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国「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3月11日通过的《十四五规划纲要》，在香港社会引起前所未有的关注。这一方面是因为香港的发展必须融入国家大局渐成社会共识，另一方面则由于本地经济模式已走到尽头，当前亟须转型寻找出路。因此不难理解，为什么与以往对国家五年规划的态度截然不同，这次社会各界都在积极思考，如何从「十四五」规划中理解国家未来五年的发展方向和战略布局，进而顺势为香港经济创造新优势。

「十四五」规划作为国家发展战略和宏观经济政策的关键文件，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对香港经济发展的影响也确实会非常深远。然而，由于本港经济形态特殊，而对国家经济运行又缺乏足够了解，要准确理解「十四五」规划及其对香港的意义，并非易事。

新规划打造新契机

中国的五年规划是一个与时俱进的历程。随着内地改革开放，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原属计划经济时代的指令性「五年计划」，逐渐演变为在市场经济中发挥引导作用的「五年规划」，成为政府中长期经济发展的纲领性文件，重点在订定未来五年的发展目标和理念，明确发展方针和主线，部署有全局意义的战略任务。

作为一个宏大全面的战略蓝图，五年规划需要有全局性和前瞻性；作为一个引领全国的行动纲领，也需要有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并有很高的统筹协调性；作为一个庞大的战略体系，更经过各方充分研究讨论，除了整体规划外，还包括专项规划、区域规划和年度规划，从不同层面分解落实到位。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改委）前副主任徐宪平所编着的《国家发展战略与宏观政策》，对改革开放以来数十年间内地社会、经济的发展，从多角度作出深入阐释，甚具参考价值。【注】

「十四五」规划是中国政府面临百年未见之变局，针对未来发展的系统性战略谋划与布局。如果希望掌握国家发展规划的精髓，借助此一历史性机遇实现经济转型，香港特区必先从下列三大范畴入手。

思维须转型

本地经济一直以来奉行自由放任、政府不干预的经济模式，对经济长期发展自然缺乏系统性战略思考。然而，旧的经济形态和模式已经无以为继，政府理应承担起经济转型的领军责任，对长期经济发展具备战略性思维，此为政府转型的关键环节。

在5月14日港大经管学院举办的「香港经济前景展望」研讨会中，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罗莫（Paul Romer）教授在其主题演讲中指出，无论是应对金融危机、遏制全球疫情蔓延，抑或解决经济深层次矛盾，政府都应该发挥更强而有力的作用，这正在成为全球的共识。过去一段时间流行的「小政府大市场」管治哲学，已无法应对当代全球重要挑战，必然会被逐渐摒弃。研讨会上，众多学者及嘉宾对此表示认同和支持，认为特区政府确需放弃积极不干预的理念，承担起应尽的历史责任。

「十四五」规划是国家未来几年的发展方向和蓝图，体现了全局战略的系统思考。香港一方面必须深刻理解如何在全国发展战略中起到更积极的作用，另一方面也要自我检视，主动策划适合本港长远发展的战略规划。这些都有赖管治团队具有全局战略的思维，但也正是特区政府长期受制于旧有管治模式下严重缺乏的一环。身处新时代，面对新挑战，要是依然惯性地「长于执行、疏于思考，徒有战术、缺乏战略」，甚至「无勇无谋」地无为而治，则香港经济转型就毫无希望。

《十四五规划纲要》出台后，国内省市各部门都根据规划精神，逐级制定切合自身情况的五年规划。特区政府如果未能结合国家的全局发展战略拿出「香港方案」，历史性机遇难免沦为历史性遗憾。

组织须转型

在一贯的管治模式下，特区政府处理经济事务的部门，基本上都是负责执行的行政部门，缺乏政策研究协调和战略制定的功能。反观内地，「十四五」规划由国家发改委牵头制定，然后与众多相关经济发展部门和各级研究组织反覆讨论磋商。其他经济战略、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发改委同样担当统筹协调规划的角色。若涉及更重大的政策，国务院还有更高层面的政策协调机制，来统领国家发改委、财政部、人民银行等等。在政策研究方面，国家层面有国务院研究室、国家级智库和高等院校研究院等研究力量；至于部委层面，人民银行、财政部、商务部等都设有相应的组织架构。

在市场经济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和重大经济政策同样需要强而有力的组织架构。以美国为例，经济政策由全国经济委员会（National Economic Council）统筹，该会主任往往是顶尖经济学家或者资深经济政策专家，委员会成员则包括副总统及各主要相关经济部门负责人。另外设有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ers），由知名经济学家组成，为政府提供专业、中立的政策研究，同时协调各部门参与经济政策的制定。

美国经济政策研究的整体实力强大，联邦储备局在宏观经济和金融方面研究力量之强、水平之高，全球罕有其匹。又如负责反垄断的联邦贸易委员会，也聘用相当数量的优秀经济学家。

聚焦香港的经济政策研究，无论政府内外都相当薄弱。本地各大学对此普遍重视不够、投入不多，而公营架构内高质量的经济政策研究也近乎空白。政策的协调和战略的制定可谓乏善足陈，并无相应的组织架构和机制。

放眼未来，特区政府应建立一个高层次的「经济发展委员会」，负责制定整体政策及战略规划和协调；另设一个高水平的「经济政策研究委员会」，掌管严谨的前瞻性研究谘询和政策解决方案。有了这种组织架构的支撑，才足以构建战略性思维，而有望对接国家规划。

人才须转型

新型战略思维和管治模式转型，还需以大量专业研究人才和新型管治人才配合。香港经济政策研究存在着人才断代、后继无人的现象，务须从三方面弥补。第一，积极确保高等院校重视和优化经济政策研究。第二，竭力吸引具备良好学术训练和研究能力的人才加入政策研究机构。第三，加强培育本地优秀经济学人。

在经济管治人才方面，应着重培养战略思维、全局眼光、专业能力和创新意识。一方面要对现有优秀人才进行全方位的专业培训，并提升其领导能力。政府一度设想的政府官员培训机构和计划，似乎未能有效执行。另一方面则应利用本港的国际化优势，以更加开放的心态，吸纳各方精英加入管治团队。这方面可以借鉴新加坡等东亚国家的经验，推行「政府优秀人才培养计划」，每年定量选拔杰出青年到国际知名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学成后按规定回港在政府或公营机构工作。

特区管治班子常被诟病为缺乏担当勇气、创新意识和战略思维。香港能否抓住时代机遇，搭上国家发展快车，并走出社会和经济的困局，重塑东方之珠的辉煌经济，都全系于能否从速培养出一批新型经济管治人才。

注：徐宪平等，《国家发展战略与宏观政策》上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

蔡洪滨

港大经管学院院长兼经济学讲座教授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一年六月二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针对2019冠状病毒病大流行危机，继美国国会2020年先后通过总值2.3万亿和9000亿美元的纾困法案，今年3月，总统拜登又签署总值1.9万亿美元的「美国救援计划法案」，共占美国本地生产总值（GDP）的24%，数目之大，就连2009年为应付金融危机推出的8000亿美元经济刺激方案，也显得相形见绌。

提振经济不易

据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对消费者支出的调查【表】，综观三轮纾困措施，美国消费者平均会将35.2%的援助金用作偿还债务，38.4%作为储蓄，用作消费的只占26.5%。2020年美国信用卡债务减少近830亿美元，跌幅占全国信用卡债务12%。尽管2021年1月消费支出按月增长2.4%，为7个月来最大增幅，但同期个人收入已增长10.1%，可见该国消费还未回到疫前水平，世纪一遇的疫灾令消费者趋向谨慎。

表：美国家庭从经济刺激方案获派款项用途

资料来源：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消费者预期调查

更有甚者，1.9万亿美元纾困方案或为经济带来长期损失。其主要争议之一是方案将减低产出缺口（output gap，亦即潜在GDP与实际出现GDP之差），并可能引发通胀压力。美国前财长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认为，全球金融海啸后，美国在2009至2019年这10年间，经济复苏步伐为第二次大战以来最慢。他最近又在《华盛顿邮报》撰文，指正当美国经济预期快速增长，而消费需求仍未复元，私人储蓄更大量过剩之际，9000亿和1.9万亿美元的两项刺激经济计划实在过于庞大。另一边厢，拜登政府则显然主张刺激经济力度愈猛愈好。

