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新冠疫情肆虐全球以来，各国政府纷纷使出各种调控手段，试图消除疫情对经济的负面影响。时至今日，所幸没有哪个国家经济崩溃；踏入2022年，几个大国更出现加快复苏的迹象。然而，全球经济失调的后遗症还是逐渐显现，美国去年12月的物价指数上升超过7%，达到1982年以来的新高，随后英国也呈通胀之势。根据上周公布的数据，欧罗区的物价指数在今年1月跨过5%的关口。

在西方国家经济虚火上升的同时，东方国家却忧心经济停滞不前。不仅长期以来经济疲弱的日本面临通缩压力加剧，连在经济增长方面领跑多年的中国也减速降温。这样东滞西胀的趋势能否在疫情之后迅速平伏，抑或会演化为虚假繁荣和经济萧条并存的局面？探讨这个问题，对经济高度依赖外部环境的香港尤为重要。

东滞西胀非偶然

毋庸置疑，当前疫情重创世界经济。对主要经济体来说，最明显的打击莫过于国际贸易减少和全球供应链中断，以致需求萎缩、供给不足，经济自然出现短期停摆。但东滞西胀的局面很大程度源于东西各国截然不同的应对措施。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针对疫情冲击，美国快速采取了「大水漫灌」的财政手段和宽松的货币政策，中国则始终沿用谨慎保守的政策。当然，政策差别并不是孰是孰非的问题，而是中美两国经济社会迥然相异的结果。

通过扩大财政开支来拯救需求危机，可谓美国经济政策的标准作业。其宏观调控政策源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全国经济需求严重不足，堕入「流动性陷阱」而不能自拔。不少经济学家归咎于白宫政府行动过缓，联邦储备局（联储局）的货币政策又死板僵化。自此之后，但凡经济出现需求危机讯号，美国政府马上大规模扩大财政支出，2020年3月疫情乍起，就推出了两万亿美元的财政救援方案。另一方面，美国在过去10年贫富悬殊问题不断恶化，低收入阶层在大流行造成的经济风浪中毫无招架之力，即便是信奉自由经济的保守主义者也对救援法案予以支持。最后，政治因素也不可忽略。美国两党之争愈演愈烈，为了取悦选民，执政党不惜大洒金钱。2021年，在诸多争议中，拜登政府还是推出了远高于需求缺口的救援计划法案，总值1.9万亿美元。

美国经济软着陆言之尚早

如此豪气的财政政策消解了疫情造成的需求危机，更有助美国经济实现V形强势反弹。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克鲁明（Paul Krugman）对此非常乐观，认为在强劲需求的驱动下，将会迎来长波增长；一些经济学家则不以为然。在最近一次辩论中，鼎鼎有名的经济学家萨默斯（Larry Summers）批评克鲁明，强调美国政府这种过度放水的做法，短期引发通货膨胀，长期加剧债务隐患，搞不好会出现一如1970年代的滞胀危机。

过去两三个月，通货膨胀在西方国家如期而至，金融市场因而出现动荡。部分经济学者认为，这是大公司利用疫情造成的供应短缺来加强垄断、操纵物价的结果，一待供应恢复，市场竞争增大，物价自会回落，政府应该出手控制大公司的市场势力，大可不必在需求上做文章。这种观点有点阴谋论的味道，也令向来忌惮政府干预的美国经济界颇感不安。更多的经济学者希冀联储局能果断出手，在货币政策上抑制通胀。

联储局主席鲍威尔（Jerome Powell）在上周表示，有意在3月提高关键利率，也有信心在不损害经济复苏的大前提下，调整货币政策。商界人士对鲍威尔的言论反应友好，但对整体经济能否顺利「软着陆」仍心存疑虑。美国资深财经记者Christopher Leonard在其刚出版的The Lords of Easy Money: How the Federal Reserve Broke the American Economy一书中，嘲讽联储局官员对实体经济知之甚少，却又自视过高，调控经济缺乏远见，无甚作为。尽管此书被批评多有言过其实之处，但也反映出财经界乃至公众对联储局不尽信任。

主流经济学家当中，哈佛大学教授巴罗（Robert Barro）频发警告，如果联储局犹豫不决，企业和市民对通货膨胀的预期一旦固化，美国经济要付出高昂代价，方能把通胀控制下来。笔者认为，经济复苏与否，并非联储局的首要目标，因此出台政策不宜首鼠两端，而应当旗帜鲜明地公开控制通胀的决心，否则等到经济虚火过旺再来急煞车，可能造成「硬着陆」的危机。

阻碍美国经济「软着陆」的另一要素是劳动力市场的刚性。尽管最近几个月美国失业率持续下降，但这是出现「劳工荒」后，企业不得不大涨工资来吸引雇员的结果。在需求减弱或者国际供应恢复后，恐怕失业率会随即反弹，届时政府又要被迫发钱，导致经济陷入恶性循环。因此，未来几个月劳动力市场如何演变，对判断美国经济大势至关重要。

中国宏观调控不宜照抄西方

西方经济逐渐加热之际，中国经济反见降温迹象。去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一再强调当下经济面临三种压力：需求收缩、供给冲击，以及预期转弱。其中的核心问题是在新冠疫情和国际环境变化下外需不足，加上各种偏紧的防控手段，导致内需疲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呼吁中央政府借鉴美国做法的声音，财政上发钱给老百姓，货币政策上放松银根，双管齐下以增强需求，撬动经济发展。然而，中国国情跟美国相差甚远，不可照抄作业。正如总理李克强在去年屡次强调，中国坚持不搞「大水漫灌」。

中国对「大水漫灌」式的宏观调控并不陌生，过去几十年曾屡次采用，但往往落得「一松则乱，一紧则死」的不良后果。这是因为财政约束太软，地方政府对信贷干预权力强大，一旦水喉放开就不易关紧，加上央行缺乏足够的独立性，难以在货币供给上卡住通胀的源头。当前的经济状况也不允许当局采取过度宽松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一是中央财政紧张，而多数地方政府更是债台高筑，赤字频仍。二是以房地产为首的多个行业信贷告急，给金融系统造成巨大冲击，银根松动虽能一时掩盖眼下困境，却加剧经济泡沫的风险。

笔者认为，中国经济当以温和调控为主，逐渐为经济活动拆墙松绑。近两年来，各种政策法规相继出台，整治以互联网为主的多个行业，并惩处多家企业。政府反对垄断加强规管本来无可厚非，但一旦被民间认定，这是在经济上启动罚款模式，投资者难免信心不足。再者，内地一些过左舆论令民营资本和私人企业老板人心惶惶，忧虑国进民退，自己的身家化为乌有。

现在内地有一种声音，希望能够推动新一轮改革开放，进一步加大经济市场化。依笔者之见，观乎当下的社会经济环境，实行大刀阔斧的经济改革不太现实，但政府努力为经济发展创造一个温和稳定的环境，倒是应有之义。

吴延晖博士

港大经管学院副教授（经济学、管理及商业策略）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二年二月九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香港在连续数月「清零」后，在社区出现Omicron变种病毒个案，爆发第五波疫情，特区政府因而重新推出表列处所须关闭等社交距离防疫措施，并取消多项大型活动。

为达成零传播的目的，整体社会难免要付出高昂代价，因为不少关乎民生的经济活动都会陷于停顿。政府收紧防疫措施影响农历新年期间消费，摩根士丹利预测本港2022年首季GDP增长只有1.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代表团不久前在香港完成正式访问后，发表初步评估 【注】 ，指出有赖政策措施，特区经济复苏强劲，但碍于「清零」政策，不同界别的复苏步伐各异，旅游业和接触密集型行业持续受压；并预测2021和2022年香港实质本地生产总值（GDP）分别增长6.4%和3%。

有关流行病的经济研究往往聚焦疫苗接种的成本效益，广泛分析疫情对经济影响的研究却不多。2006年，世界银行一项对「1918年大流感」的研究，基于大流感造成5000万人死亡，影响世界人口约五分之一，作出相对保守的流行病学模拟假设：死亡率为2.5%，航空、旅游业等萎缩20%；预测与目前医学界对新冠肺炎的估计大致相符。

假设新冠肺炎病毒的传播范围与1918年大流感相若，全球经济产出可能萎缩达3%。相比之下，美国次按危机爆发之后，2009年全球GDP下降0.1%，先进经济体产出萎缩3.4%，发展中国家却增长2.9%。

