4月的文章，指出影响香港超过半个世纪的「积极不干预」管治理念，间接导致香港经济产业单一，社会缺乏向上流机会，认为现在是时候改弦易辙，另觅有效的方法以协助创造多元化的产业及劳工职位。本文将从以下三大范畴，探讨在特区政府的经济政策推动下，为何未来数年是本港经济转型的良机。

工业化换代

首先，笔者认为现时是本港以产学研互动及高端工业带动的经济转型最可能成功的时候。

自前特首梁振英先生在2016年《施政报告》中首次提出香港再工业化以来，特区政府虽已透过创新及科技局、科学园及生产力促进局等机构，分别以直接资助、技术支援及租务减免等方式，推动数以千计的再工业化项目，但香港本地生产总值（GDP）中工业占比仍然少于1%，相比分别透过不同高端制造业而使GDP中工业占比超过20%的亚洲另外三小龙──新加坡、南韩及台湾，香港再工业化仍大有空间发展，进度亦有望改善。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第三次工业革命由资讯科技带动，让生产链的每一部分更容易承包给外国供应商，使全球分工更为有效。在九十年代前，中国经济开始对外迅速开放，多年来经济改革也令生产力大幅提高，加上大量劳动人口从农村释放出来，香港厂商自然把握时机，把大部分生产线转移到珠三角地区。在高峰期，香港厂商在当地雇用超过300万名员工，实现所谓「前店后厂」的生产模式，同时逐渐地把香港工业掏空。

即便如此，过去数年以物联网 （IoT）智能生产为主导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如能加以有效利用，即可协助香港实现再工业化。

厂商可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3D 打印等技术，发掘更具灵活性的产品服务化机会，提升生产效率，减低生产及库存成本，克服多年来因租金及工资成本高昂而未能发展高科技工业的障碍。依赖贯穿供应链伙伴流程的「工业4.0」技术，中小企业便能参与全球更精密的生产分工。

举例来说，厂商可考虑运用智能生产技术，制造在港研发的高增值产品，如有矫形作用的眼镜片、智能手表、医疗器材及用品，目标是走高质量路线，迎合国内及亚洲区内日益扩大的中产市场。当需要提升产量的时候，还可利用物联网技术，联系区内其他生产基地，有弹性地增加供应，满足市场需要。

在区内，香港优势在于拥有大量基础研发人才及经验、较稳健的保障知识产权的制度，以及世界一流的航运及空运设施。

港商可凭仗这些优势，参与全球高端产品生产链上游研发及下游精密配件最后组装部分，利用物联网智能生产技术，灵活地出口全球。

继在2019年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中支持香港在区内发挥其现有优势，如金融、航运、贸易，亦强调再工业化的需要及能力，中央政府在今年《十四五规划纲要》中表明支持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

在国家政策及工业4.0科技创造的协同效应下，笔者对香港经济转型感到乐观。

新世界秩序

在中美角力在可预见的将来仍然持续的形势下，地缘政治仍会充满不确定性。加上在冠状病毒病疫情后，各国政府将施行政策，加强必需品及关键零部件供应的抵御性。在敏感科技领域方面（如5G），亦相信会在不同地区出现各自不同的标准。基于全球新常态，企业须为未来自然灾害或国际关系恶化所带来的冲击作好准备，因此会更着重产地分散，减少因降低生产成本而集中在某一地方生产。因此，环球贸易将会变得区域化、碎片化，削弱以往大规模生产的优势，各地中小企参与全球供应链的机会反而增加；香港的厂商亦应会受惠于这贸易链重组的过程。

至于不少在美国工作的华裔科学家及科研人才，或会因针对华人的偏颇性执法，受到日益不公平的对待，而打算重回亚洲工作。特区政府应把握此一机会，增加诱因，积极成立招揽人才计划，吸引这批境外杰出人才来港工作，贡献本地及区内的科研发展以至经济转型。特区政府在《2021–22年度财政预算案》宣布，年内将拨款支持大学招聘国际创科人才；毗邻科学园的「创新斗室」（InnoCell），快将为创科社群提供低于市价但具备智能科技的住宿和协作空间，都是值得鼓舞的开始，成功的话可考虑加强支援力度。

另外，中央政府为迎接这些新时代挑战，在今年的「十四五」规划中强调双循环经济政策。在内循环方面，政策会加强内需及生产链完整性；在外循环方面，将巩固中国与亚洲其他地区的商贸关系，特别是去年11月由15个亚太地区国家共同签订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是全球规模最大的自贸协议，预计10年内可创造一个在亚洲超过10亿人口的中产消费市场。相信双循环会为作好准备的本港企业及人才带来莫大机遇，而香港的贸易格局及形势将有重大转变，有关当局应协助港商有效转型，打进新兴市场。

新经济政策思维

最近笔者重读1997年出版的Made by Hong Kong一书，合著者是8位来自母校麻省理工学院政治以至核工程等不同领域的学者，他们接受香港商界邀请，在1995至96年期间访问了为数共350名商家及机构，然后执笔为香港经济进行分析及献计。笔者认识多年的美国经济学家Andrew Bernard，就亲自透露为了这项研究，短短两年从波士顿来港达20次。

研究针对六大产业，包括生物科技、电子、资讯科技、成衣及纺织、资本市场，以及其他制造业。8位学者都认定香港需要加强工业发展，走高技术知识型工业路线，并提出六大建议：

1）香港经济须加强在产品及生产工序的创新能力，工业界应与大学加强合作，以及建立公司品牌形象。政府和业界均须大幅增加研发的投资水平，特别是在应用研究方面。

2）为提升香港工业劳动力的能力，高等教育界应着力培训应用科学及产品研发、设计人才，并提升中小学生的英语水平。

3）加强保护知识产权的公共机构，鼓励本地及外国企业在港从事科研及创新。

4）鼓励创办新技术型企业，特别建议当时还在构思阶段中的科学园，应为初创及早期发展技术型企业，创建一个去中心化的「虚拟」网络。

5）让更多技术人才加入政府，建立轮流机制，聘请业界及学界专家担任政府设立的临时但全职行政职位。

6）加强吸引国内和海外技术人才来港工作，包括改善移民政策，以及资助外来专业人士在港的房屋及生活支出。

24年前的建议，在今天香港不单适用，更是急需。无奈地，麻省理工团队期待香港出现的经济转型并无发生，因为香港自五十年代第一次经济转型以来，虽历经多次波动，但仍长期受惠于各种全球政经改变所带来的红利。首先是1978年前内地经济尚未完全开放时，香港担当中西桥梁的红利。随后在中国逐渐开放的同时，香港作为中间人所抽取的国际红利，包括外资在1990年代初，透过本港打入国内市场的红利；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的贸易红利；以及过去十多年国内资金经香港「走出去」的红利。