2019至2020年，美国GDP下降了3.5%，远低于大多数经济学家在疫情爆发时的预测。考虑到2020年下半年强劲的经济增长，GDP的产出缺口估计约为GDP的4%。萨默斯和其他经济学家并无否定需要更多财政刺激措施，但须考虑数额、时机和性质等因素。在疫后经济继续复苏的大前提下，1.9万亿美元的方案已占美国GDP的9%，远超出了4%的产出缺口。事实上，高于4%的增长就可能导致经济过热，引发通胀压力。

提防通胀隐忧

联储局在2020年8月调整通胀政策，把过往2%的长远通胀目标，由上限改为平均数值，亦即通胀率可在2%水平上下调节。至于有关维持此一平均通胀目标的具体时段，联储局则未有任何行政上的方针。

联储局近期似乎已经摆脱了对通胀的担忧。2021年3月，联储局将本年经济增长预测从去年12月的4.2%上调至6.5%，并将通胀预期上调至2.2%，失业率则从5%下调至4.5%；同时预测2022年经济增长达3.3%、通胀率2%、失业率3.9%。由于近10年美国的劳动力参与率偏低，故此联储局也不太顾虑失业率下降导致工资上涨。

鉴于估计经济快速复苏，即使2021年通胀加速，联储局仍不打算收紧货币政策，并计划直至2024年将利率目标维持在近零水平；主要论点是会导致长期通胀紧缩的因素，例如人口老龄化、技术创新和全球化等，仍在发挥作用。该局主席鲍威尔在国会作证时表示，他并不担心近期长期债券收益率上升，指出这类债券的表现似乎反映出市场对经济前景日益乐观。

但与此同时，M2货币供应量由2010至2019年期间，每年以5.8%增长，自2020年2月以来，则已飙升27%至4.2万亿美元。这是1943年以来货币供应量的最大增幅，主因是联储局资产负债表规模增加3.3万亿美元。目前的M2货币供应速度仍然处于历史性低水平，但如果货币供应速度加快，则会导致通胀上升。

部分商品的通货膨胀亦正加剧。疫情令生产能力降低，工厂难以交付货物，供应链投入价格因原材料短缺、运输成本上升和商品价格攀升而上扬，导致今年1月生产者价格指数（Producer Price Index，简称PPI）按月上升1.3%，2月上升0.5%，3月上升1%，至4月又上涨了1.3%，将12个月的增幅推高至5%，为10年来增幅之冠。企业亦逐渐通过向消费者提高价格，以收回增加的成本。因应需求驱动而供应紧张的经济往往引发通货膨胀。

赤字预算作风

商界及金融市场普遍认为疫情不可能于短期内完全消失，但专业投资者当前所忧虑的市场风险并非疫情，而是通货膨胀。债券投资者恐怕债券价格下跌，而不分青红皂白抛售债券，导致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在近期暴涨。虽然是次债券危机并未如2013年债券恐慌时严重；当年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在大概短短4个月内就已攀升到1.2%，债券增长速度更为剧烈，反观目前国债收益率升至1.37%，则历时近7个月。

在疫灾或会重燃的阴影下，美国股市亦在联储局4月货币政策会议纪录发布后大幅下跌，恐慌指数一度飙升20%。联储局部分官员似乎已准备在经济复苏加快速度下，考虑改变货币政策，调整资产购买的步伐。

对于近年来背负廉价债务借款人，尤其是主权政府和企业而言，高利率都将构成负担。2020年，各国政府因刺激经济而增加的财政债务达16.3万亿美元，增幅为20%。同年美国政府的公共债务亦上升3万亿美元以上，占GDP的120%，若包括第三轮的1.9万亿美元方案，GDP占比更达130%，为二战后的最高水平（二战以来的75年间，美国政府有63年出现预算赤字）。

长远而言，美国难免因债务负担沉重的趋势而引起经济隐忧。国会预算办公室预计，至2051年，单是联邦政府的债务将倍增至GDP的202%。自疫症爆发以来，该国企业承担的新债务共1.5万亿美元。2020年，基于房屋按揭、学生和汽车贷款增加，美国家庭债务增长2.9%至14.6万亿美元。可幸的是利率低企，借款人的偿债能力尚见强劲。

面对颇大的利率和通胀风险，关键在于通胀上升属暂时性、周期性抑或结构性。虽然通胀趋升足以令债务贬值，可用较便宜的美元还债，但高利率却会增加借款人及企业的再融资成本，并削弱其融资能力，对经济前景自然构成威胁。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及当前疫症大流行后的经济复苏都有赖央行长期保持低利率政策，但通货膨胀带来的高利率却会窒碍复苏。为应对冠状病毒病造成的经济灾难，美国政府被迫推出史上最大规模的纾困方案。方案虽对重启经济能收一时之效，但债务上升、公共财政恶化，以及通胀压力等长期后遗症，绝对不容忽视。

谢国生博士

港大经管学院金融学首席讲师、新界乡议局当然执行委员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一年五月二十六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随着时代发展，学校里学到的知识容易变得过时，同时互联网的普及化，又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学习机会，未来的教育会是怎么样的？由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出版的Back to the Future of Education: Four OECD Scenarios for Schooling一书中，提出了四个不同的假设情景给我们思考。第一是假设未来形势基本不变，正规教育继续扩张，配合其他方面的转变。另外三种假设情景就较为新颖，甚至带点天方夜谭的感觉，包括「教育外判」（education outsourced）、学校转型（schools as learning hubs）及随时学习（learn-as-you-go）；这意味着传统的学校制度瓦解，学习变得多样化、个人化。到底香港未来的教育会变成怎样？这是一个与当前社会息息相关的问题。

5月14日，香港大学经管学院与香港经济及商业策略研究所合办「香港经济前景展望」研讨会，内容涵盖五大范畴，笔者负责主持最后有关教育、社会平等及流动性的讨论环节，由黄英琦女士、程介明教授、陈易希先生和院长蔡洪滨教授先后发言。虽然历时短短一个小时，内容却极其丰富，笔者在这里作一个扼要的介绍，并分享一些个人感想。

时代变了

黄英琦女士指出，过去和未来的不同之处，可以归纳为下列四点：第一，生育率下降导致老年化，社会的需求随人口结构改变，人要为寿命延长后的日子妥作安排。第二，气候突变改变全球。第三就是我们将永远处于beta状态，犹如电脑软件的试用版（beta version），许多事情都变动不居，难以定格。第四，旧工作消失，新工作随之出现。

黄女士提出应该尊重学生的好奇心，教育要多元化，要培养学生的创业精神，以后大学联招的名额应该大为削减，腾出名额招收来自不同学习背景的学生。要发展出多样性的教育，还须靠相关活动带动，目前她就正在进行一项由赛马会赞助的项目，培训一批休学10星期的老师，让他们回到学校之后，在教学上加以创新。

程介明教授补充解释学习和教育的区别，学习（learning）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天性，而教育（education）或教育制度，则是西方工业化后的产物，是社会为个人而设的。时代变了，教育也应该改变。现在教育有待改进的地方，首先是没有保护和鼓励学生的好奇心。他打了一个比方，说我们需要的是二十一世纪的教育，可惜大学当局和老师抱持的却仍是二十世纪的思维，而家长的想法更停留在十九世纪！

知行之别

陈易希先生介绍了他自己的个人经历，小时候学业成绩十分差劲，但是特具好奇心，对发明很感兴趣。在开明的家庭和友善的老师鼓励下，参与各种比赛，一步一步自我提升。他又分享了自己的学习心得，包括怎样通过亲身经历去提高能力，例如在发明过程中发现自己在数学方面的不足，或如何努力锻炼沟通技巧，把脑海中的意念清晰向别人表达等等，而不是仅仅学习学校规定的课程，这也许就是程教授所说的「知」（knowing）和「行」（doing）的分别，教育应要帮助学生提高「行」的能力，而非只帮他们「知」，毕竟今时今日，同学用谷歌在网上搜寻一番，就已几乎无所不知。

蔡洪滨院长表达了他对本地教育和整体社会的乐观看法，不过他也慨叹作为金融中心，香港在教育和研究发展方面仍远远及不上国际水平。 2016年，香港花在教育的公共开支仅占本地生产总值（GDP）3.3%，低于OECD平均5.1%和以色列5.8%的水平。研发开支更只占GDP的0.8%，反观以色列的相应占比高达4.5%。鉴于以色列与香港相比，同样天然资源不足，人口规模亦相若，他深信若当局能增拨教育和研发经费，定当有利于本港经济的长远发展。