航空运输转机

特区政府今次收紧入境限制、取消对机组人员的检疫豁免，而高风险地区名单几乎涵盖所有国家。从【表1】可见，2021年首10个月的到港客运量已较疫情前下跌超过九成。若一直坚持零传播的高标准，持续封关恐怕会令香港成为孤岛，动摇区内航空枢纽地位。

【表 1 】访港旅客及通胀

资料来源︰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

除了中国依然贯彻根除新冠肺炎病毒策略之外，其他所有曾经推行「清零」政策的国家（如澳洲、纽西兰、新加坡）已经改为「与病毒共存」，重新对外开放。近日环球疫情反弹，欧美情况尤其严峻，本港自然必须严阵以待，关键在于如何能够精准地权衡利害。

2021年11月，赤鱲角机场的货物处理量约为43万公吨，国泰航空的载货量超过13.5万公吨，相当于空运出入口总量约近三分之一。国泰因严格的防疫措施令运载力下跌，其他外国航空公司其实可以考虑承接部分货运，以作补充。特区政府收紧空运货物安检要求，部分来港货品减少，将导致价格上升及通胀，物流成本或会增加三至四成。

虽然本港生活必需品及食品大多来自内地，供应相对稳定，但大流行对全球供应链的影响较预期严重；要是全球供应链紊乱加剧，香港和内地亦难以独善其身。疫情、通胀两面夹击，令综合消费物价指数在2021年首10个月内上升1.5%【表1】；今后一两个月，Omicron肆虐之势大概仍处高峰，政府必须留意监察物资供应以及物价变动情况。

香港在创新科技一环适应力强，可研究防疫硬件的创新，例如在机场设立让本港和外国商务人士洽谈的隔离式会议中心；在货运上与邻近经济体合作，让本港形成容许货物流通而不需航空人员入境检疫的闭环系统。

此外，《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于今年1月1日生效，关税将会逐步取消，区内供应链可望壮大，有助改善各成员之间的贸易，进一步巩固香港作为国际贸易中心的优势。

考量贸易得失

本港是外向型经济，倚重国际贸易；2020年，香港是全球第六大商品贸易经济体。贸易是香港经济不可或缺的部分，贸易总额相当于香港GDP三倍半以上【表2】，香港亦担当全球的「总代理」，离岸贸易（并非经香港付运但由香港公司处理的贸易）占整体货物贸易总值57%。

【表 2】 香港对外贸易

资料来源︰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香港贸易统计》

香港与15个RCEP成员经济体有频繁的贸易来往，相关贸易总额逾7700亿美元，占本港贸易总额73%，也为内地处理大部分对外贸易，足见特区一直担当连系内地、接通世界的重要桥梁。2021年首11个月，香港出入口以及转口贸易均录得显着增幅【表2】。

另一方面，香港贸易发展局（贸发局）出口指数于2021年第四季从39点跌至37.2点，反映疫情挥之不去，人流因封关未能回复正常，将继续削弱香港出口商的信心。2021年11月进行的贸发局出口指数调查显示，新冠疫情反覆仍是众多香港出口商的一大担忧，其中87%受访者表示业务受到负面影响，比上一季大增20.4个百分点。

由于物流瓶颈，供应链不时中断，受访者中有62.4%估计物流成本在2022年首季继续上升，而39.8%更预测成本将提高10%至30%。

话说回来，长期限制人口流动的措施却也促进了电子商务、电子支付系统，以及娱乐、通讯服务等发展。新冠肺炎在全球的一项重大影响，显然是加速了数码化的发展，电子金融成了主要增长领域。

平衡防疫方案

全球医学界普遍认为新冠病毒不会在短期内消失，事实上，世界各地大致上已实施群体免疫政策，学习与病毒共存。当香港再次对外开放时，任何变种病毒都有机会传入社区，从而产生「解禁回潮」（Exit Wave），意指因放宽疫情限制措施而导致病例激增。

毋庸置疑，内地疫情防控较绝大多数国家理想，能够实施严厉防疫政策有赖国内大循环，无论是农产品的生产或零售商业活动，内地可透过内需市场的循环来弥补疫情所造成的国际贸易停滞。

反观香港的经济定位有所不同，一直以来担当连系内地、接通世界的关键角色，无论是粤港澳大湾区规划所提及的航运中心、国际仲裁中心或国际金融中心，亟须保持与中国内地和国际社会的连系。两年来「清零」的临时防疫政策奏效，因可争取更多时间让市民接种疫苗，减低传播风险；但长远而言，若疫情未能受控，不但各行各业备受重创，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的作用亦会受到削弱。

本港第五波疫情来势汹汹，面对不断出现变种病毒的潜在风险，特区政府务须制定一套较灵活与可持续的防疫政策，核心系于采取平衡策略，在确保整体社会安全的前提下，既避免用力过猛，同时适度维持经济活动。上文提及透过RCEP强化供应链，以至商贸数码化，都属疫情新常态下的理想发展，相信可成为提振本港经济的积极动力。

【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22年第四条磋商代表团总结》，2021年12月15日

参考文献：

A. Burns, D. Van der Mensbrugghe, and H. Timmer, “Evaluating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Avian Influenza”, Working Paper 47417, World Bank, 2006.

谢国生 港大经管学院金融学首席讲师、新界乡议局当然执行委员
何敏淙 港大经管学院经济金融学助教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二年一月二十六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编写电脑程式（computer programming）是将特定任务转换为电脑可以理解命令的过程，以便电脑执行所述任务。编写程式是当今科技大趋势的支柱；包括人工智能、机器学习、数据科学、预测分析、区块链和数字化转型。而且这些新科技更可为人类创造巨大价值。根据麦肯锡估计，到2030年，人工智能将会带来约13万亿美元的经济产出，使全球生产总值每年提升约1.2%。另外，根据微软2018年的估计，到2021年，数字化转型将为印度贡献1540亿美元的生产总值，合计为亚太地区GDP贡献超过1万亿美元的生产总值。

编程技能助鹤立鸡群

编写程式的技能对求职者而言也愈来愈重要。根据招聘网站Indeed的数据，以下涉及编写程式的技能极为劳动市场所需：云计算、人工智能、移动应用程式开发、区块链。具有编写程式能力的求职者将鹤立鸡群，他们更容易受到雇主青睐，同时还可以赚取更高的收入。除了一般求职者，企业家也需要编写程式的技能，因为这些技能可帮助他们开发应用程序（App）来服务客户。

即使你的正职不是编写程式，它仍可以给你带来诸多便利，提高个人生产力。笔者身边就有两个例子：笔者于大学教未曾接触编写程式的MBA学生使用Python编写程式，上一年其中一个学生的日常工作涉及搜寻和下载大量商业类新闻文章。自从该学生学了编写程式后，他编写了自己的网络抓取程序（crawler），每天定时自动搜寻并下载相关文章，然后再自动转发给自己，这让他节省了大量时间。笔者的朋友最近编写了一个程式来追踪因预约取消而产生的COVID加强针空档。他的程式帮助他找到三天后的空档，比笔者没有用程式直接在政府网页所能找到的两周后预约空档要早不少。

编写程式语言变得愈来愈强大，这要归功于不断发展的开源社区（opensource community），社区的贡献者添加了愈来愈多强大但易于使用的库（library）和包（package），为编写程式语言提供了新的功能。根据编写程式问答网站Stack Overflow的统计，当今最流行的编写程式语言是Python。

编写程式语言流行程度

来源: https://stackoverflow.com/ （该统计网站上针对每种语言提出的问题数量来推算编写程式语言的流行程度。）

开源社区不仅让Python等语言变得更加强大，同时也让它们变得更易于学习。首先，开源社区提供的库（library）可以让用户在不必编写冗长而复杂程式的情况下完成所需的任务。其次，开源社区中有许多教程和视频教市民大众如何使用这些软件包。对于不熟悉编写程式的人而言，现在网上有许多免费的编写程式课，其中一些更是由名校教师提供的，因此他们比以往更容易做到无师自通。

笔者不想误导读者低估学习编程的难度，要成为专业程式员，必须经过长时间的学习。但是，由于Python等用户友好的编写程式语言变得如此容易学习，没有编写程式背景的初学者可以花很少的时间学会编写很多简单实用的小程式。例如，根据笔者的经验，在导师指导下，一个初学者只需花15分钟便可学会如何产生一个二维码，来共享他/她的领英（LinkedIn）个人主页。他们也可以用同样的工具，花相若的时间学会产生二维码，交换数字名片。有了这些工具，我们不再需要随身携带任何实体名片。基础程式设计变得这么容易也是全靠网上有很多易于使用的库和包可以下载。相比而言，若不经过几个月的学习，一个人很难对一门人类所用的语言有一定的掌握和用它来进行基本的沟通。因此，学习一门编写程式语言的门槛远低于学习另一门人类语言，而前者的时间投入的回报率亦远高于后者的回报率。