在大时代的巨轮下，加上正如吕大乐教授在其著作《尴尬：香港社会还未进入一国两制的议题》中论及，香港社会在九七回归后，对政策改变普遍存在恐惧感，任何需要大刀阔斧、改变经济政策的方案，都会受制于港英年代起已主宰经济命脉的不干预方针这个「舒适区域」。然而，当香港经济面临近20年来出现的深层次结构性问题，例如土地及房屋供求失衡及产业单一之际，社会各界（包括一些财经界精英）也开始公开承认，「小政府大市场」的不干预政策实属过时。因此，笔者对香港经济出现第三次转型抱有希望。

过去20年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相信连卓有远见的Made by Hong Kong作者，在1997年也意想不到。时移世易，香港当前的经济政策不但应配合中国整体经济规划，更须对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发展产生协同及回补作用，缔造双赢局面。

但在这些基本原则上，20多年前以上8位麻省理工教授的建议，虽大都未获特区决策者积极采纳，却仍具划时代意义，足以启发如何设计香港经济转型的蓝图。

邓希炜教授
港大经管学院经济学教授、香港经济及商业策略研究所副总监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一年六月九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今年是中国「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3月11日通过的《十四五规划纲要》，在香港社会引起前所未有的关注。这一方面是因为香港的发展必须融入国家大局渐成社会共识，另一方面则由于本地经济模式已走到尽头，当前亟须转型寻找出路。因此不难理解，为什么与以往对国家五年规划的态度截然不同，这次社会各界都在积极思考，如何从「十四五」规划中理解国家未来五年的发展方向和战略布局，进而顺势为香港经济创造新优势。

「十四五」规划作为国家发展战略和宏观经济政策的关键文件，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对香港经济发展的影响也确实会非常深远。然而，由于本港经济形态特殊，而对国家经济运行又缺乏足够了解，要准确理解「十四五」规划及其对香港的意义，并非易事。

新规划打造新契机

中国的五年规划是一个与时俱进的历程。随着内地改革开放，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原属计划经济时代的指令性「五年计划」，逐渐演变为在市场经济中发挥引导作用的「五年规划」，成为政府中长期经济发展的纲领性文件，重点在订定未来五年的发展目标和理念，明确发展方针和主线，部署有全局意义的战略任务。

作为一个宏大全面的战略蓝图，五年规划需要有全局性和前瞻性；作为一个引领全国的行动纲领，也需要有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并有很高的统筹协调性；作为一个庞大的战略体系，更经过各方充分研究讨论，除了整体规划外，还包括专项规划、区域规划和年度规划，从不同层面分解落实到位。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改委）前副主任徐宪平所编着的《国家发展战略与宏观政策》，对改革开放以来数十年间内地社会、经济的发展，从多角度作出深入阐释，甚具参考价值。【注】

「十四五」规划是中国政府面临百年未见之变局，针对未来发展的系统性战略谋划与布局。如果希望掌握国家发展规划的精髓，借助此一历史性机遇实现经济转型，香港特区必先从下列三大范畴入手。

思维须转型

本地经济一直以来奉行自由放任、政府不干预的经济模式，对经济长期发展自然缺乏系统性战略思考。然而，旧的经济形态和模式已经无以为继，政府理应承担起经济转型的领军责任，对长期经济发展具备战略性思维，此为政府转型的关键环节。

在5月14日港大经管学院举办的「香港经济前景展望」研讨会中，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罗莫（Paul Romer）教授在其主题演讲中指出，无论是应对金融危机、遏制全球疫情蔓延，抑或解决经济深层次矛盾，政府都应该发挥更强而有力的作用，这正在成为全球的共识。过去一段时间流行的「小政府大市场」管治哲学，已无法应对当代全球重要挑战，必然会被逐渐摒弃。研讨会上，众多学者及嘉宾对此表示认同和支持，认为特区政府确需放弃积极不干预的理念，承担起应尽的历史责任。

「十四五」规划是国家未来几年的发展方向和蓝图，体现了全局战略的系统思考。香港一方面必须深刻理解如何在全国发展战略中起到更积极的作用，另一方面也要自我检视，主动策划适合本港长远发展的战略规划。这些都有赖管治团队具有全局战略的思维，但也正是特区政府长期受制于旧有管治模式下严重缺乏的一环。身处新时代，面对新挑战，要是依然惯性地「长于执行、疏于思考，徒有战术、缺乏战略」，甚至「无勇无谋」地无为而治，则香港经济转型就毫无希望。

《十四五规划纲要》出台后，国内省市各部门都根据规划精神，逐级制定切合自身情况的五年规划。特区政府如果未能结合国家的全局发展战略拿出「香港方案」，历史性机遇难免沦为历史性遗憾。

组织须转型

在一贯的管治模式下，特区政府处理经济事务的部门，基本上都是负责执行的行政部门，缺乏政策研究协调和战略制定的功能。反观内地，「十四五」规划由国家发改委牵头制定，然后与众多相关经济发展部门和各级研究组织反覆讨论磋商。其他经济战略、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发改委同样担当统筹协调规划的角色。若涉及更重大的政策，国务院还有更高层面的政策协调机制，来统领国家发改委、财政部、人民银行等等。在政策研究方面，国家层面有国务院研究室、国家级智库和高等院校研究院等研究力量；至于部委层面，人民银行、财政部、商务部等都设有相应的组织架构。

在市场经济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和重大经济政策同样需要强而有力的组织架构。以美国为例，经济政策由全国经济委员会（National Economic Council）统筹，该会主任往往是顶尖经济学家或者资深经济政策专家，委员会成员则包括副总统及各主要相关经济部门负责人。另外设有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ers），由知名经济学家组成，为政府提供专业、中立的政策研究，同时协调各部门参与经济政策的制定。

美国经济政策研究的整体实力强大，联邦储备局在宏观经济和金融方面研究力量之强、水平之高，全球罕有其匹。又如负责反垄断的联邦贸易委员会，也聘用相当数量的优秀经济学家。

聚焦香港的经济政策研究，无论政府内外都相当薄弱。本地各大学对此普遍重视不够、投入不多，而公营架构内高质量的经济政策研究也近乎空白。政策的协调和战略的制定可谓乏善足陈，并无相应的组织架构和机制。

放眼未来，特区政府应建立一个高层次的「经济发展委员会」，负责制定整体政策及战略规划和协调；另设一个高水平的「经济政策研究委员会」，掌管严谨的前瞻性研究谘询和政策解决方案。有了这种组织架构的支撑，才足以构建战略性思维，而有望对接国家规划。

人才须转型

新型战略思维和管治模式转型，还需以大量专业研究人才和新型管治人才配合。香港经济政策研究存在着人才断代、后继无人的现象，务须从三方面弥补。第一，积极确保高等院校重视和优化经济政策研究。第二，竭力吸引具备良好学术训练和研究能力的人才加入政策研究机构。第三，加强培育本地优秀经济学人。