笔者对于当日各嘉宾表现出的热诚十分佩服，也极为赞同他们的看法，这里补充几点个人的意见。第一，多样化是好的，但这些改变往往对资源充足者裨益较大。互联网的发达，的确让一些有准备的人更方便更好地学习知识，但是对于条件不足者，这些变化会否拉阔贫富学生之间在学习表现的差别？通过12年学校教育，再经香港中学文凭考试（HKDSE）进入大学，仍然是家境清贫子弟最可靠而又力所能及的出路，若把基于HKDSE成绩取录的大学名额大幅缩减，是否有违公平原则？这些问题都是在教育改革中所必须考虑的。

第二，笔者设想，未来的香港教育界仍将有一批主流学校，其中虽然都会注入新元素，但其大部分课程和教授方式大概与以往相近，而同时增加的非主流学校，其课程和办学方式，却可能会与主流学校相当不同。笔者认为教育改革宜「贪新不忘旧」，「贪新」指勇于大胆尝试，「不忘旧」就是不必一窝蜂革新，值得保留的旧方法就应该加以保留，同时认真研究怎样在已有的基础上做得更好。

第三，笔者十分认同好奇心的重要，但是认为也应该重视培养健全人格。生命中难免遇到或大或小的逆境，其中只有部分纯属不幸，而一般来说，希望愈大，挫折愈大。如果没有应付逆境的能力，就不能走得远。此外，我们也须具备知难而退的智慧，虽说天生我才必有用，但是大多数人从定义上来说都是平庸的，举例说我是一个五音不全的人，却有成为伟大音乐家的心愿，要社会上设法成全我这个梦想，就是一种浪费，对我也是一种误导。如果好奇心是人的一条腿，那么健康的心理质素和智慧则是另一条腿，我们靠两条腿才能走路，一条腿是走不远的。

未来的教育将会是怎样的？笔者认为它很可能是目前教育制度的延伸，但是一定会加入很多新成份，社会各界人士的参与也肯定会增加。程教授根据自己的发现，呼吁与会者思考如何在这个过程中作出贡献，本文读者也不妨细想他的心声。

赵耀华 港大经管学院副教授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一年五月十九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疫情已经肆虐了一段时间。尽管部分国家和地区的新增感染个案下降，但仍然有部分国家和地区的形势令人担忧。若要复苏经济和消灭病毒，我们必须依靠疫苗。仅靠戴口罩和保持社交距离来压制病毒的传播，既不现实，也难以让市民无限期接受。

截至2021年4月，以通过第三阶段临床试验为标准，有14种疫苗获至少一个国家批准使用，可进行大规模接种（如【图1】）。数据显示，几款疫苗都能达到60%以上的保护率 【注1】：在美国获批的辉瑞（复必泰）和莫德纳疫苗在未感染人群中产生的有效性高于90%；根据这份报告 【注2】，接种率领先的以色列，其R值已经从接种开始时接近1.5，降至0.5附近，即一个感染者在以色列只能平均传染给0.5个人。这个数字反映，广泛接种疫苗有助对抗新冠肺炎。但是，如果全世界的疫苗产能无法跟上需求，那么我们将无法战胜病毒。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估算，在2020至2021年间，新冠肺炎造成的全球GDP损失达12万亿美元，平均每月GDP损失5000亿美元。据卡斯蒂略及其合作者在2021年发表在《科学》杂志的文章 【注3】表示，目前年产量为30亿剂疫苗的产能可为全球带来17.4万亿美元的经济效益，平均每剂的效益高于5800美元。如果扩大产能，使年产量增加至10亿剂，每剂疫苗的额外效益能达到989美元，远远高于只有40美元的疫苗价格。与病毒造成的全球经济停滞和生产力下降相比，制造疫苗所需要付出的产能和制造成本微不足道。如果可以让足够多的人口接种疫苗，实现群体免疫，那么我们就可以摆脱疫情。笔者认为人类已经有所需的资源对付新冠肺炎，接下来应从激励供需入手，在保证产量充足的同时，鼓励市民接种疫苗

增加疫苗供应

【图1】新冠肺炎疫苗发展概况

资料来源：Gavi- The vaccine alliance: https://www.gavi.org/vaccineswork/covid-19-vaccine-race

笔者建议，扩大疫苗供应的第一步是放宽疫苗原材料的贸易。疫苗的生产是复杂而全面的，需要多种技术和原材料。目前，超过69个国家已限制个人防护装备和其他医疗用品出口。虽然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保障国内有足够的医疗用品供应，但这种做法不仅伤害进出口商，也阻碍疫苗的生产，所以最终仍会损害该国的利益。

第二个重点是，鼓励厂商开放专利。目前，世贸组织正在就疫苗专利豁免问题进行谈判。虽然部分国家支持开放疫苗专利，但部分药厂则认为疫苗供应的瓶颈并不在于专利本身，所以拒绝开放相关专利。实际上，笔者也理解药厂忧虑开放专利会带来损失，因此以「瓶颈不在专利本身」作为借口拒绝开放疫苗专利。笔者认为有一种解决方案不单可确保制药公司获得利润，同时也愿意暂时开放专利。首先，发达国家的政府可提出与药厂签订大规模订单，为低收入国家换取短期专利豁免权。从【图1】我们能看大量疫苗临床研究，据彭博报道，到今年年底，将有六到八种新的疫苗可能会完成临床研究并接受监管审查。目前在提供疫苗的药厂应该意识到现时的垄断局面很快会被新的竞争者打破。新的疫苗会随着时间逐渐出现，若果现阶段的疫苗厂商能未雨绸缪，趁仍有垄断地位时确保来自高收入国家的大量订单，则其日后要面对的竞争将会减少。只要少数疫苗龙头愿意开放专利，即可达成这个目标。

增加需求

从需求的角度来讲，每个国家或地区面临的考验都不一样。以香港为例，香港的疫苗接种计划已于2月26日正式启动，5月7日 【注4】前接种量已达1662100剂。但按比例来计，只有13.41%的市民接种了第一针，远低于英国的51.46%，也落后于邻近的新加坡。【图2】显示了不同国家和地区接种至少一剂疫苗的总人口比例。因此，对接种的低需求是香港目前的主要挑战。

【图2】不同国家和地区植入至少一剂疫苗的总人口比例

资料来源：Our World in Data: https://ourworldindata.org/covid-vaccinations

从福利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大多数接种计划的目的是建立和维持群体免疫力，这是一重要公共资源，保护相关人群因过敏等原因无法接种（Dawson，2004）【注5】。接种疫苗后，个体的患病率下降，因而整个群体中染病的人数减少，无法接种者接触到病患的概率因而减低。假设没有政府干预，接种的费用与副作用将会由接种者承担。因为当个人在选择接种时多数只考虑到自己和家人的成本和效益，而不会考虑社会中那些无法接种者，也会忽略疫情对别人造成的经济损失。因此愿意接种的人数可能就达不到群体免疫所需要的最低数目。要增加接种人数，就需要政府介入。

因为个人得益与社会总体利益之间有显着的差别（经济学家称之为正外部性），福利经济学家建议应该为这种行为提供补贴，以色列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注6】。以色列以补贴的方式鼓励市民接种，鼓励措施包括允许已接种的人进入餐厅、酒店甚至出国。除了国家给予奖励外，地方政府也提供补贴鼓励公众接种。例如在耶路撒冷，市长莫西．莱昂（Moshe Leon）发起了一项针对年轻人的接种奖励计划，为11至12年级的学生举行「接种疫苗比赛」，胜出学校可以免费获得文化体育活动门票。

另一方面，以色列还向拒绝接种疫苗的人「征税」，提高其生活和活动成本。虽然接种本应是公众的自愿行为，但一些地方政府对拒绝接种疫苗的人施加了一定的限制，例如卢德市市长威胁使用一系列措施制裁反疫苗者，包括政府停止为他们提供服务，禁止其子女上学，限制他们进入市场。

社交媒体在接种疫苗的议题上也发挥了一定作用。以色列政府一直在努力清除有关疫苗接种的谣言。谣言和夸大的副作用是阻止市民接种疫苗的主要原因，【注7】因此以色列卫生部成立了数位工作组打击错误讯息，防止虚假资讯广泛传播。另一方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身先士卒，成为全以色列首名接种者。【注8】此后，民意调查显示，三分之二的民众希望跟随总理接种疫苗。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栢良医生建议政府，邀请流行歌手姜涛呼吁公众接种疫苗。笔者认为这个建议很好，也希望更多KOL能参与，若社交媒体上每个人都争做疫苗大使，以通过接种疫苗和分享接种经验鼓励亲友接种疫苗，我们一定能战胜疫情。