应制定高中Python课程

综上所述，我建议香港教育局为高中生制定一套实用且易于学习的必修课程，让所有高中生都能学习Python。为了让学童为高中学习Python做好准备，学校应该考虑教年幼的孩子一种适合孩子的编写程式语言。

在孩子年幼时，教所有孩子编写程式也可以解决工程类专业中，女性比例较低的问题。例如，在2015年，超过一半的美国生物科学学士学位颁发给女性，但在电脑科学（18%）、工程学（20%）方面则要少得多。从就业市场而言，尽管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女性占美国劳动力的46.2%，但根据AnitaB.org研究所的数据，同年女性仅占科技行业的劳动力的26.2%。Boardroom Insiders的报告也指出，在财富500强公司中，只有22%的技术领导职位由女性担任。让所有中小学生接受基本编写程式培训，将有助于鼓励更多女性主修电脑科学或其他工程学科，并最终在科技领域建立成功的职业生涯。

虽然Python可以免费安装，要编写程式还需要一台电脑。鉴于编写程式技能的重要性，笔者还会建议政府考虑资助来自贫困背景的学童，让这些学生能拥有一台事先安装了开源编写程式软体的电脑，降低他们学习编写程式的成本。政府亦应该考虑到，学会编写程式技能有助贫困学童日后获得薪酬较高的与编写程式相关的工作，有助他们摆脱贫困，降低香港贫富悬殊。

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编写程式的技能很有价值；但是对下一代来说，它是必不可少的。笔者相信社会有能力做到让香港所有年轻人了解编写程式的基础，而且这样做会带来更加积极和深远的影响：一方面提高了每个人的工作效率，另一方面也培训了更多高技能程式员。我们亦可以借此建立更强大的创业文化，令整个香港变得更具竞争力。受更强大的人才库所吸引，更多跨国公司也将选择在香港开展业务。这将会是一个多赢的局面。

房育辉教授
港大经管学院教授（管理及商业策略、经济学）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二年一月十九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从中国经济的角度而言，2021是具历史意义的一年；若作一精简总结，2021可谓中国经济加强监管的一年。下文从三方面加以阐释。

科网企业和数据安全

去年中国政府对互联网的监管行动可追溯至2020年年底，阿里巴巴搁置旗下蚂蚁集团的上市计划后，随即被有关当局约谈整改，并付之实行。蚂蚁集团手上最具价值的逾10亿消费者数据库，将成立钱塘征信公司，由蚂蚁、浙江省旅游投资集团各持股35%，11月底已向人民银行递交申请。

2021年6月30日，滴滴出行在美国上市，两日后却传来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网信办）宣布对其启动网络安全审查的新闻，期间禁止新用户注册，应用程式下架。滴滴挂牌半年股价大泻，最近决定从美国退市，转来香港上市。

滴滴事件引起中国监管部门关注数据出境问题，网信办10月底发布意见稿，数据处理者须申报数据出境安全评估。此外，数据处理者在境外上市亦需审批。

数据安全是新兴的监管问题，对于互联网平台的监管，亦包括对企业垄断行为的惯常调查。阿里巴巴和美团先后因「二选一」垄断行为，遭市场监管总局调查，阿里最终被重罚182亿元人民币。2021年7月，市场监管总局责令腾讯解除网络音乐独家版权，降低市场进入门槛，腾讯音乐的独家版权时代随之告终。政府施压下，腾讯宣布旗下微信开放外部链接访问功能，阿里旗下饿了么、优酷等平台，已经接入微信支付等等。

教培双减

教育部去年7月发布文件，提出「双减」政策，一方面提升学校教育的品质，减少校内作业量，减轻学生负担。另一方面是对校外培训机构的全面规范。现有的学科培训类机构重新审核登记为非营利性机构，一律不得上市融资。校外培训机构不可提供境外的教育课程，不得占用法定节假日、休息日，寒暑假期组织培训。

据《信报》网上新闻报道，中国教育部最近表示，校外培训机构治理取得进展，学科类培训大减，线下和线上校外培训机构都已减超过八成；其余部分机构转为非营利性机构，实行政府指导价，提供公益服务，不适合「营转非」的将被注销。明年将继续把「双减」督导作为教育督导「一号工程」，以取得新成效。此外，各地各校普遍制定了作业管理办法，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书面作业的学生占比，由「双减」前的46%，大大提升至目前逾90%。

由此观之，「双减」政策确实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不过世上没有免费午餐这回事，雷厉风行背后是有代价的。限制补习活动，规定补习机构为非营利，被明令禁止的补习还是会出现的，比如由英语老师去做课外体育活动的导师，买一杯奶茶100元，送一小时与补习老师聊天等等。那些付得起钱的人仍然可以补习，然而，那些只能付出大众化价钱的学生却补习无门。换言之，交易成本上升了，教育的机会变得更不平等。再者，原本受雇于这个行业的补习老师和从业人员因而大批失业，对他们和他们家庭带来的打击，这都是「双减」政策成效背后的成本。

传播规限

根据「BBC中文网」，去年10月8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公布了《市场准入负面清单（2021年版）》（征求意见稿）。

这份最新版的负面清单中，禁止进入事项的第六项：「禁止违规开展新闻传播相关业务」，不准非公有资本在中国从事新闻采编播发业务，非公有资本不得投资设立和经营新闻机构。

2020年版的负面清单只是规定：「非公有资本不得介入互联网新闻信息采编业务；任何组织不得设立中外合资经营、中外合作经营和外资经营的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单位」。是次公布的2021版则再经细化为以下六条：

·非公有资本不得从事新闻采编播发业务；

·非公有资本不得投资设立和经营新闻机构，包括但不限于通讯社、报刊出版单位、广播电视播出机构、广播电视站以及互联网新闻信息采编发布服务机构等；

·非公有资本不得经营新闻机构的版面、频率、频道、栏目、公众账号等；

·非公有资本不得从事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外交，重大社会、文化、科技、卫生、教育、体育以及其他关系政治方向、舆论导向和价值取向等活动、事件的实况直播业务；

·非公有资本不得引进境外主体发布的新闻；

·非公有资本不得举办新闻舆论领域论坛峰会和评奖评选活动。

中国的互联网企业在传媒领域有广泛的布局，不知道这个更为具体的限制会为其带来如何的冲击，甚至有不得不退出这敏感行业的风险。事实上，中国政府对媒体的监管有增无已。去年8月有政府背景的中国公司入股字节跳动拥有1%的股权（「黄金股」），中国投资字节跳动的公司名为网球中国北京科技有限公司，该公司又为中国国家机构所拥有。具有国资背景的网球中国在字节跳动拥有一个董事会职位。同样做法更早之前在微博亦已经出现。以「黄金股」入股的方式，是容许政府对公司的运营有更直接的参与与监管。滴滴出行最近也与北京政府协商，让政府以黄金股方式入股滴滴，对关键营运策略亦有否决权。

除了对互联网企业的影响之外，这个负面清单若严格执行，则会大大压缩互联网博客和自媒体的活动空间，并限制有关公共事务的讨论。

对中国来说，2021年是监管之年，也是关爱之年，几乎所有与老百姓息息相关的议题，都得到政府的关顾：从用户数据安全，企业垄断行为，教育开支太大，功课压力，年轻人打机时间过长，有害新闻，以至要求艺人做到德艺双馨等，一一得到政府的关爱。

主要参考：

1. 〈内地监管风暴 震撼资本市场〉，《信报》，2021年12月23日

2. 〈中国严控非公资本涉足新闻 最新禁令会否引发行业震荡〉，「BBC中文网」，2021年10月13日

赵耀华 港大经管学院副教授
赵就琦 港大经管学院教学助理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二年一月十二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继《2016年施政报告》提出香港「再工业化」计划，创新科技局翌年成立创新、科技及再工业化委员会。至今香港工业化进展不大，市民对再工业化前景与政府的政策用心也不太了解。有见及此，笔者最近与香港生产力促进局合作，撰写《香港再工业化研究》报告，透过企业问卷调查及与业界代表焦点小组讨论，以微观数据分析制造业的当前挑战，以及利用工业4.0技术升级转型的潜力与困难，最后分析本港再工业化的可能性与政策期望。