在经济管治人才方面，应着重培养战略思维、全局眼光、专业能力和创新意识。一方面要对现有优秀人才进行全方位的专业培训，并提升其领导能力。政府一度设想的政府官员培训机构和计划，似乎未能有效执行。另一方面则应利用本港的国际化优势，以更加开放的心态，吸纳各方精英加入管治团队。这方面可以借鉴新加坡等东亚国家的经验，推行「政府优秀人才培养计划」，每年定量选拔杰出青年到国际知名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学成后按规定回港在政府或公营机构工作。

特区管治班子常被诟病为缺乏担当勇气、创新意识和战略思维。香港能否抓住时代机遇，搭上国家发展快车，并走出社会和经济的困局，重塑东方之珠的辉煌经济，都全系于能否从速培养出一批新型经济管治人才。

注：徐宪平等，《国家发展战略与宏观政策》上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

蔡洪滨

港大经管学院院长兼经济学讲座教授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一年六月二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针对2019冠状病毒病大流行危机，继美国国会2020年先后通过总值2.3万亿和9000亿美元的纾困法案，今年3月，总统拜登又签署总值1.9万亿美元的「美国救援计划法案」，共占美国本地生产总值（GDP）的24%，数目之大，就连2009年为应付金融危机推出的8000亿美元经济刺激方案，也显得相形见绌。

提振经济不易

据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对消费者支出的调查【表】，综观三轮纾困措施，美国消费者平均会将35.2%的援助金用作偿还债务，38.4%作为储蓄，用作消费的只占26.5%。2020年美国信用卡债务减少近830亿美元，跌幅占全国信用卡债务12%。尽管2021年1月消费支出按月增长2.4%，为7个月来最大增幅，但同期个人收入已增长10.1%，可见该国消费还未回到疫前水平，世纪一遇的疫灾令消费者趋向谨慎。

表：美国家庭从经济刺激方案获派款项用途

资料来源：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消费者预期调查

更有甚者，1.9万亿美元纾困方案或为经济带来长期损失。其主要争议之一是方案将减低产出缺口（output gap，亦即潜在GDP与实际出现GDP之差），并可能引发通胀压力。美国前财长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认为，全球金融海啸后，美国在2009至2019年这10年间，经济复苏步伐为第二次大战以来最慢。他最近又在《华盛顿邮报》撰文，指正当美国经济预期快速增长，而消费需求仍未复元，私人储蓄更大量过剩之际，9000亿和1.9万亿美元的两项刺激经济计划实在过于庞大。另一边厢，拜登政府则显然主张刺激经济力度愈猛愈好。

2019至2020年，美国GDP下降了3.5%，远低于大多数经济学家在疫情爆发时的预测。考虑到2020年下半年强劲的经济增长，GDP的产出缺口估计约为GDP的4%。萨默斯和其他经济学家并无否定需要更多财政刺激措施，但须考虑数额、时机和性质等因素。在疫后经济继续复苏的大前提下，1.9万亿美元的方案已占美国GDP的9%，远超出了4%的产出缺口。事实上，高于4%的增长就可能导致经济过热，引发通胀压力。

提防通胀隐忧

联储局在2020年8月调整通胀政策，把过往2%的长远通胀目标，由上限改为平均数值，亦即通胀率可在2%水平上下调节。至于有关维持此一平均通胀目标的具体时段，联储局则未有任何行政上的方针。

联储局近期似乎已经摆脱了对通胀的担忧。2021年3月，联储局将本年经济增长预测从去年12月的4.2%上调至6.5%，并将通胀预期上调至2.2%，失业率则从5%下调至4.5%；同时预测2022年经济增长达3.3%、通胀率2%、失业率3.9%。由于近10年美国的劳动力参与率偏低，故此联储局也不太顾虑失业率下降导致工资上涨。

鉴于估计经济快速复苏，即使2021年通胀加速，联储局仍不打算收紧货币政策，并计划直至2024年将利率目标维持在近零水平；主要论点是会导致长期通胀紧缩的因素，例如人口老龄化、技术创新和全球化等，仍在发挥作用。该局主席鲍威尔在国会作证时表示，他并不担心近期长期债券收益率上升，指出这类债券的表现似乎反映出市场对经济前景日益乐观。

但与此同时，M2货币供应量由2010至2019年期间，每年以5.8%增长，自2020年2月以来，则已飙升27%至4.2万亿美元。这是1943年以来货币供应量的最大增幅，主因是联储局资产负债表规模增加3.3万亿美元。目前的M2货币供应速度仍然处于历史性低水平，但如果货币供应速度加快，则会导致通胀上升。

部分商品的通货膨胀亦正加剧。疫情令生产能力降低，工厂难以交付货物，供应链投入价格因原材料短缺、运输成本上升和商品价格攀升而上扬，导致今年1月生产者价格指数（Producer Price Index，简称PPI）按月上升1.3%，2月上升0.5%，3月上升1%，至4月又上涨了1.3%，将12个月的增幅推高至5%，为10年来增幅之冠。企业亦逐渐通过向消费者提高价格，以收回增加的成本。因应需求驱动而供应紧张的经济往往引发通货膨胀。

赤字预算作风

商界及金融市场普遍认为疫情不可能于短期内完全消失，但专业投资者当前所忧虑的市场风险并非疫情，而是通货膨胀。债券投资者恐怕债券价格下跌，而不分青红皂白抛售债券，导致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在近期暴涨。虽然是次债券危机并未如2013年债券恐慌时严重；当年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在大概短短4个月内就已攀升到1.2%，债券增长速度更为剧烈，反观目前国债收益率升至1.37%，则历时近7个月。

在疫灾或会重燃的阴影下，美国股市亦在联储局4月货币政策会议纪录发布后大幅下跌，恐慌指数一度飙升20%。联储局部分官员似乎已准备在经济复苏加快速度下，考虑改变货币政策，调整资产购买的步伐。

对于近年来背负廉价债务借款人，尤其是主权政府和企业而言，高利率都将构成负担。2020年，各国政府因刺激经济而增加的财政债务达16.3万亿美元，增幅为20%。同年美国政府的公共债务亦上升3万亿美元以上，占GDP的120%，若包括第三轮的1.9万亿美元方案，GDP占比更达130%，为二战后的最高水平（二战以来的75年间，美国政府有63年出现预算赤字）。

长远而言，美国难免因债务负担沉重的趋势而引起经济隐忧。国会预算办公室预计，至2051年，单是联邦政府的债务将倍增至GDP的202%。自疫症爆发以来，该国企业承担的新债务共1.5万亿美元。2020年，基于房屋按揭、学生和汽车贷款增加，美国家庭债务增长2.9%至14.6万亿美元。可幸的是利率低企，借款人的偿债能力尚见强劲。

面对颇大的利率和通胀风险，关键在于通胀上升属暂时性、周期性抑或结构性。虽然通胀趋升足以令债务贬值，可用较便宜的美元还债，但高利率却会增加借款人及企业的再融资成本，并削弱其融资能力，对经济前景自然构成威胁。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及当前疫症大流行后的经济复苏都有赖央行长期保持低利率政策，但通货膨胀带来的高利率却会窒碍复苏。为应对冠状病毒病造成的经济灾难，美国政府被迫推出史上最大规模的纾困方案。方案虽对重启经济能收一时之效，但债务上升、公共财政恶化，以及通胀压力等长期后遗症，绝对不容忽视。