企业方面，雇主可以通过提供半天有薪假，让员工接种疫苗；酒店也可向已完成接种两剂疫苗的民众提供Staycation折扣，保险公司也可向这些民众提供续保折扣。这些措施可以创造更安全的工作环境，增加额外营业，让企业也能从中得益。

政府应尽快加强为市民提供接种诱因，也可以放宽已接种者的社交距离限制。笔者不是医疗专家，不宜提出具体方案。但我坚信如果没有强而有力的激励措施，香港就不可能达到群体免疫。何栢良医生也强调唯有提供诱因令更多人接种新冠疫苗，才可突破疫情不断反反覆覆的恶性循环。

结论

我们以经济学提供战胜疫情的解决方案。在供应方面，透过交换条件说服厂商开放专利，并放宽原材料出口限制，同时扩大产能，向全球民众公平提供疫苗。在需求方面，政府应该尽快为市民提供接种诱因。此外，商家可以向已接种疫苗的市民提供优惠，KOL可以身体力行，呼吁公众接种，并鼓励每个人都成为疫苗大使。

人类能彻底战胜病毒的时间不多，希望我们能好好把握机会。根据生物学家Sophie Gryseels在《自然》期刊的说法，现时人类大量感染新冠肺炎，病毒有数百万种渠道从人转移到动物身上。若病毒扩散到野生动物身上，则人类将无法根除它 【注9】。

【注1】 https://www.yalemedicine.org/news/covid-19-vaccine-comparison

【注2】 https://www.statista.com/chart/24611/estimated-covid-19-reproduction-number

【注3】 Castillo, J. C., Ahuja, A., Athey, S., Baker, A., Budish, E., Chipty, T., … & Więcek, W. (2021). Market design to accelerate COVID-19 vaccine supply. Science, 371(6534), 1107-1109.

【注4】 Official data is collected from the government of Hong Kong: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2105/07/P2021050700867.htm

【注5】 Dawson, A. (2004). Vaccination and the prevention problem. Bioethics, 18(6), 515-530.

【注6】 Israeli mayors offer gifts, incentives, for people getting vaccinated (Mazal Mualem): https://www.al-monitor.com/originals/2021/02/israel-ultra-orthodox-arabs-east-jerusalem-coronavirus.html

【注7】 Israel fights online misinformation on vaccination campaign (Middle East Online): https://middle-east-online.com/en/israel-fights-online-misinformation-vaccination-campaign

【注8】 Israel starts Covid vaccine drive as Facebook groups taken down (Reuters in Jerusalem):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20/dec/20/facebook-takes-down-groups-spreading-lies-about-covid-vaccine-in-israel

【注9】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d41586-021-00531-z

房育辉教授
港大经管学院教授（管理及商业策略、经济学）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一年五月十二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本地人口结构正经历人口老化的转变，特区政府估计20年后，每3个香港人中，约有1人是65岁或以上的长者，而长者人口增长的一个特点就是，80岁及以上的增幅在未来40年间尤为显着。2021年80岁及以上人口约为40万（5.3%），到2040年会倍增至接近99万（12.2%），2060年更将跳升到125万（16.3%）【表1】。

资料来源：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

由此衍生不少经济问题，包括劳动市场受压、生产力下降、纳税基数下跌、工资上涨、竞争力减弱等。

由于迈向高龄阶段，长者虽具备丰富工作和人生经验，但却往往不获认同，反而与弱势社群混为一谈。究竟银发族是香港社会的资产抑或是负资产？高龄化社会对资源运用及经济发展有何影响？政府该如何应对相关挑战？

提升家居支援

毋庸置疑，65岁及以上长者快速增多，将对社会、经济甚至政治方面产生莫大影响，有关当局为因应所需加以支援，可从以下几方面着手。首先是居家安老，也就是在所选择的住所中安享晚年，参与社区及个人社交活动。中国传统一般认为多代同堂可以增加长者的生活意义，把长者隔离到退休社区（如老人院）则难免被视为憾事。

长者得以安全、自主生活，并尽可能长时间维持促进身心健康的各类活动，以建立社会联系、自主感和家庭舒适感。晚年生活的质素与他们可控制及熟悉的家居环境有不可分割的关系。

但是，长者可依靠什么资源来实现这个目标呢？

由于安老院舍宿位严重供不应求，居家安老预计将成为今后趋势。但若靠家人护理，既易生摩擦，亦会产生劳动无偿、经济生产力低、工资损失、时间分配失衡和医疗费用增加等一篮子问题，对整体社会亦构成经济包袱。故此，本港亟须推行可持续的社会护理系统，配备足够和专业的护理人员。

掌握健康风险

其次，人口老化趋势与长者健康问题无疑息息相关。在香港人口中，长者受到慢性疾病的影响不成比例。如【表2】所示，2019年全港因所有病因致死的总数为48706宗，当中39264宗为65岁及以上长者，占80.6%。因心脏病而死亡的人数为6096宗，其中更有82.5%为65岁及以上长者。导致长者死亡的其他主要病因还包括肺炎（94.3%）、脑血管病（83.8%）、肾病（90.3%）、认知障碍症（99.7%）、慢性下呼吸道疾病（91.6%）、败血症（84.9%）。

资料来源：香港特区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

但话说回来，这不代表银发族必定有健康问题。参照【表1】的数据，2021年年中人口预测为758万，65岁及以上为数近145万人，占总人口约19.1%。假设2021年全港人口的主要死因及分布跟2019年相若，则65岁及以上长者的死亡宗数约为39264，死亡率仅为2.71%，虽然难免受到伤残或慢性顽疾的困扰，但大部分长者仍然相当健康。

人口老化亦会增加医疗保健需求压力，医疗设施和医护人手短缺，都会导致医疗费用上升，增加政府的财政预算压力，而须千方百计扩阔税收来源，否则为了要应付不断上涨的医疗开支，难免要减少其他福利开支甚或拖慢经济复苏。

聚焦问题症结

社会对长者的认可，无论通过社交网络积极参与社会、就业、志愿服务、学习抑或教学，对长者健康生活都有积极作用。无理的负面标签只会令长者感到孤立无援，身心受压，从而增加社会的整体医疗成本。

此外，不少中低收入阶层的长者因面对财务困难，而需延迟退休计划。即使有能力退休，为了生活平衡或生存意义，也希望在工作岗位上继续作出贡献。但非专业执业或非自雇人士或会面对年龄歧视，或受退休制度规限。

为了维持日益昂贵的生活开支，长者更会容易堕入投资骗局的圈套，以致把毕生积蓄拱手给不法之徒。社会日渐高龄化，长者骗案恐怕只会有增无减。至于富裕的长者，则或因坐拥巨资，而成为家族中人冲突或争产的导火线。

由此可见，长者对专业理财及投资服务需求势将与日俱增。

追上时代要求

基于教育程度、专业背景、健康状况以及人生经历各有不同，对于一众年长人士，亦不宜处处视同一律。

成长于不同年代的长者，其文化口味或会南辕北辙，例如现时成长于上世纪早年的香港人，每多为传统粤剧的捧场客；成长于1950至1960年代粤语片黄金时期，或受到张瑛、白燕、吕奇、陈宝珠等影星主演的影片耳濡目染；其后的一代则对Beatles、Bee Gees和许冠杰的歌曲耳熟能详，堪称中西流行文化兼收并蓄。

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繁荣进步，教育渐趋普及，今时今日许多长者具高学历和知识水平，人生目标不一定是吃喝玩乐，而是追求终身学习，务求与时并进。

纵使长者的身体机能随着年月衰退，然而科技应用足以提升他们的生活质素。故此，支援长者正常生活的科技及相关产品，尤其是针对患有残疾者，理应不愁销路。

数据显示愈来愈多长者使用个人电脑：2020年，65岁及以上长者曾使用个人电脑的百分比为39.1%，较2018年的35.7%为高 【注】。

其实接受数码技术的长者亦不断增多，对新产品的用法也不陌生。能改善长者个人生活、促进护理，并改善服务的技术研发，实在刻不容缓。能满足长者需要的具体技术领域包括电子医疗和健康记录与人工智能集成的「智慧健康」平台、能支援语音与感官和运动的辅助技术、连接互联网设备的智能感测器、自动驾驶汽车甚至机械人等。此等乐龄科技在本港极具市场潜力，只待政府当局、社福界和商界共同推动。