2021年7月至9月期间，香港大学的研究团队访问了超过200家总部设于香港的制造业公司，锁定研究较具潜力的三大行业：食品科技、健康科技及绿色科技。

善用行业优势

此三大行业所以入选，源于香港的软实力与比较优势，而又同样必须面对科技转型的大趋势。于食品科技方面，「未来科技」包括不少利用合成生物制作的食物或物料，利用科研及创新思维制成食品之余，亦可望解决环保问题。

尽管制造业增加值在整体经济中的比重自1990年代初迅速下降，食品、饮料和烟草制品业却日形重要，根据政府统计处的数据，其增加值在香港制造业中的份额从1973年的4.4%升至2019年的 34.1%，就业人数亦从 2013年的30037人增加至2019年的34053人。在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系统下，「香港制造」的食品标签象征产品安全、品牌知名度和优质的美誉。业界持份者期望透过可提高生产力的新技术，包括机械人和人工智能等，推动先进食品制造成为香港再工业化的引擎之一。

健康科技方面，香港不但具备世界级医疗团队和基础研发，更可利用中、西医药的独特性，有利于药品生产及生命科技发展。贸易发展局的数据显示，2019年，香港约有250家生物科技相关企业，160家医疗卫生设备制造商。同年发布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中，生物科技及医药被列为大湾区新兴支柱产业，相信在这些政策的助力之下，香港应能发挥在生物科技及医药的传统优势，把享誉世界的基础科学研究转化为产品，惠及全球用家。

香港是亚太区内最大的生物科技公司首次公开招股（IPO）中心，位居全球第二。截至2021年6月底，已有67家医疗健康公司在港上市，以IPO集资共2090亿港元，见证本地生物科技生态系统的蓬勃和成熟。

话虽如此，特区政府在政策上无疑仍有加大力度的空间。根据香港经济研究中心2017年一项调查，58%受访企业表示在港招聘人才有困难，比国内高出17%，原因自然是香港工资以至住房补贴都高于内地；加上缺乏本地培养的研发人才，企业需从内地或海外进行招聘，况且国际科研人力资源竞争激烈，香港相关人才流失率亦因而提高。医疗人员供应短缺，初创企业更难聘得所需专才。要对症下药，特区政府不妨参考研究团队的焦点小组结论，多从「官产学研」界别通力合作入手。

至于绿色科技，就更是世界潮流，环保回收业重新备受关注，3Rs（Reduce、Reuse、Recycle）已变成5Rs（Refuse、Reduce、Reuse、Repair、Recycle）。废物处理向来是香港的迫切问题，按环境保护署的统计资料，倾倒在堆填区的固体废物总量，自 2002年以来一直大幅下降，直至2011年以后才略见回升。为缓解堆填区压力，特区政府积极倡导发展本地回收业，以延长废物的使用寿命，将其转化为有用的产品和材料，以供内销甚至出口。

发展绿色科技不仅可以改善环境，还可增加就业多样性。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2020年报告指出，可再生能源产业在全球创造多达1150万个职位，并预测到2050年，就业人数将增至4200万。根据政府统计处的统计，2019年在本港直接或间接参与环保回收活动者为数44670人，其在本地就业总人数中占比，则从 2008 年的 0.9% 微升至2019 年的 1.2%。

由此可见，回收业机遇处处，香港若能成功解决废物问题，就能把此一模式转移到全国甚至世界各地。若计划在全球绿色科技分一杯羹，首先要提升产业科技及产品增加值。港大研究团队发现，超过六成绿色企业在港设立生产线所需空间超过1万平方呎，反映回收业未有利用先进技术。如能善用科技，即可有效降低用地及生产成本。

综合调查结果

基于以上的分析，研究团队在三大聚焦行业中，以线上问卷形式访问了184家公司，发现90%、37%及22%的企业分别以香港、中国内地及东南亚为目标市场。按行业来分：食品科技业集中在本港销售，以香港为目标市场占98%，只有28%以中国内地及20%以东南亚为目标市场。至于健康科技业，74%以香港为目标市场，以内地和欧洲为目标市场则分别占49%和36%。绿色科技业与食品科技业类似，达90%公司以香港为目标市场，以内地和东南亚为目标市场的企业比率分别为39% 和24%。

透视企业所需

对于工业4.0技术（如物联网、自动化、人工智能、区块链技术等），半数企业表示有所认识；大多认为工业4.0主要能提升企业生产力、节省生产成本及增加营运弹性。其中 83%食品科技企业、64%健康科技企业及71%绿色科技企业均认为，应用工业4.0的首要原因是提升生产力。

研究报告亦涵盖土地及厂房设备问题。 土地面积对很多厂商来说，不是一个关键问题，大约 30至40% 公司认为 1万平方呎或以下的厂房面积就足够了，其中44%食品科技企业、46%健康科技企业及38%绿色科技企业表示，所需用地少于1万平方呎。主要困难在于缺乏空间建立自动化生产线，例如卸货区面积不足和楼底太低。可喜的是，52%企业计划将生产线迁往或扩展至香港，特别是食品科技企业（占74%；相对41%健康科技及62%绿色科技的受访企业），笔者相信新落成的先进制造业中心及现有工业大厦可应付有关厂房需求，增强港商回流决心。

就有关研发方面，报告发现58%受访企业有投入研发，其中73%属食品科技业、50%属健康科技业及75%属绿色科技业；16%企业更表示有计划将研发迁往或扩展至香港。至于企业选择研发地区的关键因素，则包括当地是否有研发基础设施（66%）、熟练科研人才（64%）、邻近生产设施（62%），法规要求（54%）、资助（51%）等。当被问及为何选择香港，企业看重的是高等教育机构（46%）、熟练本地科研人才（37%）、邻近生产设施（36%），研发基础设施（31%）、资助（29%）等。

有关人才短缺问题，只有28%受访企业预期在未来一两年可找到合适人才从事工业4.0相关工作，中长远而言，只有33%及37%分别预期在未来三四年及五年可找到合适人才。

紧握转型关键

整体而言，研究团队探讨的三大行业，都各自面临挑战，但同时亦有不少企业计划回流香港生产或进行研发。要发展工业，归根究柢，必先解决土地与人才问题。适当的政策配合，可令香港的软实力变成硬实力。

随着2019冠状病毒疫情带来的经济转变和疫后新常态，加上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化和中央及特区政府的新举措，笔者认为这是香港经济转型的关键时刻，期待香港转型成为国际科技和创新中心，从而带动生产力而惠及经济发展，改善民生，并透过再工业化加强与区内供应链、创科链的连接互补。

邓希炜教授
港大经管学院经济学教授、香港经济及商业策略研究所副总监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二年一月五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新冠肺炎变种病毒的威胁与日俱增，医疗保健和生物科技业有何应对办法，自然备受全球关注。生物科技的发展有助解决现存问题， 例如传染病疫苗、老龄化社会以至气候变化，对人类社会贡献极大；但研发过程漫长，技术风险高，尤其需要长期投资和雄厚资本，以及上市前后的持续融资。

生态日趋成熟

香港生物科技企业为数逾250家，是全球生物科技公司首次公开招股（IPO）的热门地点，世界排名第二，仅次美国。特区政府在《2018-19年度财政预算案》中，已将生物科技定位为创新科技一大重点。

环顾世界各地，生物科技公司的集资活动都在加速增长，集资渠道包括创业投资、收购、合伙经营和IPO。据顾问公司麦肯锡分析【注1】 ，2020年全球生物科技业共筹集366亿美元创业投资资金，较2019年增长45%；在公开市场则筹得343亿美元，较2019年增幅高达186%。

美国方面，根据摩根大通的研究【注2】 ，2020年，医疗及生命科学公司的投资额都创历史新高，达成729宗创投融资，较2019年上升49%；而2021年的创投融资总额超过1亿美元。

广开集资绿灯

2018年4月 ，香港交易所（港交所）在《上市规则》中引进了第18A章，涵盖尚未有盈利的生物科技公司的上市。自推出以来，医疗健康业生态圈逐渐成形，目前已上市的18A公司包括生物制药和医疗器械，预计将扩展至新兴生物科技子行业。截至2021年6月底，共有67家医疗健康公司在本港上市，融资总额达2090亿港元，其中33家为未有盈利的18A生物科技公司，共募集870亿港元资金【图1】。

*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 资料来源：香港交易所

2020年8月，恒生综合行业指数（HSCI）允许根据第18A章上市的合资格医疗健康公司纳入其中；同年11月，南向「港股通」亦允许此类公司纳入其中。从【图2】可见，恒生生物科技指数的表现，优于医疗保健、必需性消费、金融，以及资讯科技等各大行业指数。