谢国生博士

港大经管学院金融学首席讲师、新界乡议局当然执行委员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一年五月二十六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随着时代发展，学校里学到的知识容易变得过时，同时互联网的普及化，又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学习机会，未来的教育会是怎么样的？由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出版的Back to the Future of Education: Four OECD Scenarios for Schooling一书中，提出了四个不同的假设情景给我们思考。第一是假设未来形势基本不变，正规教育继续扩张，配合其他方面的转变。另外三种假设情景就较为新颖，甚至带点天方夜谭的感觉，包括「教育外判」（education outsourced）、学校转型（schools as learning hubs）及随时学习（learn-as-you-go）；这意味着传统的学校制度瓦解，学习变得多样化、个人化。到底香港未来的教育会变成怎样？这是一个与当前社会息息相关的问题。

5月14日，香港大学经管学院与香港经济及商业策略研究所合办「香港经济前景展望」研讨会，内容涵盖五大范畴，笔者负责主持最后有关教育、社会平等及流动性的讨论环节，由黄英琦女士、程介明教授、陈易希先生和院长蔡洪滨教授先后发言。虽然历时短短一个小时，内容却极其丰富，笔者在这里作一个扼要的介绍，并分享一些个人感想。

时代变了

黄英琦女士指出，过去和未来的不同之处，可以归纳为下列四点：第一，生育率下降导致老年化，社会的需求随人口结构改变，人要为寿命延长后的日子妥作安排。第二，气候突变改变全球。第三就是我们将永远处于beta状态，犹如电脑软件的试用版（beta version），许多事情都变动不居，难以定格。第四，旧工作消失，新工作随之出现。

黄女士提出应该尊重学生的好奇心，教育要多元化，要培养学生的创业精神，以后大学联招的名额应该大为削减，腾出名额招收来自不同学习背景的学生。要发展出多样性的教育，还须靠相关活动带动，目前她就正在进行一项由赛马会赞助的项目，培训一批休学10星期的老师，让他们回到学校之后，在教学上加以创新。

程介明教授补充解释学习和教育的区别，学习（learning）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天性，而教育（education）或教育制度，则是西方工业化后的产物，是社会为个人而设的。时代变了，教育也应该改变。现在教育有待改进的地方，首先是没有保护和鼓励学生的好奇心。他打了一个比方，说我们需要的是二十一世纪的教育，可惜大学当局和老师抱持的却仍是二十世纪的思维，而家长的想法更停留在十九世纪！

知行之别

陈易希先生介绍了他自己的个人经历，小时候学业成绩十分差劲，但是特具好奇心，对发明很感兴趣。在开明的家庭和友善的老师鼓励下，参与各种比赛，一步一步自我提升。他又分享了自己的学习心得，包括怎样通过亲身经历去提高能力，例如在发明过程中发现自己在数学方面的不足，或如何努力锻炼沟通技巧，把脑海中的意念清晰向别人表达等等，而不是仅仅学习学校规定的课程，这也许就是程教授所说的「知」（knowing）和「行」（doing）的分别，教育应要帮助学生提高「行」的能力，而非只帮他们「知」，毕竟今时今日，同学用谷歌在网上搜寻一番，就已几乎无所不知。

蔡洪滨院长表达了他对本地教育和整体社会的乐观看法，不过他也慨叹作为金融中心，香港在教育和研究发展方面仍远远及不上国际水平。 2016年，香港花在教育的公共开支仅占本地生产总值（GDP）3.3%，低于OECD平均5.1%和以色列5.8%的水平。研发开支更只占GDP的0.8%，反观以色列的相应占比高达4.5%。鉴于以色列与香港相比，同样天然资源不足，人口规模亦相若，他深信若当局能增拨教育和研发经费，定当有利于本港经济的长远发展。

笔者对于当日各嘉宾表现出的热诚十分佩服，也极为赞同他们的看法，这里补充几点个人的意见。第一，多样化是好的，但这些改变往往对资源充足者裨益较大。互联网的发达，的确让一些有准备的人更方便更好地学习知识，但是对于条件不足者，这些变化会否拉阔贫富学生之间在学习表现的差别？通过12年学校教育，再经香港中学文凭考试（HKDSE）进入大学，仍然是家境清贫子弟最可靠而又力所能及的出路，若把基于HKDSE成绩取录的大学名额大幅缩减，是否有违公平原则？这些问题都是在教育改革中所必须考虑的。

第二，笔者设想，未来的香港教育界仍将有一批主流学校，其中虽然都会注入新元素，但其大部分课程和教授方式大概与以往相近，而同时增加的非主流学校，其课程和办学方式，却可能会与主流学校相当不同。笔者认为教育改革宜「贪新不忘旧」，「贪新」指勇于大胆尝试，「不忘旧」就是不必一窝蜂革新，值得保留的旧方法就应该加以保留，同时认真研究怎样在已有的基础上做得更好。

第三，笔者十分认同好奇心的重要，但是认为也应该重视培养健全人格。生命中难免遇到或大或小的逆境，其中只有部分纯属不幸，而一般来说，希望愈大，挫折愈大。如果没有应付逆境的能力，就不能走得远。此外，我们也须具备知难而退的智慧，虽说天生我才必有用，但是大多数人从定义上来说都是平庸的，举例说我是一个五音不全的人，却有成为伟大音乐家的心愿，要社会上设法成全我这个梦想，就是一种浪费，对我也是一种误导。如果好奇心是人的一条腿，那么健康的心理质素和智慧则是另一条腿，我们靠两条腿才能走路，一条腿是走不远的。

未来的教育将会是怎样的？笔者认为它很可能是目前教育制度的延伸，但是一定会加入很多新成份，社会各界人士的参与也肯定会增加。程教授根据自己的发现，呼吁与会者思考如何在这个过程中作出贡献，本文读者也不妨细想他的心声。

赵耀华 港大经管学院副教授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一年五月十九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疫情已经肆虐了一段时间。尽管部分国家和地区的新增感染个案下降，但仍然有部分国家和地区的形势令人担忧。若要复苏经济和消灭病毒，我们必须依靠疫苗。仅靠戴口罩和保持社交距离来压制病毒的传播，既不现实，也难以让市民无限期接受。