厘定周全方案

香港人口老化问题必须及时正视，万勿掉以轻心。综观上述各点，人口老龄化一方面在个人及家庭层面构成不少经济问题，但另一方面亦带来不少商机。

当务之急，特区政府必须为应对人口老化制定一套长远完备的政策，发挥各相关部门所长，以推动医疗及科技发展，强化福利制度、护理服务、居家安老、长者文化活动及教育项目。

为应对有关产品及服务的市场需求，设备研发、制造商、安老院和保险公司等企业、民间组织、政府决策者和学术界务须携手合作，在开发银发经济之余，更将长者多元价值观和个别需求纳入解决方案之中。

自从国安法通过以来，香港特区进入了一国两制2.0阶段，香港人有需要进一步认识国情，现在中国实施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追本溯源，究竟社会主义如何来到中国？

1914年6月28日，塞尔维亚一个狂热青年在波斯尼亚首府萨拉热窝，开枪打死奥匈帝国皇储斐迪南大公，引起一连串强烈反应，最终演变成全面战争，参战国分成同盟国和协约国两大阵营（史称「第一次世界大战」，实为事后相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而言，当时在中国则称为「欧战」）。同盟国包括德国、奥匈帝国、鄂图曼土耳其帝国和保加利亚，而协约国则包括英国、法国、俄罗斯、意大利、美国、塞尔维亚以及日本、中国。

抵抗外敌

日本在1894年的甲午战争和1905年的日俄战争，分别打败清政府和俄罗斯帝国之后，对中国和西太平洋仍虎视眈眈。欧战爆发之后，日本以曾签订英日同盟条约为由参加协约国阵营，并于1914年8月27日向德国宣战，向山东青岛（即德国在亚洲最大的军港）发动战争。同年11月7日，德军投降，日本占领胶州湾。

中国的北洋政府随即向日本政府提出从青岛撤军的要求，不仅不得要领，反遭日本驻华公使于1915年1月18日，向总统袁世凯提出了所谓《二十一条》，要求中国进一步赋予日本在华的影响力，削弱中国的主权。北洋政府最后签署的是《二十一条》轻量版的《中日民四条约》。事件曝光以后，举国哗然，抗议不断。

北洋政府和日本秘密谈判过程中，事情逐渐透露出来，有说是北洋政府有意为之，希望列强能够干预，使得日本不能得逞。这甚有可能，因为事实上有例在先，中国在甲午战争失败后签订《马关条约》，须将辽东割让给日本，但在德、法、俄三国干预之下，日本把辽东交还中国，亦即「三国干涉还辽」事件。

北洋政府于1917年4月15日加入协约国，向同盟国宣战。中国士兵虽然没有实际参战，只是提供后勤补给，亦得以战胜国身份，参与1919年在凡尔赛宫举行的巴黎和会。可惜事与愿违，和会后签订的《凡尔赛条约》，却把德国在山东的利益交了给日本！

1919年5月4日，北京的大学生上街抗议，火烧赵家楼，北洋政府大举逮捕涉事大学生，随即演变成全国抗议运动，展开有名的「五四运动」。 （在美国的调停下，中国和日本以及其他七个国家在1922年美国华盛顿开会达成协议，将青岛归还中国，不过这已是后话。）

反传统思潮

五四运动爆发前几年，中国思想界已出现反儒家的思潮，例如反对妇女缠足，提倡男女平等，以至划时代的白话文运动，当时又以《新青年》杂志为文化运动的核心。该杂志既有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钱玄同四支健笔，而鲁迅的短篇小说影响力也很大。毛泽东几年后回忆五四运动，亦称陈独秀为「思想界的大明星」、「五四运动的总司令」。

俄罗斯罗曼诺夫帝国是西方列强中的一个后进国家，到了1917年初，由于连年战争，疲惫不堪，士兵厌战，爆发了二月革命，沙皇尼古拉二世下台，帝制瓦解，但是新成立的临时政府仍然继续尼古拉二世的战役，民怨持续发酵，终于爆发另一场革命，推翻了临时政府，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俄国十月革命。领导革命的是列宁和以托洛茨基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布尔什维克是俄语多数派的意思，实际上是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1903年的一次党大会中分裂出来，以列宁为首的那一派。）

李大钊受十月革命鼓舞，先后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克的胜利》、《新纪元》等文章和演讲，大力歌颂。五四运动期间，陈独秀被捕入狱，李大钊既奔走营救，写下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再论问题与主义》等文章，又组织成立马克思学术研究会，系统地介绍并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笔者重读这些文章，觉得并非有特别深度，社会主义或马克思主义得以受到当时知识界和年轻人关注，我觉得主要基于以下两个原因。

苏俄的助力

第一，十月革命后在俄国成立的政权，不但声称代表劳苦大众，还有自己一套的民族政策，通过《俄罗斯各族人民权利宣言》，宣布俄罗斯境内各个民族地位平等，可以民族自决，包括成立独立国家的权利。这对于备受列强压迫的中国，特别有吸引力。

其后俄罗斯与其他几个爆发了革命的邻近政权，在1922年组成苏联，以宪法规定加盟共和国有权独立出去，而乌克兰和白俄罗斯既属苏联的一部分，却都是联合国的创始成员，其会员资格一直维持至今，这都说明当时的十月革命后的俄罗斯和苏联对民族，主权，国家等等范畴的特殊观点。

和中国相关的事件则牵涉中国东方铁路（不同时期有不同名字）。 1896年（光绪22年），清政府和俄罗斯帝国签订《中俄密约》，同意俄国从西伯利亚通过中国东三省建设一条铁路到海参崴，铁路原本由两国政府合办，但清廷积弱，实际上由俄国管理，于是东北的心脏地带出现一个规模远比普通租界大得多，而不受中国管辖的国中之国。

1917年十月革命后的俄国革命政权，不仅没有宣布继承沙俄的权利，反而宣布废除沙俄与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以及俄国在华的特权，包括无条件将中东铁路交还中国。这种做法都使得中国有识之士刮目相看。

第二，同样重要的原因，是革命后成立的俄国和后来成立的苏联，能够为提供强大的财政、物资，以至军事上的帮助，以便中国寻求统一和独立自主。中国共产党的最早组织在1920年8月在上海成立，翌年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23年1月，孙中山与苏联代表越飞会面，发表联合声明，开始联俄容共政策，同年6月中国共产党决定全体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中国国民党，这一切都是为北伐和统一中国作准备。

孙中山在1925年初逝世前，其总理遗嘱就说：「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社会主义就是这样来到中国的，「平等待我」就是关键所在。至于布尔什维克党支持民族平等的政策到底是权宜之计，还是真心相信的原则立场，又是否陈义过高，不切实际？那就是另一个课题了。

赵耀华 港大经管学院副教授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一年四月二十一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已故港英政府财政司郭伯伟所倡议的不干预政策（non-interventionism），自上世纪六十年代起，一直被奉为香港经济政策的核心价值，至今已逾半个世纪。他任内曾反对为莘莘学子提供免费教育，更反对政府对经济作详细统计及研究，以免政府基于数据而对经济作出干预！这种今天看来显得极端的自由放任（laissez-faire）方针，却因七十年代香港经济的蓬勃发展，广被视为最适用于香港这个开放型小经济体。

自由放任非万应灵丹

到了七十年代中期，财政司夏鼎基为此经济政策冠以「积极」一词。正如夏鼎基多次澄清，其意思并非「积极地不干预」，而是积极地权衡社会及经济的利害后，选择性地参与经济活动，特别是基建投资；期间的九年免费教育、十年建屋计划以及地铁兴建工程，都是最佳例子。严格来说，不干预自由放任的施政理念，早在七十至八十年代，已在香港名存实亡。无奈地，在回归后还有不少人认为，要维持自由经济市场有效地运作，特区政府仍然应「积极地不干预」市场。

美国传统基金会对如此理解自由经济应会大表支持。最近基金会将香港从其《经济自由度指数》中除名，引起坊间及政府官员热烈讨论，不少香港人感到惋惜。但笔者认为，从经济长远发展而言，值得深思的反而是作为全球贫富最悬殊城市之一，拥有最高房价的香港，过去是否付出了太高的代价，来捍卫「最自由经济体」这一光环？

根据传统基金会的排名准则，几乎任何形式的政府干预（包括税收和再分配，政府稳定政策以及公共垄断），都属不利经济发展的因素。但须知遇到市场失效，政府理应作出合理干预，此实为经济学常识。