资料来源: 雅虎财经 （截至 2021 年 12 月 5 日）

生物科技指数在2020年和2021年的增幅分别为53%及24%，而同期恒生指数变化分别为+3%–10%。

慎防急于求成

疫情期间，生物科技公司的融资趋势反而向上，18A公司更录得超额认购，2021年已有17家18A公司成功上市。

如【表】所示，截至12月3日收市为止，这类公司只有13家股价高于发行价，跌破发行价的则有27家，比例超过半数。跌幅最大的是歌礼制药，从发行价14港元到12月3日收市价3.13港元，跌幅高达78%；至于康希诺生物股价则比发行价大涨近600%。这类18A生物科技公司的投资风险由此可见一斑。

资料来源: Aastocks（截至 2021 年 12 月 3 日）

18A新规则将上市制度带入新时代，有助部分公司加强研发，巩固发展基础；但亦有公司借上市追求超级估值，以博宣传，形成良莠不齐现象，跌穿发行价的公司也就屡见不鲜。

生物科技业面对四大挑战。第一，研发需时，投资不稳定性及风险都偏高。第二，企业须不断创新，确保在相关领域前沿占一席位。第三，企业须不断学习，并汲取其他科学领域的新发展成果，以丰富本身的知识库。第四，确保知识产权受法律保障，并追上科技进步。此外，有赖大学、金融市场、政府政策、监管机构多方面配合，缺一不可。

业界丰收可期

中国内地人口老化一直是医疗业发展的一大动力。根据国家统计局，内地60岁或以上人口达2.64亿，占总人口18.7%，而世界卫生组织估计，中国老年人口在2040年将达4.02亿。按2021年3月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国家「十四五」规划，内地将推动生物科技发展，尤其是生物医药及生物材料。相关投资活动明显加快，科创板自2019年推出以来，已有66家生物医药企业在此上市。 2020年，医疗及生命科学业在科创板的新上市数目及募集资金总额名列第三，占同年A股市场募集资金的13%。

香港拥有深厚的生物科技科研基础，透过日趋完善的生态系统，提供充沛的流动性，协助国内公司走向国际，亦吸引海外公司打进内地市场。 2021年11月，特区政府与贸易发展局（贸发局）以「强韧迎变 共塑可持续未来」为题，举办首届亚洲医疗健康高峰论坛。贸发局主席林建岳表示，香港的生命健康科技创新研发日益蓬勃，结合大湾区的庞大市场及生产优势，是理想的医疗科研、临床、投融、商业化的一站式平台。笔者建议，本地大学应各展所长，参与多项前瞻性的生物医学研究。

本港具有健全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和融资渠道，足以进一步发展医疗及生物科技业的综合生态系统，以培育本地初创企业，吸引海外人才一展抱负。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布的2021年全球创新指数，香港在上榜的132个经济体中位列14，在创意成品方面更为世界之冠，在市场成熟程度排名第三。至于在创新集群一环，香港─深圳─广州亦仅在东京─横滨之后高踞第二位。

在《2021年施政报告》中，特首林郑月娥拟定在港深创新及科技园内设立「生命健康创新科研中心」，集合20多所与健康相关的实验室，推动特区发展成为国际级的医疗、生物科技及医学研究中心。香港不但是医疗公司及未有盈利的生物科技公司的上市选点，亦能向这类公司提供与本地及国际不同类别的投资者连接的机会。再者，成熟的医疗系统及稳健的通讯基建，也是香港成为医疗及生物科技初创企业发展基地的有利条件。

参考文献：

《香港交易所与生物科技期刊》1–6期，香港交易所，2019-2021年

《推动生物科技及医疗行业进一步发展：善用香港金融基建》，香港金融发展局，2021年11月

【注1】：麦肯锡，《生物科技前景如何：另一波浪潮还是低潮？ 》，2021年4月

【注2】：摩根大通，《2021年生命科学展望：初创企业融资不断变化》，2021年

谢国生 港大经管学院金融学首席讲师、新界乡议局当然执行委员

章颖芝 香港大学附属学院讲师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网上流传这样一条选择题：「疫情过后，谁在主导你公司业务的数码转型？」答案并非行政总裁或技术总监，而是2019冠状病毒。这个答案虽听上去颇具玩笑意味，但却甚具现实意义。顾问公司麦肯锡（McKinsey & Company）对899位高管进行了调研，受访者中绝大部分表示新冠肺炎疫情是促使其公司业务数码化的催化剂，而数码化进程也较之前的预期更快速。公共卫生危机尚未爆发之际，受访者公司普遍以为「需超过一年时间才有望实现远程工作」，但实际上疫情后这些公司「平均只需11天就能制定可行方案」。

时代冲击

回顾2019和2020年，在商业策略变化、消费行为扰动以及商业模式升级等方面，2019冠状病毒病堪称首要因素。事实上，踏入本世纪以来，扰动已经成为常态。黑莓（BlackBerry）和诺基亚（Nokia）等一度被视为无可替代的业界翘楚，均在与新进公司的竞争中失势。雅虎（Yahoo）和通用电气（GE）等虽仍有立足之地，但地位也已大不如前。

新旧更迭正在全面加速──如以一款产品/技术的用户数量突破5000万作为衡量进度的指标，航空公司用了64年、信用卡用了26年，互联网和微信分别只用了7年和1年，而宠物小精灵GO（Pokemon GO）只用了19天。

然而，企业的寿命并没有因为其增长加速而得以延长。据顾问公司Innosight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标准普尔500指数中公司的平均寿命仅约20年，反观在1965年首度进行有关统计之际，公司平均寿命则超过30年。企业平均寿命缩短到底原因何在？

移动互联网的范式转移

解释之一是如今的营商环境更为瞬息万变、充满不确定性、错综复杂且边界模糊，有更多的因子可以促成企业的成败，而这些因子正加速变化。若以常用的策略工具PESTEL（涵盖政治、经济、社会、科技、环境、法律层面）分析营商环境，整个社会在方方面面中斗争巨变：从去全球化到通货膨胀、从人口老化到数码化，从全球暖化到反垄断法等范畴。当下世界充满着黑天鹅与灰犀牛。

观乎各种变化，若论对世人生活影响最明显深远者，笔者认为首推智能手机。智能手机大行其道，个人掌握资讯的方法随之彻底改变。现时美国人每天平均花上五六个小时使用手机，中国人略多一些，年轻人所花时间想必更长。虽然令人担心玩手机或会成瘾，不过智能手机也带来莫大方便，让大众随时随地取得所需资讯。时至今日，除了电子书和网约车程式以外，一些餐厅甚至取消了菜单，因为它们默认顾客会有手机。智能手机，从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人们身体的一部分。

随着智能手机日趋普及，其收集的客户资料也不断增多，有利于向合适对象传送广告，甚或厘定适当贷款息率。资讯类别加上日益精良的算法，更足以推动数码革命，令全球产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正因为供求两方面同时转变，套用库恩（Thomas Kuhn）的说法，世人正经历一次范式转移。

源自优化顾客服务的颠覆

种种范式转移意味着各项创新会随之而来，对现有业务造成冲击。成功的企业领袖能洞烛冲击趋势，强调变革之需；一般公司领导却往往未能掌握先机。壳牌（Royal Dutch Shell）行政总裁范伯登（Ben van Beurden）早在2018年表示：「当前的挑战在于大家再也无法掌握未来去向。」这大概也是当前各行各业的处境。

即使未来难以预测，颠覆来自何方亦无法得知，然而企业应着眼于改善顾客服务，这点倒是清楚不过。在其著作Unlocking the Customer Value Chain: How Decoupling Drives Consumer Disruption中，哈佛大学商学院前教授Thales Teixeira表示：「Airbnb并未对四季酒店集团业务造成颠覆。颠覆其实来自顾客；为求满足其渐变之需，顾客于是改变自身行为。」简而言之，着眼点应在顾客。顾客价值链中的活动，仅有一部分具有价值，其余部分反而有损价值。

聚焦有利创造价值的活动并非新概念。难处在于新的商业模式有时要对这类增值活动加以改变，由此引起的疑虑和抗拒心态，往往甚为普遍。2019冠状病毒病爆发，对作出改变反而有利。以学界为例，大学经常邀请海外学者亲临发表其研究成果，虽然讲者长途跋涉，难免费时失事，但主办单位和演讲嘉宾始终认为，当面交流不可或缺。由于疫情蔓延全球，视像会议既已习以为常，今后大概仍将继续采用。