截至2021年4月，以通过第三阶段临床试验为标准，有14种疫苗获至少一个国家批准使用，可进行大规模接种（如【图1】）。数据显示，几款疫苗都能达到60%以上的保护率 【注1】：在美国获批的辉瑞（复必泰）和莫德纳疫苗在未感染人群中产生的有效性高于90%；根据这份报告 【注2】，接种率领先的以色列，其R值已经从接种开始时接近1.5，降至0.5附近，即一个感染者在以色列只能平均传染给0.5个人。这个数字反映，广泛接种疫苗有助对抗新冠肺炎。但是，如果全世界的疫苗产能无法跟上需求，那么我们将无法战胜病毒。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估算，在2020至2021年间，新冠肺炎造成的全球GDP损失达12万亿美元，平均每月GDP损失5000亿美元。据卡斯蒂略及其合作者在2021年发表在《科学》杂志的文章 【注3】表示，目前年产量为30亿剂疫苗的产能可为全球带来17.4万亿美元的经济效益，平均每剂的效益高于5800美元。如果扩大产能，使年产量增加至10亿剂，每剂疫苗的额外效益能达到989美元，远远高于只有40美元的疫苗价格。与病毒造成的全球经济停滞和生产力下降相比，制造疫苗所需要付出的产能和制造成本微不足道。如果可以让足够多的人口接种疫苗，实现群体免疫，那么我们就可以摆脱疫情。笔者认为人类已经有所需的资源对付新冠肺炎，接下来应从激励供需入手，在保证产量充足的同时，鼓励市民接种疫苗

增加疫苗供应

【图1】新冠肺炎疫苗发展概况

资料来源：Gavi- The vaccine alliance: https://www.gavi.org/vaccineswork/covid-19-vaccine-race

笔者建议，扩大疫苗供应的第一步是放宽疫苗原材料的贸易。疫苗的生产是复杂而全面的，需要多种技术和原材料。目前，超过69个国家已限制个人防护装备和其他医疗用品出口。虽然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保障国内有足够的医疗用品供应，但这种做法不仅伤害进出口商，也阻碍疫苗的生产，所以最终仍会损害该国的利益。

第二个重点是，鼓励厂商开放专利。目前，世贸组织正在就疫苗专利豁免问题进行谈判。虽然部分国家支持开放疫苗专利，但部分药厂则认为疫苗供应的瓶颈并不在于专利本身，所以拒绝开放相关专利。实际上，笔者也理解药厂忧虑开放专利会带来损失，因此以「瓶颈不在专利本身」作为借口拒绝开放疫苗专利。笔者认为有一种解决方案不单可确保制药公司获得利润，同时也愿意暂时开放专利。首先，发达国家的政府可提出与药厂签订大规模订单，为低收入国家换取短期专利豁免权。从【图1】我们能看大量疫苗临床研究，据彭博报道，到今年年底，将有六到八种新的疫苗可能会完成临床研究并接受监管审查。目前在提供疫苗的药厂应该意识到现时的垄断局面很快会被新的竞争者打破。新的疫苗会随着时间逐渐出现，若果现阶段的疫苗厂商能未雨绸缪，趁仍有垄断地位时确保来自高收入国家的大量订单，则其日后要面对的竞争将会减少。只要少数疫苗龙头愿意开放专利，即可达成这个目标。

增加需求

从需求的角度来讲，每个国家或地区面临的考验都不一样。以香港为例，香港的疫苗接种计划已于2月26日正式启动，5月7日 【注4】前接种量已达1662100剂。但按比例来计，只有13.41%的市民接种了第一针，远低于英国的51.46%，也落后于邻近的新加坡。【图2】显示了不同国家和地区接种至少一剂疫苗的总人口比例。因此，对接种的低需求是香港目前的主要挑战。

【图2】不同国家和地区植入至少一剂疫苗的总人口比例

资料来源：Our World in Data: https://ourworldindata.org/covid-vaccinations

从福利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大多数接种计划的目的是建立和维持群体免疫力，这是一重要公共资源，保护相关人群因过敏等原因无法接种（Dawson，2004）【注5】。接种疫苗后，个体的患病率下降，因而整个群体中染病的人数减少，无法接种者接触到病患的概率因而减低。假设没有政府干预，接种的费用与副作用将会由接种者承担。因为当个人在选择接种时多数只考虑到自己和家人的成本和效益，而不会考虑社会中那些无法接种者，也会忽略疫情对别人造成的经济损失。因此愿意接种的人数可能就达不到群体免疫所需要的最低数目。要增加接种人数，就需要政府介入。

因为个人得益与社会总体利益之间有显着的差别（经济学家称之为正外部性），福利经济学家建议应该为这种行为提供补贴，以色列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注6】。以色列以补贴的方式鼓励市民接种，鼓励措施包括允许已接种的人进入餐厅、酒店甚至出国。除了国家给予奖励外，地方政府也提供补贴鼓励公众接种。例如在耶路撒冷，市长莫西．莱昂（Moshe Leon）发起了一项针对年轻人的接种奖励计划，为11至12年级的学生举行「接种疫苗比赛」，胜出学校可以免费获得文化体育活动门票。

另一方面，以色列还向拒绝接种疫苗的人「征税」，提高其生活和活动成本。虽然接种本应是公众的自愿行为，但一些地方政府对拒绝接种疫苗的人施加了一定的限制，例如卢德市市长威胁使用一系列措施制裁反疫苗者，包括政府停止为他们提供服务，禁止其子女上学，限制他们进入市场。

社交媒体在接种疫苗的议题上也发挥了一定作用。以色列政府一直在努力清除有关疫苗接种的谣言。谣言和夸大的副作用是阻止市民接种疫苗的主要原因，【注7】因此以色列卫生部成立了数位工作组打击错误讯息，防止虚假资讯广泛传播。另一方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身先士卒，成为全以色列首名接种者。【注8】此后，民意调查显示，三分之二的民众希望跟随总理接种疫苗。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栢良医生建议政府，邀请流行歌手姜涛呼吁公众接种疫苗。笔者认为这个建议很好，也希望更多KOL能参与，若社交媒体上每个人都争做疫苗大使，以通过接种疫苗和分享接种经验鼓励亲友接种疫苗，我们一定能战胜疫情。

企业方面，雇主可以通过提供半天有薪假，让员工接种疫苗；酒店也可向已完成接种两剂疫苗的民众提供Staycation折扣，保险公司也可向这些民众提供续保折扣。这些措施可以创造更安全的工作环境，增加额外营业，让企业也能从中得益。

政府应尽快加强为市民提供接种诱因，也可以放宽已接种者的社交距离限制。笔者不是医疗专家，不宜提出具体方案。但我坚信如果没有强而有力的激励措施，香港就不可能达到群体免疫。何栢良医生也强调唯有提供诱因令更多人接种新冠疫苗，才可突破疫情不断反反覆覆的恶性循环。

结论

我们以经济学提供战胜疫情的解决方案。在供应方面，透过交换条件说服厂商开放专利，并放宽原材料出口限制，同时扩大产能，向全球民众公平提供疫苗。在需求方面，政府应该尽快为市民提供接种诱因。此外，商家可以向已接种疫苗的市民提供优惠，KOL可以身体力行，呼吁公众接种，并鼓励每个人都成为疫苗大使。

人类能彻底战胜病毒的时间不多，希望我们能好好把握机会。根据生物学家Sophie Gryseels在《自然》期刊的说法，现时人类大量感染新冠肺炎，病毒有数百万种渠道从人转移到动物身上。若病毒扩散到野生动物身上，则人类将无法根除它 【注9】。

【注1】 https://www.yalemedicine.org/news/covid-19-vaccine-comparison

【注2】 https://www.statista.com/chart/24611/estimated-covid-19-reproduction-number

【注3】 Castillo, J. C., Ahuja, A., Athey, S., Baker, A., Budish, E., Chipty, T., … & Więcek, W. (2021). Market design to accelerate COVID-19 vaccine supply. Science, 371(6534), 1107-1109.