以新冠肺炎大流行为例，英国首相约翰逊当初以为不用政府规管，亦能达致群体免疫，但后来面对疫情一发不可收拾时，也不得不承认政府还须大力干预。控制传染病牵涉公共利益，不能单靠自由市场的运作。至于接种疫苗，亦因牵涉到集体行动的困难，而引致市场失效，可见个体理性不一定能在集体行为中体现。

新冠肺炎重创全球经济，世界各地政府及时推出纾缓经济措施，若按美国传统基金会的标准而言，国际社会都难免因窒碍自由经济而遭诟病。

自由市场的正常运作，有赖健全的监管制度，以及各种应对市场失灵的政策工具。当前不少发达国家的政府，正研究疫后的社会新契约，寻求在国家与公民之间更公平的风险分配，以及推行迫切的福利调整。不少西方学者已广泛讨论，认为自八十年代，欧美带领的「超全球化」（hyperglobalization）潮流下，新自由主义共识弥漫全球，社会不均随之加剧，个人在健康和退休保障等领域承担过大风险。这些现象（包括自英国殖民时代以来，香港一直受其熏陶的自由主义）早应加以纠正，无奈正当本地经济水深火热，一个美国智库的过时指数仍然受市民大众注目。

矫枉过正有利有弊

同属开放型小经济体的新加坡，近二十多年胜过香港表现的经济环节，几乎都跟「大政府」的积极干预有关。例如新加坡不但有更卓越的公共住房计划，经济也更多元化，其中高端制造业（包括电子、制药、航空航天工程）占该国GDP的18%。

但话说回来，过度干预市场会令市场效率下降。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谢长泰在1998年发表的研究就指出，在七十至八十年代，新加坡的全要素生产力（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平均增长，不单远低于另外三个亚洲小龙，更为负数，意味着政府过分干预可能导致其生产率偏低，某些行业更出现产能过剩的情况。

反之，自七十年代初至九十年代末，香港政府采取积极不干预政策，其经济亦能高速增长，但实情与中国及全球政经大气候变化有着密切关系。香港在七十年代先取得内地经济还未市场化的红利，及后则受惠于国内经济改革开放。其后20年，环球处于「超全球化」的阶段。美国在冷战时期为了抗衡前苏联，在七十年代中与中国重新建交，双方关系一直改善，至千禧年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而达至高峰。在这全球政经背景下，低税率及不干预政策，自然有利于香港扮演中国及区内对外贸易及资产流动的超级中介角色。

经济策略亟待改变

然而正因这种看似顺理成章的不干预思维，香港政府一直忽视长远经济规划，缺乏人才、人口及产业三方面的政策。本港很多厂家因市场推动，已把大部分工业生产，甚至研发，转移到珠江三角洲（现时属粤港澳大湾区），以致工业在香港GDP及就业中占比均下跌至不足2%；缺乏工业活动，一方面限制了技术和研发成果向市场转移，未能惠及市民及加强香港竞争力，另一方面令经济过度依赖服务业，尤其是金融和贸易，使香港经济更易受到外围经济环境波动影响。

过往特区政府所强调的四大经济支柱，除金融外，其余行业占香港整体的就业百分比大多逐年下降；离职者不少投身到低工资的服务行业。这些服务行业也因未能为新入职者提供在职培训及技术积累的机会，削弱其向上流动的潜力，令贫富悬殊加剧。

即使是在过去数十年绝少提及工业政策的美国，情况也出现变化。美国总统拜登和国会双方都已开始提出产业政策，尤其是在半导体领域。例如今年年初，美国国会颁布法例，配合地方政府对半导体建厂、研发和人员培训的激励措施。拜登亦宣布会监察半导体、电池和制药等行业的供应链漏洞。类似这些针对高科技工业的政策，其实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者Jonathan Gruber 及Simon Johnson 早在年前合着的Jump-starting America 一书中已提到。

始于九十年代初、持续十多年的「超全球化」太平盛世下，源自港英政府的「大市场，小政府」、不干预的管治原则对于香港当时的经济发展，还可算合适。但时移世易，环球经济已经历超过10年的「逆全球化」洗礼，加上中美角力，以及内地经济、金融市场持续开放，香港要继续依靠超级中介活动来推动经济发展，谈何容易。

正如笔者去年10月在本栏〈香港第三次经济转型，还等什么？〉一文中论及，香港必须进行经济转型，善用环球疫情及中美摩擦的压力，以及国家双循环策略带来的机遇。特区政府应以创造多元化及具向上流动性的就业机会为核心，有系统地推出政策，为足以对社会产生明显正面溢出效应的公司和个人提供诱因，从而带动包容性及可持续的经济发展。

特区政府近年对高科技产业的关注、对吸引外地人才及培训本地科技人才的决心，以及启动再工业化的举措，都是好的开始，令人鼓舞。但要做到经济有效转型，政府决策者及市民必先重新审视「积极不干预」理念，是否依然适合现时香港的经济形势；在政府与市场之间，是否可以找到更理想的平衡。

邓希炜教授
港大经管学院经济学教授、香港经济及商业策略研究所副总监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一年四月十四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新冠肺炎大流行引发的经济衰退年内挥之不去，为抗疫纾困，特区政府曾推出多轮措施，金额超过3000亿元，包括失业支持计划、保就业计划及中小企融资担保计划，并提出立法改⾰建议，允许财困公司在得到主要债权⼈同意下，透过法庭以外的「临时监管」（provisional supervision）和「企业拯救」（corporate rescue）以促使公司重整。

根据破产管理署统计资料，2020年个人破产呈请合共8693宗，按年增加6.6%；下半年较上半年有所缓和，下跌6.7%至4196宗。但强制公司清盘的呈请下半年则大幅增加31%至255宗，2020年总数为449宗，按年增加7.2%；2021年首两月，清盘呈请已达92宗，创4年新高。

经济难关 今昔对比

整体而言，疫情下个人破产及强制公司清盘严重程度，并未如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2003年沙士疫情或2008年金融海啸。如【图1】、【图2】所示，全年个人破产及强制公司清盘数目，2002年分别为26922和1430宗；沙士疫症期间分别为22092及1451宗；金融海啸期间则分别为11620和624宗；2009年更分别恶化至15784及759宗。

本港过往失业率与公司清盘及个人破产数目关系颇为密切，1998至2020年，两者相关系数分别为0.81及0.54。整体失业率在2002及2003年分别为7.3%及7.9%；2008及2009年则分别为3.5%及5.3%；2020年更从2009年的2.9%飙升至7.2%。有别于以往，新冠疫情下虽然失业率急升，但有赖政府一连串纾困措施，整体破产数目并未大幅攀升。

资料来源：香港特区破产管理署

资料来源：香港特区破产管理署

在2017至2020年间，接近九成破产者月入低于2万元；超过六成属40岁以上，50岁以上者约占35%。负债水平方面，超过76%破产者负债60万元以下；负债高于100万元者在2017及2020年的占比分别为10.3%和9%。过去4年间，租住公共房屋的破产者占比为53%至59%，租住私人楼宇者则介乎40%至46%之间，而属私人住宅业主的破产者只占大约1%【图3】。

资料来源：香港特区破产管理署

信贷资料服务机构诺华诚信（Nova Credit）预测，未来12个月的个人破产率为0.21%，以全港540万信贷人口计算，估计破产者约11340人。影响这个预计破产率的关键因素包括本地生产总值（GDP）及全港客户存款总值。政府统计处最新发布以2020年计，全年GDP实质下跌6.1%。金融管理局数据显示，全港客户存款总计由10月的15.71万亿元跌至11月14.64万亿元，降幅6.8%。

破产之路 有迹可寻

2017至2020年，个人破产的原因繁多，如【图4】所示，首三大原因依次是「收入未能应付基本开支」（48.1%）、「超支」（32.2%）、2020年更包括「无业或失业」（27.6%）。由于近年本地楼价高昂，因「负资产」而破产者比率极低，仅占0.16%。

至于与营业相关的因素，计有「业务欠佳及营业额下降」（2.7%）、「营运成本高昂」（2%）、「管理不善及失当」（1.7%）、「投资失利」（1.4%）等。有趣的是，基于「现金流问题」而破产的比例甚低，只得0.8%，其中已涵盖资金不足、贷款人撤回信贷以及坏账等因素。