要业务蒸蒸日上，关键在于真正了解顾客，并须检视公司擅长提供何种足以创造价值的活动。在某程度上，这是价值链上的蓝海策略。企业通过消除、减少、提升现有因素或创造新因素，重新设计产品，从而以最有效的方式满足不一样的顾客需要。但蓝海策略无形中假设价值链中各项主要活动已共冶一炉，在后疫情世界，还须特别留意如何重组价值链，务求让更多顾客满意。

时代冲击下的三大策略程序

更实际的问题是，企业如何组织架构，实施以顾客为中心的策略。理想中的策略程序为：第一，企业能收集和传送快而准的资讯。其次，所获资讯得以妥为核实，并制定良策。最后，计策得以有效实行。但实际上，策略程序可能大错特错，尤以大机构为然。

有关关键决策者为何未能取得适当资讯，思科（Cisco）前行政总裁钱伯斯（John Chambers）曾经写道，他在IBM任职期间，指出公司所制微型电脑不易使用，既不受顾客欢迎，亦有损公司声誉。可惜副总裁竟回覆说，公司对此宁愿充耳不闻，皆因他本人所得花红系于产品销路，所以钱伯斯应加倍努力促销。

上述现象在大企业中是家常便饭，但它对面临数码潮流冲击的企业往往是致命的。如何避免新资讯在沟通过程中遗失？办法之一是确保直接沟通途径，管理高层应花时间聆听年轻雇员心声，并确保沟通途径畅通无阻。另一方法是在管理上尽量避免叠床架屋，以免拖慢处事速率。企业应考虑运用科技处理常规式任务，减轻中层管理人员的负担。最后，还应加快回应效率；在不致引起无法弥补损失的情况下，将决策权下放。

第二，面临冲击之际，无疑难以评估形势及制定良策，就像著名的「鸭兔错觉」图像，亦鸭亦兔，扑朔迷离。一家公司业务的未来发展方向，说不定亦会出现如此错觉，到底是「鸭」还是「兔」，也许取决于哪个影像较为深入人心。

洞悉世情本质上是一种不完全又难掌握的艺术。企业有何妙法评估形势？可行建议之一是强调「第一原则」，以理论为着眼点。虽然要取得成功，故伎重施似乎较为稳妥，但在波谲云诡的环境中或会适得其反。建议之二，就是在资源充足的情况下多管齐下，然后择优而从之。此外，还应脚踏实地，顺应形势。理论固然适宜精简，实践起来更应灵活，知所变通。

第三，在变幻莫测的时代，要有效执行更谈何容易，因为多变带来各式各样挑战，权衡利害殊非易事。有意应对而又能从中获益者，或会因为变化带来的不确定性而裹足不前，因此宁取保守方案。至于可能在变化中受损者，更会因此抗拒改变，而以不确定性为借口，坚称变革并非良方。

显而易见的一个可行方案，是奖励创新者 ，无论成败。如此一来，改变意愿较高者就会获得较大鼓舞。当改变正在进行，可透过轮替方式作出改变，借此减轻拒变者的不满和疑变者的顾虑。至于全无改变诱因者，则不妨以重组公司架构方式，缓和其对改变的消极情绪。

政府的角色

如何应对疫情后的挑战，不仅是企业的问题，也是全社会的问题。一个国家和地区能否抓住疫情后的机遇，与其所在地的政府有莫大的关系。一般而言，政府需要在三个方面作出更积极的应对：基础设施、规则制定、社会保障。

政府投资基础设施是因为它们产生正面界外效应（亦即具正面溢出效应）。以往的例子包括公共教育、医院、运输。在数码时代，若能由政府提供较佳基础设施，以便互联网服务更为快捷、稳定，这样会降低企业向数字化转型的成本，也方便让企业实施员工在家办公等创新聘用安排。

不可不察的是，政府的直接投资活动往往受低效所累。政府的一大角色可说是制定各种规例，以便整体经济适应变化。换言之，有关规则必须有利于适应环境转变。改变规则容或出错，但政府不能因噎废食，其大原则理应在于先行制定便利初创企业和创新科技的规则；其次则在建立程序，以便对新资讯作出快速回应。毋庸置疑，改变规则的相关程序须具透明度，并取信于公众。

最后，在瞬息万变的时代，失败者定必较平时为多。今时今日，数代同堂的大家庭已日渐式微，足以提供有效社会安全网的重新分配政策尤显重要。这种政策的受惠者并不仅仅限于冲击中的受损者；在社会安全网的有力保障下，个人和企业亦会减少对失败的顾虑。在大时代的冲击下，勇于创新和冒险更是社会成功的不二法门。

房育辉教授
港大经管学院教授（管理及商业策略、经济学）

李晋教授
港大经管学院教授（管理及商业策略、经济学）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迄今为止，2019冠状病毒病（COVID-19）的疫情还远未结束。尽管病毒仍在世界各地肆虐，香港仍需依赖严格的旅游限制和检疫措施来阻止病毒变种的流入，但我们建议政府，应提早研究后疫情时代的新常态，并根据研究制定相关政策，从而让本港经济得益。

不少国家已有类似的计划，例如新加坡成立了一个后疫情经济复苏工作组。该工作组由国家发展部长李智升（Desmond Lee）和PSA国际集团首席执行官Tan Chong Meng担任主席，带领来自公私营部门的21名成员为疫情后的经济复苏提出建议。其中包括反对逆全球化和保护主义，并特别强调新加坡须保持对全球人才和技能开放的态度。

疫后复苏 人才争夺战

全球经济正转型为以知识和创新为主导，各个国家对具备合适技能和创造力的人才需求日益俱增，因此世界各地对人才的抢夺正在加剧。立法会秘书处资料研究组于2019/2020年第二期的研究简报中指出，香港的人才引进计划成效并不理想。报告提及，香港的高生活成本削弱了其所支付的高薪的竞争力：若将不同地区的薪酬按汇率转换成美元来进行对比，香港高级专业人士的年薪在国际上并不特别有吸引力；若以所在地区的生活成本为参考，香港的薪酬甚至比内地和新加坡同行低。另一个阻碍人才来港的原因是，香港在各项全球宜居性调查中总体得分不高。其他因素包括环境质素、生活质素以及外籍人士配偶和子女能获得的支援。因此我们建议香港政府提出政策以增加房屋供应，从而控制楼价和租金。这不仅有助吸引更多专业人士来港，为香港经济作出贡献，亦有助降低在港营运公司的薪酬成本。

疫情也改变了市民的工作方式。例如，愈来愈多公司允许员工远程工作（例如在家工作），这意味着企业在香港招聘时亦要把那些不愿搬迁至香港的外地求职者考虑在内。因此，我们不难想像，港企需要和其他地区的对手（例如新加坡）争夺这一类人才。远程工作的普及将改变城市争夺人才的方式。

在新常态下，政府必须制定具体政策吸引人才来港工作，因为以这种模式工作在某些行业很常见。政府也须决定应否吸纳大量选择居住海外的人才为香港公司工作。

目的导向监管策略

过去十年，日新月异的技术已深刻改变我们的生活：以机器学习（machine learning）为代表的人工智能的长足进步，加强了公司了解并满足客户需求的能力。金融科技（FinTech）也颠覆了消费、传统银行业务、借贷和投资的运作方式。多年前政府出于善意而写下的监管规则，到今时今日可能已成为绊脚石。因此，监管方式需要与时俱进。学院最近于《2021年香港经济政策绿皮书》中，就强调了在瞬息万变的时代，制定以目的为导向（Fit-for-purpose）的监管法规的重要性。

据《南华早报》2019年3月21日的报道，2018年有关香港的士司机的投诉达到新高，超过11000宗，相较过去十五年多了超过一倍。我们认为，引入竞争可对的士司机施加压力，是提高服务质素的有效途径。尽管香港人口在过去26年增长了23.5%，但自1994年以来，香港政府并没有颁发任何新的的士牌照，这意味着的士司机不需要改善服务质素，也能继续接载乘客。若优步（Uber）等交通网络公司（transportation network company）平台能进入市场，的士便需要面临来自私家车的竞争。即使消费者委员会提出，「为了降低进入壁垒并促进创新，建议减少对网上叫车服务的规范要求。」但时至今日，私家车司机在香港提供收费服务仍属违法。