【注4】 Official data is collected from the government of Hong Kong: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2105/07/P2021050700867.htm

【注5】 Dawson, A. (2004). Vaccination and the prevention problem. Bioethics, 18(6), 515-530.

【注6】 Israeli mayors offer gifts, incentives, for people getting vaccinated (Mazal Mualem): https://www.al-monitor.com/originals/2021/02/israel-ultra-orthodox-arabs-east-jerusalem-coronavirus.html

【注7】 Israel fights online misinformation on vaccination campaign (Middle East Online): https://middle-east-online.com/en/israel-fights-online-misinformation-vaccination-campaign

【注8】 Israel starts Covid vaccine drive as Facebook groups taken down (Reuters in Jerusalem):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20/dec/20/facebook-takes-down-groups-spreading-lies-about-covid-vaccine-in-israel

【注9】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d41586-021-00531-z

房育辉教授
港大经管学院教授（管理及商业策略、经济学）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一年五月十二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本地人口结构正经历人口老化的转变，特区政府估计20年后，每3个香港人中，约有1人是65岁或以上的长者，而长者人口增长的一个特点就是，80岁及以上的增幅在未来40年间尤为显着。2021年80岁及以上人口约为40万（5.3%），到2040年会倍增至接近99万（12.2%），2060年更将跳升到125万（16.3%）【表1】。

资料来源：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

由此衍生不少经济问题，包括劳动市场受压、生产力下降、纳税基数下跌、工资上涨、竞争力减弱等。

由于迈向高龄阶段，长者虽具备丰富工作和人生经验，但却往往不获认同，反而与弱势社群混为一谈。究竟银发族是香港社会的资产抑或是负资产？高龄化社会对资源运用及经济发展有何影响？政府该如何应对相关挑战？

提升家居支援

毋庸置疑，65岁及以上长者快速增多，将对社会、经济甚至政治方面产生莫大影响，有关当局为因应所需加以支援，可从以下几方面着手。首先是居家安老，也就是在所选择的住所中安享晚年，参与社区及个人社交活动。中国传统一般认为多代同堂可以增加长者的生活意义，把长者隔离到退休社区（如老人院）则难免被视为憾事。

长者得以安全、自主生活，并尽可能长时间维持促进身心健康的各类活动，以建立社会联系、自主感和家庭舒适感。晚年生活的质素与他们可控制及熟悉的家居环境有不可分割的关系。

但是，长者可依靠什么资源来实现这个目标呢？

由于安老院舍宿位严重供不应求，居家安老预计将成为今后趋势。但若靠家人护理，既易生摩擦，亦会产生劳动无偿、经济生产力低、工资损失、时间分配失衡和医疗费用增加等一篮子问题，对整体社会亦构成经济包袱。故此，本港亟须推行可持续的社会护理系统，配备足够和专业的护理人员。

掌握健康风险

其次，人口老化趋势与长者健康问题无疑息息相关。在香港人口中，长者受到慢性疾病的影响不成比例。如【表2】所示，2019年全港因所有病因致死的总数为48706宗，当中39264宗为65岁及以上长者，占80.6%。因心脏病而死亡的人数为6096宗，其中更有82.5%为65岁及以上长者。导致长者死亡的其他主要病因还包括肺炎（94.3%）、脑血管病（83.8%）、肾病（90.3%）、认知障碍症（99.7%）、慢性下呼吸道疾病（91.6%）、败血症（84.9%）。

资料来源：香港特区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

但话说回来，这不代表银发族必定有健康问题。参照【表1】的数据，2021年年中人口预测为758万，65岁及以上为数近145万人，占总人口约19.1%。假设2021年全港人口的主要死因及分布跟2019年相若，则65岁及以上长者的死亡宗数约为39264，死亡率仅为2.71%，虽然难免受到伤残或慢性顽疾的困扰，但大部分长者仍然相当健康。

人口老化亦会增加医疗保健需求压力，医疗设施和医护人手短缺，都会导致医疗费用上升，增加政府的财政预算压力，而须千方百计扩阔税收来源，否则为了要应付不断上涨的医疗开支，难免要减少其他福利开支甚或拖慢经济复苏。

聚焦问题症结

社会对长者的认可，无论通过社交网络积极参与社会、就业、志愿服务、学习抑或教学，对长者健康生活都有积极作用。无理的负面标签只会令长者感到孤立无援，身心受压，从而增加社会的整体医疗成本。

此外，不少中低收入阶层的长者因面对财务困难，而需延迟退休计划。即使有能力退休，为了生活平衡或生存意义，也希望在工作岗位上继续作出贡献。但非专业执业或非自雇人士或会面对年龄歧视，或受退休制度规限。

为了维持日益昂贵的生活开支，长者更会容易堕入投资骗局的圈套，以致把毕生积蓄拱手给不法之徒。社会日渐高龄化，长者骗案恐怕只会有增无减。至于富裕的长者，则或因坐拥巨资，而成为家族中人冲突或争产的导火线。

由此可见，长者对专业理财及投资服务需求势将与日俱增。

追上时代要求

基于教育程度、专业背景、健康状况以及人生经历各有不同，对于一众年长人士，亦不宜处处视同一律。

成长于不同年代的长者，其文化口味或会南辕北辙，例如现时成长于上世纪早年的香港人，每多为传统粤剧的捧场客；成长于1950至1960年代粤语片黄金时期，或受到张瑛、白燕、吕奇、陈宝珠等影星主演的影片耳濡目染；其后的一代则对Beatles、Bee Gees和许冠杰的歌曲耳熟能详，堪称中西流行文化兼收并蓄。

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繁荣进步，教育渐趋普及，今时今日许多长者具高学历和知识水平，人生目标不一定是吃喝玩乐，而是追求终身学习，务求与时并进。

纵使长者的身体机能随着年月衰退，然而科技应用足以提升他们的生活质素。故此，支援长者正常生活的科技及相关产品，尤其是针对患有残疾者，理应不愁销路。

数据显示愈来愈多长者使用个人电脑：2020年，65岁及以上长者曾使用个人电脑的百分比为39.1%，较2018年的35.7%为高 【注】。

其实接受数码技术的长者亦不断增多，对新产品的用法也不陌生。能改善长者个人生活、促进护理，并改善服务的技术研发，实在刻不容缓。能满足长者需要的具体技术领域包括电子医疗和健康记录与人工智能集成的「智慧健康」平台、能支援语音与感官和运动的辅助技术、连接互联网设备的智能感测器、自动驾驶汽车甚至机械人等。此等乐龄科技在本港极具市场潜力，只待政府当局、社福界和商界共同推动。