资料来源：香港特区破产管理署

由此推论，因为营商失败而导致个人破产的占比相当低。个人破产的主因多与经济环境及个人理财能力有关。经济因素主要是失业或无业，以及收入低而入不敷支；个人理财问题涉及超支、赌博、投机、过度借贷和被诈骗。

2021年1月，公司强制清盘呈请有54宗，按年升近29%，按月增加35%，是8个月以来次高。 2021年首2个月则有92宗，按年升幅近1.2倍。企业决定是否清盘视乎对前景的信心，清盘数字或可滞后至年中才达高峰。

导致企业清盘破产的原因较为复杂。一般包括宏观经济及外围政治经济情况转差，疫情令企业订单大减，造成生产停顿或产品滞销，窒碍公司现金流，以致周转不灵。公司虽然每年营业额都有正增长，但扣除营运成本后，毛利往往接近零，甚或连年亏损。

疫情初期，财政比较稳健而信用较佳的企业，尚可动用银行预留的信用额度，以解燃眉之急，但长远而言，公司的流动资金很快耗尽，若有银行债务的话，每每出现拖欠还款或违约的情况。为了解决债务及营运资金问题，公司唯有把仍然可以用作抵押贷款的资产向银行借贷；此等资产用尽时，就只能寄望于新订单。

公司出现财政问题的明显市场讯号，莫如管理高层如财务总监、公司秘书、董事忽然辞职，或公司经常撤换核数师。

企业不保 难振经济

当公司的财务信贷问题渐露，而即将到期的债务高企，亦会衍生项目投资的错判。

公司或偏向投资于高风险、透明度较低的项目，不惜孤注一掷，但求以赌博心态扭转劣势。即使面对有利可图而风险水平合理的投资项目，由于大部分所得的利润将用于偿还债务，令新股本回报无期，股东难免意兴阑珊，以致白白放弃优质投资项目，令公司翻身无望。

疫情下银行借贷谨慎，解决公司财困的另一途径是配股集资，但本地市场理想项目毕竟有限，要在外地巿场另觅项目，却往往因企业管治水平参差，项目估值缺乏根据，而随时令项目估值偏高，特别是仍未有现金流可供估值，如大数据、环保科技发展等。纵然有现金流作为估值基础，但碍于不同地域的审核差异，财务报表亦未必可靠。再者，虽则项目有收益保障，却会因出现违约时难以追讨损失，或令投资最终泡汤。

更有什者，企业管治水平低的公司，掌权人较易靠投资外地「高估值」项目而把公司资金外移，借以从中取利。若管理层盲从，董事局又未尽责提出质询，结果只会是公司蒙受损失，加重财务负担而加速倒闭。

随着疫苗接种逐渐普及，新冠疫情本应有望缩短，却因病毒变种可能引发新一波疫情，政府于是再度收紧防疫措施。鉴于不少中小企收入势将无以为继，而政府亦不可能无限度推出刺激措施，一旦「保就业」等援助计划完结，不排除公司清盘将会大增，导致失业及个人破产情况恶化。

要走出困局，政府和社会各界必须携手合作，尽快全面重启经济。

谢国生 港大经管学院金融学首席讲师、新界乡议局当然执行委员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上月國家統計局公布2020年中國的本地生產總值（GDP）增加了2.3%，是全球少數同年錄得正增長的國家之一。兩星期前李克強總理宣布今年GDP的增長目標為6%，這亦表示中國已經進入了後疫情時代，經濟活動全面正常化。

本文將從幾方面勾畫出中國內地的發展成果，筆者曾在本欄回顧中國內地、香港、澳門、台灣的一些現況 【注1】，讀者不妨參考對照。下文所用數據固然力求準確，但由於來源不一，某些出處就此從略。

高等教育发展

内地各大学自1999年开始扩大招生，1998年的入学新生才108万人，之后不断增加，2019秋天入学新生人数达到914万；毛入学率（gross enrolment ratio）从2015年的40%提高到2019年的51.6%；2020年本科毕业生就有874万人；可见国内的大学教育已经全面普及化。

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等于该年度入学新生总人数，除以中学毕业之后5年的年龄组别人数。由于学制（例如三年制与四年制之别）或学生背景（如重读生、超龄生、学生人数亦包括硕士博士等非本科生）各有不同，使用这个比率进行国际对比时，就须加倍留意。归根究柢，对于衡量一个国家高等教育的普及性，它无疑是一个简明的指标。

高等教育普及显示劳动力普遍提高，经济发展得以走上一个新的台阶。

全球大学排名

内地的一些大学，近年也屡屡在世界排名榜中位居前列，在2021年的QS世界大学排名中（更新日期2020年6月），百大就占了好几所：清华大学（第15位） 、北京大学（23）、复旦大学（34）、上海交通大学（47）、浙江大学（53）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93）；至于香港特区，香港大学、科技大学、中文大学、城市大学和理工大学则分别排名第22、27、43、48和75。

2021年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中，内地院校上榜的就有清华大学（第20位）、北京大学（23）、复旦大学（70）、中国科学技术大学（87）、浙江大学（94 ）和上海交通大学（100）；香港特区方面，香港大学位居39，而中文大学、科技大学则并列第56位。

PISA测试成绩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举行的学生能力国际评估计划（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简称PISA）每三年一度，旨在评核各参与国家及经济体15岁学生在阅读、数学和科学的能力。

根据规定，每个参与国家及经济体随机选出5000名学生参加，中国内地第一次参加是2008年，学生来自上海，成绩一鸣惊人，在三科中都位列第一。在最近一次2018年的评核中，内地代表来自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其成绩也是三个范畴都排名第一。紧随的是新加坡、澳门、香港。

对于中国年轻人有此佳绩，我们固然感到鼓舞，但亦不应自满。因为北京、上海、江苏、浙江都是中国最发达的地方，而被选出的学校和学生大概是当地优秀之列，尖子成绩并不反映一般中国学生的能力。对于这类国际评核的比较结果，我们不宜过分认真。

同样道理，内地有几所大学能够位列全球100名之内，当然可喜，但它们在全国各省所有高等教育机构中毕竟是凤毛麟角。倒是香港特区有半数公帑资助大学，可以名列世界头百大，实属难得，希望大家好好珍惜。

能源开发步伐

根据国际能源组织（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2018年，中国的能源生产较1990年增加了190.9%，电力总需求增加1078.9%，二氧化碳的总排放量增加356.2%。

该组织的网站资料显示，2018年，中国的能源消费占全球人口22%，能源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量，则为全球总量的29%。中国自2010年起在能源效率方面大为提高，若非如此，就会在2018年多耗用25%的能源。

从【图1】可见1990至2018年间，中国能源的来源变化。煤一直是中国能源的最主要来源，虽然2018年其占比低于2011年，但相对于1990年还是有所增加。石油是第二大来源，其于2018年的占比仍然高于1990年。生物燃料和废物发电所占的比重则明显下降。至于再生能源一环，水力发电起步最早，核能、风能、太阳能则发展得较迟，虽急起直追，其占比总和仍不及水力发电。 【图2】则显示各类能源的使用量，煤和石油的重要性一直在增加。

根据国策，新能源使用将会持续急速上升。 3月19日，中国南方电网就宣布，「从5个方面提出21项措施，将大力推动供给侧能源清洁替代」，「到2025年，将推动南方五省区新能源新增装机1亿千瓦，达到1.5亿千瓦。到2030年，推动南方五省区新能源再新增装机1亿千瓦，达到2.5亿千瓦。」【注2】 换言之，内地计划在10年内新能源发电能力将会增加4倍，但由于新能源比重基数偏低，煤仍将是最重要的发电来源。

【图1】

资料来源：https://www.iea.org/countries/china

【图2】

资料来源：https://www.iea.org/countries/china

科技创新产值

中国的科技发展有目共睹。华为受到各国制裁，反映出该集团在5G技术上的竞争优势。我们也可以从另一个侧面，看到中国的科技发展如何备受投资者青睐。女股神Catherine Wood旗下的几只交易所买卖基金（Exchange Traded Fund；简称ETF），以ARKK（ARK innovation ETF）为首，属主动型ETF，主要投资于受惠于颠覆性创新产品及服务的企业，涵盖基因革命、工业革命、次世代互联网，以及金融科技革新等范畴。根据3月19日的资料，ARKK现在持有56只股票，笔者以目测发现，其中中国内地股票就包括百度、贝壳、腾讯、虎牙，合共占有该ETF资产总值的7.25%，如果再加上Zoom（其创办人在中国出生和接受教育），则占比更达10.22%。 【注3】