为了增加的士与网上叫车服务之间的竞争，我们在政策绿皮书中提出的一项建议是，政府应出售经营交通网络公司的特殊牌照，持有这类牌照的公司能合法地提供私家车乘车服务。为减轻它们与的士之间的冲突，政府可以限制每个公司旗下车辆的数目，每日乘车次数，或只允许旗下车辆于特定时间载客。销售这些牌照的部分或全部收入可以转给现有的士牌的持有者，以减轻这些公司对现有持牌人造成的损失。因此，网络叫车服务所遇到的来自的士持牌人的阻力就会减少。如果交通网络公司能为乘客和司机创造可观的价值，那么它们应在支付给予的士持牌人的补偿后，依然保持盈利。笔者亦留意到近期，交通网络行业出现了一些新的进展：2021年8月20日，优步宣布收购香港的士应用程式，收购后优步同时为的士和私家车司机提供服务。

我们坚信交通网络公司、的士行业相关人士和消费者之间存在三赢。因此我们建议政府应尽快制定政策把交通网络公司合法化及加以规管，而不是将此事无限期地搁置。我们意识到下一个颠覆性的技术或商业模式的出现只是时间问题，政府应该在其出现之前，在监管方式上做出变革。例如，近年来，愈来愈多患者使用远程会诊或在线医疗谘询。尽管患者并非与医护人员共处一室，但其体验可能未必逊于当面会诊。鉴于香港医生短缺，愈来愈多患者可能会从香港以外的地区获取远程会诊服务。因此，对于海外医生通过互联网向香港居民提供谘询甚至开药方是否合法的问题，政府应尽早研究并采取行动。

我们会在后续文章继续探讨后疫情时代与经济复苏有关的话题，并根据我们的见解提出其他政策。我们希望我们的政策建议有助于提升香港的竞争力，使本港经济在疫情后强劲复苏。

参考：

Commonwealth Enterprise & Investment Council, “Singapore’s post-COVID-19 recovery plan and Commonwealth,” 24 May 2021

HKU Business School, Hong Kong Economic Policy Green Paper 2021

Mayur Shetty, “Solve. Care partners HealthLink to bring cross-border telemedicine to India,” The Times of India, 17 Sep 2021

Research Office, Legislative Council Secretariat, “Research Brief Issue No. 2 2019 – 2020”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Complaints against Hong Kong’s taxi drivers hit record 11,000 in 2018 with bad driving, longer routes and overcharging among gripes,” 21 Mar 2019

房育辉教授

港大经管学院教授（管理及商业策略、经济学）

李晋教授

港大经管学院教授（管理及商业策略、经济学）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一年十二月十五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政府如何干预经济是经济学中一个重要的课题。教科书给出简单的答案：只有在市场失灵或社会财富分配极端不均的情况下，政府才需要介入经济运作。反观现实，恐怕没有哪个政府如此「无甚作为」。即便是在信奉自由经济的香港，政府的作用也远不限于解决市场失灵或财富分配的问题。当下社会有一种声音，希望政府能更积极地制定经济政策，促进持续发展。

有为无为之辩

特区政府应该奉行无为而治还是积极干预的经济政策？笔者在所任教的工商管理学硕士课程的课堂提出这个问题，让来自各行各业的学生各抒己见。一番热烈讨论后，少数学生坚持认为，政府现在已经过度干预经济活动。政府应该更加「无为」，才能让本港保持国际认可的自由经济地位；一部分学生针锋相对，指出政府应该更加积极大胆地作出干预，制定鲜明的产业政策，促进与内地的经济融合。

大多数学生则认为，政府在经济政策上无功无过，保持现状才是稳妥之道。他们并非认为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无可挑剔，而是觉得恰如其分的经济干预异常困难。没把握的有为而治，还不如低风险的无为而治。

利益左右政策

适度的经济干预为什么那么困难呢？原因之一是公共政策深受利益集团的影响。1971年，芝加哥学派的顶梁柱斯蒂格勒（George Stigler）发表一篇题为〈经济管制的理论〉的论文 【注1】 ，宣称「作为一个普遍规则，政府管制是企业努力争取的结果，其设计和操作皆服务于实业界的利益。」在此之前，经济学界普遍认为，管制的核心是政府以有形之手纠正市场失灵，从而促进良性竞争，保障大众利益。这位1982年诺贝尔经济学得奖人却痛陈管制的本质是政府与实业之间的利益交换，其结果是经济机会不均以及大众利益受损。

不难想像，此文引起轩然大波：喜之者认为作者扒下了政府管制的丑陋面目，不愧是捍卫自由经济的斗士；恶之者则认为作者以偏概全，小题大做，逞妙笔生花之能，作哗众取宠之事。

毁誉之间，斯蒂格勒这篇力作成为产业经济学过去50年间最有影响力的论文之一；其现实意义也毋庸置疑。美国的产业规管和商贸政策处处留下大企业在背后操纵的痕迹，而华盛顿的政治游说已经产业化，规模日渐庞大。不久前，在论文发表50周年之际，芝加哥大学布思商学院特别举办一个研讨会，探讨美国的产业规管之路。尽管不少与会者认为论文有言过其实之嫌，但担忧以大企业为代表的利益集团对产业政策产生不良影响却是共识。

当下，如何管制以互联网公司为代表的高科技产业，是全世界诸多国家和地区所面对的难题。自去年以来，北京政府对以互联网和资讯科技为依托的各类企业频频出手，管制招数层出不穷，引发市场震荡。互联网巨头对社会影响深远，诚然到了非管不可的地步，而且内地政府的管制手段也不太可能是某些企业游说的结果。

主义凌驾问题

不可不察的是，每项管制政策都会带来新一轮的利益分配，甚至强化某个集团的利益，反过来牵制政策的执行，并且可能改变政策的方向。这是斯蒂格勒论文的言外之意，政策制定者对此必须有所警觉。

左右经济政策的另一大力量是意识形态。近几年笔者跟美国的朋友谈起经济政治问题，听到最多的忧虑就是，美国经济政策的制定不只是为了解决具体问题，而是服从于某种主义。结果政策非左即右，以致常常自相矛盾。政策失去中立性，最终受损的是公众利益和政府的公信力。去年美国总统大选出现的种种冲突，便是主义凌驾问题的一个缩影。意识形态的尖锐冲突导致经济政策举步维艰，相信经历了这几年社会动荡的香港人深有体会。

意识形态的对立一旦消除，经济良策是否就会自然出现？这却也不尽然。这个问题可以从组织经济学的角度探讨。有些企业领导者刻意表现得极为偏执，认定了一个方向，就踩上油门直路行走。这样有助于加强领导力，在企业风雨飘摇之时起到凝聚人心、方向明确的作用。但这种偏执战略会排除掉很多解决问题的方法，其弊端极为明显，特别是在企业需要寻找新增长点的时候。

在公共政策领域，意识形态具有强烈的排他性。一项政策一旦贴上某某主义的标签，就动弹不得。然而试验性的政策往往需要因地制宜的灵活性，所以强化主义必然会导致政策僵化；左摇右摆、相机而动则必然弱化主义。最好的办法就是像当年胡适所说：「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创意促发创新

政府要适度有为这么难，但却不能无所作为。好的政策从哪里来呢？并非所有经济学家对政府干预经济都持悲观态度。哈佛大学教授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便是倡导有为政府的代表人物。2014年，他发表了一篇题为〈当主意凌驾利益：偏好、世界观以及政策创新〉的论文 【注2】 批评经济学家长期对政策的理解过于狭隘，以致限制了政府的有为空间。在这位著名经济学家看来，政策也是一种生产技术，对经济增长有直接影响，并特别强调政策创新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他认为跟科技创新不断放宽企业的技术约束一样，良策有利于放宽政治对经济的约束，从而释放经济活力。他指出，好的政策创意来自政府官员的企业家精神、实践中的经验积累、应变危机的需要、政策突变以及参照其他政府的做法。

尽管这一套理论源自拉丁美洲和非洲国家的发展进程，罗德里克的观点在内地颇受认可。中国改革开放几十年间，从最初开放市场，到企业产权改革，再到出口贸易融合外资以及现在的科技创新，全都离不开地方政府的政策创新。相比之下，自由经济体面临的政治约束比较少，地方政府也就缺乏政策创新的动力。

香港经济目前要融入粤港澳大湾区，难免面对经济体制的诸多掣肘。特区政府在经济中的一大作用，便是通过政策创新为企业解决问题，推动经济发展。比如10月公布的《施政报告》提出建设北部都会区，其成败的关键在于能否融汇整合本港与内地的资源。这不仅需要特区政府积极与内地政府互动，更有赖特区领导班子有胆有识地推动政策创新。

【注1】： George Stigler, “The Theory of Economic Regulation”, The Bell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cience, Vol. 2, No. 1 (Spring, 1971): pp. 3-21.