厘定周全方案

香港人口老化问题必须及时正视，万勿掉以轻心。综观上述各点，人口老龄化一方面在个人及家庭层面构成不少经济问题，但另一方面亦带来不少商机。

当务之急，特区政府必须为应对人口老化制定一套长远完备的政策，发挥各相关部门所长，以推动医疗及科技发展，强化福利制度、护理服务、居家安老、长者文化活动及教育项目。

为应对有关产品及服务的市场需求，设备研发、制造商、安老院和保险公司等企业、民间组织、政府决策者和学术界务须携手合作，在开发银发经济之余，更将长者多元价值观和个别需求纳入解决方案之中。

自从国安法通过以来，香港特区进入了一国两制2.0阶段，香港人有需要进一步认识国情，现在中国实施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追本溯源，究竟社会主义如何来到中国？

1914年6月28日，塞尔维亚一个狂热青年在波斯尼亚首府萨拉热窝，开枪打死奥匈帝国皇储斐迪南大公，引起一连串强烈反应，最终演变成全面战争，参战国分成同盟国和协约国两大阵营（史称「第一次世界大战」，实为事后相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而言，当时在中国则称为「欧战」）。同盟国包括德国、奥匈帝国、鄂图曼土耳其帝国和保加利亚，而协约国则包括英国、法国、俄罗斯、意大利、美国、塞尔维亚以及日本、中国。

抵抗外敌

日本在1894年的甲午战争和1905年的日俄战争，分别打败清政府和俄罗斯帝国之后，对中国和西太平洋仍虎视眈眈。欧战爆发之后，日本以曾签订英日同盟条约为由参加协约国阵营，并于1914年8月27日向德国宣战，向山东青岛（即德国在亚洲最大的军港）发动战争。同年11月7日，德军投降，日本占领胶州湾。

中国的北洋政府随即向日本政府提出从青岛撤军的要求，不仅不得要领，反遭日本驻华公使于1915年1月18日，向总统袁世凯提出了所谓《二十一条》，要求中国进一步赋予日本在华的影响力，削弱中国的主权。北洋政府最后签署的是《二十一条》轻量版的《中日民四条约》。事件曝光以后，举国哗然，抗议不断。

北洋政府和日本秘密谈判过程中，事情逐渐透露出来，有说是北洋政府有意为之，希望列强能够干预，使得日本不能得逞。这甚有可能，因为事实上有例在先，中国在甲午战争失败后签订《马关条约》，须将辽东割让给日本，但在德、法、俄三国干预之下，日本把辽东交还中国，亦即「三国干涉还辽」事件。

北洋政府于1917年4月15日加入协约国，向同盟国宣战。中国士兵虽然没有实际参战，只是提供后勤补给，亦得以战胜国身份，参与1919年在凡尔赛宫举行的巴黎和会。可惜事与愿违，和会后签订的《凡尔赛条约》，却把德国在山东的利益交了给日本！

1919年5月4日，北京的大学生上街抗议，火烧赵家楼，北洋政府大举逮捕涉事大学生，随即演变成全国抗议运动，展开有名的「五四运动」。 （在美国的调停下，中国和日本以及其他七个国家在1922年美国华盛顿开会达成协议，将青岛归还中国，不过这已是后话。）

反传统思潮

五四运动爆发前几年，中国思想界已出现反儒家的思潮，例如反对妇女缠足，提倡男女平等，以至划时代的白话文运动，当时又以《新青年》杂志为文化运动的核心。该杂志既有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钱玄同四支健笔，而鲁迅的短篇小说影响力也很大。毛泽东几年后回忆五四运动，亦称陈独秀为「思想界的大明星」、「五四运动的总司令」。

俄罗斯罗曼诺夫帝国是西方列强中的一个后进国家，到了1917年初，由于连年战争，疲惫不堪，士兵厌战，爆发了二月革命，沙皇尼古拉二世下台，帝制瓦解，但是新成立的临时政府仍然继续尼古拉二世的战役，民怨持续发酵，终于爆发另一场革命，推翻了临时政府，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俄国十月革命。领导革命的是列宁和以托洛茨基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布尔什维克是俄语多数派的意思，实际上是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1903年的一次党大会中分裂出来，以列宁为首的那一派。）

李大钊受十月革命鼓舞，先后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克的胜利》、《新纪元》等文章和演讲，大力歌颂。五四运动期间，陈独秀被捕入狱，李大钊既奔走营救，写下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再论问题与主义》等文章，又组织成立马克思学术研究会，系统地介绍并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笔者重读这些文章，觉得并非有特别深度，社会主义或马克思主义得以受到当时知识界和年轻人关注，我觉得主要基于以下两个原因。

苏俄的助力

第一，十月革命后在俄国成立的政权，不但声称代表劳苦大众，还有自己一套的民族政策，通过《俄罗斯各族人民权利宣言》，宣布俄罗斯境内各个民族地位平等，可以民族自决，包括成立独立国家的权利。这对于备受列强压迫的中国，特别有吸引力。

其后俄罗斯与其他几个爆发了革命的邻近政权，在1922年组成苏联，以宪法规定加盟共和国有权独立出去，而乌克兰和白俄罗斯既属苏联的一部分，却都是联合国的创始成员，其会员资格一直维持至今，这都说明当时的十月革命后的俄罗斯和苏联对民族，主权，国家等等范畴的特殊观点。

和中国相关的事件则牵涉中国东方铁路（不同时期有不同名字）。 1896年（光绪22年），清政府和俄罗斯帝国签订《中俄密约》，同意俄国从西伯利亚通过中国东三省建设一条铁路到海参崴，铁路原本由两国政府合办，但清廷积弱，实际上由俄国管理，于是东北的心脏地带出现一个规模远比普通租界大得多，而不受中国管辖的国中之国。

1917年十月革命后的俄国革命政权，不仅没有宣布继承沙俄的权利，反而宣布废除沙俄与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以及俄国在华的特权，包括无条件将中东铁路交还中国。这种做法都使得中国有识之士刮目相看。

第二，同样重要的原因，是革命后成立的俄国和后来成立的苏联，能够为提供强大的财政、物资，以至军事上的帮助，以便中国寻求统一和独立自主。中国共产党的最早组织在1920年8月在上海成立，翌年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23年1月，孙中山与苏联代表越飞会面，发表联合声明，开始联俄容共政策，同年6月中国共产党决定全体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中国国民党，这一切都是为北伐和统一中国作准备。

孙中山在1925年初逝世前，其总理遗嘱就说：「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社会主义就是这样来到中国的，「平等待我」就是关键所在。至于布尔什维克党支持民族平等的政策到底是权宜之计，还是真心相信的原则立场，又是否陈义过高，不切实际？那就是另一个课题了。