上述各点只是一个剪影，而非全面的论述，然而单看这些成就，就足见中国将晋身中等收入国家的高级阶段。

注1： 2019年1月9日〈海峡两岸四地发展回顾〉，赵耀华，《信报》

注2： https://www.csg.cn/xwzx/2021/gsyw/202103/t20210318_318106.html

注3： https://ark-funds.com/wp-content/fundsiteliterature/holdings/ARK_INNOVATION_ETF_ARKK_HOLDINGS.pdf (搜索日期 22/3/2021）

赵耀华 港大经管学院副教授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一年三月二十四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香港作为全球一大金融中心，集资活动频繁，在首次公开招募集资额方面一直位于前列；然而，在吸引新经济和创新公司来港上市方面，近年也面临不少国际上和区域间的挑战。为应对这些挑战，2018年香港允许拟上市公司采用「双重股权架构」，笔者将在下文就此加以扼要分析。

何谓「双重股权架构」？

上市公司一般只得单一类别的普通股股份，但国际上有部分上市公司发行具不同投票权的多重类别普通股，亦即「双重股权架构」，其中典型的例子为每股只可投一票的A类（又称「次级类别」）股票，以及一股投多票的B类（又称「高级类别」）股票。 B股由公司创办人或创办人家族持有，以掌握对公司的控制权，往往不在市场上公开交易。虽然投票权有别，但A、B两类股份一般都享有现金流权（可获派股息）。

缘起与盛行之路

双重股权架构是美国International Silver公司在1898年的创举。事实上，直至1980年代中期，纽约证券交易所一向限制上市公司发行双重股权的股份，以降低外部投资者面临的投资风险。但时移世易，此一机制却因能够有效防止收购，而在1980年代逐渐大行其道，此等公司的表表者包括福特汽车公司、《纽约时报》、巴郡哈撒韦（Berkshire Hathaway）、谷歌、脸书等。 2009至2013年期间，美国首次公开招股的公司中就有16%采用双重股权架构。至于欧洲（例如瑞典、丹麦、瑞士、意大利、芬兰），双重股权架构虽然传统上比美国更为风行，但总的趋势是逐年下降。根据机构股东服务（Institutional Shareholder Services）2007年在16个欧洲国家进行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采用双重股权架构公司的占比约为24%。虽然这一架构在加拿大、以色列、巴西的公司以至在美国上市的中国科技公司（如百度、京东、微博）也同样广泛使用，但在亚洲上市的公司因为同股需同权原则的限制却鲜有采用。

近年在亚洲的崛兴与动力

经过2014/2015和2017/2018年度两轮公众咨询后，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于2018年4月修订上市规则，容许采用双重股权架构的大型创新产业公司在本地上市。两个月后，新加坡交易所随即效法；成立于2019年3月的上海证券交易所科技创新板，亦随即允许此股权架构。 2018年7月和8月，小米和美团点评分别在香港上市，成为最早在本地上市采用双重股权架构的公司。优刻得和九号公司则率先分别在2019年12月和2020年10月，成为在上海科创板上市的双重股权架构公司。

香港所以考虑容许采用双重股权架构的大型科创产业公司上市，可说因为2014年囿于「一股一票」的原则，拒绝透过合伙形式而不成比例表决的阿里巴巴在本港上市，以致香港交易所不但损失巨额上市收入，也在与纽约争夺成为头号国际金融中心的宝座时处于劣势。双重股权架构上市公司所以在亚洲各地交易所渐受欢迎，皆因在全球及地区竞争形势下，各地既有必要招徕新经济产业（如科技公司），同时亦须尽力迎合市场需求。香港交易所凭借接受双重股权架构之举，自2019年年底以来成功吸纳了多家在美国上市、回流亚洲作第二上市的中国科技企业。至今，阿里巴巴、网易、京东已先后在港完成第二上市，而百度亦展开在港第二上市的申请程式。

双重股权架构的成本与效益

在双重股权架构下，B股持有者往往掌握公司的控制权，但具较少的现金流权，以致控股股东的投票权与现金流权不成比例。在此举一实例：X公司是国际上所处行业的龙头企业，一度采用极端的双重股权架构，由创办人掌控公司三分之二的投票权，其所持现金流权却少于1%，可说微乎其微。换言之，创办人手握公司大权，而公司的财务业绩对其个人财务利益几乎毫无影响。公司控股股东投票权与现金流权不成比例难免令人顾虑，因为控股股东或会利用控制权进行掏空公司资产的关联方交易，而有损公司及外部投资者利益。平情而论，这一问题并非双重股权架构所独有，在此框架在亚洲出现之前，亚洲存在的不少拥有金字塔式股权架构的家族公司也面对类似利益冲突。双重股权架构引发的另一问题是公司因可免于敌意收购而无法发挥敌意收购的外部管治作用，有加剧管理层代理问题之虞。

另一方面，双重股权架构却有利于创办人或管理层实现长远目标，鼓励管理人员就公司所需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和风险较高的长期投资（例如创新），以便促进未来业务增长，而毋须顾虑来自激进投资者、证券分析员关注短期公司业绩的压力；此举有助减轻管理层目光短浅的弊病。

美国相关研究显示，双重股权架构公司的管理人员获得优厚酬金，作出低效的规模扩张投资和收购。不过另有证据显示，在此架构保障下，公司敢于更多地投资于研究与发展项目，得以获取较多专利权。上述X公司虽为业内翘楚，但其股价与现金流估值比率一般低于行内平均水准25%左右，可见外部投资者忧虑该公司在其极端的双重股权架构下，出现征用公司资源的潜在风险以及管理层问题。此等估值折让无疑代表价值损失；为求释放公司价值，部分公司将两类股份合并。 X公司提出的股份合并建议就是以现金、A股和其他福利支付创办人，作为悉数撤销其所持B股的代价。若剔除其他福利一项，建议中现金加上股票的总值，意味着B股价值享有相当于A股1900%的溢价。

对于X公司的建议，机构投资者及委任代表投票顾问意见纷纭；负责合并股份事宜的财务顾问，则拒绝就此举对A股股东是否公允表达意见。虽然合并股份过程中，举行了一场进一步审视该建议的监管听证会，而心怀不满的股东亦提出法律诉讼，但建议终获多数股东支持。从拟定合并股份协议直至合并完成，公司股价上升大约30%，可见除却合并股份的成本，该公司的价值由此得以释放，而A股及B股股东均能从中获益。

事实上，双重股权架构公司因认清保留此架构的成本而决定合并不同类别普通股份，借此释放价值，又何止X公司一家。根据不完全统计资料，1989至2010年期间，加拿大就有32家采用此框架的公司进行股份合并。 1989年10月，以色列监管机构禁止该国公司发行次级类别股份，以致1990至1996年间，在特拉维夫交易所上市的70家公司自行合并了股份。 1996至2002年，在欧洲合并股份的案例达108宗。 1988至2007年期内，美国的合并股份宗数达253，而合并股份宣布的前一天到后一天的累计额外收益率则约为4%左右。

结语

双重股权架构虽然在北美洲和欧洲历史悠久，但要到近期才获得亚洲各大证券交易所接纳。这种框架有助公司创办人保持对公司的控制权，便于企业全力实践创办人的鸿图伟略。但这亦造成控股股东的投票权与现金流权极度不成比例，以致外部投资者承担控股股东征用公司资源和管理人员自利的风险。外部投资者透过理性定价以保障自己，导致双重股权架构公司的股价折让。

对新公司而言，由于增长机遇较充足（发展成熟的公司则相对有限），此一架构足以为其创造净收益（净成本）。欧美国家在双重股权架构的采用和退出方面的丰富经验，可供亚洲区内的公司、证券交易所以及监管机构借鉴。举例来说，监管机构应鼓励公司订定预设时限的「日落条款」，以便公司可按清晰的时间计划脱离双重股权架构，并提供相应的诱因，例如优先考虑批准其上市申请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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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ell, J. W., “The dual class stock structure in the United States”, PhD thesis, University of Georgia (2010).

Howell, J. W. “The survival of the US dual class share structure”, Journal of Corporate Finance 44 (2017): 440-450.

Masulis, R. W., C. Wang, and F. Xie, “Agency problems at dual-class companies”, The Journal of Finance 64.4 (2009): 1697-1727.

Maury, B., and A. Pajuste. “Private benefits of control and dual-class share unifications.” Managerial and Decision Economics 32.6 (2011): 355-369.

邹宏 港大经管学院金融学教授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一年三月十七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