【注2】： Dani Rodrik, “When Ideas Trump Interests: Preferences, Worldviews, and Policy Innovations”,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Vol. 28, No.1 (Winter, 2014): pp. 189-208.

吴延晖博士
港大经管学院副教授（经济学、管理及商业策略）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一年十二月八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

特殊目的收购公司（Special Purpose Acquisition Company；简称SPAC）早于1990年代已在美国出现。以SPAC融资 上市虽非主流，但对比传统的首次公开招股（IPO），SPAC能提供更快捷的途径进入公开市场，尤其便于初创公司。

SPAC是一种壳股公司，创办人或投资者通常是资深私募股权基金管理人。评估这类公司的投资价值，可考虑股东 背景及管理团队往绩。SPAC本身并无业务，透过IPO集资，以期在上市后（一般在两年内）物色有前景而未上市的企 业作为并购目标。并购完成后，目标公司即能上市。

由新世界发展行政总裁郑志刚持有的Artisan Acquisition Corporation，是一家在美国纳斯特上市的SPAC公司 ，刚在9月宣布与基因及诊断检测公司Prenetics协议合并，令Prenetics成为本港首家在公开市场上市的独角兽企业 。

美国的SPAC经验

继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3月透露，特区政府已要求香港交易所（港交所）研究推动SPAC在港上市后，港交所随即于 9月17日刊发市场咨询文件。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则在10月的《施政报告》中，表示支持港交所进一步改善SPAC上市机 制。

美国至今最大的SPAC并购交易，是2021年初Gores Holding IV收购United Wholesale Mortgage，作价160亿美元 。

SPAC从各行各业不断寻找有利可图的并购目标，对较为成熟的未来科企需求尤为强烈，例如电动汽车、医疗保健 、金融科技以及其他消费技术企业。截至本月11日，美国536个SPAC并购目标之中，480个属科技相关领域（占比高 达九成），其中68个在医疗保健、55个在金融科技、36个在可持续发展领域【图1】。

【图1】 SPAC 并购目标分类

资料来源：SPAC Track （https://spactrack.net/stats/ ，检索于 2021 年 11 月 11 日）

根据港交所特殊目的收购公司咨询文件，美国上市SPAC的IPO集资额，由2019年的136亿美元激增至2020年的834亿 美元。在2021年上半年，当地SPAC新股总数为358，IPO所得款额达1110亿美元，已超过2020年全年数字。

【图2】显示，在2008年环球金融危机及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中，环球股市大幅波动。在这个时期，美国SPAC新股 占整体新股的比例偏高，可见经济动荡和失业率高企都可能促使公司加快集资，以维持偿债及变现能力。

【图2】 2005–2021 年上半年 SPAC占全部美国新股百分比

资料来源：香港交易所、Statista

美国SPAC在2020及2021年间非常蓬勃，主因之一是美国联邦储备局为应对疫情作出了大量金融流动操作。在债券 收益率低迷之际，投资者寻求SPAC以提高回报，或利用SPAC的结构性赎回权作为低风险的投资工具。投资者可选择 在业务合并前赎回投资，或在评估目标业务的潜在回报后继续投资，其灵活性可见一斑。

SPAC上市比传统IPO更省时、更具成本效益。随着知名艺人、商界巨头纷纷推出个人SPAC，此举吸引了不少实力雄 厚的投资者，一般投资者亦趋之若鹜。

热潮中的隐忧

不过，SPAC往往出现发起人与股东之间的利益矛盾，亦出于为求达成交易的经济诱因而犠牲并购质量。其中一个 瞩目的例子是在2020年6月，被SPAC VectoIQ并购的初创企业尼古拉公司（Nikola）被其股东指控。股东们声称，他 们在受公司误导的情况下作出错误的投资决定。事缘在2020年9月，通用汽车宣布将收购尼古拉20亿美元股份，但尼 古拉公司的电动汽车技术及后被指涉及欺诈。两个月后，通用汽车放弃入股协议，尼古拉的股价从2020年6月 93.99美元的高点，跌至2021年3月19日的15.42美元，投资者的诉讼亦随之而来。

由于SPAC的投资者要面对上述风险，无论在物色收购目标，还是作出合并上市的决定时，政府当局都必须确保妥监管，以保障公众投资者的利益。

SPAC是反向合并（reverse merger）的集资方法之一。但不可不察，根据有关反向合并周期的研究，投资泡沫的 形成往往涉及市场对相关交易手法的接受程度。当反向合并交易逐渐普及，会引发相继模仿而进一步成为热潮。与 此同时，随着反向合并势头过猛，投资者和媒体未免会对此有所保留。当交易涉及低声誉企业的比例日增，疑虑就 会进一步加剧，导致反向合并的市场估值下滑低企。再加上媒体的负面报道，信誉良好的公司亦会敬而远之。

在传统IPO上市过程中，申请人须提供财务报表、潜在风险和历史经营业绩等数据，但对并无实际商业运营的 SPAC而言，就会出现讯息披露的问题。

回报预期的落差

SPAC的估值取决于能否觅得目标并购企业，锁定后若遇竞争对手，能否以高价及具吸引力条件获得目标青睐？并 购成功后，其投资管理层又能否和被并购企业的务实管理层创造双赢局面？受制于这些未知之数，SPAC在并购前的 表现往往远逊于传统新股公司的上市表现【图3】。

【图3】 2015–2020 年上市 SPAC 与传统新股上市首月平均回报率 (%)

资料来源：香港交易所、Dealogic、彭博

下【表】列出2019年1月至2020年6月期间，47家美国上市SPAC在合并后的平均回报。SPAC于合并后的投资表现 ，跟发起人的质素有莫大关系：高质素和非高质素SPAC发起人的12个月平均回报，分别是亏蚀6%及57%，总计损失约 35%。

【表】SPAC 在合併後的平均回報

注：「高质素」SPAC 发起人指与名列 PitchBook、管理资产总值达 78 亿港元或以上的基金相关人士，或者是财富 500 强公司的前总裁/高级管理人员。

资料来源：香港交易所

在2021年3月，在利率上升和通胀预期影响下，投资者以破纪录的速度，将目标从高增长的科技股转向周期性价值 股及SPAC。随着投资潮延伸到SPAC，投资者亦重新审视可能出现的泡沫风险，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也指出 ，研究表明SPAC的投资表现与大多数投资者的憧憬不符。

至于最大的风险，莫过于以巨额资金追逐数量有限的高质量并购目标、过于进取的投资项目及其估值，以及保荐 人和股东之间的不协调等。

对香港的启示

《经济学人》今年初就50项近期完成或有待落实SPAC交易的公司作出统计，发现大约一半公司的盈利预测为亏损 。这50家公司目前的每年营业利润总额约为10亿美元，但公司管理层却向投资者表示，预测营业利润将于2023年出 现奇迹，跃升至150亿美元。这究竟是空头支票抑或投资泡沫使然，就要考验投资者的胆量和智慧。

根据Dealogic及标普智汇，截至2021年7月13日，有25家总部位于大中华区的SPAC在美国上市，IPO集资共约42亿 美元（331亿港元），当中20家总部设于香港，5家设于中国内地。若香港市场允许企业透过SPAC上市，或更有助争 取大中华公司来港上市。
SPAC为公众投资者提供机会，透过股份和权证与专业的SPAC发起人一同投资，如同投资私募基金一样，却毋须支 付这类基金的高昂管理费用。然而，由于一般本地散户投资者对SPAC认识不深，实有必要在这方面加强公众教育。

SPAC上市在美国引发热潮，早已吸引了亚洲地区部分政府的目光。SPAC在亚洲具有发展的潜力，香港应从中掌握 机遇。在本地资本市场推广SPAC具有价值和意义，因为SPAC上市享有自身优势，为发行人提供一种替代上市方式。 香港作为领先的国际金融中心，资本市场深度广度兼备，而且云集了不少机构投资者及专业人才，加上世界级监管 制度，足以为SPAC的发展提供有利环境。

参考文献

特殊目的收购公司咨询文件，香港交易所，2021年9月

SPAC spectacle，《经济学人》，2021年4月24日

The SPAC Bubble is About to Burst，《哈佛商业评论》，2021年2月18日

谢国生 港大经管学院金融学首席讲师、新界乡议局当然执行委员

章颖芝 香港大学附属学院讲师

（本文同时于二零二一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载于《信报》「龙虎山下」专栏）