赵耀华 港大经管学院副教授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一年四月二十一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已故港英政府财政司郭伯伟所倡议的不干预政策（non-interventionism），自上世纪六十年代起，一直被奉为香港经济政策的核心价值，至今已逾半个世纪。他任内曾反对为莘莘学子提供免费教育，更反对政府对经济作详细统计及研究，以免政府基于数据而对经济作出干预！这种今天看来显得极端的自由放任（laissez-faire）方针，却因七十年代香港经济的蓬勃发展，广被视为最适用于香港这个开放型小经济体。

自由放任非万应灵丹

到了七十年代中期，财政司夏鼎基为此经济政策冠以「积极」一词。正如夏鼎基多次澄清，其意思并非「积极地不干预」，而是积极地权衡社会及经济的利害后，选择性地参与经济活动，特别是基建投资；期间的九年免费教育、十年建屋计划以及地铁兴建工程，都是最佳例子。严格来说，不干预自由放任的施政理念，早在七十至八十年代，已在香港名存实亡。无奈地，在回归后还有不少人认为，要维持自由经济市场有效地运作，特区政府仍然应「积极地不干预」市场。

美国传统基金会对如此理解自由经济应会大表支持。最近基金会将香港从其《经济自由度指数》中除名，引起坊间及政府官员热烈讨论，不少香港人感到惋惜。但笔者认为，从经济长远发展而言，值得深思的反而是作为全球贫富最悬殊城市之一，拥有最高房价的香港，过去是否付出了太高的代价，来捍卫「最自由经济体」这一光环？

根据传统基金会的排名准则，几乎任何形式的政府干预（包括税收和再分配，政府稳定政策以及公共垄断），都属不利经济发展的因素。但须知遇到市场失效，政府理应作出合理干预，此实为经济学常识。

以新冠肺炎大流行为例，英国首相约翰逊当初以为不用政府规管，亦能达致群体免疫，但后来面对疫情一发不可收拾时，也不得不承认政府还须大力干预。控制传染病牵涉公共利益，不能单靠自由市场的运作。至于接种疫苗，亦因牵涉到集体行动的困难，而引致市场失效，可见个体理性不一定能在集体行为中体现。

新冠肺炎重创全球经济，世界各地政府及时推出纾缓经济措施，若按美国传统基金会的标准而言，国际社会都难免因窒碍自由经济而遭诟病。

自由市场的正常运作，有赖健全的监管制度，以及各种应对市场失灵的政策工具。当前不少发达国家的政府，正研究疫后的社会新契约，寻求在国家与公民之间更公平的风险分配，以及推行迫切的福利调整。不少西方学者已广泛讨论，认为自八十年代，欧美带领的「超全球化」（hyperglobalization）潮流下，新自由主义共识弥漫全球，社会不均随之加剧，个人在健康和退休保障等领域承担过大风险。这些现象（包括自英国殖民时代以来，香港一直受其熏陶的自由主义）早应加以纠正，无奈正当本地经济水深火热，一个美国智库的过时指数仍然受市民大众注目。

矫枉过正有利有弊

同属开放型小经济体的新加坡，近二十多年胜过香港表现的经济环节，几乎都跟「大政府」的积极干预有关。例如新加坡不但有更卓越的公共住房计划，经济也更多元化，其中高端制造业（包括电子、制药、航空航天工程）占该国GDP的18%。

但话说回来，过度干预市场会令市场效率下降。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谢长泰在1998年发表的研究就指出，在七十至八十年代，新加坡的全要素生产力（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平均增长，不单远低于另外三个亚洲小龙，更为负数，意味着政府过分干预可能导致其生产率偏低，某些行业更出现产能过剩的情况。

反之，自七十年代初至九十年代末，香港政府采取积极不干预政策，其经济亦能高速增长，但实情与中国及全球政经大气候变化有着密切关系。香港在七十年代先取得内地经济还未市场化的红利，及后则受惠于国内经济改革开放。其后20年，环球处于「超全球化」的阶段。美国在冷战时期为了抗衡前苏联，在七十年代中与中国重新建交，双方关系一直改善，至千禧年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而达至高峰。在这全球政经背景下，低税率及不干预政策，自然有利于香港扮演中国及区内对外贸易及资产流动的超级中介角色。

经济策略亟待改变

然而正因这种看似顺理成章的不干预思维，香港政府一直忽视长远经济规划，缺乏人才、人口及产业三方面的政策。本港很多厂家因市场推动，已把大部分工业生产，甚至研发，转移到珠江三角洲（现时属粤港澳大湾区），以致工业在香港GDP及就业中占比均下跌至不足2%；缺乏工业活动，一方面限制了技术和研发成果向市场转移，未能惠及市民及加强香港竞争力，另一方面令经济过度依赖服务业，尤其是金融和贸易，使香港经济更易受到外围经济环境波动影响。

过往特区政府所强调的四大经济支柱，除金融外，其余行业占香港整体的就业百分比大多逐年下降；离职者不少投身到低工资的服务行业。这些服务行业也因未能为新入职者提供在职培训及技术积累的机会，削弱其向上流动的潜力，令贫富悬殊加剧。

即使是在过去数十年绝少提及工业政策的美国，情况也出现变化。美国总统拜登和国会双方都已开始提出产业政策，尤其是在半导体领域。例如今年年初，美国国会颁布法例，配合地方政府对半导体建厂、研发和人员培训的激励措施。拜登亦宣布会监察半导体、电池和制药等行业的供应链漏洞。类似这些针对高科技工业的政策，其实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者Jonathan Gruber 及Simon Johnson 早在年前合着的Jump-starting America 一书中已提到。

始于九十年代初、持续十多年的「超全球化」太平盛世下，源自港英政府的「大市场，小政府」、不干预的管治原则对于香港当时的经济发展，还可算合适。但时移世易，环球经济已经历超过10年的「逆全球化」洗礼，加上中美角力，以及内地经济、金融市场持续开放，香港要继续依靠超级中介活动来推动经济发展，谈何容易。

正如笔者去年10月在本栏〈香港第三次经济转型，还等什么？〉一文中论及，香港必须进行经济转型，善用环球疫情及中美摩擦的压力，以及国家双循环策略带来的机遇。特区政府应以创造多元化及具向上流动性的就业机会为核心，有系统地推出政策，为足以对社会产生明显正面溢出效应的公司和个人提供诱因，从而带动包容性及可持续的经济发展。

特区政府近年对高科技产业的关注、对吸引外地人才及培训本地科技人才的决心，以及启动再工业化的举措，都是好的开始，令人鼓舞。但要做到经济有效转型，政府决策者及市民必先重新审视「积极不干预」理念，是否依然适合现时香港的经济形势；在政府与市场之间，是否可以找到更理想的平衡。

邓希炜教授
港大经管学院经济学教授、香港经济及商业策略研究所副总监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一年四月十四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